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平等
自由主义出生与成长的历史背景刚好配合了西方人“反”的时代心态，形成凝聚力弱、分裂性强的政治文化。个人自由的理论基础是人人平等。但人人平等会酿成“大多数人的独裁”，打压个人自由。自由主义者利用平等，但恐惧平等。
“自由就是自由，不是平等、或公平、或公义、或人类幸福、或良心平静。”
——柏林（Isaiah Berlin,1907—1997）
个人自由与社会不公是现代西方的独有组合。不公现象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但自由主义却是西方特色。现代前的西方社会也有不公，不公也引出变乱，但这些变乱没有举起自由的旗帜。
现代前没有个人（自由）的理念。在“唯一真神的子女”的理念下，每个人都是神所创造（God's creature）,因此，彼此之间有天赋的神圣的平等。当时的政治与社会阶级分明，但“神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使当时的人承受了政治与社会的不平等，因为神会把世上一切不公平在人死后以升天堂、落地狱来摆平。因此，有人说唯一真神的基督教义是奴隶的宗教：奴隶在“人人同是神的子女，而神才是最终的主宰”的理念下，接受现世中奴隶主的主宰。基督宗教也被批判为“鸦片”，使吸食者安于世上的不平等。文艺复兴以至宗教改革，出现了以人为中心的伦理观，启蒙时期更产生以个人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和由它衍生出的自由主义。以天堂、地狱来摆平世上不公平的理想幻灭。世上的不公平要在世上解决，解决的办法就是保卫个人自由。个人主义唤醒了沉睡或被骗的奴隶，觉醒了的奴隶就要摆脱枷锁，争取自由。
从一开始，自由就被定义为自明之理、天赋权利，或是一种不能控制、不可抗拒的冲动（impulse）——霍布斯称“自然状态”，洛克称“天赋权利”，休谟称“人性”。奇怪的是，自由主义所强调的个人价值原先却是扎根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观上。到了启蒙时代，大自然替代了神，自然之法替代了《圣经》的教训，启蒙大师们说：自然之法就是人人有天赋自由。他们指的不是意志自由，而是行动自由。但他们又补充上，个人行动自由不能损害别人的自由。从此，人人自由与各个平等同属唯一真，烦恼不断。
西方现代文明摆不脱自由与平等的纠缠。历史因素使它选择了妥协性的英式自由，但唯一真文化基因使它不能安于妥协。人文思想萌芽于文艺复兴期间，但人的意识和价值要到笛卡尔才正式成形。他的“我思，故我在”把人的地位与价值放在“思”上。”思”是我存在的证明，也是我追寻万物存在真相的指南。最可靠的“思”是天赋理念，也就是自明之理。既然这些理念是天赋，那就是人人可得，人人一样。因此，笛卡尔的人就是“泛人”，带有非常浓厚的人人平等意识。洛克否定天赋理念，以官能经验为求真的唯一途径。虽然他也知道官能不可靠，但他认为在实用的层面上，最多人同意的解释、最可能发生的推测，也可算是一种可靠的知识（一种不同于“真知”的“仿知”）。这种以人的官能得来的经验肯定是因人而异，因此洛克的知识论带有浓厚的“个人”意识。他的政治观思维更把个人意识提升到天赋的台阶上。
按洛克的思路，个人意识加上天赋自由就得出天赋个人自由。至于如何保障个人自由，洛克提出入民同意作为政府合法性的基础——既然个人自由是人人追求的东西，因此只有保护个人自由的政府才会取得人民的同意。当洛克说自由是天赋的时候，他完全是站在政治道德的层面上。也就是说，在众人一起生活的社会里，个人应有自由去做他想做的事。这个政治道德是建立在他对人性认识的基础上。洛克以新教对人性的悲观，认为人是没有意志自由的，一定会追求享乐。那么，社会又怎么能够去禁止他呢？只要他不损害别人追求享乐就可以了。从此，政治道德就是要好好地治理一个人人追求个人享乐的社会，不要怀疑人人是否真的只懂追求个人享乐，更不应怀疑人人追求个人享乐的社会是不是一个好的社会。洛克对个人自由的向往、对政治妥协的倾向使他的思路迂回曲折，弄出了人人平等与个人自由之间的逻辑性矛盾。
