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自由经济
资本主义有四个门派：古典派为自由经济奠基；奥地利学派为资本剥削辩护；凯恩斯学派为资本危机补镬；芝加哥学派为资本欲望戴上光环。这些理论反映了也制造了历史。其实，资本主义与自由经济有着逻辑性矛盾。
资本主义不是自由经济，它颠覆自由经济。
西方人谈自由经济都是以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为起点。一般认为斯密的自由经济理念来自重农主义（Physiocracy）的启发，以及他对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的抗拒。的确，他把七年战争的英胜法败解读为英式经济优于法式经济。当时的法式经济就是重商主义，其两个支柱是：政府鼓励出口和保护国内市场，以金银为国家财富的衡量。书中，斯密认为国家财富不能用金银衡量，应以经济活力（生产力、消费力）来衡量，而经济活力产生于自由竞争。因此，他最反对政府干预，主张自由经济。
简言之，斯密的理论是“追求私利可达公益”。这个发自个人主义的经济理论为“私利”戴上了两个光环。第一个是“理性光环”：追求私利会发挥经济效率，因为人人追求私利会带来竞争，竞争中人人会各尽所能，人人各尽所能就是发挥最高经济活力。但是，这经济效率是有条件的：竞争要自由。第二个是“道德光环”：追求私利会使大众得到好处。斯密的名言就是：“我们的晚餐不是来自屠夫、酒贩或烘面包师傅的善心，而是来自他们对自利的追求。”但是，这些公益也是有条件的：你要买得起肉、买得起酒、买得起面包，不然你就只有饿着肚子看人家享受了。
先来看看斯密的言与行的差异。英国式的政治（洛克）和经济（斯密）都是非常功利现实的。斯密确实批评关税、专利等措施，但他又支持当年英国政府强硬的贸易保护政策，特别是保护性极强的《航海法案》（Navigation Acts，1651—1849），不准其他国家的船只运载英国货以保护英国的海外贸易，终导致与荷兰开战，这跟重商主义的保护政策有什么分别？可见自由经济是口号，实际利益才是关键。
斯密写《国富论》时英国的农业革命已经成熟，但工业革命仍未开始。尽管斯密扬英贬法，英国当时也不全是自由经济。但不到几年，工业革命揭幕，英国一跃成为工业品生产大国。到了1830年左右，英国的生产活力超越各国，为扩大并持续这些活力，它开始实行真的自由经济，尤其是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这时，功利务实的英国人就把斯密捧出来。斯密的经济自由理论刚好契合了英国工业革命，成为经济发展理论主流，变成一种“主义”，披上“唯一真”的光环。随着大英帝国崛起，稍后自然地成为世界主流。
当时的代表人物是集金融家、投机商和国会议员于一身的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他提出“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认为任何情况下自由贸易总是好事。就算所有产品上自己的生产效率都比别人高，买人别人的某些产品则可更集中生产自己最具优势的产品。另外一个代表人物是法国企业家兼经济学家萨伊（Jean-Baptiste Say,1767—1832）。他提出供求自动平衡的理念，认为生产会创造消费，通过自由竞争这会保证最高就业水平，被称为“萨伊定律”。还有马尔萨斯（Tomas Malthus,1766—1834）。他的《人口论》指出物质匮乏无可避免，导致人人竞争、优胜劣败。经济学被称为“凄凉的科学”（Dismal Science）也源于此。这对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理念很有影响（第三篇第二十章）。斯密和这些人的理论被称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classical economic liberalism）,都是经常被用来支撑经济自由、政府少管的理论依据。
那时，英国工业产品占尽优势，国际间的自由贸易对英国绝对有利，甚至是英国持续发展的必需条件。于是，自由贸易摇身一变就成为英国货打入其他国家的道德依据。国际自由贸易既是道德的事情，英国自然理直气壮地要人家打开门户，甚至以武力去打开人家的门户。当然，当英国的工业革命被人家模仿并赶上的时候，它就采取保护主义了。这是后话。
19世纪是英国的天下，但欧美也开始跟上。自由竞争、弱肉强食引发出严重的贫富不均和社会不安。社会主义形成一股反经济暴力的浪潮，挑战自由竞争，呼吁经济平等。此刻，“奥地利学派”（Austrian School,也称维也纳学派[Vienna School]）出现，为自由经济的破坏力辩护。其开山祖师是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他以心理学为基础去解释市场的供与求只不过是集结千千万万人的个人决定而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任何操纵。更进一步，它以这千千万万人各自按其信息所作出的决定去解释商业周期的形成，借此为当时大起大落的经济及其对社会民生的负面影响辩护。