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末新政的重要举措，科举改制复杂而曲折。在考试新章之外，从庚子前后的整饬翰林院，到壬寅年十一月的诏开进士馆，是另一条关键的改制脉络。这一脉络是在最高层调适科举与学堂关系的重要步骤，鲜明地体现了中枢大臣主动变革科举的努力和争论，既与辛丑科举新章相配套，共同构成科举改制的主要内容，又蕴含着抑科举而扬学堂的深意，因而在科举改制中具有标示风向的意义。正因为如此，诏开进士馆不仅在枢臣中颇有争论，在包括京外官、广大士子及报刊舆论界的朝野上下，更是引发了多方面回响。毫无疑问，此举影响了大量士子的抉择，改变了癸卯、甲辰二科诸多进士的仕途发展和人生命运，对科举、学堂地位的此消彼长也不无推动之效。
学界以往关于改科举的研究已经不少，但对庚子前后从整饬翰林院到诏开进士馆的改制脉络尚注意不够；开进士馆与科举考试新章的配套关系，还有待论证阐发；开进士馆的动因、讨论决策过程及内幕，牵涉中枢大臣主动变革科举的努力和争论，其中迷雾重重，更需用切实材料加以揭示。上述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清末新政开始后科举改制的思路、举措及其力度的整体理解，涉及科举与学堂、翰林院与大学堂的关系问题。本章从庚子前后翰林院的整改、京师大学堂仕学馆的筹办、中枢要人的幕后推动、枢臣的争论与妥协，以及诏开进士馆的朝野反响等方面，梳理从整饬翰林院到诏开进士馆的改制脉络，并阐明诏开进士馆乃科举改制的扩大和深入。
一 庚子前后翰林院的整改
有清一代重科名，又以入翰林为尤荣。进士朝考、馆选等制度的推行，使翰林院成为科举制的自然延伸，玉堂人物成为科举出身之最上一层。科举考试的考官——会试总裁、同考官，乡试主考，各省学政——绝大多数又为翰苑人员。因此，科举制与翰林院的关系至为密切，[1]翰林院的整改与科举改制息息相关。
清季世变日亟，科举诟病渐多，翰林自不能幸免。尽管同治中兴手定大难的胡林翼、曾国藩、李鸿章皆翰林，然形势比人强，改科举逐渐从“坐言”走向“起行”。戊戌变法中，光绪帝接受张之洞、陈宝箴奏请，更定科举考试新章。当年七月初三日，又颁下废朝考之谕。进士朝考“专为选庶吉士而设”，[2]由翰林院主持，[3]今一朝停罢，表明朝廷开始对翰林院下手了。七月十四日，往日与翰林院同居清要、供词林迁转的詹事府遭到裁撤。词臣的升转之途大受限制，翰林院的地位遭到削弱。惟政变旋作，悉复旧制。但翰林院显然已受到严重质疑，它的整改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庚子事变后再度变法，首先就是整顿翰林院。当改科举、兴学堂尚在酝酿之时，吏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孙家鼐于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奏请整顿翰林院。他建议“庶常入馆，即宜课以政治，兼习洋务。政治以《大清会典》、《六部则例》为宗，旁及古今政书、直省通志，凡有关经世之务者，皆令肄业。洋务以历年条约、万国公法为先，旁及语言文字，一切格致之学，皆当通晓。散馆时即以所学命题”。至于考评的方式，则庶吉士不仅授职前有月课，即使“授职以后，仍随时札记所学”，由掌院学士等分别优劣，或“进呈御览，以示鼓励”，或“分别纠劾、以杜横议之渐”。孙家鼐认为“如此则今日所学，即他日所用”，可祛学非所用之弊，“非但有益于人材，亦且有裨于政治”。[4]
次日，清廷针对奏片明发上谕，慨言“兹当变通政治之初”，作为储才之地的翰林院“允宜首先整顿”，遂令编修、检讨以上各官，“专课政治之学，以《大清会典》、《六部则例》为宗，旁及古今政书、直省通志”，而“条约、公法以及天算、格致诸书”，则“听其分门肄业”。并令“掌院学士酌定课程，每月呈送札记”，据优劣而定奖惩。更重要的是，与翰林密切相关的“散馆、大考、考差，均应一律变通”，上谕令掌院学士就此“妥拟章程，咨送政务处王大臣覆核，请旨办理”。[5]
