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清季科举改制，辛丑科举新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长期以来，学者多聚焦于辛丑年七月十六日废八股、改策论之上谕，而对随后政务处会同礼部，据上谕意旨而奏定的详细新章及其后续修改，还注意不够。[1]关晓红最近的研究则是一个例外，展开讨论奏定详细新章的规定和实施情况。[2]美中不足的是，其所引新章系据报刊而来，并非政务处、礼部会奏之定本，二者颇有参差。故关晓红对辛丑科举新章的概述与分析，既有洞见，也不免有误，实有再做检讨之必要。
进言之，辛丑科举新章系从戊戌科举新章损益而来，故要更好地理解前者，至少须上溯后者。不过，从1898年戊戌变法到1901年推行新政，至少有以下六种科举新章曾在庙堂之上讨论颁行：（1）丁酉、戊戌之际沈曾植、汪大燮主笔的经济常科章程；（2）戊戌康梁派的方案；（3）戊戌张之洞、陈宝箴的新章；（4）戊戌礼部先后议奏颁行的两份科举详细章程；（5）辛丑刘坤一、张之洞的方案；（6）辛丑政务处、礼部会同奏定科举详细新章。就中（2）、（3）、（5）为人所熟知，但礼部所拟的几种科举详细章程尚未经仔细讨论。将上述多种新章合而观之，再综合考察朝野上下的其他议论和方案，有助于揭示辛丑科举新章的流变及出台背后的曲折，加深理解戊戌变法至清末新政时期科举改制的多种可能性和历史复杂性，进而反思制度设计的利弊得失。
一 新章的众版本与真内容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清廷下诏废八股，规定“嗣后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三场合校，以定去取，不得偏重一场。至于“各试场详细章程及其余各项考试未尽事宜”，则令礼部会同政务处妥议具奏。[3]
由于上谕仅为改科举的原则规定，部拟详细章程则系可操作的具体办法，命题范围、答题体裁、阅卷标准及考试程式等俱包于内，直接关乎众多士子的备考，所以一时间，改科举详细章程成了士子和舆论追逐的目标。虽然政务处、礼部的奏定新章后来广颁天下，然时至今日，研究者对其真面目似仍隔膜，以致将颇有错漏的报刊传抄本当作定本，用以概述和分析辛丑科举新章。盖缘此期涌现了多种版本的“新章”，其借由报刊媒介的传播，影响了无数士子及其亲友，后来的研究者亦不免受其干扰。[4]不过，虽然定本对此前流传各版本有重大损益，但通过梳理各版本的传播并比较其内容异同，也未尝不可窥见辛丑科举新章拟订、讨论、修改之一斑。
辛丑年九月初十日，《申报》率先登出“新章八条”，谓系“政务处王大臣拟订”。[5]同处沪上的《新闻报》则以《部拟乡会试章程》为题，刊出相同“八条”，只个别词句微异。[6]不久，《清议报》据礼部司官刘某的拟稿，称乡、会试“头场题目以钦定《三通》暨《御批通鉴纲目》、《御批通鉴辑览》五种为主，二场以西政之浅显者命题策士”，废除誊录，“除殿试尚用大卷外，其白折等均改用红格试卷”，“词章等另考一场……愿应者听”。[7]可谓简版“八条”。
两个多月后，《中外日报》获得“友人抄示”的“全稿”。这无疑是其压过《申报》、《新闻报》等同城竞争对手的绝好材料。故其编者按不无得意地说：“至九月初十日某报亦曾载有新章八条，而此则多至十二条，文字亦详略迥殊。且彼止有章程，并无奏稿。此则全录无遗，其为定本可知。”[8]观其所载奏折与章程，的确有模有样，不易启疑。关晓红鉴于此十二条“不仅完全吸取了原‘新章八条’中的基本内容（只是措辞语气稍有变化），在不少方面更有关键扩展”，故其“所述内容，采用的是后面这份奏折”。[9]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选报》于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刊出了同样内容的奏折和十二条章程。[10]但在十天后郑重“更正”：“变通科举事宜折已登前期报内，兹据《苏报》云，寄到颁定刊本，核对之下，有不同处甚多。”[11]事实上，政务处会同礼部的奏折于十一月初一日递上，当日获准。其章程含十三条，确与报刊传抄版大有不同。[12]
兹将“新章八条”（以下简称“八条”）、“新章十二条”（以下简称“十二条”）与政务处、礼部奏定新章十三条（以下简称“定本”），做一对比分析，从中既可略知新章之“版本”流变，亦可把握其真内容。
1.关于拟题者，“八条”、“十二条”均称首场论题五道，“顺天乡试及会试仍请钦命题目，各省乡试由考官拟出”。而“定本”则规定“顺天乡试及会试第一场论题、第二场策问题均由考官酌拟，其第三场四书五经义题，仍请钦命”。
