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真”、“人、个人”两组文化基因的纠缠：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与契机的互动
西方文明以利己为主流，但又有感人的利他；对人性悲观是主流，但又有奋人的乐观。主流文明的形成来自文化基因、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历史契机的互动。“人”与“个人”两种不同基因衍生出多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但都自视是唯一真。它们之间的纠缠使西方人踉跄了几百年。
前面几章谈到了自由、民主、资本、法治、人权，可以看到，在主流的个人自由至上的意识形态支配下，西方文明逐渐倾斜。但人是顶复杂和矛盾的，既有主流倾向，也有暗流、支流不断的碰撞。人生问题的答案往往不是简单的“是或不是”，而是“既是又不是；既不是又是”。无论是爱与恨的斗争、恩与仇的纠缠、鱼与熊掌的取舍，人的信念、情感和态度都是纵横交错在一起的，剪不断，理还乱。利己为主流，但又有感人的利他；对人性悲观是主流，但又有奋人的乐观。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绝大多数人不会完全自私，也不会完全超越。为此，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显得那么的可贵。西方世界最畅销的杂志《读者文摘》总在表扬这类行为。我选了个动人的小故事：
美国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镇，坐落在密西西比支流的河边。有一条小小的火车桥连接着河的两岸，每天只有几班车。水路的运输却很繁忙。桥板平常是升起来的，以便船从下面通过，火车过桥时再把桥板放下来。铁路局请了一个本地人兼职负责。这一天正是盛夏，大清早闲来无事，他就带着刚满5岁的孩子来到河边，拣了一个鱼群聚集的桥墩坐下，拿着鱼竿钓鱼。父子两人有说有笑，鱼虽然钓得不多，但其乐融融。陶醉中，远处传来几声呼啸，他看看手表，可能是天气好，火车非但没有晚点，还比平时早了一些，就对孩子说：“我要关桥，你坐在这里，不要乱跑。”说完就跳上岸往机楼走。上楼、关门、按铃、扳机，桥板轧轧而下，火车的呼呼声也越来越近。他心想着火车过后还有个把钟头可以钓鱼、可以享受，视线不期然望向桥墩，心却一跳：孩子跑哪去了？再一望，糟糕！孩子可能想跟着爸爸，但跳上岸时滑倒了，掉进挢板与桥墩的夹缝中。板桥慢慢下降，夹缝慢慢收窄，孩子慌了，叫着“爸爸，爸爸！”爸爸看看孩子，刚要扳机升桥，火车已从山背转过来了，刹车来不及了。不扳机孩子就没命，扳机，车上几百人没命。天！他紧握着扳机的手慢慢地松软下来，孩子的尖叫声被火车的隆隆声掩盖。爸爸眼中泪水也溢出来了。火车上，睡的还在睡，吵的还在吵，吃的还在吃，浑然不知道有人牺牲了比自己生命还宝贵的孩子，去保全了与自己绝无关系的乘客。将来，他甚至会被谴责为不负责任的父亲。
另一个是人所共知的史实：
1941年7月31日，奥斯威辛纳粹集中营的警铃大作，有人逃脱。黄昏点名时发现14号楼少了一个人（后来发现倒毙在茅厕）。管营官大发雷霆，要在14号楼的囚犯中抽出十个处罚。全体在广场集合，一个一个地拉出来，排队。跟着管营官宣判他们全部关进地下室饿死。立时，有人呼天抢地，有人绝望发抖，其中一个痛哭：“我的妻子，我的孩子，再看不到你们了！”就在此刻，人群中有一个站了出来，对管营官说，“让我来顶替他！”管营官以为听错了，瞪眼望着他。他又说：“他有妻有儿，我无家无室，请让我顶替他。”此人是第16670号囚犯，波兰籍的圣国柏神父（St Maximilian Kolbe,1894—1941）,因庇护犹太人和批评纳粹党被判入集中营。管营官一语不发，把那个痛唤妻儿的囚犯放了，其他九个人，再加上圣国柏神父，全部关进地下室，没有食物，也没有水，一个个地饿死。体弱多病，而且只有一个肺的圣国柏神父挨得最久。他跪在囚室中央，不断析祷，并安慰其他死囚。两星期过去，只剩他一个。纳粹管营官要腾空地下室作他用，命医官将碳酸注射入神父的手臂。他伸出左臂，接受毒剂，死时一脸安详。
