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衣新尚高丽样，方领过肩半臂裁。连夜内家争借看，为曾着过御前来。[41]
这是元朝诗人张昱所作的《宫词》，反映的是元末宫廷和大都服饰一度流行“高丽[42]样”的情况。元末明初人权衡在其《庚申外史》中也很明确地指出元末“高丽样”流行，而且还指出，“高丽样”不仅在大都盛行，还影响到元朝统治的广泛地区：“自至正[43]以来，……四方衣服、鞋帽、器物，皆依高丽样子。此关系一时风气，岂偶然哉！”[44]
“岂偶然哉”说明权衡已经认识到，“高丽风”的盛行不是偶然的对异域、异族服饰的猎奇和模仿，而是有着深广的背景和多元的动因，不仅反映了蒙元和高丽之间的服饰文化交流状况，更是在那一时期大的历史背景下，两国之间政治关系、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
一、元朝大都服饰“高丽风”盛行的历史背景分析
1．“定大都”与“臣高丽”
12世纪末，当金朝和南宋还在不时地进行拉锯式战争的时候，在他们的西北方向——匈奴人和突厥人的发祥地，一个原先默默无闻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却悄然崛起，并迅速以耀眼的姿态闯入了历史的苍穹。1206年，统一了蒙古各部的铁木真被推举为大汗，尊称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后，他和他的继任者们率领斡耳朵怯薛军，带着朔方的剽悍，奔袭于欧亚大陆的草原和城市，挥鞭所指，所向披靡（图6-13）。
图6-13 元太祖成吉思汗像
1260年4月，忽必烈继任蒙古大汗（图6-14）。忽必烈即位之前，木华黎的孙子霸突鲁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45]1264年8月，改燕京为中都，以金代的琼华岛离宫为中心，兴建新的都城。1271年，忽必烈建国号为“大元”。1272年，迁都北京，命名为大都，即元大都。元大都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心之一，西方人习惯称之为“汗八里”。
图6-14 元世祖忽必烈像
1216年，契丹人金山、元帅六哥率九万之众跨过鸭绿江，翌年占据高丽江东城，即高丽史所称“丙子契丹之变”。1218年，成吉思汗借口攻打契丹，驰兵高丽。高丽国高宗派兵协同蒙古军作战，遂亡金山。于是蒙古与高丽结好，史称“己卯之约”。后高丽叛，1231年8月，窝阔台再次派兵攻入高丽，两国签订了不平等的“辛卯之约”，高丽臣服。[45a]“高丽国”也列入元朝的“征东等处行中书省”辖内。[46]
《元史·地理志》在概括蒙元统一过程时说：“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47]明确指出，在蒙古征战和元朝建立的过程中，“臣高丽”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2．“先投圣化”与“釐降公主”
1259年7月，蒙哥汗去世，汗位争夺激烈。忽必烈北上奔赴开平即位，途径汴郊。当时正值高丽世子王倎受蒙哥汗之命，入质蒙古汗廷，亦行至此。于是，忽必烈受到了高丽世子王倎一行的列队迎接。尚未即位就受到了外国使臣的迎立与承认，这对于忽必烈竞争汗位无疑是极为有利的，而高丽的王室大臣也深以此“先投圣化”为功。这也是忽必烈即位后以及后来的即位者对高丽格外重视和外交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统元年（1260年），高丽高宗卒，忽必烈听从陕西宣抚使廉希宪的建议，派蒙古军队护送王倎回国即王位，后更名为禃，是为高丽元宗。[48]至元十一年（1274年），世祖忽必烈又将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高丽世子王愖。[49]对此隆遇，高丽举国欢庆，高丽吏部尚书、宝文阁大学士金坵特撰呈《谢釐降公主表》，以兹谢忱：“王姬方降，国俗尽欢。凡枉（往）瞻观，孰非抃跃。……万邦争美之恩遇，一旦连婚于皇息。……惟此生灵，悉均庆快。”举国欢欣之情之状，溢于言表，认为这种联姻，会加强高丽与元朝之间的政治联系，高丽从此也将获得元朝更大的政治庇护：“三韩民物，从今有恃于庇依。”[50]高丽大臣安轴、李齐贤等皆认为元廷垂幸高丽、“釐降帝姬”是“先投圣化，累著殊勋”的结果。[51]公主生子王璋，高丽与元朝遂成为“甥舅之国”，关系日益密切。