2.关于首场论题的命题范围，“八条”称命题不外《九通》和《御批通鉴辑览》。“十二条”则谓“谨按”《九通》及《御批通鉴纲目》、《御批通鉴辑览》诸书。而“定本”却规定《三通》、《续三通》，士子平日“均宜博览周知”，但“考官命题则谨以《御批通鉴纲目》、《御批通鉴辑览》及历代正史为本”，亦即并不以《九通》出题。至于国朝掌故，“应听考官酌举命题，不必定以专书”。其实，癸卯科会试首场五论即尽出于《御批通鉴辑览》。[13]
3.关于二场、三场的考试内容和命题标准，三者规定比较接近。二场各国政治“以学校、财赋、商务、兵制、公法、刑律、天文、地理为大纲”，“其艺学则格致、算术、制造、声光化电等类，亦宜研究入微，各求心得”，但“惟恐边远省分风气尚未大开，现译各书，亦未流传悉遍”，故“拟请近科考试先以各国政治、艺学中之切于实用者命题”，“迨数年后……再由典试学臣酌量文风高下，由浅入深，或酌分门类，仿国初分经试士之法，以蕲专精而收实效”。值得注意的是，“定本”多出关于算学的规定：“有应绘图者，准其于卷内绘图”，且“既归入二场考试”，先前所定乡、会试算学中额应即裁撤。至于三场出题，三者均强调遵照四书五经原文，“不得删改增减”，“割裂圣经”，惟“定本”少了前两者批评先前考官出题“搭截虚缩”的激烈言辞。
4.关于论、策、义的答题要求、文体与程式，三者规定基本一致。（1）就答题要求来说，头场五论，须切题发挥，“上下古今，指陈得失”；“策则每举一事，亦必穷原竟委，议论详明”；义则须“朴实说理，研究精义，会通各家经说，阐发无遗，不得剿袭讲章”。（2）就厘正文体而言，既“不得涂泽浮艳，作骈俪体”，亦不得“钩章棘句，作怪涩体”，且如八股时代所要求，仍不准阑入诸子杂家议论，释、老二氏妄谈，“异域方言、报馆琐语”。（3）就策题的对答程式来讲，因“向例策题五道”，每道八至十条不等，“题目字数过多，故功令仅书第几问”，以致士子空对者“依题敷衍”，“即实对者，亦不过钞袭坊本，剿说雷同”，故规定此后“每道约举一二事，字句无多”，士子“即可书写全题”，“切实敷陈”。可见除挑明几项“禁区”外，其正面规定颇为空泛，虽然也说“论、策、义体例，较之八股文律，固应从宽，惟考官衡文，亦不得不限以程式”，但在废八股、改策论伊始，“程式”其实很模糊，还须慢慢摸索。
5.关于科场防弊措施的改革，三者有同有异。（1）就废除誊录、对读来说，“八条”称论、策字数多，“势必多雇书手”，但书手惯于作弊，故不如一举废去誊录，令考官“秉公衡鉴”；“十二条”意思相近，但较“八条”直言“书手皆系积惯作奸”，言辞较为和缓；“定本”则全未提誊录、对读积弊，仅称誊录“现经政务处议准裁撤，则对读官亦应裁去”。（2）针对起草、默写、起讲等旧例，“十二条”称彻底废除起草及二三场默写、头二场起讲之例；“定本”则规定乡、会试及其复试，裁去起草，“其余一切考试应行起草者，悉仍其旧”，改乡、会试默写头二场起讲，为“默写首艺前四行，以凭核对”。（3）就磨勘而言，三者规定均大为放宽，惟“定本”在“有关弊窦及文理悖谬、剿袭雷同”三项后添入“直犯庙讳、御名”的磨勘规条。
6.关于考官衡鉴标准，“总以经术湛深，史学渊博，通达时务，切于实用者为准”，故“诗赋已属无用”，小楷“亦与实学无裨”，所以“十二条”与“定本”均强调考官衡文专取文理优长，不得以小楷优劣定去取，“定本”更是“准其添注涂改”。为了落实不重小楷的精神，“定本”规定，除贡士殿试“仍用朱丝直格大卷”外，其他如朝考、散馆、考差及考取优贡、拔贡、中书、教习、誊录等考试，均用含直、横格的试卷，以便书写。此外，因“馆阁中向有撰拟应奉文字”，“十二条”本定有另行考试一场，听进士中精于诗赋、小楷者赴考录用；“定本”则无。
7.考官的参考书：有关中国政治史事者，经礼部开单咨取，由江、浙、鄂、粤等省官书局照单咨送；有关各国政治艺学者，则由两江、两湖、两广各督抚在“已译成之书”中择要开单，咨送礼部。此外，学堂藏书亦许乡、会试闱中随时调阅。
8.新定生、童“岁、科两考，先试经古一场，专试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十二条”称经古应与正场并重，“未进经古场者，不得与考正场”，“定本”则规定经古一场，“生、童愿考与否，仍听其便”，只当“正场试卷文理同属通顺”时，“应先尽其经古场之入彀者，以励实学”。优、拔贡考试，亦改试中国政治史事论、各国政治艺学策和四书五经义。宗室乡试、会试、复试及翻译会试等亦改策论。
从以上八个方面看，政务处会同礼部奏定科举新章与数种报刊传抄版“新章”，异同参半。同处不少，说明传抄版亦系“内部”流出，并非完全杜撰；异处颇多，且相较传抄版，定本文字简洁而少激烈语，说明后者由前者修改而来。由于修改的背后即是政务处、礼部甚至其他京官、督抚、学政讨论与折中的结果，故透过比对不同版本的流变，也未尝不可窥见新章出台背后的玄机。此中尤以前两项变化最大，考虑到首场论题在考试中最为重要，故这样的变化尤其值得注意。
