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太平”：政治宗教化下的欧洲大一统
罗马灭亡后西方进入黑暗时代，天主教会维持西方文明香火。
蛮族的皈依提升了教会的政治地位。在教会引导下，封建制度与庄园经济带来欧洲大一统。但教权高涨导致教会腐化，并引发政、教冲突。十字军东征与希腊古籍重现冲击西方人的反思。
奥古斯丁在世时，罗马帝国已进入无可救药的后期。跟着就是黑暗时代。当天主教会承担起延续欧洲文明香火的使命时，世界的另一端发生了大变化——伊斯兰教兴起。穆罕默德先知于632年去世。随后的百多年里，伊斯兰教势力迅速膨胀，向西占领了西班牙，向东威胁着君士坦丁堡。欧洲两面受敌。
先说东面。公元717年，阿拉伯穆斯林大军来犯君士坦丁堡：陆军18万，海军船只2560艘。那时的君士坦丁堡已今非昔比，人口只有几万（全盛时有50万），守军只3万。但它有地利优势，是个半岛。早在408年，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Ⅱ,在位期408—450,也就是制定狄奥多西大法典的那一位）建了一座长达6.5公里的墙，把君士坦丁堡与大陆隔离。这是它陆上的唯一屏障。墙分内、外两层，相隔不过20米，内高（5米厚、12米高）外低（2米厚、8.5米高），外墙之外还有护城河。阿拉伯军队久攻不下，期待海上援军。东罗马船队不大，但有秘密武器，称为“希腊火”（Greek fire）。这武器的配方早已失传，今人揣测是某种硫磺、汽油和沥青的混合物。据传非但水灭不了它，甚至是见水才着火，只可以用沙、强醋或陈尿去灭熄。它可以用喷筒洒，用短炮射，作榴弹掷，声响、烟浓，烧掉的阿拉伯船只过半。秋天，保加人（Bulgars，现今保加利亚人）援军赶至——这也是意外，保加人早窥觑君士坦丁堡的财宝，但见阿拉伯军队势强，恐君士坦丁堡落入其手，继而威胁保加人，于是决定帮东罗马一把。他们派军5万从阿拉伯军队背后杀来。此时，阿军被困中间，东面是君士坦丁堡，西面是保加军，北面、南面都是海。保加军新到，一鼓作气冲入阿军阵地，阿军措手不及，保加军大开杀戒，阿军伤亡惨重。城里守军见援军已到，也从城门杀出来，但被阿军的战壕挡住。阿军跟着反攻，守军退入城里。阿军于是又在西面掘壕去挡住保加军。战情进入拉锯，互有损伤，但都没有突破。
717年到718年的冬天奇寒。最苦是阿拉伯军队，因为海、陆两路的补给线都被切断。营中又发生瘟疫，死人无数，海军元帅也在其中。饥寒交迫，先把骡、马、骆驼吃掉，挺不住的吃小石头、死尸、粪便。但又不敢撤退，因为怕自己的皇帝、怕无情的海、怕凶残的保加人。寒冬过后，援军仍未出现。到了718年8月，知道没法攻陷君士坦丁堡，决定从海上撤兵。怎料狂风扫至，全部船只吹沉，回家的只有五艘。从此，再没有派重兵来犯，有的只是小小的刺探。到9世纪末10世纪初，东罗马重振威风，再占领中东一带。塞尔柱突厥（Seljuk Turks）于11世纪崛起，伊斯兰教才能再度威胁欧洲，并且于1453年终于攻陷君士坦丁堡。但这是后来的事了。718年君士坦丁堡解围之后，东罗马（拜占庭）享受了三百年的安定，是欧洲文明的东面屏障。东面局势站稳，但西面出事了。
早在710年左右，伊斯兰教的势力已在伊比利亚半岛（Iberia Peninsula）膨胀，然后北上法国，直插欧洲心脏。721年，阿基坦大公（Aquitaine,辖地在现今法国西南，大公名字叫Odo）于图卢兹（Toulouse,法国南部）一役，先败后胜。虽然暂时挡住阿拉伯穆斯林大军，但局势仍很不稳定。这一仗使法兰克族（Franks,现今法国人）的强人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688—741）寒心。他知道法兰克地区是穆斯林军向欧洲扩张的必经之路（另一条是东面的君士坦丁堡，但在公元717—718年被挡住了），于是，他积极练兵，甚至把教会的经费也挪用了，准备与穆斯林大军决一死战。
