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人民的、由人民的、为人民的政府”可能吗?
雅典民主是完全、绝对、真正的民主。西方的自由民主是精英民主、虚像民主。自由主义以民主为工具去争取更大的个人自由，但又恐惧民主会约束个人自由，遂产生一种不自然、不安稳的妥协。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总是设法支配民主。
西方人谈民主一定会说起祖宗雅典。我们先看看雅典民主是怎样的。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22年被马其顿（Macedonia）征服为止的两百年间，雅典的民主制度与帝国功业确是盛极。”民主”二字来自于希腊文“人民”（demos）与“统治”（kratein）,也就是由人民统治之意，即人民是政治的主人。在体制上，雅典民主设有公民大会（Assembly）、国务院（Council）、法院（Court）。公民大会是全民直接参与（约30000人），负责颁布法令、制定法律、委任高官、审讯政犯。国务院由全民轮流当值，负责行政，特别是监督和协调各政府部门。法院处理民事与政事，由德高望重的公民参与。多年湾变后，法院权力上升，可以复议和否决公民大会的议决。雅典民主的特色是全民参与、敌对式互辩、绝对的民主决定。
希腊民主的动力完全在民：人民是自己的主人，不但是议事、表决，更重要的，动议、提案都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雅典人民参政的积极性非常高，正因如此，谁都可以发动或被涉及政治风波。所以雅典文明是政治气息非常浓厚的古文明。无怪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
实际的治理和行政官员绝大部分是抽签出来的，但都是要自愿（自己提名）。雅典人认为抽签最民主，因为竞选会有利于有钱的、有名的和有口才的人。这会污染政治和腐化权力。抽签最平等，并保证所有公民都可以参与行政工作，给予他们实际的民主经验（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轮流地治理和被治理”）。当然，这个制度的结果是大部分工作都是由无经验或无专才的人去做。但雅典人认为参与政治活动重于行政效率。他们很看不起“专家”，相信参与行政工作会直接提升政治能力。但是，为保证一定效率，每一个行政管理部门都是由一个十人组成的委员会主理，理由是十人中总会有人有经验或才干。委任的职位只占所有公职的十分之一左右，如需要特别才能的高级官员。作为人民，每个官员都是公民，作为官员，他们就是公仆。他们是人民的代理，不是代表。雅典民主没有人民代表的理念。
雅典民主是先贤们特别是克里斯提尼设计，来维持社会安定，避免独裁重现、篡夺政权的。它的特色是：
·完全的：所有政治（众人）的事由众人决定，没有例外。
·绝对的：人民表决是终决，绝不能改。
·真正的：人民直接、亲自参与，不设代表。
雅典帝国兴起于公元前478年。来自东面的波斯压力使希腊各城邦组成“提洛同联盟”（Delian League,取自爱琴海的一个岛名）来对抗，推举最强的雅典为首领。雅典集结各邦财力，兴建海军，于公元前468年击退波斯。但雅典并没有解散同盟，而是开始建立海上帝国。当时反对最力的是斯巴达（Sparta）,指责雅典是个“独裁”城邦。雅典的反辩是：雅典帝国带给整个希腊“自由”，免于恐慌、免于匮乏的自由。当然，一山不能藏二虎，公元前431年，以雅典为首的联盟跟以斯巴达为首的联盟爆发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前431—前404）。
雅典的海上帝国使雅典政府财源广进，使雅典人民通过参加海军和担任海外官职而生活无忧。对雅典民主的评价都不能离开这个经济背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民主制度雅典人只是留为己用，对别人却很不民主。雅典的沙文和犬儒在它侵略小国米洛斯（Milos）的誓师檄文中表露无遗：“我们相信天上、人间的自然之律是强者永远是统治者。这条规律不是我们造出来的，我们也不是第一个去实行的。我们发现，它早已存在，在我们之后，也会永远存在；而且我们知道你，或者任何人，如果跟我们一样是强者，也会同样去做……”当然，雅典打赢，杀光米洛斯岛上的所有男丁，妇女与儿童贩卖为奴。史学家称之为雅典帝国的最大污点。
