自由、功利战胜民族意识：资本主义击败国家主义
随着德国与意大利的武力统一、“一战”前夕的政治混乱和经济危机，欧洲诸国民族情绪高涨。“一战”结束后，极端国家主义威胁个人自由和资本自由，终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联手击败国家主义。
资本社会撩动了共产主义，也引发出国家主义。相对于共产主义的乐观和悲天悯人，国家主义就比较现实功利，对人性也比较悲观。它不满没有国界的全球资本对国家主权的支配，但也恐惧国际化的共产革命对国家存亡的威胁。它想控制资本又镇压共产，实在是对全球资本和国际共产的一种挑战。为此，全球资本和国际共产都容不了它。
国家主义的意念包括国家利益至上、保卫民族和领土、排斥其他种族和文化。有时是“反动性”的，如恢复某些过去的理想或驱逐某些外来的人种；有时是“革命性”的，如民族独立运动。一般史学家认为国家主义滥觞于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美国的“天定命运”有着浓厚的国家主义意味（第三篇第二十一章），但国家的理念早在14、15世纪英法百年战争就已萌芽，16世纪成形。宗教改革其实是德语民族自主运动的开始。17世纪三十年战争的宗教冲突下，实际是国家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斗争。但是出来的结果却是绝对君权，也就是君主权力与国家主权的结合，出现了路易十四的名句，“朕即是国”。这些，都在第三篇中交代过。19世纪，俾斯麦策划统一德国[附录8:德国统一]，加富尔（Count of Cavour，1810—1861）策划统一意大利，这也是民族情绪走向极端的开始。这些统一都是生于革命思想，由“开明人士”带头，追求个人自由与民族自主，然后有强人出现，以武力与权谋去实现大业。因此，从一开始国家主义就是非常情绪化并带有暴力倾向。到了20世纪，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夹缝中，出现了破坏性极强的极端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这里我们要特别看看纳粹德国。
“纳粹”是“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的德文简称。顾名思义，它是国家主义（民族至上）和社会主义（反资本主义）的结合。但它的民族至上有强烈的排外性，它的反资本主义有狡狯的功利作用。它是彻底的德语民族沙文主义。
“一战”结束时（1918年11月11日是“停火”[Armistice],并不是和约），战场都是在德境之外的法国和比利时，协约国军队从未踏人德境，柏林与最近的前线距离超过450公里，而且德军撤退有条不紊。德国虽然战败，但德国老百姓败得很不服气。于是，就出现了“背后插一刀”（stabbed in the back）的传言。德国人认为战败是因为后方不争气，未能供应前线，更有人暗中破坏，出卖国家。其中犹太人是罪魁祸首，有的发国难财，有的做间谋，有的煽动工潮，有的暴乱造反。短视的《凡尔赛条约》彻底地侮辱了德国人：德国需要赔款偿还七十年、莱茵河区解除武装、协约国驻军德境，并要德国承担战争的全部责任。德国老百姓怨气冲天。由于这条约是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后的魏玛共和政府（Weimar Government,1919—1933，因国民议会是在德国西南的魏玛城召开而得名，其实即是德意志共和国）签署，因此德国老百姓都谴责共和政府无能。
在这个经济低迷、政治沸腾的环境中，希特勒出现了。他是个军曹，《凡尔赛条约》之际，他正因战场受伤在医院疗养。德国受辱令他义愤填膺，坚信德国是被“背后插一刀”。1919年1月，有人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德国工人党（German Workers’ Party,DAP）,政府情报部门派希特勒去调查。在与工人党的争辩中，希特勒的口才使他们佩服不已并邀他入党。他9月加入，专责宣传。1920年，该党改名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Party,即NSDAP）,德文简写就是“纳粹”（NAZI,National Socialist的缩写）。翌年，希特勒晋升为党魁。
