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前夕：腐化的教会面对涌现的民族意识和人文思想
16世纪的欧洲非变不可。法国恢复百年战争所失的元气，在欧洲舞台上蠢蠢欲动。神圣罗马帝国（德国）是由多个小国组成，民族意识开始抬头，是欧洲的火药库。西班牙帝国成形，威胁各国，它想吞人，人想堵它。意大利各小邦钱多兵少，各大国都想染指，是另一个火药库。只有英国例外，百年战争失败后，韬光养晦，形成岛国特色。它避开了16世纪的大乱，反造就了它日后的崛起。最后，教会腐败乃是大变的远因与近因。
有些史学家把1453年定为现代的揭幕，但更多的则把划时代的一年放在宗教改革的1517年。但无可否认，15世纪下半叶和16世纪初确是西方历史的转折点。我们先从百年战争险胜的法国开始，看看那时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
百年战争中，法国元气大伤，昔日的光辉不再。更严重的是，国内贵族战士的封邑使政权四分五裂，国外又有勃艮第大公国盘踞东北与东南。路易九世（在位期1461—1483）用兵、用计、用贿，再用两个女儿的婚嫁，终于稳定了内部，建立了稳定的税收和强大的常备军及对他效忠的官僚系统，控制了武士贵族的蠢动，并削减了教会的影响。跟着，他要和勃艮第“算旧账”。勃艮第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左右逢迎，有做一等强国的野心，这早使它的邻国恐惧。法王成功地与瑞士、神圣罗马帝国等结盟，最后击败并瓜分了勃艮第。东南归法国，东北却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所属的哈布斯堡家族（Habsburg）吞并。这是哈布斯堡家族王朝与法国结怨的开始。跟着，哈布斯堡家族通过姻亲关系统治了西班牙，使法国感到东西受敌。这也是日后欧洲宗教分裂，引发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战争的伏线。法国与勃艮第的仗虽然只打了几年（1474—1477）,但来自瑞士联邦的军队却打出一个“常胜军”的名堂。从此，瑞士雇佣军成了欧洲战场上的“常客”，其勇猛与残暴齐名。
法国恢复了昔日的光辉，但西面有旧仇的英国，东面与南面有新怨的哈布斯堡王朝。为生存、为扩充，便需要与这些强邻搞结盟或对抗，有时更要独行独断。法国的动向，尤其是法国对教廷的态度，影响着整个欧洲迈向现代的过程。文艺复兴在15世纪末从意大利北上，带来新思维和新气息，催生了法国的民族和国家意识，对欧洲的现代化也有关键的影响。
另外一个强国是西班牙。其实，伊比利亚半岛出现了两个在欧洲现代化过程中担任重要角色的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君士坦丁堡失陷，奥斯曼帝国挡住了以威尼斯为起点通往亚洲的陆路，海路就迅速发展起来。首先，远在欧洲西陲的葡萄牙因地理方便，往西探路。开发商路固然是目的，但传播宗教也是重要理由，包括对抗伊斯兰教的扩张。葡人早在1415年就越过直布罗陀海峡，但在北非受阻，于是考虑绕道，逐步向南。15世纪中，葡萄牙在西非立足（1441年首批非洲奴隶被带到里斯本，开始了几百年的奴隶贸易），殖民开始。过去的除了葡萄牙人之外，还有法国人、弗拉芒人（Flander，即现今荷兰、比利时）、热那亚人（Genoa,意大利北部）。随后，在几内亚发现黄金，移民更多。从此，海外殖民比开发航路更重要。帝国殖民地的竞争也在此时开始。1488年，迪亚士（Bartolomeu Dias）绕过好望角；1498年，达伽马（Vasco da Gama）到达印度，1500年，卡布拉尔（Pedro Alvares Cabml）登陆巴西。到16世纪中，葡帝国东西横跨整个地球，从里斯本到日本长崎。西方诸国竞争欧洲以外的土地和资源，影响了欧洲现代文明的发展。
