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来临：西方人心理失衡
14世纪的饥荒与瘟疫使西方人充满死亡感和悲观的情绪。教会的腐败无能使人对它丧失信心与尊重，政治均势渐向俗世君主倾斜。15世纪中，英法百年战争结束，以民族为中心的国家理念浮现，君士坦丁堡的失陷奇妙地开阔了西方人的眼界，提高了他们开发世界的机会，活字印刷的发明打破了教会与权贵对政治讨论的垄断。此刻，新思想带来的改革冲动已具备启动条件，待机而发。
是1315年。那年春天的雨水特别多，遍地泥泞，耙子也拉不动，怎还能播种？就算种下去的也因为大雨而腐烂，发不了芽。夏天也比往年湿冷，早秋还有风暴，收成自然很差。经过百多年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口与粮食的危机一下子出现了。存粮很快就吃光，牲口也缺草料，用来保存肉类的海盐也因阳光不足、海水不能蒸发而短缺。情况一下子就变得很严重。英王爱德华二世10月出巡，在路上竟然找不到面包充饥；有人要吃草根、野果和树皮；饿死的人虽不多，但大部分人营养不良。
翌年，雨仍是不断下。占欧洲人口95%的农民已无粮可吃，唯有吃谷种。犁田、拉车的牲口也宰了。年老的自动绝食等死，刚出生的婴儿弃于荒野，更有传人吃人的。1317年的夏天，气候开始回转，但饥荒更加严重。疾病致死的估计占欧洲人口10%—25%,其中城镇受害最惨。这就是14世纪的“大饥荒”（Great Famine）。
“大饥荒”的后遗症有四。一、在绝对依赖宗教的社会里，天气失调被视为教会的无能，更有人认为天灾是对教会腐败的天谴。维持社会安定的教会威信下降。二、衣食不足哪还知荣辱？暴力和犯罪剧增。从贵族到庶民，人心变得凶残、自私。贵族的骑士精神和庶民的顺民心态开始动摇。三、分散式的封建与庄园制度无法应付大规模、大范围的天灾。这提出权力和组织集中的诉求。四、自11世纪初以来，欧洲人口急剧增长，“大饥荒”是转折点，人口过多的危险信号出现。“大饥荒”过后，直到1325年，粮食生产才恢复过来。但权贵们依然要重享奢华的生活，加重了田租、赋捐，于是粮价上涨。本来只是仅足糊口，现更是捉襟见肘了。就在此时此刻，更大的灾难降临了。
1347年10月，一队意大利热那亚的商船悄悄地驶进西西里的墨西拿（Messina）港。有几艘搁浅在岸边，船上全是死人，其他的则在港内漂流，船上的非死则病。岸上有人见财心起，上船搜掠一番。就这样，“黑死病”（Black Death）登陆欧洲，最后笼罩整个西方世界。两三个月内，热那亚和威尼斯垮了。翌年，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相继染上了黑死病。从1348年到1350年，德国、斯堪的纳维亚也被蹂躏。1351年再传入波兰、俄罗斯，波及全欧洲。死的人连埋葬都来不及，要火化，临死也没有神父为他们做祷告（对虔诚的中古欧洲人来说，这是极可怕的事）。四年内欧洲人口减少差不多一半，沿地中海诸国的死亡率更高达75%—80%。世界末日好像要来临。
大难过后，人口仍继续下降，到1470年才稳定下来。瘟疫还在不断复发，从1350年到1400年，起码爆发了六次。17世纪稍敛，到19世纪才算熄灭。这场瘟疫中，非但死的人多，而且死得极恐怖。这对西方人的心态和政治的影响是深刻和深远的。
有些地方全死光。农村、庄园荒废，侥幸生还的跑到城市。城市人口密，卫生差，疫病传得更快。佛罗伦萨在1338年有12万人，到1351年只剩下5万。瘟疫不分上下尊卑，无一幸免，但教会首当其冲。修道院、大教堂是避难之所、病人集中之地，照顾病人的神父、修士、修女就死得更多。从此教会神职人员大大不足，补充上去的都是匆匆招来、草草训练的素质不佳、经验不足的人，神职人员的愚昧无知和不守清规更是变本加厉。改革的压力越来越大，但难度却越来越高。
