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清）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一回，齐鲁书社，1980年，10页。
[22]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417页说“昭君套”就是“披风”，笔者存疑。“昭君套”已如文中讨论，而“披风”则是明末清初女子、男子常服的一种服装，后文专门讨论。
[23]（明）陶宗仪：《说郛》，中国书店据涵芬楼1972年影印，1986年。
[24]《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卷九十二，《钦定四库全书》经部，乐类。
[25]实物可参看上海打浦桥御医顾东川夫妇墓出土珠子箍儿，《上海明墓》，62页，彩版二八。定陵出土孝端皇后的头饰中有“抹额”，参看《定陵》，图版240。
[26]扬之水先生对珠子箍儿有详细的考释，参看其著作《古诗文名物新证》第一卷，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194—195页。
[27]在本文写作之初，王魁先生提出的建议对笔者思考此问题起到很大的帮助，在此致谢！
[28]皮袄由于体积太大，不属于饰品，此处暂不讨论。
[29]（明）朱之瑜：《朱氏舜水谈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91、92页的明代披风的形制是收腰大摆，这样定会显得身材苗条。
[30]魏明孔：《西北民族贸易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年，2页。
[31]明洪武二十一年始，在今辽宁开原老城的西、北、东设立新安、镇北、广顺三关。北方的游牧民族分别通过三关进入马市，与汉人进行贸易，万历年间还是以物易物的方式。一切在官方的掌控下进行，官方对交易的货物抽收银两。
[32]由于档案的一些残缺，有些数字未能统计进来。实际交换的毛皮数量应该比这个数字大。
[33]关于明代奢侈品可参看Craig Clunas. Thing in motion, Superfluous Things: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Hawai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1）,pp.116-140。巫仁恕在《品位奢华》第128页中谈到，明代到了嘉靖年间，平民服饰一改明初的朴素守制度的情形，而走向华丽奢侈，僭越礼制。关于晚明尚奇的风尚可参阅白谦慎《傅山的世界》第14页。另可参阅拙文《晚明尚“奇”的审美趣味刍议》, 《装饰》2008年第11期。
[34]侯会：《食货金瓶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34页。本书为郑岩先生推荐阅读，对本研究颇有帮助，特此致谢！
[35]晚明的流通货币主要为白银，樊树志在《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的序中说，16、17或18世纪，世界白银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通过贸易途径流入中国。这一点已经得到许多学者的证明。
[36]晚明人对物的崇拜以及物品与文化的关系，可参看柯律格：《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34页。王正华：《艺术、权力与消费：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一个面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1年，199—203页。
[37]虽然晚明江南是全国的服饰时尚中心，但京城依然拥有自己的时尚特征，有时与江南互动，并影响到全国。
[38]《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七回。西门庆“戴着毡忠靖巾，貂鼠暖耳，绿绒补子褶，粉底皂靴，琴童玳安跟随，径往狮子街来”，后来他又踏雪访爱月。图中所见的貂鼠暖耳为明末清初的样式。
[39]至少在乾隆时期就已有人穿着毛向外的皮袄，乾隆时期的宫廷画家贾全绘《二十七老》中的刑部尚书吴绍诗就穿着皇帝赏赐的皮袄，其毛在外，曰“端罩”。
[40]（清）董含：《三冈识略》，复旦大学图书馆致之整理校点。
[41]陈宝良：《中国妇女通史》明代卷，杭州出版社，2010年，490页。
[42]（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六回，梦梅馆印行，1992年，708页。
[43]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五《珠》，1985年，413页。在明代，珍珠因产地不同，质量各有差异。珍珠可以分为南珠（出广西合浦）、西珠（出西洋）、东珠（出东洋）三种，其中以南珠最为珍贵。由于明朝人已经掌握了人工养殖珍珠的技术，所以珍珠又分天然与人工两种。天然者称“生珠”，养殖者称“养珠”。同注，414页。
[44]本节原文是笔者受北京市教委人才强教项目资助在牛津大学访学时撰写，指导教师为牛津大学艺术史系柯律格教授。写作期间也得到Verity Wilson女士、Teresa Fitzherbert女士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45]刘恩元、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思南明代张守宗夫妇墓清理报告》, 《文物》1982年第8期。
[46]江西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鈏夫妇合葬墓》, 《文物》1982年第8期。
[47]泰州市博物馆：《江苏泰州明代刘湘夫妇合葬墓清理报告》, 《文物》1992年第8期。
