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艺术的发展都烙有时代的印迹，新的艺术形式往往在继承传统样式的同时，又有所突破和创新，而这种创新便是时代打上的烙印，这一点在服饰艺术的变迁上显得尤为突出。战争在中国古代对女子服饰发生过深远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便是如此。长年累月的战争，不仅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创伤，也在爱美女性的服饰上留下了痕迹。在战争时期，戎装往往闪耀着奇异的色彩，甚至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这就为戎装元素融入日常服饰，打下了必要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在六朝女子服饰中，裆衫、袴褶、五兵佩等服装饰物，无疑都具有一定的戎装特色。
一、裆衫：“内衣外穿”效军容
东晋干宝《搜神记》卷七：
至元康末，妇人出两裆，加乎交领之上，此内出外也。……晋之祸征也。[1]
两裆，也就是裆，有时也写作“两当”。交领，即交领上衣，此处应指六朝时期所流行的衫子。元康，为晋惠帝年号，元康末正值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已经严重动摇了西晋王朝的根基，而北方少数民族则趁机南下，最终导致晋室东迁。根据《搜神记》所载，西晋元康末年，女子上身的服饰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那就是“内出外”，即内衣外穿。此种穿着方式，即将本该内穿的裆加在交领衫子的外边，也就是六朝时期所流行的裆衫（图3-1）。严格说来，裆衫并非一种新的服装款式，而只是一种新的穿戴方法，或者说仅仅是一种穿着方式上的创新。这在今天其实屡见不鲜，比如有些女孩子的上身，外罩短小，而内衣长大；还有些女孩子，干脆将短裤穿在长裤的外边，等等。今人对此种奇异装束早已见怪不怪，而干宝却认为“裆衫”是西晋祸乱的一种征兆。唐人房玄龄等所著《晋书》，将此条列入《五行志·服妖》，也认为它是西晋丧亡的征兆之一。《晋书》在引用《搜神记》关于裆衫的怪异穿着之后说：
图3-1 南北朝妇女裆衫示意图（《中国织绣服饰全集·历代服饰卷上》）
干宝以为晋之祸征也。……至永嘉末，六宫才人流冗没于戎狄，内出外之应也。[2]
永嘉末年（313年），西晋都城洛阳被王弥、刘曜等攻下，晋怀帝被俘，六宫女子流落于戎狄之手。唐人认为这正好应验了裆衫的“内出外”，即西晋王朝沦丧，内宫女眷被虏而出的状况。
晋人干宝和唐代史家，都把裆衫看作“服妖”，或曰妖服，认为它是战乱的一种征兆。其实，任何社会局势的发展与变迁，都会出现各种表征，奇装异服也是其中之一。所谓奇装异服，无非就是一些违逆社会传统的着装方式，它们的出现，恰恰是时移世易、人心思变的一种表现，至于是否严重到能预示一场战乱的发生，那也不一定。不过，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着眼，奇装异服的确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来观察世态人心的变化；或者说，奇装异服本来就是社会生活风尚的一种体现。就裆衫而言，我们以为它是社会动荡与战争在女子服饰上留下的痕迹，即女性服饰对戎装的效仿。女子们将裆加于衫子之外的举动，其实并非什么突发奇想，而只是把将士们外穿裆铠、内穿上衣的戎装样式（图3-2），转化为女子的日常装束而已。女子们将戎装元素引入自己的日常服饰，可以看作是女性对戎装的一种特殊审美心理需求。
图3-2 身着裆铠与衫子的拥剑仪门卫士（河南邓县南北朝画像砖墓门壁画）
要说明裆衫与戎装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先厘清衫子、裆、内衣外穿等基本问题。衫子是一种上衣，大约出现在汉魏之际。《说文》中没有“衫”字。汉末刘煕《释名·释衣服》曰：“衫，芟也，芟末无袖端也。”[3]扬雄《方言》卷四：“或谓之襦。”东晋郭璞注：“今或呼衫为襦。”[4]可见衫与襦相近，都属于上衣，但二者又有所不同。汉代的襦，通常袖子中间宽大，袖端有收口，较中间窄小，称为，即袖端；袖端与肩中间下垂的部分呈弧形，称为袂（图3-3）。照刘煕所言，芟除了袖端“袪”的襦就是衫，袖子没有了收口，袪袂合一、袖口广大、像一个喇叭筒（图3-4）。
图3-3 汉代长襦中的袖、袂、袪（《中国织绣服饰全集·历代服饰卷上》）
图3-4 南北朝时期对襟、直领女衫示意图（《中国织绣服饰全集·历代服饰卷上》）