在与“外夷”的外交活动中，蒙元与高丽的外交关系也最为密切，文化往来与互动也最为频繁，因此在《元史·外夷传》中第一个就是《高丽传》，篇幅也最长。[52]这成为形成和推动大都“高丽风”流行的历史背景。
二、元朝大都服饰“高丽风”盛行的历史动因分析
1．高丽世子入质汗廷
在高丽臣服的后期，太宗窝阔台采取了耶律楚材主张的绥服政策，在历数高丽杀蒙古元帅和使臣、不按条约进贡等五条罪状后，要求高丽遣送世子入质汗廷。高丽世子及有官子弟入质汗廷成了高丽长期维系与蒙元关系的惯例。[53]前述高丽世子王倎即是其一。后王倎（禃）回国即王位，为高丽元宗。元宗世子王愖亦入质元廷，至元十一年（1274年）五月，尚忽必烈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六月，高丽元宗薨，王愖回国，更名昛，是为忠烈王。王昛生子王璋，是为忠宣王。王璋少时即赴大都觐见世祖，并于元成宗大德初尚宝塔实怜公主，长期淹留元廷不归，等等。
这些高丽世子在入质元廷时，带领了大批使臣和随从，他们长期居住在大都，亦把包括服饰在内的高丽生活习俗和生活用品带入大都。由于他们与大都王室贵族过从甚密，使得高丽的生活习俗和用品在大都上层贵族传播，并形成了一股“高丽风”。
2．高丽贡女入选蒙元宫廷
1231年，窝阔台再命撒礼塔为统帅，二次领兵攻入高丽，两国签订了“辛卯之约”。根据合约，高丽除了贡奉黄金白银之外，还要每年进贡一千领水獭皮。尤其苛刻的是，高丽国王以下的诸公、大臣家要献五百童男、五百童女，这让高丽雪上加霜。尤其是按照当时的高丽国法，上自君王、下至臣僚，皆只配得一个嫡室，并无三妻四妾，而且“所产或无或有，有或不多人耳”，王族枝叶，并不繁茂，因此，选送五百童男、五百童女着实困难。时为高丽正议大夫、判秘书省事的高丽名臣李奎报特撰呈《送撒里打官人书（壬辰四月）》，具申以小国弊邑之实情，伏请撒礼塔“谅情哀察”云云。[54]
此后高丽官员多次上书陈情，希望蒙元朝廷“罢取童女”，一直到元朝晚期，高丽大臣李榖仍上《代言官请罢取童女书》，书中晓之圣王之治，列举丽元之好，倾诉父母爱女之情，历数岁取童女之弊、官员们假公济私的不法行为，以及给高丽人们带来的痛苦，力请元廷罢取童女。但高丽选送童女入贡元廷作为丽元之间的外交惯例基本贯彻始终。虽不至岁取五百，但“岁再焉，或一焉间岁焉。其数多者至四五十”[55]。如《元史·泰定帝纪》记载：“（泰定元年六月丙寅）遣阔阔出等诣高丽，取女子三十人。”[56]
这些高丽贡女入选元廷后，或为宫女，侍奉皇帝及后宫妃嫔的生活起居，“北狩和林幄殿宽，句丽女侍婕妤官。君王自制昭阳曲，勅赐琵琶马上弹”[57]。这首元人的《宫词》写的正是高丽宫女入侍的情况；或赏赐给王公大臣为姬妾，这也成为宫廷权力斗争中笼络权臣的手段。如《元史·文宗纪四》载：“（至顺二年夏四月戊申）以宫中高丽女子不颜帖你赐燕铁木儿。”[58]同时，这些高丽姬妾也成为刺探和传递公卿贵人间消息的耳目，在高丽和元朝，以及元朝内部的政治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59]
由于这些高丽女子娇柔婉媚，善于事人，很快就获得了宠爱，也成为王公大臣争相抢夺的目标。以至到了元朝后期，“北人女使，必得高丽女孩童；家僮，必得黑厮。不如此谓之不成仕宦”[60]。一时间，“京师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然后为名家”[61]。这些得宠的高丽女子在元朝权贵之家获得了较为尊贵的地位和特殊的待遇，这种殊荣甚至引起了元朝妇女的不满和欣羡：“恨身不作三韩女，车载金珠争夺取。银铛烧酒玉杯饮，丝竹高堂夜歌舞。黄金络臂珠满头，翠云绣出鸳鸯绸。醉呼阉奴解罗幔，床前爇火添香篝。”[62]
大批高丽女性进入元廷后宫和社会上层，不仅在政治上形成了一股高丽势力，对蒙元与高丽的政治生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他们本民族的生活习俗也对元朝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生活上也形成了一股“高丽风”时尚。正如《庚申外史》所指出的：“自至正以来，宫中给事使令，大半为高丽女。以故，四方衣服鞋帽器物，皆依高丽样子。”[63]
3．皇后奇氏完者忽都——高丽贡女的突出代表
虽然史家有言：“初，世祖皇帝家法，贱高丽女子，不以入宫。”[64]但从元代史料记载的实际情况来看，终元之世，纳取高丽贡女以充实后宫的情况始终存在。明确见于史书记载的贡女次数多达六七十批，人数竟达1500人之多，而这只是实际情况的一小部分。[65]
