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岁在庚子，是一个具有全球史意义的年份。不仅因为人类历史正跨入20世纪，更因为发生了轰动世界的庚子事变。这年五月二十五日，屡遭欺凌、备受屈辱的大清国，在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八国联军兵临塘沽口的形势下，向世界列强同时宣战。不久，天津、北京相继沦陷，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西走，中国陷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无疑，庚子事变极其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发展历程，表现之一就是打乱了科举考试的节奏、加速了科举制度的变革。
清朝科举时代，除非发生大规模战争等极端情况，作为抡才大典的乡试、会试一般按期举行，不可动摇。有清一代导致乡试停科、展期、补考的重大变故共有三次，分别是康熙平三藩、咸同时期的战乱和庚子事变。[1]如果说前两次纯粹由于战事影响，那么庚子事变后的开科问题无疑夹杂着新的时代难题。此时政治格局和内外形势复杂微妙：两宫尚在西巡，北京正在议和，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因东南互保“有功”而权势凸显；清政府准备开启新政以挽救危局，朝野上下正在为新政建言献策，而改科举、兴学堂摆在新政首位。因此，辛丑乡试是否按期举行实与科举改章、启动新政相互缠绕，关系众多士人与官员的切身利益，故成为朝野关注的一个热点。
揆诸史实，辛丑年（1901）围绕是否再展乡试，朝臣与东南督抚分歧巨大，经历了多回合明争暗斗。这既反映了庚子乱后当局协调稳定与变革的两难处境，又显示了清末新政伊始主张渐改与急改的不同趋向，更是清廷与东南督抚权力关系的微妙体现，值得认真梳理。[2]本章利用档案、日记、书信、报刊等材料，紧扣朝臣与东南督抚的论争及士绅舆论的反应，详论展期之争的来龙去脉，并尝试从庚子西狩、东南互保的权力格局中探讨展期之争所反映的历史内涵，借以揭示庚辛政局与辛丑科举改制的多层关联。
一 奏展乡试朝臣督抚大起分歧
本来，庚子年（1900）为光绪帝三十正寿，故开恩科乡试，次年辛丑年举行恩科会试，庚子、辛丑本有的正科乡、会试则递推至辛丑、壬寅（1902）举行。岂料庚子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外宣战，军务倥偬，清廷遂将恩科乡、会试分别展至辛丑年三月初八日和八月初八日，正科乡、会试则向后顺延，并命已放的乡试考官折回。[3]七月北京城破，两宫西狩。但乡、会试开科既是朝廷仍须面对的未了之务，也是众多士人关心的功名大事。
九月十五日，留京办事大臣崑冈领衔具奏，以“明春三月乡试”，困难重重，故请“俟和议就绪，再行请旨举办”。奉旨允准。一个多月后，沿江督抚刘坤一、张之洞、奎俊等奏请将三江、两湖、四川庚子恩科乡试展至辛丑年八月初八日，并照同治时先例，将正科乡试归并举行，再于壬寅年春归并会试。奉旨允行。[4]袁世凯经刘坤一通报后，亦奏准归并山东乡试。[5]十二月，清廷索性电令各省庚子恩科乡试“一律展缓归并”。[6]于是恩科乡试因庚子兵燹再次展期。
辛丑年三月，又届题请简放乡试考官之期，各方遂展开新一轮因应。如果说前两次因军务正紧，展缓乡试尚少异议，那么此时和局将定，清廷急需借科举考试以稳定人心。结果，围绕是否再展乡试，朝内重臣与东南督抚分歧巨大。
当日中央政府分行在和留京两支。行在当局的立场是按期举行恩、正并科乡试，以固结士心。大乱初平迅速开科，也正是清廷和朝官熟悉的历史经验。所以，当三月初三日陕甘总督崧蕃电询本年乡试“是否准行”时，军机处次日即给出肯定答复。[7]与此同时，留京办事大臣崑冈等建议京师礼部与行在礼部分别将北京、西安两地应开列人员名单咨送军机处，“由军机处酌定省分先后，程限远近，随时开单请旨简放”。随后奉旨依议。[8]西安行在中对科举事宜最有发言权的大臣，当属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孙家鼐与军机大臣王文韶。三月初九日，孙家鼐专程找王文韶商议“本年乡试应行变通事宜”。[9]同日，军机处电令崑冈尽快查明应放试差的京官名单，咨送该处。[10]显然，中枢与行在礼部准备照崑冈的建议简放考官，按期乡试。
