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人范靖的妻子沈氏作过一首《咏步摇花》，诗云：“珠华萦翡翠，宝叶间金琼。剪荷不似制，为花如自生。低枝拂绣领，微步动瑶瑛。但令云髻插，蛾眉本易成。”[73]从诗的内容看，步摇花是插在女性发髻上的一种首饰，上面缀有珠华、翡翠、宝叶、金琼等饰物。珠华即珠花，也就是珠玉及花朵样装饰；翡翠，当为翡翠色彩的鸟羽，未必一定是翡翠鸟的羽毛；宝叶，即叶片状饰品；金琼，意谓各种金、玉装饰品。由此可见，这种首饰必然十分华丽珍贵、光彩照人。女孩子戴在头上，走起路来，步摇花上的珠玉、翡翠、饰叶、花朵等轻轻摇曳、熠熠生辉，真不枉了这“步摇”的名称。
汉魏南北朝时期盛行的步摇：一种可以称为步摇花，或简称步摇，通常为女子头上的饰物，流行于中原、南朝地区；另一种称为步摇冠，男子和女子均可以佩戴，主要流行于燕、代地区，即今天的山西、河北北部、内蒙古及辽宁一带，这里是当时北方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两种步摇均以黄金为基本制作原料，故又称金步摇，属于奢侈品，只有权贵阶层才用得起，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一、中原、南朝流行之步摇花
根据文献记载，汉魏时期的步摇和假髻拥有密切关系，乃至二者常常混为一谈，让今人不易分辨。汉末大儒郑玄曾多次提及步摇：
掌王后之首服，为副编次，追衡笄。（《周礼·天官·追师》）（郑玄注：“副之言覆，所以覆首为之饰，其遗象，若今步矣。”）[74]
夫人副袆立于房中。（《礼记·明堂位》）（郑玄注：“副者，首饰也，今之步摇是也。”）[75]
郑玄认为，王后首服中的“副”是一种首饰，即当时宫廷皇后、嫔妃、贵族妇女头上所戴的步摇。此种步摇覆之于首，所以称为“副”，而“副”是一种假髻，乃贵族妇女头上常用的妆饰。
副笄六珈。（《诗经·鄘风·君子偕老》）（毛亨注：“副者，后夫人之首饰，编发为之。”）[76]
副，妇人首服，三辅谓之假。（《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注）[77]
假即假髻，也就是妇女头上的“副”，即毛亨所谓“编发为之”的后夫人之首服，是用假发编缀而成。可是，假髻又和步摇是什么关系呢？《诗经·鄘风·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郑玄笺云：“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饰，如今步摇上饰。古之制所有，未闻。”[78]由于郑玄对上古“副笄六珈”的制度已经不是十分明了，所以只能用当时的步摇之制来加以解释，即在假髻做好、并用衡笄与真发固定在一起之后，还要在上边添加别的饰物，就像当时步摇上的饰物一样。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郑玄所谓“副”，其实就是安插了各种饰物的假髻，在东汉时也称为步摇。至于为什么这种妆饰要称为步摇，汉末刘熙的《释名·释首饰》给了我们一个较为明确的解释。
王后首饰曰副。副，覆也，以覆首，亦言副贰也，兼用众物成其饰也。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动也。[79]
刘熙认为，“副”是戴在王后头上的首饰，也就是覆首之饰，又称副贰，意谓附着在真发之外的假髻，上面安插着各式各样的装饰物；由于装饰物上悬挂着垂珠，珠子在人走动时会不停地摇曳，故此这种首饰便称为步摇。郑玄则明确把“副”看作后汉时的步摇，而“副”包含了假髻和假髻上的饰物，也就是说，郑玄心目中的步摇是指由假髻和假髻上的饰物共同构成的一套装饰品，很像一个安插着盛饰的假发套。然而，刘熙的《释名》似乎将“副”和“步摇”进行了区分，“副”是指假髻和上边的饰物，而“步摇”则似乎仅仅是指假髻上的饰物，上有垂珠，步则摇动。《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的一段资料，也证明到魏晋时期，人们对假髻和步摇已经作出了区分。
（孙皓）使尚方以金作华燧、步摇、假髻以千数。令宫人着以相扑，朝成夕败，辄出更作……（《江表传》）[80]
孙皓是东吴的末代皇帝，为人刻薄，耽于声色，据说还喜欢剥人的面皮。闲来无聊，他便和宫里的嫔妃们一起玩闹，还让她们戴上假髻和金步摇相互扑打，弄坏了便命人再做。在这里，《江表传》将假髻和步摇分而言之，还指出步摇是由黄金打制而成，可知此时，步摇已经专指黄金打制的首饰品了。关于步摇的形制与材料，《后汉书·舆服志》的记载可谓详备，以供参考：
皇后谒庙服，……假结，步摇，簪珥。步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桂枝相缪，一爵九华，熊、虎、赤罴、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六兽，《诗》所谓“副笄六珈”者。诸爵兽皆以翡翠为毛羽。金题，白珠珰绕，以翡翠为华云。[81]
《晋书·舆服志》所记与此大同小异，显然在资料上是一脉相承的，二者可以相互参照：