密西西比州的父亲是在无可避开的情况下作出利他的选择，奥斯威辛营的神父是在自发自动的情况下作出利他的选择。他们的行为背后有没有利他的动机？所谓“人心隔肚皮”，行为背后的动机是不能客观地“证明”的。利他行为不代表利他动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提出了一个相当精炼的演绎。他说，证明是没有的，但端倪却非常清楚。想象你站在急流的岸边，看见水中有人在挣扎。突然，你身边有一个人跳进水里，游向挣扎者。那一刻你心里会觉得救人者真是奋不顾身的利他（altruistic）。柏格森说，你有这种油然而生的感觉是因为你心里早存利他，别人的行为触动你的内心，引发共鸣。在实际中，水中挣扎的人可能不是挣扎，是嬉戏，跳水救人的人可能不是想救人，是想去趁水打劫。但柏格森说，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在你的心，你油然而起的、泛人类的共鸣。这个理解与笛卡尔的天赋理念，甚至孟子的“恻隐之心”，异曲同工。但是在经验主义和对人性悲观的英式文明里就比较复杂。对利他行为的典型演绎会是休谟式的“利他是为了得到别人的爱戴和感激，所以其实是利己”。但面对柏格森以“旁观者”的共鸣去推理利他的存在，经验主义者也许会接受这个“大多数人同意”和“可能性极高”的共鸣作为利他的“证明”。
事实上，虽然西方主流文化对人性悲观，但只要你听听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欢乐颂”(Ode to Joy),你会不期然被乐曲中的友爱、博爱、神之爱之音所振奋。当德国仍分东、西之际，他们在奥运会同用此曲为国歌；1985年，欧盟选它为“盟歌”。高唱自由的英式文明仍不能掩盖西方人渴望平等、友爱之心。
谁会读雨果的《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1862)而不被故事主人翁冉阿让（Jean Valjean）的人格所感动？更深一层次，谁不被雨果对人性的乐观而鼓舞？冉阿让因小罪入苦狱十九年，被释之日还被社会唾弃，无地容身。一位善心主教收容他过夜，他那充满怨恨的心，以怨报德，偷走银器；被警察捉着，人赃并获，带回主教住所对质。主教以德报怨，说银器是送给他的礼品，冉阿让才被释放。主教再送他两件名贵银烛台，要他改过自新，发奋做人，并祝福他早获神恩。冉阿让说：“我不相信神。”主教说：“但神相信你。”之后，整个故事就是讲冉阿让的坚守原则、助人为本。书中，雨果把生存在悲惨世界中的人性向善描述得淋漓尽致。西方社会有写不尽的乐观人性，说不完的利他行为。
利己不是坏事。两千年前，犹太哲人希勒尔（Hillel,前110—前10）就有著名的三句：“若是我不为自己，谁来为我？若是我只为自己，我是什么东西？若是我知道应该怎做，还不马上去实行？”但当利己成为一个绝对的意识形态就出问题了。同样，个人、自由等都有其本身价值，都回应着人类的基本愿望。但当它们成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时就走上了极端、排他和扩张。为什么现代西方文明会出现这些主义？为什么它们会成为主流？
我们可以用做菜来比喻。做菜需要主料、佐料、厨具、厨房、厨师。不同组合炮制出不同菜色。文化基因是文明的基本材料（主料）。主料支配菜色，但不决定菜色。西方有两组文化基因，共四个：真与唯一真、人与个人。佐料是民族性格：浪漫、现实、刚愎等。厨具是时代心态：乐观、悲观、犬儒、功利等。厨房是历史背景：乱、治、稳、变、起、落。厨师是历史契机：可以是人物，可以是事件。供选用的材料是固定的，但实际用上就要看契机和条件。文化基因是材料；契机是关键的人物或催化的事件；条件包括天时（历史背景）、地利（时代心态）、人和（民族性格）。当然，它们之间也有互动，例如，关键人物的思维也是时代的产品，他们成为关键人物也有时代的因素。历史不会重复，我们只可以通过对历史的认识和演绎去找端倪、寻启发。
