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观察明末清初的绘画、瓷器装饰以及其他视觉媒材，便会发现有一种女子服饰常常出现，说明它在当时相当流行，但中国服装通史类书籍均未提及此服。检讨明代五十余座墓葬的考古报告资料，在衣物大多腐烂无存的情况下，依然保存下来七件此类服饰的出土实物。由于考古人员不知其名，在报告中分别给予不同的名称：浅褐流云天鹅绒绢对襟半袖单衣和驼色素缎对襟半袖袄[45]、开襟长龙袍[46]、素绸方领衫[47]、绸银白色八宝纹夹衫[48]、褐色八宝纹缎绣龙方补立领女夹衣[49]、麻布对襟衣[50]。经过笔者的初步考证，此种服装在明代有专门的称谓——披风，当时男女皆服，且形制上没有太大的区别。此处只讨论女服“披风”的形制、材料、流行时间、穿戴搭配方式以及流行原因等相关问题。
一、“披风”的形制
这里讨论的“披风”是明人对当时一种服装的称谓，并非今人所说的“披风”或“斗篷”。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谈到明代服装时，认为“昭君套”就是“披风”[51]，笔者存疑。初步的考证说明，明代的“披风”确系一种男女皆服的外衣，具有固定的形制，并非沈从文先生所说的“昭君套”。
我们参看明末《妇人像》（图7-13）和《雍正妃行乐图》（图7-14），妇人外面穿着的服装即是“披风”。与贵州思南明代张守宗夫妇墓出土的“披风”实物（图7-15）相比，二者形制基本相同。何以见得以上绘画中和墓葬中出土的此种服装名称为“披风”呢？明朱之瑜撰写的《朱氏舜水谈绮》[52]，记录了他在日本介绍中国服饰及生活礼仪的相关内容，并用图文并茂的方式（附带尺寸）进行描述。其中谈到明末清初人们常常穿着的一种服饰，名为“披风”（图7-16）。据图中的文字说明，披风最大的特点是对襟，瓦领[53]下端有玉扣花，或者用小带系缚，衽边前后分开不相属，通俗地说就是两边开衩。这些特征无论从服装款式，还是领子下端的玉扣花或小带，以及两边的开衩与对襟等细节上，都与前面提到的绘画及墓葬出土的服饰特征相吻合，据此判断此服即明代所谓“披风”。
图7-13 妇人像（明 佚名）
图7-14 《雍正妃行乐图》（清 佚名 绢本设色）
图7-15 驼色素缎披风（贵州思南明代张守宗夫妇墓）
图7-16 《朱氏舜水谈绮》中的“披风”图
若想更好地了解“披风”的形制特征，还可参看明代王圻、王思义编集，于万历年间刊刻的《三才图会》中的“披风”（图7-17），图上的榜题为“褙子”，图下的文字云：
图7-17 《三才图会》中的披风（褙子）
即今之披风，《实录》曰：秦二世诏朝服上加褙子，其制袖短于衫，身与衫齐而大袖，宋又长与裙齐，而袖才宽于衫。[54]
以上文字提供了如下信息：王圻为万历年间人，即万历年间已经不用“褙子”一说[55]，而改称“披风”。“褙子”在秦二世的时代袖比衫短，身与衫齐，大袖，但未能发现那时的图像来佐证。目前见到此种“褙子”（唐代称“背子”）的最早样貌为西安唐殿中侍御医蒋少卿及夫人宝手墓出土的陶俑上的服饰[56]。其对襟无纽，身与衫齐，与《三才图会》中的描述吻合。宋代的“背子”（即元明的“褙子”）长与裙齐，而袖变窄，略宽于衫（小袖），宋代此类“背子”的图像材料很多。此外，宋代也有继承前述唐代的“背子”的类型，长度及膝，依然为小袖。宋代齐裙的“背子”在元代继续沿用较多，称为“褙子”，从元代墓葬壁画中可以找到实例[57]。明代的“褙子”继承宋元的形制，齐裙和齐衫的两种“褙子”并存，最关键的要素是小袖。与明代“褙子”形制类似，袖子很大的服饰称为“大袖衫”或“大衫”（图7-18），很多服装通史类书籍将此误认为“褙子”，实属误会。[58]
