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妆”初见
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北宋彭汝砺以集贤殿修撰、刑部侍郎充太皇太后贺辽主生辰使的身份出使辽国。[1]作为南国的使者，使辽途中，彭汝砺便深刻感受到辽地冬季的环境之恶劣，并发出了“万里沙陁险且遥，雪霜尘土共萧条”、“狼顾鸟行愁覆溺，一日不能行一驿”的行程艰难的感叹[2]。然而更让彭汝砺印象深刻的是，他见到辽地的妇女竟然呈现出一种奇怪的“黄面黑吻”的容貌，这让看惯了面若桃花的南国脂粉之色的他大为惊异，以为这些妇女得了某种奇怪的瘴疾，不禁询问接待他们的辽朝官员。辽朝的官吏却不无矜夸地告诉他，这其实是辽国女性一种独特的美容护肤术——“佛妆”。有感于此，彭汝砺遂作诗《妇人面涂黄而吏告以为瘴疾问云谓佛妆也》[3]，以纪此事，诗中表达了初来乍到的他对辽国女性这种面黄黑吻的“佛妆”产生的讶异与误解，诗云：
有女夭夭称细娘，真珠络髻面涂黄。华（南）人怪见疑为瘴，墨吏矜夸是佛妆。
诗中提到辽国燕姬“面涂黄”的“佛妆”正是契丹女子在冬天流行的一种妆容，也是一种奇特的美容护肤术，其最大的特点是将面部抹黄，经冬不洗，与南国女子以脂粉饰面大异其趣。
二、“佛妆”之“妆”
宋使至辽，都对辽地妇女的这种特殊的妆容颇为好奇，屡有记载。
彭汝砺使辽三年后（1094年），北宋张舜民以秘书少监身份被遣充回谢大辽吊祭宣仁圣烈太皇太后礼信使使辽，留下若干使辽诗和对辽地风俗的记载。宋人叶隆礼撰《契丹国志》辑录张舜民《使北记》记载：“北妇以黄物涂面如金，谓之‘佛妆’。”[4]明人陶宗仪《说郛》卷三则辑录张舜民《使辽录》曰：辽国“胡妇以黄物涂面妆，谓之物妆”, “物妆”即“佛妆”[5]。
《北京市志稿》也辑录了清人严绳孙《西神脞说》中关于佛妆的记载：“辽时，燕俗妇人有颜色者目为细娘，面涂黄，谓为佛妆。”[6]
彭汝砺与严绳孙等诗文中所谓“燕地”即现在的北京地区，北京在当时是辽国“五京”之一的“南京”。会同元年（938年）十一月，后晋石敬瑭把包括今北京地区和河北与山西两省北部的燕、云等十六州之地作为献媚和酬谢的礼物割让给契丹。从此，辽的版图延伸到了华北大平原。契丹得到燕云十六州之后，便把幽州升为五京之一，作为辽的陪都，改称南京，又称燕京，府名幽都。在燕地，契丹族与汉族、女真族杂居而处，作为契丹政权的陪都，也流行契丹女性“以黄物涂面”的美容化妆术—“佛妆”。
宣和年间（1119—1125年），北宋地理学家朱彧辑录《萍洲可谈》一书，其中记载其父使辽时，见有妇人“面涂深黄，谓之‘佛妆’，红眉黑吻，正如异物”[7]。
北宋末南宋初年间人庄绰在他辑录轶闻旧事的《鸡肋编》中进一步介绍了这种被南方人视为“异物”的妇女化妆法：“（燕地）其良家士族女子皆髡首，许嫁，方留发。冬月以括蒌涂面，谓之佛妆，但加傅而不洗，至春暖方涤去，久不为风日所侵，故洁白如玉也。其异于南方如此。”[8]（图6-1）
图6-1 壁画中右一为髡首的契丹女性（宣化下八里辽墓）
所谓括蒌即栝楼，是一种藤生植物，其根、果实、果皮、种子皆可入药，其果实名“黄瓜”，宋人唐慎微《证类本草》“栝楼”条谓其有“悦泽人面”的功效[9]。唐代本草学家日华子在《日华子诸家本草》中说，栝楼子可“润心肺，疗手面皲”，栝楼根则有治疗疮疖、生肌长肉的作用[10]。总之，栝楼有治疗皮肤皴裂、冻疮的功效（图6-2）。
图6-2 栝楼