西班牙殖民帝国比葡萄牙起步稍迟，但若干地方却捷足先登。它的海权扩张是由进占大西洋的加那利（Canary）群岛开始的。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西班牙海外帝国版图遽增。一时间，欧洲人俨然是世界主人。1493年，经教皇批准，又经1494年西、葡互相约法，把地球划为东西两半，以非洲西岸为界。东半球（非洲和亚洲）属葡萄牙势力，西半球（南、北美洲，除了巴西）属西班牙。虽然如此，西班牙仍不放弃在非洲发展。另一方面，西班牙探险队伍于1513年越过巴拿马，到达太平洋，把太平洋和沿岸土地全部纳入西班牙帝国的版图。16世纪40年代开始，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金银使西班牙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国家。16—17世纪，西班牙拥有欧洲最强的海军和陆军，号称“日不落”帝国。
这里要提到哈布斯堡家族王朝。在现代欧洲的头两个世纪（16—17世纪），所有的大事或大战都有这家的份儿。出自哈布斯堡家族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在位期1516—1556）在1519年后兼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査理五世。他以欧洲盟主自居，全盛时的统治范围包括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帝国、葡萄牙帝国、南意大利、荷兰和比利时。他的政治目标（包括他的儿子，也就是在英、西之战中发动西班牙大舰队的腓力二世）是：一、垄断来自美洲的金、银、糖，以及来自亚洲的香料、瓷器、丝绸，二、削弱法国在欧洲的势力，特别是阻止法国向东扩张，三、保障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在德国（神圣罗马帝国的主要部分）的势力，为此力阻宗教改革，四、保护欧洲免受奥斯曼帝国（信仰伊斯兰教）入侵。
来自海外帝国的金银给了西班牙富强和野心，但也种下日后没落的种子，即：一、国内工、农业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改革慢下来（相对于英、法、荷）；二、财大气粗、树敌众多、征战多年，三、过度依赖海外资源，要花费庞大军费去维持海外的帝国，四、过度依赖外国人口，国家财富外流。奢侈浪费和庞大军费引发了多次通胀，国家濒临破产，要靠富商、富城和外债去支持。这些，都使得宫廷的权力下降、帝国中央与帝国人民之间的张力增加。
这个泛欧的王朝要跟刚冒出来的以民族、语言、宗教和历史作为基础的现代国家理念对抗。这个以宗教道统自居的王朝要跟反特权、反腐败、反僵化的宗教改革对抗。结果当然是败下去，但也同时改变了国家理念和宗教改革的走向。“现代国家”走向了极端的国家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宗教改革走向了彻底的宗教革命（反教权、反宗教、反信仰）。在欧洲事务上它属保守，但在向全球扩张（包括文化扩张）上它属先驱。西、葡殖民帝国与日后的荷、法、英、德、意殖民帝国，在欧洲走向现代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推动了西方文明的全球化，以及与其相连的经济全球化。
法国与西班牙是两强之争。它们争什么？神圣罗马帝国是第一争，意大利是第二争。
神圣罗马帝国是由1800多个大大小小的国与邦组成的“帝国”，没有稳定的制度和组织，可以说是一盘散沙。以后几个世纪的欧洲动乱，绝对与此有关。帝国皇帝的选举是欧洲大事，牵涉到教会（罗马教廷和当地教区）、泛欧洲的权贵家族以及当地的世袭王侯和好战武士。其实，帝国内部的权力斗争具体而微地反映了整个欧洲的权力关系。
神圣罗马帝国来自加洛林帝国在9世纪（843）分裂出来的东面一半（西面演变成法国），即现今的德国、奥国、荷兰、比利时一带。初时也不叫帝国，只叫东法兰西亚（Francia East）。帝位是由“选帝侯”（Electors）,也就是有势力的公侯们推选的，并由教皇加冕。这是帝位合法性需要由教皇认许的政治传统。帝国境内大大小小的公侯国和半独立的城镇各自为政。因此，皇帝、公侯国、城镇与教会之间经常因土地、赋税、公职与神职的委任，以至皇帝的选取等争得头崩额裂。