《说文》称：“，衣不重。”[5]又《释名·释衣服》云：“有里曰複，无里曰。”[6]和複都是就衣服而言，有衬里（夹层）的称为複，没有衬里的称为。襦，就是没有衬里的上衣。既然衫能够称为襦，可知衫子是一种没有夹层的单薄上衣。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7]
《搜神记》卷十：“吴选曹令史刘卓，病笃，梦见一人，以白越单衫与之，言曰：‘汝着衫污，火烧便洁也。’卓觉，果有衫在侧，污辄火浣之。”[8]
夹即“裌”，指有夹层的衣服，与“複”同义。绣夹裙，是指带绣花的複裙，也就是有衬里的绣花裙。在此，“绣夹裙”与“单罗衫”相对而言，前者为複，后者为，可知衫子是没有衬里的单薄上衣，故诗称之为“单罗衫”。《搜神记》提到了汉魏以降来自异域的火浣衫，脏了不用水洗，而是用火加以烧灼，随之便可洁净。这种神奇的衣物，今人对之已不甚了了。干宝在文中称之曰“白越单衫”，可见它也是一种单层的上衣。
既然东晋人称衫子为襦，那么衫子的长度也应该与襦相仿。《说文》:“襦，短衣也。”段玉裁注云：“《急就篇》曰：‘短衣曰襦，自膝以上。’按：襦若今袄之短者，袍若今袄之长者。”[9]由是可知，汉代的襦属于短衣，长短大约应该在膝盖以上，是一种短小的绵衣。而衫子应该也是这样一种短衣。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说：
衫子，自黄帝垂衣裳，而女人有尊一之义，故衣裳相连。始皇元年，诏宫人及近侍宫人，皆服衫子，亦曰半衣，盖取便于侍奉。[10]
衣裳相连，即为深衣之制，其下摆长至足跗，甚至曳地而行。就女子服饰而言，今天可以称之为连衣裙。马缟说衫子始于秦始皇元年，未必可信。但他说衫子“亦曰半衣”，表明他所见的衫子只有深衣的一半长短，这和晋人所说襦的长度恰好吻合，足见衫子就是一种长不过膝的短上衣。这一点在六朝图像资料中，也不乏例证（图3-5）。
图3-5 河南邓县出土南北朝画像砖中穿半长衫子的侍从
就衫子的材料而言，主要有纱、罗、縠、练、绢等，晋《东宫旧事》云：“太子纳妃，有白縠、白纱、白绢衫。”[11]从质地上讲，纱、罗、縠、练、绢都属于轻薄、柔软的丝织品，用它们制成的单衫，显然并不是为了保暖，更多考虑的是穿着时的舒适以及视觉上的审美需求，尤其后者。
谁家妖冶折花枝，衫长钏动任风吹。[12]（梁·刘孝威《东飞伯劳歌》）
小衫飘雾縠，艳粉拂轻红。[13]（北齐·萧悫《临高台》）
刘孝威的《东飞伯劳歌》，描写的是风华正茂的少女攀折花枝的情景，皓腕伸出，素臂轻扬，胳膊上钏子滑动、光彩奕耀，衫子的衣襟和长袖被清风拂起，映衬着她绰约的身姿。风中飞舞的衫子，让折花少女显得灵动、妩媚，平添了几分楚楚动人之态。而在萧悫笔下，翩翩起舞的少女们身穿縠衫，舞袖飞举，轻飘的衫袖就如同薄薄的雾一般，萦绕着她们柔美、娇巧的身躯，宛若仙子下凡。因此就女子而言，轻薄透明、随风飞舞的衫子，无疑更加凸显了女性自身的柔情与魅力。尽管衫子并非女性的专有服饰，但它的质地，似乎更能体现女子的阴柔美。
根据《释名》记载，衫子的得名，似乎与袖子直接相关。因为衫的袖子芟去了收口（袪），所以称为衫（芟）。事实上也基本如此，六朝时期的衫和汉代以前的上衣相比较，确实袖端没有收口，而是呈敞开状。从图像资料来看，六朝时期衫子的袖长也不尽相同，有的长得几乎可以及地（图3-6），有的则要短小一些（参见图3-5）。因此，六朝时期的衫子虽多称大袖衫，但袖子的大小却不一而足，只是整体上显得袖口广大而已。
图3-6 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北魏《文昭皇后礼佛图》中所见大袖衫（宫万瑜《龙门石窟线描集》）
衫子有直领和交领之别。直领衫为两襟在胸前垂直而下，呈对襟之势，故可以称之为对襟直领衫（图3-7）。交领衫则两襟在胸前相互交叉，左襟压右襟向身体右侧掩者，称右衽，通常为中原人、南朝人所穿（图3-8）；右襟压左襟向身体左侧掩者，称左衽。左衽衫、右衽衫在北朝图像资料中都有发现（图3-9、3-10）。衫子本为魏晋中原汉人的装束，汉人着上衣的习惯是右衽。后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在文化上为汉民族所同化，服饰也趋于汉制，衫子亦在北方贵族间流行开来，但襟式上却有左有右，充分体现了其在汉化过程中的复杂心理。
图3-7 身着对襟直领衫的北魏贵族女子（河南洛阳龙门北魏皇甫公窟）
图3-8 身穿右衽衫的洛水女神（顾恺之《洛神赋图》）
图3-9 身着交领右衽衫的北魏女俑（法国吉美国立东方美术馆藏）
图3-10 穿左衽衫的贵族女子（南北朝宁懋石棺线刻画）
裾开见玉趾，衫薄映凝肤。（梁·沈约《少年新婚为之咏》）[14]
回履裾香散，飘衫钏响传。（梁·刘孝仪《和咏舞诗》）[15]