公元前421年，斯巴达与雅典谈和，但到了公元前415年雅典卷土重来。这回，它进攻西西里岛的舰队被斯巴达与波斯合力击溃。公元前404年，雅典投降，被解除武装，进入无政府状态。强势的斯巴达支持雅典的寡头政府。在雅典政治混乱经济低迷之际，北面新崛起的马其顿腓力二世（Philip Ⅱof Macedonia,前359—前336）乘机南下，于公元前338年击败雅典及其盟国。腓力二世之子亚历山大（前356—前323）继承父王遗志，征讨波斯，建立史无前例的大帝国。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雅典乘机造反，但被镇压。马其顿直接统治雅典，民主制度被打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生于这个年代，亚里士多德更是亚历山大的老师。且看这两位哲人如何评价雅典民主。
柏拉图生于雅典转衰至被灭的一段从余晖以至黑暗的时期，对雅典式民主并无好感。他把治国（城邦之国）与修身相比。人有肉欲、荣辱、正误之念，国有百姓、战士、领导之分，各掌握生产、捍卫、管治之责。正如一个人的灵魂同时拥有欲念、意志、理性，一个理想国（城邦）就是三者之间道德性的和谐组合。他的理想国是“智慧之治”。“智慧”（wisdom）就是对善的认识，善就是“各适其所、各安本分”，也就是百姓、战士与领导之间，生产、捍卫与管治之间保持适当的关系。对柏拉图来说，一个明君（philosopha king）会追求智慧，并有勇气按智慧的指引行事。柏拉图认为“智慧之治”只可来自“英杰政制”（aristocracy）。这是最理想的，因为统治者是智者，会追求智慧。次是“权贵政制”（timocracy）,统治者是有地位者，会追求荣耀。跟着是“寡头政制”（oligarchy）,统治者是有财富者，会追求财富。再跟着是“民主政制”（democracy）,统治者要靠群众拥护，会追求爱戴。最后是“暴君政制”（tyranny）,统治者是靠暴力，会追求权力。这些不仅是政制形式，也是政治阶段。人类的愚昧会使政治从理想走上堕落，每况愈下。柏拉图时代，雅典民主失去活力，在寡头、民主之间反复。柏拉图对不可知的未来充满恐惧，对理想化的过去充满怀念。但是，他不相信混乱无章的雅典民主会带来和谐。
亚里士多德在世之日也是雅典民主被马其顿镇压之时。他一生所见的是雅典的没落与马其顿的兴起。身为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他对雅典民主的评价跟他自己的老师柏拉图不一样，他对国家（城邦）和政治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心态。他认为人聚居成国（城邦）不是为了避祸，也不是为了致富，而是为了活得更高贵、更像人。他认为一个理想国家是应该以全体人民的美好生活（good life,就是幸福[happiness]）为职责。他提出以下逻辑：生命是有目的的，这目的就是要活得像人,享乐、财富、荣耀、德行等都不能突出人的独特之处,人与其他受造物的唯一不同是人有理性思想能力，这就是人的独特之处，因此，人的美好生活是一种积极运用他理性思想能力的生活，而一个理想国为全体人民提供积极的、理性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观察古今政制，发现有三类：一、一人统治，包括追求整体福利的君主政制（kingship）及其变质的（perverted）追求个人利益的暴君政制（tyranny）。二、少数人统治，包括追求整体福利的英杰政制（aristocracy）及其变质的追求有钱人利益的寡头政制（oligarachy）。三、多数人统治，包括追求整体福利的群体政制（polity，由不太富、不太穷的中产公民主持），以及其变质的、追求穷人利益的民主政制（democracy）。
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只是个工具——一个权力分配的机制。它的最高境界是帮助国民认识和追求德行。但如果一个国家还要为国民追求财富和平等，就得考虑混合政制。亚里士多德有平等的倾向，但他不以为民主（偏重穷人利益）会带来平等（因为富人会损失），只会带来不安分。同时，他又观察到富（人数少）贫（人数多）的不均是社会安稳的最大威胁。
社会不安稳不利于追求理性与德行，因此，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一个以德行为主，但兼顾财富与平等的政制是合理的。他提出“执中”（moderation）为原则，也就是无过分，无不足。英杰政制虽是理想，但难达到。混合政制（mixed constitution）是综合英杰、寡头与民主。这样，也许能保证所有人都有机会参政而又设有一个阶级会专政。亚里士多德称之为“轮流地治理和被治理”（ruling and being ruled by turns）。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民主的评价都不高。柏拉图从政治理想去看，认为民主政制下统治者追求爱戴，而非智慧。亚里士多德从政治现实去看，看出民主政制偏袒人数多的穷人，会制造不公。他俩关注的是，“谁应该当主人？”。同时，他们两人的理想政治是和谐之治：柏拉图是百姓、战士、领导之间的和谐，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制度与运作的执中。他们的结论是只有智者才有这些素质，才可以是一国的好主人。在他们心目中，民主不能达此理想。事实上，柏拉图甚至认为暴君政制比民主还要好，因为暴君只是一人做坏事，民主可能是全体人做坏事。