就拟题者的变化来讲，当与会试须借闱有关。就在辛丑年十月，礼部曾上一《会试变通详细条目清单》，称“会试首场向请钦命题目，由礼部堂官恭领，赍交内帘严密刊刻。今借闱会试，首场题目拟仍请钦命，由派出之总裁官于启程时亲赴军机处恭领，敬谨赍至该省，俟入闱封门后拆封刊刻，于进呈试卷时一并恭缴，以昭慎重”。[14]这或许就是“十二条”等所谓顺天乡、会试首场五论题目，仍请钦命之所本。不过，此议随后被否决。于是，政务处、礼部鉴于向来顺天乡、会试首场四书文题均请钦命，而今“改八股为四书义”，虽“移于后场，仍合校三场，以定去取”，故第三场四书五经义题“仍请钦命，庶于讲求实学之中，仍寓崇尚经术之意”。[15]据癸卯科同考官、甲辰科内监试王振声的日记，首、二场论、策由总裁出题，三场四书五经义题则系“钦命”，三场皆在正总裁处刻印。[16]关晓红称癸卯科会试“三场试卷均由孙家鼐亲自出题并监刻”，是不准确的。[17]
至于首场论题以何书命题，直接涉及考试内容和范围，关乎士子读书和备考，则更为紧要。“八条”与“十二条”均称以《九通》命题，是颇有误导性的。实则《九通》只作参考，考官命题“则谨以《御批通鉴纲目》、《御批通鉴辑览》及历代正史为本”。此中变化值得深究。就在《申报》九月十日登出“新章八条”后，吴汝纶致函顺天学政陆宝忠，激烈批评“拟以《九通》试士”的做法：
昨见报纸谓礼部议复举场章程，拟以《九通》试士。穷乡下里，难得此书，又卷帙浩繁，不易卒业，就中杜、马二家最善，然马书唐前尽袭杜文，渔仲纪传全抄正史，皇朝《三通》，彼此因袭，并非不刊之典。学者不读正史，则《三通》乃凌杂丛碎之书，不能得其要领。若先攻廿四史，再读《九通》，则无此日力。且用功烦难，而获效殊少。使学徒尽能记识历代制度沿革，亦只已陈之刍狗，谓遂成为政治之通才，未必然也，而况绝无尽记者乎！且《九通》制度之书，固非政治之学也。求政治之学，无过《通鉴》，而毕氏《续编》及国朝儒臣所编《明纪》，又不逮涑水元书远甚。今不以《通鉴》试士，而用《御批通鉴辑览》，岂不以《通鉴》繁重，学者难读，不如《辑览》之简约而易竟哉！《九通》卷帙之多，过《通鉴》倍蓰；今史学用《通鉴辑览》，而政治用《九通》，一何用意之自为矛盾如此！
愚见：史学试士当用《史记》、《汉书》。……后代之史固不足熟读，则亦不足以考人。必以详备为事，则马、班之书之外，益以《通鉴辑览》足矣。其政治之学当以国朝为主，国家纪载流传者稀，无已，则于皇朝《三通》择用其一，使习国家掌故，庶亦可也。[18]
无独有偶，不久《苏报》论说亦批评以《九通》命题太泛：“今政务处议定新章，头场论说五篇，皆按《通典》、《通志》、《通考》及《御批通鉴纲目》、《御批通鉴辑览》等书命题考试。试问上而尚书、侍郎，下而翰詹、科道，向之以帖括进者，其能熟悉《九通》者有几人乎？其能博览群书有几人乎？”[19]
观新章定本，不再以《九通》出题，且加入国朝掌故，与吴汝纶的意见颇觉近似。考虑到陆宝忠本系南书房行走，为“里边人”，[20]又与王文韶、瞿鸿禨、张百熙、陆润庠等深度参与改科举讨论与决策的中央大员关系密切，则吴汝纶的声音很有可能通过陆宝忠传递给上述诸人。事实上，就在吴汝纶写信后五日，时在直隶定州主持考试的陆宝忠，即致信张百熙，讨论礼部议复科举新章问题：“礼部议复科举事宜，尚未得见，窃谓竭士子之力，首、二场论、策三艺，已足觇本领，逐场去取，阅者可以专心，不审尚能申言否？”[21]可见陆宝忠支持张之洞的分场去取之法，但认为其方案题量太大，希望减少。
不过，虽然报刊传抄版并非定本，但因其传播广，影响实不容轻忽。值得留意的是，辛丑腊月出版的《万国公报》所载科举章程，仍是“新章十二条”。[22]更有甚者，杭州的《浙江五日报》迟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仍在转载“新章十二条”。[23]而光绪二十八年夏天刻印的《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录载的竟也是“新章十二条”。[24]与此同时，诡异的是，吴汝纶虽然不以《九通》试士为然，且定章亦已去此一条，然而他似乎未见定本，仍以报刊传抄版为据。吴氏在给其子吴闿生的信中虽然批评“《九通》数百卷，谁能悉读，以此考人，直是谬妄”，但他也不忘为闿生兄弟各购一部上海新印的《九通》，以便乡试时携入场中。[25]从上文所引《选报》的“更正”来看，早在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上海的《苏报》馆已获见礼部所刊章程定本。此外，光绪二十八年三月，远赴奉天查办案件的吉同钧，亦从《邸报》中读到了新章定本。[26]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并非定本的“新章十二条”仍能通过报刊、《经世文新编续集》广泛传播，不仅“误导”了当日的士子及其亲友，也“干扰”了后来的研究者，就值得深思。
