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是以钱赚钱
资本主义的真谛是以钱赚钱。宗教改革前后，产权私有、买卖自由、放款收息、资本累积逐渐成形。工业革命后的生产与消费模式突出融资的重要；融资衍生出资金市场，再衍生出金钱市场。实体经济被金融经济支配，物质需求被心理需求扭曲。经济波动日趋严重。
“贪婪是好事，是对的。贪婪有用……它捕捉了进化的精神。对于生命、金钱、爱情、知识的贪婪，标志着人类正向前推进。”
——好莱坞电影《华尔街》(Wall Street,1987)
说穿了，资本主义就是以钱赚钱。
中世纪的庄园经济建立于互惠（reciprocity）的主属关系上，以“家庭”为制度蓝本，以正义（justice）和仁爱（charity）为行为准则。虽有产权的理念，但不是私人产权，资产属家族（包括王室）、教会、工商团体。在神创万物供人使用和支配的理念下，产权有浓厚的“托管”（custodian）意识，就是说，不是用来生财致富的，更不应敛财聚积。中古的基督社会对生财和聚积没有好感。
宗教改革以来，社会动荡，个人意识抬头。洛克把个人产权政治化，视为政治自由的基础，更把保护个人产权作为政府合法化的基础。17世纪的英国仍有浓厚的传统宗教意识，把资产累积视为敛财，很不赞同。但洛克是以农业经济的背景去构思产权，认为农产品难保存，因此难累积。当然，他也明白17世纪的实际情况是资产已不再单纯是农产品，但他相信“基督道德”会约束资产过分累积。功利现实、对人性悲观的洛克竞有如此“浪漫”的构思，可见他的复杂。
用来生财，钱是资本，用来储值，钱是资产。钱赚钱就是以钱图利：可以是放款收息，可以是投资取利。中古以前，投资的机会很少，农业经济的生产主要靠土地。土地是抢、打、封、赠得来的，不是以钱赚来。所以，以钱赚钱的唯一途径是放款收息。我们可以从“收息”这理念的演变看出以钱赚钱（资本主义）怎样从地下走上地面、从涓流变成洪流、从被人鄙视到被人艳羡。
宗教改革之前，放款收息有两个困难：钱是金银，携带、兑换都不容易，流通量有限，收息违法。贷款不能收息，谁干？这是资本主义未兴起的主要原因。但是法律是人创造的，人可以改变它。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在此。那时整个社会的经济意识形态对赚钱没有好感，对以钱赚钱鄙视更甚。日后资本主义的突破也是先打破放款收息的法律限制和道德约束。攻破这点后，以钱赚钱就名正言顺了。
放款收息自古已有,但到了天主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之时就被禁止，理由是：贷款是救人燃眉之急，譬如禾麦仍未收割但家有急事需要用钱，因此收息就是不仁，有违基督教义。当然仍然有人需钱急用，仍然有人有余钱可贷，双方私下借贷，如果利息不太高,当局与教会都不会干涉。当然，王侯、贵族出征或办事，都要筹饷或集资，也要借钱，也是借贷双方协商定议。但这是“当局”的事，教会也不大会干涉。
放款收息有违教义，一般人不干，除了犹太人。犹太人的古经教训也是不能收息的，但他们的弹性解释是犹太人之间不收，借钱给非犹太人就可以收。在天主教的欧洲，犹太人被视为教外，没有什么生计。刚好天主教会对累积金钱和以钱生钱都很鄙视，于是放款生财、替贵族们收租收税（没钱交租交税就要借钱）很自然地就成为犹太人的专业和专利。但同时，犹太人也被一般老百姓憎厌和敌视，被当局和教会迫害勒索。
犹太人很懂理财,而且团结。罗马帝国于公元70年消灭以色列，放逐所有犹太人。被逐各地的犹太团体构成一个无远弗届的经济网络。同时，他们很自然地将放款或典当生意得来的金银珠宝去开首饰店、金铺、银铺、找换铺，这就是日后的银行。
犹太人可以算是第一批资本主义者（以钱赚钱），但是日后反对资本主义最激烈的也是犹太人。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费里德曼身为犹太人，指出犹太人的宗教与文化很有资本主义气息，加上中古天主教会既歧视以钱赚钱（因此教徒们绝少干这行业），又歧视犹太人（因此犹太人只可以干别人不干的行业），制造了犹太人以钱赚钱的契机，在资本主义先走一步。到了整个西方变成资本世界，犹太人就更如鱼得水。他又指出犹太人反资本主义是因为19世纪的左倾政治有强烈的反基督宗教倾向，使被基督教歧视的犹太人有被接受和被拥抱的感觉，所以加入左倾反资本主义行列。可见资本主义既有新教伦理，也有反宗教的意味。要了解西方社会，不能不看它的宗教意识（无论信奉还是反对）。