13世纪中开始，帝国再没有英明的皇帝。选帝侯之间又明争暗斗，甚至同时选出两个皇帝。帝国皇帝与帝国统治越来越是两回事。皇帝的实权有限，但地位高贵，是欧洲权贵的攀附对象，特别是通过姻亲关系去影响局势。帝国制度松散，公侯们你争我夺，地区性的战争不断。帝国成为欧洲的火药库。到了15世纪，帝国的统治更加不稳，宗教的凝聚力也在下降，改革之声日涨。皇帝腓特烈三世（Frederich Ⅲ,在位期1440—1493）对匈牙利用兵，要筹军费，公侯们（选帝侯、其他公侯以及“自由城市”[Free Cities]）乘机要求召开“帝国议会”（Imperial Court）。腓特烈虽不应允，但他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终于在1495年召开大会，决议“帝国改革”（Imperial Reform）方案，包括改革帝国的参政方式。但公侯们与皇帝之间已势成水火。
16世纪初，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是由西班牙的卡洛斯一世兼任。他来自泛欧洲的哈布斯堡家族。这家族王朝的大本营那时在西班牙，与帝国相距千百里。帝国的权贵和人民都把皇帝当作“外人”，早存异心，叛乱伺机而发。帝国的封建制度和教会组织交错，政与教纠缠不清。人民对宗教狂热，但不一定是对教会信服。这些政与教的矛盾最终成为帝国分裂和欧洲分裂的导火线。
意大利的情况更复杂。既有大大小小的城邦，也有与俗世纠缠不清的罗马教廷，还有外国（英、法、德、奥、西）的直接统治和间接支配。意大利北部的城邦原是共和理想，但演变成为寡头统治。一个城邦能否维持自治要看它的经济实力为此，它要有足够的土地在周围做军事缓冲，提供粮食与税收。从12世纪开始到14世纪，有几个比较成功的城邦。佛罗伦萨是由几个豪族统治。1434年，美第奇家族掌实权，但在名义上仍叫共和。最辉煌时代是洛伦素（Lorenzo）当政（在位期1469—1492）,他利用他家族的银行网络和公职委任权，以及他和欧洲权贵的关系，维持了意大利半岛的稳定。有人说“如果真的要有独裁者，洛伦素倒是不错的”。米兰却是由斯福尔扎（Sfor Za）家族独裁统治。他们自称米兰公爵，其实是1395年用钱买来的衔头。全盛期是14世纪后半叶。此后，这家族就是平平无奇，直到1499年，米兰落入法国手里。威尼斯的全盛期是14世纪，它利用造船的优势和12—13世纪经十字军东征开发出来的商路，创造了一个跨欧亚的商业网络。它避开了独裁统治，采取选举制。领导人称“总督”（Doge），是终身制。它的世界商路网因君士坦丁堡失陷而被堵住。葡萄牙和西班牙登上了“经济环球化”的舞台，威尼斯被挤了下来。意大利北部的城邦大部分都是独立小国，它们之间的互争是意大利未能成功拒抗外国入侵的主因。意大利是欧洲的火药库，但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火药库有很大区别。意大利半岛自罗马帝国崩溃后，从来没有一统，本身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统治者不是贵族，而是豪族，因此没有封建的枷锁也没有封建的制约。它们自由而功利，活泼而任性。起源于这里的文艺复兴也染此特性。
意大利南部以农为主，在13世纪中叶，属神圣罗马帝国。教廷想摆脱神圣罗马帝国的支配，想把它“送”给法国（当然要法国出兵去拿）。西西里人反抗，遭法国血腥镇压，西西里自动献身给西班牙，造成那不勒斯属法国、西西里属西班牙的局面，到1435年才统一为西西里王国。法国当然不高兴，要收复。日后西、法交恶多年，这也是原因之一。更关键的是法国与教廷关系的变化影响了整个欧洲。法国以教廷保护者自居，教廷也逐渐依赖法国的势力。在1305—1377年间，更搬出罗马，移驻到法国势力范围内的阿维尼翁。意大利人对教廷就有了疏远的感觉，更加不满教廷受法国的支配。最强烈的反应来自教皇国（Papal States）的人民。