中古人是虔诚的，但经过大饥荒，又遇上黑死病，宗教心态大大不平衡，大部分人变得悲观。有些人渐渐放弃信仰或变得犬儒，认为宗教是人为的欺神骗鬼把戏。有些人认为天灾是人类的罪恶，为要补偿就变得宗教狂热。那时出现了“自伤派”（flagellants）,他们到处在街上自我鞭打，遍体鱗伤的要为自己、为人类做补赎，以息神怒。但稍后又变成“纵欲派”，认为世界末日将临，还不尽情享乐（结果只助长了瘟疫的扩散）？有些人从恐慌变得迷信，认为瘟疫是反基督的奸人和邪魔作祟，他们迫害犹太人（由于犹太人爱洁、不与外界交往，瘟疫传播得比较慢，但人们却指是他们阴谋在井水中下毒去害基督徒）、搜捕巫师、打击异端。更有些大难不死的幸存者，继承了亡者的遗产，发了横财。但周围都是死亡的阴影，于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尽情挥霍享乐。这种奢豪风气弥漫了整个社会。1350年后的欧洲人充满了悲观情绪和死亡感，使他们开始怀疑宗教和权贵的威信和能力。一种“个人化”的宗教信仰开始在他们心中萌芽。同时，执政者企图以控制“奢侈品”的享用去维护阶级等別。这制造了中产阶级与农民的不满（这是英国1381年的“农民革命”主因）。
但是在社会与经济层面上，黑死病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在西欧，人口锐减，因此可分配的耕地增加，于是造成劳动力短缺。地主急需劳工，很多从前的佃农都变成合约农工，到处流动，追逐高工资。执政者企图控制工资上升（维持在瘟疫前的水平）、限制农民流动。但地主们因人手短缺，想以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环境去争取劳工，所以政府政策未见成效，反造成农民不满。社会动乱有增无减。
人手短缺、大量耕地变牧地后，肉食、毛革生产增加，贸易也增加。再加上人均粮食增加，农民与城市中产的生活水平提高。同时，人口的流动带来了语言和风俗的流动，开始撩动欧洲人的民族意识甚至国家意识。
相对的，东欧仍是地广人稀，农村的动荡也较少，封建制度仍在规范社会，控制农民的流动，对执政者的“开明”要求也不那么强烈（英国在16世纪中已取消佃农，俄罗斯却要等到19世纪中）。这也是东欧现代化较慢起步的原因之一。但也是因为同样理由，东欧成为西欧现代化过程中的粮食和资源供应地，直到19世纪。
总的来说，从前在教会维护下的封建和庄园制度（主、属各安其位，各尽其责）已不能配合物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大众的心态。西方开始走向按供、求而定的经济关系（而非按对等、互给）和按贫、富而定的阶级制度（而非按出生贵贱）。为此，黑死病带来的人口变动是西方走向现代的催化剂。
14世纪是西方的灾难世纪，有天灾，也有人祸。11世纪以来，政、教的互相利用削弱了教会的威信，加深了教会的腐化，但仍不时有英明教皇的改革和卫道之士的更新，加上修道院对经济、民生、教育、文化和社会秩序的贡献，仍是人心所向的。但14世纪开始，教会高层的腐败令信徒大失所望。
英、法于12世纪末开战。为筹战费，英王爱德华一世和法王腓力四世要向神职人员抽税（其实，中古的高级神职往往都是由王侯委派，由贵族充当。因此，王侯与贵族之间的争执就往往蒙上政、教争执的面貌）。教皇反对，认为教会不应当向俗世王侯纳税。法国截留法国境内教会向罗马教廷上交的税捐，教皇威胁要把法王“驱逐教会”（excommunication）。在理论上，凡被逐出教会的，其他教徒不能与他有任何交往，甚至不能提供起居饮食。在全欧都是教徒的情况下，这就等于逐出欧洲。对被逐的王侯来说，这就代表下属可以不听号令、不纳粮、不交税，甚至可以造反。法王当然不会就范。1303年，他反控教皇是异端分子，派兵到罗马去捉捕。年迈的教皇被救出后，不到一个月就死了。1305年，法王发动法籍的枢机主教团选出法籍教皇克雷芒五世（Clement Ⅴ）。罗马居民暴动。法王主使教皇把教廷搬到法国势力范围内，但仍属教廷领土的阿维尼翁城（Avignon）。这是教会高层腐坏的首次大曝光。