从11世纪开始的三个世纪里，十字军东征、丝绸之路东来、文艺复兴，欧洲一片繁荣。军事、商业和建设都要用钱，因此货币流量大增，经商信贷也大增。那时，除了犹太人外，文艺复兴中心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地区（Lombardy）的伦巴人（Lombards）也做放款和典当生意。当时欧洲人的宗教虔诚是史无前例的。9世纪时欧洲才刚从黑暗中走出，西欧、北欧的蛮族刚刚皈依天主教，建立全世界“基督王国”的理想推动着十字军，教会权威正迈上高峰，显圣、显灵的圣地吸引着大批朝圣者。在朝圣路网上就是这些伦巴人。他们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几个城市的大家族，以及遍布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占据了欧洲金融的龙头地位。
甚至教会也加入这行业。十字军出征开支浩大，君侯、贵族们会先向“银行”借钱，然后增加税收去还钱。这些“银行”不是任何人可以干的，都是大家族（特别是意大利城邦的豪族，如佛罗伦萨的美第奇族）或大修道院和教会团体（如西多会和圣殿骑士团）。他们非但贷款给君侯们，也代君侯们收税去还钱。所以这些“银行”其实是君侯们的财务总管，势力很大。说来奇怪，最成功的银行家是14世纪借钱给教廷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归尔甫豪族（Guelph）。他们借钱给教皇，并代教皇在全欧洲收教会税。当然，那时也正是腐败至极的阿维尼翁教廷时代（第一篇第六章）。
但是，这仍未代表放款收息、以钱赚钱是种受人尊重的行业。一方面，社会与当权者利用它，一方面，道德与宗教鄙视它。一有不满或一有机会，政治精英们就拿它开刀，以示警戒或趁机敛财。因此，这些“财主”的生计与生命很没保障——1401年，阿拉贡（Aragon）逐他们，1403年，英国禁他们；1409年，佛兰德（Flanders）囚他们，1410年，巴黎赶他们。
从11世纪到14世纪初的三百年间，是封建庄园制度的成熟期：社会稳定、人口增长、文艺复苏、科技跃进。因此，庄园式的经济理念和结构要适应新兴工商政治的需要和愿望，封建式的政治理念和体制要应付人文思想的质疑和挑战。在15世纪末，也就是宗教改革的前夕，西方的经济思维仍以阿奎那为首的经院派（见第一篇第四章）理论为依据，仍是重农轻商，更轻金融。经院派的开山祖师圣安塞姆（St.Anselm of Canterbufy，1033—1109）就把收息视为盗窃，比不仁更重罪。当时的最高经济道德原则是交易要公平，即完全对等的交易，借贷也如此。放款收息就是收取超过贷出的金额，是不对等的交易，因此是不公平的。阿奎那还认为收息就是“贩卖光阴”，因为利息是按照钱放在借款人手里的时间来算的。阿奎那指出，光阴是不能贩卖的，因为它是属于神的。
这不是说教会不容许投资取利。投资有风险，取利是合理。但是要真正的合资，共同承担风险，共同开发事业，而不是以钱赚钱。其实，经院派承认投资生利合理就已经间接地打开了放款收息的门。经院派的逻辑是，放款者把钱贷出就不能用这笔钱做投资，也就是不能生利，因此他可以收息去抵偿因贷款而损失的投资利润（这点很像现代的“机会成本”概念）。但[标记3]总的调子仍是认为赚钱与敬神爱人格格不入。那时经济道德仍着眼于公平，因为经院派多是行脚僧，他们沿门托钵，看尽世态炎凉，对赚钱和有钱人有心态上的抗拒。他们的理论依据来自《圣经》和古训，以及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见第一篇第四章）。他们也察觉到俗世与教会的法庭开始腐化，法庭判定与良心判断差距扩大，于是把公平的重点在“同意”（consent,这也开启了日后的“政权合法化要基于被统治者同意”的理念）。他们认识到完全对等的交易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通过互相讨价还价而达成的互惠交易是很正常的，所以，双方同意是公平的试金石。
有人认为经院派已经开启了自由经济的思维。但其中一个重大的分歧是有关经济价值的定义。价格，作为经济价值的衡量，有两个不同的基础：劳动力价值和使用价值。基督教义以至马克思都是走劳动力价值的方向。但是自由经济则建立在有限资源与无限需求的两条腿上，所以价格是按需求者看待货品的使用价值，和需求者之间的竞争而产生出来的。再深一层去想，这就是“匮乏价值”（scarcity value）。自由经济的思路是“匮乏是经济运作的自然规律”，但中古经院派的思路却是“匮乏是不公平交易的人为现象”。他们最恨商人勾结垄断、囤积居奇去制造匮乏。当然，这些也是以钱赚钱的最好机会。
阿奎那时代（13世纪）是庄园经济的全盛期。但接下来的14世纪是西方的大灾难时代，先有饥荒，继是瘟疫，欧洲人死了一半。加上教会腐败、政治纷扰，传统制度与思想的根基出现不稳。15世纪有三件大事：（1）百年战争结束，英法国家理念成形，开始脱离封建，（2）君士坦丁堡沦陷，东路不通，葡萄牙、西班牙往西发展，欧洲人的世界与眼界突然扩大；（3）活字印刷出现，理念与思想的传播加速，打破了贵族与教会对“真理”的垄断。16世纪一开始就是宗教改革和西班牙的帝国大业。这两件事将西方人的经济道德观完全翻转过来。
