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城市人口众多，商业发展极快。据《宋史》记载，东京有居民一百多万，加上一大批没有户口的“游手”、“浮浪”以及官府机构和军队，人口更多，是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大城市。宋代城市民间娱乐文化极其繁盛。由于平民文化的兴起，一些社会上层人士开始欣赏并有选择地采用了某些平民的生活方式。在临安街头和许多其他场合，市民生活气息颇为浓厚，达官贵人与一般平民相混杂的现象已相当普遍。宋代城市里也出现了专供普通小民娱乐的歌舞、说唱、曲艺、杂技等从事表演娱乐的固定表演场所：“瓦舍”、“勾栏”、“乐棚”[37]。
宋代节日庆典最多，文化娱乐活动频繁，所谓“时节相次，各有观赏”。与节日娱乐增多对应的是人们对各种节令饰品的需求大增。金盈之《醉翁谈录》卷三《京城风俗记》载：“（正月）妇人又为灯毬、灯笼，大如枣栗，如珠翠之饰，合城妇女竞戴之。”既然“合城妇女”竞相佩戴，可想节日期间饰品消费量之巨大。咸淳年间（1265—1274年）都人以碾玉为首饰，里巷妇女以琉璃为首饰。有诗云“京师禁珠翠，天下尽琉璃”[38]。
一、钗斜穿彩燕
彩燕，也称“春燕”或“缕燕”。据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立春日，悉剪彩为燕以戴之，帖宜春之字。”[39]隋杜公瞻注引傅咸《燕赋》:“四时代至。敬逆其始。彼应运于东方。乃设燕以迎至。翚轻翼之歧歧，若将飞而未起。何夫人之功巧。式仪形之有似。御青书以赞时。着宜春之嘉祉。”可知早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人已有簪燕示春的先例。在唐代，簪彩燕逐渐成为迎春时的一种习俗。唐人诗云“钗斜穿彩燕”[40], “彩燕表年春”[41]。
至宋代，立春日头戴彩燕成为风俗。这在宋人的诗词中有诸多记载，如“彩燕迎春入鬓飞”[42], “花鬓愁，钗股笼寒，彩燕沾云腻”[43]和“瑶筐彩燕先呈瑞，金缕晨鸡未学鸣”[44]。宋代城乡经济的繁荣，唤起了画家们对世俗生活的兴趣。当时绘画的主题增加了表现普通市民平凡琐细的日常小景内容的风俗画和节令画。在传南宋李嵩绘《市担婴戏》（图5-13）和《货郎图》（图5-14）中担货游贩的头巾上就插有一只作展翅低首俯冲状的黑色燕子。这或是北方地区用乌金纸剪成燕形的“黑老婆”。证以明代周祈《名义考》:“北俗元日剪乌金纸，翩翩若飞翔之状，容之谓之‘黑老婆’, ……即彩燕之道也。”[45]除了黑色，也还有白色，如传北宋苏汉臣所绘《货郎图》（图5-15）中货郎的头上也簪戴着一只白色的春燕。
图5-13 《市担婴戏》（南宋 李嵩）
图5-14 《货郎图》（南宋 李嵩）
图5-15 《货郎图》局部（北宋 苏汉臣）
除了使用彩帛、乌金纸剪裁外，贵族女性还用金银锤、錾刻等工艺做出精致立体的燕形。如株洲丫江窖藏金花鸟银脚步摇，通长23厘米，重17.2克，环绕着折枝牡丹的一对蝴蝶、两只燕雀以薄金片錾刻成形。同样的例子又如湖南益阳市八字哨关王村宋元窖藏出土的元代银片和银丝制成春燕饰品（图5-16）。它是将簪首制成盛开的琼花、花苞和几片慈姑叶，并在其上用弹簧丝缀燕形，残长11.2厘米，花宽9厘米，重5.5克。
图5-16 元代银片和银丝制成的春燕饰品（湖南益阳市八字哨关王村宋元窖藏，扬之水《湖南宋元窖藏金银器的发现与研究》）