皇后谒庙，……首饰则假髻，步摇，俗谓之珠松是也，簪珥。步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支相缪。八爵九华，熊、兽（虎）、赤罴、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六兽，诸爵兽皆以翡翠为毛羽，金题白珠珰，绕以翡翠为华。[82]
以上两则资料告诉我们，步摇是安于假髻上的首饰，主体以黄金打制，上面还装置、镶嵌或悬挂有鸟兽、珠玉、毛羽、花朵等饰物。《晋书》称，当时人们对它的通俗称谓是珠松，可知上面应装饰有众多珠子之类的饰物。根据《后汉书》、《晋书》、《宋书》的记载，皇后参加宗庙礼仪、长公主入宫觐见可以佩戴步摇，可见步摇一开始主要是宫廷贵妇的妆饰，作为礼仪的一部分，用来体现妇女地位的上下尊卑。
山题，是指步摇的基座，用黄金打制而成。“一爵九华”，爵即雀，华即花。此句在《晋书·舆服志》及《太平御览》所引晋司马彪著《续汉书·舆服志》中，均为“八爵九华”，而《宋书·舆服志》则为“八雀九华”，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确定孰是孰非。熊、虎、赤罴、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应是六种神兽，具有祥瑞和辟邪的双重作用，寓意驱邪避凶、多福多寿。翡翠在古代有两意：一指翡翠鸟的羽毛，翡为赤羽雀，雄性，毛羽为鲜艳的红色，翠指青羽雀，雌性，毛羽为青绿色，翡翠鸟的羽毛，在古代是极其珍贵的装饰品，向来为人所珍爱；二指翡翠色的玉石，包括红、青、绿、碧等色彩的宝石，并非今人所谓来自缅甸一带的翡翠玉。曹植《七启》云：“戴金摇之熠耀，扬翠羽之双翘。”[83]其中讲到，美人头戴金步摇熠熠生辉，还有双翘的翠羽摇曳生风。可见步摇上边应该装饰有翡翠色的羽毛，当然不一定非得是翡翠鸟的毛羽，尤其魏晋以后，步摇进入一般贵家庭，上边的毛羽应该也会更加宽泛。结合上文所谓“诸爵兽皆以翡翠为毛羽”，我们以为，《后汉书》中金步摇上的“翡翠”，还是理解为“翡翠毛羽”更为贴切。当然，后人将金步摇上镶嵌的五色宝石亦称为翡翠，也是情理中的事情。
由此我们可以大体描绘一下《后汉书》中皇后、长公主所戴的金步摇。此种步摇，有一个黄金打制的基座“山题”，在山题上方是串有白珠的桂枝，桂枝彼此相互缭绕，成团行花枝状，花枝上装有八只雀鸟、九朵花；金步摇上还饰有六种神兽，无论鸟雀还是神兽，都用鲜艳的翡翠鸟羽加以装饰。至于山题、雀鸟、神兽、花朵、桂枝之间的相互关系，史书并没有详述。孙机先生根据国内外出土的步摇，主要是中亚，中国内蒙古、辽宁，朝鲜，日本等地出土的步摇冠，提出了六兽与桂枝之间的两种安排方法：“一种是在六兽中间装五簇桂枝；另一种则是以二兽为一组，当中各装一簇，共装三簇桂枝。”[84]此种安排，无疑是将汉地皇后的步摇设想成了燕、代地区少数民族的步摇冠，冠下方有一个环形的金制框架，六兽装置在环形框架之上，而桂枝则置于六兽之间，于是便出现了三簇桂枝和五簇桂枝的方案。此种安排与设想，很像1864年在顿河下游新切尔克斯克的萨尔马泰女王墓中出土金冠的形制（图3-35）。此金冠年代约为公元前2世纪，正当西汉中早期。由于广大中原和长江流域至今还没有出土相应的金步摇实物，所以我们对此只能存疑。
图3-35 金冠（新切尔克斯克萨尔马泰女王墓）
1984年，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韩佐乡红花村出土了一只东汉时期的金头花（图3-36），高8厘米，直径6.4厘米[85]。此花主体为金制，经捶揲、焊接、镶嵌而成。造型如花枝，上有四片长条形叶片，叶片顶端焊有小圆环，原本应悬挂有饰物，现已亡佚。叶片中间伸出八支弯曲的细茎，茎端有四朵小花、三支花苞，中间一支茎端站立着一只小鸟，小鸟口部有圆环，下挂一圆形金片。花心原本镶嵌有各种色彩的宝石，已经丢失。此金头花为“一雀七花”，多少让我们想起了《后汉书》中的“一爵九华”，二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只是未见六兽。或许，步摇花本来就不是指一件独立的饰物，而是一组，分别安插在假髻之上，这才有“副笄六珈”之说。而“六珈”，推测应是用来固定假髻和步摇的六支簪或钗，而在簪头或钗头上装饰着神兽。
图3-36 金头花（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韩佐乡红花村）
这支金头花的下部是一根空心圆茎，如若佩戴在头上，下边应该还会有一个基座，也就是山题，用以和簪钗配合使用。此种金头花，上面悬挂着金叶等可以摇曳的饰物，完全符合“步则摇动”的标准，可以说是典型的金步摇。类似此种形制的步摇，我们在传世画作中还可以看到。
迄今发现最早的步摇形象，出现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墓主人头上（图3-37）。这座汉墓出土了一幅巨型帛画，画面中间有一个老妇人拄杖而立，当为墓主人辛追夫人生前形象。在她的前面有两个举案跪迎的男子，身后是三个侍女拱手相随。考古报告说：“这段画面中的老妪，当是死者生前的形象。老妪发上所饰带白珠的长簪，是汉代贵族妇女特有的一种首饰。《续汉书·舆服志》所记载的后夫人首饰，都提到饰以白珠的首饰。”[86]所谓“饰以白珠的首饰”，也就是步摇。这件步摇形制较为简单，就是几根花枝，枝上饰有白色的珠子，是否有山题并不清楚。因人像是侧面，看不清具体戴法，所以发掘报告称之为“长簪”，有待商榷。辛追夫人是长沙相轪侯利苍的妻子，有学者认为她是第一代长沙王吴芮的女儿，曾被汉廷封为“公主”。无论如何，以辛追夫人的贵族身份，头戴步摇显然是地位的一种象征。