到了阿维尼翁之后，克雷芒五世把大批法籍神职人员提升为枢机主教（因为只有枢机主教才有资格参与教皇的选举）。阿维尼翁教廷只有一条规矩：什么都可以卖——神职、赎罪、圣物。当时几乎所有的文人都把僧侣清规（贞洁、清贫）形容成“笑话”。教廷虽在法境，但意大利中部仍是教廷属土。可是教廷号令不达，那里的人民也不满负重税和阿维尼翁教廷的生活糜烂，因此常常暴乱。意大利北部的独立城邦如威尼斯、佛罗伦萨，既害怕法国势力在意大利扩张，又希望浑水摸鱼，拿到点教廷在意大利的属土，于是就在其中煽动罗马的居民骚乱。为了不失掉这块土地，教廷在1377年搬回罗马，而且选出了一个意大利籍教皇乌尔班六世（Urban VI）。但不到几年，法籍枢机主教团又另外选出一个法籍教皇驻在阿维尼翁。于是出了两个教皇，直到1447年。这不但是权力之争，而且触动了教会的“合法性”基础。在教义上，教皇是圣彼得（天主教叫圣伯多禄）的继承人，而彼得是耶稣亲自委派做教会之首的。如今，教皇就像“妓女”（Harlot of Babylon,这名词到今天还有人用），没有廉耻，价高者得。
教会固然腐败，俗世政治也不清平。大饥荒过后刚复原，就在黑死病的前夕，西欧战火爆发，也就是英法的“百年战争”（1337—1453），断断续续打了116年。除了中间有短暂的休战，真正打的也有81年之多，影响就更长远了。
威廉大帝征服英国是1066年的事。威廉本身是诺曼底公爵，而诺曼底是法国的属国。因此，这实际是法国的诺曼族征服英国的撒克逊族，也就是法国人统治英国人。经过诺曼人两百年的经营，撒克逊人心虽不服，但总算臣服。但诺曼人却没忘自己是法国人，法文是官方的语言、法国人是高官的首选，甚至认为法国王位他们是有资格坐上的。法王当然不同意，反认为诺曼人既是法人，应受法王统治，所以英国应是法国的属国。英、法经常争夺沿英吉利海峡东岸的土地。13世纪时，英王在法国占有的土地比法王拥有的还多。但到了14世纪初，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势力仅是小小的加斯科涅（Gascony）,连诺曼底也回到法王手中。收复法境失地成了14世纪的英国国策。
英法百年战争的开端也正是以英、法王位的正统为借口。这是场“消耗战”，英国先胜后败，人多地广、以守为攻的法国终于胜利。但战事加上大饥荒和黑死病，法国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
百年战争有重大历史意义——军事改变了政治。自查理曼大帝以来，重甲骑兵是军队的主干，对应了中古封建制度的社会和经济。军事动员是“勤王”式——主有事就召集属，属本身就是武士，向主效忠。重甲武士是军队的骨干；步兵是主与属治下的农民，工人不是战斗的主力。这种动员有两个特征。1、属对主的义务是保护疆土，不是对外战争。当然如果自己也有利益（如扩充疆土和分享战利品），属也不一定坚持原则。但对主来说，这是不大可靠的动员。2、农忙时不能用兵，因此不能有持久的战事。百年战争打破了这些成规。
英国首设“常备军”——政府雇用短期的、职业性的军官，再由他们招聘兵员。这样，封建的主与属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军事动员——就失效了。再有，因为常备军的军费需要高效率的税收制度去保证，而封建制度搭架式的税收既不方便也不可靠，于是军事和税收开始向国王集中。这就是国家制度的开始。但国王也要有权贵、地主们支持，要向他们咨询，而这是议会制度的开始。
英国早有的大宪章（1215）其实是强势贵族对弱势国王的要挟，目的在限制王室的税权（必要先咨询贵族、取得贵族同意）和法权（不得侵犯人身、不得侵犯私产）。在百年战争中，法王被俘（1356）,法国也曾召开议会（Estates General,这是法国国王咨询人民的传统做法，参加的包括教会、贵族和城镇的代表），并颁布“大规则”（Great Ordinance），授予议会权力去监督税收和税用，及若干立法权。跟英国一样，这些议会都是为既得利益的贵族服务，因为开会的结果总是加税。这种议会制度对百姓来说是苦不堪言。1358年，法国农民因税苛和役苦叛乱，杀死议会召集人。1381年，英国农民也因税苛和贵族镇压而起义，十万人进入伦敦，杀人纵火。国王理查二世要亲身安抚农民，又暗地里派人暗杀农民领袖，动乱才息。
