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犯罪感的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是反对当时的教会腐化、教义僵化。它是复古，而且带着对人性的极度悲观。但因为教权与政权的纠缠，改革很快被政治化。宗教教义、政治利益、民族意识纠缠在一起。这个西方现代文明初生的时代有三个代表性的立场：现实功利、悲天悯人、犬儒冷漠。宗教改革也突出了西方人“动”、“反”、“极端”的性格。这种性格的形成与立场的选择影响西方现代文明的发展至今。
盛夏，大雨，官道上几匹马正在疾跑，几个少年正在赶路。突然，电光一闪，一个大雷从平地响起，差不多击中了其中一匹马。马上的少年害怕极了，惊呼：“圣安娜保佑我！我愿出家做僧人。”（圣安娜是圣母玛丽亚的母亲）。回到大学，他跟朋友们说这是他向神立过的誓，决意进修道院。朋友们力劝无效，两周后成行。朋友们送他到修道院门口，他回过头说：“今天一别，后会无期。”这少年就是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这事情发生在1505年7月2日，那年他22岁。路德终有一天反悔了他的誓言，但整个西方世界就因为他出家的选择而面目全非了。
其实，路德出家，并不意外。他生在一个非常虔诚、严谨的家庭。父亲想他念法律，他改念哲学，越念越觉得宗教只是教人畏神，并没有显示一个爱人的神。他恐惧死亡，更恐惧神的审判。可以说，他出家是要解决他个人的信仰危机。他很积极地祈祷、守齐、忏悔、朝圣，但得到的总是沮丧、失望。“我未有接触到救世和慰藉的基督，我把他当作我的监狱长和行刑官。”他越努力修行，越觉得自己罪孽深重。院长认为他过于内省和自责，命他再进大学修读，以分散他极度低劣的心情。他1507年重回学府,1512年获教席，驻威登堡（Wittenberg）。
他对教义的僵化和教会的腐化很失望。1517年，罗马教皇利奥十世（Leo X,在位期1513—1521）要修圣彼得大教堂，卖“赎罪券”筹钱（见第一篇第四章），派往路德所属教区募捐的推销人提出，“赎罪钱箱当当响，亲朋好友上天堂”。路德怒了，写信给大主教抗议（大主教当时也想借卖券去偿还他行贿买职位的债），并附上“马丁·路德赎罪券的质疑”，也就是有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同时把抄本钉在大学教堂的门上（等于现今的告示板）。其中第86条提到：“现今教皇，富甲天下，为什么不用他自己的钱去建圣彼得大教堂，反而去拿贫穷信徒的钱？”那天是10月31日，“万圣节”的前夕。通过刚发明的印刷技术，那“九十五条论纲”（原本是拉丁文，但马上翻译成德文）很快在两个星期内传遍德国，两月内传遍欧洲。改变世界、走向“现代”的宗教改革运动就在那天揭幕。
欧洲各地的学生涌到威登堡听路德讲学。他写了多篇动人的文章：《致德国的基督徒贵族》、《被俘虏的教会》和《一个基督徒应有的自由》。1519年，教皇召他到罗马去答辩。路德所在的萨克森公国（Saxony,属神圣罗马帝国范围）的选帝侯（其实就是该国的君主）表态要庇护他。这位选帝侯叫腓特烈三世（在位期I486—1525）,早就要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搞对抗，因为他不满意帝国干预属下的众侯国，不满査理五世是外人（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王朝的人，见第一篇第七章），更不满身为德国人的马丁·路德要到罗马受意大利人的审判。帝国内有不少君侯与他同感。宗教改革开始染上了政治色彩。
1521年5月，路德被逐出教会。神圣罗马皇帝裁定路德为逃犯，要把他逮捕，凡协助他的便是从犯。腓特烈三世助他化装逃脱，躲了起来。在这几个月中（1521年5月到1522年3月），路德翻译了德文的新约圣经（这对普及德文、唤起德国民族意识，以至催化欧洲诸国的国家意识有极重大的意义），并定下了新教义。