相对的，理性主义思路就清晰多了。笛卡尔没有新教的悲观，他乐观地把赌注押在理性上。神是最高理性，因此，神按自己肖像创造出来的人也当然是理性的。来自神的天赋理念烙于我心，通过“我思”可以发掘出这些天赋理念去洞悉神的奥秘。他相信人有自由意志，但他的理性至上思路使他坚持人会跟着理性走。理性的顶峰是天赋理念。天赋理念能使我们对神的奥秘有所洞悉——万物息息相关，而且这些相关是必然的。莱布尼兹更把笛卡尔的洞悉往前推了一步，指出万物息息相关产生出来的是和谐，而这和谐是前定的。斯宾诺莎则赋之一个心理层面的演绎：人类感觉到自己的欲念，但不明这些欲念与因其而生的行动其实是基于某些必然的因果链条，因而有意志不自由的虚像。但当你的理性洞悉这些因果的必然性，就会从这个虚像解脱出来，得到真正的“自由”，就像佛家的大彻大悟（般若）。综合以上，可以得出：神给你理性使你认识他的意志，你就会自愿地、必然地跟着神的意志走，再没有不自由的感觉。神的意志就是万物的终向，也就是天道、真理。当你的理性洞悉神的意志时，你就是认识真理，那时你会明白自由的真义，因为“真理使你自由”（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这里，自由是一种“解放”。从此，你会自由地、必然地跟随万事相关、前定和谐的指引。这比洛克出自对人性悲观，重个人意识的自由符合逻辑得多、老实得多。而且，这套出自对人性乐观，有泛人类意识的自由，很自然地包含着平等：天赋理念人人拥有，前定和谐人人共享，那么每个人会自然地认识、必然地接受人人平等。自由与平等不再矛盾。
洛克、休谟的自由与平等是个双头怪物。他们把自由建立在追求个人享乐的基础上，并把追求个人享乐的负面意义抹去，将其“正常化”。在这基础上，“保护不损害别人自由的个人自由”成为政治的基本原则和核心任务。这样，个人道德与政治道德就分开了，但是，这并没有帮助政治妥协。道理很明显。如果个人自由就是追求个人享乐，那么，它肯定受个人道德观支配，因为只有个人的道德观才可以决定他会追求哪些享乐、追求多少享乐。但是，由于人人的个人道德观都不同（这也是自由主义背后的个人主义的基本假设），“不损害别人自由的个人自由”不会有共识。把个人道德的争议渗进并隐藏在政治里，只会把政治弄成一趟浑水。例如，在堕胎合法化的争议中把生命价值（个人道德）隐藏于个人自由（政治道德），在同性恋合法化的争议中把性观念（个人道德）隐藏于基本人权（政治道德）。这些其实都是个人道德之争，但大家都不说实话，都在诡辩，最后还是诉诸政治权力，使政治变得虚伪和犬儒，理性丧失。
相对来说，理性主义的政治中唯一的权力是理性，唯一的工具是教育。通过教育，人会更懂得发掘早藏心内的天赋理念，探索世界万物的息息相关……这不一定会马上实现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社会，但这些理想可以作为政治指南，引导大家去追求真正的和谐社会，而不是尔虞我诈的妥协政治和弱肉强食的自由社会。
物竞天择，西方选择洛克。先是英国，随后于启蒙时期扩散欧洲。英国自由化的特征是它的渐进形式，英国先是从权力分散的封建转向权力集中的王权，继是国会立法与国王行政分权，最后是立法、行政两权集于国会。每个阶段都有它的特权阶级。但因为是渐进过渡，中间虽有暴力，很快就平定下来。英国的自由化有两个特征：1、反特权但不过激，因此传统仍可发挥稳定社会的作用，2、对人性悲观但处理上较为现实，因此产生妥协性和渐进性的权力制衡。加上得到历史与机缘的厚待,有比较平稳的过渡和成长。虽然充满社会矛盾，但并未酿出大祸。
法国就没有这样幸运了。法国人有的是抽象理念，缺的是实践经验。加上浪漫如卢梭的憧憬，以为人人自由是个理想天堂，而这天堂又可以通过彻底摧毁现有的政权后马上即达，结果是大革命、大流血、大恐怖、大战争，天翻地覆地乱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倒造就了英国的帝国功业。