从庄绰等人的记载和描述中可知：“佛妆”是契丹贵族世家女性所采用的一种独特的兼具保养护肤和美容装饰作用的美容术；其主要原料是栝楼提取物；主要用于冬季和初春季节，一层层敷加涂抹在脸上，形成一种黄色的保护膜，直到春天暖和时方才洗去，类似于今天的免洗面膜；其作用是抵御沙尘风雪对皮肤的侵袭；经过整整一个冬天和春天的保养，暮春时节洗掉这层面膜时，其结果是皮肤“洁白如玉”，焕然一新。
三、“佛妆”之“用”
辽国女性这种独特的妆容跟契丹民族生活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有直接的关系。根据《辽史·地理志》的记述可知，辽朝鼎盛时期的版图幅员万里：东临日本海；南至今河北中部和陕西北部；西逾阿尔泰山，到额尔齐斯河；北抵外兴安岭和贝加尔湖，近安加拉河；东北到鄂霍次克海和库页岛。[11]
契丹民族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北地塞外苦寒之地，寒冷期长，冬天长期受西伯利亚冷空气盘踞影响，寒风凛冽，大雪纷飞，更兼千里冰封，万里沙尘，对皮肤损伤很大。五代时期，后晋同州郃阳县令胡峤于契丹会同十年（947年）入契丹，因故陷居契丹七年，于后周广顺三年（953年）才亡归中原。[12]根据在契丹的见闻，胡峤写成记述契丹地理风俗的《陷北记》，其中记载他在盛夏七月入契丹境，就感受到北地的寒冷：“时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寒尤甚。”“契丹若大寒。”[13]
后来宋朝的使者在出使大辽时更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切肤彻骨的寒冷。
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辽、宋订立澶渊之盟。此后，两朝之间按例按时互遣贺正旦使、生辰使，此外还有告哀使、告登位使、吊慰使、贺登位使、贺册礼使、回谢使、普通国信使等，岁岁遣使通好，星轺相属一百多年。
“正旦”或“元旦”即正月初一日，在宋、辽两国都是重要的官定节日。这一天宋朝要举行隆重的“元旦朝会”，辽国也要举行隆重的“正旦朝贺仪”和宴会，诸臣、亲王和外国使者都要朝驾，庆贺新年。宋辽时期，皇帝和太后的生日皆为“圣节”。过圣节时，要举行隆重的祝贺仪式，两朝一般每年都会互相派遣贺生辰使前往祝贺。[14]
由于宋朝使节尤其是正旦使和一些生辰使往返契丹的时间恰逢隆冬和初春时节，寒冷异常，因此，皇帝要特赐冬季出使辽朝的使节御寒之衣裘，以示君王之恩宠眷顾。但毕竟南北环境、气候迥异，辽地之奇寒非一般可比，虽有裘衣蔽体，但“北风吹雪犯征裘”[15]的滋味，也非南国使者可以适应的。因此在宋朝使者的使辽诗和使辽的见闻录中，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对于辽地冬天风沙冰雪恶劣环境的记录和累其所苦的感受。
草白岗长暮驿赊，朔风终日起平沙。寒鞭易促鄣泥跃，冷袖难胜便面遮。（韩琦《紫蒙遇风》）
立望尧云搔短发，不堪霜雪苦相侵。（彭汝砺《望云岭饮酒》）
北风吹沙千里黄，马行确荦悲摧藏。……一年百日风尘道，安得朱颜长美好？（欧阳修《北风吹沙》）
马饥啮雪渴饮冰，北风卷地寒峥嵘。马悲踯躅人不行，日暮途远千山横。（欧阳修《马啮雪》）
万里尘沙卷飞雪，却持汉节使呼韩。（郑獬《被命出使》）
地风狂如兕，来自黑山傍。……飞沙击我面，积雪沾我裳。……况在穷腊后，堕指乃为常。（郑獬《回次妫川大寒》）
我行朔方道，风沙杂冰霜。朱颜最先黧，绿发次第苍。（沈遘《道中见新月寄内》）
