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褚人获在《坚瓠集》中描写晚明吴中女子妆饰时云：“满面胭脂粉黛奇，飘飘两鬓拂纱衣，裙镶五采遮红袴，绰板脚跟着象棋。貂鼠围头镶锦裪，妙常巾带下垂尻，寒回犹着新皮袄，只欠一双野雉毛。”[2]诗中提到的“貂鼠围头”指的就是“貂鼠卧兔儿”。
什么是“卧兔儿”呢？沈从文先生、周汛和高春明先生、黄能馥和陈娟娟先生在他们的书中都曾提及，但仅限于几句话的描述和一个简单示意图，指出“卧兔儿”是晚明流行的女子头饰。至于“卧兔儿”清晰的形制、流行的时间、固定的戴法、演变的规律以及流行的原因等与物质文化相关的问题，并没有讨论，至今并不清楚。前辈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为我们钩沉了一些史料，使进一步的研究得以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
一、“卧兔儿”的形制及其他
1．“卧兔儿”的造型及命名
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谈到明代妇女的时装与首饰时，仅有两处提到“卧兔儿”：一是“本图反映如比甲云肩的式样，冬天妇女头上戴的貂鼠或海獭卧兔儿形象和在头上的位置，汗巾儿的系法，都还接近真实”[3]，并附上了示意图（图7-1）；二是“又有名‘卧兔儿’的，如明万历时小说中常说的‘貂鼠卧兔儿’、‘海獭卧兔儿’。结合传世画刻所见种种，才比较具体明白它当时在妇女头上的位置、式样，并得知主要重在装饰效果，实无御寒作用”[4]。以上的叙述只告诉我们在万历时期的小说中常见“卧兔儿”，要结合画刻才能明白具体的戴法和样式，但并没有给出更加详细的说明，而示意图又不能让人完全地明白“卧兔儿”的相关内容，有的读者甚至认为“卧兔儿”就是冬天妇女戴在头上的毛茸茸的帽子。黄能馥、陈娟娟先生在《中国服装史》中提到明代的巾帽时，也用图示意明代戴“卧兔儿”的女子，图片与沈从文先生书中的相同。[5]周汛、高春明先生在《中国历代妇女妆饰》中说：“到了冬天，更有用貂鼠、水獭等珍贵毛皮制成额巾，系裹在额上，既可用作装饰，又可用来御寒，是一种非常时髦的装束，俗称‘貂覆额’，或称‘卧兔儿’。”[6]书中也附一张图，显示扎“貂覆额”的明清妇女（图7-2）。
图7-1 卧兔儿（《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图7-2 扎“貂覆额”的明清妇女（《中国历代妇女妆饰》）
以上几位先生关于“卧兔儿”的文字描述比较简略，线描示意图又难以让人清晰地观察到“卧兔儿”的形制及其他。[7]幸运的是，民国时期柯罗版精印的《清宫珍宝皕美图》[8]中存有12幅女子戴“卧兔儿”的图像。《清宫珍宝皕美图》取材于明代小说《金瓶梅词话》，共168幅插图。[9]据传为清初不落款名家所画，属于清宫珍宝。由于清初女子的服饰与晚明相似（“十从十不从”的政策），画中女子的服饰基本保持明末清初的风尚，这可与小说《金瓶梅词话》的文字验证，图文基本一致。如《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一回《吴月娘扫雪烹茶 应伯爵替花勾使》中描写吴月娘：“灯前看见她家常穿着大红潞绸对襟袄儿，软黄裙子，头上戴着貂鼠卧兔儿，金满池娇分心，越显出她粉妆玉琢银盆脸，蝉髻鸦鬟楚岫云。”[10]从《清宫珍宝皕美图》的一幅《吴月娘扫雪烹茶》（图7-3）中就可见到吴月娘（图左的女子）头上戴的毛茸茸的饰物，由此也可推断此物为“貂鼠卧兔儿”。画家以高超的技艺，非常写实地描绘了“貂鼠卧兔儿”的造型和佩戴位置等。倘若要更清楚地辨析“卧兔儿”戴在头上的各种角度及戴法，可参看此书的另外一幅图《两孩儿联姻共笑嬉》（图7-4）。图中有五位女子戴着“卧兔儿”，正面和侧面的图像十分清晰，毛皮的质感很强。其中，侧身站在屏风后面的女子头上的“卧兔儿”，清楚地显示“卧兔儿”只是戴在前额，两边最多及耳，侧面和后面是没有皮毛的（图7-5）。那么，“卧兔儿”后面是怎样与发髻连接的？叶梦珠在《阅世编》中云：