当时，社会主义浪潮汹涌，马克思从历史唯物的角度，以黑格尔的辩证法去分析和批判自由经济。古典派对马克思的分析不懂，也不感兴趣，它不与马克思直接交锋，而是以心理学或人性辩护自由经济的合情合理，说自由经济引发的经济波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非但不可避免，而且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当然，辩论不会平息经济不公所引出的怒火，但它的理论给予当权者（国家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一种道德支持，认为自由经济还是正确的，自由经济的负面影响还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从而也加强了当权者打压社会主义的决心。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一段拉锯时期，社会主义不断成长和发挥影响，自由经济也在不断自我修改适应，奥地利学派是当时西方面对社会主义挑战的回应。论战的战场在欧陆。
20世纪初，共产苏联立国，不到二十年，以计划经济建造了经济奇迹。虽然西方对共产主义仍深具戒心，但计划经济的成就也是动人的。当苏联欣欣向荣之际，西方却被大萧条的悲观气候笼罩。这时出现两种反应，一是顽抗，衍生出奥地利学派，一是弥补，衍生出凯恩斯学派。
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哈耶克（Friedrick Hayek，1899—1992）和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1944)和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sy,1942）都是“二战”内共产苏联生产力激增时出版的，反映了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经济成就的恐慌。1930—1940年代西方经济大不景气，大多数人都认为是放任经济所致，虽然有奥地利学派的辩护，但西方政府对放任经济确是半信半疑。
凯恩斯学派一方面维护自由经济原则，一方面弥补自由经济的失效。凯恩斯是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的入室弟子。马歇尔把古典派和奥地利学派捻合，构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分析系统：以奥地利学派的“边际”理念为基础，利用数学方程式来研究动态的供求平衡。凯恩斯则在供求动态平衡的理念下，针对大萧条的经济环境去设计政府政策（利率、货币、物价、工资等），把低水平的供求平衡（未动用所有生产资源，包括就业率偏低）推向高水平（有效使用全部生产资源，包括全民就业）。
凯恩斯的经典之作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b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1936)）。他可以说是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把焦点放在“总量”上（aggregate,包括总生产量，总消费量，总就业量等等）。古典派认为在自由经济下，供求的自动平衡会保证全民就业（“萨伊定律”，也就是所有想做工的人都有工做）。凯恩斯指出，价格与工资既然是完全弹性的（这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假设），一个经济实体里的总供求一定会平衡，但这个平衡点并不一定代表全部生产资源已经投入生产，并被最有效率使用，更不保证全民就业。他认为这就是大萧条背后的真正问题。他的解释是，微观经济里千万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个别行为（表现在市场的供和求上）的总和不一定带来最效率的宏观经济（就业、增长等等）。这叫“市场失效”（market failure）。政府有两个理由要弥补市场失效：经济理由是提高整个经济体的生产资源使用效率；政治的理由是维持社会安定，特别是解决失业问题。两者是关联的，因此所用的手段也有连锁作用。问题的关键既然是总需求量不够，因此政府政策应针对提高总需求量。凯恩斯把重点放在投资，因为投资既可以增加短期的总需求量，也可以提升长期的生产潜力。但是，在生产过剩的环境里，私人投资肯定萎缩，因此政府要带头投资，凯恩斯主张投资在基建。同时，政府也要激励私人投资，凯恩斯主张对贷款减息。他的逻辑是，投资总量增加就增加人民收入，这会增加总消费量，进而刺激生产和更多的私人投资，带来更多的收入和消费。更重要的是，这会把总生产和总消费带上更高的平衡点，也就是更成功地、有效地使用整个经济体的生产资源，包括劳动力（就业）。
凯恩斯理论大大影响了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更深远地影响了“二战”后世界经济结构的重整。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成立了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并以一盎司黄金兑35美元的固定兑换率去稳定战后的经济，以避免疯狂通胀和大萧条。