希特勒的国家主义（也就是纳粹主义）是以他所著的《我的奋斗》（德文名是Mein Kampf，1925）为蓝本，最基础的理念是雅利安人种（Aryans,原指北欧日耳曼人，但按纳粹的演绎包括整个德语民族）是最优秀的人种。希特勒曾居于维也纳（1908—1913）,亲历奥匈帝国的没落，认为帝国多民族、多语言是其没落的原因。多元社会削弱了中央权力，制造了社会分歧。他认为民主体制只会增加不稳，因为民主制度下的权力竞争只会增加民族之间的分裂。他的结论是人种、宗教和文化是可以分等的。希特勒认为“国家”是民族创造出来的，“强大的国家”出自“强大的民族”，这些国家的文化是由一个纯净、健康、聪明、进取和勇敢的民族创造出来的。软弱的国家出自不纯净或混杂的民族，它们分裂、争吵，因而产生出懦弱的文化。最低等的民族是寄生的“次人类”（Sub-humans），如犹太人、吉普赛人。他们非但有缺陷、低劣，而且到处流窜和侵夺。他们越有钱代表他们寄生能力越狠毒。因此，清除这些寄生虫会使一个民族兴旺。
同样的，宗教也可以分等。希特勒批评天主教，因为它不属于某一个民族，而且还提倡博爱和容忍。他认为博爱与容忍是不合实情的教义，是属于奴隶的宗教。聪明的奴隶会利用这些宗教去困扰和阻碍他们的“征服者”（Master,可译作“主人”）。“天生的征服者”会看出真相。不承认这真相的是“天生的奴隶”。纳粹党把德国传统的路德教（新教）混上一些原始宗教的仪式，创造出了一套富有浓厚军国色彩的属于“征服者”的宗教。
希特勒认为需要有一个强大的、集中的政府去保卫德国和德语民族，以对抗共产主义的威胁和犹太人的颠覆。他的历史观是种族竞争：德国人民要在英明领袖之下团结、守纪和牺牲，去抗拒犹太/布尔什维克的阴谋，并扩大生存空间（living space,德文Lebensraum，特别指德国以东的土地，如波兰）。口号是“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领袖”。
纳粹主义的心态是“反”，一方面它反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反共产主义。这两个“反”融和于仇犹情绪和排犹行动（Anti-Semitism）,认为犹太人是一切问题的根源（这其实在俾斯麦统一德国时代已存在）。在自由主义的西欧和北美资本主义社会里，犹太人支配着政治与财经；在共产主义的国家和党派中，他们也占了大比重。纳粹主义的基础是优秀民族的理念，但优秀民族要与低劣民族对比才能成立。这个低劣民族就是犹太。那时，流行一个犹太人密谋主宰世界的说法，最主要的“证据”就是所谓《锡安山长老议定书》（（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Zion也可译作“郁山”，也可译作“郁山”，耶路撒冷山名，代表犹太民族），谈的是犹太人如何通过传媒和财经去操纵世界。《我的奋斗》中也谈到它。它共有二十四条议决，主要包括：权利来自权力，通过经济战争和经济解体去创立世界政府，收购土地与鼓励投机，无所不包的宣传，控制财经与传媒，扭转一般人的思想，从关注重要的东西转到关注无关重要的东西，摧毁宗教去为犹太教的兴起铺路，推动社会的失控，鼓励不服从，宣传犹太统治的好处等等。纳粹时期，这书是学校的必修课本。
纳粹口号是反资本主义，特别是金融资本主义。希特勒声称犹太人的阴谋是通过支持民主政党的自由经济政策去保护资本主义。在这个层面上，纳粹是穿上社会主义的外衣，也就是它的全名“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的“社会”这一端。但希特勒非常清楚地指出纳粹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反私产，真正的社会主义不是如此。”他的手下戈培尔（Joseph Goebbels,l897—1945）更说，“纳粹党是工人的党”，“站在劳工一方与资本对立”。演绎纳粹的反资本要看两方面。一方面是政治现实，为的是争取群众支持。1920—1930年代德国有许多强调国家主义的党派，为了脱颖而出，纳粹强调它代表的是受经济压迫的中下层阶级和被资本家剥削的工人阶级。另一方面是仇犹心态。纳粹相信大萧条是由一个犹太人组织的国际金融秘密集团引发的，目的在主宰世界。因此，反资本跟反犹太是完全一致的。
但口号归口号，纳粹实际上的经济政策是完全功利的。它视私有财产为政策的棋子，有助于达成政治目标的可以保留，不然就恐吓收归国有，以此来要挟资本家跟着它走。希特勒有浓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他的优秀民族理念完全是建立于优胜劣败的民族竞争历史观上，其中私产是竞争效率的保证和竞争成败的证据。