十一年后，也就是732年秋，阿拉伯穆斯林大军终于杀到，沿途抢掠，箭头直指重镇图尔（Tours，法国西部）。马特决定在此应战。阿军所向无敌，但行军缓慢，理由是粮草。阿军主力是骑兵，骑兵要战马，人可以吃肉，但马要吃谷（如果放马吃草更费时失事），因此要等收割（当然还可以吃存粮，但阿军与当地人言语不通，侦察存粮很不成功），越是北上，收割越迟，于是大军行得慢。马特利用这机会向全国召集兵马（那时没有常备军）。行军也不择官道，人人绕道而来，以免被敌人觉察。大军集结在图尔稍南的丘陵地带，人数只有对方的一半。马特知道阿军重装甲骑兵的厉害，决定以重装甲步兵对之。这是军事史上的奇策。他的步兵的铠甲与武器（长矛、短剑）重达30公斤。他布出自己精心设计的希腊方阵（Phalanx）:三角式阵势，向前的两边五排人，靠后的一边三排人，各执长矛，一排紧贴一排，就像刺猬一样，中间是骑兵团与统帅部。他先占了高地，并倚近丛林，一方面隐藏实力，一方面抵消阿军骑兵的冲势。然后，他耐心地等待。
10月初，阿军开到，也不敢大意，只是不断派轻骑试探。阿军弓箭手的杀伤力很强。他们的战术是“先后箭”：先向天空放射，箭的轨迹如抛物线，到敌人阵地时箭如雨下，但弓箭手向天发射以后，马上跟着平射，这才是致命之击。当敌人将盾牌遮住头部时，中门大开，平射箭的力度特别猛，穿破护身甲，直取胸膛。马特的士兵经多年训练（不是常备，只在农闲时才受训），纪律极好。见敌箭从上面来，也不用盾牌遮头，只是蹲着身缩小目标而已。因此，阿军的箭攻并未真正损毁马特的兵力。双方就这样僵持着。
10月的寒风使南方来的阿军冷得发抖。马特的部队既习惯冷，更准备了御寒衣服。到了第七天，阿军耐不住了，发动大攻势。正如马特所料，他的重装甲步兵顶住了重装甲骑兵的冲刺。虽然有几次方阵被冲破，阿军直逼马特，但他的骑兵将士在方阵内把冲入的少数穆斯林军队逐个歼灭。站稳阵脚后，他出动骑兵，绕过敌人去后面袭击敌军的辎重并释放被俘的奴隶。有些阿军听到后军被袭，也就不再厮杀，回身去抢救辛苦得来的胜利品。最初只有几个人掉头，但很快就变成势不可挡的大撤退。阿军元帅要挡也挡不住，反被马特的追兵围至战死。但马特也小心翼翼，唯恐有诈，主力还是按兵不动。第二天，探子回报，敌人已走光，连帐幕也来不及拆除。这一仗，马特的伤亡是1100,阿军十倍于他。之后，穆斯林军队仍有北上，但已不成气候。此后欧洲开始了三百年的相对稳定期。
经此一役，马特建立起群雄之首的地位，被称为“铁锤”（Hammer）。他的儿子“矮子丕平”（Pepin the Short，714—768）更把伊斯兰教势力驱出法境。到了孙子査理曼，开始收复伊比利亚半岛。
査理·马特是法兰克人，是皈依了基督的蛮族。他在当时群雄中最具雄才伟略，东征西讨，开始统一法兰克族。他的孙子，就是有名的査理曼大帝，于公元800年圣诞节正位，正式开始了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来自他的名字Charles或Karl）,版图覆盖今天所有说德语和法语的地方。
査理曼大帝（742—814,在位期768—814）是个传奇人物。他创立了中古西方人梦寐以求的基督王国——以基督信仰为基础的全欧大一统。很多史学家对他的人品与行为几近崇拜。他是“铁锤马特”的孙子，“矮子丕平”的儿子（原本与哥哥共治，兄弟不和气，哥哥于771年早死）。他属日耳曼血统，身高六呎四吋，孔武有力，集祖父的威猛、父亲的谨慎于一身。一生经历53场大小战役，国土版图广大，南面是比利牛斯山和意大利，北面是波罗的海，西面是大西洋，东面是维斯瓦河（Vistula）,即现今的波兰中部。在当时西方人眼中，可以媲美罗马帝国。到他晚年，天下太平，经济发达，文化复兴（即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期，Carolingian Renaissance）。他以武力建立大业，以宗教维持统一。
他致力于传播基督宗教，甚至以武力强加于被征服者，对顽抗的撒克逊族特别凶狠。在西方，基督宗教（指天主教）是先从意大利传入西北的爱尔兰，然后转东到英格兰，然后再回过头来东传到现今的法、德，也就是查理曼的根据地，最后经他传往德国东面（包括撒克逊）、东欧、北欧。