图7-3 《吴月娘扫雪烹茶》局部（《清宫珍宝皕美图》）
图7-4 《两孩儿联姻共笑嬉》（《清宫珍宝皕美图》）
图7-5 《两孩儿联姻共笑嬉》局部
今世所称包头，意即古之缠头也。古或以锦为之。前朝冬用乌绫，夏用乌纱，每幅约阔二寸，长倍之。……崇祯中，式始尚狭……今裁幅愈小，褶愈薄，体亦愈短，仅施面前，两鬓皆虚，以线暗续于鬓内而属后结之，但存其意而已。[11]
叶梦珠为明末清初人，所记皆为亲历亲闻之事，语有所据。叶氏谈的是明末清初一般女子缠头的勒子的变化，“卧兔儿”属于缠头的一种，只是限于富贵女子冬天所戴，自然与其他勒子的戴法一样，仅仅戴在前额，以线暗续在鬓内，在发后系结。这种方法是崇祯之后才流行的，至于是什么样的线，现在还不得而知。
“卧兔儿”的得名，从文献中很难找到依据，以古代发髻命名的规则看，一般从造型而来。诚如许地山先生所说：“中国妇女梳髻直如西洋女人戴帽子，形式是很多的。不过髻的名目古来虽有种种，因为历来没有专书把图样和名字连起来，后来的人也就不知道了。各地都是依着髻底形式叫出来，没有一定的名字。”[12]“卧兔儿”不是发髻，是女子头上非常奢华的装饰，与发髻的关系密切，往往是合在一起被观看的，应该说和发髻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一点提示笔者观察到《清宫珍宝皕美图》中所有“卧兔儿”都是与珠子箍儿一起佩戴的，而且，与“卧兔儿”同时佩戴的珠子箍儿都在眉间形成一个尖角，尖角上至少有一颗珠子（珍珠），或者由五颗珠子组成一个梅花形，远看感觉也是一个大白珠子（参见图7-5）。而其他单独佩戴的珠子箍儿则是造型各异，宽窄不等，不一定在眉间形成尖角（参见图7-3最右边的女子头上戴的勒子）。可见这种尖角的珠子箍儿的造型是专门和“卧兔儿”搭配的，那么，这种搭配的原因何在呢？我们继续观察女子的发髻，也许能有一个合理的推测。《清宫珍宝皕美图》中所有戴“卧兔儿”的女子头顶的发髻都是高卷而虚朗的，这是明末清初流行的发髻式样。[13]发髻往下则呈新月状，覆在额上的“卧兔儿”松软华丽的皮毛向外，再往下是眉间呈尖角带珠子的乌绫制成的箍儿。珠子箍儿向上斜伸的造型与“卧兔儿”结合，再与蓬松的发髻结合，正面看与一只卧着的兔子造型类似，而那珠子仿佛是兔嘴上露出的显眼的白牙。这些因素合在一起，让我们对“卧兔儿”的命名有了大致的猜测。而兔子的可爱与女子的形象连在一起，也是人们乐于接受的原因之一。反过来说，珠子箍儿和虚朗发髻流行的时候，当人们戴上“卧兔儿”，发现这种组合后的造型很像卧兔的正面形象，则以“卧兔儿”来命名，也是有可能的。鉴于此，女子在戴“卧兔儿”时，必须与珠子箍儿和发髻进行合适的配合，才算完成“卧兔儿”的整体佩戴。（以上只是笔者对“卧兔儿”得名的一种猜测，还有待其他资料佐证。）
2．“卧兔儿”流行的时间
从小说提供的材料看，“卧兔儿”的类别只有“貂鼠卧兔儿”和“水獭卧兔儿”两种，说明“卧兔儿”的制作材料仅限于貂鼠和水獭两种动物的皮毛。[14]貂皮素有“裘中之王”的美称，皮板优良，轻柔结实，毛绒丰厚，色泽光润。由于貂皮产量极少，致使其价格昂贵，因此又成为富贵的象征，被称为“软黄金”。貂皮还具有“风吹皮毛毛更暖，雪落皮毛雪自消，雨落皮毛毛不湿”的三大特点。水獭皮也是贵重的毛皮，外观美丽，绒毛厚密而柔软，几乎不会被水浸湿，保温抗冻作用极好。据叶梦珠说，清初制暖帽时也是“即贵貂鼠，次则水獭，再次则狐，其下者滥恶，无皮不用”[15]。明末清初重毛皮的风尚是延续的，貂鼠和水獭这两种毛皮被推为最昂贵的皮货，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奢侈品，普通人是享用不起的。