从辛丑奏定科举新章看，此次改科举确是清代历史上“力度最大，空前未有”的。[27]不过，辛丑奏定新章既与戊戌张之洞、陈宝箴科举新章，辛丑刘坤一、张之洞江楚会奏方案颇多延续，但也损益甚大。其产生和流变背后的曲折，远超既有认知。
二 奏定新章的流变曲折
庚子事变后，新政再起。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经由东南互保，地位更加突出。其《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也成了清廷推行新政的蓝图。[28]于是，张之洞、陈宝箴戊戌年曾经奏准的科举新章成为辛丑科举改章的底本，经过修改后，再度颁行各省，在最后的科举考试中得到了实践，因而影响最大。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辛丑奏定科举新章虽在场次、题量等方面延续了张、陈的戊戌方案，但其间的损益也非常明显，既有张之洞的主动修改，也有政务处、礼部议奏时的权衡取舍。其背后的曲折，与第一章所述中枢、礼部与东南督抚在科举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密切相关，值得细致讨论。与戊戌新章相较，辛丑奏定新章的变化主要有三。
首先，二场策题的考试范围缩小，取消了专门艺学。张之洞在给刘坤一的电报中提议，二场“但试各国政治学、地理、史事、武备、算学及绘图学、格致学、工商学大义等事，其专门艺学，如声光化电之类，仓卒不能通晓，且试卷只能空言其理，非场内所能考验，自可缓试”。张氏解释说，之所以“将艺学等删去”，是因为“原奏本意，系令考生说其大义，为引人入胜之资，并非携器试验。今略加删改，以冀易准。若原奏照办，今日时局，必难准也”。[29]其实，张之洞的《劝学篇》以及戊戌科举新章，系针对康、梁方案而发，暗含“诋康”的深意，明显有争夺改制主导权的考量。[30]故而，张之洞虽号称“合科举、经济、学堂为一事”，“体用一贯”，[31]看似面面俱到，实则不免高自标置，故意炫博，刁难士子，不易施行。
吴汝纶曾对此大为抨击：“世俗不足责，若朝廷大臣所议改革之法，乃与康、梁书生不晓事者略等，此何说耶！……外国专门之学，中国尚无其人，何能以之试士！且所谓专门之学，必有专门师授，国家亦遣专门考官赴学堂考验，岂如中国以之出题作文，与他业并责之场屋间哉！此议之谬，众所共见，即所云外国时务，见之各报章者，亦仅九牛之一毛，何从窥见全豹，此亦不能用以试士也。”[32]类似的批评尚多。迨拟定辛丑新章时，情势已变，必须更为务实，故张之洞将专门艺学剔除出了二场考试范围。
其次，变化最大，且对随后的两科乡、会试产生了重大影响，引发了诸多争论的，无疑是“分场去取”的被否决和废除誊录两项。
“分场去取”的是非
辛丑科举新章出台过程中关于“分场去取”的论争和是非，需从戊戌改科举谈起。戊戌春间，张之洞在著名的《劝学篇》中，援引北宋欧阳修的观点，称欧阳修当日欲以策论救诗赋，犹如今日欲以中西经济救八股时文。故远师欧阳修遗意，近仿童生府县考复试之法，提出将乡、会试三场场次互易，又逐场发榜、分场去取的构想。[33]本来张之洞拟首场试时务策，专问西政西学，而陈宝箴担心“俗情专事吹求”，建议将中国史学、国朝政治移作首场，“著尊王之义”，以西政西学为二场。张接受了陈的建议。[34]随后《劝学篇》的定稿和戊戌六月初一日张、陈会奏科举新章，均如此设计。
其实，在张之洞之前，逐场发榜、分场去取的构想，亦有时人提出。乙酉科（1885）举人、后来做过意大利公使的许珏，曾著文论贡举，即建议逐场放榜，以救考官草率之弊，使三场并重的原则落到实处。同时，既议逐场去取，则三场顺序宜有改易，乡试头场试经文、二场策问、三场四书文，会试头场试策问，二场试经文、三场四书文。如此则经、策并重，若只精于四书文，无益也。[35]许珏此文未标写作时间，然从其不废八股、不提西学来看，必作于《劝学篇》之前。许珏是许同莘的伯父，张之洞的总文案张曾畴是许同莘的舅父，许珏和张曾畴亦关系甚密，则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即许珏的议论，可能通过张曾畴在张之洞及其周围传播，影响到《劝学篇》的相关内容。