来到元廷的高丽贡女除了充当宫女外，还有一小部分成为元帝或王室的嫔娥乃至后妃，如元仁宗、元明宗、元顺帝以及实逗太子、峦峦太子、安西王安难达等都曾纳高丽女。因此曾上奏《代言官请罢取童女书》的高丽人李榖也不无得意地指出：“今高丽妇女在后妃之列，配王侯之贵，而公卿大臣多出高丽外甥者。”[66]
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元顺帝皇后奇氏完者忽都。作为高丽贡女，奇氏经历了从宫女到皇后的巨大转变，在元末顺帝时期把持朝政多年，成为转型最为成功、地位最为显赫、影响也最大的高丽贡女，她对大都“高丽风”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奇（祁）氏是元末顺帝的第三任皇后，最初作为高丽贡女进入元廷，由徽政院使、来自高丽的宦官秃满歹儿推荐给顺帝，主供茗饮。奇氏聪颖狡黠，善于事人，便日见宠幸。[67]而顺帝对奇氏的亲近与好感应当与其幼年曾被流放高丽国的经历也有一定的关系。[68]当时顺帝的皇后答纳失里是权臣太师太平王燕帖木儿的女儿，娇贵专横，嫉恨奇氏受宠，又轻视顺帝年轻（当时顺帝只有14岁），便数次笞辱奇氏，甚至“加烙其体”[69]。元统三年（1335年），答纳失里皇后之兄弟唐其势、塔剌海被告图谋不轨，塔剌海逃入宫中，答纳失里皇后以衣蔽匿之，因而获罪，被贬出宫，后被丞相伯颜鸩于开平民舍。答纳失里皇后遇害后，顺帝打算立奇氏为后，遭到了丞相伯颜等大臣们的反对。遂立世祖察必皇后之曾孙（一说玄孙）弘吉剌氏伯颜忽都为正宫皇后，册立奇氏为次宫皇后，居兴圣宫，改徽政院为资政院，隶属于奇皇后。奇氏生皇子爱猷识理达腊。
一直到至正八年，监察御史李泌仍以世祖之言、天灾异象来谏言顺帝降奇氏为妃：“世祖誓不与高丽共事，陛下践世祖之位，何忍忘世祖之言，乃以高丽奇氏亦位皇后。今灾异屡起，河决地震，盗贼滋蔓，皆阴盛阳微之象，乞仍降为妃，庶几三辰奠位，灾异可息。”但顺帝“不听”[70]。世人亦将高丽奇氏为后看作野鸽来巢、六月阴寒，是天下将乱之象。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八月，大皇后伯颜忽都卒，同年十二月，奇氏被正式册封为正宫皇后。
奇氏表现得贤良明理，在内外很多事情的处理上周全得体，树立了贤后的形象。顺帝后期，奇氏的地位日渐稳固，而顺帝此时沉溺于十六天魔舞和大喜乐事，日渐荒淫，怠于政事，奇后便把持朝政，甚至与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谋划内禅，逼顺帝让位，并试图干预和把持高丽国政。
“昨朝进得高丽女，大半咸称奇氏亲。”[71]在这种紧张的宫廷斗争中，奇后多处施展政治手腕，并充分展开美女外交，利用蓄养的亲信高丽贡女作为笼络权臣的手段和刺探政治情报。“祁（奇）后亦多蓄高丽美人，大臣有权者，辄以此送之，京师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然后为名家。高丽女婉媚，善事人，至则多夺宠”[72]。奇后内禅计划被顺帝知道后，顺帝“怒而疏之，两月不见”。不久，奇后遭幽禁，也是故技重施，“数纳美女于孛罗帖木儿”以求解脱，结果百日后便被释放。[73]
随着奇氏在元廷贵为皇后的至高地位和大权独揽的政治强势，以及高丽女性在上层社会日益活跃，“高丽风”的盛行当然在所难免。
4．高丽宦官入侍元廷
在元朝的宫廷中，有一个势力群体常常被忽视，即高丽宦官。丽元之交中，高丽除了贡献元廷童女外，还有童男。这些童男来到元廷后，有相当的一部分人做了宦官。比如前面提到的，首先把奇氏推荐给顺帝的宦官、徽政院使秃满歹儿就是高丽人，奇后最宠信的宦官朴不花也是高丽人。
朴不花亦名王不花，在奇氏未进宫时，两人是同乡，“相为依倚”，关系十分密切。奇氏被选送入元廷后，受到顺帝宠幸，被立为第二皇后，朴不花便以阉宦身份入宫，专门侍奉奇后，深得奇后的宠爱与信赖：“皇后爱幸之，情意甚胶固，累迁官至荣禄大夫、资政院使。”资政院主掌皇后的财赋，权力很大。在奇氏初立皇后塑造贤后形象的时候，赈灾善后等事宜，皆由朴不花出面操办。后来奇后谋划内禅之事，也是遣朴不花出面谕意丞相太平，寻求政治支持。可见奇后对他的信任非同一般。
朴不花和秃满歹儿都是元朝后宫中高丽宦官的代表。他们出入后宫，深得后宫高丽妃嫔的信赖，又担任具有不小实权的官职，他们的言行处事，都具有不小的影响，也成为推动“高丽风”盛行的一股力量。
三、元朝大都“高丽风”的表现
元朝末期，后宫中母仪天下的皇后为高丽女，宫中给事使令又大半为高丽女，出身高丽的宦官亦不乏其人。他们语言相通，民族相同，习俗相同，生活方式相同，自然具有文化上的认同感和民族上的亲近感。上自皇后妃嫔，下至宫女宦官，充斥了元朝宫廷，以至在元朝宫廷和大都上层社会形成了从服装鞋帽到语言习俗、生活方式大行其道的“高丽风”。