那么，“卧兔儿”到底流行了多长时间？其实，这是不可能准确回答的一个问题，我们或许可以把握一个大致的时间段，并着重考察在这个大的时间范围内“卧兔儿”发展演变的状况。《金瓶梅词话》于万历年间成书，书中多次提到“卧兔儿”，这说明至少在万历年间已经流行。但其上限能追溯到什么时候呢？嘉靖的最后两年，权臣严嵩被削为平民，籍没家产，他贪污受贿，生活奢侈，被没收的金玉服玩，良田甲第无数，均记录在《天水冰山录》中。从书中的记录看，所有当时流行的奇珍异宝应有尽有，金玉首饰的数量惊人，但貂鼠裘皮类的服饰并不多，只有两件貂鼠皮袄、两件狐裘、两件豹皮衣、五条貂鼠风领（围脖），没有见到“卧兔儿”。[16]如果嘉靖年间已经流行“卧兔儿”，严嵩家不应该没有，据此推测，“卧兔儿”可能流行的上限在万历年间（隆庆的六年时间忽略不计）。那么，下限到什么时候？又是如何演变的？成书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扬州画舫录》云：“扬州鬏勒异于他处，有蝴蝶、望月、花篮、折项、罗汉鬏、懒梳头、双飞燕、到枕鬆、八面观音诸义髻，及貂覆额、渔婆勒子诸式。”[17]说明貂覆额（女子头上的毛皮饰物）在乾隆六十年以前还在流行，但其样式与前面谈到的“卧兔儿”是否一样，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曹雪芹（1715—1763年）在人生的最后十年（乾隆十八年至乾隆二十八年）创作小说《红楼梦》，第六回描写王熙凤的穿着：“那凤姐儿家常带着秋版貂鼠昭君套，围着攒珠勒子[18]，穿着桃红撒花袄，石青刻丝灰鼠披风，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粉光脂艳，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铜火箸儿拨手炉内的灰。”[19]可见乾隆时期已经将女子头上的毛皮饰物称为“昭君套”，那么，这种“昭君套”的造型又是怎样的？从清代画家改琦（1773—1828年）所绘《红楼梦》中王熙凤的形象可见一斑（图7-6），她额头上所戴即是秋版貂鼠昭君套[20]。改琦为乾隆三十八年生人，在曹雪芹去世后十年出生，与曹创作《红楼梦》的时间相距并不遥远，应当了解曹所描绘的貂鼠昭君套的样式，因此，他的绘画与当时的式样应该是符合的。从画面上看，它的形式与前述“卧兔儿”有所差别，前面正中间的毛皮上有金玉或珠子装饰，后面也有毛皮，整体上看是一个无顶的毛皮套子，让发髻露在外面。“87版”《红楼梦》中邓婕饰演的王熙凤（图7-7）即戴着“昭君套”，她基本上是按照改琦所绘的图像来着装的。
图7-6 王熙凤（改琦绘《红楼梦》）
图7-7 “87版”《红楼梦》中邓婕饰演的王熙凤
为什么说“昭君套”不是像“卧兔儿”那样仅在前额上覆盖毛皮，而是前后一圈都有呢？首先，“套”字是带有动作意味的，也就是说要套在头上；其次，“昭君套”是对游牧民族头饰的模仿，其原型是北方游牧民族女子冬天常戴的毛皮套子，这种毛皮套子兼具保暖和装饰作用。明代刊刻《摘锦奇音》中的插图，描绘的是班超夷地赏月的情形。其中，翩翩起舞的夷地舞女头上戴的就是这种毛皮套子，在额前后围一圈，露出发髻（图7-8）。在明代刊刻的大量戏曲小说的版刻插图中，只有游牧民族的女子才有此头饰，这是游牧民族女子的重要象征。清代的统治者为以前生活在东北地区的满族，本来就衣毛皮服饰，妇女冬天戴这种毛皮套子是很自然的事情。只是汉家女在模仿时，必然要取一个跟汉文化有些关系的名字，“昭君套”应该是汉人模仿佩戴时对它的命名。当汉家女想要模仿这种装饰并给它命名时，自然会想到戴上这种毛皮套子犹如出塞的昭君（汉家女），或者想象昭君戴的就是这样的毛皮套子。因此，这种毛皮套子在流行时便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昭君套”。