横跨意大利中部的教皇国是法兰克王朝在8世纪时送给教会的土地，包括了很多城邦，是用来供给罗马教廷粮食和税收的。这片土地民风凶悍、文化复杂，原本就很难管理。先是黑死病，跟着是教廷移往阿维尼翁，罗马城全破坏了，街上甚至有狼群出现。教皇国全无法纪，完全由当地的小贵族任意宰割，城邦之间也是互相攻伐、吞食（有点像中国的春秋时代）。各城邦内部又分为拥教廷派和拥神圣罗马帝国派，经常武斗。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经常闹暴动。
阿维尼翁时期的教廷极其腐败。搬回罗马之后，法国（通过法籍的枢机主教团）在阿维尼翁另立教皇。于是出现双教皇（这情况持续到1447年）。两位教皇拉拢各国的王侯们，王侯们也利用教皇去追求他们的政治目标。枢机主教团成为关键，因为他们是唯一有权选举教皇的主教，但又是只有教皇才可以委任的（教皇和枢机主教都是终身制的）。因此，各国都想教皇多委任他们国籍的枢机主教，借此去增加他们选下一任教皇时的影响力。教皇也利用这委任权去换取金钱和权力。枢机主教团的势力越来越大，甚至可以废立教皇。有几年（1409—1414）更有三个教皇。这些教会的“内部”纠纷，扰攘了四十多年，大大影响了欧洲的政局，也大大削减了教会的威望。
1420年（这是法国在百年战争中最低潮的时刻，巴黎被英军攻陷，法国无力左右教廷），教皇马丁五世（Martin V,在位期1417—1431）终于把教廷统一在罗马，开始了文艺复兴期的教廷。这是教廷最世俗最腐败，同时又是最文化和最光芒的一段日子。其实，这也透彻地反映了文艺复兴的真面貌——极度的自由产生了最好的和最坏的东西。这时期的教皇差不多每一个都是爱好文化的。他们贪钱，但也愿意和懂得在艺术上花钱。他们不像精神领袖，倒像俗世君王。是好君王还是坏君王，就要看你的观点与角度了。单看罗马城的治理和教皇国的扩张，他们比欧洲诸国的君王们更厉害、更成功。15世纪初，罗马城只有25000人（公元1世纪时是100万人），破烂、荒凉得很，到处是流氓盗贼。但到了16世纪初，罗马是欧洲的文化中心。教皇国的领土有增无减。但这些教皇是什么样子的人？举几个例子。
西克斯图斯四世（Sixtus IV,在位期1471—1481）是典型。他鼓励最高艺术，容忍最低道德。他本人是学者，但他的徇私是惊人的。他把大批族人委任神职，六个侄儿（那时代，侄儿往往是私生子的代称）做了枢机主教，包括日后的尤利乌斯二世（Julius Ⅱ）。他甚至企图暗杀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成员，以让他的侄儿们拿到职位。这些是典型的文艺复兴期教皇的政治手段，目的在于巩固自己家族的势力，增加家族的财富。他的“卖神职”（simony）也是惊人的。上至枢机主教，下至教堂执事，都是待价而沽。当然，敛财是上下一样的。花钱买了主教职位，自然就想利用这职位去挣一笔。因此，从教皇到教廷、教区、教堂都在敛财。还有，这些神职往往有其相连的土地、属国、城邦。主教同时是一镇、一郡之主。因此，为扩充土地、争取利益，就会与俗世王侯冲突。更复杂的是，一个教皇委任亲人，他会想，这个亲人拿了实权、领了土地之后会不会反复，这个亲人也会想，拿到的权和地是不是稳当。双方都想自保。教皇当初的徇私反变成日后的树敌。再有，一个教皇死了，新教皇登位，上一任教皇委任的职位怎么办？新的教皇当然想把它们作废。但坐在这些职位上的怎么肯？于是“世袭”教职的念头出现。教廷就变得更像俗世朝廷一样。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西克斯图斯大兴土木，重建和改建罗马，扩宽街道。今天罗马城的面貌是他搞出来的，著名的西斯廷小教堂（Sistine Chapel）也是他建起来的。