新教教义与天主教教义对赚钱有不同看法，特别是激进新教如加尔文派。他们把赚钱看做神对人的眷顾和人对神的赞美。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将资本主义精神定义为“理性地追求经济利益”，有别于贪婪、敛财或积谷防饥。他指出一个现象：从前少数人有这种资本主义精神，为什么后来会蔓延整个社会？他的答案是：这种以理性规划和自我克制去追求经济利益是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派）的教义与文化的逻辑性延伸。
天主教（旧教）的文化是只要你服从教会和教义，就“保证”得救。宗教改革把得救看作个人与神之间的事，与教会无关。人确是自由了，但也“失落”了。因为得救却失去了“保证”，于是出现信心危机，韦伯的解释如下。新教徒特别坚持“得救预定”（predestination）,也就是神一早就定下谁能得救、谁不会得救，因此得救与否全赖神恩，谁也不知何人会得救。但是，如果你怀疑自己是否得救，你就是信心不足，而信心不足乃是不得救的迹象。因此，你的自信就是得救与否的“试金石”。“得救全赖神恩”的信仰很微妙地就被“得救全凭自信”的心态取代。最能鼓舞自信的是成就，特别是经济上的成就。这里还要先补充一点。天主教时代，所有职业都不如神职，因为出家就是追随神的召唤，是最高的使命。马丁·路德认为在神面前所有的职业都有价值。在宗教改革之后，这理念被天主教与新教接受，但一到了比较激进的加尔文派教徒眼里，这理念就变成一种宗教狂热——一种把工作勤奋当成得救“保证”的狂热。工作勤奋自然收入多。新教很反对个人挥霍，认为挥霍是罪过，也不赞成过度捐献给教会，认为教会太有钱就会腐败，也不认同多放救济，认为救济过宽会鼓励惰性。那么，赚来的钱怎么用？投资，也就是以钱赚钱。这就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交会点。
随着新教激进派（特别是加尔文派）和犹太人被当权者迫害流放，以钱赚钱的意识也就扩散开来。与此同时，天主教经院派的经济道德观也开始放宽。天主教的自身改革（反改革）带出新气象，新兴的耶稣会是当时欧洲最开明的思想界（见第二篇第十章）。他们声称做教皇的尖兵，但他们却是源于当时最强盛的西班牙，而不是天主教的根据地意大利或坚持天主教的法国。这是有道理的，西班牙有当时最庞大的帝国，并以天主教保护者自居。这些耶稣会士主持了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学派（School of Salamanca,也称为后期经院派），研究和解决新时代的问题。日后，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称他们为现代经济理论的开山始祖。他们的主要论点是：价值来自功用，而功用是主观性的，人人不同；价格来自供求，供求生于匮乏；收息合理，理据如下。首先，贷款投资具有风险，利息是风险的代价；其次，放款者要付出机会成本；再次，钱是一种货品，利息是利润（这是新意，反映16世纪的处处商机）；最后，手上的钱比未来的钱更值钱，因此放钱收息、借钱纳息都是合理的。
可见，到了16世纪末，资本主义成形的大气候已存在。无论新教、旧教都接受产权私有、买卖自由、累积资本既合法也合理。在这气候里只要把资本解读为资金（也就是钱），然后把以钱赚钱变得合法合理，那就是资本主义了。我们接着看这是怎样发生的。
天时有了，地利则落在荷兰。那里是当时欧洲贸易最自由的地方。14世纪时，它的腌鲱鱼已是销售全欧。它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北临北海，同时也是欧洲心脏区莱茵河和默兹河的入海口，自然地成为欧洲商业的集散地。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葡帝国兴起，造就了荷兰。它从西、葡载上来自亚、非、美的香料、丝绸、黄金，销售全欧，成为欧洲的“海上马车夫”（Coachman of Europe）。16世纪后期，它脱离西班牙统治，并与西班牙开战，更以经济手段暗夺西班牙的海外商业网络，摇身一变成为远洋贸易帝国。它相继创出三张资本主义王牌：1602年成立西方第一家公开股份公司（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1609年成立西方第一个股票市场（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并同时发明以银行信用作后盾的“虚钱”（想象中的货币，imaginary money）。荷兰人完全赚钱至上，不分彼此，跟西班牙打仗，但又跟西班牙做生意。荷兰商人顶爱国，凡是西班牙的敌人他们都资助，但荷兰的商业则绝无国界，完全自由。