世行和货币基金两个组织的运作很相似，都是由会员国（1944年是45个国家，现今175个）集资，个别国家有需要时向组织申请贷款。区别在于它俩的目的：世行主要是协助战后重建，日后改为协助经济发展，贷款是长期的，货币基金主要是协助会员国平衡收支、稳定汇率，贷款是短期的。1947年，“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成立，推动欧洲重建。世行和货币基金把目标转移到欧洲以外，特别是那时纷纷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但是，世行与货币基金的运作原则依然是自由经济。凯恩斯学派认为：这些国家的病状是经济低迷（也就等于供求平衡偏低），病因是需求量不足，药方是以投资去推动需求量。但是，发展中国家哪有余力投资？可以从世行或货币基金贷款。条件是发展中国家要走自由经济方向。世行与货币基金的大老板是美国（虽然传统是美国人任世行总裁，欧洲人任货币基金总裁，但美国的投入最大，话语权也最大），自由经济（资本主义）也经此推向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它们先是引进西方贷款，继是引进西方经济体制，最后是引进西方经济文化。
“二战”结束后，大萧条带来给美国的最大难题——“失业”——终因战时动员与战后复苏而得到解决。但以美、苏为首的东西对垒局面出现，两种意识形态争锋。西方补上大量福利保障以稳定社会，以免人心转向。1950—1970年代是凯恩斯派的时代。美国约翰逊总统（Lyndon Baines Johnson,任期1963—1969）“伟大社会”政策前前后后二十多年，政府大量投资社会建设，加上越战开支庞大，渐感吃力。此刻，芝加哥学派开始从边缘走上主流。
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代表新古典派[neoclassical economics]）源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也包括商学院和法学院），代表人物是费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他认为市场经济本身是很稳定的，不稳定是因为政府插手。他对大萧条的分析与凯恩斯刚好相反，认为原因不是投资不足，而是政府收缩通货流量，以致银行没法贷款给企业去投资。芝加哥学派是纯粹货币主义者（monetarist），相信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物价水平和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见第五篇第三十一章有关金钱市场）。芝加哥学派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认为价值是完全主观的，人人不同，时时不同，与奥地利学派一脉相承——哈耶克还在芝加哥当了十多年（1950—1962）的教师呢！此派主张政府应该“中立”，认为只需保证产权神圣（不管谁是主人）、劳工自由（相对于工人组织）、企业自管（相对于政府监督）、财经自主（相对于政府参与），其他不要管。这一派毫不讳言资本家是经济的动力，而资本家发财是天公地道的：资本家牺牲眼前消费，把钱放在投资上，他们冒大风险去组织生产，他们是为社会创造财富，应得最高报酬。
其实，古典也好，新古典也好，奥地利也好，凯恩斯也好，都是同声同气的，都奉自由经济为经济发展的唯一真理。古典派树立起“私利可达公益”和“自由竞争是最佳手段”两个理念。前者是自由经济的道德基础，后者是自由经济的运作模式，为自由经济奠基。奥地利学派指出经济周期无可避免，而且是经济动力的表现，并更进一步推出“创造性破坏”去美化市场波动的负面影响，为自由经济的破坏辩护。凯恩斯学派指出自由经济有时不能完全有效利用所有生产资源，以致经济停滞，需要政府帮一把，积极地为自由经济的失效补镬。芝加哥学派视自由经济为个人自由的工具与目的，出自奥地利派的企业家精神到了芝加哥的新古典学派手里变为自由经济的化身，资本家变成自由经济的英雄。
1970年代末期，经济迟滞、通胀失控，芝加哥学派批判凯恩斯学派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低头，使西方（特别是美国）丧失自由经济的活力。它认为要恢复自由经济的本来面貌，不要与社会主义妥协，要发挥企业家精神，要鼓励他们求财，帮助他们发财。
1979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上台，1981年，美国里根总统上台，他俩都以自由世界的斗士自居。芝加哥学派适逢其会，大展身手。20世纪90年代出现所谓“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包括收紧国家财政支出（减少公共服务）、修改福利政策（放弃穷人）、更改税制去鼓励投资（补贴富人）、国企私有化（廉价出售国家资产）、放宽工商业管理（放任经济）。时势逆转，苏联解体，世界共产主义成为昨日黄花。芝加哥学派认为这是自由经济的最终胜利。