从万历年间女子头上流行的毛皮饰物“卧兔儿”到乾隆年间依然流行的毛皮饰物“昭君套”，历经两百余年，其中的演变自然非常丰富多样。清初的《醒世姻缘传》，成书时间介于《金瓶梅词话》与《红楼梦》之间，第一回写晁大舍给珍哥做了一套准备打猎的服饰：“与珍哥新做了一件大红飞鱼窄袖衫，一件石青坐蟒挂肩；三十六两银子买了一把貂皮，做了一个昭君卧兔……”[21]其中提到的毛皮饰物叫“昭君卧兔”，似乎可以看成“卧兔儿”到“昭君套”[22]的中间过渡阶段。当然，今天我们很难还原当时复杂的演变过程，也无法界定准确的演变时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卧兔儿”型的毛皮饰物曾是明末清初女子头上时尚而又奢侈的装饰品，流行地域不仅在北方地区，亦及江南。
图7-8 《投笔记》插图局部（《摘锦奇音》）
二、“卧兔儿”的流行时尚与物质文化的关系
晚明流行的“卧兔儿”毛皮奢侈头饰，是偶然产生的，还是具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呢？这就涉及“卧兔儿”与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的关系。下面我们就两个方面来讨论。
1．“卧兔儿”与明代头饰
“卧兔儿”作为一种头饰在晚明之所以流行，与明代对头箍的重视具有密切的关系。据说大禹的时代即有缠头的情况，称为“抹额”, 《说郛》载：“昔禹王集诸侯于涂山之夕，忽大风雷震，云中有甲马及卒一千余人，中有服金甲及铁甲者，不披甲者以红绢抹其首额，禹王问之，对曰：‘此抹额。’盖武士之首服，皆佩刀以为卫从。”[23]这是军容仪仗队列的标志。又《御制律吕正义后编》云：“四夷舞士，东夷四人，椎髻于后，系红销金头绳，红罗销金抹额中缀涂金博山，两旁缀涂金巾环，明金耳环，青罗生色画花大袖衫，红生色领，高丽袖，红罗销金裙缘，红生绢衬衫，锦领涂金，束带，乌皮靴。”[24]这是舞士戴抹额的情况。后来，抹额从仪仗队、舞士的额头装饰逐渐转向普通人的头饰，并随着朝代的更迭和地域的变换，有了许多不同的名称，如额帕、额子、苏州勒子、渔婆勒子、珠子箍儿等，恐怕都是抹额的遗意。与其他朝代相比，明代是女子围额装饰最为重要的时期，此类装饰种类繁多，造型各异。无论是文献、图像还是考古出土实物[25]，都很丰富。扬之水先生认为明代珠子箍儿是对元代脱木华和速霞真的继承、发展和变化，最大的变化是由阔变窄。[26]老年妇女戴的较宽，年轻人戴的较窄。有的分两层，前面打结和装饰珠子等，这些都是明代的变化。明代的珠子箍儿、勒子是由乌绫（冬季）、乌纱（夏季）、珍珠等材料制成，试想有一天女子头上的毛皮饰物流行，成为奢华的象征时，人们自然会套用当时流行的珠子箍儿、勒子的样式，跟随其宽窄及造型进行变化，只是将材料换成昂贵的貂鼠、水獭等。这便是“卧兔儿”得以流行的基础之一。[27]
如果我们认定“卧兔儿”是对珠子箍儿、勒子的模仿，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出现了：用毛皮制成的饰品，为什么只模仿珠子箍儿或勒子等装饰在头部，而不是模仿禁步叮当佩在腰上，坠领、坠胸挂在胸前呢？这里就涉及一个物质文化的问题。对价格高昂的貂皮、水獭皮的穿戴实际上是人们富贵奢华、身份地位的象征，当人们要用它作装饰时，一定会将它戴在最重要、最显眼的地方[28]。什么地方是晚明女子认为最重要的装饰部位呢？仔细观察晚明女子的服饰，会发现两个有趣的现象：首先，明代婢女与主人的服装样式基本相同，虽然材料有所区别，但最大的差异是在头饰上。头饰是女子身份地位的重要象征，不能僭越，如婢女不能戴髻等。在服装相对固定的时候，女人比拼的是头上的首饰。《金瓶梅词话》中常见女人为首饰相互攀比、争风吃醋的现象。其次，晚明女子服饰中有“显”与“隐”的问题。唐代女子服装的袒领低胸被认为是非常开放的，属于强调暴露皮肤的“显”的现象。