不过，正在酝酿改科举等新政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却有不同意见。三月初五日，刘坤一向湖广总督张之洞探询再次展缓乡试的可能性。[11]张之洞迟疑数日后主张再展一年，但建议先与军机处商妥，再电奏。[12]刘坤一自然赞同，且更进一步希望由领班军机大臣荣禄面奏请展，因为“外间已奏展两次，此次能由内发，较为得体”。[13]督抚接连奏展乡、会试，既不免有挑战中央权威之嫌，也会得罪众多京官与士子。刘坤一虽然权势煊赫且素来敢言，也不得不有所斟酌。张之洞之所以建议先与军机处商妥，也是预料到朝中必有反对之声。
三月初十日，刘坤一吸纳张之洞的建议后致电军机处，商请军机大臣面奏请旨，将乡、会试再展一年。其理由如下：（1）大局未定，回銮尚难定期；（2）京师贡院被焚，本年顺天乡试势不能开科；（3）长江一带匪徒未靖，骤聚数万人举行乡试，隐忧很大；（4）陕西、山西奇荒，直隶近畿兵燹，流亡的士民尚未复业；（5）和议条款规定暂停滋事地方科举考试，但究竟需停何处，尚未议定。[14]
刘坤一所举情形虽存在，但为了增强说服力，显然不无夸大渲染之处。荣禄虽与刘坤一关系密切，但对科举的看法却未必一致，其更尊重进士出身的王文韶、孙家鼐的意见。军机处如奏请再展一年，无疑推翻了前几日给崧蕃、崑冈的答复，既不成政体，也有违既定方针。且各省情形不同，一律奏展既过于草率，也将得罪众多士子和官员。此外，乡、会试一再展期，也会产生局势失控、朝廷苟且的不良印象，这是清廷极力要避免的。
因此，刘坤一乡、会试一律再展一年的提议被否决。三天后，清廷特下旨云：“各直省乡试，前已降旨将恩正两科归并于今年秋间举行。现在和局将定，各士子观光志切，自应仍遵前旨一律举行。著该督抚各就地方情形，详细体察有无窒碍之处，迅即据实电奏。”[15]如此既维护了先前谕旨的权威性，又摆出嘉惠士林的高姿态，同时也检测各督抚的意见，以便做进一步决定。
督抚们对此上谕反应不一。江西巡抚李兴锐愿意开科，立即“以江西教案将次办竣，民情安静，电请代奏届期举行”。[16]刘坤一、张之洞却决定奏请展期。十四日，刘电告张，拟约江苏巡抚聂缉椝、安徽巡抚王之春会奏请展一年，并询问张的意思。[17]袁世凯亦致电刘、张，询问复奏方略。[18]当晚，张之洞复电认为，湖北既需防票匪再行扰乱，也需防考生闹教，故“今年乡试断不能办，拟奏展一年”。张之洞还提醒刘坤一“江西应否同展，似须一询”，同时告以“湖南已电询，尚未复”，并询问袁世凯山东能否开科。[19]十五日，刘坤一会同聂、王二抚电奏请展，并电请李兴锐奏展，又将浙江亦请展缓的消息知会张之洞。[20]奉旨允准后，刘即于十七日通报鄂督张之洞、川督奎俊、闽督许应骙、赣抚李兴锐、鲁抚袁世凯、护理浙抚余联沅。[21]袁世凯认为山东“必须和局大定，始可议及开科，亦拟请展限”，并强调京师贡院“已毁大半，明春断难会试，乐得从缓”。[22]十六日，张之洞添上贡院被毁，明春不能会试，“似展缓一年于士林登进之阶，亦尚无妨”的说辞，奏请湖北乡试展至次年秋，奉准后又通报相关各省。[23]这是刘、张最初的串联活动。
然而，也不乏奏请按期乡试的督抚。十六日，来自西安孙宝琦的消息表明，江西、河南、甘肃均请按期举办。[24]随后，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也奏请按期举行。[25]有意思的是，湖南巡抚俞廉三虽似意见摇摆，却不无远见。他认为，按局势自以展缓为妥，但忧虑各省步调不齐而导致两个不良后果。一是士心不稳。考生“望试逾年，情甚迫切，如朝廷以俟回銮举行，悉展一年，士子自必安心延企。倘或缓或否，如鄂、湘人士目击滇、黔、桂、粤考官经过，则觖望倍甚，怨谤繁兴，即难保不别生变故”。二是京官、言官的态度。“况京官望试差，一若生、监望乡试，设一二省独请展缓，而言官陈奏，以为可行，辩论纷纭，更伤政体。”因此，俞廉三请示张之洞可否密商刘坤一，“密请降旨，悉展一年。或密约各省，俱请展缓”。张之洞览电赞许，认为如果“顺天、山东、三江、两湖诸大省皆不能乡试，而边省举办，亦欠平允”，更重要的是，“现正议变法，科举必须改章，缓试一年，于考生亦有益”，所以电询刘坤一可否“电商枢垣，一律展期”。[26]可见，俞廉三在意政令统一和京官、士子的态度；而张之洞意在一律展缓乡试一年，以利其正在努力的科举改章。
不过，因几天前一律展期的提议已被否决，刘坤一了解中枢有意开科，故不愿再牵头饶舌。相反，刘氏希望“各省合力奏请，若请缓者多，纵有一二省仍请举行，朝廷必一律展缓，万无只考一二省之理”。此外，刘坤一对俞廉三担心京官、言官指摘的心理，露出不屑之意：“时局至此，但可就事论事，斟酌办理，至于京官之望差，言官之陈奏，非所敢计。”[27]显示出东南督抚领袖的决断和权势。只是，刘坤一显然低估了督抚之间的分歧。事实上，仍请按期举行的至少有七省，与奏请展期的省份数量相当。