以钱赚钱的天时存在了（产权私有、买卖自由、聚积资本的合理与合法），地利也有了（荷兰开启了股份公司、股票市场和银行信贷），人和又是怎样出现的？宗教改革以来，各地因避难而涌入新教荷兰的犹太人、英国清教徒、法国胡格诺派、德国再洗礼派等带来大量资本、技术，以及更重要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荷兰本来就是个在商言商的功利城邦联盟，现在，大展拳脚的时候来了。
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时，荷兰把资本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带到了英国（见第三篇第十九章有关光荣革命）。洛克的政治观——把保护私产放在政治的中心——是前所未有的。私产观念从古就有，但从来没有被视为如此神圣。个人自由也不是新的理念，但从未有过天赋的地位。洛克把这些资本主义成长的因素一一注入西方文化的血液里。到了斯密点着经济自由的火种，加上工业革命的柴薪，资本主义就乘着自由经济的风势，一发燎原。
上一章说了，在实体经济中，资本的增加仍赖实体的生产，累积下来的资本仍是实体的资本，如厂房、机器。这做法仍不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境界——以钱赚钱，尤其是以别人的钱赚钱。工业革命带来新契机。最初，资本主要是机器、工具、设施和厂房。但是，由于在生产资源中最容易增添的是资本——因为它既没有天然的限制，又容易回应市场的刺激，于是资本也就逐渐成为最活跃的生产资源（第五篇第三十章）。可是，资本是从何而生的呢？西方经济学的解释是，资本来自储蓄。储蓄的媒介是金钱（其他媒介如粮食、珠宝等既不方便储藏，又容易被损毁）。因此，吸引资本就要吸引储蓄（金钱），称之为融资。“融”就是筹措，“资”就是资金。于是出现资金市场（capital market）。
这个市场是“资金供应者”与“资金需求者”做买卖的地方。他们买卖的不是实体资本（机器、工具、设施和厂房），而是资金（债券、股票等一切与金钱有关的证券）。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其实主要是资金全球化：它成功地把实实在在的机器、工具、设施和厂房，甚至土地和自然资源，不动声色地融入这个无国界的、即时的、无从监督的资本家累积资金和支配经济的机制中。其实，资本主义应该改称为“资金主义”（很值得注意的是在英语里它们是同一个名词）。现回过头看看这是怎样发生的。
工业经济的特色是规模经济，需要大量资本。于是融资（筹钱）业应运而生。投资者把自己的钱“投资”给别人（生产者）运作而赚钱。融资者是个中介，他筹措别人的钱去供生产者使用从而赚钱。成功的融资者有了业绩，自然有人自动给他钱去找投资机会。成功的融资者建立了信用，拿个信贷账户就可以“生”钱了。这就是最高档的以钱赚钱，它衍生了、壮大了金融业。可见，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有几个方面。在技术上，资本从生产资源之一变成支配生产的主要因素，又从实质的机械、厂房变成资金与证券。在道德上，以钱赚钱从被鄙视到被接受，再到被膜拜。在模式上，农业社会的放款收息发展成为工业社会的融资赚钱，金钱从交易媒介转变为有价货品，进而衍生出金融经济。
当然，物质经济仍然存在，人仍有衣、食、住、行的需要。但物质的生产和消费已被金融的逻辑支配了。原先，钱是货品交易的媒介和财富储值的媒介。放款收息是最原始的以钱赚钱，但这有革命性的意义——原本没有自身价值的交易媒介，钱，摇身一变成为有自身价值的货品。从此，出现金钱市场（money market,大陆也译为货币市场）。在这个市场里，钱的价格也是按供求逻辑而涨落。
在金钱市场里，买卖的货品是金钱及其代用品、衍生品。金钱当然包括货币、银行里的活期存款、旅行支票等显而易见的“钱”，但还有那些庞大千万倍的金钱市场基金（money market funds,大陆也译为货币市场基金）之类的“金融产品”（financial products）。金钱市场的主要作用是维持整个经济运作的资金畅通流转，也就是所谓的“银根”。
金钱市场加上资金市场就通称为金融市场（financial market）。其中，金钱市场处理短期的资金周转，资金市场以股票（以招股来融资）和债券（以借钱来融资）去处理长期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整个金融市场的作用是筹措生产资金、转移投资风险、方便贸易运作。其中，转移风险已成为最关键的作用。做任何生意都有风险，最关键的是风险与利润之间的取舍。不同的投资者有不同的取舍衡量。金融市场就是投资者们买卖风险的场所，尤其是短期风险（即投机）。为此，买卖短期风险的金钱市场已支配了买卖长期风险的资金市场。