如今，西方的主流思路是民主政权才是唯一合法政权，如何解释？西方对民主制度的完美与否一般以民主的范围大小来衡量——越多人有投票权的民主越好，这又如何解释？
西方主流的英美式民主是自由主义的工具。民主本身只有工具价值。自由主义者擎起政权合法性有赖人民同意（民主）去推倒或左右现存政权，借以扩大个人自由。民主政制的开山祖师爷克里斯提尼就是以答应群众分享权力去发动群众夺到政权的。这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在他之前，权力之争是贵族、家族内部的事，是以神或天命之名去夺权。从他开始，群众变成政治工具。争权者以民主之名夺权，但同时群众也从此掌获废立之权。西方人谈民主，会先讲雅典，然后一跳就一千多年，由1215年英国大宪章再开始。然后又跳几百年到1689的《权利法案》，跟着就是洛克、卢梭的理论，继是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1789年的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其实，这些理论和宣言主要的重心仍是自由，民主是陪衬和工具。
从民主是自由的工具的角度分析，现代民主的进化过程中，最突出的地方是扩大民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认为雅典民主不够精英，沦为乱民之治。现代西方人反批评雅典民主太过精英。启蒙之后，民主参与不断扩大，先是把选民的财产资格取消，继是妇女选举权，然后是降低选举年龄。民主范围也在扩大，包括了由政府建立但又独立于政府的各种监督、审核、调查机构和代表各种利益的非政府组织，以至民间志愿团体。简而言之，就是“制造”民众。政治精英往往发动民众去扩大民主，借此增加他们的政治本钱。发动民众的惯用手段是“取宠”：或答应其利益，或煽动其情绪。在物质和社会资源丰富的西方，最常用的还是答应个人更大的自由，无论是性自由、种族自由、信仰自由，以至生活方式自由。但是自由主义者也知道民主是双刃剑——可以扩大自由，也可以约束自由。自由主义者常常批判雅典民主如何容不了苏格拉底、德国民主如何弄出个希特勒。自由主义者既需要民主，也害怕民主。他们的法治、人权就是牵制民主的武器（第五篇第三十二章）。
洛克谈自由，认为通过自由人同意的政府才是合法政府。更深层次的理解是一个政权要维持它的合法性（当然也是维持它的权力）就要争取自由人的同意，也就要维护自由人的个人自由。这是工具性的民主。卢梭谈契约，认为个人是自由，人与人是平等。自由人平等地通过契约去建立政府，真正的民主政权会反映人民的整体意志。这是浪漫的民主。但是洛克民主或卢梭民主都不是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民主，因为现代民主理念中的“民”不是“主”，只可以说是“顾客”（他们买的是自由）、是“买方”（或是合同契约的一方）。越能满足顾客或买方的政治，越多人同意或签约。但顾客始终是顾客，买方始终是买方，他们都不是主人。
现代西方对民主理念最精彩的演绎是林肯有名的葛底斯堡演说。“……此国度，于神佑之下，当享有自由之新生——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不会在世上消灭。”这样的民主定义应该是：是人民组成的政府（ of the people）,由人民支配的政府（by the people）,为人民服务的政府（for the people）。其中，只有由人民支配这条才真正代表着主人的意味。但是，由人民支配的政府并不须是人民组成的政府，正如股东们支配公司的行政人员，但行政人员不须是来自股东。由人民支配也不一定代表为人民服务，正如公司行政人员往往先为自身利益着想，特别是当股东们也不知道他们的真正利益是什么的时候。因此，关键的选择是，人民想做主人还是想做受益人？