他糅合了庄园经济和封建政治的元素（虽然封建制度的普及仍要等到他的帝国结束、欧洲再度分裂之后）。在査理曼建功立业的时代，欧洲经济低迷，贸易呆滞，因为欧洲四周的海域都是海盗横行，地中海有来自北非的撒拉森人（Saracens）,英吉利海峡与北海有挪威人（Norwegians）和维京人（Vikings）。査理曼的大本营法国就像个孤岛。只有农业不受威胁，因此以商业为基础的中产阶级衰微，以农业为基础的庄园经济一枝独秀。封建制度的扩散源于两个因素：一是伊斯兰教成功地限制了欧洲的商业发展，使商业中产阶级无法成形;二是查理曼的疆土扩张和分封使庄园与封地合二为一，促成了以土地为基础的经济模式。
他对教会的慷慨近乎过度，但他对教会的世俗倾向则绝不容忍。他很不满意教士敛财和不守清规，但他又允许教会设立宗教法庭和抽税（大概十分之一的农业税）。他甚至在遗嘱上把个人财产的三分之二留给他所属的教区。查理曼大帝的个人信仰是绝无疑问，但他也很懂得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他建立帝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的王国包括了众多的民族、文化、制度。虽然他尽量包容，但也知道内部的张力会跟着国土的扩张而增加，终会失控。假如他可以把千秋万载的罗马帝国与神之代理的罗马教廷糅合在他打下来的世俗王国之内，他将会获得历史和信仰的权威性，他的俗世王国也会变成一个“神圣帝国”。这对内部的统一和秩序会大有帮助。称帝的主意是来自査理曼本人还是他的智囊们，至今还未有定论。
称帝最大的问题是当时已经有了帝国——东罗马。如果査理曼的帝国也叫罗马帝国，定会引出大战（况且查理曼还得靠东罗马顶住伊斯兰教向欧洲发展）。査理曼称帝的历史时刻有着强烈的宗教之争与政教互惠的味道。罗马天主教会与东罗马的东正教因教义的争吵而分裂。历代罗马教皇都不满东罗马以老大哥自居,而且这个老大哥并没帮助西罗马（其实它也自顾不暇）。加上东正教的教长们对东罗马皇帝越来越卑躬屈膝，从西面天主教教皇的角度去看，这是很丢人的，他们不想像东正教会那样要看皇帝的脸色。这些，都是罗马教廷想在查理曼称帝一事上先采取主动的背景。
机会来了。797年，东罗马帝位被艾琳（Irene of Athens）坐了上去（在位期797—802,她本是以太后身份摄政，但僭称帝号）。女皇帝是史无前例的，因此她的合法性被质疑。那岂不就是帝位悬空？假如西面有个合法的皇帝，此人岂不也是东罗马的合法皇帝？若是如此，罗马天主教会自然是合法地站上了更高的台阶。这对全欧基督徒的统一是个大好良机。况且，提高罗马天主教会的声望也有助对蛮族宣教。但话得说回来，当时的罗马天主教教皇是利奥三世（Leo Ⅲ,在位期795—818）。他身处弱势，要仰査理曼的鼻息。为了扭转政高于教的局面，利奥三世采取主动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个政与教的微妙局面是怎样出现的？早些时，795年，利奥三世被选为教皇。他不是贵族出身，罗马城的贵族敌视他，指控他奸淫与发假誓。紧张的关系维持数年之后，终于在799年，教皇的人身被袭击，更被幽禁于一个寺院之内。他逃脱了，投奔了查理曼。査理曼善待他，派兵护送他返回罗马，并命令当事各方于翌年在他面前对质，澄清事件。800年11月，他大排仪仗进入罗马城，召集所有人到会。反对教皇的罗马贵族撤销控诉，皆大欢喜。査理曼也决定留住罗马城过圣诞。12月25日圣诞日，他在圣彼得教堂祈祷，在祭台前下跪。突然，利奥三世拿出宝冠，往他头上一放。信众们齐声高呼，“向品位极高的查理曼欢呼，神圣伟大的和热爱和平的罗马人之皇戴上帝冠！”如是三次。这是上古罗马人在帝皇加冕礼用的仪式。跟着，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在额上傅油，并以臣下身份向他宣誓效忠。