纳粹也反共产主义。最大原因不在意识形态，而是因为共产党在德国有很大的影响，是纳粹的政治对手。当时的魏玛共和政府很不稳定，纳粹的成长部分是利用那时很多德国人对共产革命的反应，特别是1919年的“斯巴达克同盟”起义和同年的巴伐利亚苏维埃。那时，很多“一战”退役军人对平民生活不适应，又没有工作可选，加上对“不明不白”的战败充满了怨气和怒气，便组织了“准军事部队”（paramilitary,德文称Fteikorps）。政府利用他们去镇压起义。这支组织涣散的军力是日后纳粹武装的基础。
1922年，意大利墨索里尼夺得政权。这给欧洲国家主义带来很大的激励，认为夺权有望。加上墨索里尼击破意大利的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把政局稳定下来，于是反共和反无政府就成为国家主义者的成功榜样。纳粹的反共也是功利的，一方面它要显示它是抵挡共产党在德国夺权的中流砥柱。当然，它还强调共产党与犹太人的关系——对抗共产党就是抗拒犹太人主宰德国（但这并未有阻止纳粹德国日后与共产苏联瓜分波兰）。另一方面，它却借用了很多社会主义的口号，甚至手段，去吸引群众的支持，例如管制利润、废除地租、增加福利等等，但又同时避谈阶级斗争与无产当政。
在某种程度上，纳粹其实是一种投机的“平民主义”（Populism）。它反资本，但又利用资本力量去壮大国家，他反共产，但又抄袭共产手段去满足国民。唯一一致的是仇犹和排犹。但仇犹和排犹也是出自优秀民族与低劣民族的理念。因此，纳粹是名副其实的国家（民族）主义：国家是民族集体意识的实现，国民的责任是为国家服务。
1932年，德国大选，纳粹大胜。1933年，希特勒被任为总理，开始集中权力，并宣称这是“第三帝国”的开始（Third Reich,也称“千年帝国”[Thousand Years’ Empire],继承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帝国）。2月27日晚，国会大厦被人纵火,希特勒以此为借口，说服兴登堡总统（Paulvon Hindenburg，1847—1934）签署紧急令，暂时取消公民权利、剥夺德国各州的权力，并开始收禁反对者。稍后，国会通过法案，授予希特勒独裁权力。他关闭工会、政党。消减了党外的势力后接着是铲除党内异己。1934年8月，兴登堡去世，希特勒大权独揽。1935年，纽伦堡纳粹集会，他颁布《纽伦堡法案》取消犹太人的国民身份，开始系统地排犹。
当时，纳粹很得民望。在经济上它创造就业，加速军备，压抑通胀，满足消费。这些都是当务之急，是上任魏玛政权的短处。1933—1936年，德国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10%,四年间，由大量失业到全民就业，外债利息减半，通胀停止，消费上升。大萧条中，德国的经济复苏比西方任何国家都快。因此纳粹政权大受欢迎。在国外，虽然有人批评纳粹排犹，但英法政府都采取容忍态度，部分原因是想让德国挡着共产党，甚至暗地支持自己国人参与德国的军队。稍后，德国军威重振，英法却仍军备不整，唯有继续拖延和妥协。
1936年，德、日结盟对付共产国际。稍后，加上意大利，变成“轴心势力”（Axis Powers）。德国决心恢复《凡尔赛条约》之前的领土，并建立强大的德语民族势力范围。首先，他想吞并东面波兰的但泽（Danzig）。德国先与苏联签《互不侵犯条约》，苏联答应如果德国与波兰开战，会支援德国。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英、法向德宣战。苏联从东面开入波兰，“二战”遂启。1940年，德国击败英法联军，法国沦陷。不列颠之战开启，英国固守。希特勒认为如能击溃苏联，英国定会就范。于是，在1941年开展东面战线，先胜后败——斯大林格勒一役扭转战局，苏联反攻，直扑德境。1944年，盟军登陆诺曼底，德国两面受敌，只有投降。纳粹政权崩溃，纳粹战犯判刑，纳粹组织与纳粹主义沦为非法。