还有更为精致的例子。北京定陵明代孝靖皇后棺内出土一对双鸾衔寿果金簪（图5-17），顶端为花丝梅花托，花心伸出两条用无芯螺丝做成的花蕊，像弹簧一样，其上站立花丝制作的鸾鸟一对，口衔寿果与方胜滴，两只鸾鸟的身和翅膀用金丝掐制成小卷纹（直径0.18毫米，长0.9毫米）密密堆垒而成。鸟尾采用錾花工艺，中间契筋，两边组丝（錾花的一种技法，錾雕出平行细线效果）。鸟眼用花丝围“松”[46]。经组装焊接做成的双鸾鸟，站在花蕊上，能随时颤动，好像要展翅欲飞。[47]与这些实物相对应的簪春燕首饰形象如唐寅所画《王蜀宫妓图》中盛装宫妓中的中间正面者（参见图5-12）。她云髻高耸，两侧饰春花，头戴小冠，冠顶部簪有一只小巧的春燕。
图5-17 双鸾衔寿果金簪（北京定陵明代孝靖皇后棺内，《定陵》）
二、金缕晨鸡未学鸣
除了燕子外，宋人还有以鸡形作为迎春之饰的风俗，其名曰“春鸡”或“彩鸡”。例如，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立春日”引万俟咏《立春》词：“彩鸡缕燕已惊春，玉梅飞上苑，金柳动天津。”《春词》:“彩鸡缕燕，珠幡玉胜，并归钒鬓。”[48]
鸡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一种身世不凡的灵禽，汉代人编写的《春秋运斗枢》称“玉衡星散为鸡”，即鸡由星宿下凡变化而成。《祖庭事苑》也说：“人间本无金鸡之名，以应天上金鸡星，故也，天上金鸡鸣，则人间亦鸣。”古代帝王每逢出巡，仪仗中有二十八星宿旗，相配二十八禽，其中“昴宿”上绘七星，下绘鸡，又叫“昴日鸡”。由于鸡世司守夜，故谓“常世之鸟”。在中国古人心中，黑夜是阴间鬼魅横行的时间，鸡鸣则天明，因此，鸡成为能使太阳复出，驱邪逐鬼的神鸟。晋代王嘉撰《拾遗记》:“沉鸡鸣，色如丹，大如燕。常在地中，应时而鸣。声能远切，其国闻其鸣。”除了报时，鸡形也象征着春天的到来。在古人的观念里，鸡是具有文、武、勇、任、信“五德”的家禽，如汉代韩婴撰《韩诗外传》中形容鸡“夫首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得食相告，任也。夜不失时，信也”。此外，鸡在汉语中，又与“吉”谐音，无形中又增加了祈福纳吉的价值。从鸡的风俗象征上说，鸡在古代文化中象征着驱逐邪恶、在腊月岁终送刑德迎春神（元旦为鸡日）的寓意。
春鸡的形象常被古人用于迎春之饰，如河南新乡延津县宋代陶瓷贵妇人偶的发髻上的黄褐色鸡形饰品（原文称“戴金（黄釉）凤冠”，图5-18）[49]。与彩燕不同，春鸡既不是用彩帛制作，也不是用乌金纸剪成，而是“以羽毛条绘彩”[50]制成。查看图像可知，宋人用鸟羽粘缝出的春鸡和春燕，一般只做出双翅的造型，而不是鸡和燕的全形。粘缝后的鸟羽或用时系缚簪钗上，插于两鬓。例如，河北曲阳王处直墓出土的彩绘浮雕武士头盔的两侧就饰有鸟翅（图5-19）。而在武士头后还有一只雄鸡，其脚下踏着一只牛。“春鸡”、“土牛”都是春天的标志和象征。所以，笔者认为该武士头盔两侧的翅羽上应有“春鸡”的简略形式。这种翅羽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河南许昌地区宋代陶瓷武士偶头冠的两侧也有翅羽装饰（原文称“凤翅盔”，图5-20）[51]。此外，宋人也有将鸟羽编缀成帽形扣戴于头部的例子，如《大傩图》中人物（图5-21）。
图5-18 宋代陶瓷贵妇人偶（河南新乡延津县）
图5-19 彩绘浮雕武士（河北曲阳王处直墓）
图5-20 宋代陶瓷武士偶（河南许昌地区）
图5-21 《大傩图》（南宋 佚名，故宫博物院藏）
图5-21 《大傩图》局部