这种“高丽风”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服饰方面以“高丽样”为尚。
除了权衡《庚申外史》指出“自至正以来，宫中给事使令，大半为高丽女，以故四方衣服、鞋帽、器物，皆依高丽样子”外，《南村辍耕录》也记载：“杜清碧先生本应召次钱塘，诸儒者争趋其门。燕孟初作诗嘲之，有‘紫藤帽子高丽靴，处士门前当怯薛’之句，闻者传以为笑。用紫色棕藤缚帽，而制靴作高丽国样，皆一时所尚。”[74]一时间，“高丽样”成为上层社会服饰崇尚和竞相模仿的对象。
宫衣新尚高丽样，方领过腰半臂裁。连夜内家争借看，为曾着过御前来。
半臂初裁样入时，熏风吹瘦小腰肢。
东国名姬貌似花，中宫分赏大臣家。衣衫尽仿高丽样，方领过腰半臂斜。[75]
与“高丽样”一起流行的还有“高丽语”。由于高丽人遍布元廷，尤其是进入元廷上层，高丽语在元廷中也日渐普及，几乎成了元朝后宫中的通用语言之一，以致学习高丽语成了在后宫中任职当差的“非高丽”人的必修课。
玉德殿当清灏西，蹲龙碧瓦接榱题。卫兵学得高丽语，连臂低歌井印梨。[76]
这首《宫词》中所说的正是当时元朝后宫中人人争学高丽语的情景。
此外，一些高丽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也在元廷中流行开来。如：
绯国宫人直女工，衾裯载得内门中。当番女伴能包袱，要学高丽顶入宫。[77]
以头顶物携载而行本是高丽人的生活方式，宋人徐兢曾于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奉使高丽，归国后，书其事物，绘其图形，撰写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书中特别记录了高丽妇人“水米饮欢并贮铜罂，不以肩舁，加于顶上。罍有二耳，一手扶持抠衣而行”的载物方式。[78]这种方式是汉族人和女真人所陌生的，但随着“高丽风”席卷宫廷，宫女们也开始“要学高丽顶入宫”。这首《宫词》就形象生动地描写了一位女真宫女学习高丽女顶物而行的情景。
以上史料和《宫词》使我们管中窥豹，可以了解和感受到元朝末期宫廷和大都以致“四方”流行“高丽风”的时代氛围。
朝鲜半岛古为“东夷”，其俗为“断发文身，雕题交趾”。根据史料的记载，从周时箕子受封于东夷，“教以田蚕之利”和衣冠之制开始，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宋元，朝鲜半岛的服装一直或多或少地受到中国大陆历代王朝的影响。到了宋朝，“岁通信使屡赐袭衣，则渐渍华风。被服宠休，翕然丕变，一遵我宋之制度焉，非徒解辫削衽而已也”[79]。高丽服饰更是明显地受到了“华风”的浸染，在礼仪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汉化”特征，故有“小中华”的美誉。对此，经历了南宋、金和蒙古时期的高丽人李奎报（1168—1241年）在他的《题华夷图长短句》中不无自豪地说：“君不见，华人谓我小中华。此语真堪采。”[80]到了蒙元时期，高丽和蒙元的关系日益密切，高丽世子长期入质汗廷，高丽使臣长期居住大都，还有多位蒙元公主下嫁高丽等[81]，他们又将蒙元的文化带到高丽，高丽服饰又明显地受到了蒙元服饰的感染，出现了“胡化”现象，尤其是一些入质的世子和长期在元朝居住的使臣回到高丽后，一身“椎髻胡服”的装束，让高丽人颇为讶异。（图6-15）
图6-15 韩国密阳古法里朴翊墓壁画。该墓葬主人生于1332年，卒于1398年，正值高丽王朝晚期和元朝末年，也正是元朝大都“高丽风”盛行的时期
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随着蒙元与高丽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日益密切，尤其是高丽世子入质汗廷、高丽贡女入选宫廷甚至尊为后妃、高丽宦官入侍元廷，以及高丽使者长居大都、高丽方物入贡元廷等原因，高丽的服饰和习俗等也开始影响元朝的服饰文化和生活习俗。透过对元朝末年大都“高丽风”盛行这一时尚流行现象的分析研究，可以使我们多方面、也更为深入和细致地了解丽元之间的政治关系和文化交流。这种交流与互动，既大大地促进了高丽文化的发展，也使得元朝的服饰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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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彭汝砺（1041—1095年），字器资，饶州鄱阳（今江西鄱阳）人。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出使辽国，其《鄱阳诗集》载使辽诗六十首。