首先要清楚的是，真与唯一真是现代前已有的文化基因，牢牢地嵌在西方人心底，难以动摇——对真的向往、对真的坚持。这组文化基因使西方人对他所接受的“真”忠贞、勇毅和慷慨。相应的，这种文化性格也使西方人变得极端、霸道、扩张。唯一真文化基因源自希腊文明对真的追求，经基督信仰的过滤，产生出“唯一真神。宗教改革以至启蒙运动，基督的神被剔除，希腊的真被质疑，剩下“唯一真X”。这个X带来西方人几百年的踉跄。神没了，西方人就用科学、历史、主义取代，变成“唯一真科学”、“唯一真历史”、“唯一真主义”。无论科学、历史、主义，西方人有三个方向选择：以人类为本、以个人为本、把神拿回来。理性主义走的方向是心法求真、服务人类；经验主义走的方向是官能求真、服务个人，绝大部分西方人会保留一点空间给信仰，但“神”就变得多样化了。
可是，无论选择哪个方向，唯一真基因渗透一切。正因如此，众多的科学观、历史观、主义观才会各自视为唯一真，互不相容、互不相让，几百年间从未有停止过争。西方人对现代前的传统和一统又恨又爱，对现代的个人与功利又爱又恨。在传统与反传统、现代与反现代之间徘徊，在神与人、泛人与个人之间踉跄。西方文明患上了性格分裂（第二篇第十六章）。
真正支配现代文明的取向是第二组文化基因：人和个人。前者有“人类共性”的意识，倾向求同，后者有“个人特性”的意识，倾向存异。几百年来，西方人以自由与民主为自己定位。上几章讨论自由与民主时已指出，法式民主自由思维有泛人类意识和人人平等的倾向；英式自由民主思维有个人意识和个人自由的倾向，但又要倚赖人人平等的民主去保障个人自由。历史背景、时代心态、民族性格使自由与平等两条线有交叉，有分歧，也有互变。
先说英国。洛克思维发自乱世，而且是各方坚持原则互相攻伐的内战。时代的心态是对人性悲观，无论是新教徒的原罪感或霍布斯的自然状态都如是。英国独特的岛国民族性格是经上千年的内外战争磨炼凝聚而成：功利现实、阴柔深虑，很自然的是求稳为纲、妥协为用。保障个人自由是目的；民主制度是手段。英国的议会制度传统就是代议民主与精英政治的滥觞。借用林肯的民主定义，英式民主是人民间接组成、精英直接支配、为个人自由（理念性的个人，而不是某具体的个人）服务的民主。因此英式民主是工具性的民主。个人自由与人人平等纠缠不清，但偏重自由。
在这里，厨师是洛克。他的经验主义理论使他可以名正言顺地放宽对理性和纯真的坚持，代之以妥协，他的人生经历使他倡议保护个人自由和私人产权。他以“个人”基因为主材料，炮制出他的菜色。
·厨房（历史背景）：乱世，特别是内战和弑君。
·厨具（时代心态）：悲观，认为人性不会自发向善，反映新教伦理和乱世现实。
·佐料（民族性格）：现实，以妥协取代原则，以私产保障自由。
·菜色：英式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以民主手段去扩大个人自由，以法治手段去约束民主以免威胁自由。
当然，也可以倒过来说，当时的乱世、悲观、现实使洛克的自由民主思路得在17世纪的英国成为主流。
到18世纪中期，英国开始挑战法国。那时，休谟成为自由主义的掌门。他的《人性论》在1739年出版，十多年后就是英法七年战争。英国的海军与普鲁士的陆军联手击败法国，踏上称霸的第一步（第三篇第十九章）。英式自由民主开始影响整个西方，特别是通过美国独立（1776）和法国大革命（1789）。到19世纪，英国霸权扩张至全球。那时，穆勒成为自由主义的掌门，他的《论自由》在1859年出版之日正是工业革命为英国带来最光辉的年代：国旗无落日，“大英太平”媲美罗马太平。英式自由民主更被视为人类社会组织的最高成就。现实功利的英国绅士如丘吉尔会假谦虚、真骄傲地说：“我们的制度当然不是最理想，但优于其他任何制度。”