图5-21 《大傩图》局部线图
三、蛾儿雪柳黄金缕
与彩燕和春鸡相同，闹蛾也是宋人用于节令的饰品。关于闹蛾与草虫主题，扬之水先生在《明代头面》一文中有颇为精彩的论述[52]，颇有启发该习俗至迟在唐代已有。唐人张祜《观杨瑗柘枝》诗云：
促叠蛮鼍引柘枝，卷帘虚帽带交垂。紫罗衫宛蹲身处，红锦靴柔踏节时。微动翠蛾抛旧态，缓遮檀口唱新词。看看舞罢轻云起，却赴襄王梦里期。[53]
陕西西安玉祥门外隋朝李静训墓出土了一件黄金闹蛾扑花（图5-22）。李静训乃光禄大夫李敏与周宣帝之女宇文娥英的女儿，外祖母是隋文帝长女。据墓志记载，李静训幼年随外祖母生活，九岁卒，葬于长安皇城西的休祥里万善道场。由于她身份特殊，故随葬品极尽奢华，墓中有大量金银玉器和瓷器、玻璃器等。该墓出土的黄金闹蛾扑花是由一簇簇六瓣花朵的小花组成，上有一只大花蛾飞于花丛中，其下有三叉簪脚，可固定于发髻间。整个头饰制作精致，华贵灿烂，正如其墓志铭上所说：“戒珠共明珰并曜，意花与香佩俱芬。”[54]安徽合肥西郊南唐保大年间的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长银步摇（长18厘米），其顶端有四只银蛾作飞舞状，下有垂珠玉串饰。
图5-22 黄金闹蛾扑花（陕西西安玉祥门外隋朝李静训墓）
在宋代，每年正月十五上元夜都会解除宵禁，特许人们彻夜游玩。妇女们可以穿戴整齐走出闺门，赏灯看月，尽兴游玩。作为应令的装饰，簪戴闹蛾在宋代已成为一种风气。辛弃疾在《青玉案·元夕》中先描写了元宵的热闹景致：“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然后出现了一位头戴“蛾儿雪柳黄金缕”的女性在“灯火阑珊处”游玩。宋代杨无咎《人月圆》词：“闹蛾斜插，轻衫乍试，闲趁尖耍。百年三万六千夜，愿长如今夜。”[55]可见，在宋代，与彩灯、箫鼓、烟火、歌舞一样，簪戴闹蛾成为热闹节日的一部分。
其实，不仅是上元夜，元旦、立春之日也可簪戴闹蛾。《金瓶梅词话》第七十八回：“（正月元旦）放炮仗，又嗑瓜子儿，袖香桶儿，戴闹蛾儿。”[56]且男性也可簪戴。明代沈榜《宛署杂记》称元旦出游时，“大小男女，各戴一枝于首中，贵人有插满头者”[57]。男子戴闹蛾的情形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大傩图》中有生动的表现，在舞者人群中就有在头戴巾帽的当心缝缀闹蛾形象。其热闹景象与周密撰《武林旧事》卷二中记载元夕“内人及小黄门百余，皆巾裹翠蛾，效街坊清乐傀儡，缭绕于灯月之下”的情景颇为吻合。孙景琛在《〈大傩图〉实名辨》一文中指出，《大傩图》表现的是明代京城民间迎春舞队或社火时的场面[58]。此外，传北宋苏汉臣《五瑞图》表现的是，在春天庭院里，几个孩童穿着彩衣，勾画脸谱，戴着面具，模仿大人们跳“大傩舞”的情景。在其中那位模仿药师的儿童头上插着的春幡上就吊着一个白色的闹蛾（图5-23）。
图5-23 《五瑞图》局部（北宋 苏汉臣，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闹蛾”又作“闹鹅”、“春蛾”或“闹嚷嚷”。“闹鹅”如《宣和遗事》后集：“京师民有似云浪，尽头上戴着玉梅雪柳闹鹅儿，直到鳌山下看灯。”又《水浒传》第六十六回说鼓上蚤时迁挟着的篮子“上插几朵闹鹅儿”。“春蛾”如明代信阳人周复元《迎春曲》在描述北京的迎春习俗时称“春胜春蛾闹五侯”[59]。“闹嚷嚷”如《宛署杂记》记载元旦出游，人们都头“戴闹嚷嚷”[60]；清代王夫之《杂物赞·活的儿》引宋代柳永词云：“所谓‘闹蛾’儿也，或亦谓之闹嚷嚷。”[61]