图3-37 帛画中的贵妇人，头上所戴珠串形首饰，疑为步摇（马王堆一号汉墓）
团形花枝状步摇，我们在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唐摹本）和《列女图》（宋摹本）中还可以看到。《女史箴图》是根据西晋张华的《女史箴》所创作，张华有感于晋惠帝皇后贾南风的专权善妒，引用古代宫廷女子的模范故事，借以讽喻贾后并教育宫中女子。该图所绘宫廷女子，大多数头上都戴有步摇（图3-38），均为两支一组，其形象大体相似，下部有一个酷似石榴花花蒂（图3-39、3-40）的基座，花蒂中伸出弯曲、扶疏的花枝，花枝上似有鸟雀、花朵、珠翠之属。此种步摇基座以上的部分，与甘肃武威出土的那支金头花极其相似。
图3-38 戴步摇的宫廷女子（顾恺之《女史箴图》）
图3-39 据顾恺之《女史箴图》所绘步摇效果图，其基座与石榴花花蒂相仿
图3-40 石榴花花蒂
《列女图》据刘向《列女传》而绘。西汉时，汉成帝沉湎于酒色，并宠信赵飞燕姐妹而荒废朝政，导致外戚专权。刘向有鉴于此，乃编辑自古以来贤妃、贞妇、宠姬等人的故事为《列女传》，献给成帝，期望他从中吸取教训。今日所见《列女图》中的女子，九人中有六人可以明确是戴有步摇的。她们所戴的步摇有两种形制：一种与《女史箴图》中所见相仿，为团形花枝状，戴者分别是许穆夫人（图3-41）、卫灵公夫人和晋羊叔姬；另一种为团形花朵状，比之前者形体较为小巧，下部亦有一石榴花花蒂状基座，基座上方为一花朵形饰物，戴者分别是卫懿公夫人、孙叔敖母和曹僖负羁之妻（图3-42）。沈满愿《咏步摇花》说：“剪荷不似制，为花如自生。”卫懿公夫人额头上方的步摇，便恰似一朵荷花（图3-43）。
图3-41 许穆夫人，头戴团形花枝状步摇（顾恺之《列女图》）
图3-42 孙叔敖母（左）和曹僖负羁之妻（右），二人头上均戴团形花朵状步摇（顾恺之《列女图》）
图3-43 卫懿公夫人，头戴荷花形步摇（顾恺之《列女图》）
值得注意的是，《列女图》中的晋羊叔姬、曹僖负羁之妻和孙叔敖母都并非宫廷贵妇，而仅仅是当时上层社会的妇女，顾恺之却同样给她们戴上了步摇，可见魏晋以降，一般贵族女性也是可以戴步摇的。《晋书·志第九》记载行蚕礼云：“蚕将生，择吉日，皇后着十二笄步摇，依汉魏故事……公主、三夫人、九嫔、世妇、诸太妃、太夫人及县乡君、郡公侯特进夫人、外世妇、命妇皆步摇、衣青，各载筐钩从蚕。”[87]于此可见晋时贵妇头戴步摇的盛况。这一点到了南朝则更为普遍，而且不再限于礼仪装束，而是进入了寻常生活。
芳郊拾翠人，回袖掩芳春。金辉起步摇，红彩发吹纶。汤汤盖顶日，飘飘马足尘。薄暮高楼下，当知妾姓秦。（梁·费昶《春郊望美人》）[88]
明珠翠羽帐，金薄绿绡帷。因风时暂举，想象见芳姿。清晨插步摇，向晚解罗衣。托意风流子，佳情讵肯私。（梁·范静妻沈氏《戏萧娘》）[89]
春晚驾香车，交轮碍狭斜。所恐惟风入，疑伤步摇花。含羞隐年少，何因问妾家。青楼临上路，相期觉路赊。（梁·刘遵《相逢狭路间》）[90]
以上诗歌，都是因美人而言及步摇花，写她们头戴步摇、熠熠生辉的摇曳姿态与万般风情。可知在日常生活中，步摇花已经成为南朝佳丽们的珍爱。然而，南朝时期的步摇是否在形制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并不清楚。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在中原和南朝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完整的顾恺之笔下的金步摇实物。只是在不少墓葬中，发现了一些疑似步摇上的金制配件。南京北郊东晋墓出土了两件金花（图3-44）和三件鸡心形金叶[91]。山东临沂洗砚池M2号晋墓出土了八件桃形金叶和部分金饰残件（图3-45）[92]。南京市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墓M12，出土了四件桃形金叶、一件金饰物和三片金制残件；M13出土了九件桃形金叶和部分金珠、金薄片、金饰件[93]等。其中的金花有茎，六片花瓣上均饰有金粟；桃形或鸡心形金叶，顶端都打有一个小孔，显然属于悬挂物，这和金步摇上的摇叶十分相似。二者很可能就是步摇上的装饰物。但在更多的证据出现之前，我们还只能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
图3-44 金花（南京北郊东晋墓）
图3-45 部分桃形金叶和金饰残件（山东临沂洗砚池M2号晋墓）
六朝步摇也许一直处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并在形制上有所变化。金步摇在一般贵族妇女中的流行和普及，很可能令步摇的形制与佩戴日趋简易，这是一种比较合乎常规的推测。基于此，步摇到了唐以后便与钗合二为一，出现了钗头上缀以鸟雀、蝴蝶、花朵、珠玉等饰物的步摇钗（图3-46、3-47），也就不会让人觉得诧异了。《新唐书·五行一》载：“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94]又唐代诗人张仲素《宫中乐》云：“翠匣开寒镜，珠钗挂步摇。妆成只畏晓，更漏促春宵。”[95]从中可以看出，钗与步摇已经合二为一，称为步摇钗了，而且在贵妇和士民女子中间已经十分普及，不再是贵妇们的专利了。