常备军也同时大大提升国王的权力。它不单可以用来保卫国家，更可用来对付内部威胁和控制百姓。这是从权力分散的封建和庄园制度走向权力集中的国家制度的一大步。当然，常备军与雇佣兵（包括招募来充当常备军的外国人）只是一线之差。为此，以后的三四百年，欧洲老百姓要吃尽凶残的雇佣兵的苦头。[附录2:雇佣兵]武器的改变也有政治的意义。从前重甲骑兵的战争以武士为主。他们身属贵族，经过严格的训练，也需要多人服侍（穿了重甲要用滑轮才上得马，战马昂贵并需要保养），因此人数不多。但冲锋陷阵的确是锐不可当。可是，百年战争改变这模式，英国使用长弓——高两米、射程远、杀伤强，农民百姓只要力大，稍经训练就可上阵。而且，射人射马同样有效。这是英军大胜的理由。百年战争末期开始出现大炮。炮轰之下，无论拥有何种装甲的武士都挡不住。这是法国大胜的理由。从此，武士不再是主力。中古为荣誉、为忠义而战的骑士精神理想渐被“实用”替代，而“实用”就是杀伤力。从前几百武士、几千士兵的战役逐渐演变为死伤数以万计的阵地战和大屠杀，武士在战场上的失效也意味着武士贵族在政治上的失势。
百年战争不是英王与法王之战，而是民族之战。在英国，自诺曼人入主以来，宫廷和商业都用法语。但百年战争开始以后，民间不断传出“如果法人占领英国就会完全禁止英语”，结果是“说英语”成为英国内部统一的因和果。
百年战争最后结果是法胜英败。英国在法境的属地差不多全失，英国放弃从前在法境的子民和属地。为此，丧失了土地和收入的贵族们对王室心怀怨恨，这成为日后英国内战——玫瑰之战（War of the Roses,1455—1485,见下章）——的伏线。
中古战争是争土地（经济利益的基础），是为血缘（政治权力的基础）。这也是封建的意义。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进入黑暗时代，蛮族赤裸的暴力是政治现实。随后，因着蛮族皈依天主教，全欧基督化。宗教外衣装饰了暴力也约束了暴力。这就是中古政教交叉的封建。它是一个奇妙的武装权力与基督理想的组合，使欧洲安定了好几百年。可是，外衣穿得久了，开始破旧，教会因被权贵利用而开始腐化。暴力被约束得太久了，开始蠢动，权贵因被教会约束而开始政治不满。有权者和想得权者终于脱衣而出。这就是教廷分裂和百年战争暴露出来的封建制度的败象。暴力的冲动怎样发泄？新的外衣怎样成形？这就是西方走上现代的历程。
百年战争是1453年结束的。这一年是西方历史的关键年，发生了三件改变世界的大事。百年战争带来了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民族自决和国家独立将会冲击封建制度。这些刚在上面谈过。另外的两件大事是君士坦丁堡的失陷和活字印刷的改进。
君士坦丁堡失陷是这样子的。东罗马帝国始建于君士坦丁大帝在330年把罗马帝都东迁至君士坦丁堡（拜占庭是旧名），成为帝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以罗马为中心的西罗马帝国日趋下坡，蛮族不断入侵，直到最后灭亡（476），西方进入黑暗时代。东罗马却因城池坚固（蛮族攻不进来）和国库充实（出钱安抚蛮族）而幸免于难。6世纪上半叶，在查士丁尼大帝的统治下，更收复了北非和意大利南部的失地。著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也是他建的。他死后，突厥（Turks）与斯拉夫蛮族入侵，跟着伊斯兰教势力兴起，后更有内部宗教纠纷（偶像崇拜之争）扰攘三个世纪。这过程中，在公元717—718年顶住了阿拉伯穆斯林大军的围城（详见第三章），局势才稳定下来。到了9世纪，进入达百年的中兴。全盛时，西达多瑙河，东至亚美尼亚，南到耶路撒冷。意大利南部也重入版图。东罗马成为西欧东面的屏障，使西欧的封建制度有了成长空间。
好景不长，塞尔柱突厥（Seljuk Turks）再崛起于小亚细亚，加上帝国内争，东罗马帝国再陷低潮。1095年，阿历克塞一世（Alexius I，在位期1081—1118）想恢复帝国在小亚细亚的势力，在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Ⅱ,在位期1088—1099）召开的皮亚琴察（Piacenza）宗教会议上,通过他的使者，向教皇诉说基督徒在伊斯兰教势力下受到迫害，想借此博取西欧诸国的同情与协助。乌尔班二世马上号召欧洲诸国以武力收复耶路撒冷。全欧反应狂热，十字军东征遂启。