随后，四川总督奎俊在电询江、鄂后，亦请展缓一年。福建、山东、浙江、湖南、江西亦准展缓。然湖南巡抚俞廉三的奏词颇首鼠两端：“倘各省一律举行，湖南自难独异。如沿江省分展缓办理，则湘省亦请展缓一年。”[28]江西巡抚李兴锐则是迫于刘坤一的压力及邻省环境而奏请展期。[29]至此，三江、两湖、四川、福建、山东等八省奏准将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展至壬寅年秋举行，而云贵、两广、甘肃、陕西、河南等七省则奏请于辛丑年秋按期乡试。直隶、山西因与议和大纲中闹教滋事地方停止科举考试五年条款关系最深，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等正与外人进行交涉，故暂未明了（各省乡试情形详表1-1）。所以，清廷意欲开科的立场受到局势限制，只能折中办理，政令无法统一。围绕乡试是否再次展期，中枢、礼部与东南督抚以及督抚之间分歧巨大。这种分歧格局，正是庚子东南互保的某种延续。
表1-1 各省辛丑乡试情形
表1-1 各省辛丑乡试情形-续表
按理说，东南互保各省因教案而停试的府县甚少，局势也相对安定，更具备按期乡试的条件。如果仔细分析刘坤一、张之洞奏请乡试展期的理由，可以说着眼于外省者多，立足于东南者少，内中只有票匪滋事可以作为长江各省不能乡试的直接理由，而该理由实多夸大渲染。[30]况且，沿江省份湖南、江西尚有教案，但此两省巡抚却不反对举行乡试，刘坤一、张之洞主政江苏、湖北并无教案，反而坚持展期。可知刘、张不愿按期乡试必别有其故。
其实，刘坤一、张之洞之所以坚持乡试展期，是因为其“正议变法”，而“科举必须改章”。[31]然而，影响重大的科举改章绝非一份奏折、一纸诏书即可了事。不仅士子需要调适准备，政务处、礼部也需要相当时间商订实施细则，并需征求督抚、学政等官员的意见。倘若辛丑秋按期乡试，次年春会试，正在酝酿中的科举新章则来不及实施，八股旧科举必将再考一科，科举改章的落实就势必要往后拖延。此时改科举摆在新政首位，需要率先推行，故科举改章的拖延，有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影响兴学堂等其他新政次第展开。相反，如展缓乡、会试一年，作为士子准备科举新章的缓冲期，更利于科举新章获得通过。
所以，从发起新政角度看，这是权谋之计，能做不能说；但从清朝体制讲，乡、会试一展再展，却是极不寻常的。刘坤一、张之洞更看重改科举、行新政，而对于清廷、朝官及部分督抚，以下几个方面也甚为重要：庚子乱后，乡、会试接连展期对士子的冲击，外人要求滋事地方停止考试对清廷权威的损害，以及清廷急欲通过科举考试收拾人心、提振权威的迫切需要。几个月后，慈禧太后与前河南巡抚于荫霖的对话就颇能说明问题。因《辛丑条约》禁止北京五年内举行乡、会试，于荫霖说：“停科举之旨一下，天下士子皇皇，条约臣不深知，皇太后、皇上回京以后，但能开科，不妨借河南贡院乡、会试，以固人心。皇太后曰：本来是固结人心要紧，你说得话都是当办的事。”[32]以故，当刘坤一、张之洞串联东南各省奏请乡试展期后，清廷和朝官集结力量向其“发难”，也就并不意外。
二 乡试万不可再展：张百熙代表朝官诘责东南督抚
庚子乱后，枢垣缺人，瞿鸿禨和张百熙则是朝野瞩目的有力候选人。有意思的是，作为翰林出身的佼佼者，两人双双主张乡试万不可再展。辛丑年三月初，留京的翰林院编修叶昌炽收到行在礼部侍郎陆润庠的私信，获悉瞿鸿禨的立场：“瞿子玖尚书到秦，言各省士气嚣然不靖，乡试万不可再展，欲分为水陆两途，以秦、晋、陇、蜀、齐、豫、滇、黔由行在乘轺而出，其余各省电简京员由轮船航海，以省材官供帐。”[33]这与崑冈的建议有相通之处。至于张百熙的态度，关晓红已据《德宗实录》，指出张氏认为“停办乡试，有碍大局。请照旧举行，以定人心”。[34]惟张百熙上奏的表面理据与背后考量，支持和反对张氏的力量分野及争议所在，还可深入挖掘探讨。
三月二十六日，张百熙上奏激烈反对乡试展期，认为现在“和局大致已定，一切照常”，乡试“万不可缓”，故请“特下明诏，所有本年乡试饬各省仍一律按期举行”，借以“收涣散之人心，而励颓靡之士气”。其理由如下。
首先，展缓乡试有碍士子进身、工商生计，影响社会安定。因乡试“业经展缓一年”，士子“观光之志更切”，若再展缓，不肖者“不免觖望生事”。“穷乡僻壤，不知时局，轻信谣言，但闻乡试一停再停，必至人心惶惶，流言四起。且工商各业皆赖省会士子麇集”，销售货物，流通银钱，“一旦无故停科，不独士子无进身之阶，四民皆有失业之患，恐非国家之福也”。
其次，东南督抚以长江票匪滋事为借口展缓乡试，难以成立。其一，票匪源于广东，而广东三点、三合等会更是防不胜防，但庚子前后张百熙在广东“学政任内，按部考试，并无窒碍”。其二，咸同年间局势更糟，但只要有“一隅安堵”，即照例考试。“虽当贼氛甚炽之时，而开科各省仍复帖然如故”，曾国藩“甫克金陵，首行乡试，实见及于此”。故“借考试可以收解散之益，未有因考试而反贻滋蔓之忧者”。其三，“如谓票匪可虑”，则各省防军虽“不足扞御外人，岂并不能弹压内地。况此类匪徒名目，自嘉道以来即已无地无之、无时无之。若如该督抚所陈，是票匪永无净绝之时，即乡试永无举行之日”，恐士民失业而流为匪类，票匪益多，各督抚更将无所为计。此外，“乡试人多易杂，稽察为难”的说法也站不住脚。因为各省童试人数也不少，并有较乡试加多者。“若以乡试为必不可行”，难道也令各省学政一律停考正在进行的童试？