图7-18 明孝庄睿皇后钱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从形制上看，明代的“披风”与“褙子”比较接近，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对襟、两边开衩的服饰。不同之处在于“褙子”的长度有齐裙（近地）和齐衫（近膝）两种，“披风”的长度都是与衫齐（近膝）; “褙子”为小袖，“披风”为中袖，长度在肘腕之间，露出里面的衫袖；“褙子”的裁剪上下一样宽，而“披风”是收腰的，腰部与底摆的尺寸差距较大，当然，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样式会有些许变化。而“披风”与“褙子”最大的区别在于领子，“褙子”是合领，从上到下一直通下来，“披风”是重新的瓦领，将两领之间的距离加宽，领子的长度为一尺三寸（按照当时日本木匠曲尺记录，参见图7-16），大约相当于今天的42.11厘米[59]，这样长的领子下端基本接近腹部，应该说是很低的，加上两领之间的横向距离，这种大敞领必然给里面的衣服一个充分的展示空间。同时，这种瓦领是在衣服上的，方便拆换，古人衣服一般不能像今天这样洗涤，容易污损的领部能够拆换无疑是非常聪明的设计。可以说“披风”的形制是在“褙子”的基础上变化而来的，最大的变化体现在领部。
二、“披风”的材料、穿着方式及流行时间
将目前墓葬出土的七件“披风”进行整理（表3）[60]，可见“披风”的材料是比较多样的，有麻布、素绸、天鹅纹绢、素缎、织花锦缎（提花锦缎）、绣缎等。明代小说《金瓶梅词话》第七十八回描述林太太穿的是“白绫袄儿，貂鼠披风，大红裙，带着金铎玉佩”[61]，可见这件“披风”的材料为貂鼠皮。《红楼梦》第六回描写王熙凤的穿着：“那凤姐儿家常带着秋版貂鼠昭君套，围着攒珠勒子，穿着桃红撒花袄，石青刻丝灰鼠披风，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粉光脂艳，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铜火箸儿拨手炉内的灰。”[62]这里描述的清朝乾隆年间“披风”材料为灰鼠，灰鼠又名松鼠，其皮毛做成的服饰在清代是相当珍贵的。
表3 明代墓葬出土披风汇总表
《天水冰山录》记录严嵩的金玉服玩中，有纳锦八仙绢女披风1件、绿纳锦斗牛绢女披风1件、大红素罗女披风1件、大红斗牛纱女披风2件、红剪绒獬豸女披风1件、青过肩蟒绒女披风1件、宋锦斗牛女披风1件。[63]在所有的记录中，似乎只有女“披风”，未见男“披风”，难道嘉靖时期男子并不穿着“披风”，或者说“披风”首先是女子的服饰，后来才逐渐变成男女兼穿的？从墓葬出土的“披风”实物看，男子所着的“披风”似乎都是万历年间的。《天水冰山录》显示，嘉靖年间的“披风”有绢、罗、纱、剪绒、宋锦等材料，结合墓葬出土资料可知“披风”的材料有锦缎、绣缎、素缎、素绸、绢、罗、纱、剪绒、宋锦、貂鼠、灰鼠、麻布等。其中非常珍贵如锦缎、绣缎、貂鼠、灰鼠、宋锦、剪绒等，普通如麻布，应有尽有。其中，剪绒、蟒绒等都是明代非常珍贵的服饰材料，蟒绒是带蟒纹的绒，为御冬之衣。清代顺治时期以后，南方亦以皮裘御冬[64]，加上外国呢绒的进入，绒价愈低，绒业逐渐衰落[65]。宋锦在《天水冰山录》中只有两件：青宋锦刻丝仙鹤补圆领1件，宋锦斗牛女披风1件。这两件宋锦应该是一男一女的服饰。男服是仙鹤补子的圆领，与严嵩的一品官位吻合；女服为斗牛披风，可能是严嵩妻子的服装。男女主人也许在重要的礼仪场合才会穿着宋锦服装。