图3-46 头插步摇的唐代妇女（陕西省乾县唐永泰公主墓出土石刻）
图3-47 四蝶银步摇钗（左）和金镶玉步摇钗（右） （安徽省合肥市农学院南唐汤氏墓）
二、燕、代地区流行之步摇冠
根据史书记载，中国北方的燕、代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盛行一种步摇冠，这和出土文物的分布情况也是基本相符的。北方出土的步摇冠配件，主要分布在今天的内蒙古、辽宁一带。从近几十年发现的考古实物与学术研究成果[96]看，居住在中国北方的草原游牧部落，很久以来就有戴金冠、金饰的文化传统，这为步摇冠的流行奠定了必要的民族文化心理基础。正是草原部落自身的这种文化传统，使得中国北方流行的步摇冠和中原、南朝地区流行的步摇花，在形制和佩戴上，都体现出了许多不同点。
较早记载北方少数民族戴步摇的文献资料是《后汉书·乌桓传》:“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着句决，饰以金碧，犹中国有簂步摇。”[97]句决是一种首饰，其形制今人已不清楚。簂疑为帼，即巾帼（一种假髻），是用假发（如黑色丝、毛、线）等编制而成的类似于假髻的饰物，用时直接戴在头上。刘熙《释名·释首饰》:“簂，恢也，恢廓覆发上也。”[98]清人厉荃《事物异名录》云：“按：簂即帼也，若今假髻，用铁丝为圈，外编以发。”[99]当然，汉代人的巾帼未必是用铁丝为圈，或许用的是别的材料，但帼是假髻这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尽管我们还没有出土实物可以参照，但从汉代图像资料（图3-48、3-49）来看，此种假髻大概通常和巾子一起配合使用，即在假发套上加巾子以为饰，这或许就是“巾帼”一名所以和“巾”密不可分的原因。
图3-48 头戴巾帼的妇女陶俑（广东省广州市郊东汉墓）
图3-49 头戴巾帼的妇女陶俑（四川省忠县涂井汉墓）
乌桓妇女头上的发饰，有句决，上面饰金碧，类似于在中原地区的巾帼上加以金步摇。这样的装束就很有点儿像金冠了，所以孙机先生说：“如果进一步将巾帼改用更硬挺的材料制成类似冠帽之物，再装上多件步摇，就可以称之为步摇冠了。”[100]乌桓妇女的帼步摇是否可以称为步摇冠，它的具体形制如何，我们可以从出土的一些金饰中得到些许启示。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4号汉代匈奴墓出土的一套贵妇人的金首饰，有长条形金饰片62件，卷云纹金饰片15件，包金贝壳饰片6件及大量金属珠，饰片上边均留有针孔。孙机先生认为，这些饰片原本应该是缝在巾帼或者帽子上，整体看来就像一件摇曳生辉的金冠[101]（图3-50、3-51）。这种冠饰或曰帽饰，大约与乌桓妇女的帼步摇装束十分相似。乌桓，史书又称“乌丸”，与鲜卑族同属于东胡部落联盟的一支。秦朝末年，东胡被匈奴击破后迁居乌桓山（今辽河上游西喇木伦河以北），并因此而得名。汉武帝击败匈奴，迁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地区，为汉朝戍边，抵御匈奴的袭扰，并设置了护乌桓校尉，东汉魏晋沿置未变。东汉时窦宪击破北匈奴，迫其西迁；而乌桓人大部则逐渐南迁与汉族融为一体。（这样，来自大兴安岭一带的鲜卑人，便乘虚入主广大的漠北草原与内蒙古、燕代、辽西、辽东地区。）乌桓妇女的装束，想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匈奴服饰文化的影响。
图3-50 阿富汗北部席巴尔甘6号大月氏墓女主人头部金饰复原图（左）；内蒙古西沟畔4号汉代匈奴墓女主人头部金饰复原图（右）；两者应具有一定的承继关系
图3-51 内蒙古西沟畔4号汉代匈奴墓出土金头饰、耳饰实物图
其实，无论匈奴、乌桓妇女的金首饰，还是后来鲜卑民族的步摇冠，与中国西北及北方游牧部落的金冠文化，都是一脉相承的。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战国晚期匈奴墓出土的一只金冠（图3-52），包括冠顶和环形冠箍两部分。冠箍与冠顶分离，冠顶下部为一半球形，上立一只雄鹰，俯视大地。二者原本应该与毛制品或棉麻制品等一起，连缀成一只完整的冠帽。而新疆吐鲁番市交河沟西1号汉墓出土的金冠（图3-53），则仅余一只半圆形冠箍，未见冠顶。如果这种金冠的冠顶加上一些可以摇曳的饰物，也就可以称为步摇冠了。巧合的是，在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毛力吐鲜卑墓葬中，就出土了一件东汉时期的金冠饰[102]（图3-54），下部为一圆盘形底座，上立一只凤鸟，在凤鸟双翅和尾翼边缘上打有小孔，上缀可以摇曳的圆形叶片。在金冠饰的圆形底座上，打有四个小孔，应该是用以连缀冠帽的，或者可以说，这就是一件金冠的冠顶。这样的金冠，应该就是较早出现的步摇冠的一种。
图3-52 金冠（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战国晚期匈奴墓）
图3-53 金冠（新疆吐鲁番市交河沟西1号汉墓）
图3-54 东汉时期的金冠饰（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毛力吐鲜卑墓）