[2]彭汝砺使辽诗见蒋祖怡等：《全辽诗话》，岳麓书社，1992年，318—320页。
[3]此诗《宋诗纪事》题为《燕姬》, 《全辽诗话》中题为《佛妆》。参见《全辽诗话》，岳麓书社，1992年，161—162、321页。
[4]（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十五张舜民《使北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42页。
[5]（宋）张舜民：《使辽录》，见（明）陶宗仪：《说郛》卷三，中国书店据涵芬楼1927年影印，1986年，191页。
[6]吴延燮等：《北京市志稿》第七册《礼俗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167页。另见蒋祖怡：《全辽诗话》，岳麓书社，1992年，161页。
[7]（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二，中华书局，2007年，142页。
[8]（宋）庄绰：《鸡肋编》，中华书局，1983年，15页。
[9]（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八“栝楼”条，华夏出版社，1993年，217页。
[10]（唐）日华子撰，常敏毅集辑：《日华子诸家本草》，宁波市卫生局，1985年，22页。也有学者认为日华子为五代十国吴越人。
[11]张修桂：《辽史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页。
[12]胡峤，生卒年月不详，字文峤，五代后晋时期华阳（今安徽绩溪华阳镇）人。胡峤曾为后晋同州郃阳县令。契丹会同十年（947年），他作为宣武军节度使萧翰掌书记随入契丹，后萧翰被告发谋反见杀，胡峤无所依，虏居契丹七年（后晋天福十二年至广顺三年），于周广顺三年（953年）亡归中原。根据在契丹七年的见闻，胡峤写成记述契丹地理风俗的《陷北记》，又称《陷虏记》。
[13]（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十五胡峤《陷北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37页。
[14]（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八《兴宗文成皇帝》载：“宋朝自圣宗太平四年（1024年），每岁遣使贺帝生辰及元旦，贺太后则别遣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78页。
[15]（宋）欧阳修：《奉使道中作三首》, 《全辽诗话》，岳麓书社，1992年，279、280页。1055年，欧阳修以翰林学士、吏部郎中、知制诰、史馆修撰假右谏议大夫充贺辽道宗登位国信使。
[16]（宋）王安石：《奉使道中寄育王山长老常坦》, 《全辽诗话》，岳麓书社，1992年，286页。
[17]（宋）王安石：《余寒》, 《全辽诗话》，岳麓书社，1992年，287页。
[18]沙陁，即沙碛，沙石积成的沙滩地，或指沙漠。小沙陁约在辽上京道永州南土河（今老哈河）中游以南（今内蒙古奈曼旗西李家营子、乌兰图格以南）。大沙陁即在土河以北至潢河（今西拉木伦河）这一三角洲地带。
[19]（宋）欧阳修：《奉使道中五言长韵》, 《全辽诗话》，岳麓书社，1992年，280页。
[20]（元）脱脱等：《辽史》，中华书局，1974年，1207页。
[21]（清）史梦兰著，张建国校注：《全史宫词》，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467页。（宋）孔平仲撰《孔氏谈苑》载：“契丹鸭渌水牛鱼鳔，制为鱼形，妇人以缀面花。”参见车吉心、王育济主编：《中华野史·宋朝卷》，泰山出版社，2000年，970页。
[22]（元）柯九思等：《辽金元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42页。
[23]（元）柯九思等：《辽金元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51页。