现今的西方，由人民支配的政府是通过代议制度，人民的支是配间接的、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更不是民主政治的事。理论上，什么政制都可以为人民服务。在实际中，经过几百年个人主义、一切为己思想的熏陶，西方人对别人（甚至对自己）都不大信任，因此对真的为人民服务政府也只会半信半疑。这样的政治文化自然产生出各怀鬼胎的自由民主政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指出“民主之治”中，统治者追求爱戴（也就是取宠），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维持权力。这其实也是今天西方政治的写照。这样的统治一定会竭力满足顾客和股东的需求。但这些是否就是人民的整体需要、真正需要、长远需要呢？林肯之言是美国最高贵的理想，但他的话也包含了西方政治的最基本性矛盾：自由与民主。
最早期的自由主义者（洛克、休谟时代）根本不信赖民主。到了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时，精英的自由主义者要从传统的特权阶级手里夺权，于是发动人数众多的老百姓来建立政治力量和武装力量去对抗，甚至取代人数少的专制统治。那时的自由主义者同时以两种口号去发动群众：自由与平等。在群众眼中，统治者自由得很，包括言论、宗教、生活方式等等，群众早就羡慕，但也习惯了接受。自由主义者向群众说，这些自由不应只是统治层或特权阶级专有，而是天赋人权。这个自由意识的普及使群众对不自由的消极接受转为对自由的积极追求。在群众心中，上下之别，社会阶级是自然不过的事。自由主义者向群众说，人是天生平等的，社会契约是统治者权力的唯一合法基础，是来自人民的同意。于是，老百姓或子民变成“人民”，变成国家的主人。这个平等意识的普及使群众对传统统治阶级的消极接受转为对废立统治阶级的积极参与。
这是几百年前的局面。那时，雅典民主刚被发掘出来，现代民主制度仍未建成，因此自由主义的精英就可以按他们夺取权力的用心去塑造民主的意义。但是，当旧制推翻、大权夺得之后，问题就出来了。以当家做“主”的号召去激励“民”的支持，夺到了权，到了该兑现的时候自由主义精英们就按自己维持权力的用心去塑造了一套自由民主制度（liberal democracy）。
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大特色是代议民主取代直接民主（也有极少数的例外，如瑞士）。人民的身份从清楚的、直接的“主人”变成模糊的、间接的“选民”。我们可以想象以下一段辩白。“你看，雅典民主最大规模不过3万人，现代国家的几十万到几千万的国民怎能全体直接参与？况且代议也有先例。你看，英国议会制度不就是有了几百年的历史，不就是很成功的民主代议吗？”自18世纪末开始，代议民主就成为西方主流政制，从此人民是名义上的国家主人，人民代表才是真正的主人。那就是精英政治。
精英包括所有在朝在野的政客、官员，以及半官方和非官方机构。精英是民主中的“主”，但他们不一定是统治者，也可以是把持者、支配者。可是他们又同时被选民以选举制度羁绊住。他们的政治生命很不稳定。辛辛苦苦地当上代表（雅典是没有代表，而且官员也是抽签的），无论是真的为人民或是为自己，总想有一段稳定的时间去做点事。但是，人民代表是有任期的。自由主义的社会根本不相信民主，所以人民代表的任期不可能长。但是，几乎所有的人民代表都想连任。维持精英政治的制度遂出现。
首先要认识到，精英本身是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唯一共通点是追求政治权力。他们在自由主义下的民主制度中，无论是被选的、被委的、自委的都以人民代表或代理自居。在代议民主的精英政治中，人民的理念是既缩小，也扩大。首先，人民是指正规的选民，而选民只是全体人民的一部分（因为有选举资格、选举年龄等限制）。被选的精英只需向选民交待。
从这个角度去看，“人民”的理念是缩小了。但是，在民主制度中有很多的半官方、非官方，甚至民间组织都以“公众参与”的形式参政。这些数不清的利益团体也有它们的“选民”。每个组织的代表、代理、代言精英都是经这些“选民”选举、推举、委派、赞助。从这个角度去看，“人民”的理念是扩大了。精英们以玩弄民主的范围去制造政治机会和政治本钱。