今天的经济其实已分裂为二：实体经济是衣、食、住、行用品的生产与消费；金融经济（financial economy）是金融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这些产品包括买卖金钱、买卖资金、买卖风险的各种金融工具（货币、票据、证券、协议）以及由它们之间的组合、分割、变化出来的金融衍生品。实体经济已被金融经济支配。长期的生产要靠在资金市场发行股票、债券，短期的生产要靠在金钱市场借钱周转。但是，生产者最关注的是短期资金周转（cash flow）,消费者最关注的是银行短期消费贷款的松紧（从信用卡到卖房抵押），特别是金钱市场的动态。因此，实体经济的生产（长、短期）和消费（主要是短期）所需的钱都要依靠金融经济。而金融经济支配着实体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
实体经济的供求规律与金融经济的供求规律有所不同。金融经济的逻辑扭曲了实体经济：
1、产品畅销，消费者愿意付款消费，包括贷款消费。金融中介自然乐意多借，间接夸大了需求。
2、产品畅销，生产者想融资增产。金融中介见市道好，自然乐意多借，甚至投资入股，间接助长了供给。
3、消费饱和，消费者踌躇不前，生产者降价吸引消费。金融中介降息吸引消费贷款，隐瞒了市场供求的真相，延长了好市的虚象。
4、稍后，市道不好，产品积压。金融中介担心生产者无力还款，一方面收紧尚未借出的钱，一方面催还已借出去的钱，于是加剧了生产者的困难，也加速了他们的崩溃。
5、生产者破产。金融中介按合同接收产品。但金融中介并不是做生产的，得物无用，贱价变卖，于是加深了市场不景和社会不稳，并浪费了投入的生产资源。
可见，在供不应求的时刻，金融中介追求回报的行为使供和求都超高，并延长了好市的虚象。在供过于求的时刻，金融中介保护自己投资的行为加速了生产的崩溃，延长了市场的不景。金融中介的投机性强，是制造经济泡沫的能手和刺破经济泡沬的杀手。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金融中介阻碍了消费与生产之间供求信息的沟通。它推波助澜，加速了供求周期的频率，加大了供求升降的幅度。
金融经济是金融产品的生产与消费，有它本身的累积逻辑。怎样去累积金融（钱）？答案跟实体经济一样——增加消费。增加金融产品（金钱、信贷、金融衍生品）的消费自然会增加金融产品的生产（增加金钱供应量、扩大信贷范围、创造金融衍生品），生产与操作金融产品所带来的利润就会累积起来。因此，资本主义金融经济的生产与延续需要，也创造了消费型金融经济（类似上一章谈的“消费型实体经济”）。
在实体经济中，金融中介的经济职能是为生产者与消费者融资，因此叫做中介（market facilitator）。但在金融经济中，这些中介变成金融产品的生产者（market maker）。很多产品都是“无中生有”。首先是在有价资产如股票、债券、借据中东拉西扯，把风险大小不同、资产厚薄不一的混在一起，组成一件件的“新产品”。谁都不知道这些不断“衍生”的产品究竟风险多大、资产多少。当然，生产者会请评风险、评资产的专家（有时候生产者自任评估）去“证明”产品可靠。从金融产品消费者的角度去看，这些生产者、评估者都是有头有脸之辈，定然可靠。产品一出台就好像有升无降，什么风险都放诸脑后，跟风的唯恐失机，于是一片热潮（当然，一旦下跌也是人心惶惶，唯恐逃得慢）。从金融产品生产者的角度去看，这像一个取之不竭的聚宝盆，因此会不断出台新产品、开拓新市场。金融经济渐渐成为经济的支柱。当然，一旦供过于求，市场一定下滑，但生产者都是巨子，而金融业又是经济支柱，政府唯有救市。结果损失的还是纳税人。个别生产者或会有损失，但作为一个经济阶层，金融产品生产者可以安枕无忧。这样的生意怎会不吸引人。
人类早有求财之心，只是因传统与宗教约束才隐伏千年。宗教改革之后开始释放。但还是等到工业革命之后，实体经济飞速发展，融资业务逐渐发达，才开始发现这条新财路。如何加速和扩大金融产品的消费只是近百年的事，到近几十年才成洪流。这是怎样发生的？全赖金融产品的大众化、普及化。通过产品价格零售化，谁都可以玩得起，参加的人自然就多了。通过产品式样简单化，谁都可以明白（虽然绝大多数人不是真懂），参加的人自然信心十足。产品的吸引力强，本少利大，而且赢钱的机会不断，一玩自然上瘾了。一下子，金融产品的消费上升了千万倍，生产者怎能不盆满钵满！
但是金融经济的消费与实体经济的消费有一个关键分别。实体经济的消费是衣、食、住、行用品，是物质性的，消费形式和数量与人类的生存有直接关系。到了物质比较充裕时，消费就带上心理上的需求，衣食住行变成了享受，自己的喜好、与人的比较等等逐渐成为消费类别和消费数量的考虑。但仍不能完全脱离人类生存的实质需要。金融经济则不然，它消费的是金融产品，是以钱赚钱的产品。消费什么、消费多少，差不多完全是由心理推动。人人都想赚钱，但真正赚钱的人能有多少？有多少人能够把赢来的钱安稳地放在口袋里而不是继续玩下去？就算作为生产者的大庄家都要输，比如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高盛（Goldman Sachs）等等。2008年的金融危机，显露出它们不是真的在金融市场赢了钱，而是在纳税人口袋里掏了钱。真的大赢家是资本主义。它利用了人类的奇妙心理。