蛾的形状与蝴蝶略似。区别在于蛾的腹部短粗，触角呈羽状，静止时双翅平伸；而蝴蝶的翅膀和身体有鲜艳的花斑，头部有一对棒状或锤状触角，翅宽大，停歇时翅竖立于背上。蝴蝶多在白天活动，蛾子习惯在夜间活动，且有趋光的习性。顾名思义，中国古人称“闹蛾”是取蛾儿戏火之意。它正与上元夜街上装点的各色灯笼相呼应。但古人也多将闹蛾做成蝴蝶形，如宋代范成大《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有“花蝶夜蛾迎”, “花蝶”句下自注云：“大白蛾花，无贵贱悉戴之，亦以迎春物也。”实物如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银蝴蝶头饰（图5-24）。[62]该实物主体纹样为一只蝴蝶纹，边饰錾刻的花卉图案，蝴蝶的髯须外张。
图5-24 唐代鎏金银蝴蝶头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宋代词人史浩在《粉蝶儿·元宵》中写到：“闹蛾儿，满城都是。向深闺，争翦碎，吴绫蜀绮。点妆成，分明是，粉须香翅。”元代张翥《一枝春·闹蛾》:“宫罗轻剪。翩翩鬓影，侧映宝钗双燕。”[63]由此可知，古代妇女们先用丝绸剪出闹蛾的形状，再用笔勾画出须、翅等细节。除了丝绸，闹蛾还以乌金纸剪裁成形，并朱粉点染，加绘色彩。明代刘若愚《酌中志》:“自岁暮正旦，咸头戴闹蛾，乃乌金纸裁成，画颜色装就者；亦有用草虫、蝴蝶者。咸簪于首，以应节景。”王夫之《杂物赞·活的儿》:“以乌金纸剪为蛱蝶，朱粉点染。”[64]《元明事类钞》引《北京岁华记》:“元旦人家儿女，剪乌金纸作蝴蝶戴之。”[65]湖北麻城北宋石室墓棺床北部正中曾出土一件轻薄的金纸片，其一作成蝴蝶（图5-25），余皆镂作花草。
图5-25 金片蝴蝶线图（湖北麻城北宋石室墓）
闹蛾有时是在布帛上直接绘画而成的，如黑龙江阿城金墓中王妃头戴的花珠冠的下沿就有一条蓝地黄彩蝶装花罗额带（图5-26）。带前额部宽5.3厘米，印绘着四只形态各异的金彩蝴蝶纹。上面还保留着绘金的痕迹，每只蝴蝶长8厘米，宽4.8厘米，四只蝴蝶总长约35厘米。原系于花珠冠额沿部，带纽系结于冠后。《五瑞图》中，在一个儿童头戴的巾帽两侧上就绘有一个金闹蛾形象。
图5-26 蓝地黄彩蝶装花罗额带（黑龙江阿城金墓，《金代服饰—金齐国王墓出土服饰研究》）
明代墓葬中出土了很多蝴蝶形的闹蛾实物。例如，南京太平门外岗子村吴忠墓出土的一对蝴蝶形金闹蛾（图5-27），墓葬年代为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闹蛾长7.3厘米。[66]先用锤工艺做成蝴蝶形状，再用錾刻工艺做出蝶翅上细密的纹饰。蝶髯用金丝缠绕，双目凸出。整个蝴蝶线条流畅，给人以展翅欲飞的姿态。同类器物还有南京太平门外尧化门出土的一件蝴蝶形金闹蛾（图5-28），以金丝制成蝴蝶的长髯，用锤和花丝工艺制成两层的蝶翅形状。此外，南京中华门外郎家山宋晟墓出土一对蝴蝶形金闹蛾（图5-29），其制作方法与吴忠墓出土的金闹蛾相似，只是在蝶翅上另有錾刻的圆圈细点纹饰及一些用于系缀的针孔。
图5-27 蝴蝶形金闹蛾（南京太平门外岗子村吴忠墓，《金与玉—公元14—17世纪中国贵族首饰》）
图5-28 蝴蝶形金闹蛾（南京太平门外尧化门，《金与玉—公元14—17世纪中国贵族首饰》）
图5-29 蝴蝶形金闹蛾（南京中华门外郎家山宋晟墓，《金与玉—公元14—17世纪中国贵族首饰》）
四、玉梅对妆雪柳