“披风”材料之丰富说明它是不同阶层的女子都能穿着的服饰，穿着时以质料的高下来区分身份地位的高低。身份地位高贵的可能采用昂贵的材料，如宋锦、绣缎、貂鼠之类；地位稍低的可能采用普通的材料，如素绸、麻布之类。另外，不同季节穿着不同材质的“披风”。如孝端皇后的是绣缎“披风”，春秋季穿着合适；而命妇林太太的貂鼠“披风”、凤姐儿的灰鼠“披风”、明代的剪绒“披风”都是相当昂贵的冬天御寒之衣。绢则同时涵括了地位和季节两方面的内容，绢是平纹组织，相对轻薄，如果单穿一般为夏季穿着，如果套在其他衣服外面穿着，作为春秋天的服装也未尝不可。地位低的可能穿素绢披风，地位高的（如严嵩妻子）穿的是绿纳锦斗牛绢女“披风”。纱、罗、绸也都是春夏兼顾的服饰。纱是用捻丝织成的织物，密度小，表面有均匀而明显的细孔。[66]轻薄透明，可单穿，透出女人肌肤的朦胧之美，如唐代诗人温庭筠词：“寒玉簪秋水，轻纱掩碧烟。”元杨维祯诗：“美人睡起袒蝉纱，照见臂钗红肉影。”都是描写女人披纱的美丽。同时，纱质服装也可穿在最外层，隐约露出底层服饰的图案和质感，上下斗合，呈现服饰色彩和空间虚实的丰富之美。古人对纱的质感的美丽比今人领会深刻，具有较高的审美品位。他们抓住纱的飘逸、朦胧和透明的特点，将其覆盖在身体或其他质感的服饰上，尤能体现女人的风韵。要说性感，贴身穿纱比全裸更加性感，因为遮遮掩掩，给观众更多的想象空间，达到艺术的最高境界；若一览无余，思绪也就戛然而止。我们看到唐代妇女轻纱环绕，袅袅娜娜，风韵无限，总要感慨纱的诱人魅力。今天，服装设计师又开始大量使用纱质的材料，或许也是顿悟到了纱的真谛！《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回描写王六儿出来：“穿着玉色纱比甲儿，夏布衫子，白腰挑线单拖裙子。”[67]虽然作者没有说明夏布衫子和裙子的颜色，但无论什么颜色，罩上玉色纱比甲，都能将身份地位普通的王六儿的服饰档次进行提升，显得更加雅致。事实上，“比甲”与“披风”的关系非常近，从某种意义上说，“比甲”是无袖的“披风”。虽然我们还不知道纱质“披风”是否穿在服饰外面，但通过比甲的穿法可以想见，纱质“披风”应该常常穿在对襟衫子或袄子的外面，衬托服饰之美。
从以上对“披风”材料的分析来看，“披风”应该是不同阶层的妇女在一年四季都能穿着的服饰，形制不会有太大变化，材料会随着身份地位和季节变换有所改变。从图像和文献提供的资料看，“披风”是穿在最外面的服饰，大多在礼仪场合穿着。然而从《大明会典》的规定看，“披风”一般是命妇的服饰[68]，士庶之妻并不穿着。但在服饰僭越成为普遍现象的晚明，士庶之妻也会寻找穿着的机会。从大量的明代版刻插图中，似乎没有见到婢女穿着“披风”的实例。
综合绘画、瓷器装饰和版刻插图等多种视觉材料，可以得出“披风”穿着搭配的几种方式。冬季，“披风”穿在立领的袄子外面，袄子下面穿裙，“披风”材料可为灰鼠、貂鼠、剪绒等较厚实的御寒材料（参见图7-6）。春秋季，“披风”一般穿在对襟或斜襟衫子的外面，无论对襟和斜襟，都为立领，衫子下面为裙，这样的搭配在《金瓶梅词话》中有大量的描写，在此不再赘述。图7-19为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瓷瓶（1710—1720年），上面的图案提供了这种搭配的图像资料。两女子所着“披风”的里面为立领的衫子，“披风”的长度基本与衫子一致，齐膝，下面为裙，裙外佩禁步。此斜襟衫子也为立领，立领上有一大一小两颗纽扣，这种带立领纽扣的衫子（无论对襟还是斜襟），是与“披风”最普遍的一种搭配，大量的图像资料证明了这一点（图7-20）。