金融经济的消费绝大部分是心理消费，消费者大多数都知道在长期内是输多赢少。但是，在短期内，甚至在片刻里，那种赢钱的满足、等待揭晓的亢奋、好胜逞强的爽意都给人难以形容的快感，令人上瘾、迷恋。资本主义的金融市场确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俏女儿，在它的拥抱中你觉得自由极了。而且，奇妙得很，金融市场的反复无常是它最大的吸引力，倾倒众生。输掉的马上忘却，翻身之念马上涌起，对赢的憧憬永不消失。难怪这么多人拜倒在其石榴裙下，做不易之臣。
个人自由的意识、经济自由的契机把西方人隐伏千年的发财欲望解放了出来，而且变本加厉，非但要赚钱，还要以钱赚钱，特别是以别人的钱去赚钱。这是西方的主流经济意识形态。众矢之的的金融界，其贪婪无厌只不过是反映了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人人贪财的普世现象而已。上古哲人早知人人追求财富的社会一定有不均不公、一定有不安不稳，所以有道德与制度之设，去约束人性，中外皆然。生活简单、节奏缓慢的农业时代已有此问题，崇尚竞争、贪得无厌、以钱赚钱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怎会安宁？
“贪”附生在自由经济身上，衍生出现代资本主义。英式自由经济凭着工业革命契机被奉为唯一真理，再经大英帝国霸业传遍全球。资本主义附生于它，也利用了它去征服全球，成为现代的俗世宗教。谁是最热心的教徒？谁是最积极的传教士？不是资本拥有者。他们虽有钱，但也有个人的私欲偏情，甚至或有传统的重义轻财的道德观。最纯正、最专一的资本主义者是资本管理阶级。他们不是老板，他们是司祭——资本主义的司祭。他们的宗教只有一个追求：赚钱效率。最高的效率是最大比例利用别人的钱去赚到最高的回报。钱不是他们的天堂，赚钱本身才是最大的人间享受。他们是完全工具理性的。他们不一定是新教徒，但完全走上新教伦理观所启示的天堂之路——赚钱。他们为自己、为别人打造了一个韦伯所形容的“由理性支配，以法规组成的铁笼。生活其中就像生活在北极夜里、冰一般的黑暗之中”。
在实体经济中，资本主义的司祭是大企业的总裁、经理，在金融经济中，是银行、基金的高层。资本主义只有一条教义：追求赚钱效率，这就是“得救”。每一个宗教的信徒都想窥探神的奥秘。资本主义的开山祖师爷斯密的洞悉是“这位神祇是无形之手”，他所用的手段是“市场里千万人的自由竞争”。如斯密一般，资本主义的司祭们相信经济世界也会有像自然世界的恒律。所以，他们对金融市场的现象、走势，都是煞有介事地去研究分析，花很多的钱雇很多的专家去预卜无形之手的旨意。今天的主流“科学”理念是金融市场按“连续时间布朗运动随机过程”的恒律运作（Continuous time Brownian Motion Stochastic Process）。
正如所有宗教，一般信徒对神职人员的宣谕和讲道有不同的反应。有些全心相信，有些半信半疑，有些认为自己可以与神直接通话。事实上，神职界中也是良莠不齐。越隐蔽、越偶像化的宗教，如资本主义的无形之手之类，越多神棍。这些专家神棍不是在金融市场上赚钱，而是从信徒们口袋中掏钱（撰写专栏、著书立说、演讲亮相等等）。其实，纵观所有的评论和预测，总有人说对的、估中的，但没有人在事前能够知道谁会说对、谁会估中。资本主义最吸引人之处就是：追求者众，得尝青睐者少。信徒们无从捉摸，唯有求诸占卜。做生意的人总带迷信，玩金融的最甚。
在实体经济中，资本累积引发消费经济，带来消费文化和消费文明。消费文明不能持续，因为生产资源的开发终会追不上消耗。结果有两个可能：消费放缓（也就是累积放缓）或生产力竭（也就是资源短缺）。这是物质上的干枯。在金融经济中，资本累积（以钱赚钱）仍有赖消费经济（但消费的是金融产品）。扩大金融产品消费就是把复杂、隐晦的金融产品大众化，用贪婪、亢奋和逞强的心理推动市场，但这些心理也导致市场的无常。反复不定的心情、行险激幸的心态遍及整个社会。这是心理上的疯狂。物质干枯加上心理疯狂，就是人类沉迷资本主义的代价。
经济的主体是物质（有别于精神），原本是生理的需要，资本主义成功地把生理需要转型成心理追求，借此达到资本主义的最高境界：无中生有，以钱赚钱。出自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推倒了千多年来的传统和宗教对人类欲望的约束，借工业革命的契机，培植了现代资本主义，把人类物质享受带上高峰。但同时也摧毁了人类寄居的地球生态，消耗人类生存所赖的天然资源，颠覆人类安宁所倚的社会公义，捣坏人类维持理智所需的心态平衡。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存在主义相继出现，这些都是抗议之声、不安之兆。但都被自由与资本一一击破、一一吸纳（见第四篇）。假如现今的走向不变、速度不减，人类终会走向自毁。但自毁之前会是一片璀燦，就像一个星球在毁灭之前会发出短暂而夺目的光芒。