晚明世风日下，传统的伦理道德受到严重挑战，两性关系相对开放，反而没有像唐代服装那样暴露皮肤，而是采用立领纽扣的形式，将身体紧紧地包裹起来，让身体隐藏在服装之下，只有头部露在外面。这里“隐”和“显”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隐”或许是为了更好的“显”，隐藏了身体，显露了头部；隐藏了皮肤，显露了身材。实际上，晚明女子的服饰如“扣身衫子”、“比甲”、“披风”都是很显身材的[29]，这可能与晚明服饰体现的身体意识有关，鉴于篇幅和主题的限制，对此不展开讨论。总之，晚明女子包裹身体和皮肤的服装（图7-9），使头部成为更受重视的装饰部位。炫耀财富、标榜身份地位的毛皮装饰模仿当时流行的珠子箍儿、勒子，也就可以理解了。
图7-9 《新镌绣像玉簪记》插图（《傅惜华藏古典戏曲珍本丛刊》）
2．“卧兔儿”与皮货贸易
“卧兔儿”在晚明流行的另外一个推动力，是商品经济的繁荣带来的马市交易，使皮货进入了妇女的时尚消费范围。中国的马市兴起于唐宋，发展于明朝，衰落于清代，时间长达千余年之久。[30]尤其晚明是马市交易的高峰时期。许多毛皮如貂鼠皮、水獭皮、狐皮、鹿皮、熊皮、羊皮、马皮、牛皮、猪皮等都交易到了内地。图7-10是明代《南都繁会图卷》的局部，描绘了明代南京商业的繁华，可见明显的招幌“西北两口皮货发客”的字样，说明当时皮货是热门的商品。另外，通过保存下来的万历年间的零星档案也可见一斑。表1反映了万历四年七月到九月镇北、广顺、新安三关[31]马市交易皮货的情况，三个月共有2246位牧民到马市交易，共成交833件毛皮货物。[32]这是保存下来的万历年间最早的马市交易档案。万历五年、六年的档案，使我们看到参加交易的游牧民族人数和货物的数量逐渐增大，有时一次交易的貂皮数量就达到了175张，一次的人数达四百多人，时常每天都有交易。官府抽收的银两从万历四年一次2.156两增长到万历五年一次56.881两，从中可见交易量的增长及皮货需求量的增加，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皮货的流行。尤其是貂鼠、水獭等价格昂贵的毛皮，是相当奢侈的消费品，满足了晚明人们竞奢尚奇、僭名越分的风气[33]。按照礼制的规定，珍贵的毛皮只有官员命妇才能穿戴，晚明属于天崩地裂的时代，服饰礼制的崩溃给人们的僭越提供了条件。大量的富商（具有很强的消费能力）通过“社会仿效”（social emulation）模仿官员命妇的服饰，达到社会流动及纵向上升，从而打破既定的身份区隔。如《金瓶梅词话》中，仅“钱过北斗，米烂陈仓”的西门庆的妻妾、富孀林太太、命妇蓝氏以及妓女郑爱月、郑爱香（服饰由嫖客置办）都戴“卧兔儿”，穿貂鼠皮袄或貂鼠披风。
图7-10 《南都繁会图卷》局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绘画卷）
表1 万历四年七月至九月三关皮货交易概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100卷中的万历四年的档案统计，新安关数据缺失。
《金瓶梅词话》中没有提及一个“卧兔儿”值钱多少，但说李瓶儿的一件皮袄价值60两银子，按照侯会先生在《食货金瓶梅》中所做的换算（按实际购买力）, 1两银子相当于今天约200元的购买力[34]，那么，李瓶儿的一件皮袄，相当于今天的1万多元，自然属于奢侈品。前引清初的《醒世姻缘传》中说为珍哥“买了一把貂皮”做昭君卧兔，花费36两银子，对比李的皮袄，此貂皮的价格似乎太高，考虑到白银的过量流入[35]，清代的银子与明代相比，有所贬值，再者，貂皮本身也有质量差异，一张好的貂鼠皮应值十多两银子，差点的在十两以下（当时在张家口交易），相当于今天几千元。关键的问题是数量稀少，参看表1所示万历四年七月到九月的三关马市交易，只有9张貂皮，1张水獭皮。从官府在马市抽银的情况看（表2），1张貂皮虽然小，却与20双皮靴、10张羊皮、4头小猪等值，可见其珍贵的程度。
