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女服的领口及前胸常常闪耀着一种特殊的金属或者玉质钮扣，由于其名称无从查考，暂且将之称为“对扣”[82]。“对扣”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钮扣，而是由别致的动植物造型单体通过子母套结式结构扣合而成，仿佛雌雄二体的结合方式，既能承载服饰门襟的闭合功能，又能作为精致雅丽的首饰，彰显佩戴者的身份地位，是明代女子服饰上的一种特殊时尚装饰。它的质地有玉、金、银、铜等几种类型，奢华者在金、银“对扣”上镶嵌红蓝宝石，讲究者在银、铜表面常常鎏金。由于其行用阶层的差异、使用场合的不同、材料产地（中亚、西亚的宝石）的特殊和手工技艺的精湛等因素，承载了社会学和物质文化史的多重含义。但迄今为止，这种“对扣”尚未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笔者不揣浅陋，尝试追溯其源流，以求教于方家。
一、明代“对扣”的概况
明代的钮扣分单粒球形纽扣和子母套结式“对扣”两种类型，限于篇幅，这里只讨论后者。由墓葬出土资料看，单粒球形钮扣在男女服饰上都能见到，子母套结式“对扣”仅限于女服使用。诚如明朱之瑜在《朱氏舜水谈绮》中说：此种钮扣“虽华美然非大人丈夫之服也”[83]。“对扣”的基本形制如图7-29所示，由雌雄二体组成，左为雄，右为雌，扣合时将雄的钮头插入雌的襻圈之中，结合紧密，完美无缺，构思相当巧妙。
图7-29 子母套结式“对扣”的雌雄二体
检讨明代五十余座墓葬，出土的钮扣数量不算少，其中单粒玉钮扣6颗，单粒水晶钮扣2颗，单粒金钮扣29颗，单粒银钮扣7颗，单粒铜钮扣5颗。子母套结式玉“对扣”18副，子母套结式金“对扣”127副，子母套结式银“对扣”139副，材料不明的钮扣4副。墓葬出土仅子母套结式钮扣288副。[84]从表4中可见，明代最早的女子服饰上的金“对扣”出土于南京邓府山福清公主家族墓，是一副蜂赶菊的金“对扣”，可见金属“对扣”从洪武年间已开始在服饰上使用，一直流行到清初，跨越了整个明代。其功能从固定“霞帔”、“大袖衫”（1副“对扣”）转向立领衫袄的门襟闭合（1—7副“对扣”），其装饰性从“对扣”使用初期即突显出来。[85]
表4 明代墓葬出土钮扣汇总表
注：由于钮扣上的蜜蜂与蝴蝶的形象很难区分，统计时都用蜂蝶花代替。
明代女服“对扣”的材质主要有玉、金、银、铜等。镶嵌红蓝宝石的金、银“对扣”数量超过45副（墓葬出土），其精致奢华的程度令人称奇。大部分镶嵌宝石的金扣出自皇后、妃子的墓中，非一般平民所能佩戴。主要的红蓝宝石产于中亚、西亚，通过朝贡贸易到达中国。西域诸地与明朝之间的朝贡贸易中，玉石贸易是分量仅次于马驼贸易的第二大项。于1603—1604年亲身游历喀什、和田等地的葡萄牙籍耶稣会士鄂本笃说：“最贵重的商品而且最适用于作为旅行投资的，是一种透明的玉块，由于缺乏较好的名称，就称为碧玉。这些碧玉块或玉石，是献给契丹皇帝用的；其所以贵重是因为他认为要维护自己皇帝的威严就必须付出高价。他没有挑中的玉块可以私下售卖。据认为出卖玉石所得的利润，足以补偿危险旅途中的全部麻烦和花费。”据此可知，中亚、西亚的宝石已广泛流入明代宫廷和民间，而且数量应该不少，《明实录》载：“景泰三年（1452年）七月，哈密贡玉石三万三千五百余斤，每石一斤赐绢一匹。”[86]这些朝贡玉石的重要用途之一即为首饰，首饰一旦镶嵌玉石，倍增奢华珍贵之价值。目前，关于明代“对扣”的信息我们知之不多，仅有宫廷“对扣”尺寸及工时的零星材料散见于典籍中：素金钮扣，头号、二号、三号每30个用窝钮工1个工，四号、五号、六号每50个用窝钮工1个工；錾花金钮扣，头号、二号、三号每20个用錾花匠1个工，四号、五号、六号40个用錾花匠1个工。其钮扣尺寸如下：头号大钮直径8分，头号钮直径7分，二号钮直径6分，三号钮直径5分，四号钮直径4分，五号钮直径3分，六号钮直径2分，七号钮直径1.5分[87]。以上为金属“对扣”的基本尺寸，与墓葬出土的“对扣”尺寸基本吻合。富贵之家女子服饰上的“对扣”模仿宫廷样式，但材料不及宫廷的贵重，造型也相对简单，由个体金银匠制作而成，水平也是上乘，因为明代制作金银首饰的工艺是历朝历代中的翘楚。由于“对扣”使用的材料珍贵，工艺精湛，造型别致，成本自然很高，墓葬出土的主要为皇后、妃子、内外命妇所戴。《金瓶梅词话》第十回描写潘金莲在生日那天：“上穿丁香色潞绸燕衔芦花样对襟袄儿，白绫竖领，妆花眉子，镏金蜂赶菊钮扣儿……”[88]可见富商的妻妾也能佩戴。总之，“对扣”的行用阶层非富即贵，普通女子对“对扣”不敢奢望！