春秋季的“披风”材料应会多样一些，缎、绢、罗、绸、布，甚至纱质“披风”都是可以套在衫子外面穿的。在夏季特别炎热的时候，纱、绢、罗、绸质“披风”便可以贴身穿，里面不能为立领了，可直接穿在抹胸外面。虽然这样的图像材料不太多，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张李廷熏的《四美图》还是让我们看到了这种穿着方式。绘画的服饰不一定能在生活中找到一模一样的实例，但它呈现了服饰的某种搭配方式，如图7-21，身着红色“披风”的女子，袒胸，露出里面的抹胸。“披风”的领子为白色绢，领子下端的玉扣花与明代的有别，看起来是清代比较晚的款式。[69]
图7-19 瓷瓶局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y and Albert Museum）收藏，1710—1720年]
图7-20 明代女诗人倪仁吉像
图7-21 李廷熏《四美图》之一[清代，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收藏]
虽然从图像和文献中，可以看到有关女子穿着“披风”的描绘，墓葬出土资料也给出了实物证明，但到底“披风”在明清流行了多长时间，实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只能进行一个大致的推测。从墓葬出土的“披风”实物看，最早的一件应该出自江西德安熊氏墓，墓主熊氏的生卒年代为成化壬寅至嘉靖十六年（1482—1537年）。“披风”为女子成年后的礼服，假定熊氏15岁开始穿着“披风”，那应到了弘治年间，也就是说，弘治年间的女子或许是穿着“披风”的，但也不能排除熊氏墓中出土的这件“披风”是在她生前更晚一些的正德或嘉靖年间才制作的，这些我们无从判断。墓葬出土的“披风”实物最晚的，出自定陵的孝端后之墓。孝端后卒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也就是说，在1620年左右“披风”可能还是流行的服饰。由于只有少量的明代墓葬出土服饰得以保存，因此可以参考的实物材料并不多。
从文献材料来看，“披风”二字作为服饰在明代才出现，多出现在《金瓶梅词话》、《三才图会》、《新刻徽郡原板诸书直音世事通考》等书籍中，这些书多成于万历年间。在此之前有关“披风”作为服饰的文献并没有见到。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小说《红楼梦》，第六回描写王熙凤的穿着时提到“石青刻丝灰鼠披风”，这说明至少乾隆年间还是流行“披风”的。
从图像资料看，大部分能确定年代的女子穿着“披风”的绘画是在万历年间。有些女子穿着“披风”的肖像画得以流传至今，但无准确的年代记载，只能推断为明代。瓷器装饰显示，康熙年间女子穿着“披风”是非常普遍的。从乾隆年间改琦的绘画中，也能看到王熙凤穿着“披风”，这至少说明在康乾年间，“披风”还是流行的。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李廷熏的《四美图》，如果按照大英博物馆所提供的作品年代，约为1773年（但不能确定），则为嘉庆年间的绘画。一则画家身份不能确定，二则画家有可能描绘的不是其生活年代的服饰，而是模仿或者演绎以前的服饰，尤其是《四美图》这样的题材，更不能排除模仿演绎的可能性。因此，嘉庆年间“披风”是否还在流行，实则是一个难以确定的问题。从绘画和其他媒材看，道光年间的女子服饰有一个较大的变化，此时基本上难以看到女子穿着“披风”的情形。