路德对自己的人性是悲观的，具强烈的犯罪感。他对日后悔誓、娶妻的解释是：他的誓言是“被迫的”，是当时环境下的一种反应，应属无效；他更认为进修道院后晋升神职所立的贞洁之愿，也属无效。他反对神职的誓言是终生性的，他反对神职人员不娶（这是新教牧师与天主教神父的一个大分别）。他力图“征服”自己堕落的人性，但终觉有心无力，只能期待神恩。改革运动和日后的基督新教，以至整个西方文化都深深受着这犯罪感和人性悲观的感染。
宗教改革不是政治改革，但它带出了政治改革的诉求和可能。宗教改革产生出新的宗教（但大家都自称是基督之教、基督之徒）和新的宗教地图（宗教在地理上的分布）。宗教地图有其政治的意义，也就是权力与利益分配。当初是世族王朝之间的争夺，但这些争夺不能不动员小贵族、大商人和老百姓。渐渐，小贵族、大商人、老百姓也想多些权、多些利，宗教热忱被利益替代。世族王朝与小贵族、大商人、老百姓的妥协、互利，慢慢产生以民族为中心的国家意识，也渐渐出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制衡。
宗教改革带出了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宗教自主（君侯们的自主）引发绝对君权，然后是社会契约。但这些都离不开西方人对“真”的定义和追求。西方从“现代前”的精神文明统一走上“现代”的精神文明分裂。宗教改革产生了保守（天主教）和改革（新教）两面，双方都坚持自己是唯一真。改革又分裂为温和与激进两大阵营，以及其中千百个不同的派别，各自坚持是唯一真，互视为异端。跟着政治介入，引出百多年的说不清的欧洲大混乱。我们从头来看。
宗教改革的头一炮由马丁·路德打出。两个星期后消息传遍德国（德国当时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约有两百个大小侯国和封地）。与此同时，瑞士也在蠢动，领头的是茨温利（Ulrich Zwingli,1484—1531）。这些改革分子在当时通称为“誓反派”（protestants,也是现今所有新教教派的英文通称，中文翻为“基督教”，以别于“天主教”，但其实两者都是“基督之教”，在西方是很分明，在中国就经常混淆）。但他们当时的身份仍是天主教徒。茨温利派的部分信徒认为路德的改革太保守，因此他们改而走上激进的“再洗礼派”（Anabaptist,认为婴儿时受洗无效，成年时应再受洗）、从此，改革又分为温和派（如路德派）和激进派（如茨温利派、加尔文派）。
茨温利生于瑞士民族意识开始抬头之时。他是教士，但不满天主教会的腐败，反对当时的崇拜偶像倾向,并主张教士可以结婚。“再洗礼派”是从他的教派分裂出来的更激进分子。最后更弄出茨温利带头迫害分出去的异端“再洗礼派”。
一般来说，宗教改革其实是种宗教复古。温和改革派想回到中古前奥古斯丁时代的天主教会，也就是着重原罪，强调人的堕落。这包括两个层面：人要上天堂（得救，也就是得神的原谅）只可靠神恩，绝不可能只靠自己的努力，人不能控制私欲偏情，是自甘堕落，要神恩才可克服，因此神恩就是一切。激进派认为还不够彻底，他们要回到比奥古斯丁更原始的教义。他们认为得救既是要靠神恩，那就是人与神之间的事了，哪还需要教会？温和派如路德派都保持教会组织和系统，只是脱离罗马教廷，由当地君侯自任教会的领导。激进派则主张自发式的、像天主教未被罗马帝国承认以前的地下教徒聚会，再没有什么神职的阶级或教区的组织。在激进改革中最具影响的是法国的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但主要基地在瑞士）。他的理想是一个朴素的教会，特别反对当时的奢华风气和偶像崇拜倾向。其实，加尔文派的教义与路德派相当接近。但很快两派信徒反目，温和的路德派和相对较激进的加尔文派之间的斗争往往比他们与天主教的冲突更尖锐。这也是西方人对“唯一真”的坚持而产生出正统与异端的分别。[附录3:宗教改革时代各教派教义的分别]