政治精英阶级的最切身利益是他们作为人民代表身份的合法和巩固。要达到这目的，精英阶级必需把自己塑造成社会不可缺少的阶级，并操纵哪些人可以加入这个阶级，也就是制造“天然垄断”。最精彩的发明是多党政治（起码两党），轮流执政。多党政治有民主的面貌（也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轮流地治理和被治理”），又迎合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社会与政治多元化），自然地垄断了政治制度的市场。对精英们来说，有了多党政治，无论在朝在野，人民代表的身份是名正言顺了，作为人民代表应拿的权与利也就顺理成章了。看看西方各国的人民代表（包括正规与非正规）就知道，他们在互相辩论时慷慨激昂、针锋相对，真是狠狠地为人民利益跟政敌周旋。精英政治还有附生的传媒、专家、学者，他们的评论、分析都是义正辞严。表面上，确实自由（可以随便说话），也平等（人人可以说话），但他们的基本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大家都奉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代议民主，再加上一点福利分配。当然，总还有些聚焦上或比重上的分别。但只需看看登上政治舞台所需的经费，再看经费的来源，就知道真正的主人是资本。政府只是管家，由大同小异的政党轮流当值，由各种利益团体插科打诨。下班了，大家同属一个俱乐部、同一个高尔夫球会，把酒言欢。今天在朝，明天在野，后天又在朝，但总有公粮吃。私人恩怨肯定有，但阶级利益是一致的。
这个阶级的会员资格也非常严格，虽然通通是不成文的规矩。你的后台多大，你的上级是谁，将决定你政治生涯的起点、终点与进度。政治就变成“职业”，有它的入行资格、规矩和程序。不管你搞政治是为了个人私利或是为民请命，这个阶级对你都是一视同仁，只要你遵守行规。因此，随着民主的扩大，“政治家”（statesman）—词越来越少用，吃政治饭意味的“政客”（politician）—词却越来越普遍。
精英民主中，人民由主人变成了选民。精英们实质上把持了政治，但他们的职位与身份却是要看选民的爱恶，争取选民是精英民主的最基本工作，也就是取宠与争宠。大多数的选民们都很实际，想拿实惠。人民代表要取宠就要想尽办法把国家公帑用在自己的选民身上。这也可以叫“顺从民意”，但这些民意都是私心很重的。结果，代议民主的实质就成了选民和代表的“勾结”去从国家的口袋里掏钱。
也要注意精英民主对精英们的心理影响以及这些心理对政治的影响。两百多年的代议民主使西方老百姓也变得老练。他们明知精英们把持和支配政治，但每隔几年，精英们就要求他们投下“神圣的一票”。作为老百姓，政客、官员或会对你不理不睬，但作为选民的一刻，他们对你倒体贴周到。遇到什么大小节日、什么游行，总见地方上的大小政客站在花车上向民众笑脸招手，但民众们其实是来看花车的，不是来看这些政客们曝光的。有什么社团聚餐也会见到这些政客穿插其间，但一般赴宴者总不想坐在他们旁边，因为不想跟他们应酬（当然，有政治诉求的是例外，因为他们已经属这个阶级了）。此外，媒体的无理攻击、政敌的恶毒批评，除非权力欲大到不得了，谁能忍受？在美国，不时有人叹息真正有才能的人都去做生意了，不去干公职。做生意赚钱在资本主义的美国是极光彩的事情，没有铜臭一说，而在职业尊重的排名里，政客永远是垫底的。靠脸皮厚拿到权力的多是刚愎自用或居心叵测的。最典型的政客视政治为职业，视取宠争宠为职业要求，上班时好像台上做戏，下班后才是本来面目，完全是两面人。西方政治文化把修身与治国分开，容易弄出整个政坛的性格分裂。这不仅是说一套做一套的欺人，而是说一套时是真心诚恳，做另一套时也是同样的真心诚恳的自欺。欺人是个人坏事，自欺则是国家祸事。当然有例外，但例外只证明了常规。
上面说过，雅典民主是完全的、绝对的、真正的。现代民主也是完全的（所有政事由民主程序决定，没有例外）、绝对的。民主决定是终决，不能有改动，要改也要经过民主程序。唯一分别是现代民主不是真正的。人民不是直接、亲自参与政事。除了极少数的公决外，民主只是定期选举代表，由代表们议事表决，而且绝少人民代表得票会超过合格选民的半数（民主政制下的其他官方、非官方，以及民间团体的运作也大致如此）。
西方民主可以说是个怪物，它非生于自然，而是人工受孕。原先，自由主义为要生存、延续和扩展，硬与平等交配，生出一个一身二首的民主：一边保护个人自由，一边约束个人自由。个人自由依靠人人平等之“名”取得合法地位，但个人自由又顾忌人人平等之“实”，会产生出“大多数人独裁”。精英民主为这个怪物戴上一个民主代议的面具，把它的两个头遮住了。在实质上，精英们通过代议制度把持和支配了民主去推行自由主义，特别是他们自己或所属群体的自由。美其名曰自由民主。但在这种政制里头，多党制度、法律面前平等、官员问责的重重把关处处制衡，都是因为害怕真正民主会损害个人自由。