英式自由民主诞生、成长的故事是帮助我们了解西方现代文明的钥匙。首先，现代前的思维是先肯定真的存在然后以不同方式求真。柏拉图是从内心世界去发掘，亚里士多德是从外面世界去发现。现代的思维把真与求真的次序倒过来，以求真的方法去决定什么是真（第二篇第十六章）。笛卡尔是以柏拉图的理性心法去寻找，结论是天赋理念乃真的试金石。洛克是以亚里士多德的官能体验去寻，结论是我们对真的认识极为有限，绝大部分的知识都只是判断与意见而已，因此我们可知的只是一种“仿真”。仿真理念有很大的空间，使他可以放宽对唯一真的坚持、接受微妙的差别、模棱的解释。这种妥协、缓冲的思维确实很配合当时的英国国情。但唯一真文化基因深人西方文明，很快就使建立在仿真之上的英式自由民主变成在任何时刻、任何地方、任何背景都合适的唯一真政体。18世纪后期开始，财大气粗的英国人就认定英式自由民主是金科玉律，理想浪漫的法国人一知半解地把它拿过来作为革命理想，清教徒心态的美国开国元勋们把它拿过来作为立国原则。出自仿真的政治思维变成唯一真的政治信条，困扰西方人几百年。
再来看看法国。它的民主思维发自反特权、求平等。追溯笛卡尔的思想，也是发于乱世，先有法国内部的宗教战争，继是全欧的宗教战争。但是这些战争都是以宗教为名，争权为实，没有立场，只有利益；没有原则，只有权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出笛卡尔悲天悯人的泛人理念和人人平等的种子。百多年过去，法国由盛转衰，王权集中削弱了贵族、僧侣阶级的实力，但却保留下他们的特权，使他们成为纸老虎与寄生虫的组合。王权过度集中、中央与地方脱节，以至上令不能下达、下情不能上达。启蒙运动的冷嘲热讽激发了平民百姓对特权阶级的反感，启蒙运动引入的英式个人自由思想激发了法国人对自由的向往。相对的，法国人经过路易王朝百多年的光辉与雍雅，生出豪情浪漫的性格，强烈的天主教传统滋养了法国人的博爱理想。这些都使法国革命带上一种浪漫的救世情怀。自由、平等与博爱三者之中，平等才是关键。平等支撑自由，延伸出博爱。革命初期，“反”的激情引发出失控的自由，造成了恐怖统治。拿破仑的个人野心使法国人吃尽苦头，但也开启了法国人的视野和豪情。这些经历使法国人尝遍了极端行为带来的苦楚。但是法国人的浪漫性格、乐观心态与泛爱情怀又常使他们不自觉地走上极端。法式民主不是自由的工具，是追求真正的平等。因此，虽然自由主义是全球的大气候，但在法国，经济自由（放任资本）与社会自由（约束资本）之争仍不绝。法式民主中，人人平等略先于个人自由，有社会民主的倾向，但时有反复。
这里，厨师是卢梭与伏尔泰。两人思路截然不同，但共同下厨，用不同材料。卢梭是浪漫的平等主义者，用的主料是“人”（泛人类的平等）；伏尔泰是犬儒的自由主义者，用的主料是“个人”（个人的自由）。
·厨房（历史背景）：政制腐败、人心思变，绝对君权是纸老虎，特权阶级是寄生虫。
·厨具（时代心态）：乐观与悲观交杂，七年战争之败使人思痛、美国独立与英式自由令人鼓舞。
·佐料（民族性格）：浪漫，思昔日的光辉、抱大国的豪情。
·菜色：法式自由与平等（liberty and equality）,也就是理想化的人人平等和美化的个人自由。
当然，倒过来可以说，法国人对腐败政权的失望厌恶、对美国独立精神和英国自由社会的艳羡，使他们接受卢梭理想化的天赋平等（有浓厚的笛卡尔影子）和伏尔泰美化的英式自由（有很重的经验主义意识）。
英国是自由下搞民主，法国是自由与民主并重。法国大革命是场彻底性的突变。一下子，赖以维持社会稳定的传统和制度被完全推翻，代之以单凭理性设计的新制度、新传统（第三篇第十八章），结果酿出无法控制的暴民干政和没有节制的个人野心。先有恐怖统治，继是拿破仑夺权与专制。
浪漫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折腾了法国人几十年。但拿破仑的帝国却把理想的平等和美化的自由传遍欧陆，继是全球。从此，世人混淆了现实的英国政治产生的“自由民主政制”与浪漫的法国革命启发的“自由与平等理想”。