再回到路德。再洗礼派想得到他的支持，他秘密返回威登堡会见他们的代表，很不认可他们的见解，把他们赶走了，并在路德派势力范围内驱逐该派的信徒。1521年底，路德写了“马丁·路德劝谕所有基督徒严防叛乱者”。但情况并没有稳定下来，暴力事件不断。1522年3月，路德再度潜返威登堡，八天内八次讲道，强调基督徒的基本价值是爱心、耐心和自由，恳请人民依赖神的话（圣经），而不是魔鬼（暴力）。由于路德派的排斥，激进改革派没有教堂可用，就转到私人家里做仪式。他们不能在城镇立足就涌到农村去。他们的首领闵采尔（Thomas Muntzer,1489—1525,曾追随路德）在德国中南部和瑞士到处宣传。他的政治和宗教言论越来越激烈，信徒（特别是平民和农民）越聚越多。他们反对所有旧制度，要建立一个完全平等、完全公产的基督国度，并宣布基督的“第二来临”（也就是“末日审判”）马上就要发生。他们的口号是“以血去温暖你的剑"。农民战争遂起（1524—1525），战事弥漫到德国中、南、西部，以及部分奥地利和瑞士。参与“农民”约30万，死亡人数约10万，是法国大革命之前最大一次平民起义。
这次起义是宗教情绪撩动的阶级战争。事情是这样的。宗教改革在神圣罗马帝国辖下的德国地区开始，当时，德国社会上的六个阶层（王侯、低级贵族、教士、豪族、中产、平民）按宗教分为三派。1、以教士、保守豪族为核心的天主教会。2、以中产和王侯为核心的路德温和改革派。中产阶层想夺得市政权力，因为路德建议的新教会是以城镇为核心并高度集权，谴责豪族按家族利益操纵市政。王侯们则想从神圣罗马皇帝和罗马教廷多拿自主权。3、以平民、农民和他们的同情者（包括低级贵族）为核心的激进改革派。他们想打开枷锁，重新建立一个神的国度。1524年，战斗在德国西南部斯瓦比亚（Swabia）揭起，很快就蔓延到德国各地。各城邦和小国的统治者纷纷向大的王侯求救。路德支持统治者镇压暴乱。他支持“君权神授”的论点，认为所有俗世权力是神授的，子民不应反抗。王侯们以武力很快就恢复旧秩序（1525年5月）。平息叛乱大大增加了他们的权威，也大大激发了他们日后以宗教战争去扬威争利的野心。反讽的是，众城邦和小国发觉来自这些王侯们的威胁往往比神圣罗马皇帝难受得多。另一方面，战事虽然平息，激进改革却并没有被压制，并继续蔓延和加强。
路德被天主教会指控为异端。1529年他在德国的议事会（Reichstag）上为自己辩护。但由于他提出的改革很容易被演绎为推翻传统宗教和教会体制，神圣罗马皇帝和天主教会势难接受。这点，路德也是清楚的。他想保持自己是天主教改革者、而不是异端革命者的姿态，而且他支持德国的王侯们镇压农民起义。但这些保守态度与行为却挑起了更多的激进改革派。1529年，路德与茨温利派进行谈判。路德拒绝两派合一，终与茨温利派反目。
以上这些平民与农民层面上的宗教改革，主要发生在德国的中南部。德国北部的改革则主要在中产和知识分子的层面上展开，中产阶层与王侯是站在同一战线，反对教会（教士）非但不向国家纳税更把他们在当地征收的税款转交罗马教廷。那时，德国的民族意识开始出现。对中产人士和知识分子来说，路德批评教廷干涉德国人的宗教自由和政治自决很中听。他的“两个王国”更受王侯欢迎，可以用作他们镇压农民起义和没收天主教会财产的依据。当然，不是所有王侯都是如此想法。有些认为路德派教义是挑起农民起义的祸首。但总的来说，路德教义和德国民族意识很自然地互相结合起来。
随着宗教改革往其他国家扩散，宗教与政治的纠缠越来越复杂。在宗教上，有天主教对抗改革派，有温和改革派对抗激进改革派，甚至有天主教对抗天主教。无论是大国小邦，统治者可以数度改变信仰。这当然大大影响了下面的臣子、贵族和百姓。老百姓之间争，高级贵族之间争，高级贵族与低级贵族争，改革派统治者与其国内的天主教会争，天主教统治者与其国内天主教会争，教廷与地方教会争。形形色色，不可胜数。
面对改革派势力的扩张，天主教会也决定加速自身的改革，可惜结果只是加深了宗教与政治的分歧，最后还是诉诸战争。在更深的层次上，宗教改革不仅是宗教甚至信仰的问题，更是西方人对宇宙、人生与政治的全盘反思。基督宗教的“唯一真神”因为教会的腐败而失去原貌，需要重新发现；希腊古哲的“唯一真理”因为依附了腐败的教会而被扭曲了本质，需要重新演绎。当然，唯一真的文化基因已是根深蒂固。因此，经宗教改革启动的西方现代文明也离不开这个基因。他们重新发现的神和重新演绎的理都会被他们奉为“唯一真”的。那么，他们发现出怎样的神，演绎出怎样的理？这就要看当时的心态、民族的性格、当时的历史了。