明代“对扣”的造型十分多样，限于篇幅，不能展开讨论，只做大致的归纳。表面看来，“对扣”由中心部分与两翼组成，中心部分又由钮头（接一翼）和襻圈（接另外一翼）组成，钮头插入襻圈之中，扣合牢固。中心部分的襻圈多为菊花、菱花或葵花造型，襻圈中间偶见福寿等文字。有时襻圈变为方形，但不是主流。两翼的图案为蜜蜂、蝴蝶、童子、鱼、鸡、元宝、如意云头、万字纹等。将中心部分与两翼进行搭配，再加上红蓝宝石的镶嵌，则形成丰富多彩的钮扣形式，如图7-30所示几种典型的“对扣”样式：蜂赶菊、蝶恋花、童子捧花、鱼戏莲、云捧日、双元宝等类型。目前，关于“对扣”造型的研究，并没有深入展开，有学者认为“对扣”雌雄二体的扣合有点性的意味，倘若如此，蜂赶菊、蝶恋花的“对扣”似乎与这种观点吻合。而童子捧花、鱼戏莲大概是对传统图案的继承和发展。云捧日“对扣”中如意云头的造型是辽代陶瓷中的典型图案，也在耳环上运用[89]，钮扣作为一种首饰，对此纹样的采纳应在情理之中。关于一种纹样在不同器物门类中的流传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可惜此类成果尚不丰硕。元宝图形的应用大概与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对金钱的追逐关系密切。万字纹的应用乃是受佛教的影响所致，应是不争的事实。总体看来，“对扣”采用的图案与当时人们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信仰关系紧密。
图7-30 几种典型的“对扣”样式（从左至右：鸟戏莲金“对扣”、鱼戏莲金“对扣”、银鎏金蜂赶菊“对扣”、童子捧花“对扣”、蝶恋花玉“对扣”、蝶恋花镶宝石金“对扣”、双元宝金“对扣”）
二、明代“对扣”的缘起
“对扣”虽小，承载的物质文化含义却很深厚，追溯它的源头，实际上是要回答一些中外服饰文化交流的问题。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明代女服上的“对扣”是如何产生的，是本土独自生成的，还是从中亚、西亚引进的。笔者的观点是，明代女服上的“对扣”在结构、形制和图案装饰上主要是对明以前织物纽扣的模仿、继承和发展，逐步形成新的样式。但明以前的织物纽扣最早可能是从中亚、西亚传入的，也就是说，纽扣是中亚、西亚人发明的，在早期的服饰文化交流中传到中国，同时也传到了欧洲。
目前，我们还不清楚中国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服装上使用织物“对扣”，但最晚在唐代已经开始，这从日本正仓院收藏的唐代大歌绿绫袍上的纽扣已能得到证明（图7-31）。此袍与粟特出土的一件儿童夹衣的形制基本相同（参见图7-28），与普通的唐代袍子差别较大，可能是生活在大唐的中亚人的服装。无论怎样，在这件遗存下来的唐代袍子上，已经使用了雌雄二体扣合的织物“对扣”，其基本结构如图7-32所示，一副“对扣”由一个纽头、一个襻圈、两个襻脚组成。纽头、襻圈分别连接一个襻脚，襻脚缝在服装上，纽头、襻圈悬空，当纽头进入襻圈，则扣合紧密。这种子母套结式结构的纽扣由宋辽金元时期沿用，材料主要为织物；至于金属或者玉“对扣”在明以前尚未发现。目前保存下来的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出土的一件对襟窄袖“背子”，材料为罗，是件夹衣，胸前采用了一副子母套结式结构的织物“对扣”，由于衣物保存完好，“对扣”形制清晰可见（图7-33）。此墓还出土了另外一件单层罗对襟窄袖“背子”，两边高开衩至腋下，门襟缘边，胸前用一带系缚，可见宋代“背子”的门襟闭合方式是“对扣”与系带并用的[90]。
图7-31 大歌绿绫袍第1号纽扣局部（正仓院南仓）
图7-32 “对扣”结构示意图（王佳琪绘制）
图7-33 织物“对扣”（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
元代的织物“对扣”的子母套结式结构基本上与宋代相同，但襻脚由原来的一字型变成了花瓣型，这一点在元代皇后像的服饰中可见一斑（图7-34）。元太祖皇后像，衣服领口处的黑色织物“对扣”已经开始朝花瓣型转变，但变化不是特别明显。倘若要清晰地观察元代花瓣型“对扣”，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出土的抹胸前面的9副织物“对扣”，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91]（图7-35）, “对扣”的襻脚已经变成明显的花瓣型，犹如今天的盘扣样式。这种盘扣样式可能在明代的抹胸上继续沿用。《金瓶梅词话》描写潘金莲在阳春三月初遇西门庆时的打扮：“露赛玉酥胸儿无价……身边低挂抹胸儿重重纽扣。”