最后，张百熙从庚子乱后国势、民心、士心的高度发论，谓国势强弱视乎民心从违，民心从违视乎士心向背，故从来没有“防其士之为乱者”，也没有“因一二人不肖，而遂波及千万人者”。即此次义和团滋事之处概行停考，“尚且分别城镇”，既非“合数省而停之”，也非一省全停，甚至无一府一县全停者。进而，张百熙以代朝廷的口吻责问东南督抚道：“乃以风闻之富有余党，转更甚于有据之义和匪徒，以无事之东南，转更甚于有事之西北。是直令天下士子之心不重为票重为拳，不但驱之为潜图滋事之票匪，且将托名为明目张胆之拳匪矣。各督抚其何术以弭之？朝廷亦将何术以弭之哉？”[35]
如前所述，票匪滋事更多是东南督抚展缓乡试的借口而已，故张百熙的激烈奏词无异于诘责东南督抚借机渲染，意图“欺君”。折上当日，清廷即下电旨，称“本年恩、正并科乡试原应一体举行，展缓本非得已”，故令东南督抚再行详细体察本年可否照常乡试，迅速电复，并将张百熙原折抄寄阅看。[36]
此时，瞿鸿禨和张百熙既是军机大臣候选人，不久前又分别卸任江苏学政和广东学政，途经大半个中国来到西安行在，可谓既了解东南局势，又熟悉各地士子动态。因此，他们的意见自然受到清廷重视。进言之，在瞿、张背后，实际上还有一大批期待试差的京官反对乡试展期；这些京官背后又有更大一批士人，期待借科举考试谋事。三月初八日，京城风传考试一律停办五年，翰林前辈朱益藩言下即有“不豫之色”，据叶昌炽说，内阁学士秦绶章“则必怒于言矣”。[37]翰林院编修伍铨萃庚子已放云南乡试考官，因奉旨展期，遂折回广东探亲，这时已奔赴西安。三月二十日，伍氏曾拜访张百熙，随后又在给梁鼎芬的信中议论“东南停乡试”。[38]
更重要的是，孙家鼐、王文韶等当朝重臣均反对东南督抚奏展乡试。消息灵通的袁世凯很快得知“寿州（指孙家鼐）主此议”。[39]随后，刘坤一得到的情报表明，“奏展乡试，寿州、清河（指王文韶或陆润庠）均不谓然”。[40]事实上，就在张百熙上奏前一日，他曾与瞿鸿禨先后拜访王文韶，[41]不可能不谈及此事。此外，以张百熙与荣禄的密切关系，上如此重要的封奏，很可能事先已经荣禄首肯。这就部分解释了为何清廷刚允准东南各省乡试展期，几天后突然因张百熙一道奏疏，便又命东南督抚再议复奏。
因此可以说，张百熙上奏反对展缓乡试，不仅仅是一己之见，也不仅仅是其与瞿鸿禨的共识，在很大程度上还代表了进士出身的朝官群体的意志。该群体上自大学士、军机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礼部堂官，下至翰林院编修、检讨、部院司官。科举制度带给这些进士（特别是其中的翰林）出身的朝官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情感利益，其反对展缓乡试实属必然。相对而言，东南督抚与科举考试的利益纠葛要少得多，这也是其坚持乡试展期的原因之一。故而，张百熙洋洋千言的激烈奏词，实乃朝官群体对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一再奏展乡试的集结反击。
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张百熙为何此时出来挑头？若从政见看，他在此前后有关科举的条陈，系以张之洞戊戌年改科举方案为本，[42]则与刘、张政见相近。若从人脉看，刘坤一系张百熙同乡前辈，张对刘称侄，[43]刘则自称于张“属韩、欧旧谊”。[44]更重要的是，庚辛之交，张百熙在沪与盛宣怀商议后，为与刘坤一、张之洞洽谈，将来内外一心，特意改道襄阳赴陕。[45]张百熙随后致函刘坤一讨论新政，也默契有加。[46]那么，张百熙此时公然诘责刘坤一、张之洞，固由其敢言的本性和南书房翰林、左都御史的特殊身份使然，似与斯时朝廷和东南督抚的权力格局及微妙关系也密不可分。
有意思的是，与张百熙颇有联络的盛宣怀却不以张氏此举为然。四月二十日，张致函盛云：“科场事，弟请一律举行，竟与公所见相反。然揣公意，当系欲借缓办以为变通科举之计，此则适与弟所上条议相符矣。上意当俟鄂督折到，即有明发。”应该说，张百熙此处不无狡辩之嫌，因为从前引其奏疏中看不出借缓办以变通科举的意思。其实，更可能的原因是张百熙抵陕后，即探知朝廷变法宗旨，与他和盛宣怀在沪“所商各节颇多扞格”，虽然开特科等谕旨“颇足以鼓舞群情，而三数有权力者犹不免于锢蔽”，故“亦只好行之以渐耳”。[47]这说明与东南督抚及盛宣怀的急改主张不同，此时朝中掌权者倾向渐改。