沈约用了一句“衫薄映凝肤”，便将新娘子的妖娆、妩媚之态展现在读者脑海中，引起人的无限遐思。轻薄透明的衫子掩映着新娘凝脂一般的肌肤，随着她优雅的举止，衫子飘然浮动，令她娇美的腰身若隐若现，无意间给新娘子增加了几分温柔和婉约。“回履裾香散”，即步履转动时，带着衫裙上的香气向四周弥漫。“飘衫钏响传”，意谓衫袖随风飘起，带动臂上的钏子，悦耳的声音传入人的耳鼓。衫裙映衬下的六朝女子，就如芙蓉出水一般，摇曳生姿、灵动飘逸。
裆又称两当，既有属于军容的裆铠，又有日常生活中穿的裆衣。刘熙《释名·释衣服》曰：“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也。”[16]就形制而言，裆的样式应该是前后两片，一片挡在胸前，一片挡在背后，双肩及左右下襟各用带子系住。此种服装式样简单，制作方便，无论贫富贵贱、男女老幼都可以穿着。在甘肃嘉峪关魏晋六号墓出土的画像砖上，有两个童子就穿着这样的衣服，让我们得以直观地看到裆的基本样式（图3-11、3-12）；这种童子穿的，当然属于日常服饰。郑玄注《仪礼·乡射礼》“韦当”云：“直心背之衣曰当，以丹韦为之。”[17]韦，即经过鞣制的皮革，俗称熟皮。根据郑玄的说法，以红色熟皮制作的韦当，一片当心、一片当背，其实就是裆。这里所说的韦制裆，是在乡射礼上进行射箭比赛时穿的，属于戎装，通常称为裆铠（图3-13、3-14）。
图3-11 身穿裆、手持弓箭的童子（甘肃嘉峪关魏晋六号墓出土画像砖）
图3-12 身穿裆的童子（甘肃嘉峪关魏晋六号墓出土画像砖）
图3-13 身穿丹韦裆铠的骑士俑（山西太原北齐娄叡墓出土）
图3-14 武官俑所着裆铠正视、侧视、后视图（河北省吴桥北朝墓出土）
作为戎装的裆铠，一般用皮革制成。《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六：
（魏）曹植《表》曰：“先帝赐臣铠，黑光、明光各一具，两当铠一领，环锁铠一领，马铠一领。今世以升平，兵革无事，乞悉以付铠曹。”[18]
（东晋）庾翼《与燕王书》……又曰：“邓百山昔送此犀皮两当铠一领，虽不能精好，复是异物，故复致之。”[19]
（东汉）李尤《铠铭》曰：“甲铠之施，捍御锋矢。尚其坚刚，或用犀兕。内以存身，外不伤害。”[20]
上文中言及“两当铠”，既然铠称两当，可见应是胸前、后背各一片的那种铠甲，而非带有护臂的铠甲。裆铠体量小、重量轻，上阵挥臂厮杀也要方便许多，但防护功能就要差些。庾翼说“犀皮两当铠”，而李尤则说铠甲“或用犀兕”。“犀皮”即犀牛皮，“兕”是一种野牛，皮革厚实坚硬。由此可知优质的裆铠，其材质应是犀牛或野牛之类的皮革，这样的铠甲坚固耐用；至于一般的裆铠，也许就只能用各种普通的皮革了。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铁制的裆。《乐府诗集》卷二十五《企喻歌辞》：
放马大泽中，草好马着膘。牌子铁裆，尾条。
前行看后行，齐着铁裆。前头看后头，齐着铁。
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21]
，又称兜牟、兜鍪，即甲胄中的“胄”，也就是头盔。诗歌描写战士们首戴头盔、身穿铁质裆铠行军的场面。诗人感叹男儿生逢此时的不幸，哀叹将士们战死沙场的场景，就连尸骨可能都无人收拾。将士们身穿裆铠在战场上厮杀时，一般内穿小袖衣，目的是为了行动便利（图3-15）。魏晋以来由于士大夫们的喜爱，穿大袖衫子一时成为风尚，武将们也跟着穿起了衫子，于是裆衫的穿着方式也就流行起来（参见图3-2）。《太平御览》卷六百九十三：
图3-15 北齐武士俑，身穿裆铠，内穿小袖上衣，下穿缚袴（美国堪萨斯市纳尔逊美术馆藏）
《齐书》曰：“阳休之除散骑常侍，监修起居注。顷之，坐事左迁骁骑将军，衣两裆。文宣郊天，百僚咸从。休之为骁骑将军，衣两裆，用手持白棓。时魏收为中书令，嘲之曰：‘义贞服采。’休之曰：‘我昔为常伯，首戴蝉冕。今处骁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减卿？’谈笑晏然。”[22]
北齐阳休之先为散骑常侍，后因事降为骁骑将军，在文宣帝举行郊天典礼的时候身穿裆铠，因而受到中书令魏收的嘲笑。他自谓“身披衫甲”，能文能武，并不比魏收低一等。阳休之将“衫甲”并用，可知他当时穿的是衫子和裆铠，也就是属于戎装的裆衫。这种裆衫并非武将的专利，南北朝时期的文官们也时常身穿衫子、外加裆铠（图3-16）。衫子为六朝士大夫所爱，而裆铠则是军人的标志，两者合一，可谓一文一武在服饰上的巧妙结合。
图3-16 北魏文官俑，身穿丹韦裆，内穿大袖衫，下穿长裙（《六朝の美术》）