不过，乡、会试分场去取的构想，虽然不乏支持者，尤其在张之洞系统的官员、学者中颇得赞誉，但是，这一办法也并非无懈可击。就在张、陈戊戌新章刚刚奉旨颁行后，吴汝纶在给新科翰林傅增湘的私信中，就批评分场去取之法，谓“欧公先考策论，后改（考？）诗赋，乃先易后难”，而今头场考中国史事、国朝政治，二场考西政西艺，三场考四书五经，“乃先难后易，适与欧公相反，何谓用欧”。故吴汝纶认为，应“仍三场连考，不用欧公去取之法”。[36]
如果说吴汝纶的声音介于朝野之间，且不免李鸿章系统对张之洞的“偏见”，那么，主管科举事务的礼部的意见就必须认真考虑。礼部于戊戌年七月初二日就张、陈科举新章拟定详细章程十三条，其中五条都是针对分场去取而发。
一是揭晓期限问题。礼部一则谓“乡、会试士子例于初八日入场，十六日三场完毕。现定随场去取，二、三场须俟前场发榜后，再行投卷入场，揭晓例限自宜稍为宽展”，再则称“现在更正新章，内外帘一切事宜均不能复循旧制，各省中额及应试人数多寡不同，其如何每场酌定期限之处，臣部实难悬断”，顺势将球踢给了各地：“应请饬下顺天府府尹及各直省督抚体察本省情形，速议具奏。其会试场期，应俟乡试议定后再行核议”。二是每场取中名额问题。针对张、陈提出的首场十倍录取、二场三倍录取，礼部根据会试及顺天乡试通常约取中三百名的情况，计算其首场需取录三千余名，“其余大省乡试均在一千名上下，而各房荐卷又须浮于所取之数，计考官每人校阅，多者千五六百卷，少亦将及千卷”，认为大大超过了以往乡、会试中主、副考官校阅的头场荐卷之数，“即使宽其日限，亦恐难于精审”，因此建议变通处理，“但照入场人数酌定去取，每场以次递减，不必尽拘十倍、三倍之额，应统由该府尹、督抚通筹妥议，一并复奏”。三是誊录、对读人手问题。既定随场去取，则“二、三场以后誊录书手、对读生均可递减其数”，礼部认为应由“监临等于每场事竣，核计下场应用若干名，分别留遣”。四是防弊问题。随场去取后，三场人数最少，礼部建议“令各监临于三场点名后，或在誊录所，或在贴近至公堂两旁号舍，将诸生扃试，另派妥员随同监试官昼夜搜巡”。五是发榜问题。相比以前，由于头、二场也须发榜，但又要与最终正榜区别，所以礼部设计了一套比较复杂的程序。[37]
我们知道，礼部遵照戊戌年五月初五日废八股、改策论之上谕，于二十二日上奏了乡、会试详细章程，刚刚准行，却被张之洞、陈宝箴的科举新章推翻。礼部当局自然甚觉脸上无光。而张、陈新章准行后，礼部又须据此新章重拟详细章程，且此番变动尤大，则礼部当局有些愤懑不平之气，也就可以想见。所以针对随场去取这一重大变动，礼部既然不能直接反对，就条举为难之处，并屡屡“不敢悬断”，建议顺天府尹和督抚妥筹具奏，以“不作为”表达不满。进言之，礼部对分场去取之法，是不以为然的。就在七月初二日礼部的详细章程刚刚准行后，十一日，安徽学政徐致祥奏请岁、科两试照乡、会试新章，分场去取。奉旨礼部议奏。旋遭礼部议驳。[38]
明了戊戌变法时期礼部的这一立场，尤其是其针对分场去取的可操作性提出的种种质疑，有助于理解辛丑科举新章从奏请到出台过程中，何以权倾一时的刘坤一、张之洞反复建议采用分场去取，但均被否决的历史过程和复杂原因。[39]
辛丑年四月，即《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还在讨论修改之时，刘坤一、张之洞已联衔电奏，请先颁布变科举明谕，即包含分场去取之法。[40]斯时清廷未有表示。随后六月递到行在西安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一折，亦如是奏请。迨七月十六日，改科举的明发上谕虽然基本采纳了刘、张的建议，但并未接受分场去取之法。
此时，礼部正会同政务处拟定科举详细章程。张之洞希望通过再次陈奏，将分场去取之法纳入正在制定的详细章程。为此，他于八月十七日致电鹿传霖，以期获得支持：“学堂不说明给予举人、进士出身，天下不能鼓舞。科举三场不分场发榜，去取不能认真。此两层关系人心、人才，十分紧要。鄙人拟再陈奏。公卓见如何？”[41]然而，中枢对于分场去取不能接受，鹿传霖也未必以为然。九月三十日，刘坤一、张之洞再次联衔电奏，先说“改科举一事，已奉旨允行”，接着重申分场发榜的主张，并不厌其烦地解释其益。
首先，“可以防考官草率偏重，三场仍如一场”，盖“惟有分场发榜，则场场认真，互相维持，有实济而无流弊”。张之洞还不忘引欧阳修、钱大昕之论以张其说。其次，由于乡试发榜，“中省约须一月，大省加多，寒士候榜日久，资斧艰难”，同时“场内誊录，场外游民，动滋事端，极费弹压”。更重要的是，“校阅者为多卷所困，房官草率，主考疲劳，于甄拔真才之道，种种有妨”。故“若分场发榜，寒士免久候，内外帘各官免昏疲，地方少事端”。再次，针对分场发榜，揭晓期限必须延长的质疑，刘、张解释说，“假如中省头场八月二十五六日发榜，二场九月初七八日发榜，三场九月十五日发榜”，比此前“仅多五日，而人数既少，事简弊清，经费转可节省，洵为一举数善”。至于头、二场发榜需要的额外手续，他们认为“或即照学政岁科考先发红号，尤为简速”。与此同时，刘、张主张废除誊录，因为“讹脱毁失，作弊改窜，大省尤甚”，“万卷笔迹”，考官无法一一辨识，“若欲舞弊，仍可藏关节于字句之中”，故防弊实不在此。其实，张之洞之所以突然主张废誊录，似与分场发榜有关。盖揭晓时限过长正是分场发榜被质疑之处，而采用誊录无疑揭晓时限会更长。