◎两段《圣经》教训是常用的：“您不能侍奉两个主人。您会爱一个，憎一个。您不能侍奉神和钱。” （《马太福音》第6章第24节）“骆驼穿针孔易于富人登天堂。”（针孔是指耶路撒冷城的一座小门，《马太福音》第19章第24节）
◎洛克时的光荣革命是荷兰威廉入主英国。当时的荷兰已是“资本主义”国家，资产累积程度史无前例。1602年开设世界第一间“上市”的股份公司——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1609年成立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也于1600年成立。洛克怎会不知道资本累积早已超离农业时代的条件限制。但他既把产权与自由连在一起，就不得不避重就轻，把资产累积淡化，有点骑虎难下。
◎至于金钱流量的技术问题，只要法律容许以钱赚钱，自有解决办法。例如日后的货币、信贷甚至证券都是为方便金钱流动而发明的。
◎罗马帝国时代的利率相当高，年息可达48%。那时的习惯是12进（12%，24%，36%，48%），而且是按月收。但收高利自古以来就被视为不道德。罗马政治家老加图（Cato，前234一前149）就视高利贷为谋杀。
◎从宗教道德去论证，收息有三个问题：收息者不劳动，因此收息是贪婪、取巧、操纵；收息是种求利手段，使人与人之间产生分歧，有违基督博爱之教；收息是按时限的，先贷后收，也就是以时间生财。但时间是属神的，是神圣的，无人有权买卖。而且，收息者是在有生之年把金钱考虑放在了得救考虑之上。
◎公元325年，尼西亚宗教会议决议神职人员放款收月息不能超过1%；稍后，所有教徒（差不多是全欧洲人，犹太人是例外之一）都不能多收。1179年，拉特兰宗教会议决议处罚收息。1311年，教皇克雷芒五世把高利贷列入异端，违者要驱逐出教——当然，这位把教廷从罗马迁往法属阿维尼翁城的教皇本身也不很清白（见第一篇第六章）。他把清规极严的方济各会会士打为异端，把拥有庞大资财但被怀疑放高利贷的圣殿骑士团取缔，以使法王可以没收其财产。宗教改革后，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SixtusV，在位期1585-1590）谴责收息，指是“人神所憎，教义所谴，并有违基督徒的爱德”。
◎宗教处罚是相当严重的，如不能领受圣事和不能以宗教仪式下葬。对当时的人来说就等于被判下地狱。
◎《出埃及记》（Exoduc）和《利禾记》（Lviticus）都有提到，特别是旧约《申命记》（Deutronomp）这样说： “您不应贷给弟兄去收息：贷款收息、贷粮收息、贷任何东西收息。”不过也说：“您可以向外方人收息，但不可以向弟兄收息。这样，您的神会祝福您所做的事和您所拥有的土地。”
◎就英国而言，1189-1190年十字军出发，送行群众中很多是欠债的，他们在沿途的伦敦和约克郡大肆屠杀犹太人。1275年，爱德华一世颁布“犹太规则”（Statute ofJewry），禁高利贷、拘捕犹太人、没收其财产。1290年，爱德华再下诏驱逐所有犹太人出境，主要也是高利贷的问题（以致很多犹太人改奉天主教来保命）。驱逐令要等到1656年克伦威尔共和时期才取消，那时清教当政，以钱赚钱已开始变成体面的事。
◎他们发明了会计。识写、识读是理财之必备，因此犹太人的教育水平比当时欧洲人高得多。他们理财精明，只有16世纪的耶稣会会士才可以跟他们比较（见下有关萨拉曼卡学派的讨论）。
◎罗马帝国时代有些犹太人已经富可敌国。犹太教经典Talmud载有一位叫“犹太王子”（Princeof Judah，135-217）的经师，极富有也极有学问。皇帝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在位期138-161，罗马太平时期的“五帝”之一）经常向他请教宗教与俗务。
◎费里德曼在他《资本主义与犹太人》（Copitalim and tbe Jewy，1972）演讲中是这样解释的。犹太人自视为神的选民，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受尽歧视的犹太人一早就发觉“市场”是最没有歧视的。 市场里人人追求私利，钱就是原则，买方、卖方按赚钱的原则运作，不分宗教、种族。其中，以买卖金钱的“银行业”最不歧视犹太人。当然，天主教会的反利息立场限制了基督徒加入这行业，间接把这行业送给犹太人垄断。商业气息越浓、政治权力越不集中的地方，犹太人和银行业就有越大的活动空间一—那就是16、17世纪的荷兰，19、20世纪的英、美。 有人把自由经济的基础运作条件一一合约一一形容为犹太人的特色。犹太人与神的整个关系是个合约。整部旧约圣经就是描述神怎样矫正犹太人，要他们遵守神与他们定下的合约（犹太人演绎合约、斟酌文字的功夫是举世无双的）。更有人比较新、旧约，指出旧约把财富形容为神的眷顾，而新约就把财富形容为罪过。因此，中古的基督徒歧视赚钱，赚钱的机会就拱手让给犹太人了。