最后看看美国。美国是移民国家，理应是平等至上。但美国的“民族”性格具极浓清教意味。1、清教教义比较极端，在英国受迫害而迁徙美洲，追求宗教自由。因此，自由最重要。但清教徒追求的不是个人自由，而是宗教团体的自由。事实上，团体的自由与团体内的个人自由往往有很大冲突。2、清教徒有少数派心态：一方面恐惧当权者迫害，一方面自觉是神的特选，有责任拯救世人。3、清教徒来美是开荒，因此自立性很强，特别是个人的自由与独立，不喜欢受人掣肘，对权势有先天性不敬。以上三点构成很矛盾的心理，但基本上是个人自由的意识融在刚愎自用的性格里。随后而来的千万移民，都经这个以清教的性格和心理烧红的美国熔锅（American melting pot）修炼，染上清教颜色。美国的独立情绪酝酿于英法七年战争后的几年间。原先，美洲殖民者认为这是大好良机去抢夺法属北美土地，他们积极参战，想分得战利品。仗打赢了，但祖家政府下令不得乱抢，并派兵进驻。唯独驻军美洲需要粮饷，于是向当地殖民者抽税。殖民者分不到战利，反要加税，自然火光。美国独立的口号是英国国会未经美洲殖民同意而抽税，罪不可恕。可见，独立的理由是经济，特别是经济自由。独立成功，立国建制，采取的政制当然以保护个人的自由、个别州（团体）的自由为原则。联邦与各州分权，立法、行政、司法分权都是为了保护自由。因此，美式民主只是工具性民主，实质是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支配的民主，个人自由高于人人平等。同时，美国人相信美国立国犹如建设新的“耶路撒冷”，一个作为世界明灯的“山上之城”（第三篇第二十一章）。他们有天定命运向全世界宣扬他们的样本，拯救世人。
这里的文化基因是“个人”，特别是洛克与休谟式的个人自由，厨师是清教思维。清教是新教的激进派，不相信人性可以向善，认为得救只可靠神恩，是神与个人之间的事情。因此，个人信仰自由是基本政治原则。反讽的是，当共同信仰的人组成宗教团体，这团体内就不可能有个人信仰自由。这是清教徒的少数派微妙心理：既要自由，又会排异。他们自视为神的特选、山上之城、世界之光，对团体效忠，对异己敌视，对权势抗拒。美式自由民主就是这套思维炮制出来的：
·厨房（历史背景）：人心思变。美洲殖民者视英国为腐败的旧世界，缺乏道德和实力统治美洲。七年战争结束，英国吞下大片法属土地，美洲殖民者视之为千载难逢的开发机会，但遭英国政府处处约束。
·厨具（时代心态）：乐观而功利。美国是新世界，美国人要在美洲大展拳脚。
·佐料（民族性格）：浪漫。美国是山上之城、道德之邦，亟待向世界展示、宣扬。
·菜色：美式自由民主。以民主手段去扩大个人自由，以分权而治、互相制衡去约束民主，以免它威胁个人自由、个体自由。英式自由民主仅以法治约束民主，但美式自由民主对自由的保护、对民主的戒心超过英国。英国是在绝对君权的阴影下无奈地实行英式自由民主，美国是在山上之城的鼓舞下兴奋地推行美式自由民主。
当然，倒过来可以说，思变的历史背景和功利的时代心态使美国人在立国建制上采用了权力制衡的自由民主。这出自清教对权势的抗拒，对人性的不信任。但浪漫的民族性格和乐观的时代心态却使美国人想把他们的制度传诸四海，这是清教徒自视为神之特选和山上之城的思维。久而久之，清教思想渗透美国民族性，支配美国人的政治行为和性格。美国的发展吸纳多民族，终成庞然大物。但清教式的少数派心理却支配着这个大国的行为，美国人对国家极度效忠，对异己极端敌视，往往忽略客观事实。
到了20世纪，美国自由民主已外销全球。在美式自由民主制度庇荫下成长的资本主义成功击退共产主义的挑战（第四篇第二十三章），吸纳存在主义的质疑（第四篇第二十五章）。自由民主制度下的政治精英和资本社会里的经济精英互通声气，政治越来越被财势把持。相应地，这也激起了美国清教性格的反权势心理，社会张力遂增。但资本主义仍是成功地利用自由民主的“公众参与”去化解和吸纳了不满的精英（第五篇第三十二章）。20世纪末是美国全球霸权的顶峰，有人甚至说美式自由民主是人类最终极的社会模式，无以过之。
西方自由与民主有两个样板：英式来自光荣革命的“保自由”，法式来自法国革命的“求平等”。英式自由西传美国，变得更精英化。法式民主东传欧洲，变得更社会化。宗教与社会传统的厚薄、民族组合的繁简都会影响一个国家政制中自由与平等的比重。在传统比较深、民族组合比较单纯的天主教或东正教国家，反特权（反传统）的意识较重，求平等的愿望较强。但同时，这些传统、宗教、民族的一统意识也节制与调和了个人自由的过度膨胀。相对的，宗教与社会传统比较淡薄、民族组合比较复杂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求自由（个人自由与团体自由）的意识比较强，也没有传统、宗教、民族一统的意识去制约社会分裂。