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在位期1492—1503）是坏蛋中的坏蛋。他是典型的文艺复兴人物。一方面，他精明能干，一登位，马上镇压罗马城中帮会的武斗，恢复治安，马上发放公职和神职人员的工资，收买人心。教皇国中的地方霸权被他一一驱逐或摧毁。另一方面，他既贪又淫，卖官敛财不在话下，杀人越货是常事。任何阻他发财甚至使他发财的人，他与他的儿子博吉亚（Cesare Borgia,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推崇备至的大恶人）都会想办法把他们干掉。高级神职人员是特别目标，因为人死了，教皇可以接收其财产；缺空了，职位上的收入归教皇；缺卖了，教皇又赚一笔。1500年，威尼斯驻教廷大使有此报告，“每晚都有四五百人被谋杀，有枢机主教、主教等等。整个罗马城在战栗，不知何时会被公爵（即是博吉亚）杀害”。身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有几个情妇。其中一个被他安排嫁给三个丈夫，但仍和她住在一起，生了四个孩子，包括博吉亚。登位后又收了一个14岁的情妇，但为安抚这女人的哥哥，把他委任为枢机主教（日后是教皇保罗三世）。罗马人背后叫这女人做“基督的新娘”（传统上，教会解释耶稣与教会的关系像夫妇，教会自视为“基督的新娘”）。他于1503年暴卒，传说是误中了自己下给别人的毒。
尤利乌斯二世（在位期1503—1513）也称“战士教皇”（Warrior Pope）。在这个精力充沛、道德沦丧的时代，特别是在意大利，如果你不是锤（打人），就是钻（人打）。无论治国或治军都是靠威信。他是出名的“有恩不忘，有仇必报”，东征西讨，罗马城和教皇国进入黄金时代。他鼓励文化和艺术，继续了西克斯图斯四世开始的罗马重建。他请米开朗琪罗绘制西斯廷小教堂的天花板，请布拉曼特（Bramante）建圣彼得大殿。他被选时没有卖神职的丑闻。这可能因为他是意大利人，而当时教廷是被法国和西班牙的枢机主教把持的，再加上他的家族本身富有，所以既没有机会也没有动机去卖神职。他的征战所获全献给教会。他一登位就大大整顿卖神职，得到当时欧洲社会的高度评价。尤利乌斯二世本身虽然不贪财，但是教会内部的腐败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而且，他的作为，在教会的神圣外衣下已与俗世君皇无异。他死时的1513年，宗教改革已是如箭在弦。
当时欧洲诸国摩拳擦掌，只等引线点起。稍为例外的是英国。
英国在百年战争之后的半个世纪里韬光养晦。国内打了一场内战，但也培养了它的岛国文化——国民团结、自力更生。在百年战争中，英国失掉了差不多全部在欧洲大陆的领土，人人归罪于国王亨利六世。他来自兰开斯特（Lancaster）家族，1422年即位时只有九个月大，左右亲信都是族人，把权的是王后。代表约克（York）家族的约克公爵原本就不满，认为按英国宗法，王位应属他。百年战争末期，他属主战派，但国王不给军费，因此更加不满。战事结束那年（1453）,国王突然精神失常，连刚出世的亲生子也不认得。深得民望的约克公爵摄政，遂趁机驱逐兰开斯特族人，并强迫亨利答应他继承王位。稍后，国王略康复，王后连同兰开斯特族人赶走约克公爵。公爵带兵入伦敦，声言“清君侧”，战事遂起。这是1455年的事，也就是百年战争结束后的两年。兰开斯特与约克两族的纹章图案是红玫瑰和白玫瑰，故名“玫瑰之战”（War of the Roses,1455—1485）。这场内战对英国有很重大的意义。这位神经失常的亨利六世在位前后四十年（1422—1461，1470—1471）,使得贵族们，尤其是基层的武士贵族（barons,可译男爵，是贵族最低的一级，多数是因军功或财富而被册封的）对王权的尊重全失。1215年的大宪章本来就是这批武士贵族对王权的勒索。如今，王权的尊严更被破坏。
还有，百年战争后，“退役”军士到处流浪，成为雇佣兵，大大增强了地方贵族和城市商绅的武装力量。这带来两个后果。一是王室的内讧和大贵族之间的互争常常需要拉拢这些地方武装。这提升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后果是权力从中央分散出去。二是地方有了武装，他们之间的争执就常常诉之武力。为避免两败俱伤或被殃及池鱼，地方也希望具有权威的中央去替他们讼裁纠纷或保护他们的权益。后果是权力向中央集中。同时，国与国之间的大规模和长时间的战事，却使军事与税收向中央集中。这些复杂错综的因素促成了国王（包括大贵族）与基层贵族之间互相依赖和互相制衡——王权下降，但不至于崩溃；地方权力上升，但不至于夺主。这是很典型的英国式政治。