两百多年来，西方人已经把虚的民主看作真的民主，但这并不代表自由与平等的矛盾解决了。最明显的是西方仍保留着有别于自由民主、以平等为重的“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cy）。回溯至19世纪中期，社会运动如火如荼，都是反对附生于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其中有改革性也有革命性，但都叫社会主义。改革性的社会主义慢慢演变成为社会民主派。他们主张渐进式改革，兼容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但反对马克思主义。其中，德国的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是典型。他早期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批判马克思的“势不两立阶级冲突”理念，转而走向自由民主与社会民主的兼容。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相信通过法律改革和经济改革，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差距可以逐渐拉平。所以说，社会民主派想渐进地把资本经济改造为社会经济。他们当初仍声称支持马克思主义。但到了共产第二国际（1889—1916）后期，“一战”爆发，社会民主派舍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共产党宣言》口号，转而支持自己国家的政府参战。1917年，俄国革命成功，社会主义的改革派和革命派正式分裂，改革派称社会民主人士，革命派称共产党人。
“二战”结束，社会民主人士于1951年组成“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发表《法兰克福宣言》谴责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稍后，社会民主本身又分裂为二系：一系主张通过民主议会制度“废除”资本主义，另建社会主义社会（可称之为“废资派”），一系相信可以“保留”资本主义，但要通过大企业国有化、免费教育、全民保健、公平税制，以及部分财富重新分配去建立持久的福利社会（可称之为“保资派”）。那时是“二战”后的经济发展期，自由主义的资本社会有本钱、有需要、有先例去建立福利制度，以保资本社会的安稳。另一方面，分裂后的“保资派”与“废资派”互视为异端，加上“真正”的社会主义（共产）对这些“修正”派系很敌视，使“保资派”有动机、有心理、有目标去投入自由主义资本社会的怀抱。
1951年，“社会党国际”宣言的三大原则清楚显露社会民主保资派的立场。1、自由：非但是个人自由，还要加上免受歧视的自由、免于依赖资本的自由、免于暴政支配的自由。2、平等与社会正义：非但是法律前的平等，还要加上经济、社会、文化的平等，以及各类残废人士的机会均等。
3、团结（solidarity）：对受到不公正、不平等待遇人群同情和帮助。这三条都是西方国家民主党派的核心党纲，除了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之外，就是彻底的自由主义。可以说是向自由主义的半投降。
我们不妨做这样一个简单的“美人计”类比。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像两个对立的家庭。自由主义的家训是追求个人自由，收养了经济自由主义（即资本主义）做干女儿。这个干女儿很有姿色（资本主义颇能生财，资本社会里的竞争也颇为刺激），但品德不大好（资本主义的生财靠剥削，资本主义的竞争制造不平等）。社会主义是另外一个家庭，家训是追求人人平等，特别不满自由主义收了资本主义为干女儿。社会主义家里有三个孩子。老大是忠于家训的共产主义，性格比较强。老二、老三走社会民主路线，性格比较弱。自由主义要分化社会主义，训练干女儿施展美人计。首先，她对老二欲擒先纵。老二是社会主义“废资派”，想改造这女孩（废除资本主义）。老头子避重就轻，也不维护干女儿，但对老二说，要改造这女孩子，最好还是找位管教严谨的老师（议会制度）去教导她。老二哪想到这位老师其实也是老头子的门生（议会制度亦即精英民主，出于自由主义），为人拘谨迂腐（议会制度的多党形式、分权制衡、复杂程序）。这样的老师怎管得住刁钻的女孩？老二想跟这位老师合作制住那女孩子，但却被老师的之乎者也、子曰子曰弄得头昏脑胀。女孩子接着向老三抛媚眼。人世未深的老三对这女孩摸不清。他听人家说，这女孩品德不大好，但对她的姿色却实在有点着迷。老头子叫干女儿嫁给老三，条件是老三要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暗中保护她。她还答应改过自新（减少资本剥削、减少经济不均），并带来大笔嫁妆（以金钱资助社会民主人士的社会福利计划），还把老三服侍得妥妥帖帖（在精英经济和精英政治里有使人激情的名利竞争、使人陶醉的名利诱惑）。老三已经神魂颠倒，愿拜倒石榴裙下，做个社会民主“保资派”。老三还以为自己在履行社会主义的家训——追求人人平等，其实他已经被这个他原本想改造的女孩子（资本主义）改变了，并被她的干爹（自由主义）利用了去对抗大哥（共产主义）、拖住二哥（社会民主“废资派”），分化了社会主义的大家庭。