可见，张百熙的公开主张，既受到朝中形势制约，又受到周围环境影响，故不无迎合上意及荣禄、王文韶、鹿传霖等“三数有权力者”之意味。况且，虽然刘、张东南互保居功厥伟，朝廷倚重正深，但据行在归来的吴品珩说，慈禧太后“终言洋人欺我实甚，恨诸臣不能同心攘夷”，[48]心中不无芥蒂。经过庚子事变，清廷权威已经丧失太多。上年东南督抚公然“抗旨”、形同独立自不必说，即刘、张一再奏请乡、会试展期，实亦不免有挑战中央权威之嫌。朝野上下，明眼人看得非常清楚。以至于英国汉口总领事都明言，此时东南总督比总理衙门权势更大，即使军机处也不能向他们下命令。[49]因此，洋人固然是当前大敌，但慈禧太后、中枢高层亦不会不留意到东南督抚的尾大不掉。事实上，在复奏新政条陈时，清廷即希望督抚单奏，而不愿其联衔会奏，[50]担心出现“要挟”朝廷的状况。故而，张百熙就举国瞩目的科举问题，用激烈言辞诘责东南督抚，虽尚无中枢高层授意的直接证据，却明显有提振中央权威、迎合最高层的意涵。
三 奏改科举以展乡试：刘坤一、张之洞的反击
张百熙的奏疏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使朝臣与东南督抚的分歧暴露无遗。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如何因应，成为朝野上下关注的问题。
三月二十七日，刘坤一接到再次垂询的电谕后，即致电东南各督抚，斩钉截铁地表明坚持展期的立场，虽“询问”各处意见，实已不容反对。[51]次日，张之洞亦致电各督抚，意见相同。其理由是：京城贡院已毁，本年必不能举行顺天乡试，如首善之区和东南大省均缓期，则“明春会试，此数省均无新举人，必致士多觖望。若明春不会试，则中举何必早此一年”。此时因尚未收到抄有张百熙奏疏的寄谕，故张之洞说：“但不知建言者筹虑及此否”。然而，张之洞不愿留下鼓动各省的把柄，于是末尾云：“至贵省应如何复奏，敬请尊裁。”[52]至此，因张百熙将长江票匪滋事的借口揭破，故奏请展期的理由渐从票匪滋事易为壬寅年春不能会试。所以，刘坤一称赞张之洞“今年举人明春仍不能会试”的说法“最切当”。[53]
四月初七日，刘坤一奉到寄谕后即电奏仍旧展期一年。[54]张之洞随后亦然。[55]刘、张之所以坚持展期，不惜与朝官“对抗”，一方面与其此时的微妙处境有关。刘、张奏请乡试展期之初，显然预计到必有反对之声，但还是低估了反对力量。然而，当张百熙公然上奏诘责、举朝皆知之后，却也只好硬着头皮坚持己见。因为这时若突然转圜、按期乡试，不仅严重损害二人东南督抚领袖的颜面，更坐实了此前所奏不实、有意欺罔朝廷的“罪名”。这是刘、张极力避免的。另一方面是为了尽快实现科举改章，迅速推进新政，“改善”中国形象。因为环球各国以变科举“觇中国之能否变法，和议难易亦大有关系”。[56]
与此相应，袁世凯在电奏展缓的同时，也认为各国既以军机大臣“多守旧顽固”，又“皆盼我变法”，倘回銮后要挟“更换执政”、照行新法，拒之势力不足，允之则国体无存，故“回銮以前，如不先行新政”，甚为可虑。故请刘、张“或联名电枢，或会衔电奏”，“将兴学堂、改科举等事先行数件”，以图“各国耳目一新”。[57]也是将改科举与尽早推行新政、改善中国形象相联系。不过，这种“挟洋”以急切变法的主张，与清廷中枢的渐改趋向颇有不同。
其实，陷入尴尬的刘坤一此时亦生新招，谋划借奏改科举，以展缓乡试一年。袁世凯的建议来得正是时候。迟至四月十二日，刘坤一奏展乡试的电报已发出五日，仍未奉旨允准。这时南京内外“士心皇皇，多有以仍行开考为请者”，于是有人劝刘坤一主动出击，“先将科举变法一节奏请明谕，暂停乡试一年，俾各士子知所从事，磨厉以须，较为得体，借定人心”。[58]如此既可推进改科举的既定方针，又能使本年暂停乡试理由充分，疆臣既免奏展乡试之诮，中枢亦可从容措辞，士子也易于安抚。故刘坤一击节称赏，遂邀张之洞联名会奏。
张之洞亦称赞该主张“洵为定士心之善策”。至于“变法改科举章程”，只能仿其戊戌年已奏准办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二场试西国政治地理，三场试四书五经经义论说，但声明二场删去声光化电之类专门艺学，“盖照前奏者，取其系已经奉旨成案。将艺学等删去者……以冀易准”。同时必须声明：此乃学堂未设之时取士的权宜之计，迨“学堂广设，实学成就者多，再请将凭文考试之中额渐次酌减。详细办法当于复奏内详陈云云。或将陶（模）、袁（世凯）两奏大意酌采叙入，以见科举旧法必应变通”。[59]