英国开先河地创造出以宪章去约束王权（相对以武力推倒王权）的政制，一方面约束了独断独行的王权，另一方面肯定了依法行使的王权。这一个子民（其实是基层贵族）与君王的约法完全违反了中古欧洲政教关联的封建思想。早在1215年的大宪章就被当时的教皇否定，理由是王权是神赋的权，必须经教会的认可才可生效。因此，子民约束王权，君王让权于子民，必得通过教会为中介，不能由君王或子民自作主张。所以，大宪章就是逾越，因为它间接承认了王权独立于教会。大宪章削弱了王权（独行独断的王权），但又肯定了王权（依法行使的王权）。这是英国独有的政治历史。再加上百年战争与玫瑰之战引出的各种推力和拉力，催生了英国特色的“君主立宪”制度。
与欧洲大陆诸国不同，从11世纪（1066）来自法国的诺曼人征服撒克逊人（他们本身也非英国土人，而是来自现今德国北部），到百年战争开启（1337）只不过两百多年，诺曼人并没有“根”在英国（这是相对于欧洲大陆诸国的“老封建”），他们仍念念不忘法国故土，要坐上法王宝座。百年战争的失败使诺曼人放弃了他们是法国人的幻想。加上在战时因为要拉拢撒克逊人，诺曼人放弃了法语，接受了“英国人说英语”的现实。这些都加速了诺曼人与撒克逊人的“同化”。
英吉利海峡的阻隔（对想“亲”欧陆的人而言）与天险（对想“拒”欧陆的人而言），更有助产生岛国的团结和独立。英语文化与欧洲文化从此分道扬镳，养成英国特性的岛国民族和国家观念，成为最早行宪的国家。从此，英国的心态、行为往往有别于欧洲诸国，包括日后的“大英帝国”和“英语文化”，在欧洲现代化过程中提供着独特的模式和典范（国立宗教、资本主义、君主立宪、法治、人权等理念）。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宗教改革前夕的西方世界。
11-13世纪是“基督-封建”下的太平。欧洲人口锐升，经济增长，商业发达，城市增加，文化兴旺，是全盛时期。但政教矛盾和教会腐坏也是有增无减。十字军把旧的典籍、新的思想带回欧洲，引发14世纪的文艺复兴。但14世纪同时也是个黑暗时期。大饥荒、黑死病瘟疫与战争的蹂躏，使欧洲人充满悲观和死亡感，对生命意义和个人价值有了比较极端的看法，对宗教和权贵的威信和能力起了怀疑。人口少了一半，封建制度开始解体，教会凝聚力开始消失。15世纪，百年战争带出国家理念，加速了封建与教会的凋谢。君士坦丁堡之失既孤立了欧洲（往东陆路被堵，东方屏障失落），也解放了欧洲（往西海路渐开，东方文物西来）。欧洲人开始与世界交往，继而支配世界。活字印刷的改进，使信息和思想传播加速，壮大了改革的力量。
16世纪开始是这样的。一方面经济发达，人均收入普遍提高，生活水平上升，人口增加。西方人开始从14——15世纪的阴影中解放出来。但经济基础也在改变，繁荣中暗藏危机。新大陆的发现开始了环球经济，环球金融创造了殖民大帝国。商业兴旺，城市繁荣，以金钱为基础的资本经济出现。资产阶级抬头，开始与贵族阶级对抗。另一方面，盛极的文艺复兴由意大利北上。古文明、新思维开始散播到整个欧洲。在尚未有民主意识的情况下，国家观念与民族观念抬头，政治和军事权力集中到一国君王身上，加深君权与教权的矛盾，也削弱了封建制度和骑士精神对君主们的制约。再有科技发达。在军事上，科技（大炮、巨舰、雇佣军等）改变了战争的形式，也就是改变了以武士阶级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组织，在文化上，科技（特别是印刷）改变了信息和思想的传播，削弱了权贵和僧侣的垄断。特别是通过《圣经》文字的口语化，文化开始普及。知识分子阶级出现，对旧思想和当下制度开始质疑，成为西方走向现代的中坚。