步摇冠似乎和鲜卑人有着不解的情缘，至今在北方发现的金步摇实物，大都出土于鲜卑墓葬或窖藏中。而关于慕容鲜卑与步摇冠的关系，还有一段历史传说：
慕容廆，字弈洛瑰，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其后与匈奴并盛，控弦之士二十余万，风俗官号与匈奴略同。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以为号。曾祖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从宣帝伐公孙氏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时燕代多冠步摇冠，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发袭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后音讹，遂为慕容焉。[103]
此文说鲜卑慕容部因步摇冠而得名，并不符合事实。《三国志》卷三十，裴松之注“鲜卑”条，云东汉桓帝时，鲜卑首领檀石槐称霸漠北，分鲜卑为三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为中部，十余邑，其大人曰柯最、阙居、慕容等，为大帅”[104]。可知，东汉时鲜卑部族之一的首领即已称为“慕容”，而慕容部很可能早已经沿用这个名称。慕容廆的祖父莫护跋，在曹魏初年率众入居辽西，他们应该是慕容部的一个分支，因为帮助司马懿平定辽东公孙渊有功，获朝廷封赏，便定居此地，辽西也就成了这支慕容氏的发迹之地。
鲜卑与乌桓同为东胡的分支，很久以来就和匈奴人共居中国北方大草原，二者同样深受匈奴文化的影响。上文称鲜卑人“风俗官号与匈奴略同”，应该是有根据的。就此而论，鲜卑服饰文化（包括步摇冠）自然会受到匈奴人的影响。而东汉末年燕代地区流行的步摇冠，可能就是北方游牧民族金饰文化的一部分，与其金冠传统是一致的。身为鲜卑人的莫护跋喜欢步摇冠，是情理中的事情。而黄金步摇冠，无疑是草原民族身份与地位的象征。这种步摇冠的配件，在今天辽西的朝阳地区发现最多，这和慕容鲜卑的发祥地是一致的。据统计，在辽宁朝阳魏晋及三燕时期的墓葬中，北票房身村墓、田草沟墓、朝阳十二台砖厂墓、喇嘛洞墓及北票冯素弗墓、王子坟山墓等地，都曾出土过此种器物。
北票房身村晋墓出土金步摇两件（图3-55、3-56），一大一小。发掘报告说，两件器物的基座均为透雕，四周遍布针孔，大的四角还各有一穿孔；同墓还出土有花蔓状金饰两件（图3-57），上面悬挂有圆形金叶片，与步摇共用，疑为冠上的围饰[105]。由于墓中没有出土簪、钗类饰物，我们推测，花蔓状金饰和今天称之为“步摇”的两件花树状金饰，很可能是用丝线类固定在冠（或巾帼）上的饰物，合而言之，也就成了步摇冠。王子坟山晋墓和田草沟晋墓出土的“步摇”（图3-58、3-59、3-60），基座也是透雕，前者四角也各有一穿孔，基座的镂空与穿孔，都为用丝线加以固定预留了空间。
图3-55 金步摇（大）（辽宁朝阳北票房身村晋墓）
图3-56 金步摇（小）（辽宁朝阳北票房身村晋墓）
图3-57 花蔓状金饰（辽宁朝阳北票房身村晋墓）
图3-58 金步摇（辽宁朝阳王子坟山晋墓）
图3-59 金步摇（大）（辽宁朝阳田草沟晋墓）
图3-60 金步摇（小）（辽宁朝阳田草沟晋墓）
冯素弗墓出土的金冠框架，以十字形长条金片弯作弧形，构成冠顶，顶部有基座，上面伸出六根花枝，枝上挂有金叶片（图3-61）。这支金冠框架，和韩国大丘飞仙洞37号伽耶墓出土鎏金铜冠（图3-62左）的冠顶十分相似，可知它应该是步摇冠的内层框架，即冠顶。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无法断定冯素弗所戴步摇冠的完整形象。冯素弗是北燕太祖天王冯跋的弟弟，官至侍中、车骑大将军、录尚书事、辽西公。他的墓中出土有蝉纹金珰（图3-63），这是当时侍中、常侍的基本标志，与其身份是完全吻合的。其身份高贵至此，头戴步摇冠自是常理中的事情。此墓出土文物中还有金牌饰（图3-64），推测应该与蝉纹金珰、金冠框架同为步摇冠上的构件。
图3-61 金冠框架（辽宁北票冯素弗墓）
图3-62 韩国大丘飞仙洞37号伽耶墓出土鎏金铜冠（左）与冯素弗墓出土金冠框架（右）对比图
图3-63 蝉纹金珰（辽宁北票冯素弗墓）
图3-64 金牌饰（辽宁北票冯素弗墓）
除却上述慕容鲜卑的步摇冠饰之外，拓跋鲜卑也有戴步摇冠的习俗。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达茂旗（现归属包头市）西河子乡的一处窖藏中，出土了四件步摇冠饰，两两相同，恰好是两对（图3-65）。汉末魏晋之际，现包头市一带为鲜卑拓跋部所居，这里出土的步摇冠饰，应为拓跋鲜卑人的服饰。这两对步摇冠饰都镶嵌有青碧色的料石，有的已经脱落；其中一对的基座似鹿形，另一对的基座似牛形，基座上方均为鹿角形枝杈，这可能和拓跋鲜卑人的祖先来自大兴安岭拥有密切关系。1980年7月，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文物工作者，在大兴安岭北段的嘎仙洞内，发现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于太平真君四年（443年），派遣中书侍郎李敞祭祖时所刻的祝文。这和《魏书》所记基本吻合，证明嘎仙洞就是北魏拓跋鲜卑祖先居住的石室旧墟。《魏书·乌洛侯传》称：