[24]阎凤梧：《全辽文》之《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63页。张永娜：《辽代佛教与社会生活》, 《兰台世界》2012年第6期，17页。
[25]（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八《兴宗文成皇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82页。
[26]（元）脱脱等《辽史·道宗纪》载：大康四年（1078年）七月，“诸路奏饭僧尼三十六万”。中华书局，1974年，281页。
[27]（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商务印书馆，1934年。
[28]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241、688、285页。参见张国庆：《论辽代家庭生活中佛教文化的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67—73页。
[29]参见张国庆：《论辽代家庭生活中佛教文化的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67—73页。张永娜：《辽代佛教与社会生活》, 《兰台世界》2012年第6期，17—18页。
[30]星云法师监修，慈怡法师主编：《佛光大辞典》“三十二相条”；蓝吉富主编：《中华佛教百科全书》“三十二相条”。参见邱忠鸣：《“福田”衣与金色相——以青州龙兴寺出土北齐佛像为例》, 《饰》2006年第1期，8—11页。
[31]参见邱忠鸣：《“福田”衣与金色相——以青州龙兴寺出土北齐佛像为例》, 《饰》2006年第1期，8—11页。
[32]陈永志：《契丹史若干问题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陈永志先生关于契丹这一特殊丧葬习俗的探讨对本部分的写作帮助很大，特此致谢！
[33]贾洲杰：《契丹丧葬制度研究》, 《内蒙古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杜晓帆：《契丹葬俗中的面具、网络与萨满教的关系》, 《民族研究》1987年第6期。盖山林：《契丹面具功能的新认识》, 《北方文物》1995年第1期。
[34]木易：《辽墓出土的金属面具、网络》, 《北方文物》1993年第1期。张郁、孙建华：《从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银丝网络金属面具浅谈契丹葬俗》,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35]马洪路：《契丹葬俗中的铜丝网衣及有关问题》, 《考古》1983年第3期。〔日〕北川房次郎：《辽代金面缚肢葬小考》，日本《书香》1943年10月。
[36]安路：《东胡族系的覆面葬俗及相关问题》, 《北方文物》1985年第1期。
[37]杜承武、陆思贤：《契丹女尸在民族史研究上的意义》, 《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乌盟文物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编：《契丹女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38]刘冰：《试论辽代葬俗中的金属面具及相关问题》, 《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1期。侯峰：《辽代契丹族金属面具、网络等葬俗的分析》,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39]杜承武、陆思贤：《契丹女尸在民族史研究上的意义》, 《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乌盟文物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编：《契丹女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40]（元）熊梦祥：《笞女台歌》, 《全辽诗话》，岳麓书社，1992年，180页。
[41]（元）柯九思等：《辽金元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17页。