此时《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尚未定稿，刘、张已在筹划先将科举改章奏请明发。刘坤一赞同张之洞的改科举方案，并谓“引证陶、袁两奏，以见科举改章具有同心，尤易动听”。[60]于是张之洞拟一奏稿，经刘坤一略改字句，于十七日电奏：“今日中外大势，科举不改章，势有不能。然改章之始，士林必须宽期肄习。拟请旨先行宣谕：现正议科举改章，讲求有用之学，仍必崇尚五经四书。所有展缓乡试省分各士子，正可借此一年之暇，精心讲求，俾临试时得以尽其所长，则多士知所向往，益可安心肄业，不致悬盼疑阻。惟科举要政，当必俟各省奏到，详核妥议。此次谕旨可否浑言大略，但将讲求实学、不废经书之宗旨揭明，其详细章程俟定议后，再行颁谕通行，则诸事皆无窒碍。”[61]
这是刘坤一、张之洞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之前，为全国一律展缓辛丑乡试而提前上奏的改科举主张。既往研究者将此事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混一而论，尚有未谛。[62]值得注意的是，在奏改科举的同时，刘、张还致电军机处，建议缓放云、贵乡试考官：“科举必须改章，拟请旨先行揭明宗旨，俾多士有所凭依，已另电具奏。惟五月朔即须简放云、贵考官，陕距云、贵较近。现在章程未定，似可稍缓旬日，再行请简。”[63]这就将刘、张借改科举以展缓本年乡试的意图全部道出。其如意算盘是，清廷一旦明发上谕改科举，那么本年乡试各省就立即面临如何考和考什么的问题。清廷很可能就以新改科举，须为士子留出准备时间为由，一律展缓乡试一年。张百熙以定士心为言，刘、张亦以定士心说法，且带出改科举的既定方针，实为巧妙而有力的反击。
可是，以王文韶、孙家鼐、瞿鸿禨、张百熙等人为代表的行在重臣，既不以展缓乡试为然，自然不赞同刘、张的新主张。而且，四月十一日孙家鼐亲口告知伍铨萃：“云、贵、两广、陕、甘、汴七省，已奉慈意，准已开科，余省想不能考云。”[64]亦即经过全盘考虑和慎重权衡，慈禧太后已同意七省开科，但刘、张的意见也须迁就，[65]故东南各省今年仍不能乡试。果然，刘、张请变科举的电奏于四月十九日由军机处缮递，清廷未予采纳，但于二十二日下旨“仍准”东南各省乡试展缓一年。[66]至于缓放云、贵考官的建议，早已备好单子的军机处当然不予理睬，不等五月初一，便于四月二十六日提前简放了。[67]难怪张之洞的幕僚郑孝胥一见上谕，即痛议其非。[68]
有意思的是，云、贵、两广放考官后，四川颇受波及，“士子各怀怨望，并有巨绅以陕西乡试改于九月举行，纷请援照办理”。川督奎俊甚欲开科，但“深恐江南、两湖士子有所借口”，影响江、鄂的安定局面，故电询刘、张：“如本年川办乡试，究与贵省有无窒碍？”[69]刘坤一接电即复，明确反对四川开科：“乡试事既经两次奉旨展缓，未便再改。且体察沿江情形，亦实遽难开考。自云、贵、两广放考官后，江、皖绅士亦多以九、十月补试为请，均已批驳。蜀若开考，江、鄂势处两难。请乐帅仍照奏准之案办理为荷。”[70]不知何以此电途中耽搁，二十四日下午才到，张之洞此前已电询刘坤一如何答复奎俊。过了好几天，张之洞复电意在反对，然不如刘坤一强势，而是请奎俊裁酌。[71]这样，四川有意开科的念头便被刘、张压制了下去。
由于科举直接联系着无数士子和千家万户，因此朝臣、督抚围绕乡试是否展期的论争和决策，自然在士绅舆论中引发广泛关注和回响。
四 士绅舆论对乡试展期的反应
庚子事变导致的前两次乡试展期，已打乱众多士子正常的备考、应考节奏。庚子年夏，新疆巡抚饶应祺之子饶凤璜正在赴京赶考途中，这时饶应祺得知京师闹义和团，中外宣战，遂急电其子南下湖北本省乡试。然而，不久又获悉湖北乡试亦展期至次年三月，斟酌再四，饶应祺只好令饶凤璜暂在湖北书院用功，“候明春乡榜”。[72]随后湖北乡试又经张之洞两次奏展，直到壬寅年八月才补行，距饶凤璜庚子赶考已过两年多，其间焦急等待的心情可以想见。乡试展期，会试自然延后，令一些举人愤恨不已。辛丑年二月初二日，山西举人刘大鹏做梦都在赴京会试，醒后感慨道：“若非洋寇犯顺，扰乱京都，则去秋之乡试不停，今春之会试莫止矣。……身未能诣都应礼闱试，而乃形诸梦寐中。”[73]
迨辛丑年三、四月间，当朝臣与东南督抚争论是否再展乡试时，报刊舆论的传播成为影响时人行止、心态的重要因素。三月底，报刊纷传李鸿章奏请全国一律停试五年，刘坤一亦以为然，奉旨允准。《申报》称：“和议条约中有闹教省分停止大小考试五年一条，朝廷已准如所请。江南一省原不在停试之内，而全权大臣李傅相不知是何意见，忽奏请一律停试，两江督宪刘岘帅亦以为然，刻已奉旨允准。”[74]同日，《中外日报》亦有类似传闻，且与改科举相联系：“江督刘制军以新政将兴，科举必变，士子安常习故，猝难更张，适全权大臣李傅相奏请将各省考试全停五年，刘制军遂亦以傅相之言封章入告，俾八股中人，得乘五年之中改习时务实学。昨奉上谕，准如所请。”[75]两天之后，《申报》评论大加赞赏，并倡议停试后大开学堂。[76]《台湾日日新报》（汉文）随后亦有相似报道，也以停试可为兴学堂创造机会为言。[77]外文报纸的评论，则认为此举“不过欲全中国政府之体面，使华民以停止试事非出于洋人之命，乃中国政府之意耳”。[78]