[48]何继英主编：《上海明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134页。
[4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下），文物出版社，1990年，图版九十。
[50]德安县博物馆：《江西德安明代熊氏墓清理报告》, 《文物》1994年第10期。
[51]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1981年，417页，认为“昭君套”就是“披风”。关于“昭君套”，笔者已在前文做过讨论，认为是一种女子的毛皮头饰。亦可参看拙文《晚明女子头饰“卧兔儿”考释》, 《艺术设计研究》2012年第3期。
[52]（明）朱之瑜：《朱氏舜水谈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692页，收入《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史部第一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2008年。
[53]关于“披风”的领式没有固定的叫法，此处所用“瓦领”的说法只是一家之言，并非朱氏书中的名称。
[54]（明）王圻、王思义编集：《三才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535页。
[55]“褙子”作为服饰用语于元代首次出现，明代继续沿用，与唐宋的“背子”所指服饰相同，为长袖。而明代的“背子”与“褙子”已经具有不同的含义，“背子”无袖。很多服装史的书籍将二者混为一谈，实属错误。
[56]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唐殿中侍御医蒋少卿及夫人宝手墓发掘简报》, 《文物》2012年第10期。
[57]项春松、王建国：《内蒙昭盟赤峰三眼井元代壁画墓》, 《文物》1982年第1期。
[58]通过初步的考证，笔者认为古代可能没有“大袖褙子”一说，“褙子”都是小袖，今天之所以有“大袖褙子”的说法，实际上是今人在撰写服装史时对一种与“褙子”形制类似、袖子很大的礼服给出的新称谓，而这种服饰在宋代叫“大袖”，明代沿用叫“大袖衫”或“大衫”, 《宋史·舆服志》、《大明会典》等对此服饰都有记载。关于“大袖”和“褙子”都有实物出土，参见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明代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发掘简报》, 《文物》2003年第2期。李烨、周忠庆：《陕西洋县南宋彭杲夫妇墓》, 《文物》2007年第8期。《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清理简报》, 《文物》1990年第9期。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市北郊南宋墓清理简报》, 《文物》1977年第7期。
[59]《朱氏舜水谈绮》第692—693页记载明代裁衣尺1尺等于1.065日本木匠曲尺。而明代裁衣尺1尺又等于34.5厘米，根据上海塘湾明墓出土的木尺实测，参见邱隆、巫鸿等编：《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图版说明第9页。通过换算，可得出“披风”领子长度为42.11厘米。
[60]该表中的名字及描述内容都直接摘自考古报告，由于考古人员不知道此种服饰名为“披风”，所以从汇总表中看不到“披风”二字。
[61]（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四卷，梦梅馆印行，1992年，1111页。
[62]（清）曹雪芹：《红楼梦》第一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2年，57页。
[63]撰人不详：《天水冰山录》第二册，载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7年。
[64]（清）叶梦珠：《阅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62页。
[65]相关内容可参看张保丰：《中国丝绸史稿》，学林出版社，1989年，165—173页。
[66]张保丰：《中国丝绸史稿》，学林出版社，1989年，174页。
[67]（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二卷，梦梅馆印行，1992年，610页。
[68]《大明会典》并没有直接提到“披风”的穿着规定，只是提到“褙子”。由于《三才图会》载“披风”即“褙子”，因此，我们可以按照“褙子”的情况来推断“披风”。
[69]在大英博物馆亚洲部主管Jan Stuart的帮助下，笔者有机会仔细观看博物馆库房收藏的此画，得以观察到一些服饰的细节。特此感谢！据Jan Stuart女士介绍，至今并未查到画家李廷熏的任何资料，但画上落款为此名，因此，关于此画的年代及相关情况也没有准确的信息。
[70]（明）朱之瑜：《朱氏舜水谈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355页。
[71]张文德：《明与帖木儿王朝关系史研究》附录二，中华书局，2006年，266—272页。
[72]张文德：《入附明朝的撒马尔罕回回》, 《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73]（清）毛奇龄：《明武宗外记》，中国历史研究社编《明武宗外纪》，上海书店，1982年，13页。
[74]Mary G. Houston and Florence S. Hornblower. Ancient Egyptian Assyrian and Persian Costumes and Decorations（A.and C. Black, Limited, 1920）,pp.82-90.