除了闹蛾，宋代女性还有在元宵节插雪柳和菩提叶、七月立秋日插楸叶、夏至日簪楝叶的习俗。
雪柳是以纸、绢制成，状如柳条的装饰物。宋人《宣和遗事》:“京师民有似云浪，尽头上戴着玉梅、雪柳、闹蛾儿，直到鳌山下看灯。”[67]李清照《永遇乐·元宵》词：“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68]马子严《孤鸾·早春》词：“玉梅对妆雪柳，闹蛾儿、象生娇颤。归去争先戴取，倚宝钗双燕。”[69]古代妇女竞插玉梅、雪柳的盛况，由此可以想见。其形象如《大傩图》中的人物，其头右侧簪玉梅、左侧簪闹蛾，额前插的那个长条状的物件便应是雪柳了。该图中还有一人物在额前戴有闹蛾，其上也插了两枝雪柳。
菩提叶为菩提树之叶，叶子呈鸡心形，古代妇女插在头上以为装饰，多用于元宵节。菩提树原产于印度，后随佛教传入中国。相传释迦牟尼就是在菩提树下顿悟，从而成佛，所以菩提树也受到人们的珍视。为了满足节日之需，也有用纸绢做成者。在北宋都城汴京，南宋都城临安，有不少专卖这类饰物的小贩，穿梭往来于街巷之中。《东京梦华录》:“市人卖玉梅、夜蛾、蜂儿、雪柳、菩提叶。”《武林旧事》:“元夕节物，妇人皆戴珠翠……菩提叶。”《大傩图》中戴瓦楞帽者的头两侧各插了一片菩提叶。插戴菩提叶的妇女形象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也多有反映（图5-30）。
图5-30 插戴菩提叶妇女形象（敦煌莫高窟壁画）
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记每年七月立秋这一天杭城内外“侵晨满街叫卖楸叶，妇人女子及儿童辈争买之，剪如花样，插于鬓边，以应时序”[70]。楸，落叶乔木，叶子三角状卵形或长椭圆形，花冠白色，有紫色斑点，木材质地细密，可供建筑、造船等用。因“楸”字从“秋”，故被视为秋天的象征，专用于立秋。唐、宋、明时期多为妇女及儿童使用，以象征秋意。《东京梦华录》:“立秋日，满街卖楸叶，妇女儿童辈，皆剪成花样戴之。”《武林旧事》:“立秋日，都人戴楸叶，饮秋水、赤小豆。……大抵皆中原旧俗也。”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唐时立秋日，京师卖楸叶，妇女、儿童剪花戴之，取秋意也。”安徽合肥五代南唐墓出土的木俑头部见有镂空的银制花叶，或是楸叶的模型。
楝叶为楝树之叶，叶形宽阔。《淮南子·时则训》:“七月官库，其树楝。”高诱注：“楝实秋熟，故其树楝也。”古代男女常于夏至日摘之插于两鬓，如《荆楚岁时记》:“夏至节日，食粽。……民斩新竹笋为筒粽，楝叶插头。”又“士女或取楝叶插头，彩丝系臂，谓之长命缕”[71]。
五、罗薄剪春虫
除了诗词中常见的闹蛾、雪柳外，宋代妇女还在发髻上簪戴一种小簪子，簪首一般用黄金、宝石和美玉等做成蜻蜓、蚂蚱、鸣蝉、蜜蜂、蜘蛛、蝎子等昆虫形状，斜斜地插在发髻上，别开生面。
簪戴昆虫样式的首饰其俗源自唐代。这些昆虫在春夏萌动。唐人李远《立春日》有“罗薄剪春虫”[72]，宋代陶谷《潸异录》称：“后唐宫人或网获蜻蜓，爱其翠薄，遂以描金笔涂翅，作小折枝花子。”这是用蜻蜓翅膀做花钿簪于首的又一例子。明代沈榜《宛署杂记》称闹蛾（闹嚷嚷）有“为飞鹅、蝴蝶、蚂蚱之形，大如掌，小如钱”[73]。朱弁《续骫骳说》“元宵词”条云：“又妇女首饰，至此一新，髻鬟鬓篸插，如蛾、蝉、蜂、蝶、雪柳、玉梅、灯球，袅袅满头，其名件甚多。”在明代《天水冰山录》中有许多草虫首饰的名称，如“金镶玉草虫首饰一副（计十一件，共重一十六两一钱）、金镶草虫点翠嵌珠宝首饰一副（计十一件，共重一十八两二钱）、金镶草虫嵌珠宝首饰一副（计九件，共重九两二钱）”[74]等，《金瓶梅》第二十回中也称“金玲珑草虫儿头面”，可见这类饰件的题材应统称为“草虫”。