图3-65 金步摇（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达茂旗西河子乡窖藏）
乌洛侯国，……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106]
这一历史发现表明，鲜卑人的祖先原本确系居住在大兴安岭的群山中，过着狩猎生活，森林生涯对他们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这一带如今是鄂伦春人的生息地，此处与人关系最密切的食草动物是驯鹿，头上长枝杈形鹿角，面目似牛、似鹿。因此，达茂旗出土的两对似牛、似鹿的金步摇饰，应该是拓跋鲜卑人对其祖先森林生活的怀念；其上部枝杈似鹿角、悬挂树叶形金片，更可以说明他们心灵深处对森林的那份眷恋。而慕容鲜卑人的多件树杈形步摇，及树杈上的叶形金片，似乎也说明了这点。不同的是，二者的牌饰，一为动物面形，一为镂空矩形，说明他们在心理、文化上虽然同源，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可能和他们生活环境的变迁具有一定关系。
晋室南迁以后，中国北方便长时间处在鲜卑人的统治之下。北魏政权虽然进行过深入的汉化变革，但其自身的服饰文化不可能完全消亡，只可能是在汉化的过程中，逐渐实现二者的优缺互补。部分鲜卑服饰文化，甚至会顽强地生存下去，成为其北方文化基因的一种遗存，步摇冠就是其中一例。在南朝陈人和北周人的诗歌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北方任侠少年头戴步摇冠的景象。
长安好少年，骢马铁连钱，陈王装脑勒，晋后铸金鞭。步摇如飞燕，宝剑似舒莲。去来新市侧，遨游大道边。（陈·沈炯《长安少年行》）[107]
飞甍雕翡翠，绣桷画屠苏。银烛附蝉映鸡羽，黄金步摇动襜褕。兄弟五日时来归，高车竟道生光辉。……少年任侠轻年月，珠丸出弹遂难追。（北周·王褒《日出东南隅行》）[108]
南朝陈时，长安是北周的都城，北周乃鲜卑宇文部建立的政权，而长安自北魏以来便归于鲜卑人的统辖之下。因此，无论是沈炯还是王褒笔下的北方任侠少年，都应该是指鲜卑人或鲜卑化的汉人。鲜卑人原本就是马背上的民族，任侠尚武，又是通过马上征战获得的天下，所以，骑马、戎装自然会成为少年人的时尚追求。从诗歌内容看，他们头戴金步摇冠，应该属于贵族，是鲜卑人中的上层统治者，因为只有贵族才可能戴得起这样贵重的首饰。长安的任侠少年头戴步摇冠，“去来新市侧，遨游大道边”的情景告诉我们，鲜卑人从汉末发迹到北朝末年，步摇冠一直是他们引以为傲的盛饰。
流行于燕代地区的金步摇，因直接传承了中亚及中国北方草原游牧部落的金冠文化传统，更多保留了金冠的样式与风貌。今天北方出土的金步摇配件，大多是和冠帽缝缀在一起使用，可以称为步摇冠。此种步摇冠，男女均可以佩戴。从出土文物的形制看，步摇冠的主要配件“步摇”，有一种是悬挂着金叶片的鸟形，仅有一件；而另一种则比较常见，下部是一个牌型基座，有兽面形和镂空矩形，上部是呈平面扇形展开的枝杈，枝杈上悬挂着可以摇动的桃形金叶片。两者均为鲜卑人所佩戴，从其似牛、似鹿的牌型基座和扇形鹿角状、树枝状枝杈，及其摇叶主要为树叶来看，这可能和鲜卑人的祖先曾经生活在森林里有密切关系，体现了他们对祖先森林生活的一种怀念。
流行于中原、南朝地区的金步摇，显然因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而受到了草原金冠文化的影响。中原地区拥有自己漫长的衣冠文化传统，不可能完全照搬外来的首饰样式与佩戴方法，必然对它进行汉化处理，使之适应中原人的风俗习惯，当然，更重要的是文化理念。因此，草原游牧民族的金步摇，和中原地区的簪钗、珠玉、花朵、翡翠、珍禽、瑞兽等相结合，便产生了中原诗人笔下的步摇花。这种改良以后的步摇花，显然是女子的专利。对于中原士大夫来说，他们拥有自己的冠冕传统，那可是祖宗之法，是士人心目中的文化正统，根本不需要金步摇来自抬身价。步摇花的形制，从出土实物和图像资料看，大体呈团形花枝或团形花朵状，这和北方平面扇形的步摇枝杈形成了鲜明对比。步摇花是插在发髻上，推测应与簪钗配合使用才行。无论其形制还是佩戴方式，都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审美倾向与文化理念。
从整体上看，尽管南北两种金步摇都受到了中亚异域文化的影响，但因其各自成长于不同的地域环境和文化传统，所以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样式与风貌。二者虽然历史上都被称作“步摇”，但他们的差异及其背后的文化传承，还是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和深思。