吹响现代文明的三个号角手，在三十年间，出了三本经典之作，代表了西方人的三种心态。
先说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这位《君主论》（The Prince，写于1513年，但到1532年死后才出版）作者的名字代表着“为求目的，不择手段”的政治阴谋家，其实对他有点不公平。他固然对枭雄政治推崇得很，但也只是个共和政治的推崇者。马基雅维利是典型的文艺复兴后期的知识分子，多才多艺。他是佛罗伦萨高级行政官，历任驻法、西和教廷大使。1502—1503年间，是佛罗伦萨派往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儿子、大枭雄博吉亚的随军大使。1513年被免职，更以谋反罪被捕、受刑。释放后退归家园，开始著作。因此，他对政治自然比较悲观。他把自己的观点归纳如下：“所有的城邦，无论是由君主、贵族或人民统治，都要同时依靠武力（force）与权谋（prudence,字面译是‘谨慎’，但按马基雅维利的思路，‘权谋’比较合适）去保存，因为单靠后者不成，而前者又不会带来成果，就算带来成果也不能持久。因此，武力与权谋是过去、现在与未来所有政权的权威所在。”有异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想”，他关心的是“政治现实”，当然也只是那个时代的政治现实。《君主论》的内容包括很多不同种类的政权（从世袭到民选、到掠夺），但焦点放在一个有野心的人如何去建立/夺取和保有一个城邦。所以，它可以看作“成者为王”的手册。总结起来只有一个词：权力；而要夺取和保有权力就要靠武力和权谋。权谋的要求是：“最好是同时令人害怕和被人爱戴，但如果不能两者兼得，令人害怕比被人爱戴重要”，但“一定不要被人憎恨”。权谋的实践是阳面一切为公，阴面一切为君（权）。有权谋的君主应有以下认识：武力自足（不靠外援，不用雇佣），城池巩固，治军要严，治民要诈。在人民眼中，一个君主必须是仁慈、老实、信义和虔诚，但实际上他不可能完全做得到，有时还要因为国事的需要而背道而驰。因此，他只要表面做到就可以了。“……你事事做好人就会被毁灭，因为不好的人实在太多。”西方很多英雄和想做英雄的，都以此为鉴。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法国的拿破仑、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都写了很多的评论。《君主论》代表了西方人现实功利的一面。
圣莫尔（St.Thomas More,1478—1535）是当时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作家，也是政治家，历任高官，曾是英皇亨利八世的首相。他对皇室尽职，对家庭爱护，对信仰忠贞。在亨利八世离婚另娶的案件上，为要维护教皇尊严，开罪皇帝，诬以叛国被杀。要注意的是，他所忠于的教会也是他不遗余力去批评的教会，他要维护的教皇也包括了腐败至极的魔王。因他的真诚、勇气和在受审、受刑、受死时的尊严，被尊为“千古完人”（A Man for All Seasons,也是1967年奥斯卡金像奖电影片名）。他的名著《乌托邦》（Utopia）于1516年出版。书名中的“乌”（u）音在希腊文中有相关意义：可以是“虚无”（ou）,可以是“美好”（eu）。所以，《乌托邦》可以是“虚无之国”，也可以是“美好之国”。莫尔有感于当时欧洲国家之间的混乱和纷争，刻意描绘了一个有秩序、有理性的社会：没有私人财产，没有宗教争执。他的理想社会是古代基督徒的团体和柏拉图的“理想国”的组合。书中批评了那个时代君主的好战、法律的残酷和贫富的不均。莫尔喜欢柏拉图的“哲学家君王”——研究哲学的君王，但不一定是“与哲学家交往的君王”，因为莫尔不满很多哲学家的腐坏、不经和邪恶的意见。他的理想国是没有财产，各取所需，务农为主，人人工作；生活朴素，金钱真的如粪土（金子只用来做枷锁、粪桶或与外人交易），福利人人有，宗教各自选，鼓励教育，不鼓励赌、猎、装扮和星相。莫尔的时代，欧洲诸国在“宗教自由”口号之下互相攻伐，权贵与资产阶级在“经济自由”下巧取豪夺。在动乱和混乱之中，莫尔提出理性与容忍，强调纪律与秩序。他的思想对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很有影响。他是唯一在克里姆林官里被安放了雕像的罗马天主教的“圣人”。《乌托邦》代表了西方人悲天悯人的一面。