在明代草虫题材中，最普遍的应属金蝉了。如宋代金盈之《新编醉翁谈录》卷三记京城风俗，曰正月里妇人“又插雪梅，凡雪梅皆缯楮为之，又有宜男蝉，状如纸蛾而稍加文饰”。除了冠上的饰蝉，在金银饰品的制作中也流行以蝉为主题。明清以后其制作工艺非常精美逼真。无锡江溪明华复诚妻曹氏墓出土的头饰中挑心的佛像簪的左右各插一支玉叶金蝉簪（图5-31），其簪头在银托上嵌玉叶，叶上栖金蝉。江苏吴县五峰山出土了一件玉叶金蝉簪（图5-32）。该玉叶外形扁薄，玲珑剔透，长5.1厘米。其上衬托一只金光闪烁，形神毕肖的金蝉，蝉长2.4厘米。全簪共重4.65克。遗憾的是其底托和簪脚已经遗失。金蝉在玉叶上栖息奏鸣，寓意玉振金声。金蝉玉叶是国人金玉观念的生动写照，形象妙趣横生，具有极高的艺术鉴赏价值。另外，在台湾全圆艺术中心也收藏有一件金蝉实物（图5-33），金蝉长9.5厘米。明代金蝉风格写实逼真，注重细节刻画，制作异常精美，反映了明人高超的细金工艺水平。
图5-31 玉叶金蝉簪（无锡江溪明华复诚妻曹氏墓）
图5-32 玉叶金蝉簪（江苏吴县五峰山）
图5-33 金蝉（台湾全圆艺术中心收藏）
作为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在形态上必然会对此有所反映。将时令花卉鸟虫按时节插饰在发髻间，不仅能够反映自然景观的轮回，还能浓缩出“天人合一”的气象。当然，古人也会用燕子、春鸡、蛾、蝶等事物象征某些季节和节日的来临，用以释放情绪。这些内容丰富多彩，散发着浓郁的芬芳，穿越了历史的长河，一刻也未曾消失于人们的集体记忆中。
宋代物质生活繁荣，精细手工业发展，生活空间日益狭小，这些因素都促成了足不出户的深闺女子，日益对梳妆打扮、绾发绕髻、簪插戴饰的关注。可以说，服饰生活成为宋代上层女性填补寂寥生活，营造个人生活空间的必备内容和功课。虽然这个时代以素雅简朴、修长苗条、纤弱文静为女性审美典范，但精致的抹领，对襟无带、两侧开衩的褙子，轻薄似雾的纱罗质地，都为宋代女性平添了一份神秘与性感的气息。在举手投足间，透过衣衩开合而若隐若现的内衣和肌肤，无疑具有撩拨人心的美感。可以说，女子服饰风尚不仅是宋代服饰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宋人物质与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反映了宋代社会艺术与审美的流行与时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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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宋白《宫词》:“去年因戏赐霓裳，权戴金冠奉玉皇。”
[2]“竹冠，制惟偃月、高士二式为佳，他无取焉，间以紫檀、黄杨为之。”引自（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九一，中华书局，1986年。
[3]（元）脱脱等《宋史·雷德骧传》:“简夫始起隐者，出入乘牛，冠铁冠，自号‘山长’。……既仕，自奉稍骄侈，驺御服饰，顿忘其旧，里闾指笑之曰：‘牛及铁冠安在？'”