芝加哥学派的费里德曼说，很多人误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累积，其实更重要的是自由经济。可是，顾名思义，资本主义一定要包含一些有关“资本”的内容，才可以叫“资本主义”，否则，叫自由经济不就够了？
先从“经济”说起。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假设是：人类对物质的追求是无限的，而生产资源是有限的。自由经济的基础理论是：市场自由竞争是分配和利用有限的生产资源去满足人类无限的物质追求最有效率的方法。自由经济下的市场是一个产权私有（私产）、各自为己（自由）、优胜劣汰（竞争）的经济体制，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会提高生产效率,相应的，消费者之间的竞争会提高消费效率，最后，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会提升消费选择。这就是市场经济（私产、自由、竞争）乃最佳经济模式的理据。为此，整个自由经济的发展重点就在提升私产、自由、竞争。
生产资源有三类：自然资源（包括土地）、劳动力（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和资本（包括机器、工具、厂房等实质资本，也包括可以用来买机器、工具、厂房的资金）。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和运用资本的方式。它使非自觉的市场运作披上一个鲜明的意识形态——资本是最重要、最需要保护、最值得支持的生产资源，逻辑如下。有效分配和利用生产资源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增加生产资源的投入量。要鼓励生产资源的投入就得提高这些生产资源的回报。自然资源的回报是租金和使用费。但提高租金和使用费不会增加它的总量，因为它是有限和固定的。提高租金和使用费只会改变短期的开采量和使用模式。劳动力的回报是工资。在全民就业情况下，提高工资不会增加劳动力总量，只会改变它的部署。劳动力的真正增加只可来自人口增加，是长线的。资本的回报是利润。提高利润一定会吸引更多资本投入生产。资本的量是无限的，可以不断地创造。而且，不同于其他的生产资源，资本可以无限地累积。在以上三个选择中，资本最有弹性，最能回应回报的增减。因此，提高资本回报、鼓励资本累积是增加资本投入生产的最佳办法，也因此同时成为增加总生产的最佳办法。
资本主义的经济意义就是在三个生产资源中独尊资本。在这样的经济模式下，每一种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比重（指相对于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比重）一定会越来越高。这样，生产就越来越依赖资本，越来越迁就资本的使用效率，忽视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同时，资本累积会越来越集中。尤其是通过资本的“资金化”（证券化），资本累积不再受时空限制，更能集中在资本家（资金拥有者或管理者）手里。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有目共睹的，也即资本的胜利。在生产资源的运用上，资本的回报和比重压倒劳动力与自然资源，在生产资源的分配中，资本家和资本管理者的利益压倒劳动人民和生态环境的考虑。
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就是把资本主义与自由经济放在一起——既然自由经济是最有效率的生产资源分配制度，资本主义又是最强劲的生产资源创造机制，两个应该是最佳的搭配，加起来应得出最优的经济成果。可惜，这个组合里头存在不可解决的内在矛盾。资本会垄断生产模式，资本家会支配生产决定，何来竞争？市场的供求逻辑如何发挥作用？自由经济变成虚有其表，里面是资本的天地。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就像是一个不平坦的球场，资本永远占据上风：产品中的资本比重永远在增加，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比重不断在削减。在这个不平坦的球场上，资本比重较高的制造业永远压倒资本比重较低的农业，资本集中的城市永远压倒资本分散的农村。这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如何能有效利用？农业怎能与制造业竞争？农村怎能与城市竞争？市场经济的作用是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去芜存菁，以最高效率的生产资源分配去满足生产和消费的需求。如果竞争的场地是歪斜的，怎会有合理的结果？