阿奎那绝不可能想到在两百多年里，世界会变成这么极端，这么混乱。无论是亚里士多德/阿奎那，还是更早的柏拉图/奥古斯丁，都强调永恒的真理、宇宙的秩序和超越个人的价值观。但经历14世纪的大灾难、15世纪的大动乱，西方人变得无所适从。永恒变成虚无，真理变成虚伪，宇宙也许有秩序，但社会绝无秩序；个人大于一切，哪还有超越。个人有点价值观还好，恐怕很多人连任何价值观都没有。希腊古哲的理性本来是用来追求真理的，现在变成用来质疑真理，甚至否定任何真理的客观存在。理性非但不被用来平衡信仰与政治，反被用来加剧和加深信仰与政治的矛盾和冲突。亚里士多德/阿奎那世界的中心被撕裂了。原意是理性与信仰互相启发、互相印证，去过滤新思维和新科技，现变成理性是信仰的敌人，新思维、新科技是攻击信仰的武器。“龙凤配”变成了“生死斗”。失掉了重心的亚里士多德/阿奎那思路哪还有凝聚力去维持大混乱中的秩序？哪还有包容力去更新上层极腐败、下层极不满的教会？哪还有说服力去调解完全基于私利和私欲的政与教之间的纷争？
西方人何去何从？他们坚持了上千年的宇宙观、伦理观、政治观，经历两个世纪的不断质疑和摧残后会发生什么变化？变化中有没有新的文化基因出现？第二篇会深入探讨。
◎勃艮第原是查理曼大帝死后，帝国三分，处于东面的神圣罗马帝国和西面的法国中间的一部分，包括了法国东南面的一大块。它与意大利和瑞士接壤，是北欧通意大利的要道。14世纪中，更经姻亲关系吞并了北欧一大块，即现今的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全都是土沃人茂或地当要冲的地方。
◎中古有“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的传说：一名叫约翰的教士（Prester来自presbyter或priest，即教士的意思）在波斯以东建立了一个富无伦比的王国，如果欧洲可以与它联手，基督徒的势力就可以围堵伊斯兰教的扩散。这王国据传是在印度。13世纪末，马可·波罗以为是在戈壁沙漠之南。到14世纪，又传是在非洲。1492年，葡萄牙探险家Pedro de Covilhao到达埃塞俄比亚时，还呈上葡王向这个“祭司王约翰”问好的函件！
◎这里也有一个足可改写历史的小环节。1485年，热那亚航海家哥伦布向葡王申请资助打算向西探路到印度。葡王交“专家”们研究，未果一—其实，这期间葡人迪亚士已于1488年绕过了好望角，葡王知道大西洋与印度洋是互通的，往东走也可到印度（这时代的海路探险都是高度保密的，以防泄露了商机和军机，再加上领土权的争议，很多“发现”都是事成才公开的）。因此，葡萄牙拒绝了哥伦布。哥伦布就转向西班牙求助。西班牙原本无意（西班牙的“专家”们都同意地圆之说，但认为哥伦布算出的圆周太小，日后也证实确是如此），但又不想哥伦布为别国探路，于是作出最低限度的支持，其实也不存厚望。可是往西路上，哥伦布“无意”发现了类洲（1492）。 西班牙捷足先登新大陆，其海外帝国从此开始，帝国之间的竞争以至战争接踵而至，改写了西方历史。
◎西班牙原先是三个独立的家族王朝——东面的阿拉贡（Aragon，它兼有意大利南部和科西嘉、西西里等几个地中海岛国）、南面的卡斯蒂利亚（Castila）、北面的纳瓦拉（Navarre）。1479年，阿拉贡与卡斯蒂利亚合并。这里有段浪漫的爱情故事。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公主对阿拉贡的费迪南德王子情有独钟，违背父命，私订终身，父王死后才正式成亲。两人共同执政，创造了西班牙的辉煌时期。1513年吞并纳瓦拉，成为西班牙王国。纳瓦拉就是西、法交界的巴斯克（Basque）地区，身属西班牙，但心存独立，加上法国为保护南部边境，背后煽动巴斯克独立，到今天仍是不靖。
◎哈布斯堡家族王朝在12世纪初（1108）发源自瑞士，最擅长“结亲”。欧洲各国（除英、法外）的王室都与他们有血缘关系。他们的根据地在奥地利，家族成员历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477年，因协助法国战胜勃艮第，分得法国东南的勃艮第旧地。1516年，继承了西班牙、南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等王位。1521年，家族一分为二：东面的以奥地利为基地，加上匈牙利和波西米亚； 西面的以西班牙为基地，加上荷兰和意大利南部，有段时间更加上葡萄牙和匈牙利。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成为欧洲强人。