鉴于个人自由有赖人人平等为理据，又鉴于人人真正平等（真民主）会钳制个人自由的扩充，自由主义创出精英民主去扭曲民主，又利用资本经济去收买民主。这些手段其实很消耗资源和摧残人性。西方好运（也可以说别人衰运），捷足先登，抢占了世界80%的资源，加上残留着的传统宗教仍具相当的社会凝聚力，因此，丰富的经济与社会资源暂时保住了它。但当全世界都跟着它走的时候，就再没有那么多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去维持全球的安稳。西方如何从个人自由与人人平等纠缠的困境中走出来，将会决定世界的命运。
◎“白痴”（idiot）一词来自于希腊文，指一个对政治没有兴趣的“私人”。雅典民主全盛期的统治者兼政治家伯里克利（Pericles，前495一前429）就这样说：“这类人是可耻的，他们非但缺乏上进心，而且一无是处。”
◎他们有军权，但他们的职位主要是靠在公民大会上的口才和人民的爱戴。所有官员（抽签与委任）都要在上任前被审核（原本只是简单的审核公民资格，但后来审核政治倾向，用意是防止不热衷民主的寡头政治或独裁政治支持分子渗入），卸任后被评价。失职的处分很重，最著名的例子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帝国由盛转衰时，进攻西西里舰队被击败，追究责任。十个司库员被控失职，审一个杀一个，到第十个要开审之际，发觉财政核算失误，杀错了人，才把他释放。
◎雅典民主的起源可追溯到梭伦（Solon，前638-558）。之前，雅典的政治是由贵族组成的司法院（Areopagus）每年委任九名执政官（Archon）来运作。梭伦是诗人政治家，擅长排难解纷。由于他成功、和平与公正地调解了各族间、各地域间的分歧，各方授予他临时性的全权统治。 他利用这机会定下法则去矫正当时政治、经济与道德的颓风——主要是扩大人民参政，（通过降低参政者的财产资格），特别是委任官员和审核政绩。但对雅典民主制度成形影响最大的是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前570一前508）。他出身贵族。公元前508年，暴君当政，克里斯提尼发动群众推翻暴君，答应功成之日与民众共享治权，称民众为伙伴（Companion）。他被当权者放逐，但民众逼宫，驱逐当权者，迎立他为统治者。他重组政制，首先把雅典四大家族解散，以消除暴君寡头政制重现。然后，按人口分布，把雅典与邻近地区分成十个族。他制定全民议事并建立公职抽签制度。又创陶片放逐制度（Ostracism），由公民把他们认为会危害国家安定分子的名字写在陶片上，进行投票。票数超过半数的就被放逐五至十年，以避免政争带来国家动荡。 但被驱逐者仍保留身份、职位和财产。当时这些制度没有民主之名，只称“政治权利平等”。今人一般称克里斯提尼为“民主之父”。
◎按现代一般译法，aristocracy是“族”，但用在相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上会引出误解。 希腊原文出自“aristos”，是“最优秀”的意思。“英杰之治”代表最有智慧和德行的人被人民公选为统治者（由于智慧是人生的最高享受，所以真的智者是不会愿意参与政治的，要由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民强迫他出来做统治者。因此，被英杰统治的人民也要有一定的政治智慧）。英杰统治会推使所有人民走向智慧和高贵。到了中世纪，王权世袭，出现“贵族”的说法，也就是开国之君的德行与智慧是可以遗传给子孙。为此，王族后裔有天生的道德和智慧。所以aristocracy也称nobility，同译作“贵族”。前一个名词代表阶级，后一个名词代表德行。世袭阶级含着承袭德行之意，做成西方的“特权阶级”。对世袭特权阶级的不满和反抗引出现代的平等理念。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英杰之治”也不应被视为精英政制（elitist），因为现在一般的用词上，“精英”的重点放在能力和成就上，而不是智慧和德行上。
◎在这点上，亚里士多德跟中国的盂子有点相像。他俩都是生于乱世，理应对世界悲观，甚至犬儒（他俩的时代，在希腊和中国，都是道德沦亡、邪说充斥）。但孟子却提性善之说，力挽颓风。亚里士多德则提政善之说，把政制扎根在带领全体人民向善的基础之上。这点，他比老师柏拉图的求真更道德、更人性。