[92]虽然我们无从知晓潘金莲这件抹胸上的纽扣是否属于花瓣型襻脚，但可以肯定的是从元到明内衣样式的变化不会太快，尤其是文中提到潘的抹胸上也是“重重纽扣”，当与元代的纽扣并无大异。从此处“纽扣”的“纽”字可知，此纽扣的材料为织物，既然抹胸为内衣，则不必用奢华的金属或玉扣，况且此时的潘金莲身为卖炊饼的武大郎之妻，生活水平不甚富贵，应无财力享用金属或玉制钮扣。倘若是明代女子外穿的衫子或披袄上的金属或玉“对扣”，则用线缝在衣服上。有时将1副或2副“对扣”缝在立领上，下面系带闭合；有时将6副或7副“对扣”缝在整个对襟衫子或披袄上，领部1副或2副，胸前5副。益宣王夫妇合葬墓出土的对襟衫子上的7副蜂赶菊鎏金银“对扣”，是明代典型的“对扣”样式之一（图7-36）。明代与唐代的“对扣”相比，材料已经由织物发展成金属（或玉），襻脚已经由一字型变成异型（童子、动物、花叶、云纹、万字纹等），襻圈已由圆型演变成菊花、葵花等花瓣型和方型。这种金属或玉“对扣”经过明末清初的流行，到乾隆时期以后便很少在图像中出现。倒是民国时期流行的旗袍上的织物盘扣，常常模仿“对扣”的形式，具体纹样不完全相同（图7-37）。
图7-34 元太祖皇后像（《中国时尚文化史·宋元明卷》）
图7-35 抹胸前面的9副织物“对扣”（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
图7-36 益宣王妃的对襟衫子上的7副蜂赶菊鎏金银“对扣”（益宣王夫妇合葬墓）
图7-37 明代“对扣”与织物盘扣对比
以上是对唐至明“对扣”演变的简单爬梳，也是一字型织物“对扣”向花瓣型金属（或玉）“对扣”转变的概述。可以明确的是：明代的“对扣”是对唐代的继承和发展，那么，唐代一字型“对扣”来源又如何呢？这涉及纽扣的起源。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纽扣起源于中亚或西亚的游牧民族，但西方一些学者持有这种观点。琼·纳恩（Joan Nunn）认为：“欧洲从14世纪开始使用纽扣，纽扣在土耳其和蒙古人的服装中最先被使用，十字军将之传到欧洲，进行模仿，代替早期的扣系方式。”[93]欧洲服饰早期的扣系方式用胸针，胸针的流行还伴随着一个传说：“我是胸针，保护乳房，抵制流氓恶棍把手伸进乳房。”[94]那么，十字军是在什么时候东征的？或者说纽扣是什么时候传入欧洲的？十字军的九次东征发生在1096—1291年，是在罗马天主教教皇的准许下，由西欧的封建领主和骑士对地中海东岸的国家发动的一系列宗教性战争，这次暴行打着圣战的旗号，实际上怀揣着政治、宗教和经济目的，旨在扩张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在这次战争中，十字军从高度发达的伊斯兰文明中劫掠了大量财物，包括丝织品和服装，这样，西亚服饰上的纽扣自然也就传到了欧洲。虽然十字军从11世纪就开始东征，但杰夫·伊根（Geoff Egan）认为从13世纪开始，才出现了用纽扣替代胸针扣系衣领的方式，到了14世纪中叶，外袍前面一排纽扣的样式已经变得非常流行。[95]单件服装上的纽扣数量很大，或许带有强烈的炫耀感和装饰感（图7-38）。
图7-38 14世纪欧洲男子服饰上的纽扣（Fashion in Costume: 1200-1980）
另外，阿尔布曼·霍尔格（Arbman Holger）认为，伦敦及其他地区的最新考古发现显示，西亚或中亚服饰上的纽扣早在9世纪已经传到了瑞典，但并没有在西北欧使用开来，真正在日常服饰中使用并流行是13世纪的事情。[96]至于9世纪的纽扣是如何传入瑞典的，目前并不清楚，有学者推测纽扣是随着贸易传入欧洲的。
从考古发现来看，欧洲的纽扣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浇铸成型的钮扣（cast buttons），材料为铅锡合金或青铜，模制成型，13、14世纪制作钮扣的石头模子已经发现，可为证据；二是球形钮扣（composite sheeting buttons），由两个半球形的铜合金片组合而成，中空，有钮；三是用织物碎片包裹成一个球形纽扣，保存下来的14世纪的服装残片上可见这种纽扣，同时对应的服装上有孔，也有纽头配一字型襻脚作为装饰的形式。此种类型的织物纽扣在欧洲绘画中的服饰上常见。在这三种纽扣类型中，前两种与中国单粒钮扣的形式相似，第三种类型的纽扣与唐代一字型织物“对扣”相似，同样出现在西亚15世纪的服饰中（图7-39），以西方学者的观点看，也是从西亚、中亚传入的，只是不能明确传入的准确时间，但不排除9世纪时随着贸易的开展传入中国和欧洲的可能性。这种假设以9世纪西亚、中亚的服饰上也在使用一字型织物纽扣为前提，且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古代服饰形制的改变是比较缓慢的，15世纪的西亚有一字型织物纽扣，那么推测9世纪也可能会有。