[42]高丽（918—1392年），又称高丽王朝、王氏高丽，是朝鲜封建王朝之一。935年灭新罗，936年灭后百济，基本统一朝鲜半岛，1392年被朝鲜王朝取代。高丽王朝后期，正值中国元朝统治时期。
[43]至正（1341—1370年）是元惠宗（即元顺帝）的第三个年号，也是元朝最后一个年号。
[44]任崇岳：《庚申外史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96页。
[45]（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2942页。
[45a]（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20、31—37页。
[46]（明）宋濂等：《元史》之“征东等处行中书省”，中华书局，1976年，1562页。
[47]（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1345页。
[48]（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63页。
[49]（明）宋濂等：《元史》之“高丽公主位”条，中华书局，1976年，155、2760页。
[50]〔高丽〕金坵：《谢釐降公主表》, 《止浦集》，见杜宏刚、邱瑞中、〔韩〕崔昌源辑：《韩国文集中的蒙元史料》（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6页。
[51]〔高丽〕安轴：《请同色目表》, 《谨斋集》；李齐贤：《乞比色目表》, 《益斋乱稿》，见杜宏刚、邱瑞中、〔韩〕崔昌源辑：《韩国文集中的蒙元史料》（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8、163页。
[52]（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4607—4623页。
[53]（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177—178页。
[54]〔高丽〕李奎报：《送撒里打官人书（壬辰四月）》, 《东国李相国文集》，见杜宏刚、邱瑞中、〔韩〕崔昌源辑：《韩国文集中的蒙元史料》（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页。
[55]〔高丽〕李榖：《代言官请罢取童女书》, 《稼亭集》，见杜宏刚、邱瑞中、〔韩〕崔昌源辑：《韩国文集中的蒙元史料》（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252—253页。
[56]（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648页。
[57]（元）柯九思等：《辽金元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9页。
[58]（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782页。
[59]任崇岳：《庚申外史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71页。
[60]（明）叶子奇撰：《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中华书局，1959年，63页。
[61]任崇岳：《庚申外史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96页。
[62]（元）乃贤：《新乡媪》, 《金台集》，见（清）顾嗣立：《元诗选初集》，中华书局，1987年，1451页。
[63]任崇岳：《庚申外史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96页。
[64]任崇岳：《庚申外史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12页。
[65]喜蕾：《元朝宫廷中的高丽女性》，见邱树森：《元史论丛》第八辑《元朝宫廷中的高丽女性》，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208页。
[66]《高丽史》卷一百九《李榖传》，转引自薛磊：《元代宫廷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274页。