[75]Susan Scollay. Love and Devotion:From Persia and Beyond（Bodleian Library, 2012）,p.71.
[76]关于公元1世纪阿富汗出土的金器，参看Fredrik Hiebert and Pierre Cambon. Afghanistan:Crossroads of the Ancient World（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2011）,pp.244-256。
[77]明代墓葬出土了大量的纽扣，形制不拘于童子捧花的造型，还有蜂赶菊、蝶恋花、如意云纹、万字纹等各种类型。
[78]李肖冰：《中国西域民族服饰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75页。
[79]James C.Y. Watt and Anne E. Wardwell. When Silk was Gold（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8）,p.34.
[80]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南苑苇子坑明代墓葬清理简报》, 《文物》1964年第11期。
[81]本节原文是笔者受北京市教委人才强教项目资助在牛津大学访学时撰写，指导教师为牛津大学艺术史系柯律格教授。写作期间也得到Verity Wilson女士，Jan Stuart女士和Teresa Fitzherbert女士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82]明代所称的“钮扣”，包括单粒球形和子母套结式结构两种类型，本节只讨论后者。由于此类钮扣没有专门的称谓，此处称“对扣”，乃一家之言。此外，还有一点说明，本节论述纽扣时，织物类纽扣用“纽”字，其他材质的用“钮”字，统称时用“纽”字。
[83]（明）朱之瑜：《朱氏舜水谈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355页。
[84]此统计数据只是让读者对明代墓葬出土的钮扣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并非完全精确。
[85]关于钮扣的使用，也可参考拙文《明代女子服饰“披风”考释》, 《艺术设计研究》2013年第2期，25—34页。
[86]有关明代玉石的情况可参看张文德：《明与西域的玉石贸易》, 《西域研究》2007年第3期。
[87]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编：《钦定工部则例正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书中内容为清代工部的则例，由于目前尚未发现明代工部的则例存留，而清代工部则例主要是对明代的继承，故暂且借助清代工部则例进行分析。
[88]（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一卷，梦梅馆印行，1992年，159页。
[89]Jan Wirgin. Some Notes on Liao ceramics, Bulletin of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32（1960）, pp.25-38.
[90]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安县博物馆：《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清理简报》, 《文物》1990年第9期。
[91]甘肃省博物馆、漳县文化馆：《甘肃省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葬》, 《文物》1982年第2期。
[92]（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第一卷，梦梅馆印行，1992年，22—23页。
[93]Joan Nunn.fashion in Costume:1200-1980（The Herbert Press, 1998）p.13.
[94]Geoff Egan and Frances Pritchard. Accessories:1150-1450（The Boydell Press, 2002）,p.248.
[95]Ibid., p.272.
[96]Arbman Holger. Birka, Die Graber, Tafelbard（Stockholm, 1940）, p.272.
[97]感谢张玉安老师告知晋墓出土纽扣的情况，由于考古报告中提供的材料有限，很难判断出土金钮是否用于服饰？因为一金钮出土于头部骨架处，也许为头上装饰。另外一金扣，没有扣环，则无法与服饰结合，其用途不明。因此，这里还不能把二晋墓出土的金钮当作服饰上的纽扣对待。相关内容可参看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嵩县果酒厂晋墓发掘简报》, 《中原文物》2005年第6期；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南郊的两晋南朝隋代墓葬》, 《考古》1965年第5期。
[98]Fredrik Hiebert and Pierre Cambon. Afghanistan:Crossroads of the Ancient World（British Museum Press, 2011）, pp.244-256.