其实，三月初八日以前，在京的朱益藩已“闻有旨明发，各项考试一律停办五年”。[79]然而，事实上并无相关谕旨。李鸿章或许私下表达过类似意见，但不大可能形诸奏章，清廷更难俞允。因为停试本就是外人逼迫所致，即使清廷主动下旨通国停试五年，无疑也是掩耳盗铃，根本无法自圆其说。倘如此，则既令天下士子寒心，也使清廷权威丧尽。况且，由于下届乡、会试就是慈禧太后“万寿恩科”，故军机处早就敦嘱全权大臣，如果外人议及乡、会试停科，须指明滋事“州县不准予考，如牵涉全省，务须设法顾全”。[80]甚至连李鸿章的女婿兼谈判助手张佩纶也愤愤地讲，外人要挟直隶、山西停试五年，不准京师乡试、会试、殿试，将“大失士心”。[81]遑论主动奏请全国一律停试五年。其实，李鸿章等正在为顺天、山西乡试，尤其是北京会试努力交涉，[82]不可能贸然奏请一律停考五年。至于刘坤一，只要注意到三月初为奏请乡试展期一年，已经小心翼翼地请荣禄由内面奏，就可推知，他更不会奏请一律停科举五年。直到四月初十日，刘坤一尚不清楚李鸿章与外人就停试问题商议到了何种程度。[83]
因此，若说当时官员、士人、报刊有全国一律停试五年的议论则可，若据此而谓李鸿章、刘坤一奏请全国一律停考五年，奉旨允准，则是不确实的。既然并无此事，若说统一停考五年的主张以及借停考以兴学堂的思路被张百熙的上奏打断，也就与史实不符。[84]如前所述，张百熙所奏乃是针对东南督抚奏展辛丑乡试一年而发，并非针对全国停试五年。
进言之，不必说全国一律停试五年，即刘坤一、张之洞等奏展乡试一年，已在士绅舆论中引起颇多争议。湖南名儒皮锡瑞虽然倾向于废科举、兴学堂，但当他听闻江、皖、湖广请停本年乡试时，却“以为非计”，也是从人心、士心、士子读书进身方面着眼。当听说张百熙奏请仍行本年乡试，朝廷令督抚再行体察复奏后，皮锡瑞论道：“不知诸公不护前否”。[85]显然是希望本年乡试仍旧举行。留京的浙籍士人冯汝琪因浙江乡试展期，“南北两闱今年已无指望，此后举行特科，改试策论”，不免觉得“科甲之心可以从此绝望矣”。其浙江亲戚此前也来信“抱屈”。[86]
在南京，刘坤一奏展乡试一年后，“一时士林中人谣言四起，爰由省垣某巨绅联合同志会议于某书院中，拟就条陈洋洋二千余言，禀请制军吁乞天恩，照常考试”。[87]四日后，以濮文暹（青士）太守、陈光宇（御三）太史领衔的进士、举人20多人所上禀牍，登上《申报》，吁请本年按期乡试。其理由有四。其一，再缓乡试，士子将“皇皇如失所恃”，“弦歌之声将辍”，而商民亦以“屡年不举乡试，生计愈艰”。其二，“缓试之故，一因教案牵连，一因票匪蠢动”，但在刘坤一领导下，“拳匪肇衅之后，本省无一教案。康、梁滋事以后，本省无一票匪之案……苟亦如他省之因教案而停科举，何以劝善”。其三，如谓“两宫尚未回銮，乡试似属不急之务”，然当年洪杨之乱，江苏、安徽大半沦陷，咸丰皇帝允疆臣之请，借闱浙江举行己未江南乡试，“维时两省流离被难之人，读诏书而感泣，事竟亦帖然。今两省皆无恙，而忽然停试，似不足以慰士心”。其四，现在赶办供给，完全来得及举行乡试。最后，强调科举维持士心民风：“自近日邪说横行，士心浮动，不复守其业，造作谣言，一倡百和。其所恃以维系者，惟此科举之一途。若复令其绝望，聪明才辨之士进取之心既懈，流弊甚多，于士习民风关系实非浅鲜。”[88]与张百熙条奏理由颇有相通之处。
有意思的是，《申报》三日后又发表题为《展缓乡试之善》的社论，似针对前引禀牍。其要点有三。首先，展缓试期可以为科举改章提供时机。科举中八股、试帖和小楷流弊甚大，故“欲取人才，非变通科举不可。然变通必有其机，机之未来，虽有意变通，而必多捍格。戊戌之事其明证也。去岁拳匪事起，外人要约指明闹教之处停试五年。既而朝廷允疆吏之请，各省乡试一律展缓一年。此即变通科举之机也”。因此批评请行乡试者“不识时务、不顾大局”。其次，一一反驳士心、民风、商务、生计等理由，进而指出展缓乡试有三善：一是省经费，对各省筹款不无小补；二是匪徒借乡试滋事，停试可以绥靖地方；三是既奉经济特科之诏，科举必改章，乘此停试时期，士子可以埋头向学，“一旦科举既改，庶不致茫无头绪”。再次，针对停试之意出自外人，未曾闹教的大批士子无端被累、士心难服的质疑，评论解释道：“若允外人之请，分别停试，固不足以服士子之心。而此则一概停试，是出自疆吏之深心、庙谟之独运，与外人无与也。”[89]意谓一概停试，可以左右逢源。考虑到刘坤一、张之洞此时正在奏请明谕变科举，以便一律展缓乡试一年，此社论似在为其张目。[90]不过，三天之后《申报》又刊社论，呼吁江南举行乡试。一则称，江南人士与外人和平相处，故“半壁东南最臻安谧”，忽然停试，说不过去。再则谓，云贵等省既举行乡试，则江南停试有失公平。[91]