表2 万历四年至六年三关马市交易部分货物抽银数 （单位：分）
资料来源：据《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100卷中万历年间的部分档案统计。
以上只是从保存下来的零星档案来讨论一个地方（开原）的马市情况，从中已能看到皮货贸易在晚明的盛行。晚明还在西北等多处设立马市，与游牧民族进行马、毛皮及其他货物的贸易，据此可以想见皮货贸易在晚明的兴盛。当大量的毛皮进入内地，势必引起人们对毛皮的兴趣，而人们对毛皮的兴趣又会刺激皮货市场的进一步繁荣。这样，也就推动了毛皮的流行时尚。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赖惠敏先生在《清乾隆朝内务府的皮货买卖与京城时尚》中讨论的乾隆时期与俄罗斯恰克图的皮货贸易，这种贸易往来大大地推动了京城毛皮服饰时尚。清宫廷大量购买恰克图的皮货，选取优质的留用宫廷，然后将另外的一些毛皮抛向国内市场出售，谋取高额利润。由于大量的毛皮在市场上流通，宫里又时时穿戴毛皮服饰竞奢，自然会引起民间的追逐和仿效，时尚的趋势自上而下，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的毛皮流行时尚。虽然我们没有资料显示晚明的宫廷也做毛皮生意，但通过万历年间的少许档案，至少可以看到在马市交易中，毛皮已经通过普通商人的成功交换进入内地的流通领域，市场上大量流通的毛皮是流行时尚的基础。如果人们非常喜欢穿戴毛皮服饰，而无法买到，一切皆无可能，又怎么可能谈到皮货的流行时尚，更无法谈到“卧兔儿”的流行。
晚明是伦理道德面临颠覆、服饰礼制严重溃散、竞奢崇物拜金成风的时期[36]，服饰上出现了以江南的苏州为中心，引领全国服饰潮流的时尚，各种奇装异服涌现，相互竞奢攀比蔚然成风。以貂皮和水獭皮为材料制成的“卧兔儿”，模仿当时流行的珠子箍儿、勒子的造型，成为女人额头上的奢华装饰，只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才有可能诞生。
仔细观察便会发现：无论是珠子箍儿、勒子还是“卧兔儿”，作为女人额头的装饰，都显得很突兀，很难称得上漂亮，但流行时尚往往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以今天的审美趣味看，唐代女人的眉毛全部剃掉后再画上绿眉，该是多么难看！辽代女人模仿佛像，整个脸部涂成黄色（“佛妆”），正好成为名副其实的“黄脸婆”，而在当时却被认为是无比的美丽。可见，当整个社会的审美趣味一致导向某种方式时，大众只会盲目地跟风，所以千万不能低估流行时尚的力量。但从社会学角度观照，流行的背后总有各种原因，服饰归根结底还是物质文化的载体，可以说是物质文化折射出来的一种表现形式，透过一个时期的流行服饰，可以进行多角度的文化分析，因为流行的服饰会提示人们很多隐藏在背后的信息。如以上讨论的“卧兔儿”，至少给我们提示了比较重要的三条信息。
第一，“卧兔儿”的流行反映了晚明女子服饰对毛皮的重视，结合晚明女子服饰中流行的开衩的披风、比甲等（毛皮和开衩的服饰都是游牧民族的特征），集中体现了北方游牧民族服饰在晚明时期产生的强大影响力，就像迎面吹来了一股“游牧风”。这或许与自金代以后，北方基本上由游牧民族控制有关。作为明代都城的北京（成祖迁都以后）自然存有许多游牧民族服饰的遗风，这种遗风会通过京城的力量波及全国。[37]当晚明社会急速变动，流行时尚得以迅速传播时，游牧民族的服饰特征也就从京城传播到各地，如貂皮即是从京城流行后传入江南的。