与裆铠相对应的，是日常生活中穿的裆衣。《广雅·释器》曰：“裆谓之袙腹。”[23]袙腹，又作帕腹，是一种贴身内衣。那么，帕腹和裆到底是什么关系呢？王先谦谓裆即“唐宋时之半背，今俗谓之背心。当背当心，亦两当之义也”[24]。这样的判断，大体还是符合事实的，关键在于其形制是前心、后背各有一裆（即一块布幅），这和今人所谓背心也是最为接近的。由此可见，二者都是内衣。《释名》谓：“帕腹，横帕其腹也。抱腹上下，有带，抱裹其腹上，无裆者也。……心衣，抱腹而施钩肩，钩肩之间施一裆，以奄心也。”[25]帕腹也就是抱腹，形制约为长条形，两端设有襻带，横裹在胸腹之上，以襻带相系，主要为女子的胸腹之衣（图3-17）。心衣即肚兜，主体为一裆，上施钩肩挂于脖颈之上，中间有带系在腰上，主要是女子和儿童的贴身衣，男子当然也可以穿（图3-18、3-19、3-20）。这样看来，裆、帕腹、心衣虽同属内衣，但形制还是有区别的。关于三者的形制及穿着方式，我们还可以从梁人王筠《行路难》中，略窥一斑：
图3-17 袙腹（黑龙江阿城巨源金墓）
图3-18 穿心衣的北朝士人（杨子华《北齐校书图》）
图3-19 清代依然流行的肚兜样式，与六朝时并没有很大变化（周汛、高春明《中国历代妇女妆饰》）
图3-20 清代肚兜实物图（黄强《中国内衣史》）
千门皆闭夜何央，百忧俱集断人肠。探揣箱中取刀尺，拂拭机上断流黄。情人逐情虽可恨，复畏边远乏衣裳。已缫一茧催衣缕，复捣百和薰衣香。犹忆去时腰大小，不知今日身短长。裆双心共一袜，袙腹两边作八撮。襻带虽安不忍缝，开孔裁穿犹未达。胸前却月两相连，本照君心不照天。愿君分明得此意，勿复流荡不如先。含悲含怨判不死，封情忍思待明年。[26]
从内容看，这是一首闺中女子写给远游荡子的诗。女主人虽埋怨荡子薄情，但又担心他身处边远没有衣裳穿，于是收拾刀尺、整理织机，又缫丝来又捣香，准备给爱人做衣服。她做的衣服中就有贴身的裆、心衣和袙腹，以示两人虽然远隔千万里，但依旧心心相印、两情相悦。袜（音末），即袜肚，也就是肚兜、心衣。刘缓《敬酬刘长史咏名士悦倾城》:“钗长逐鬟发，袜小称腰身。”吴兆宜注云：“袜为女人胁衣。崔豹《古今注》谓之腰彩，今吴人谓之袜胸。”[27]袜胸，也就是抹胸、心衣、肚兜，通常是女子的贴身小衣。但从王筠的诗来看，女主人似乎也为心上人做了袜肚，大概这可以算作儿女间私相授受之衣吧？
“裆双心共一袜”，意思是说，裆衣虽然前后有两片，但穿在身上时，中间却共拥一个肚兜，意谓二人相连、同心同意。这句诗同时也告诉我们，心衣和裆的穿着方式是，心衣贴身，而裆则着于心衣之外，都属内衣。“袙腹两边作八撮”，撮即襊，也就是衣褶、衣缝，是说袙腹两边共有八道衣褶，每边各四道。这八道衣褶应该是由缝制在衣上的襻带造成的。下文接着说“襻带虽安不忍缝，开孔裁穿犹未达”，即是为袙腹添制襻带、挖扣眼（或曰纽鼻）。黑龙江巨源金墓出土的一方袙腹（参见图3-17），和王筠诗中所描绘的样式十分吻合，不仅每边各有四条襻带，还有四个纽鼻；穿着时横裹于胸腹，折向背后，右边四条襻带绕过身后、穿过纽鼻，与左侧四条襻带相结系于右腋之下。王筠的诗，让我们在一千多年以后，依然可以大概了解裆、袙腹和心衣的基本样貌。
裆虽然是内衣，但在爱美女性的眼里，即便内衣也是要着意修饰的，尤其是给心上人缝制的小衣。这一点，恰恰体现了闺房之私的情趣与奥妙，和女性对二人世界的精心诠释。南北朝时期的裆衣有绣花的，还有用织锦做成的。
裆与郎着，反绣持贮里。汗污莫溅浣，持许相存在。（《上声歌八首》之一）[28]
独柯不成树，独树不成林。念郎锦裆，恒长不忘心。（《紫骝马歌》）[29]
《紫骝马歌》提到了锦裆，寓意二人同心，永不相忘。《上声歌八首》之一的女主人则更加细心，她给爱人做的绣花裆衣，将花绣在了里边，让它紧贴着爱人的心，寓意自己和爱人心贴心；她还意味深长地告诉爱人，即便裆衣被汗水沾污了，也不要轻易浣洗，就让汗污留在上面好了，这样两人就可以永远不分开了。
对于成年女性来说，裆衣本应内穿，自然是不能轻易示人的。就此而言，女性们将裆衣加在衫子之上，创立了女子裆衫的着装样式，确实是一个大胆而新奇的创意。但如果换一个视角，就戎装中的裆铠本就外穿以及军容裆衫的出现而言，女子裆衫无非是对戎装的一种借用与效仿。河南邓县出土的南北朝画像砖，其中左侧两名贵族女子就穿着这种裆衫（图3-21）。《中国织绣服饰全集·历代服饰卷上》绘有裆衫示意图，将它和画像砖上的图例相比较，二者还是有很大出入的（参见图3-1）。综合历史文献所述，我们认为，画像砖上的裆衫，一是指大袖衫子，二是指束腰上下、从肩至臀的那部分无袖的外穿罩衣；两者合一，即为裆衫（参见图3-21左二女装）。裆衫在南北朝时期十分流行，男女都有穿着。
图3-21 身着裆衫的贵族女子（左一和左二，河南邓县出土南北朝画像砖）
新衫绣两裆，迮着罗裙里。行步动微尘，罗裙随风起。（《上声歌八首》之一）[30]
琅琊复琅琊，琅琊大道王。阳春二三月，单衫绣裆。（《琅琊王歌辞》）[31]
虏初纵突骑，众军患之，安都怒甚，乃脱兜鍪，解所带铠，唯着绛衲两当衫，马亦去具装，驰奔以入贼阵，猛气咆，所向无前，当其锋者，无不应刃而倒。[32]