不合理的经济当然不能持续。但更可惜的是，生产资源的潜力也不能得到发挥，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固然被浪费，资本的力量也不能被好好利用——站在上方的球队肯定要赢，怎还会全力以赴？市场经济的生命力有赖于竞争，但资本主义的最终方向是垄断。这岂不矛盾？
或许有人会指出，资本垄断可能是历史的过程，现今开始成形的“新经济”强调科技和信息，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高素质劳动力的回报率也不断提高，资本也不再是唯我独尊了，起码有高素质劳动力与之抗衡。这种看法轻视了资本主义的厉害。它已经把劳动力，特别是高素质劳动力成功地资本化了。“知识产权”就是劳动力成果的产权化，进而是证券化。西方经济学家把劳动力叫做“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不是没有原因的。
同时，资本主义的动力是资本的增加与累积，这带出一个怪异的经济模式。经济的实体是人类的衣、食、住、行。在这个实体经济（物质经济）里要增加和累积资本就要增加消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延续需要一个强调消费的经济，如何加速和扩大消费？产品日新月异，转眼过时，少数人的奢侈品马上变成人人的必需品；产品损坏不能修整，必须更换，产品用旧不能翻新……这些都是消费经济的特色。消费经济带来消费文化：追求时尚、贪新厌旧、用完即扔、崇尚奢华。消费力成为个人价值的衡量——有钱人就有社会地位，不管钱是怎样得来的。价钱成为货品质量的衡量——贵的东西一定好，不管合用不合用。结果成了个笑贫不笑娼的功利世界，一个骄奢淫逸的浅薄社会。自古以来，人的经济地位来自生产，如今，来自消费。
尽管芝加哥学派的龙头大哥费里德曼避重就轻地说资本主义就是自由经济，但资本与自由肯定是两回事。自由经济是指自由竞争，是种经济运作模式，是种程序。资本主义是指资本至上，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个方向。为达到目的，资本主义颠覆了自由经济。资本主义的目的是资本累积，而资本累积是无需自由经济的。其实，无论在工业革命之前还是在今天的金融经济之中，资本累积就是以钱赚钱，它可以寄生于上古的庄园经济，也可以寄生于工业革命后的自由经济。
◎法案主要针对荷兰。17世纪中，以阿姆斯特丹为基地的荷兰船队差不多占领全球海运贸易，英国海运接近破产。英国决定封锁英国和苏格兰（英、苏要到1707年才合一）市场，不让荷兰进来。 英、荷战事爆发后，英国的海军只能巡逻英国沿岸海域，荷兰的海军在波罗的海与地中海逞强。 1654年定和约，但没有真的解决。1663年，英国又出新法案，让所有运往英属地，特别是美洲的货品必须经英国转运（卸货、验货、收税、再上货），从英国海外属地运往欧洲各国的货品也同样要在英国转运。法案一出，英、荷战事再起，英国大败。1688年的光荣革命后，来自荷兰的威廉把荷兰海军并入英国海军，并把英、荷军舰比例限为5比3，英海军一跃为世界最强（虽然如此，荷兰仍维持商业地位，直到18世纪）。但是，美洲殖民者对这些法案极度反感，特别是1733年开始的一连串《食糖法案》（SugarActs），加重殖民地的糖价、加剧殖民走私，也促动了日后美国独立。法案于1849年全部取消，主要原因是英国工业革命成功，占领了贸易优势。 它不再需要保护自己，而是要打进别人的市场，于是鼓吹自由经济（斯密理论要等到那时才成主流）。
◎到了拿破仑时代，英国已是最先进工业国。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主要是针对来自英国的进口货。
◎这派把经济理论建立于个人主义心理学上，用的是个人主义方法论（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认为经济的基础是个人行为与心理，尤其是这些行为与心理在时间上的表现。门格尔提出了两个理念：“边际分析”（marginal analysis）和“个人主观选择”（individual subjective preferences，也可译作“个人主观偏好”）。
◎奥地利学派指出，在经济边际，当每个人（个体）决定怎样去利用自己的资源时，他一定会考虑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就是考虑现在投资还是稍后投资会收益更多，现在消费还是稍后消费会享受更多。这些取舍需要有市场信息（价格）才可以正确衡量。可是，未来的信息一定受现在的行为影响。由于市场是由千万人组成，这些人的市场行为是不可能协调的。于是，就出现了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有时供过于求，有时供大于求。推而广之，千万的个人（个体）在经济边缘作出的决定和行为使整体经济有着无休止的动力和不稳定性。
◎哈耶克推崇放任经济，反对计划经济，认为计划经济必然带来独裁政权。对他来说，计划经济代表放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必引至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熊彼特推出“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理念，指出进步与创新是不可分割的。每次重大的创新（科技、组织、体制、经济模式）都需要破坏上一次创新留下来的企业与工人的既得利益。“企业家精神”（entreprencurial spirit）是创新的动力。