近两百年，英语文明支配世界，英、美式自由是主流。但西方人很早就看出自由主义（个人自由是唯一真）的问题。保守主义者（conservativists）批判自由主义的冷漠、自私和败德，英国的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是代表人物。一方面，他赞同自由贸易，放任经济，但另一方面，他崇尚中古的传统道德和骑士精神：“没有德行的自由是什么？它是最大的邪恶——没有节制的疯狂。”他认为人类应享有的政治自由程度应与他们愿意把道德枷锁加诸他们的欲念的倾向成正比。此外，集体主义者（collectivists）也批判自由主义的自我和不公。法国的圣西门把法国大革命后期的社会大混乱形容为“现代社会中人对人的无情剥削”。他主张建设和谐社会。他的弟子孔德更坚决地反对极端个人权利的意识，提出“利他主义”（Altruism）。到了涂尔千（Emile Durkheim,1858—1917），更认为由于现代的个人意识替代了现代前的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ousness），社会行为和信仰丧失了准则，带出种种“失范”行为（他特别研究自杀）。
其实，西方人也明白和体验过许多以自由之名而犯的错误和罪行，吃过不少苦头。但他们对自由的情有独钟跟当年的历史背景与时代心态很有关系。自由是西方人在他们宗教改革的反传统心态下被“发现”的，在启蒙运动的反特权心态之下被“发扬”的。因此，西方自由主义有浓厚的“反”意识。自由是反特权、反宗教、反传统、反任何东西的符咒，重点在“反”。可以说，自由是发现和发扬于西方独有的历史过程和文化土壤中。”反”的意识引发了对自由的追求，一波又一波的追求养成了“反”的意识形态。在自由主义下，追求自由与反抗压迫是同一件事的两个面：不自由就是被压迫。一个追求自由者一定有一个相应的压迫者（可以是人、制度、传统），追求自由就是反抗压迫。各自追求自由推动着整个社会不断地反，因为永远有不服气的少数、不服输的弱势。少数与多数、强势与弱势不断交替，产生一种“反，反反，反反反”的政治文化，一种凝聚力弱、分裂性强、极度消耗经济与社会资源的政治文化。交替过程中不一定有暴力（虽往往难免），但必有张力。
其实，自由有点像呼吸空气，是不自觉的。如果空气不足，我们就会有窒息感。窒息感使我们发觉空气不足，但是空气是否充足也要看我们正在做什么。静止时足够的，活动时就不够。宗教改革以前，人们没有自由的自觉，可以有两个解释：1、他们没有被窒息的感觉，因为空气充足；2、空气充足，因为他们是在静止状态。唯一真神下的大一统使他们各安本分，因为大家的共识是每个人的本分是由一个全善的神刻意安排的，层次分明的社会结构使他们明白什么是各自的本分。但唯一真神下的大一统意识和社会结构被宗教改革推倒了，秩序荡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继续推出“以人为本”和“以个人为本”的意识形态。静态社会不复存在，代之的非但是动态社会，而且是激动的社会。人非但不安分，更不知什么是自己的本分。在社会突变中，新特权阶级（绝对君权和资产阶级）崛起，旧利益（教会和失势贵族的利益）重新分配。在社会活动（各人、各阶层争夺权益）加速的一刻，社会资源（协调与稳定社会与经济权益分配的机制和规则）却在萎缩。就如要一个原来是睡着的人一跃而起，起而跑，而且越跑越快，但同时，空气供给却不断减少，他怎能没有窒息的感觉？自由的最原始定义是“按自己所想的去做”。如果想做的多，做成的难，自然觉得很不自由。人人拼命追求自己的自由，就像在空气不足的房间里做剧烈运动，怎能没有窒息的感觉？
追求个人自由肯定会抵触别人自由。怎样才算公平？越多人追，追得越紧，公平的问题越大。自由与公平不是相辅，但也不相对。自由永远是个人的事，而公平永远是众人的事。追求与维护自由，跟追求与维护公平需要有不同的甚至是冲突的条件和机制。两百多年来，西方是在个人自由的前提下维持公平，而不是在公平的前提下容纳个人自由。今天，西方人也看出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是不可持续的，他们国内社会的不均再不能以国外的无限度扩大和掠夺去疏散，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消耗再不能靠科技与开发去补充。