图7-39 西亚服饰上的纽扣（Love and Devotion:From Persia and Beyond）
以上西方学者的观点，提供了一种思路：唐代一字型织物纽扣从西亚、中亚传入的可能性非常大。结合中国古代服饰的形制来看，纽扣可能确实不是中国人的发明，因为中国唐代以前的服饰闭合系统主要以系带为主，没有纽扣的形式[97]。反之，游牧民族发明纽扣的可能性却很大，原因有三：一是纽扣能让对襟服装扣合更贴身，尤其是颈部的系缚，稍微运动或行走等都会使系带越来越松，纽扣则能系缚牢固，保持服装不变形；二是骑马的需要，骑马服饰应该贴身利落，系带会有点拖泥带水的感觉，而纽扣则使服装显得干净利落、使用方便；三是马上民族对金属的热爱，更有可能发明和使用金属材料的钮扣。如阿富汗地利亚·泰贝（Tillya Tepe）墓葬已经出土公元1世纪的金“对扣”，用于女子对襟服装的门襟闭合，并有大小之别[98]。资料的缺乏使我们很难判定西亚、中亚早期发明单粒纽扣或“对扣”、织物纽扣或金属钮扣的先后顺序，也不能排除几种纽扣形式同时并存的可能性。但无论如何，游牧民族发明纽扣是生活的需要所致。从功能上看，纽扣比系带更加紧固、方便和珍贵（金属或玉），因此，西亚、中亚民族发明纽扣后传入欧洲和中国，可备一说，尚待更多证据补足。
明代女子服饰上的“对扣”之所以在明代流行，重要原因是在中亚、西亚与明代的频繁交流中，领部缝着金扣的立领服饰在中土频频亮相，这种搭配金扣的立领服饰与明代女子在颈部的白色护领上装饰金扣（图7-40）的方式不谋而合（最晚在成化王皇后像中已有体现），遂会引起人们的兴趣，从而被模仿，导致明代女子服饰出现一种新的流行时尚——立领配金扣的模式，这种模式最晚在正德年间已经成型，并通过明正德夏儒妻子墓中出土的对襟衫子得到实物证明[99]，此衫上留有清晰的6副“对扣”痕迹，但没有钮扣出土（此墓曾被盗掘，金扣或许已被盗）。这说明最晚在正德年间，金属“对扣”已经在立领的服装上使用（不仅仅限于领部），并持续流行到乾隆年间才告结束。立领的女子服饰之所以在明代首次出现并流行开来，可能是为了给金扣（玉扣）一个良好的展示空间。关于明代女子颈部被包裹（立领）的原因，学界还没有太多探讨，暂不论唐代女子袒胸露乳的服装何等开放，六朝至元代女子颈部暴露在外也实属正常，为什么明代，尤其是立领服饰相当流行的晚明，却将女子的颈部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呢？而此时正是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传统道德受到严峻挑战、民俗世风节节溃败的天崩地裂时期，从身体美学的角度看，应该多多暴露身体的部位才与男女之防不再苛严的情况相吻合。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有人从明代提倡贞节观去寻找答案，明代旌表的贞妇烈女确实不少，一些文人学者也在不断倡导，可他们的大力倡导却正好说明那时的风气已经溃败不堪。因此，为了贞节道德的原因，女子纷纷将颈部包裹起来，不应该成为立领流行的原因。反之，繁荣的商品经济带来的奢侈风气的盛行则应该引起学人的注意，竞奢已经深入到晚明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小小的“对扣”由于其材料的珍贵[100]、工艺的精湛、价格的高昂等原因，位居明代奢侈品的行列是当之无愧的。“对扣”的流行与其说是为了服饰门襟的闭合，不如说是为了彰显佩戴者的财富和身份！
图7-40 周用四代像局部（明 佚名，周晋《明清肖像》）
明清之际的女子服饰时尚是以苏州为中心而影响到全国的，当时，女子的日常服饰或许在一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会有一个流行趋势的变化，称为“时样”或“时世装”，一如今天的情况，只是变化的速度不如今天来得快！遗憾的是，关于“苏样”，我们所知甚少，尚不清楚“苏样”的女子服饰到底包括哪些具体的形制。这里仅就明清之际流行的几种女子服饰进行初步的个案研究，从图像和文献来看，还有许多当时流行的女子服饰如“水田衣”、“披袄”、“比甲”、“马面裙”、“禁步”等未能在此展开讨论，只能留待以后的研究。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相关的研究成果会逐渐问世，那么，明清之际女子服饰时尚的总体面貌则会越来越清晰。