第二，“卧兔儿”和貂鼠暖耳之类的小件毛皮饰物，或许是引领人们对“毛色”欣赏的开端，使毛皮的装饰功能逐渐突显，从而带来毛皮从功能价值（保暖）向装饰价值（华丽）的转变。从“卧兔儿”戴在头上的画面效果看，貂鼠皮和水獭皮的毛是向外的，这一点与西门庆戴的貂鼠暖耳相同（图7-11）[38]，但与当时人们穿的貂鼠皮袄却不同，皮袄的毛在里，外面用缎子缝合（图7-12），袖口和开衩的地方镶毛皮，毛向外。皮袄的情况说明缎子在时人心中地位很高。前文表2显示，一件缎袄抽银5分，一张貂皮抽银2分，可见缎子的珍贵。由于毛皮越来越受到人们青睐，在皮袄的袖口、开衩处也会镶毛皮彰显奢华。无论如何，貂鼠皮袄毛在里、缎在外说明此时貂皮的主要功能还是保暖，“毛色”本身的奢华和美丽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和欣赏。
图7-11 《西门庆踏雪访爱月》（《清宫珍宝皕美图》）
图7-12 《元夜游行遇雨雪》（《清宫珍宝皕美图》）
随着女人头上“卧兔儿”的流行，人们可以挑选质量上乘的貂皮制成“卧兔儿”，这样，美丽而奢华的“毛色”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欣赏。随着人们对“毛色”欣赏的逐渐增强，毛皮在兼具保暖功能的同时，其装饰性上升到了更高的地位，也就产生了我们今天所见的貂皮大衣的毛都是向外的。[39]
第三，“卧兔儿”、珠子箍儿、勒子的流行，影射了晚明时期相当盛行的竞奢炫富的风气。这些装饰是否美丽并不是当时女子关心的重点，关键是通过戴上这些昂贵的奢侈品，彰显自己的富与贵，从而心中油然而生一种美的愉悦！当“卧兔儿”成为一种时尚的头饰时，它是身份的象征，是奢侈的象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女人都想戴上一个。犹如今天流行LV的包，且先不论这个包是否漂亮（有的甚至很难看），但有人节衣缩食也要购买一个，以示“身份”。无怪乎外国奢侈品牌称：既然中国人以这种态度消费奢侈品，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进军中国市场呢？回头看晚明，已经有了时尚的趋势，也有了足够的“品牌”意识！虽然，当时已有文人提出这些装饰的不堪入目，但又有谁去理会。如《三冈识略》云：
余为诸生时，见妇人梳发，高三寸许，号为“新样”。年来渐高至六七寸，蓬松光润，谓之“牡丹头”，皆用假发衬垫，其重至不可举首。又仕宦家或辫发螺髻，珠宝错落，乌靴秃秃，貂皮抹额，闺阁风流，不堪寓目，而彼自以为逢时之制也。[40]
晚明服饰礼制涣散，出现我们今天所谓的服饰时尚，时人称为“时世装”[41]。主要表现为几大特点：①服饰形制变化迅速，含复古之风；②竞奢炫富，更多表现在头饰和服装材料上；③“服妖”，即奇装异服，如当时的大臣张居正居然涂脂抹粉着女人装，这样更多的是为了彰显个性，以示与富商大贾和普通士人的身份区隔。其中，“竞奢炫富”在晚明形成非常强劲的势头，表现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尤其在服饰方面，流风所及不仅在富裕阶层，家无隔夜食的人也竞衣绸缎。《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六回说西门庆十兄弟之一常时节，家里穷得揭不开锅，西门庆接济他十二两银子，他第一件事便是上街给老婆买了绫绸绢制成的袄、裙、衫等衣服。虽然有些贵，但他老婆却认为很划算。[42]
无疑，毛皮和珠子都是晚明价格高昂的奢侈品，而且数量稀少。从前文表1、表2看，有些珠子的价格相当于貂皮的十几倍，甚至出现了“金子不如珠子”的说法。[43]这样，晚明女子额头装饰“卧兔儿”和珠子箍儿，是否漂亮并不是关键，重要的是炫耀了时人认为最珍贵的毛皮和珠子，并将其戴在最显眼的额头，竞奢炫富的意味就不言而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