当年德国的统一跟意大利一样，有几个因素：强势的龙头之国、雄才伟略之君、足智多谋之臣、可利用的国际关系、由下至上的民族情绪。前四个因素会随统一的完成而消散，最后一个因素却会随着统一的过程而膨胀，再经功利现实的政客煽动，就成为纳粹与法西斯的政治本钱。这种强烈的国家主义对人性是悲观的，含有极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在弱肉强食的人类竞争中，民族间、国际间没有正义，不强大就一定被欺侮。推到极端，就是要先发制人。国家主义是以民族、言语为核心的运动，它的最大威胁来自没有国界的全球资本和共产国际。在纳粹的意识形态中，这些威胁表现在犹太人支配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和犹太人占大比重的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国家主义功利地利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手法去建立和巩固以民族为本的政权，但在深层次中它是反资本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当然，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也容不了它。
资本主义有两个唯一真：个人自由和资本自由，洛克与经验主义的身影可见。相对的，国家主义也有两个唯一真：国家意志与国家自主，出自卢梭的“共同意志”（general will）与黑格尔的“国家”（state）理念，笛卡尔与理性主义的身影可见。
且看个人自由与国家主义的矛盾。这牵涉到卢梭、黑格尔、尼采对自由的演绎。浪漫乐观的卢梭提出共同意志作为国家权力的源头，共同意志是“全体”的意志（有点中国“大我”的意味），独立和不同于任何个人或小群体的意志，是至高无上、不会有错、不容违背的（有点雅典民主的意味，有别于强调个人自由的英式民主）。它的道德性来自于社会契约（social contact）。在它下面，个人会丧失“天然自由”（natural freedom）,但获得“公民自由”（civil freedom）——一种由智与善指引的法律保证下的安全与平等。在形式上，法律是精英的立法者（个人或小群），以他（他们）的智慧与洞识提出精准的动议，并以他（他们）的道德与魅力引导全民公投而成。
黑格尔（Friedrich Hegel,1770—1831）把卢梭唯情（sentimentalist）的共同意志进一步演绎出一个唯心的（idealist）国家理念。黑格尔相信宇宙中存有一个“灵性”（Spirit）,它的本质是“理性”（Reason）。“灵性”利用人作为一种材料（material）,也就是通过人对理性的认识（knowing）和意愿（willing）,去把理性灌诸于世。世界历史是不同民族建设不同国家的历史，因为国家是一个民族“理性本质”（Rational Essence）的直接体现。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国家比人更“真”（本质的存在）。国家，作为一个民族的伦理与文化整体，结合着人的主观意志（subjective will,向往个人自由）和理性意志（rational will,向往普世理性）。在这个结合中，每个人的自由度与他对普世理性的认识成正比。对普世理性认识越多，他会认识到按理性产生的法律会赋给他更多的自由（理性中的自由，freedom in Reason）。为此，国家的建设有其历史进程，随着人民对理性的认识而推进。
从个人自由的角度去看，卢梭的共同意识和黑格尔的国家理念象征着个人自由的消失。卢梭的共同意志至高无上，不容违背。他指的自由是“被迫的自由”（forced to the free）,这肯定不是洛克式的个人自由。但卢梭的“被迫的自由”起码还要经过一个社会契约的民主程序。黑格尔就连这个形式上的民主也废弃了，代之以一个抽象的、唯心的“理性”。在它之下，个人自由非但没有地位，连生存的空间也没有了。
黑格尔的“国家”是有历史属性的，随着人类对理性的认识而演进。在这里,20世纪的国家主义引人了尼采的“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尼采认为在启蒙运动与科学革命之后，以神学为基础的道德枷锁开始破裂，人被迫面对自己。在这种虚无面前，弱者会失望沮丧，但强者会得到解放的机会，做一个以现世为中心、超越传统道德、创造世界新秩序的“超人”。这个权力意志的体现是：强人出现，以其超人的洞悉、智慧、道德、魅力去表达一个民族的共同意志，成为这个民族的伦理与文化整体的化身。从个人自由的角度去看，这就是独裁、专制，怎能被接受、被容忍？