《上声歌八首》之一描写的是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一个年轻女性身着裆衫匆忙外出的情景。女主人身穿新做的衫子、外加绣花裆衣，仓促间将裆扎在了罗裙里边。结合河南邓县画像砖所见，我们推测女子穿裆衫时，衫子的下摆应该是放在裙子里边，裆作为罩衣则出于裙外，而后于胸腹之间偏上的位置加绅带以束腰。这种外穿的裆衣，应该经过了一定的加工和改造，以适应其作为罩衣的特点。六朝时期的男子也穿这种裆衫，琅琊王在阳春二三月穿的“单衫绣裆”中的裆，显然不是裆铠，而是绣花的裆衣。作为日常生活便装的裆衫，军人作战时也有穿着的，比如《宋书》提到的战将薛安都。薛安都在和北魏作战时，为了振作士气，居然脱掉身穿的头盔和铠甲，只穿着绛衲裆衫，咆哮着闯入敌阵，左冲右突，无人可以阻挡。绛，为深红色；用碎布块儿缝合、连缀，叫做衲。
《宋起居注》曰：“太始二年，御史丞羊希奏山阴令谢沉亲忧未除，常着青绛衲两裆，请免沉前所居官也。”[33]
此中所言“青绛衲两裆”，和薛安都所穿的绛衲裆，应该是一种由布块拼合而成的裆衣，目的大概是为了效仿铠甲的效果，但实则是一种日常服饰而非戎装。由是可知，衲裆也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裆衣式样。谢沉的父母去世了，服丧期未过就常常穿青绛衲裆，违背了丧服礼，自然会受到御史大夫的弹劾。而薛安都穿着作为常服的裆衫作战，则更显其英勇无畏。
那么，女性穿裆衫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干宝说是在西晋元康末年，这多少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不一定就准确。至少有一点我们可以推断，那就是连干宝本人，恐怕也不确定女子裆衫出现的准确时间。因为《搜神记》中的另一条资料，和他所称“元康末”是矛盾的：
颍川钟繇，字元常，尝数月不朝会，意性异常。或问其故，云：“常有好妇来，美丽非凡。”问者曰：“必是鬼物，可杀之。”妇人后往，不即前，止户外。繇问：“何以？”曰：“公有相杀意。”繇曰：“无此。”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有不忍之，然犹斫之，伤髀。妇人即出，以新绵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寻迹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妇人，形体如生人，着白练衫，丹绣裆。伤左髀，以裆中绵拭血。[34]
以上故事虽属于志怪、传说类，不能作为正史资料，但它也告诉我们，在故事传说者的心目中，汉魏士大夫、著名书法家钟繇，就曾经遇到过身穿“白练衫、丹绣裆”的美丽女子。尽管这女子可称为鬼魅，但裆衫已经出现在她的身上了，而且她穿的还是绵裆，属于冬衣。干宝为东晋人，他自己应该已经亲眼目睹女子着裆衫的风采，因此我们大体可以说，女性裆衫应出现在魏晋之际，而流行于南北朝，并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尚。
二、袴褶服：女子也“戎装”
北朝民歌《木兰诗》二首之一：
木兰代父去，秣马备戎行。易却纨绮裳，洗却铅粉妆。驰马赴军幕，慷慨携干将。[35]
说到南北朝女子穿戎装，那就要数北朝民歌中的花木兰了。《乐府诗集》卷二十五录有两首《木兰诗》，分别描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事迹，故事大同小异。花木兰既然从军，那么就要和男子一样穿戎装行军、作战。诗中说木兰秣马厉兵、制办从军用具，“易却纨绮裳，洗却铅粉妆”，意思是说她卸去平时的铅粉女妆，脱掉女孩子穿的纨绮裙裳，换上戎装准备出发。南北朝时期，男子戎装大体为袴褶制，一般为上褶下袴（即上衣下裤），而后外面套装甲胄以防身（图3-22）。花木兰的装束应该也是如此[36]，只有这样才能不被同行者所发觉。
图3-22 南北朝时期的戎装，上穿窄袖褶、下穿缚袴，外披甲胄（《中国织绣服饰全集·历代服饰卷上》）
袴褶制原本是北方少数民族的骑射之服，目的是为了行动方便、敏捷。而中原地区的上衣下裳之制，则不便于骑马射箭，所以在战国时期以前，中原地区的战争多为车战，而少骑射。可以说，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将北方少数民族的骑射之服，首次正式引进中原战场，并逐渐改造为一种正规戎装。袴褶制，大约即从胡服骑射演化而来。[37]晋宋以降，南北朝都保留并发展了此种服制，尤其在南朝，袴褶制作为戎装，上至天子，下至百官、兵士，都可以穿着。
袴褶之制，未详所起，近世凡车驾亲戎、中外戒严服之。服无定色……（《晋书·舆服志》）[38]
（杨）济字文通，历位镇南、征北将军，迁太子太傅。济有才艺，尝从武帝校猎北芒下，与侍中王济俱着布袴褶，骑马执角弓在辇前。（《晋书·杨济传》）[39]
上以行北诸戍士卒多褴褛，送袴褶三千具，令奂分赋之。（《南齐书·王奂传》）[40]