综合实物、图像和文献材料，笔者认为“披风”的流行时间可能是从弘治年间至乾隆年间，万历年间到康熙年间是流行的高峰期，最流行的时间跨度约为150年。这对于一种形制的服饰来说，其流行时间不能不算长，从中也能见到古代服饰的变化相对还是缓慢的。换一个角度说，在明末清初，服饰时尚变化相对较快的时期（尤其是江南地区）, “披风”能够流行这么久，可见它是一种美观而又方便的服饰，深得人们的喜爱。京剧服饰中的“帔”便是对明代“披风”的继承和发展。
三、“披风”流行的原因
如前所述，这种敞领大开的“披风”在明清流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它的形制也是此前中国古代服装史上不曾有过的，它的流行应该伴随着偶然和必然的诸多原因。在这里提出一种观点，抛砖引玉，供大家商讨。
“披风”的雏形是“褙子”，但在“褙子”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变。其变化（或区别）主要体现在收腰大摆和领子上，改变的原因可能是受到了西亚、中亚服饰的影响。明代以前中国古代女子的服饰不强调显露女性的身材，也不突出杨柳细腰的妩媚，一般是直摆下来。西方女子的服饰自古就强调收腰大摆，如克里特岛出土的持蛇女神雕像，袒胸露乳，细腰宽裙，彰显女性身材的性感。西方后来的紧身胸衣大撑裙，更加夸张地表现女性的第二性征。通过图像和实物考察，中亚以西地区的古代女子服饰都强调细腰大摆，以此突出女性的身材。因此，在明代中西交流的大背景下，“披风”的收腰大摆可能受到了来自西亚和中亚服饰的影响。而敞领大开的目的在于彰显“披风”下面所着衫或袄的立领上的纽扣。这些玉、金或鎏金的纽扣（有些镶嵌宝石）精美异常，是明代工匠的首创，当时被作为首饰对待[70]，在贵族女子的服饰中相当流行。下面就着重讨论西亚、中亚的服饰是如何影响“披风”的形制及其服饰搭配的。
以往的学术史研究比较关注明代初期郑和下西洋，通过海路与国外交流的情况，对中亚以及西亚在明初与中国的陆路朝贡贸易，并没有太多的注意。其实，当时陆路的朝贡贸易非常频繁。仅帖木儿王朝从洪武二十年（1387年）至弘治十七年（1504年），与中国的朝贡贸易达78次之多，甚至有时一年几次。帖木儿王朝主要供奉马、驼、玉石、狮子、刀、剑、盔甲等物，明朝赏赐给他们白银、彩缎表里、纱、绢、布、服装等。[71]从洪武开始，不断有入附明朝的撒马尔罕回回。有明一代，尤其是正统、天顺年间，不少中亚帖木儿王朝的人士入附明朝，明廷将他们安置在北京、南京和甘肃等地的卫所里。[72]另外，正德年间武宗召大量回回女入宫，表演西域歌舞，择其美者留之不令出。[73]这说明有大量的色目女在明朝宫廷生活。明代初期通过海路、陆路与国外的交流，中亚回回入附明朝，以及武宗好色目女的这些零星材料，已经让我们感到在明初、中期，中国与西亚、中亚的交流相当频繁，应该说这种交流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这种交流使得中亚人和西亚人的服饰在中土频频亮相，由于他们的服饰在形制上与中国的有所差异，自然会引起明人的兴趣，并进行模仿。“披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从字面上看，“披风”是挡风的服装，在北方风沙大的地方，游牧民族特别喜爱穿着这样的服装，出门时披上它挡风，回家即脱下，很方便。因此，这种服装在西亚、中亚具有悠久的传统。