刘坤一、张之洞大约预计到礼部持有异议，故称“各省议复，礼部核奏，为期太迟，士心游移观望，鼓励难期”。[42]意欲不经各省议复、礼部议奏，直接下旨。不过，清廷虽未交礼部核奏，却于十月初二日交政务处议奏，以致明旨迟迟不出。张之洞急切难耐，因于初六日致电鹿传霖：敦劝“学堂毕业，请作为进士、举、贡、生员出身，及分场发榜，免去誊录各节”，“早降明旨，俾资鼓舞”。[43]
十月十五日，政务处议复称：“臣等详绎该督等原电，恐主试者有所偏重。惟分场去取，亦不免仍有偏重之弊。科举甫经改章，一时亦难遽得全才，应俟学校大兴，人材辈出后，再行斟酌办理。目前仍宜三场合校，无庸更张。至删除誊录一节，尚可试办，自应照准。”[44]当日奉旨礼部知道。[45]随后十一月初一日，政务处、礼部会奏变通科举详细章程，便规定“仍合校三场，以定去取”。[46]
政务处如此决策，很可能有以下几点考虑。首先，分场去取虽号称三场并重，且标榜尤重末场四书五经，但大多数人在头场中国政治史事论中就会被淘汰，根本没有机会参加第二场，即使进入第二场，不善“西学”，也没有机会进入第三场。与此相反，一旦进入第三场，即使四书五经不够好，但取中的选择已经不多，既然如额取中，则很可能不得不有所迁就。[47]
其次，科举甫改章，按张之洞的设计，连过三场的全才恐怕寥寥无几。吴汝纶在戊戌变法时就说，按张之洞、陈宝箴“折难士子”的科举新章，“一省不过二三人，多则十人、八人”有可能合格，若仍按旧额取中，“则向所谓抄袭旧文、草率完卷者，皆在必取，则悬格虽高，仍与向来三场策问略同，尽是有名无实耳”。[48]虽然在辛丑新章中，张之洞删去了声光化电等专门艺学，考试难度有所降低，但政务处还是认为科举改章之初，实难遽得全才。于荫霖在辛丑年九月十七日也向慈禧太后当面说：“国家造士，全为中材，如刘坤一、张之洞所议普通学，合今日臣工、士子，恐无一能交卷者，合三年而论，秀才数万，举人将数千，使之尽通，乌乎能？势必如圣谕所云，抄写洋报而已。”[49]既然士子西学水准极为有限，就更不宜只凭一场定去取。
再次，更重要的是，倘若分场发榜，大多数考生首场即被淘汰。这对于熟悉三场考毕静等出榜“红录”的考生来说，无疑是非常剧烈的变动。准备数载、辛苦跋涉、远道而来的士子，首场即遭淘汰，难免觖望，抗议生事可以预卜。在刚刚经历了庚子战乱动荡的背景下，这无疑是朝廷必须着重考虑而极力避免的。
此外，第二场西学发策，士子既感困难，考官亦觉挑战。如三场合校，便可藏拙，若分场取中，则第二场如何去取，成为科举改章伊始的难题。因此，三场合校，暗含稳定士心、防止骚乱的效果，且理论上确实可以避免只凭一场定去取的弊端，同时也缓解考官校阅压力。
所以，政务处权衡之后，否决了刘坤一、张之洞的意见。但是，正如第一章所述，清廷此时东南半壁就靠刘、张，其意见即使不听，也不能完全拒绝，况且像这样“渎请”。故政务处否决了分场去取，但允许“试办”废誊录，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也是给刘、张一个台阶下。然而，这样权谋之后的妥协，却成了一大败笔。
废除誊录成败笔
誊录即糊名易书，自北宋以来，行之数百年，实为科场防弊妙法。殿试、朝考因为不用誊录，读卷大臣直接评阅考生原卷，以致通关节、重楷法，久为时人诟病。而乡、会试因有誊录，“应试者字体之工拙，无关得失”，故相对公平。[50]因此，废誊录的结果颇具讽刺意味：张之洞一方面奏请改科举，讲实学，不较楷法之高下，但另一方面正因为废誊录，却导致本不凭楷法取中的乡、会试，也开始看重楷法。
其实，在戊戌改科举时，废誊录既非康梁派的主张，也非张之洞、陈宝箴科举新章的内容。相反，康有为、梁启超及宋伯鲁还准备奏请在殿试、朝考中采用誊录，以纠正偏重楷法之弊。[51]迨至辛丑年，尽管刘坤一、张之洞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一折就包含酌改文科的条目，但亦未及废誊录。然而，张之洞在随后的电奏中却加入了这一主张，且因政务处的策略性妥协，废誊录竟成了现实，使得最后两科乡、会试皆无誊录，颇为特殊。