车驾亲戎，是指天子乘车驾亲自参与军事活动，包括亲身临战、校阅部队、行围打猎等；中外戒严，是指因发生紧急状况而实行于朝廷内外的军事管制，同样属于军事行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天子可以着袴褶服，以示和将士们上下一心、同仇敌忾。至于官员，像太傅杨济、侍中王济这样的朝中元老、重臣，在陪晋武帝司马炎在北邙山下检阅军队并行猎时，也身着袴褶、骑马弯弓在御辇左右护驾，可见其为能文能武的将佐之才。至于一般随行官员，在皇帝出巡时，也要穿袴褶，目的是为了方便行事。作为普通士卒，征战之服自然也少不了袴褶，所以当南齐武帝萧赜看到北征的士卒大多衣衫褴褛之时，便送去三千套袴褶服，命镇北将军王奂分发给士兵。
袴褶服虽为戎装，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南北朝官吏士庶乃至皇帝，也时常把它当作常服来使用。
拜爱姬潘氏为贵妃，乘卧舆，帝骑马从后。着织成袴褶，金簿帽，执七宝缚矟，戎服急装，不变寒暑，陵冒雨雪，不避坑阱。（《南齐书·东昏侯纪》）[41]
（帝）常着小袴褶，未尝服衣冠。（《宋书·后废帝纪》）[42]
（叟）每至贵胜之门，恒乘一牸牛，敝韦袴褶而已。……于（高）允馆见中书侍郎赵郡李璨，璨被服华靡，叟贫老衣褐，璨颇忽之。叟谓之曰：“老子今若相许，脱体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计也？”讥其惟假盛服。璨惕然失色。（《魏书·胡叟传》）[43]
南齐皇帝东昏侯行为乖张，平时即喜欢着戎装，骑马驰骋，寒暑不变。他拜爱姬潘氏为贵妃的时候，竟然让她乘坐卧舆前行，而自己则身穿袴褶，手持宝矟，骑着马跟在后面做随从。而宋后废帝刘昱也喜欢穿袴褶，不着南朝衣冠。像此种情况，袴褶服便不再是戎装，而近于常服了。在北朝，袴褶更是常常为士庶所用常服。北魏胡叟虽为贤达士人，却不喜为官、不置产业，所以家贫如洗，即便与权贵交接，也只穿一身破旧的皮袴褶。一次，他在高允家碰到中书侍郎李璨，李璨衣着光鲜，见他衣服破旧，便对他很怠慢。胡叟心中不悦，便说：“假如老子乐意，脱了身上的袴褶、衣帽，你觉得怎么样？”意谓李璨只是衣帽华丽，但没有真才实学，凭此骄人，实为可恶。由此可知，北魏士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常常穿袴褶的。
南北朝时期，袴褶已经逐渐成为男子的一种常服（图3-23），这可以说是戎装的日常化。如果说花木兰女着戎装、身穿袴褶是一个特例，那么日常化后的袴褶出现在六朝女子身上，也就较为普遍了（图3-24）。
图3-23 身穿袴褶的北朝男子（海外藏传世实物《中国织绣服饰全集·历代服饰卷上》）
图3-24 穿袴褶的侍女（南朝《斫琴图》）
《世说新语》曰：“武帝尝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馔，并不用盘，悉用琉璃器。婢子百余人，皆绫罗袴褶，以手擎饮食。”[44]
陆翙《邺中记》曰：“皇后出，女骑一千为卤簿，冬月皆着紫纶巾、熟锦袴褶。”[45]
王武子即王济，太原晋阳人，晋阳就在今天的山西太原附近。武帝司马炎曾经到王武子家做客，武子动用了家里的上百名婢女，手持稀有的玻璃器皿供给饮食，而且婢女们个个身穿绫罗袴褶，以示其富贵与豪奢。今本《世说新语》所言与此大同小异，唯“袴褶”作“绔”。绔与袴通，二者含义基本相同。“”音洛，《宋本玉篇》:“，力贺切，女人上衣也。”[46]据此而言，绔乃属于上衣下袴的装束，亦即袴褶制，和《太平御览》所引在意义上是一致的。王济祖居晋阳，这一带自两汉以来已有大批胡人涌入，至西晋末年已经呈现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与汉人杂居的局面。袴褶制来自胡人，而王武子家的婢女们身穿绫罗袴褶，很可能是受到了当时少数民族服饰的影响。在山西太原圹坡北齐张肃俗墓出土的陶俑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头梳双髻、身穿大口袴褶服的彩绘女侍俑（图3-25），或可作为王武子家婢女形象的一个参照。
图3-25 女俑，上穿大袖衫，下穿大口缚袴（山西太原圹坡张肃俗墓）
卤簿，是指中国古代帝王、后妃、太子及王公大臣等出行时的仪仗队。《邺中记》载后赵之时，石虎用一千女骑士作为皇后出行时的仪仗队，在冬季，女骑士们都身穿熟锦袴褶，头戴紫纶巾。这里的袴褶，显然是作为仪仗队礼服来使用的，这和皇帝车驾戎行时侍臣与其他随行人员的袴褶，在性质上是一致的。既然是冬季出行，那么衣裤应该是绵（棉）的，以便抵挡风寒。而且作为仪仗队的礼服，从形制到布料、花色，自然是华丽非凡。今天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其具体细节与样貌，但作为常服，我们还是可以从出土资料上，获得一些关于冬季袴褶的信息。