◎若干年后，奥地利派借尸还魂，哈耶克还于1974年拿得诺贝尔奖。此是后话。
◎凯恩斯聪明过人，能言善辩。在剑桥先念数学，后受马歇尔的影响改念经济。英国哲学家兼数学家罗素说他每次跟凯恩斯辩论时都心惊肉跳，发觉自己好像愚昧无知。罗斯福的新政虽用上凯恩斯的理论，但他对凯恩斯的评价是：“他是个数学家，不是搞政治经济的。”
◎经济的讨论一般分微观经济学（micro economics）和宏观经济学（macro economics）。前者研究消费者和生产者（企业）如何分配资源来追求最佳的消费和生产效率，借此去了解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的相互关系。后者是研究整个经济体的结构和行为表现，如增长、就业、通胀等，以及经济政策的成效。两者会互相影响，不同政治意识形态也会选择不同经济理论，例如共产经济、合作经济、重商经济、资本经济。研究这些的统称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本书的讨论属此类。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市场失效代表市场未能成功地、有效地使用整个经济体的生产资源。市场失效不一定表现在个别企业或个别经济领域上。个别企业或经济领城可能很蓬勃，但宏观经济上却是停滞或退后的状态。一直以来经济学家认为生产过剩是宏观经济不景气的原因，凯恩斯倒过来演绎：生产过剩是宏观经济不景气的后果，生产过剩是因为总需求量不够（也就是消费量不足）。
◎这也是微观经济中个别企业追求私利与宏观经济中政府追求公利的分别。在经济周期中企业与政府的行为相反。企业考虑私利，一定跟风，它的投资决策一定会加剧周期的波动。政府考虑公利，它的政策一定想缓和波动。
◎凯恩斯认为古典派的供求自动平衡理论是对的，但这只是一个特殊情况，只发生于市场完美运作之时。在实际中，市场运作不会完美（市场失效），因此供求平衡不是在最高水平，所以需要政府政策来弥补。为此，凯恩斯称他的理论为“通论”（general theory），而古典派的完美市场假设为特论（special theory）。
◎这个黄金为本位的货币措施以黄金衡量经济力，实在是非常浓厚的重商主义意识。
◎两者的分别是奥地利学派重逻辑、轻数据，而芝加哥学派则非常注重数据和模型。
◎这出自费里德曼一篇比较特别的文章《资本主义与犹太人》（1972）。他以犹太人身份去分析为什么这么多资本主义得益者是犹太人，而这么多资本主义批评者也是犹太人。他的论点会在下一章介绍。
◎卖家（生产者）的竞争对手是其他卖家，竞争对象是买家（消费者）。竞争中肯定是低价者卖出。 成功卖家的卖价代表他的生产成本比竞争对手低。生产成本低代表生产效率高。在竞争性强的市场里，其他卖家会向这个成功卖家学习，改进生产效率，使成本更低。因此，卖家们不断竞争就会不断提升这种产品的生产效率。推而广之，就是提升整个经济的生产效率。
◎买家（消费者）的竞争对手是其他买家，竞争对象是卖家（生产者）。竞争中肯定是价高者买得。 成功买家的买价代表他对这产品的需求和愿意付出的代价比竞争对手高。每个买家都只可用他有限的购买力去争取最高的消费满足（消费效率），因此他要作出取舍：买多少这些产品？出多少价？这就是他的消费模式。在竞争性强的市场里，其他买家会参考这个成功买家的消费模式，检讨自己的消费模式，改进对这种产品的消费（买多少？出多少价？），也就是通过修改消费模式去提升他们的消费效率（消费满足）。因此，买家们的竞争会不断提升这种产品的消费效率。 推而广之，就是提升整个经济的消费效率。
◎虽然西方经济理论的假设是生产资源有限、人类追求无限，但这些有限与无限是相对的、时刻性的。虽然生产资源有限，但这并不是说资源不能增加，只是说在每一刻里资源量不足以满足需求量。人类对物质的无限追求，也不是说追求永不能达到的东西，只是说追求永无止境而已。 事实上，人类的追求是渐进的，马车时代，人类会追求更好更快的马车，而不是小汽车。不过，每分钟人类都在追求比目前更高的物质享受，而这种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同时，人类也在不断增加资源供应，但这些供应也是永远不足的。
◎自然资源可以垄断，但不能累积。劳动力可以增加，但不能累积，今天不用的劳动力不能留给明天用。
◎西方国家政府自然明白这一点，但骑虎难下，因为政府也被资本支配。解决办法就是以法律来“约束”资本的垄断和累积（《反托拉斯法》），但整个经济体系基本上还是向资本倾斜，造成了其他两种生产资源的低效率使用和不平衡分配—劳动力被轻视，自然资源被滥用。今天西方国家的高物质水平是用超量的生产资源创造出来的。有学者早就指出，西方国家人口占世界的20%，但是使用了占总量80%的自然资源，累积了占总量80%的资本。这种建立在其他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基础之上的不效率和不平衡的经济模式，已持续了差不多两个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