不过，废誊录的消息一出，即遭到朝野上下的反对。张之洞的下属，刚刚调任武昌府知府的余肇康便是一个激烈的反对者。辛丑年十二月，他在致其亲家、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瞿鸿禨的私信中抱怨道：“糊名易书，唐宋以来行之已久。今日情面之天下，非此更将百弊丛生。闻近议拟裁誊录。窃谓必不可行。且此事实无害于求才，而有益于防弊，亦何必毅然去之耶？”[52]显然，余氏觉得废誊录简直莫名其妙。刑部司官吉同钧随后在日记中也严厉批评废誊录的做法：“至易书糊名，实防弊要法。今日殿试考课，尽绚（徇？）人情。惟乡、会二试，较为公道。寒士真才尚可出头者，惟赖此易书糊名之一法。然以此严防，尚有关节、暗号等弊，若并此而亦废之，从此更无公道矣。”[53]余肇康、吉同钧均从誊录制度作为长期行之有效的防弊妙法的角度着眼，谓其虽亦有弊，但非此则人情、关节、暗号等弊更将防不胜防，势将严重影响到考试公平。吉同钧并强调乡、会试之所以比殿试公道，正因为有誊录之制。此外，江西巡抚李兴锐也致电政务处，称“乡场试卷例应糊名易书，今誊录朱卷既裁，以墨卷校阅，士子履历开列卷首，虽经弥封，究有未便”，建议采取编号、盖戳等防弊办法。[54]
与此同时，名士孙宝瑄则估计到，在初改八股为策论，而策论程度尚浅，难免剿袭雷同的背景下，必然导致凭楷法取中的恶果。他说：“今日改科举法，以策论取人，于是头、二场考生皆抄胥。其所对之本国政治、外国史事，千手雷同，于是不能不以书法之工拙，定甲乙去取，势使然也。是故八比废而乡、会试考字矣。”[55]孙宝瑄虽然没有直接点出废誊录，但他立论的前提之一正是乡、会试废除誊录制度。盖若誊录未裁，乡、会试是不可能“比字”的。
果然，经过壬寅年秋无誊录的乡试后，批评之声再起。不仅是人情、关节问题，更严重的是，此前乡试因有誊录，故不重楷法，而今裁去誊录，考官直接校阅士子墨卷，以致凭楷法以定去取的倾向大肆蔓延，与科举改章的本意南辕北辙。壬寅顺天乡试举人冯汝琪因为字写得好，同考官在荐卷簿中特别指出。冯氏因而特意提醒乃弟冯汝玖留心楷法：“房师以字肖莲棠宗长，特于荐簿记之。可见字亦要紧也。”[56]
壬寅年十二月十七日，山西乡试副考官、御史杨士燮返京后上折，除了批评场次、题量外，认为“不用誊录，裁割卷面，尤滋弊窦”，因请“规复旧制，仍用誊录”。[57]次日，给事中熙麟也奏请乡、会试仍用誊录。[58]十九日，署礼部侍郎、政务处提调郭曾炘亦上奏论会试事宜，认为“试卷不用誊录，闱中阅卷但取适观”，日久相沿，恐重蹈殿试以楷法定高低的覆辙。但郭氏显然更了解废誊录的内幕及政务处、礼部的“处境”，故不仅措辞和缓，而且颇有为政务处、礼部复奏张本的意味：“应否规复旧制？或俟一两科后察酌办理，此时尚可不必纷更也。”[59]杨士燮、熙麟、郭曾炘的奏折，先后交政务处会同礼部一并议奏。据说，礼部“各堂意见相同，皆以为从杜弊起见，莫善于糊名易书”，大约当允所请。[60]《新民丛报》的消息也说：“壬寅举行庚子乡试，试卷不易书，于是考官辨认字迹取中，又有专重小楷者，礼部议复用誊录，以杜弊端。闻已定议。”[61]
乡、会试将恢复誊录的消息一经传开，即对士子的应考产生影响。翰林出身的四川道员冯金鉴立即在家信中为其子冯汝琪支着：“果用誊录，字不必求好，专力于作，较为省力。”[62]可见，乡、会试一旦用誊录，则士子自不专意于字，而必用力于文和学。
可惜，议准乡、会试废誊录，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务处否决刘坤一、张之洞分场去取主张的“补偿”。因此，若恢复誊录，既使刘（新逝）、张下不了台，更使自身难免朝令夕改之诮。故政务处复奏一则谓，上年之所以同意试办废誊录，是因为刘坤一、张之洞电称“誊录积弊，亟宜删除”，而今杨士燮、熙麟等“或称辨认字迹，偏重楷法，或称熟识字迹，转以避嫌屏弃各节，其弊亦不能不防”；再则自相矛盾地说，“惟本年各省乡试尚无此弊，明年会试拟请暂行照办”，嗣后由礼部斟酌情形，奏请应否仍用誊录。[63]如此便采用了郭曾炘的说法，同时委婉地否决了杨士燮、熙麟恢复誊录的建议。
可是，批评废誊录，连带反思朝廷改科举举措乖张的声音却没有停歇。《鹭江报》的议论最为痛切：
夫从前之尚楷法，止于殿廷考试而已。此外乡、会两试概用弥封，主司只以衡文为事。今誊录既废，为主司者自知才学浅薄，不足以较妍媸、别优劣，但取其小楷工者，列之中额。其间有耆儒宿学，读书诹古，具有本原，反不获与少年子弟争一日之长，其有以援据篇籍，典瞻渊懿者，主司一望茫然，目呆口噤，悉屏之孙山之外。此风一倡，而父兄之教，子弟之率，悉从事于其易为者，终日摹拟，以求速售。夫以楷法求人，而复责有根柢之学，是南辕而之燕赵，北辙而之吴越，此必不可得之数也。圣天子在上侧席求贤，如恐不及，而诸臣泄泄，不能奉宣德意，至于如此，岂非大可痛恨太息者乎？吾有感于近日取士之法，而不能默然已也。[64]