査理曼后来告诉人说，如果他早知此事就不会进入教堂。后来他也不常用帝号。当然，他不可能全不知情。但他的保留也是可理解的。称帝一事非但使东、西罗马的关系马上紧张起来，更严重的是教皇加冕成了先例。从此，俗世王权要有教会认可才算合法，创下了各国君主要由教廷承认的传统。政与教的关系向教权倾斜。这个问题到日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Ⅶ，在位期1073—1085）和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在位期1198—1216）,教权与王权发生冲突时就完全暴露出来了（详见后文）。但话又说回来，教皇加冕使查理曼在对付贵族时有了一个神圣的光环，这也是日后君权神授理念的源头。至于东罗马的问题，则循着弧线发展。首先，查理曼于802年向艾琳求婚（査理曼本人有四个妻子、五个妾侍、十八个儿女，其中八个是不合法的，有犯教规之虞，教会也视而不见），意图通过两人共治而统一东西。但因艾琳同年被迫退位而作罢。不过，东罗马终承认査理曼为“共帝”（co-emperor），但查理曼则要送上威尼斯与意大利南部为礼。
其实，王国也好，帝国也好，査理曼治国是军事、政治与宗教互用的。他把服兵役的义务推到极致。虽然理论上是有产之人才需服役，但査理曼把资产的定义和门槛定得极低，结果差不多所有适龄男丁都要服役（奴隶除外）。动员令一下，人人都要自备器械报到。所有地方贵族都有责任去保证当地百姓体壮力健。他更以雄壮的军事操演、严肃的宗教仪式去鼓舞军心，制造帝国的凝聚力。这既是他的军事本钱，也是西方“骑士精神”（chivalry）之肇始。他每年两次在各地召集地方贵族和主教出席“议会”（通常是露天举行），咨询他们对立法的建议，之后向群众宣读，以群众的喝彩或嘘声表决，然后由他颁布为“律章”（capitulus，也就是英文chapters）。这些“律章”的范围很广，从军事、民事到宗教、道德都有。他又把帝国分成许多郡（Counties），设有掌宗教事务的主教和掌世俗事务的伯爵（count,来自拉丁文comes,即国王的伙伴，Companion of the King）。边境地方则由他直接委任总督。他还建立了一个“钦差大臣”制度（拉丁文是Missdi Dominici，英文是Emissaries of the Master）去传达他的意思、审核地方政绩、聆听地方疾苦。在建立这项制度的“律章”中，他强调其目的是“保护教会、穷人、孤儿、寡妇以及老百姓”。这比英国的大宪章早了四百年。
商业虽停滞不前，他仍极力支持。他保护市集，管制度量衡，减轻赋税，控制投机，修桥建路，稳定货币。他会读不会写，但对艺术的关注与推广不遗余力。他自己出钱办学校，也鼓励各地贵族与教会办学。他甚至从别处招来有学问的人去提升帝国的文化。他出钱给各地寺院去收集和誊写古籍，鼓励科学、音乐、文学、神学的发展，想把他疆土里的野蛮人（他自己也有可能包括在内）提升为文明人。
查理曼大帝的最后一战在805年结束，翌年就把庞大的帝国按三个儿子分成三份。但两个儿子先他而死，813年他唯一的儿子路易升为皇帝。第二年，査理曼去世。路易天性淳厚，敬神爱人，有“虔王”之称（Louis the Pius）,但治国就远不如父亲。经过马特到査理曼三代人努力建立的帝国，欧洲的基督化完成，但罗马太平的理想则未能长久。
843年，帝国分裂为三（虽然帝国之名继续维持到888年）：东法兰克日后演变成神圣罗马帝国[附录1:神圣罗马帝国]，四分五裂，但最终统一为德国，西法兰克就成为现今的法国，中法兰克，也就是勃艮第（Burgundy）大公国，日后被左右撕开，成为法德之间无休止的你争我夺之地。这些都是后话了。
帝国分裂后，地方势力（主要是旧势力、新封贵族、各地主教）既你争我夺，也相互结盟。总的来说，西法兰克（如今的法国）的政治形势比较稳定，东法兰克（现今的德、奥）就乱得一团糟。直到奥托大帝（Otto the Great,在位期962—973）崛起，统一了东法兰克，更往外扩张，南面入侵意大利，甚至支配当时软弱的罗马教廷，任意废立教皇（罗马教廷本是宗教组织，但查理曼大帝的父亲把罗马城和附近土地赠与教皇。从此，教廷俨如一个国家）。到了962年，奥托大帝由教皇加冕，是为神圣罗马帝国之始，版图包括现今的德国、奥地利、瑞士、捷克、前南斯拉夫、荷兰、比利时，以及部分的法国、意大利和冰岛。这个帝国一直存在到1806年拿破仑时代，但大部分时间只是以某大国为首、集结千百个小国的虚衔。帝位的继承是中世纪欧洲的乱根之一。