河南偃师前杜楼村北魏石棺墓出土三件身着绵袴褶的女侍俑，其中标本M1:35:“头梳箕形髻，上穿毛领短袖袄，内穿圆领宽袖橘红上衣，下着裤，胸束蓝彩宽带，结挽于胸前，胸左侧似有佩饰，赤膊，臂残缺……”[47]（图3-26）此俑上穿毛领短袖袄，内衬圆领宽袖橘红上衣，下穿大口缚袴，看上去雍容典雅，只有官宦、富贵人家的婢女，才可能穿得起这样的绵袴褶。而石虎皇后的女骑士们所着熟锦袴褶，或属于此类。另，河南焦作化电集团西晋墓出土女俑两件：“头戴巾，长脸，尖下颏，内着紧身衣，外穿右衽交领窄袖短袄，腰束带，腰间丝带垂于腿外侧，两手交叉于袖内，置于腹部，下穿窄裤，裤口紧扎，脚穿鞋。”[48]（图3-27）发掘简报没有说明女俑的身份。从图像资料看，似应属于下层劳动阶层妇女，其所穿上衣（短袄）和下裤均为紧身、小口，在北方寒冷的冬季，这样的服装对于劳动者来说，依然可以满足便捷之需。
图3-26 身穿绵袴褶的女侍俑（河南偃师前杜楼村北魏石棺墓）
图3-27 身穿紧身袴褶女俑（河南焦作化电集团西晋墓）
《后魏书》:“方舞四人，假髻，玉支钗，紫丝布褶，白大口袴，五彩接袖，乌皮靴。”[49]
《西河记》曰：“西河无蚕桑，妇女着碧缬裙，上加细布裳。且为戎狄性，着紫缬襦袴，以外国色锦为袴褶。”[50]
除了普通婢女，舞女也有着袴褶的。《后魏书》记载，北魏初年有一种方舞，四人一组，舞女头戴假髻、玉支钗，上穿紫色丝布褶，下穿白色大口绔，脚蹬乌皮靴。河南偃师杏元村北魏染华墓出土女舞俑一尊，即身穿袴褶服（图3-28）。发掘简报说：“女俑。头梳双髻。着圆领宽袖衫，袖拢于肩，褶皱清晰。腰束博带。缚裤。”[51]该俑上衫下裤，也是当时较为常见的一种袴褶搭配方式。
图3-28 身着袴褶的女舞俑（河南偃师杏园村北魏染华墓）
《西河记》为东晋喻归所撰，记述当时西河地区的社会风情。西河即今天山西省吕梁市离石一带，西晋时期在此设置西河国，北魏时期为西河郡，治所就在离石。魏晋以来，北方少数民族已经南下移居此地。到南北朝时期，北魏西河郡北部为羌胡所得，仅余晋西地区，可知当地民俗已深受胡风影响。喻归说西河人为戎狄性，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按他的说法，西河人没有自己的桑蚕业，用的布料多来自异域。妇女们通常身着碧缬裙，即青绿染织印花的裙子，外加细布裳。另外一种常服与胡服相近，上襦下裤，均为紫色染织印花布料所做，她们还时常穿着用外国异色锦制成的袴褶。从裙裳与袴褶并用这一点看，西河妇女的服装已经胡汉一体，彼此融通了。受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影响，西河妇女穿袴褶已经是一种日常化的行为。从喻归的语气不难猜测，贵族妇女们恐怕也卷入到了这场服饰文化变迁的潮流中。
关于袴褶的形制，王国维《胡服考》[52]与沈从文《北朝景县封氏墓着袴褶俑》[53]均认为上褶下袴（上衣下裤），是和上襦下裙相对而言的。学界基本认同此种观点，唯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和《急就篇》注似有不同观点。
《中华古今注》释“袴”云：
盖古之裳也。周武王以布为之，名曰褶。敬王以缯为之，名曰袴，但不缝口而已，庶人衣服也。……今太常二人，服紫绢袴褶，绯衣，执永籥以舞之。[54]
《急就篇》颜师古注云：
黄氏曰：“褶，音习，袴也。”[55]
马缟认为袴即古代的裳，周武王时称褶，周敬王时称袴，不知他有什么依据。在中国古代，袴、裤、绔三字的含义虽有差异，但均指下身之服，是套在腿上的装束。既然“袴”可以称作“褶”，说明褶也是下身的装束，那么“袴褶”连用也就指的是裤子；马缟下文将“紫绢袴褶”与“绯衣”对言，就说明了这一点。黄氏即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他也认为“褶”就是袴。马缟是五代人，袴褶在当时还在使用，而黄庭坚距五代尚不远，二人的说法似有一定依据。
劭左右引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锦，截三尺为一段，又中破，分斌、淑及左右，使以缚袴。（《宋书·袁淑传》）[56]
劭因起，赐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锦，裁三尺为一段，又中裂之，分斌与淑及左右，使以缚袴褶。（《南史·袁淑传》）[57]
以上两段文字记述南朝宋时太子刘劭叛乱，曾强迫袁淑等人和他一起谋事，并分发袴褶给众人，准备发动兵变。因汉化后袴褶的裤管十分肥大，为了行动方便常常用带子系扎起来，史称大口缚袴（图3-29），刘劭命人将织锦撕成布条就是用来绑裤腿的。梁人沈约等作《宋书》说“使以缚袴”，是切中要害；而唐人李延寿等所著《南史》则称“使以缚袴褶”，此处“袴褶”则主要是指袴。大约到了隋唐之际，有时人们虽称“袴褶”，但内含则仅仅是指袴而言。唐魏徵等著《隋书·礼仪七》有相似的文句：