六朝女子服饰上承两汉之遗绪，下开隋唐之风气，在中华民族服饰史上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魏晋以来，旷日持久的战争给世人带来心灵的伤痛，同时也打碎了人们内心的僵化与保守，胡风南下的同时，北方民族亦开始真诚接受汉文化的洗礼。无论裆衫、袴褶，还是步摇花、步摇冠，都是这种民族文化大融合背景下的产物。开放的思想，带来了民族服饰文化的创新与多样性。隋唐以降，中外文化的交流日益广泛和深入，受胡风浸染，我华夏女子的装饰也更趋大胆与开放，乃至女着男装、胸颈敞露，完全一派大国的自信与张扬，造就了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一个衣冠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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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334页。
[2]（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823页。
[3]（清）王先谦：《释名疏证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255页。
[4]周祖谟：《〈方言〉校笺》，中华书局，2011年，26页。
[5]（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394页。
[6]（清）王先谦：《释名疏证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255页。
[7]（陈）徐陵编，（清）吴兆宜注，程琰删补，穆克宏点校：《玉台新咏笺注》，中华书局，2004年，51页。
[8]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354页。
[9]（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394页。
[10]《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50册，127页。
[11]（唐）徐坚：《初学记》，中华书局，1962年，631—632页。
[12]（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98年，978页。
[13]（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98年，260页。
[14]（陈）徐陵编，（清）吴兆宜注，程琰删补，穆克宏点校：《玉台新咏笺注》，中华书局，2004年，185页。
[15]（唐）徐坚：《初学记》，中华书局，1962年，383页。
[16]（清）王先谦：《释名疏证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254页。
[17]《汉魏古注十三经·仪礼》，中华书局，1998年，67页。
[18]（宋）李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98年，1636页。
[19]（宋）李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98年，1636页。
[20]（宋）李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98年，1636页。
[21]（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98年，363页。
[22]（宋）李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98年，3095页。
[23]（清）王念孙：《广雅疏证》，中华书局，2004年，232页。
[24]（清）王先谦：《释名疏证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254页。
[25]（清）王先谦：《释名疏证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254页。
[26]（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98年，1004页。
[27]（陈）徐陵编，（清）吴兆宜注，程琰删补，穆克宏点校：《玉台新咏笺注》，中华书局，2004年，345—346页。
[28]（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98年，656页。
[29]（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98年，366页。
[30]（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98年，656页。
[31]（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98年，364页。
[32]（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2006年，1984页。
[33]（宋）李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98年，3095页。