这些使辽诗中描述的不仅是冰天雪地、朔风凛冽和漫天沙尘，还有对在这种恶劣环境下肌肤不胜侵袭的无奈感叹：“冷袖难胜便面遮”, “飞沙击我面”, “朱颜最先黧”, “一年百日风尘道，安得朱颜长美好？”
王安石约于嘉祐八年（1063年）暮春使辽，但他看到的北国春光是与江南春色迥异的“塞垣春枯积雪溜，砂砾盛怒黄云愁”的景象[16]，暮春的余寒已让他心有余悸了：“扪鬓只得冻，蔽面尚疑创。”[17]来到凄冷苦寒的北地，南国的使者们都成了“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林黛玉。前面提到的彭汝砺的《大小沙陁》[18]最为典型：
大小沙陁深没膝，车不留踪马无迹。曲折多途胡亦惑，自上高冈认南北。大风吹沙成瓦砾，头面疮痍手皴折。下带长水蔽深驿，层冰峨峨霜雪白。狼顾鸟行愁覆溺，一日不能行一驿。
诗中既抱怨了环境之恶劣和旅途之艰难，更直接道出了这种环境对他皮肤的损害——“头面疮痍手皴折”，可谓深受其苦。彭汝砺出使辽国正值隆冬时节，正是塞北至寒、朔风至冽之时，因此感受颇深，也因此能看到契丹女性应对寒冷冬季的独特妆容——“佛妆”。
契丹为生活在大漠之间的游牧民族，长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渔猎生活。“儿童能走马，妇女亦腰弓。”[19]与宋朝中原女子深居闺房之中不同，契丹女子长于鞍马之上，善于骑射。契丹妇女社会地位很高，有权并广泛地参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种社会事务。《辽史·后妃传》:“论曰辽以鞍马为家，后妃往往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如应天之奋击室韦，承天之御戎澶渊，仁懿之亲破重元，古所未有，亦其俗也。”[20]辽太祖应天皇后述律平、辽景宗承天皇后萧绰、辽兴宗仁懿皇后萧挞里都胸有谋略，善于骑射，都曾经率兵勒马，挥鞭行阵，有不俗的军事表现，是契丹女性的佼佼者。这种和男性一样的户外生活，不仅是体能、技能和智能上的挑战，也不可避免地会损毁她们的容颜。对具有保养作用的护肤、美容用品的需求成为一种必然。
庄绰《鸡肋编》中所说的“括蒌”恰好有“疗手面皲”和“悦泽人面”的功效，将之捣汁儿来层层涂面，形成独特的“佛妆”。在这种纯中草药制剂的免洗面膜的保护和滋养下，契丹女性的肌肤可以经受住严冬恶劣天气的摧残与考验，并在春天获得光洁如玉、白嫩细腻的面容，显露北国女性难得的妩媚与柔美。这也难怪契丹的贵族女性们会在严寒的冬季人人争当“黄脸婆”了。
夏至年年进粉囊，时新花样尽涂黄。中官领得牛鱼鳔，散入诸宫作佛妆。[21]
对契丹女性来说，南国的胭脂粉黛比较适合夏天的妆容，却不能满足她们冬日的需求，她们对具有保养作用的护肤用品的需求更为真切和实际，而不仅仅是中原女子“女为悦己者容”的浪漫与温婉。这种实用的佛妆遂成为辽代北地女性在冬天保养皮肤的一种特殊化妆时尚，宫中来自江南的女性也不得不入乡随俗进行效仿：
也爱涂黄学佛妆，芳仪花貌比王嫱。如何北地胭脂色，不及南都粉黛香。[22]
言语中充满了以北地佛妆代南国脂粉的无奈及家国之失的悲伤与慨叹。
四、“佛妆”之“佛”
这种以栝楼汁儿涂面的护肤术之所以叫“佛妆”，恐怕跟辽代的崇佛之风不无关系。
闲依古佛学趺跏，缨珞庄严宝相夸。一岁饭僧三十五，他生只愿住中华。[23]