[4]（宋）米芾《画史》:“旧言士子国初皆顶鹿皮冠，弁遗制也。”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5]（宋）赵令畤《侯鲭录》卷六：“宣和五六年间……漆冠子作二桃样，谓之并桃，天下效之。”
[6]（宋）王应麟《玉海》卷八二：“干德二年（964）十一月，（太祖赵匡胤）命王全斌等伐蜀。冬暮，大雪，上设毡帷于讲武殿，衣紫貂裘幅以视事，谓左右曰：‘我被服如此，体尚觉寒，西征将帅，冲犯霜霰，何以堪处？’即解裘帽，遣中黄门驰驿赐全斌。”
[7]（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二：“兵部杜员外……至岷州界黑松林，寒甚，换绵衣毛褐絮帽乃可过。”
[8]（元）脱脱等《宋史·礼志二五》:“（至道三年）太宗崩……诸军、庶民白衫纸帽。”
[9]（唐）元稹《有所教》:“莫画长眉画短眉，斜红伤竖莫伤垂。人人总解争时势，都大须看各自宜。”
[10]（唐）白居易《上阳白发人》有“青黛点眉眉细长”, 《长恨歌》有“芙蓉如面柳如眉”。
[11]（宋）周紫芝《鹧鸪天十三首》之一：“袅袅云梳晓髻堆，涓涓秋净眼波回。旧家十二峰前住，偶为襄王下楚台。闲院静，小桃开，刘郎前度几回来。东风易得行云散，花里传觞莫谩催。”
[12]（宋）赵令畤《鹧鸪天》:“可是相逢意便深，为郎巧笑不须金。门前一尺春风髻，窗内三更夜雨衾。情渺渺，信沉沉，青鸾无路寄芳音。山城钟鼓愁难听，不解襄王梦里寻。”
[13]（宋）袁褧《枫窗小牍》:“宣和以后，多梳云尖巧额，鬂撑金凤。小家至为剪纸衬发，膏沐若香。”
[14]周汛、高春明：《中国历代妇女妆饰》，学林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联合出版，1997年，93页。
[15]（宋）王得臣《麈史》卷上《礼仪》:“妇人冠服涂饰增损用舍，盖不可名纪，今略其首冠之制……编竹而为团者，涂之以绿，浸变而以角为之，谓之团冠……又以团冠少截其两边，而高其前后，谓之山口。”
[16]（宋）王栐《燕翼诒谋录》:“旧制，妇人冠以漆纱为之，而加以饰金银珠翠，采（彩）色装花。”
[17]（宋）周辉：《清波杂志》卷八，商务印书馆，1959年。
[18]（宋）王栐：《燕翼贻谋录》卷四。据《宋史·舆服志》记载：“皇祐元年，诏妇人冠高毋得逾四寸，广毋得逾尺，梳长毋得逾四寸，仍禁以角为之。先是，宫中尚白角冠梳，人争仿之，至谓之内样。冠名曰垂肩等肩，至有长三尺者；梳长亦逾尺。议者以为服妖，遂禁止之。”
[19]（宋）陆游：《入蜀记》卷六，十月十三日条。
[20]（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九：“妇人亦有如今之垂肩冠，如近年所服角冠，两翼抱面，下垂及肩，略无小异。”
[21]张家口市宣化区文物保管所：《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韩师训墓》, 《文物》1992年第6期。
[22]隋树森：《元曲选外编》一册，中华书局，1959年，88页。
[23]《晋书·四夷传·林邑国》:“其王服天冠，被璎珞。”（宋）苏轼《无名和尚颂观音偈》:“累累三百五十珠，持与观音作璎珞。”
[24]傅乐淑：《元宫词百章笺注》，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68—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