无论如何，明清之际流行的女子服饰处在中华民族女子服饰丰富而又变化多样的集大成时期，在气质上与“中国文化精神”有诸多契合之处，颇能反映中国女性端庄、典雅、含蓄而又低调奢华的气质，但这似乎还未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今天，当我们重提“中国元素”或“中国概念”的服饰创新设计时，是否可以从明清之际的女子服饰中吸取合理的内核，这是一个开放而又值得讨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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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顾良等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367—368页。
[2]褚人获：《坚瓠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111页。
[3]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1981年，465页。
[4]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1981年，467页。
[5]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装史》，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年，301页。
[6]周汛、高春明：《中国历代妇女妆饰》，学林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联合出版，1997年，112页。
[7]沈从文先生自述其图片取自《皕美图》，高先生自述其图片选自《故宫珍藏百美图》，两图的人物形象和妆饰比较接近，或许出处源一。作者观看过清宫收藏的原画，然后据画中的形象绘出我们今天看到的图像，还是作者根据书中的图像摹绘“卧兔儿”的造型，现在不得而知。如果是从书中摹绘，笔者花费了很长时间尚未找到与他们提供的书名完全一致的书籍。
[8]感谢俞冰先生帮助查寻《清宫珍宝皕美图》一书，没有这本书，就难以清楚地观察“卧兔儿”的造型及其他，特此致谢！
[9]《清宫珍宝皕美图》有一函五册和一函四册两种，一函四册乃删节后重新装订。本文依据的是一函四册的版本。据传为奇珍共赏社影印（非卖品）。
[10]（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一卷，梦梅馆印行，1992年，240页。
[11]（清）叶梦珠：《阅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79页。笔者认为书中所加标点有误，引用时重新订正，与书中有些许差异。
[12]许地山：《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在民国时期《大公报艺术周刊》连载，笔者参考的是傅惜华先生的剪报合订本。此处引自四十二期。
[13]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417页。
[14]也许由于貂鼠和水獭的毛皮被认为是最珍贵的毛皮，小说的作者就只谈到这两种材料的“卧兔儿”，现实生活中或许也有狐皮等其他材料的“卧兔儿”。
[15]（清）叶梦珠：《阅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76页。
[16]撰人不详：《天水冰山录》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181页。
[17]（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中华书局，2007年，130页。
[18]这可能还是珠子箍儿渔婆勒子的另外一种名称，随着时间地域的改变，珠子箍儿的叫法和形制都会不同。
[19]（清）曹雪芹：《红楼梦》第一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57页。
[20]书中说王熙凤戴的是秋版貂鼠昭君套，据此推测可能还有冬版的昭君套，应该是更保暖一些的，也许像今天的毛皮帽子，这一点还有待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