这是辽道宗耶律洪基所做的诗，其崇佛、尚佛之心可见一斑。辽代社会流行佛教、道教，还有自然崇拜、灵魂崇拜、祖先崇拜、萨满教多神崇拜等，佛教最为兴盛。这也正是契丹女子“黄面”妆容以“佛妆”命名之的由来。
在辽建国之初，佛教就已经是社会普遍信仰的宗教了；建国之后，崇佛之风有增无减。佛教的兴盛，对辽代的政治、经济、思想观念、文化艺术、社会习俗、日常生活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有辽一朝，从皇室贵族、王公贵胄到平民百姓，笃信佛教的善男信女甚众，所谓“自天子达于庶人。归依福田”[24]。尤以圣宗、兴宗、道宗三朝及契丹妇女崇佛最为突出。辽圣宗时期曾雕印大藏经《契丹藏》。辽兴宗“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贵戚望族化之，多舍男女为僧尼”[25]。辽道宗“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26]。宋人晁说之《嵩山文集》载：“契丹主洪基（即辽道宗）以白金数百两铸两佛像，铭其背曰：‘愿后世生中国。'”[27]可见其崇佛之甚和对中华文化的倾慕。在辽代文献中，善男信女出家为僧尼和居家礼佛的记载比比皆是。
在崇佛礼佛之风的盛行下，上自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以佛号为人名成为流行于辽代特有的文化习俗。辽景宗长子、圣宗耶律隆绪，小字文殊奴；辽景宗第二子、圣宗之弟耶律隆庆，番名菩萨奴；圣宗仁德皇后萧氏，小字菩萨哥；道宗宣懿皇后萧氏，小字观音；道宗之妹、天祚帝之姑耶律弘益妻萧氏，名弥勒女。《辽史》诸列传中，记载辽代王室贵胄、官臣将领中以佛号为人名的有萧观音奴、萧和尚、耶律和尚、药师奴等。辽代石刻资料中记载的有大量的佛号人名，如菩萨留、和尚奴、和尚、小和尚、佛宝女、千佛留、和尚女、大乘奴、大乘慈氏、圣僧留、金刚奴、刘释迦奴、十佛奴等，不胜枚举。[28]
随着自天子至庶人礼佛崇佛、吃斋诵经蔚然成风，辽代也大兴佛寺建筑，许多有一定财力的佛教信徒家庭也捐资修建佛寺、佛塔，捐资刊刻佛经或是造佛像[29]。（图6-3）佛教寺院与世俗民众和日常生活的联系也日益密切，吃斋念佛、焚香诵经、拜佛礼佛成为许多佛教信徒居家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图6-4）
图6-3 辽代彩绘贴金七佛木雕法舍利塔（赤峰市巴林右旗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赤峰市巴林右旗博物馆藏）
图6-4 辽代手抄佛经（赤峰市巴林右旗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赤峰市巴林右旗博物馆藏）
在这种情况下，辽代佛教造像也大兴，妙相庄严的金身佛陀形象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把女性涂栝楼汁儿以护肤美容形成的“黄面”的妆容称为“佛妆”。（图6-5）
图6-5 辽代涂金木雕释迦佛坐像（赤峰市巴林右旗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赤峰市巴林右旗博物馆藏）
彭汝砺于1091年出使辽国，当时是宋哲宗元祐六年，辽道宗大安七年；三年后（1094年）张舜民使辽，二人出使辽国的时间都正值“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的辽道宗耶律洪基（1055—1101年在位）统治时期，是契丹人崇佛的盛期，也应是佛妆最为流行的时期，因此他们能够见到这种特殊的妆容，并记录下来。