那时，东罗马帝国刚好遇上两个英明皇帝，阿历克塞一世的儿子约翰二世（John ll,在位期1118—1143,有“东罗马的马可·奥勒留”之称）和孙子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在位期1143—1180）。他们都能驾驭和利用过境的十字军，成功地扩大东罗马版图并发展商业。12世纪是东罗马和西罗马人口、经济的迅速增长期。1180年，曼努埃尔一世去世，后继者都是无能之辈。此时，刚好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号召十字军第四次东征。但东征军费不足，就由东罗马担保，向威尼斯商人贷款租船。不过由于宫廷内斗，东罗马无力还债。天主教的十字军本来就是宗教狂热分子，视穆斯林为敌人但更视东正教为异端，于是改变东征路线，转攻没有设防的君士坦丁堡。1204年4月攻陷，屠城洗劫三天。英诺森教皇大怒，但事情已发生了，无法改变。东罗马从此一蹶不振，但仍勉强支持两百多年。随后，新兴的奥斯曼帝国蚕食鲸吞，于14世纪中绕过东罗马，踏上欧洲大陆的巴尔干半岛。欧洲那时“黑死病”刚过，法国和意大利有两个教廷在争，英法百年战争正酣，哪有余力东援？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失陷前，早已是个荒凉的废墟了。
东罗马的盛衰对西方社会有极大的影响。
1、在西方的黑暗时代，东罗马保存了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甚至加以延续。举例来说，柏拉图创立的“学院”（Academy）直到529年才被东罗马的査士丁尼大帝关闭（大帝力禁宗教异端，柏拉图是被殃及的池鱼）。这些古籍及其评述，在十字军时代和君士坦丁堡失陷后大量流人西欧，是文艺复兴的素材（包括阿奎那的学说）。
2、东罗马是欧洲东面的屏障。它本身不断承受来自更远的东面的压力，如波斯、阿拉伯、突厥，甚至后来的奥斯曼。正因如此，欧洲的封建制度和经济自足才有成长的空间。东罗马灭亡，屏障从此消灭，欧洲文明从此暴露，与其他文明的竞赛（起码从西方角度去看是这样）也从此开始。
3、东罗马灭亡，奥斯曼帝国堵塞了通往东方的陆路交通。西方人被迫开发海路。这是西方殖民帝国的开端，也是西方诸国为竞争海外属地、资源和市场而战的伏线。
4、东罗马帝国是真正的政教合一，皇帝就是东正教会的保护者。帝国灭亡后，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Ivan Ⅲ）以姻亲关系为据，继承东正教保护者之职。他的孙子终成俄罗斯沙皇（斯拉夫民族传统称东罗马皇帝做“沙皇”。“沙”，Tsar或Czar来自“恺撒”，Caesar）。从此，俄国沙皇总认为莫斯科是罗马与君士坦丁堡的后继者，俄帝国就是第三个罗马帝国。这思想影响着俄罗斯与欧洲诸国的国际关系，直到“十月革命”。
第三件大事是谷登堡圣经（Gutenberg Bible）刊行。活字印刷来自中国，欧洲在15世纪初已尝试使用。德国人谷登堡用铅版（从前是木和铜）和压机改良了印刷技术，改变了欧洲文明的轨迹。
1、印刷方便了文化和科学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他们互相声援、标榜和约束。慢慢地，科学理念在社会扩散，文学家、科学家与他们的支持者成为政治力量。
2、印刷把文化和知识的传播从口述式变成阅读式，大大增加了传播的范围和速度。欧洲人的识字率遽升。
3、印刷普及文化。人民开始要求比较通俗的读物和易懂的文字。中古用的拉丁文被地方性文字替代，而地方性的文字又引发出民族和国家意识。其中特别是《圣经》的翻译。