如图7-22所示古代波斯的大衣（公元前5、6世纪）[74]，穿在最外面的衣服，其形制与“披风”相似，直领下来也有系带，只是袖子偏小，直身无摆。这种敞开衣领的形式在15世纪波斯细密画的男女着装中依然能见到。如图7-23所示15世纪初期的波斯细密画中王子外穿的大衣，领部也是另外的领子，这种领子是从古代波斯服饰的传统中继承而来，随着朝代的更迭会有些许的改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敞领也给里面服饰的领部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展示空间。如图7-24所示15世纪波斯细密画中女子的着衣，外面敞开的衣领更加彰显了里面立领上的金扣的珍贵。[75]这些波斯细密画的年代为1410年左右，正值明代永乐时期，也就是说，这种敞领大衣配里面的立领金扣的模式至少在与明初同期的西亚已经奠定，比我们的敞领“披风”配里面的立领金扣的服饰要早。考虑到前面所述的明代初、中期与中亚、西亚的频繁交流，西亚的这种服装搭配模式很可能被中土模仿，因为仔细检讨中国古代服装史，明以前并没有敞领外衣配里面立领金扣的搭配。这种搭配模式主要是游牧民族的服饰传统，不仅在西亚流行，中亚也有类似的服饰搭配，而且与中国的“披风”及金扣的搭配方式更接近。
图7-22 古代波斯的大衣（公元前5、6世纪）
图7-23 波斯细密画（1410年）
图7-24 波斯细密画（15世纪，图片采自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展览海报）
对比阿富汗出土的公元1世纪贵族女子的服饰与明孝洁肃皇后陈氏的服饰（图7-25），便会发现她们服饰的领胸部处理非常相似，都是由大的金扣扣住外衣，里面的立领服装上用小型金扣装饰，区别在于阿富汗的大金扣用方形[76]，中国的采用动物与花卉结合的异形（典型的如蝶恋花等）（图7-26）。阿富汗的小金扣用丘比特骑在海豚上来表现，中国的用童子捧着葵花来表现[77]（图7-27），虽然都选取了儿童的形象，但语法结构差异较大，寓意也不同。中国的子母套结式的结构比阿富汗的两钩直搭的简单结构更加富有巧思，两童子俯首向前，比较含蓄；阿富汗的丘比特昂首挺胸，更加自信浪漫。这两个简单的儿童形象，反映出中西文化的差异。前述两者的对比在时间上跨越了15个世纪，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没有可比性的，它只能在如下的前提下才能比较：即16世纪阿富汗的女子服饰对1世纪的女子服饰的领胸结构依然有继承，虽然目前我们没有找到阿富汗16世纪女子服饰的图像或实物，但19世纪哈萨克斯坦的服饰依然保持此种领胸结构，说明以上的推测还是具备可能性的。中国古代有些交领服饰的基本形制也是持续千年以上的，古代服饰结构的变化相对是比较缓慢的。
图7-25 领胸部服饰对比 左：阿富汗墓葬出土贵族女子服饰搭配复原图；右：明孝洁肃皇后陈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7-26 纽扣对比 左：明益端王妃彭氏（弘治七年—嘉靖十六年）棺内出，长8厘米，宽3.5厘米；右：方形金扣，阿富汗地利亚·泰贝（Tillya Tepe）3号墓出土，公元1世纪
图7-27 小金扣对比 左：小金扣，长4.5厘米，高3厘米，阿富汗地利亚·泰贝（Tillya Tepe ）2号墓出土，公元1世纪；右：明代童子捧花小金扣，长3.3厘米，高1.6厘米