五、“佛妆”之“金”
关于佛妆的文献记载，都提到了佛妆“以黄物涂面”、“面涂黄”、“面涂深黄”的特点，张舜民《使北记》更是明确指出：“北妇以黄物涂面如金，谓之‘佛妆’。”“涂面如金”将“佛妆”和佛教造像联系得更为紧密，“涂面如金”的“佛妆”和佛三十二相中的“金色相”正相吻合。
所谓三十二相，是指佛及转轮圣王身所具足的三十二种微妙相，又名三十二大丈夫相等。此三十二相不限于佛，总为大人之相也。具此相者在家为轮王，出家则开无上觉。金色相或身金色相为其中之第十四相，又作真妙金色相、金色身相、身皮金色相：“身金色相，身体之色如黄金也。”指佛身及手足悉为真金色，如众宝庄严之妙金台。此相系以离诸忿恚，慈眼顾视众生而感得。此德相能令瞻仰之众生厌舍爱乐，灭罪生善。[30]因此在表现金色相的造像上，除了被袈裟等遮盖住的部分，佛像的头部、足部等裸露的身体部分多贴金，如北齐青齐地区大量出现的“薄衣佛像”身体裸露的部分——面部与足部多贴金[31]（图6-6）。
图6-6 辽代金佛像（局部） （通辽市奈曼旗窖藏，通辽市奈曼旗博物馆藏）
契丹女性涂栝楼汁儿涂面，其本意是抵御严寒冷酷的风雪沙尘对皮肤的侵袭，达到护肤美容的实用效果，但所形成“面黄如金”的妆容却恰巧与佛教妙相三十二相中的真妙金色相类似，显得慈悲庄严。同时，经过整整一个冬天“涂面如金”的保养，等到春暖洗去时，皮肤不仅没有粗糙皴裂，反而是光滑细腻，白皙如玉，这种美容的效果又与三十二相中的第十六相“皮肤细滑相”一致。因此，在辽代这种浓郁佛教文化的气氛中，人们把契丹妇女“面涂深黄”、“涂面如金”、又能使皮肤洁白细腻的妆容称为“佛妆”。
六、彼岸的“佛妆”
对于三十二相和功德圆满的追求，既不限于佛或凡人，也不限于男性或女性、生前或死后。辽代契丹贵族有以金属面具覆面的丧葬习俗，这种特殊的葬俗，有别于其他任何民族，似乎也和佛教信仰的金色相、佛妆有密切的关系。
根据考古发现，在辽代契丹人的墓葬中发现了很多以金属面具覆面和金属网络裹身的葬俗。关于其功能和性质的探讨很多，这里仅就与金色相、佛妆有关的金属面具问题进行探讨[32]。
针对契丹这种独特的丧葬习俗的综合性研究，主要有“萨满教说”[33]、“金缕玉衣说”[34]、“皇室女子专用说”[35]及“古东胡葬俗说”[36]；另外还有一种“佛教说”，因为契丹女尸脸上所覆盖的金属面具，“好像一尊慈眉善目的金面菩萨”，反映出死者对佛教彼岸极乐世界的追求[37]，认为契丹人的这种葬俗应与佛教有关[38]。
笔者认为，“佛教说”更为合理，尤其和佛教三十二相中的“金色相”密切相关，和“佛妆”有异曲同工之处。以金属面具覆尸和金属网络护体，具有保护和笼络尸体的实用作用；同时，又是对离诸忿恚、灭罪生善、慈悲众生的金色身相的追求，表达和满足了辽人崇佛礼佛的精神需求。
辽陈国公主墓的发掘者张郁先生、孙建华女士在原报告《辽陈国公主墓》中认为契丹人的这种葬俗最早只能出现于辽朝中期，这个时期恰恰是辽人崇佛礼佛之风日盛的时期。前面说过，辽代崇佛尤以圣宗（982—1031年在位）、兴宗（1031—1055年在位）、道宗（1055—1101年在位）三朝及契丹妇女最为突出。陈国公主生于1000年，卒于1018年，是辽景宗和杨家将故事中赫赫有名的辽国萧太后萧绰的孙女，辽景宗第二子、辽圣宗耶律隆绪的皇太弟、秦晋国王耶律隆庆之女。驸马萧绍矩亦家世显赫，乃历仕四朝的辽国重臣萧思温之孙（萧太后为萧思温第三女），萧太后之侄，辽圣宗仁德皇后之兄，任泰宁军节度使、检校太师等职。辽圣宗开泰五年（1016年），陈国公主16岁时嫁给年长自己十余岁的舅舅萧绍矩，可惜1018年两人相继去世，公主年仅18岁，驸马也只有35岁。