图3-29 女俑，上穿大袖衫，下穿大口缚袴（河南偃师杏园村北魏染华墓）
侍从则平巾帻，紫衫，大口袴褶，金玳瑁装两裆甲。……侍从则平巾帻，紫衫，大口袴，金装两裆甲。……侍从则平巾帻，绛衫，大口袴褶，银装两裆甲。[58]
上文中间一句，以“衫”和“大口袴”相对，前后两句则以“衫”和“大口袴褶”相对。衫子既然是大袖口上衣，那么“大口袴褶”就只能是指“大口袴”，即下身的裤子。以“袴褶”称裤子，可能在唐代只是一种习惯性用法。但就袴褶制而言，从南北朝至隋唐，还是指一种上衣下裤的着装方式。
《北疆记》曰：“主南郊，着皇斑褶、绣袴。”[59]
其乘舆黑介帻之服，紫罗褶，南布袴，玉梁带，紫丝鞋，长靿靴。（《隋书·礼仪七》）[60]
《北疆记》说“皇斑褶、绣袴”，而《隋书》则称“紫罗褶，南布袴”，二者都将褶和袴作为两种不同的服饰分而言之，可见“袴褶”作为一种服制，就是指上褶下袴，而非单指下袴。
褶，古又称袭，是一种上衣。刘熙《释名·释衣服》:“褶，袭也。覆上之言也。”[61]意谓在汉魏之际，褶是一种罩于上身的衣服。《说文》:“袭，左衽袍。”[62]先秦时期，中原人着衣皆右衽，即上衣左襟长、右襟短，穿在身上时为左襟掩右襟；但去世的人则着左衽，以示与生人之别，同时也是礼乐文化的要求。北方少数民族不受礼乐文化约束，所以也着左衽；直至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统治地区依然保留着左衽的风俗（图3-30）。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南迁，袴褶制也逐渐进入中原地区。当身着左衽上衣、下穿长裤的着装样式最初进入中原文化视野时，中原人的自我优越感必然作怪，而戏称之为“袴褶（音袭）”，也就很自然了。
图3-30 左衽文官俑、右衽女官俑（河北景县封氏墓）
褶在古文中有三种读法：一音“者”，是指衣服上的褶皱；二音“袭”，即左衽上衣；三音“叠”，是指夹衣。《礼记·玉藻》:“缊为袍，为，帛为褶。”郑玄注“褶”云：“有表里而无着。”[63]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褶）音牒，夹也。”[64]汉郑玄认为，“褶”是有表面和衬里而没有棉絮的上衣；这种上衣就是夹衣，陆德明读作“牒”（音叠）。又《宋本玉篇》:“褶，徒颊切，衣有表里而无絮也。又似力切，袴褶也。”[65]明确将作为夹衣的“褶”读作“叠”，而“袴褶”中的“褶”读作“袭”。可知在唐宋人的心目中，“褶”作为夹衣应读“叠”。而“袴褶”中的“褶”有单衣、夹衣，还有绵衣，故读作泛称的“袭”更为合适，《宋本玉篇》也是这种看法。
六朝时期，戎装包括了袴褶以及罩之于外的甲胄，因此袴褶可以看作戎装中的便服，而甲胄则是作战服。女子日常所穿的袴褶，应是从戎装中的便服演化而来。其形制为上褶下袴，即上衣下裤的着装样式。从图片资料可以发现，上褶包括单衣（衫子）、夹衣（左衽袍）和绵衣（袄）等；袖子有宽有窄，还有大袖小袖之别；长度有的在腰际、有的在膝盖上下，但都明显露出裤管。下袴的裤管有窄有宽，裤口有大有小，还有的用布带将膝盖部位捆住，称为缚袴。从地域上看，女子着袴褶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北，这里是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和定居的首要之地，故女子服饰受胡风的影响比较大，要远远超过南朝地区。
三、佳人佩“五兵”
戎装在六朝女子服饰上的另一个体现，是她们身上的佩饰。唐房玄龄等所著《晋书·五行志（上）》载：
惠帝元康中，妇人之饰有五兵佩，又以金银玳瑁之属，为斧钺戈戟，以当笄。干宝以为“男女之别，国之大节，故服物异等，贽币不同。今妇人而以兵器为饰，此妇人妖之甚者。于是遂有贾后之事”。终亡天下。[66]
唐人的这段话，显然来自东晋干宝的记述，只是在文字上略有不同。干宝《搜神记》卷七：
晋惠帝元康中，妇人之饰有五佩兵。又以金、银、象角、玳瑁之属，为斧、钺、戈、戟而载之，以当笄。男女之别，国之大节，故服食异等。今妇人而以兵器为饰，盖妖之甚者也。于是遂有贾后之事。[67]
干宝所云“五佩兵”亦即《晋书》中的“五兵佩”，是一种模拟兵器式样的佩饰。按干宝所述，五兵佩出现在西晋惠帝元康时期，也就是皇后贾南风擅权专政导致“八王之乱”的时候，和上文裆衫一样都被看作妖异的服饰。同时出现的妖异饰物，还有用金银、象角（象牙）、玳瑁（龟壳）等制作的异形发笄，其形状模仿斧、钺、戈、戟等兵器样式。干宝认为，妇人佩戴兵器是一种不祥之兆，意味着女人专政，将导致天下兵戈之祸，是贾后乱国、西晋丧亡的征兆。唐人著《晋书》也征引此事，以警告后人引以为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