中古教会处于特殊和尴尬的地位。当时，欧洲宗教情绪炽热，特别是新皈依的蛮族贵权，对教会更是敬而重之。从前，它们之间的领土争执全诉诸武力，内部的承继就按各族特有的传统和宗法。皈依教会后，他们就转用教会的认可作为领土和王位合法性的依据（当然仍有征伐，但也要找个符合教规的名堂）。这大大提升了教会的影响力。加上教会在“黑暗时代”维持社会和经济秩序的成就，使它成为当时政治和道德的支柱。
在老百姓心中，教会是尊贵而权威的；在执政者的心中，教会既可以是敌人也可以是伙伴。教会既是人的组织，自然有人性的弱点，难免被权与利腐化，也难免被利用。多世纪来，君主、权贵的捐赠与委托，以及教会对君主、权贵废立的影响，使教廷有若朝廷，教皇有若君王，主教与方丈有如贵族，自然吸引了有野心的出家人与俗世权贵。于是，教廷参与俗世权贵的废立，俗世权贵也干预教皇（以至主教、神父）的选举和委任。这些都是中古欧洲的主要政治游戏。其实，说中古欧洲的政治纷争产生于政教的合一，倒不如说是产生于政教的不合一。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要由教皇加冕，在若干程序上显示了教会的势力，但也埋下很多日后大混乱的伏笔。其中最关键是神职的委任。这与中古时代的封建制度和庄园经济很有关系。
“封建制度”（feudalism），与其表达在土地权益与使用模式上的“庄园制度”（manorialism）,是法国大革命前才出现的名词，是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一1755）所使用的意识形态很重的贬义词。其实，它是一种战士贵族（尤其是蛮族前身的战士贵族）之间的法律与军事的权与利的相应关系，起源于加洛林王朝之后，也就是10世纪左右，是当时教会为消解这些贵族战士的好斗精力而斡旋出来的一套以土地为中心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制度中有“主”（lord）与“属”（vassel）。主是土地拥有者，他有义务去维持土地的完整，保护属的安全。土地的使用权是由主授予属的。属的义务是为主打仗、献谋，并贡献部分土地生产所出，以及有偿使用主的磨房、烘房等。授予典礼是由教会主持的隆重仪式，包括属对主的敬礼仪式（act of homage）和效忠宣誓（oath of fealty）。这项制度在西欧到15世纪开始式微，在东欧则延续到19世纪。在这种制度下，主与属的权利关系介乎父与子和兄与弟之间。这种以家庭为蓝本的权力与责任分配就是欧洲“骑士精神”的典范——父亲与兄长为权力中心，正义（justice）与仁爱（charity）为行为准则。这反映了中古教会的理想——基督宗教的敬神和爱人是一切社会道德的指导，罗马帝国的法制和组织是一切社会秩序的基础。
蛮族入侵（尤其是日耳曼民族）带来了自己的风俗与制度，但中古欧洲仍是用罗马帝国的法律。鉴于法律的疏松，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于公元429年开始编制法典，438年完成颁布。翌年，西罗马瓦伦提尼安三世（Va Jentinian Ⅲ,在位期425—455）也宣布采用。这法典收集自君士坦丁即位（313）以来颁布的所有法律，共16卷，超过2500条，是公元前449年罗马共和初期从古希腊取经回来制成的十二铜表法（Twelve Tables,见第五篇第三十二章）之后的首次大整理，内容包括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宗教，特别是对宗教异端的处理。新入主西方的蛮族逐渐被同化和基督化，对罗马文明的法律极感兴趣。公元529—534年间，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在位期527—565）又把君士坦丁之前的罗马古法也收集起来，包罗了远至罗马太平时代哈德良皇帝的法律，颁布了查士丁尼法典，成为中古欧洲的法治典范。这些俗世的法律直接影响了教会的法律，当时的说法是，“教会在罗马法律下生活”。