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可算是那时代最具盛名的“人文主义者”。他生于荷兰，长大后周游列国。他的著作占了欧洲当时总出版量的10%—20%。虽是僧人，但从未认真过过僧侣的清苦生活，也从未接受过高职厚禄。他以“独立思想家”的姿态去观察和批判社会，特别是僧院制度和经院派哲学。他认为当时的哲学与神学代表着教义的僵化和形式，主张重新回到《圣经》的原文（特别是希腊文）去重新演绎和净化教义。他的作品以讽刺教会和权贵出名，但他的才华又被当时的教皇利奥十世赏识并加以保护。整个西方世界的知识界和权贵都爱看他的讽刺作品（这是很典型的文艺复兴后期和现代初期的现象——道德与文化、行为与言辞完全脱开）。他和莫尔是好朋友，《乌托邦》的出版也是他的主意。在欧洲的宗教大辩论中（当然也是政治辩论）他取“中立”——同意改革，但又希望改革可以在现制度下进行。但左右逢迎变成了左右受敌，双方都当他是“骑墙”和“懦夫"。对个人来说这是个悲剧，但他的“推波助澜”确实扩大和加深了改革与保守的壕沟。他的作品很多。《基督兵士的手册》(Handbook of a Christian Soldier)批评教会与社会的形式化掩盖了教义的真谛；《基督君主的教育》(Education of A Cbristian Prince,1516年出版，比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早了16年）强调君主应以“人民的仆人”自居，以正义、仁慈治国。但最有名的是《愚人颂》(The Praise of Foly)，这书写于1509年，出版于1511年，并献给好友莫尔（书的初稿是在莫尔家写的，只用了一个星期）。书中的“愚人”（Folly）其实是个神，一个自欺和狂妄的神。她的双亲是“富豪”与“放肆”，保姆是“酗酒”与“无知”，为伴的有“自怜”、“奉承”、“空白”、“懒惰”、“享乐”、“狂妄”、“挥霍”、“放纵”与“瞌睡”。伊拉斯谟通过“愚人”（“愚神”）的自白去讽刺那些教义上虔敬但又迷信的恶习和教会中那些金玉其外的极端腐败。这是当时的畅销书，连教皇也觉得有趣，在西方文学史上极有影响力，更被公认是宗教改革催化剂之一。《愚人颂》代表了西方人犬儒冷漠的一面。
宗教改革之初，路德反的对象是罗马天主教会的腐败和僵化，不是基本的教义。事实上，他的改革是要回到基本教义。在这点上，他不是第一个。早在15世纪就有英国的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约1328—1384）和捷克的胡斯（Jan Hus,约1369—1415）提出类似的论点，但他们都被打成异端，被镇压。路德回复到奥古斯丁的“得救全赖神恩”，认为得救完全是个人与神的关系。没有神恩，人做什么善功、办什么告解、做什么补赎（包括买赎罪券）都没用。他指出，信仰（接受神恩）使人行善，但行善却不会产生信仰；有关神的东西可以完全在《圣经》里找到，不用教士解释、演绎（为此他以通俗的德文词句翻译了《圣经》）。因此，得救无须教会，更无须教廷和教皇。宗教改革不是创新。“改革”（Reform）—词是“再次”（Re）和“成形”（form）两个字的组合。“再次”的灵感来自“过去”，用意是返璞归真——从《圣经》的原文和教会的原始去寻找生命的意义，从希腊和罗马古哲的思想去再造生活的模式。