所谓主司“但取小楷工者，列之中额”，未免过火，但其着重批评的取士之法的矛盾性，无疑是制度设计者无法自解的，亦即一方面求实学，拒楷法，另一方面却因废誊录而导致更偏重楷法的恶果。
更为吊诡的是，废誊录的流弊反而成为趋新者倡废科举的理据。主废科举的夏曾佑就说，废八股后衡文无上下可守之标准，“誊录既废，楷法已占天然之胜势，若再以忌讳太多，文章竟无优劣，则一切弃取必纯以楷法决之，是乡试、会试均以朝考、殿试之法行之耳，是并求其如当初之乡、会试而不得也。呜呼！此岂议废八股时所能见及哉？”意谓废八股、废誊录后的科举，反不及先前之科举，因此更应废去。[65]
迨至民国，癸卯科进士、对历代社会制度风俗研究颇深的著名学者尚秉和，依然认为废誊录是科举改制的大败笔。他说：“自糊名誊录之法兴，于是主试虽门生故吏，无能为力。……自此以后，凡平民进取者，只致力于文学，不患不达。故历元明清，行之千年而不改。及清末春、秋两闱，竟废誊录而不用，不知此为防弊之唯一良法。幸科举废耳，设沿袭至今，其弊不可胜言矣。”[66]意谓废誊录的科举，其弊将不可胜言。
刘坤一、张之洞以誊录有弊，欲废去防弊的制度而依靠人的道德品格以防弊，不知情面天下，非制度更将百弊丛生。政务处之所以勉强议准废誊录，很大程度上因其否决了刘、张的分场去取主张，故以此“补偿”刘、张。行之数百年的誊录制度竟成了权谋妥协的牺牲品。此举不仅造成严重恶果，而竟难以迅速扭转。可以说，废誊录无疑是科举改制中“始谋不臧”的显例。
三 戊戌以来科举改章思路检讨
上文表明，辛丑奏定新章既是张之洞、陈宝箴戊戌方案的延续，也有重要损益。不过，从戊戌到辛丑，改科举的具体方案实有好几种，甚至已经颁行。既往研究多关注于经济特科、康梁派、张之洞与陈宝箴的改科举方案，其实，礼部拟定的几种科举详细章程，亦值得合而论之。
戊戌变法时几种科举改章方案检讨
光绪丁酉年（1897）十一月二十三日，贵州学政严修请开经济科的奏折递达御前，光绪帝当即谕令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妥议具奏。戊戌年正月初六日，总署与礼部复奏拟分特科、常科。其常科以算学、艺学各书院、学堂的“高等生监”为对象，以策问试之，初场专门题、次场时务题、“三场仍试四书文”，与乡、会试平行，中式者称经济科举人、贡士，与文闱举人、贡士一体复试、殿试、朝考，惟另编字号，“不责以楷书、不苛其讹脱，一以学问为高下”。[67]该复奏折由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负责，系汪大燮、沈曾植起草，并经总理衙门大臣、礼部尚书许应骙修改。[68]如此则经济常科重专门、时务，但八股文（四书文）仍予保留，只不过已置于最不重要的第三场。当日奉旨允行，惟其详细章程仍责成总署与礼部会同议奏。上谕还不忘勉励各生监：“当思经济一科与制艺取士并重，争自濯磨，力图上进”。[69]
经济特科、常科的详细章程尚未奏上，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已在京“精心运动”，接连发动“废八股攻势”，终于促成清廷于五月初五日做出废八股、改策论的重大政治决策。[70]不过，明发上谕只立原则，“其如何分场命题考试一切详细章程”，仍需礼部妥议具奏。仅仅七日之后，御史宋伯鲁又奏请将经济岁举（常科）归并乡、会试正科，奉旨“乡、会试既改试策论，经济岁举亦不外此，自应并为一科考试”。[71]此时当局甚重策论，结果四个月前甫定的经济常科就此湮灭，各算学、艺学书院、学堂的生监与乡、会试平行考试的新途突然关闭。礼部遂于当日片咨总理衙门：经济常科章程应归入礼部议复乡、会试改试策论折内，一并议奏。故总署随后仅议复经济特科详细章程六条。[72]
礼部奉命议复科场详细章程，无疑备受关注。康有为、徐致靖等人尤其在意，并随时准备施加影响。五月十八日，在探知礼部“草定章程，有两场之议”后，徐致靖奏上康有为代拟的折子，据此前经济常科办法而损益之，对各项考试策论文体提出方策：（1）专门未通，而时务应晓，其中内政外交最要，故改二场时务策为首场；（2）经济常科“二场有时务策而无史学策，三场有四书文而无五经文”，均为缺憾，故请二场考试经论、史论。此事重大异常，光绪帝不便自作主张，遂将折“暂存”，并呈慈禧太后阅览。在此情况下，光绪帝愈加期待礼部复奏，故当日催令礼部于五日内将科举考试详细章程迅速具奏。[73]礼部岂敢怠慢，于二十二日奏呈详细章程十条，并请示五言八韵诗是否保留。当日奉旨：“嗣后一切考试，均着毋庸用五言八韵诗，余依议”。[74]鉴于徐致靖（康梁派）和礼部几乎同时推出的两份方案，均是在经济常科归并乡、会试正科的背景下提出的，将三者做一对比，或许饶有趣味（见表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