西罗马灭亡后（476），教会承担了延续欧洲文明香火的任务将近三百年，深得民心。加洛林王朝的兴衰、神圣罗马帝国的始创，又经过三百多年的光景，封建制度渐趋成熟。虽然政与教、国与国、家族与家族之间斗争不断，但大致来说，欧洲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政治理想可以说是走上了“基督之国”的方向。跟着发生的惊世大事，种下了现代西方文明的第一粒种子。
中古欧洲人对宗教是很热情的。1009年消息传来，耶路撒冷的朝圣者被穆斯林杀害，耶稣圣墓被毁。欧洲人心沸扬，同仇敌忾。但还要到1095年十字军才正式出发，战事持续两百多年，促成东征的几个理由都源自罗马天主教会：
1、加洛林王朝衰落后，欧洲再度解体。虽有神圣罗马帝国，但它未能在诸国纷争中承担起一匡天下之任。也就是说，欧洲要成为真正的“基督之国”，仍要努力。
2、东罗马被塞尔柱突厥威胁，喘不过气，哪有能力保护过境去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东正教虽与天主教有分歧，但仍是基督兄弟。兄弟有难去相救也是道义的。况且如事成，天主教会更可名正言顺地坐上首席。
3、欧洲封建制度仍未能完全控制那些已皈依天主教会，但又是斗志旺盛、精力过剩的蛮族贵族战士。让他们去东征，既给了他们的宗教情绪和战斗精力宣泄的渠道，更可提升教会的威望，推广教义的传播。
4、那时，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正与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四世（Henry IV）为神职的委任争得火热。以宗教名义东征正好显示教皇的威望和号召力。
第一次东征是1095年成行，先后十一次，到1272年才结束（到16世纪还有东征，但规模小得多）。这是天主教会威望的高峰期，号令整个欧洲。11到13世纪的欧洲，人口迅速增长、贸易发达、文化复苏、科技跃进，但也埋下了日后欧洲现代化的种子——
1、各地的君主、贵族（尤其是法国、英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组织东征，开始了现代政府官僚分工制度的雏形，特别是在税收和军事方面。而且，大大小小的封建辖区开始凝聚，大的君主国如英、法开始出现。这是现代国家意识和组织的滥觞。
2、欧洲首次直接接触伊斯兰文化，特别是科学、医学和建筑。这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伏笔。
3、欧洲首次向世界开放，特别是基督教义和骑士精神。这是欧洲文化向外扩张的开始。
4、贸易发达（部分是东征，部分是蒙古帝国带来中亚的稳定。马可·波罗东游返欧是1295年）推动了大规模的海陆基建，催生了富有和开放的城邦共和国，如威尼斯和佛罗伦萨，使之成为日后文艺复兴的基地。
5、东征是为了讨伐欺凌基督徒的伊斯兰教和曾经谋害基督的犹太教。天主教从被迫害者逐渐变成迫害者。这是欧洲宗教仇恨与战争的成因之一。
6、天主教会势力日涨，压倒其他各基督教派（如东正教和中东与北非的基督教派），宗教的容忍意识（无论是天主教会还是其他教派）普遍下降。这也是日后欧洲宗教改革诉诸战争的理由之一。
天主教会俗世权势的最高峰是教皇英诺森三世在1198年为神圣罗马帝国的选帝做主。但权势也在不断腐化教会。封建制度下的“主”除了是贵族之外，往往是主教、方丈之类。主教教堂或大修道院都拥有大大的庄园，工、农、贸易的税捐也有他们的份。因此，神职也可看作财路。神职的委任（investiture）就成了教会与俗世统治者的争端。从教会角度出发，这些职位应由教廷按教会的需要来委派，也就是说，被委派的不一定是当地人或当地统治者的亲信。从君主、贵族的角度出发，这些是来自他们辖区的收入和财富，他们应有一定的支配权。神职委任的问题随着教会在俗世的影响和财富的增加渐趋尖锐化。
信仰虽然是神，但教会是由人组成。人很难斗得过权势。就算不惑于权势带来的酒色财气，也往往不自觉地在追求崇高理想之中贪恋权势。于是，信仰被权势利用，教会被权势颠覆。神职变成官职，爱人变成了爱财。结党营私，清规荡然。