但是在当时的欧洲兴起了国家主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20世纪上半期，人类陷入自我毁灭的危机。惨绝人寰的“一战”、纸醉金迷的“兴旺的20年代”、沮丧绝望的大萧条，都是荒唐的时代。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见下章）加入纳粹是人所共知的，他以他个人和德国人民的“历史时刻”作为解释。人的存在是“历史性”的，有其“历史时刻”。完整的存在需要我们在每一刻的决定都是基于完整的历史性：从已完成的事情（过去）和要实现的潜质（未来）去做出目前应做的事情（现在）。在这个意识形态中，德国魏玛政权是个“不真”，纳粹运动把德国人民重新召集起来去发挥他们的最大“潜质”，建设一个“真”的德国。这个思维就是卢梭的共同意志、黑格尔的国家理念及其历史进程、尼采的超人意识，在一个充满危机而又荒唐的时代互相交媾而生的怪胎。
以上是个人自由与国家主义的矛盾。资本自由与国家主义也有矛盾。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是功利的尴尬关系：政府与资本相互利用。强势政府对个人产权与资本运作操生杀大权，于是投机取巧的资本家就依附强势的政府去谋求厚利。但最关键的是资本自由与国家自主之间的逻辑性冲突。资本自由的条件是资本运作超越国界，追逐最高回报。爱国的资本家或有，爱国的资本是不可能的。但从资本自由的角度去看，国家自主就是控制资本的进出，那资本怎会有自由运作的空间？怎能有效率的分配与利用？又怎能接受国家主义？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矛盾体现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意志的冲突、资本自由与国家自主的冲突。接下来再看看共产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矛盾。
共产主义有两个唯一真：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首先，唯物史观与国家主义存在矛盾。国家主义的历史观出自黑格尔——他认为，国家作为一个民族的伦理与文化整体，会按着这个民族对理性（Reason）认识的增加而演进。他指出，西方人“对自由的理性自觉”（rationally self-actualizing freedom）驱使他们肯定“自我性”（individuality）,而这种肯定使君主政制走向立宪政体。从唯物历史的角度去看，这是典型的唯心论，缺乏科学性。更危险的是，由于缺乏科学性，国家主义的历史观往往是错误的，而且它的功利倾向会使它随波逐流，非但有碍历史的科学进程，更可能变为反动。
海德格尔以“历史时刻”去为纳粹辩护就是个典型例子。因此，从唯物史观角度去看，国家主义是反动。
再看阶级斗争与国家主义的矛盾。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出自它的历史观。劳动人民是唯一真的阶级，包括全世界的劳动人民，不分国籍与国界，这是马克思与列宁所坚持的。相对的，国家主义以民族为本，这约束和阻碍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团结——“一战”爆发，共产第二国际解体就是因为各国共产党各自支持本国参战，甚至处于敌对阵营。可见，共产主义对国家主义早有戒心。在德国、意大利统一的过程中也会发现，统一运动都是先由“开明人士”利用劳动人民去争取国家自主和个人自由，特别是开明人士的个人自由。但开明人士对劳动人民其实是不信任的，特别认为全民民主会影响有产阶级的利益（这是洛克时代已有的典型自由主义思想）。有了这样的历史教训，共产主义对国家主义怎会信任？
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联手击败国家主义，但并不表示国家与民族意识消失。相反，“二战”后的几十年间，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战争都带着浓厚的国家与民族色彩，东南亚、中东、非洲、欧洲都如是。这也说明了“血缘”仍是解释人类行为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