[99]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南苑苇子坑明代墓葬清理简报》, 《文物》1964年第11期。
[100]朱之瑜在《朱氏舜水谈绮》中列举明代钮扣的材料有玉、琥珀、玛瑙、金镶嵌宝石等，但出土实物中未见琥珀、玛瑙“对扣”，因此，这里讨论“对扣”材料时未包括琥珀、玛瑙。
后记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心中多少有些忐忑。这本小书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女子服饰的通史，当然，团队在成立之初就没有以此作为目标，只是想将不同朝代具有代表性的女子服饰时尚的断面呈现在读者面前，以此补充通史叙事的不足。倘若经过多年的努力，无数的个案研究得以深入展开，或许可以以个案为主线，重新书写中国古代女子服饰的历史，这应该是多年以后的事情，因为现在许多关于日常服饰的问题还不清楚。但无论如何，我们有了第一次的亮相，心怀感激之情。
感谢北京服装学院对中国历代服饰时尚研究学术创新团队的大力支持，使我们这些拥有学术理想的人，在一起分享观点，相互讨论，相互激发，度过了最快乐的研究时光，感受到学术魅力的无可匹敌！我们完成了团队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希望学校继续支持我们，使得后续有更多的精彩著作得以问世。
本书的“衣裳之始”、“楚汉风韵”由蒋玉秋撰稿，“灵动飘逸”由张玉安撰稿，“国色天香”、“简约淡泊”由贾玺增撰稿，“衣冠之变”由王子怡撰稿，“奢侈风气”以及“写在前面”、后记由陈芳撰稿，最后统稿由陈芳完成。
另外，需要特别感谢的是我的师母顾丁因先生，不仅为本书赋予了这么美妙的名字—“粉黛罗绮”，还挥毫题写了书名，这让我终生难忘！师母的吟诗作赋、填词作曲、养花养鸟的闲情逸致，似是与生俱来的，让人羡慕！本书与师母结缘，导师王家树先生在九泉之下应该含笑了！回想博士期间王先生对我的学术期望，今天感到非常惭愧，离导师的期望值相差甚远。这本小书虽然不足挂齿，但愿是我们对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良好开端，王先生在天之灵或可以有一丝安慰。
本书汇集的是团队这几年的研究成果，在研究和写作中得到了无数人的帮助，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举。但特别值得提出的是，2012—2013年我在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导师柯律格（Craig Clunas）教授、大英博物馆亚洲部主管Jan Stuart女士、Verity Wilson女士、Teresa Fitzherbert女士不仅在研究方法和资料查询方面给予了许多帮助，还约请笔者将论文在英国学术期刊上发表，这对笔者是莫大的鼓励。团队成员在研究中还得到孙机先生、扬之水先生、李军教授、郑岩教授、远小近教授、陈宝良教授、俞冰研究员、王馗研究员、袁仄教授、张文芳老师、程晓英编辑、黄俐君女士、于宝东先生等学者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柴剑虹先生为本书欣然作序，言辞之中的赞扬是我们继续努力的目标！成为我们学术研究新征程的巨大动力。
研究生李梦薇帮助整理本书的基础资料、柴源为项目结题做整体设计，所有这些都是值得铭记和感谢的！同时，作为团队负责人，我要对团队所有成员的家人说声谢谢！没有你们的默默支持和无私奉献，我们是无法安心研究的。
书中使用的图片多引自已经发表的报刊、报告、专著和图录，对以上成果的研究人员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由于写作仓促，恕不能一一征询意见，敬请见谅。
最后，最值得感谢的是三联书店的编辑杨乐和曹明明，你们的努力，使我们团队的第一本著作能在如此重要的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们的荣幸！你们的支持蕴含着一份对学术的执着和欣赏，在当代社会更显弥足珍贵！我们将以此作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重要起点，开始新的学术历程！
由于作者水平所限，本书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不吝指正！
陈芳
2014年1月15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