在教义上，天主教与各改革派的基本分别（见附录3:宗教改革时代各教派教义的分别）其实就是阿奎那对人性乐观与奥古斯丁对人性悲观的分别。所谓“改革”其实是“恢复”。改革派要恢复奥古斯丁的“原罪使人性完全堕落”和“得救全赖神恩”的基本教义。但是，这基本教义与教会权威有什么关系？奥古斯丁时代，罗马教会刚从被歧视、被迫害的社会边缘转成为被尊崇和被弘扬的主流。但由于几百年来分散在各地的地下教会各有特色、各有分别，要成为正统和一统，又要保存活力和感召力，这就需要有权威的教会组织。奥古斯丁把教会看作神（耶稣）的“救赎工程”的延续。教会就是“神的国度”在俗世的演绎者和代理者。这是教会权威和信徒服从的教义基础。奥古斯丁时代也是罗马帝国内忧外患、开始崩溃的时期。他向往帝国昔日光辉的罗马太平，但又认识到俗世权势往往只是追求荣耀和物欲。于是，他把“神的国度”放在“人的国度”之上，把教权放在王权之上，为的要在乱世中以爱和正义去维持社会的秩序与和平。可是，宗教改革的时代与奥古斯丁的时代不同。改革派看到的是僵化的教义（特别是经院派）和腐坏的教会（特别是教廷）。他们用上了奥古斯丁的“原罪”和“救赎”的理念，但作出不同的演绎。他们否定教会是神的唯一代理。他们认为既然“得救全赖神恩”，哪还需要代理？他们更否定教会是神的“救赎工程”的延续，特別是否定教皇是耶稣门徒圣彼得的正统继承人。他们甚至称教皇是异端，是“反基督”（Anti-Christ）。他们认为不需要教会去演绎神恩，因为《圣经》既是神对人的直接启示，而且明白（相信）也是靠神恩，何需演绎？唯一要的是正本清源（改革派很看重早于拉丁文的希腊文《圣经》）和普及大众（改革派很看重把《圣经》翻译成当地语文）。
改革派更视万宗一统的天主教会是信仰的最大敌人。这个组织严谨、权力集中的教会非但窒息一切新思想，而且往往把批评者打成异端，加以迫害和摧残。改革派的“先烈”，如捷克的胡斯被烧死、英国的威克里夫被鞭尸，就是前车之鉴。因此，改革派对正统和一统的教会非但反感，而且害怕。他们不是不要秩序与和平，而是要新秩序、真和平。因此，他们是革命、是造反。这也就是为什么宗教改革被历史学家定为现代前与现代的分界。
改革运动突出了西方人“动”的性格。西方文化本来就有“动”的倾向。现代前的“格物、致知”（柏拉图/奥古斯丁的“发掘”，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的“观察”），“修身”（柏拉图/奥古斯丁的“自制”，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的“择善”）和“治国”（柏拉图/奥古斯丁的“为民”，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的“行义”）都是动态的。凡事都要找答案、寻解决。在现代前，他们追求的生命意义来自敬神与爱人，追求的生活素质来自理性与秩序。现代过程中，他们追求生命意义的新演绎和生活素质的新模式，但却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和彻底的解决（这些都会在以后一一讨论）。因此，他们的追求变得焦躁、不耐。这些都将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性格之一。
宗教改革也突出了“反”的性格。宗教改革是反僵化的教义、反腐坏的教会。但是与“动”的性格结合起来，就往往流于什么都反，特别是反传统、反权威。这个“反”的性格支配整个西方的现代进程。改革派的英文是“抗议者”（Protestants）,天主教翻译为“誓反派”或“誓反教”。在政治上，“反”已经是被制度化了。现今西方议会制度里就有“官方反对党”（official Opposition）,它是多党政制中执政党以外的最大党。它的使命是“忠诚地反对”（loyally oppose）执政党所有的政纲、政策。西方的民主思想就是以“反”为民主的保证。与上面的动态文化综合起来，西方现代文明的过程就是一浪浪的“反”。
宗教改革的历史背景加深了西方人性格“极端”的倾向。历史学家形容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既悲观，也乐观，既高贵，也腐败。这些现象不足以解释西方现代文明的成因、过程和结果。关键是这个时代非但矛盾百出，而且这些矛盾特别尖锐：事事极端，人人极端；悲观得极端，乐观得极端，开明与反动如是，高贵与腐败也如是。西方第一组文化基因是唯一真，本来就有极端的倾向。在这个宗教改革的极端时代，极端的人、极端的事，带出极端的矛盾，才释放了这么庞大的动力，开启了这么庞大的动员，绵绵几百年至今不绝。