◎费里德曼在他《资本主义与犹太人》（Capitalirm and the Jews，1972）演讲中有以下说法——有人说犹太人反资本主义是出自犹太宗教与文化的社会公义意识；也有人说是启蒙运动以来知识分子反权势、反现状的延伸，而犹太人中知识分子特别多；又有人说，人天生有反现状的倾向，而犹太人在这方面可能过敏。费里德曼则认为以上的理由未能真正解释犹太人反资本主义的倾向，他指出了一个更基本的解释。 法国大革命以后，19世纪欧洲的政治分左右两派。右派是保守，倾向君主制，鼓吹国立宗教。 左派是自由、民主和激进世俗主义（secularism）。凡参与政治的犹太人自然倾左，因为他们会感觉获得“解放”（也就是不再像从前因宗教而被歧视），并可以与西方人平起平坐。左派又分两类：一类是知识分子，一类是革命分子。知识分子仍略有基督宗教的参照（虽然他们不一定信仰基督宗教，但有神与无神的辩论对他们来说仍是个有意义的探索）。革命分子就完全否定了基督宗教的参照，代之以无神的社会主义新宗教。作为左派知识分子，犹太人有被接受的感觉；但作为左派革命分子，犹太人有被拥抱的感觉。这解释了犹太人为何超比例地参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反资本主义革命行列。
◎虽然伦巴人先是来自伦巴第地区，但日后散布各地经营类似生意的犹太人也被笼统地被称为伦巴人。这些金银铺、当铺都是聚集在一起的，几百年后都变了银行。如今很多银行区都有条“伦巴街”（Lombard Street）。
◎圣殿骑士团（Knights Templars）既是僧人也是军人，以保护耶路撒冷的圣殿为使命，因此得名。 他们自建的城堡遍布欧洲各地。因此，他们兼做兑汇业务，大大扩充金钱的流动。因累积的财资富可敌国，卒招教廷之忌。教皇克雷芒五世于1307年默许法王腓力四世一夜间把他们一网打尽。很多传奇小说都以此为题材。
◎阿奎那在《神学大全》（见第一篇第四章）中说：“收利息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代表出卖一些不存在的东西……有些东西的用途在于它的消耗。当我们喝酒的时候我们消耗酒，当我们吃面包的时候我们消耗麦。这些东西的用途就是东西的本体，不可分割。让谁使用这些东西就是让他拥有这东西。借出去就是转让物权。如果一个人想分开酒的本身和酒的使用去卖，他就是把同样的东西卖两次，或者可以说他卖的是不存在的东西。那他就是犯了不公平之罪。同样地，一个人如果把酒或麦借出去，但要人家双份归还，一份是归还同量的酒或麦，一份是支付使用这些酒或麦的代价，这就是不公平。收息就是如此。（阿奎那也指出有些东西可以分开本身和使用，例如出租房子供人住，自己保留产权。）……哲人（指亚里士多德）指出人类发明钱作为交易媒介，所以，钱的主要用途是在交易中消耗或转手。因此借钱给别人用而要收取利息是根本不合法的……”
◎经院派的贡献是精细定义了什么是欺骗、作伪、胁迫、歧视（尤其是对外方人的歧视）。
◎经院派本身是个哲学与神学的思想系统，主题不在经济理论。但后人想把它演绎为中古到现代经济理论的转折点。英国历史学家托尼（R.H.Tawney，1880-1962）说经院派的劳动力价值观延伸出了马克思，“马克思是最后的一个经院派”。熊彼特则说经院派的产权和自由交易理念是自由经济理论的先驱，经院派学说“万事俱备，只欠‘边际分析’理念”。但熊彼特所指的是经院派体系最后的萨拉曼卡学派（School of Salamanca）。那时已经是16世纪，与阿奎那时代的经院派已大大不同。
◎其实，新、旧教都有“得救预定”的理念，但是，“如果得救是预定，人的努力岂不是白费？神给人的自由岂不是废话？”天主教（旧教）教义比较宽容。它用的是阿奎那的思路，也即亚里士多德的思路：万物不断变化，万物的潜质不断去向实现。阿奎那以神作为这些变化的方向和目的，最终当然是得救（到达神那里，见第一篇第四章）。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人对自己的得救还有点掌握，还可以做出努力。再加上天主教有炼狱的理念一一得救是有“级数”的，生前做得不好就要去炼狱锻炼一番，但最后还是会上天堂。新教就没有这种乐观心态。而且它对得救与否也是斩钉截铁的，没有炼狱（宗教改革爆发的近因就是反对天主教的赎罪卷，而赎罪卷就是来自炼狱这理念，见第一篇第四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