西南、西北各省举行乡试的事实，对长江各省产生持续冲击。四、五月间，云贵、两广放乡试考官后，四川“士子各怀怨望”，听闻陕西缓至九月乡试，巨绅又请奎俊援案举行。[92]五月，“南京各书院诸生”公恳巨绅致函刘坤一，“请今秋仍举行乡试”，只是刘坤一“坚持不允”。[93]同时，“江、皖绅士亦多以九、十月补试为请”，但均遭批驳。[94]张之洞虽然奏称缓试“官绅众论皆同”，[95]其实云贵放考官后，湖北省城“各绅邀集学校中人公禀督辕，请仍循例举行”，也认为湖北并未闹教，“今若将秋闱展缓，竟与他省之因教案而罚停科举者无分，深恐民心无从折服”。[96]其理由与南京士绅相类。因此，刘、张坚持乡试展期，在东南士绅舆论中颇有争议，似亦不得人心。不过，此时科举问题已溢出内政范围，而有外人干预的因素在，故《辛丑条约》谈判中的科举停试论争也有必要加以澄清。
五 《辛丑条约》与科举停试
在庚子、辛丑议和中，外人要求滋事地方停止科举考试五年，就中北京、直隶、山西涉事最深，波及最广。经过数番交涉后，考虑到“府城停考，其所属外县生童尚可调赴临府考试，若乡试借闱甚非易易，至会试更无在外省开科之例”，且“乡、会为抡才大典，京师乃首善之区，停试五年，虑无以振起文风而慰士望”，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等遂同意滋事府县停考，而“仅与商酌会试及顺天、山西乡试照常开科”。[97]岂料英国公使萨道义（Ernest Satow）坚执不允。至四月初，双方在此问题上陷入僵局。当时在京协助谈判的张佩纶致信军机大臣鹿传霖，透露了交涉的困难情形：“停考一节，我分别城镇，而彼坚欲肇乱地方府县不准考试，京师亦然，不但不准乡试，并不准会试、殿试，一切全停。照复驳之，而来文竟斥为欺妄迂谬。已欲奏结矣。鄙以为大失士心，屡托赫德、联芳疏通，有一二国使臣明白。昨又具照会疏解，不知能许开考否。（贡院已拆毁，今年万不能行）。”[98]
傲慢的萨道义之所以如此“固执”，是因为他要通过停止北京会试，给全中国一个耻辱，亦即让中国人牢记首都北京曾被外国军队占领了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因为经常有人告诉他，1860年英法联军在北京待的时间太短，没给中国人足够的教训。[99]
四月初七日（5月24日），汉口英国总领事霍必澜奉萨道义电令，以直隶、山西停乡试，北京停会试、廷试，恐李鸿章等不愿奏请，故请张之洞转请朝廷照允。张氏当即驳以“直、晋并未处处仇教，且会试、廷试系各省举人、进士，非仅直、晋，何能概停”。而当时在坐的英国参赞杰弥逊则提供个人看法，以为“直、晋两省不闹事州县当可准小考，乡试必须全停，会试只可改在他省，或在南京”。张之洞将此情形通报给了西安军机处、刘坤一、李鸿章等。[100]四月初八日，南京英国总领事也以此意致函刘坤一：“奉公使电，和款内诸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境停文武乡、会试五年，最重要惟北京、太原，讵意全权谓许多无预士人被累，不欲停试，各钦差不能于该二处稍为姑容，嘱请南洋详电行在。”刘即电询李鸿章详情。李复电称：“停试事驳论许久，不得已改为只商北京会试及顺天、山西乡试，各使仍坚执不允，现拟将送来停考清单具折请旨宣示。”[101]
四月十三日（5月30日），李鸿章、奕劻致电军机处，备述交涉艰苦，抱怨萨道义“性情执拗，颇难与商”，为了不“牵碍撤兵要务”，准备在停试问题上妥协：“如实不能争，拟即具奏，乡、会等试或可借闱举行”。[102]十五日（6月1日），军机处电询李鸿章：萨道义“刁难不撤兵，有无别故？他国不至效尤否？廷、会试全停，与条约城镇之言不符，能托美、日使居中转圜否？”[103]清廷此时最在意撤兵问题，至于停试问题则更关心会试、殿试，故顺天乡试与山西乡试，似已放弃。所以，十六日（6月2日）军机处致电张之洞，谓“停会试、廷试，英使持之甚坚，难于理喻”，虽电请全权磋商，“恐难力争”，希望张之洞“从旁托他国设法转圜”。[104]看来顺天、山西乡试，中枢已不再争。
李鸿章获知中枢的这一立场后，便为北京会试再做争取。事实上，从萨道义方面的材料和新近的研究看，李鸿章等确实做了很大努力，公使中也不乏支持者。四月十七日（6月3日），李氏当面向萨道义提出：“朝廷确实可以发布一道上谕，叫停顺天乡试和在太原府的山西乡试，但是，两天前来自西安军机处的电报显示，如果停止北京会试，皇帝将不回銮。萨道义表示，他会将这点通报英国政府。”[105]其实，萨道义并不相信李鸿章所说，而且，他的如意算盘是，在这件事上“刁难”，能够让他得到其他东西。[106]不知是李鸿章自信太过以致误解意思，还是有意“欺罔”，他随即致电军机处称：“停考昨已由驿奏结，廷、会试已允不停，奏到请即降旨。”[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