当然，教会也在改革，虽然有表面的成就，但也间接地提高了人们对教会的期望。期望达不到，失望就会加深人们对教会的不信任，从而加速从改革到革命的转向。还有，改革运动引进了新的理念和思路，使人们对从前绝无怀疑的教义和教规作出全面反思。改革的范围不断扩大，已得权力者和欲得权力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此时的西方，宗教是一统的，但教义开始僵化；教会是尊贵的，但内部开始腐化。封建制度是稳固的，但民族意识开始浮现；庄园经济是蓬勃的，但商业经济开始抬头。新的思想、新的信息、新的视野冲击着西方固有的文化，由谁来维持道统、更新腐朽、过滤新知？
◎这是西方人首次在军事上用上马镫（stirrup）。从此，重装甲骑兵成为主要兵种。但只有少数有钱、有训练的武士才可担任。很多史学家认为这是军事技术的彻底改变，是欧洲封建制度形成的主要因素。
◎这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法兰克的族人皈依天主教，包括马特本人。但很多贵族则属于被天主教视为异端的阿里乌派（Arianism，见第一篇第一章）。这导致了日后统治阶层与教廷的纷争，人民处于夹缝中，影响中古欧洲的“国际”关系，直到宗教改革。
◎唯一的例外是犹太商人。他们是查理曼的西方世界与东面的拜占庭、甚至更远的东方的唯一联系。 查理曼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却对这些被欧洲人普遍鄙视的犹太人极力保护，可见他的政治家风范。
◎天主教认为在三位一体中，圣父、圣子（耶稣）、圣灵同等不同位。公元589年的第三次托莱多（Toledo，在西班牙）宗教会议上决定把圣子耶稣与圣父同等列为基本教义。但东正教方面不承认这决议。分歧逐渐恶化，终导致1054年的大分裂，互相把对方驱逐出教（excommunicate）。这是双方在教义、神学、语言、政治、地理的差别所导致的结果。
◎君士坦丁大帝奉教时并没有天主教与东正教之分。他本人认为罗马地区多神教（也就是罗马以前的宗教）的味道太重，加上蛮族威胁，决定东迁。因此，理论上君士坦丁堡才是罗马帝国的首都，而西罗马于公元476年被灭之后，君士坦丁堡更是罗马帝国唯一的首都。
◎“品位极高”（Augustus）是当年罗马帝国第一个皇帝奥古斯都的帝号，详见第一篇第二章。
◎公元9世纪之前的西罗马属“黑暗时代”，查士丁尼法典并没有起用，因为处处都是各自为政。到了11世纪，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是有名的教权至上者。他一方面与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四世争权夺利，一方面改革教会内部，禁止教士们结婚和买卖职位，于是把查士丁尼法典“重新整理”去巩固教权。加上那时欧洲的商业恢复繁荣，尤其是意大利的商业城市，因此罗马法中的“私法”（民事，特别是有关商业）很有作用。这也是法典被重新重视的原因。
◎这是中古封建制度下的“国”，不是现在的“国家”（nation-state）的理念。
◎早于11世纪，教皇格里高利七世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当时，很多教士不守清规，他要清理，但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主教们给他很大的阻力。他认为解决这问题先要摆脱俗世君主（也就是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对神职委任的干预。但是在封建制度下，主教是皇帝的“属”，也就是皇帝的财路和政策工具，当然不轻易放弃。但皇帝与教皇之争也使帝国内的其他贵族和领主唯恐皇帝的权力会因此增加，遂支持教皇。为此打了两场仗，扰攘多时，到教皇死时也没有解决这关键的委任权力。但经他的坚持，教权高于君权成为以后几百年的教会原则，政教之争更加尖锐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