[67]（明）宋濂等：《元史》之“顺帝后完者忽都”，中华书局，1976年，2880—2884页。
[68]（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815页。
[69]任崇岳：《庚申外史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12页。
[70]（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883页。
[71]（元）柯九思等：《辽金元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26页。
[72]任崇岳：《庚申外史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96页。
[73]（明）宋濂：《元史》之“顺帝后完者忽都”，中华书局，1976年，2881页。
[74]（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八《处士门前怯薛》，中华书局，1959年，346页。
[75]（元）柯九思等：《辽金元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17、101、144页。
[76]（元）柯九思等：《辽金元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15页。
[77]（元）柯九思等：《辽金元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17页。
[78]（宋）徐兢：《朝鲜文献选辑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第二十《妇人》，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42页。
[79]（宋）徐兢：《朝鲜文献选辑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第七《冠服》，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15页。
[80]〔高丽〕李奎报：《题华夷图长短句》, 《东国李相国文集》，见杜宏刚、邱瑞中、〔韩〕崔昌源辑：《韩国文集中的蒙元史料》（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页。
[81]（明）宋濂：《元史》之“高丽公主位”，中华书局，1976年，2760—2761页。
奢侈风气
明清之际女子服饰时尚
布罗代尔曾说：“一部服饰史提出所有的问题：原料、工艺、成本、文化固定性、时装、社会等级制度。……假如社会处于稳定状态，那么服装的变革也不会那么大。……只有当政治动乱打乱了整个社会秩序时，穿着才会发生变化。”[1]而服饰的快速更替，则会带来流行的时尚，这在礼服的规制中难以体现，但在日常服饰中则有明确的反映。由于中国古代典籍多记录帝王百官、皇后命妇的礼服，对于他们和庶民百姓的日常服饰则较少涉及，因此，人们难以知晓古人日常服饰的穿着搭配方式到底如何？遂导致目前的服装史研究往往侧重礼服，大多停留在形制层面的状况，对于社会生活史视野下的日常服饰关注不够。然而，正是日常生活的服饰，才能更好地反映一个时代经济、文化和思想的变化，及时地透视出快速变换社会的流行风尚，但如何把握和再现这过往的时尚，并非易事！即使是还原最基本的形制，也缺乏大量的文献、图像和实物材料的支撑，更何况从物质文化史角度，探究服饰与身份阶层之象征、地理环境之差异、工艺水平之高下、审美趣味之嬗变等要素的关系。虽如此，中国服装史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前辈大师的通史钩沉上裹足不前，而应该继续他们未竟的事业，补充他们未及的日常服饰的个案研究，从而将中国服装史的研究向前推进。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本章选取明清之际的女子服饰中具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深度研究，诚然不可涵盖明清女子服饰时尚丰富多彩的世界，但或许能管中窥豹，明了其中的一些问题，诸如明末清初服饰崇侈的风气、明代女子服饰的游牧风以及明清女子服饰与中亚、西亚的关系，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