如果我们认定“披风”的流行是受到西亚、中亚服饰的影响，那么就涉及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的敞领大衣与里面的立领金扣的搭配模式会受到明人的喜爱（当然具体的形制不可能与他们的一模一样，明人会有所改变，如领子、纽扣的造型就不同）。尤其是中亚、西亚流行的立领为什么会被明代女子接纳。中国古代女子服饰在明以前没有立领的样式，而中亚至少在汉代就已经穿着立领服饰了（如新疆尼雅出土的浅蓝色长袖女绢衣）[78]。粟特出土的儿童夹衣（公元8世纪），外面质料为粟特丝，衬里为中国绢，立领（图7-28）[79]，说明在8世纪的中亚服饰中依然存在立领的形制。14—16世纪的波斯细密画中常见立领服饰，而中亚、西亚的服饰文化的相互影响是比较大的，应该说立领服饰在中亚、西亚是比较普遍的。其之所以在中亚、西亚流行，可能跟当地风沙大，气候寒冷，人们的游牧生活方式有关。明代的女子服饰接受并模仿中亚、西亚立领的形制，笔者认为比较重要的原因在于立领是和金扣搭配在一起的，而明初正好具备了制作金及金镶宝石纽扣的技艺，并已经制作了大量精美的金扣，很适合在立领上做装饰。据墓葬出土的资料显示，明代最早的女子服饰上的金纽扣出土于南京邓府山明代福清公主（1370—1417年，朱元璋第八女）家族墓，是一副蜂赶菊的金“对扣”。明初的金“对扣”是中国服装史上的首创，它的子母套结式结构沿袭了以前织物纽扣的形式，图案纹样多有创新。中国从唐代开始在服饰上使用织物“对扣”，宋辽金元沿用，但还停留在闭合功能的层面，没有考虑其装饰功能，也没有广泛使用，因为服装的主要闭合方式还是系带。明代的金属“对扣”（有的镶嵌宝石）是一种奢华的首饰，同时兼具装饰和闭合功能，装饰功能更加突显。明初金纽扣主要用于胸前扣合“大袖衫”或“霞帔”，体量较大，后来使用位置逐渐从胸部转移到领部，这种转变在成化皇帝的王皇后的服饰上已有体现，当时是将两副金“对扣”缝在围住脖子的白色护领上，这里的金“对扣”纯粹起装饰作用，不具备闭合功能。试想，当西亚、中亚的立领配金纽扣（圆形或花瓣形）的形式传入中原时，人们很容易想到模仿其结构，将原来脖子上的护领变成与衣身一体的立领，让金“对扣”兼具装饰与闭合的双重功效，以此彰显纽扣的价值。至今，最早的立领对襟衫子出土于夏儒妻子的墓中（明正德年间）[80]，衣上留有清晰的6副“对扣”痕迹，但没有纽扣出土（此墓曾被盗掘，金扣或许已被盗）。这说明最晚在正德年间，金属“对扣”已经在立领的服装上使用了（不仅仅限于领部）。
图7-28 儿童夹衣，长48厘，宽84.5厘米（粟特）
由此可见，敞领大开的“披风”之所以流行，在于西亚、中亚与明代的文化交流中带来的服饰影响，由此彰显了领部金扣的珍贵。
在明代中西交流非常频繁的背景下，中亚、西亚的服饰对明代的女子服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披风”是一个例证。另外，明末清初女子头上的毛皮装饰“卧兔儿”、立领对襟的衫子和袄子，也都受到游牧民族服饰的影响。如果仔细研究，发现明代女子服饰并非像人们想象得那样，都是汉族服饰的遗风，而是处处遗留了中西交流的痕迹。“披风”的敞领大开配里面立领衫子，再加上收腰大摆的形制，基本上定格了明清女子端庄而贤淑的形象，成为今天人们对中国古代女子的整体印象，甚至从中看到了旗袍的“气质”。从某种角度说，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女子穿着旗袍时含蓄而典雅的韵味，实际上在明代的女子服饰中已初见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