公主和驸马的合葬墓规格很高，仅就殡葬服饰而言，他们头枕着金花银枕，脸上都覆盖着黄金面具（图6-7），身着银丝网络葬衣，腰佩金银蹀躞带、脚穿錾金花银靴（图6-8）。公主更为雍容华贵，她的头部上方放置高翅鎏金银冠，还佩戴有耳坠、项链、手镯、戒指等饰物，华贵异常。这些厚葬的金银服饰固然由于两人高贵显赫的出身与家世，也与佛教的信仰密切相关。
图6-7 金面具，出土时覆盖于公主面部（陈国公主墓）
图6-8 錾金花银靴（陈国公主墓）
陈国公主的姑母、辽景宗与萧绰的长女魏国公主名观音女；陈国公主的父亲耶律隆庆乃圣宗之弟，番名菩萨奴；陈国公主的伯父圣宗耶律隆绪，小字文殊奴；驸马萧绍矩之妹妹萧氏乃圣宗仁德皇后，小字菩萨哥。从这些与公主、驸马密切相关的人物大量以佛号入名就可以看出其家族的崇佛之心和圣宗时期佛教之盛。公主面部所覆黄金面具面庞丰润舒展，表情平静祥和，与鎏金银冠、银丝网络、银靴浑然一体，形成了完整的金色身相。
除了金面具，陈国公主墓还出土了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琥珀配饰——琥珀璎珞（图6-9）。此外，公主还佩戴琥珀耳坠等琥珀首饰若干（6-10）。契丹人崇尚琥珀，这与契丹人的崇佛信仰不无关系。在佛教文化里认为，水晶代表佛骨，而琥珀代表佛血。璎珞是佛教里重要的饰物，也是契丹人喜欢的极具民族特色的饰物，是其崇信佛教并将其世俗化的代表饰物。
图6-9 琥珀璎珞（陈国公主墓）
图6-10 琥珀珍珠耳坠（陈国公主墓）
陈国公主墓发现的五年前，1981年10月，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右前旗豪欠营六号辽墓中发现一具女尸，亦有金属面具覆面和网衣裹体。正是在这次考古发现的激发下，杜承武、陆思贤先生提出了“佛教说”，因为他们认为，契丹女尸脸覆面具，好像一尊慈眉善目的金面菩萨。大凡已见出土的辽代女性面具，都给人留下一种佛面的印象[39]（图6-11、6-12）。
图6-11 鎏金银覆面（首都博物馆藏）
图6-12 鎏金银覆面（敖汉旗英凤沟7号辽墓）
契丹人崇佛尤以女性为甚，那些贵族世家女性在生前涂“面黄如金”的佛妆，身份更为显赫的贵族女性在逝后以金面具覆面。从生到死，从此岸到彼岸，都凸显了契丹人，尤其是契丹贵族女性对金色相的追求，这与目前出土的金属面具多来自女性的情况相一致，也难怪有的学者认为以金属面具覆尸面是嫁到萧氏家族的皇室女子专用的特殊葬俗。
“闲花野草今犹昔，当时美人安在哉！”[40]作为契丹贵族妇女冬季使用的一种独特的美容护肤术，“佛妆”既是契丹所处的严酷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以及其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的产物，具有护肤美容的实用效果；也与契丹人崇佛、礼佛的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密切相关，表达了信众皈依福田的宗教信仰，满足了辽人崇佛、礼佛的精神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