迎接现代来临的三个号角手表达了三种心态：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现实功利，莫尔《乌托邦》的悲天悯人，伊拉斯谟《愚人颂》的犬儒冷漠。在一浪浪的“反”里头，这些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有些是为己，有些是为人，有些只是想捣蛋。
现代的意义是，西方人需要重新找他们的真神和真理，但这个寻找的过程会被他们“动”、“反”、“极端”的性格支配，被他们的现实功利、悲天悯人或是犬儒冷漠的时代心态左右。当然，从几百年后的今天去回顾这些性格和心态会看得很清晰，但当初确是乱得很。直到以西班牙为代表的中古封建制度与庄园经济被取代，新的真神、真理才开始浮现。下一章就是要谈这个过程中举足轻重的西班牙帝国的兴衰过程与历史意义。
路德派跟当时的天主教会一样，主张婴儿一出生就可以并必须受洗。从茨温利派分裂出来的激进“再洗礼派”认为这不合《圣经》和原始教会的教义。他们指出耶稣和他的门徒都是成人后才在施洗者约翰处受洗的，因此他们反对婴儿受洗。
改革派认为天主教对圣人的崇敬，特别是对圣母玛丽亚的崇敬，几近崇拜偶像。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偶像”的演绎上分辨出新教（基督教）和旧教（天主教h基蟹教的十字架上没有悬挂耶稣，但天主教的十字架上就有耶稣在上面，称之为"苦像”。
神是全世界的统治者，但他用两种方法去治理世界。他左手是“俗世王国”：神通过处于俗世但有宗教意识的政府（secular and also churchly），以法律（武力和强制）去治理。神的右手是天上的“精神王国”（spiritual）:神通过《圣经》和神恩去治理，基®徒自愿自发地服从。
他的另一部名著《论李维》是谈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写的罗马史）被公认为现代初期有关共和政制的最重要作品。它讨论以民主、民治为基础的“共和国”制度与其优点。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卷三中提出这本书才真正代表了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
◎路德派跟当时的天主教会一样，主张婴儿一出生就可以并必须受洗。从茨温利派分裂出来的激进“再洗礼派”认为这不合《圣经》和原始教会的教义。他们指出耶稣和他的门徒都是成人后才在施洗者约翰处受洗的，因此他们反对婴儿受洗。
◎改革派认为天主教对圣人的崇敬，特别是对圣母玛丽亚的崇敬，几近崇拜偶像。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偶像”的演绎上分辨出新教（基督教）和旧教（天主教）。基督教的十字架上没有悬挂耶稣，但天主教的十字架上就有耶稣在上面，称之为“苦像”。
◎神是全世界的统治者，但他用两种方法去治理世界。他左手是“俗世王国”：神通过处于俗世但有宗教意识的政府（secular and also churchly），以法律（武力和强制）去治理。神的右手是天上的“精神王国”（spiritual）：神通过《圣经》和神恩去治理，基督徒自愿自发地服从。
◎他的另一部名著《论李维》（Discourses on the First Ten Books of Titus Livy，是谈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写的罗马史）被公认为现代初期有关共和政制的最重要作品。它讨论以民主、民治为基础的“共和国”制度与其优点。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卷三中提出这本书才真正代表了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