现今西方政治的核心课题是如何处理个人自由与人人平等。人类天生有强弱，在现代政治里，自由是强者之矛，平等是弱者之盾。西方的“自由民主”以追求个人自由为重，人人平等难有生存空间（除非作为强者的附庸，但这样的生存也是不平等的）。相对的，“民主自由”就转以追求人人平等为重，但个人自由仍会有生存空间，因为在弱者建立的集体保护伞下，强者仍会找到机会。下一章要看看西方民主理念是怎样产生的。
◎其实，自由这一词在英语中是略带贬义的（如“口不择言”，liberal tongue）。牛津字典指出，自由一词的正面意义来自法文的liberal，在1801年开始在英语中使用，起初仍带有“无法无天” （lawlessness）的意味。
◎其实这也是基本的基督教义。神按自己的肖像创造人。神既是最高的“形”（Form）、最高的“思” （Thought），按其肖像而做的人也应具与神一致的“思”。因此，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思”的能力、“思”的方向。因此；以“思”来定义的人都应该是平等的。笛卡尔本人对传统宗教（天主教）也是极虔敬的（见第二篇第十二章）。
◎这里有点反讽。洛克在他的知识论中否定笛卡尔的天赋理念，但在政治论中，他提出天赋人权。 天赋人权主要是生命、自由与财产，其中自由最关键，因为洛克把自由演绎为个人生命和个人财产的保障，他最后还把个人财产的保障定为个人自由的试金石（见第二篇第十四章）。
◎在这个点子上，洛克不自觉地引入了人人平等的理念一—政府的合法性出自人民的同意。相比较之下，以笛卡尔为代表的法国思维有泛人的意识和人人平等的倾向；以洛克为代表的英国思维有个人意识和个人自由的倾向，但又要依赖人人平等（同意）的政权去保障个人自由。
◎洛克的意志不自由理念来自新教的人性悲观——人出生就带有“原罪”，所以人性是堕落的，不能自拔，必需神恩。但是，他却要把新教的堕落人性正常化。在中古以神为本的道德观里，追求个人享乐带有负面意义。洛克把追求个人享乐形容为“正常”人性、为无需讨论的“自明之理”。
◎当然，有人会批评这是不切实际，不能落实在现今的政治文化里。但是现今的政治文化和现今的实际不是成于一夕，是经过几百年炮制出来的。正如今天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对人性乐观的政治局面，中世纪的前人也无法想象他们身后会出现一个对人性如此悲观的局面。经验主义是基于对人性悲观的一套功利现实的行动指南，理性主义是基于人性乐观的一套悲天悯人的向往。 历史因缘，西方用了前者。可惜的不是他们没有选上后者，而是我们尚未好好细探历史因缘，细看眼前光景，细思未来契机。
◎那个时代英国的社会和经济都正在发生大变化。被拿掉权益的（清教、天主教）、想拿别人权益的（当代权贵、新兴资产阶级），甚至夺权失败的，都有一条出路——海外。先是殖民开发，继是抢夺别国的海外属地（特别是18世纪七年战争之后的法国属地），或掠夺与剥削海外属地的原住居民。这些，英国都比别国抢先一步。
◎与他同一年代的斯密就这样说，“伯克是我所知道唯一与我没有通过信，而跟我在经济学思想上完全一致的人。”
◎伯克的经济自由和道德保守倾向使他一方面主张英国与北美殖民和解，另一方面击法国革命。 马克思批判他被英国的财阀和北美殖民的精英收买了；但丘吉尔就赞赏他在美国独立上反对英王的独裁和英政府的腐败，而在法国革命上则反对残暴的乱民和邪恶的政党。
◎伯林提出“价值多元主义”（value pluralism）。他指出，某些价值，如个人自由，是基于人的本性（nature of mankind），所以是普世的。他认这些普世道德价值可以是同等而不能相容（如自由与平等），必须按实际情况去决定取舍。他认为“价值冲撞是价值的本质，也是人的本性”（The secollisions of values are of the essence of what they are and what we are。）。本书把价值与人性分开。 价值包含选择，人性则是没有选择、自然而然的，正如聪明的人不能选择不聪明。“自由像空气” 的意思是指追求自由是人的本性，没有选择，与道德无关。自由与公平的冲撞则不是来自人的本性，是来自个人的选择，是有道德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