[34]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407页。
[35]（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98年，374页。
[36]关于花木兰戎装与常服的情况，可以参照南北朝时期戎装与女子服饰的具体样貌，但这些也只是推测。详情可参考宋丙玲：《花木兰的着装——北魏女性服装的图像学研究》, 《艺术设计研究》2010年第2期，43—48页。
[37]王国维《胡服考》云：“胡服之入中国始于赵武灵王。其制，冠则惠文；其带具带；其履靴；其服，上褶下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94年，1069—1074页。）观堂先生以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其所服戎装即为上褶下袴。但“袴褶”一词首见于魏晋时期，概此前虽有上衣下裤的着装方式，却未形成定制。袴、褶二字合成一词，意味着魏晋时期“袴褶制”已获得了较为普遍的认可，这从出土文物和历史文献两个方面，都可以获得足够的材料支撑。
[38]（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772页。
[39]（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1181页。
[40]（梁）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2007年，849页。
[41]（梁）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2007年，103页。
[42]（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2006年，189页。
[43]（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2003年，1151页。
[44]（宋）李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98年，2168页。
[45]（宋）李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98年，3067页。
[46]《宋本玉篇》（据张氏泽存堂本影印），中国书店，1983年，505页。
[47]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偃师前杜楼北魏石棺墓发掘简报》, 《文物》2006年第12期，40页。
[48]焦作市文物工作队：《河南焦作化电集团西晋墓发掘简报》, 《中原文物》2012年第1期，7页。
[49]（宋）李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98年，2571页。
[50]（宋）李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98年，3618页。
[51]偃师商城博物馆：《河南偃师两座北魏墓发掘简报》, 《考古》1993年第5期，417页。
[52]参见《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94年，1069页。
[53]参见《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219页。
[54]《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50册，130页。
[55]（汉）史游：《急就篇》，岳麓书社，1989年，144页。
[56]（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2006年，1840页。
[57]（唐）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2003年，699页。
[58]（唐）魏徵等：《隋书》，中华书局，2000年，259—260页。
[59]（宋）李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98年，3104页。
[60]（唐）魏徵等：《隋书》，中华书局，2000年，267页。
[61]（清）王先谦：《释名疏证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252页。
[62]（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391页。
[63]《汉魏古注十三经·礼记》，中华书局，1998年，109页。
[64]（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中华书局，2006年，405页。
[65]《宋本玉篇》（据张氏泽存堂本影印），中国书店，1983年，5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