可以想象一幅今天的地图：西端是美国，东端是俄国。追求个人自由的强度呈西高东低的倾斜，追求人人平等的强度呈东高西低的倾斜。交叉点在英、法之间。过去百年来，西风逐渐压倒东风，自由压倒平等。这幅图当然非常粗略，但泛观各国在自由与平等启蒙时刻和日后发展的过程中的历史背景、时代心态与民族性格，东西之别并不是没有道理。
文化基因与客观条件的互动也可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的成长。资本主义有两个面：自由经济、以钱赚钱。自由经济的基因当然是“个人”，厨师是斯密。但斯密炮制的菜要若干年后才能上桌。当《国富论》1776年出版之日，自由经济的天时、地利、人和条件尚未齐全,一直要等到工业革命成功，英国捷足先登。以维护地主利益为己任的托利党（保守党前身）不惜“出卖”阶级利益，放弃保护粮食价格，以自由贸易之名开放廉价外国粮食进口，借以压低工资，减低工业产品成本，提高工业产品出口竞争力。这就是著名的“粮食法案”之争（Corn Laws,1815—1846）。1846年，托利党组成的政府撤销法案，高举自由经济。
·厨房（历史背景）：形势大好，工业革命成功。
·厨具（时代心态）：乐观而功利，意图进军全球市场。
·佐料（民族性格）：现实——其他国家已有赶上之势，因此要尽快攻占市场。
·菜色：自由经济——占优势时才谈的自由经济。
到了1870年代，各国工业化赶上英国，英国于是转舵，从贸易自由转到投资自由，以建立新的优势，并不惜以武力去“保护”这新自由（第三篇第二十章）。
再看看以钱赚钱。主料基因仍是“个人”。最先的厨师是16世纪末荷兰的商人。随后，宗教战争和迫害使新教激进派和犹太商人投奔到商业意识重、宗教自由度高的荷兰城邦。
·厨房（历史背景）：大起大落的时刻。西班牙封锁荷兰，荷兰向海外发展。
·厨具（时代心态）：悲观与乐观交杂。在荷兰与西班牙的八十年战争中，此时正值“十二年休战期”（1609—1621），荷兰海外商业帝国和海军乘机扩张（第二篇第九章）。
·佐料（民族性格）：现实、刚愎。荷兰人一方面是赚钱为上，一方面独立性强。
·菜色：以钱赚钱。创出股份公司、股票交易所、银行信用贷款制度。
到了19世纪，工业革命带来的融资需求大大推动了金融业。此后，以钱赚钱逐渐脱离生产融资，金融经济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在金融市场中，金钱市场逐渐大于资金市场，金融管理者逐渐超越资本家，支配整个经济（第五篇第三十一章）。到了20世纪80年代，自由经济派压倒凯恩斯派，出现“贪婪是好的”的大气候，终在2008年爆发西方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自由经济还是以钱赚钱，都是在形势大好的时刻涌现，又往往种下日后危机。“机会主义”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恰当形容。
契机人物（厨师）、历史背景（厨房）、时代心态（厨具）、民族性格（佐料）、文化基因（主料）之间的互动炮制出不同的主义（真理）。多姿多彩的现代西方文明其实可归纳为一句话：在真理只有一个的大前提之下（唯一真），“人”与“个人”两个基因争夺唯一真的地位，产生了张力和变化。唯一真的大前提使“以人为本”的意识形态（重理性与人性）与“以个人为本”的意识形态（重经验与个性）产生矛盾和张力，张力的发泄产生变化。历史背景、时代心态、民族性格决定这些张力的大小、发泄的渠道、变化的形式。
西方有自然之法和普世价值理念，其中，以自我保存和与人同存为最基本。前者意味自由，后者意味平等。除了在最匮乏和最残酷的环境下，两者其实可以共存。但是，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却把自我保存放在与人同存之上，把与人同存的普世价值挤了出去，甚至把它视为工具。这种极端性的自我保存成为文化主流就窒息了人类与人同存的普世价值，引发出对与人同存的极端渴望，产生出同样极端的平等主义、共产主义。这几百年，西方人就是在极端的主义之间徘徊。