◎这句话来自德国神话中屠龙英雄齐格飞（Sicgfried）被人“背后插一刀”的故事。战事初期，形势大好，民心一致，大家认为战事会很快地胜利结束。而且，德国人民认为他们是站在正义的一方一—对方的俄国有扩张斯拉夫民族势力的野心，法国有普法战争战败复仇之心，英国则想垄断海外帝国的经济。稍后，战事胶着，伤亡人数和经济代价激增，战前的国内分歧再现，特别是议会中的民主社会派人士不支持增加战费。他们有很多是犹太人，于是犹太人的爱国情绪受怀疑。1916年，最高统帅部调查犹太人，发现他们有发国难财和做间课的嫌疑，犹太裔军宫亦有反战态度。同时，商人的暴利和操纵、工人的息工和婴工也大受社会批评。战事结束后，保守分子、国家主义分子和退役将官开始批评魏玛政府在谈判中的无能，怀疑是魏玛政客、社会主义分子、共产党分子和犹太人漠视甚至出卖国家利益。那时，工潮不绝，而发动者往往是犹太人。加上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起义，组织苏维埃政府，领导层以犹太人居多（两星期内被退役军人组织的准军队镇压下去），更使保守派和国家主义者坚信他们的怀疑是正确的。战争后期，德国其实已经是个军队专政的国家，由最高统帅部（Supreme High Command）的兴登堡元帅（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主政。1918年，德国的春季攻势失败，战况日劣。最高统帅部安排德皇把政权移交临时平民政府。当时，总参谋长鲁登道夫将军（Erich Ludendorff，1865-1937）与英国的马尔科姆将军（Sir Neil Malcolm）午膳，谈及德国为何战败时鲁登道夫罗列种种理由，马尔科姆说：“听来你们好像被‘背后插一刀’。”鲁登道夫觉得这个说法很中听，从此在坊间流传。保守分子更用其来攻击魏玛政府（当初主要是由左派的社会民主党组成）。 1919年底，魏玛国会调查德国战败原因，兴登堡做供，也用上了类似的话。魏玛政权的不稳，跟它摆不脱这个传言有关。对希特勒个人来说，这个战败解释至为重要。他当时在前线被气弄瞎眼睛，正在疗伤。《我的奋斗》描述他突有所悟，决定参政。他的一生中不断提醒国人这些在德国“背后插一刀”的罪人。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史实。路德教创始人马丁·路德写过一本极端反犹太的书《有关犹太人和他们的谎言》（On the Jews and Their Lies），纳粹将其大大宣传。
◎这书1903年已开始在德国流传。1917年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更被认为是犹太人阴谋策动共产革命的“证据”。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此书在西方广泛流传。一般说法是这“议定书”是从一个秘密的犹太组织偷出去的。十月革命后逃往西方的俄罗斯人不希望西方国家承认新的苏联，于是拿出《议决书》作为“证据”，揭发革命是犹太人搞的鬼。他们指出布尔什维克派中犹太人占了大部分，而革命是犹太人主宰世界的大计划中的一部分。那时恰逢美国第一次“红色恐怖” 时期（1917-1920），《议定书》火上浇油。有史学家认为这是伪造文件。
◎希特勒如是说：“犹太人痛恨的《锡安山长老议定书》就是强力的证据，证明这批人的存在完全是建立在一个谎言之上。法兰克福报纸每星期都申诉、高呼，说这些是伪造的，这岂不就是它们的真实性的最好证据……重要的是，这些决议以惊人的主张显示了犹太人的本质和行动，暴露出他们的内部背景和最终目的。”
◎当场捉住的是一名荷兰共产党员。纳粹说这是共产国际的行动，后来还抓了三个共产国际的保加利亚成员。但另一说法是纳粹阴谋策划了此事件。
◎如法国外籍军团的“反布尔什维克志愿军”（Legion of French Volunteers Against Bolshevism）整编为德国陆军638步兵团（Infantry Regiment 638）。
◎但泽从前是普鲁士的城市，但是在“一战”后依《凡尔赛条约》划归国联托管（但当地仍设独立议会）。陆地上它被波兰围绕，波兰有权使用它的海港。波兰当然想吞并它，但当地近四成的德裔人则想让其回归德国。
◎进攻前几个月，德国不断挑峰，提出一连串波兰不可能接受的有关但洋的要求，例如建设穿过波兰境内的德国直通但泽的公路和铁路走廊，1939年8月29日更要求在这条波兰走廊地区进行公民表决，两日后，德国动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