◎这位枭雄被马基雅维利拿来做《君主论》中的理想君主。他长得俊美非凡，后人叫美男子做“华伦天奴”（Valentino）就是来自他的别名（他从法国拿到一个以瓦伦蒂诺[Valentinois]地名为名的公爵衔）。他有才干、有狠心，但没有道德、没有良心。亚历山大原想他的长子继承家族王朝，但他被人谋杀，证据指向博吉亚，但没有人敢出声。跟着，博吉亚辞掉了父亲委任他的枢机主教神职，以方便自己建立俗世的王国。他借法国军力铲除了家族中的异己分子，巩固了他在教皇国的控制权。他野心勃勃，想征服整个意大利。他有意大利最善战的军队，有达·芬奇做他的总工程师。但他治军阴险。最奥名昭著的是在1502年，他怀疑几个与他共生死的战将有异心，假意宴请，席上把他们全部绞杀。他治国更阴险—一他曾委任一名酷吏以严刑峻法去清理地方上的不靖，成功后，他假做罪名，斩杀这名酷吏。地方既得安宁，他又有美名。这个以为被他器重的酷吏，死难眠目。 作为儿子，博吉亚不仅为虎作长，对父亲也不放过。亚历山大畏他如虎。他谋害亚历山大心爱的大儿子（也就是他的哥哥）和亚历山大所有的亲信。甚至教廷的侍卫都被他一一“解决”。他留着亚历山大的命只是因为还有利用价值。1503年，亚历山大突然去世，博吉亚的靠山倒了。 当时他在病中，但他的军队还能左右枢机主教团选出一个支持他的新教皇。可是这新教皇只当了26天就死了。下一个选出的是死对头尤利乌斯二世。不久，博吉亚就被捕。他逃脱，跑到法国当雇佣兵。1507年死时才31岁。 博吉亚固然阴险，但看了《三国演义》就会知道，枭雄作为，中外一样。第十七回，曹操与袁术战，军中缺粮，借粮未遂，仓官王壁入腺，“兵多粮少，当如之何？”操曰：“可将小解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星日：“兵士倘怨，如何？”操日：“吾自有策。”依命，以小解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听，无不嗟怨，皆言丞相欺众。操乃密召王壁入日：“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必勿吝。”壁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头以示众耳。”重大惊曰：“某实无罪！”操曰：“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必变矣。汝死后，汝妻子吾自养之，汝勿虑也。”i再欲言时，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讫，悬头高竿，出榜晓示曰：“王星故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 于是众怨始解。由此看来，还是咱们的曹阿瞒厉害些！
◎这原本是贵族之争、血缘之战。但因百年战争带来的苛捐重税和海盗大患，伦教商人早已对国王不满。刚好约克族赞同他们，所以得到他们的拥戴。国王只好放弃伦敦，但又被约克族捉着。 兰开斯特族组兵去保王。就这样打了三十多年。其中法国左右煽动、结盟，目的当然是英国越乱，法国越好。经历四个国王，一个兰开斯特族，两个约克族，最后，渔人得利的是都铎族（Tudor）的亨利七世。他有点兰开斯特的血统，但又娶了属约克族的公主。都铎王朝遂起。日后出了改写英国历史的亨利八世和为大英帝国打下基础的伊丽莎白一世。
第 二 篇
物竞
宗教改革打断了西方人信仰与理性的统一。封建崩溃，多年战乱，那是个迷茫、无奈的时代。在绝无原则的法国内乱中产生了乐观、悯人的“理性主义”，在绝对原则的英国内争中却产生了悲观、功利的“经验主义”。前者以心法、内省求真，有泛人的意识。后者以观察、反思求真，有个人的意识。西方第二组文化基因是“泛人”与“个人”。泛人意味平等，个人意味自由。但两者都坚持是唯一真。西方文明出现性格与思维的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