15世纪初，教会已有人酝酿要把《圣经》从拉丁文翻译成地方文字。代表者有英国的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1330—1384）和捷克的胡斯（Jan Hus,1369—1415），但都被教廷镇压，打成异端（其实主要原因是他们反对赎罪券和批评教会腐败）。1415年，胡斯被火刑处死，1428年，威克里夫的尸骨被发掘、焚烧。他们可以算是宗教改革的“先烈”，但都是活字印刷之前的事。活字印刷流行后，出现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intellectuals），对社会、政治与经济的观察、评述和建议不再是贵族、官员与教士的专利。通过印刷品的传播，中产阶级以至贩夫走卒的识字率快速增长，对时事、时政的兴趣也快速上升。文字市场出现，知识分子自愿地或非自愿地变成社会各方面和各阶层的代言人。这就是西方“舆论”的开始。但是，由于他们是从权贵阶级的政治垄断下解放出来的新阶级，所以对权贵阶级有先天性的抗拒，对政治自由有先天性的拥护。总而言之，印刷技术使信息和思想能够迅速传播，打破当权的贵族和教会在文化和政治讨论上的垄断，为改革提供了新的滋养和空间。
14世纪的黑死病瘟疫使原本安分、虔诚的西方人变得犬儒、极端。15世纪中叶，百年战争结束、君士坦丁堡失陷、活字印刷改进，使西方人的欧洲视野一下子提升为全球视野。继灾难而来的暴富使西方人从悲观变得亢奋。在失衡的心态下西方人开始质疑一切，包括宗教道统与政治一统。下一章要探讨的是：现代前夕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是怎样的局面。
◎据估计，在9世纪查理曼大帝时代，欧洲人口是2500万到3000万。到了14世纪初是7千万到1亿，也就是3倍。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气候温和使农产增加；蛮族皈依教会，入侵减少，人民可以安居；以修道院庄园带动的生产技术提升，耕地面积增加，教会在11世纪的改革增加政治稳定，促进人口的流动。
◎1215年英国大宪章也是撒克逊贵族强迫诺曼王朝摄政的约翰王签订的。那时，英王理查一世（有名的“狮心王”）正参加十字军第二次东征（见附录10：英国大宪章）。
◎法王查理四世于1328年去世，无男丁继承，王位悬空。英王爱德华三世是查理妹妹的儿子，按英国宗法，应可以继承法王之位。法国贵族当然不会按英国的宗法办事，他们选了查理叔父的儿子，是为排力六世。排力要爱德华放弃争位，代价是容许英国保存加斯科涅。1331年，爱德华宫廷内斗，王位刚稳，暂时答允。腓力却乘机干预英国与苏格兰之争，并指爱德华未有履行臣属的义务。1337年，排力派舰艇刺探英吉利海峡沿岸，爱德华乘机反称他才是法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战端遂起。 开战时，英国人口是400万，法国人口是1700万。但英国先胜。1347-1951年，黑死病泛滥欧洲。 英国经济较早复原，再胜法国。1356年，更俘虏法国约翰二世，法国政府崩溃。英国收复法境失地。 法国经济解体（尤其是农村），农民暴动，爱德华第三次进军，大胜。1360年战事暂停。 十年后的1369年，法国卷土重来。那时爱德华垂垂老矣，法国开始占上风。苏格兰蠢蠢欲动，英国两面受敌。1389年，双方休战达二十多年。期间，法国王室争位内斗，英国则要应付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的动乱。
◎1415年，战事再起。前半段，英王亨利五世大胜，于1420年进攻巴黎，与法国定城下之盟，指定法国未来王位将由亨利五世后裔坐上。但是战局突变，苏格兰派兵助法，力挫英军。过几年，英国再来，1429年包围法国重镇奥尔良（Orleans），法军士气低沉。此时“圣女贞德”出现。 这农家少女以“神命抗英”唤起法军斗志。奥尔良解围，法军气势如虹，追击英军。但不几个月，贞德被勃艮第（Burgundy，这是法国东面的侯国，反复无常，有时助英，有时助法）军队俘虏，卖给英国，1431年以妖众之罪被处死。之后，英法双方处于拉锯之势。战事在法国境内，英军供应线较长，法军又往往避战，英军日趋疲惫。1453年最后一战，英军撤回到最初的加斯科涅，法军用炮轰取胜。百年战争终于结束。这也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用炮轰。军事现代化也就此展开。 早在1054年，罗马天主教与东正教已正式分裂，史称“大分裂”。其后，有多次企图复合，Piacenza会议便是其中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