◎“人天生是政治动物，天生想聚居……城邦把他们集中在一起，好使他们每个人都能生活得高贵。 对全体和个别来说，这就是（城邦的）最终目的。”（《政治》）
◎这一点与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完全一致（见第一篇第四章）。万物（being）在“变”（becoming）。 在变中，万物的潜质（potentiality）逐步实现（actuality），最终到达它的终向，也就是它最完美的“形” （Form），可称为“成形”。从“个人”到“国”的“成形”过程中，“个人”是起点，“国”是终向。
◎首先，追寻享乐不一定带来美好生活，因为追寻者往往找错地方，或者旁骛太多。其次，财富则只能是种工具，但美好生活不是工具，是目的。再次，荣耀是外在的，是人家怎样看你，美好生活是你自己怎样生活。最后，德行是美好生活的重要元素，但不等于美好生活，因为一个充满德行的生命往往是消极的、吃苦的。另一方面，一个没有德行的人也可以由别人指使或命令去做德行的事。德行不是情绪，不关能力，真正的德行包括对德行的真正认识、对德行的自愿选择。更重要是要出自一个坚定不移的操守（character）。只有有理性、有操守的人才能过着美好生活。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是以一家之主应该怎样去生活，怎样去处理家事，怎样对待妻子、孩子、下人进而去思考一国之主。修身与治国是一致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与《政治》两部著作一前一后，互相呼应。政治家与道德家（公与私）是一致的。“国是康乐家庭组成的团体，目的是使人过上完美和自足的生活。”
◎这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路一样，也就是以效果来衡量工具的好坏（Consequentialism，也叫“效果论”）。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所关心的后果是一国之善，他们的结论是民主政制不是个好工具。西方个人主义下的自由主义关心的是个人自由，认为民主政制是保护个人自由的不二法门。
◎在此之前，争权者会把群众作为军事工具（兵源）与生产工具（军需），但不是政治工具（政权合法性的依据）。之后，群众升级为人民，除作为军事与生产工具外，更是政治本钱，是争权者的取宠对象。
◎西方人谈民主偶也会提及罗马的贵族元老院（Senate）与平民议会（Assembly），以及中古封建的庄园法庭（manorial courts），但都不当是真的民主精神。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早就担心民主容易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去制造独裁（他们称之为民主的堕落）。 在现代，这些别有用心者就是以煽动众人的民主行动来替自己夺取权力，借此实现自己的个人追求，包括破坏真正的民主。希特勒如是，很多以代表人民利益为己任的精英都如是。
◎卢梭的民主国家是人民“整体意志”的表现，跟亚里士多德的国家是个人的“潜质”（potentiality）逐步走上“实现”（actuality）的终向，有异曲同工之处。
◎1863年底，南北战争中北军战事曙光初露，11月19日，林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葛底斯堡国家公基揭幕仪式上发表演说，短短两三分钟，却成为美国历史最有名的演说，为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普世价值定义。如今刻在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上，作为美国精神的指导。
◎当然总有例外，如美国的罗斯福、英国的丘吉尔。我们还要考虑美国的“明星文化”。它特别看重名气和成就，而不是个人修养和贡献。其实，这也是自由主义逻辑性的延伸。只要生活丰富，生命有没有意义则是见仁见智。因此，《纽约时报》会大篇幅采访色情电影明星，卡特总统在竞选时也会接受色情杂志《花花公子》采访。
◎这三方面体现在：战后经济发达；要围堵以苏联为首的共产扩张，罗斯福的“新政”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相类政策言犹在耳，或仍在进行中。
◎这三方面体现在：跟有实力的资本主义结盟以保证福利社会理想可以实现；要证明保资是正确取向；认为争取经济公平、社会福利是道德的，而资本社会最有实力去实现这些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