西方文化把自由与平等、人与个人的分歧视为矛盾，其实这些“矛盾”是先天性存在的。它们的关系有点像中国老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有与无同时存在显露出生命，难与易同时存在显露出成败，长与短同时存在显露出形状，高与下同时存在显露出倾斜。老子接着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圣人既洞悉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他还需要“为”什么、“言”什么、“解决”什么？在某种程度上，西方文化较重知识（求真），中国传统文化较重人性（求善）。追求知识，尤其是以机械性的逻辑去演绎并不逻辑的人性，往往钻入死胡同。
◎柏格森是现代有名的哲学家，曾获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哲学焦点在“创造”（creativity），特别是自由意志（free will）和因果关系（causality）之间的矛盾。他要处理理性与经验之间的壕沟。 他把物理性的“时间”和非物理性的“意识”（consciousness）重新组合，提出三个理念。“绵延” （duration）是时间与意识的组合，此中，因与果是不能分割的。“直觉”（intuition）是笨握“绵延” 的唯一法门。他认为所有概念都是有界线的（包括因与果），只有直觉才可以超越概念，但又同时是绝对的一—以城市为例，无论多少照片或模型都不能给予我们城市的“全貌”，但在城市中走路却会使我们直觉地认识城市。“生命冲动”（elan vital）是一种生命进化的动力，它与“绵延” 是唯一的实在，而且只有通过直觉才可以认识它俩。
◎以英语表达更有力：If Iam not for myself,who is for me？If I am only for myself,what am IP Ifnot now,when？
◎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是美国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Tbe End ofHistory and tbe Last Man），主题是自由民主乃人类组织进化过程的最后阶段，1992年出版时正值苏联解体。
◎事实上，虽然斯密谈的是自由经济，支持的却是当时极度保护主义的《航运法案》（NavigationAs，1651-1849，专用来抵制荷兰的竞争，见第五篇第三十章）。
◎这其实也包括“后现代”（Postmodern）思维。后现代主义放弃绝对真理（absolute truths），代之以凡事相对（relative truths）；放弃普世真理（universal truths），代之以局部真理（localtruths）；放弃泛演绎（meta-narratives），代之以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也就是自我拆解所有叙事的意思）。但是，后现代的凡事相对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对的；局部真理是所有的真理都是局部的，自我拆解是所有的拆解都是自我的。因此，后现代也是被唯一真基因（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真理、所有的拆解）支配。更可以说，它其实是经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引申或分支。
◎就算在自我保存受到极大威胁的时刻，与人同存的价值仍可以是强烈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飞机的安全提示，叫人在缺氧时先为自己戴上氧气罩再去帮助别人，理由是往往有人奋不顾身，忘了自己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