值得讨论的是，虽然上谕由奏片而来毫无疑问，但二者实质差异甚大。据孙家鼐的建议，庶吉士肄业及考试内容将大为改变，庶常馆制度定需调整。与此对应，上谕的规定颇为微妙，一方面，由于庶常馆之制牵涉太多，在无替代机制出现以前，绝非旦夕可改，故绝口不提庶吉士应做何功课。另一方面，既明言翰林院应首先整顿，则不得不有所表示，故令业已散馆的“编、检以上各官”专课政治之学。需要强调的是，孙家鼐变通庶常肄业的主张既未被采纳，庶吉士做何功课又未予规定，而散馆却要求变通，[6]则庶常馆势必改制。这就为开进士馆埋下了伏笔。
然而，翰林院衙署为庚子兵燹所毁，此时汉掌院学士孙家鼐在西安行在，满掌院学士崑冈为留京办事大臣，翰苑人员或留京，或在行在，或散处各地。因此，且不论整顿办法何如，此时实无从整顿，因而迟迟不见掌院学士酌定的具体办法。不过，整顿翰林院的讨论在高层中继续发酵。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六日，工部尚书张百熙奏称：欲救翰林取非所用、用非所取之弊，“莫如使取与用出于一”，亦即“莫如使今日已取之士尽习有用之学”。故奏请归并詹事府于翰林院，令学士以下分研经世实学。[7]这就提出了科举已取之士再学习问题。其实，欲取与用出于一，还有另一种思路，即变取士之法，直接用所谓经世之学来取士。该思路即体现为科举考试新章。因此，奉行科举考试新章与令新进士入大学堂，确为实现人才取、用合一目标的配套举措。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两宫銮驾抵京，次日即传“翰詹读、讲以下俸深编、检二十员”预备明日召见。[8]召见翌日，即十二月初一日，再度发布整顿翰林院上谕：“翰林院为储才之地，平日并无公事，从容清暇，正宜博通经济，期为有用之才，以备国家任使。着掌院学士将该衙门人员督饬用功，于古今政治，中西艺学，均应切实讲求，务令体用兼赅，通知时事，而无习气。限五个月后甄别一次，由该掌院学士严行考核，分别优劣，据实奏闻。”[9]
与四月十九日上谕相较，虽未再提翰林专工诗赋、小楷，空疏无实，语气看似稍缓，实则“平日并无公事”云云，足令翰林气短。参加了召见的叶昌炽在日记中大发牢骚：“不佞在史馆四五年，簿书鞅掌，何异司员，而曰并无公事，闻命饮冰。代言者皆非个中人，即枢臣亦不以词曹进，惟子玖官翰院三十年，轺车遍于四方，偶一入都，席不暇暖，未尝一日当馆差，宜其全不知甘苦也。”“代言者”似指拟旨的军机章京，无一翰苑人员，而当时枢臣荣禄、王文韶、鹿传霖、瞿鸿禨四位，惟瞿翰林留馆，但似未当馆差，故叶昌炽谓其全不知翰林甘苦。叶还将严旨归罪于召见的翰詹人员“大半皆腐头巾”，尤其是支恒荣、朱延熙召对不称旨。[10]其实，整改翰林院早有成议，其主张者正是翰林出身的孙家鼐、张百熙、瞿鸿禨等人。孙、张之奏已如前述，瞿鸿禨的亲家余肇康则称瞿入枢后“首请废八股文，大小试均试策论……整饬翰林院，课编、检以上官以政治之学”。[11]
该上谕一经发布，即获得了一些报刊舆论的积极回应。《中外日报》称，士人以科举为正途，又以翰林为华选，故翰林风气，为天下士子所效。谕旨责令用功于古今政治、中西艺学，则翰林自不能不从事于此。翰林中“多一谙晓时事之人，即少一故见自封之人，施诸政事，收效实大。且风声既树，而向往日众”，实足开风气、兴实学。[12]《苏报》评论认为，掌院学士果能认真督核，使翰林“于古今政治、中西艺学各有专长”，则其中将有如张九龄、陆贽等杰出人才涌现。[13]
需要指出的是，就在该上谕颁布当天，朝廷又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重建京师大学堂。这正说明改科举与兴学堂同时进行，亦预示着翰林院与大学堂纠葛难免。一个多月后的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七日，清廷落实翰林院整改，命詹事府归并于翰林院。同日，掌院学士崑冈、孙家鼐奏请督饬翰林院人员用功办法一折，奉旨依议。[14]该办法分为四条。
（1）严定课程。以古今政治、中西艺学为纲，“督饬各员分门认习”。各员按期入署登记阅读情况，提交读书札记，供掌院学士查考。（2）酌派人员。因“教习庶常馆向有提调、收掌等员司理其事，兹编、检以上人员用功，体制不同，事应比照”，故派侍读、侍讲学士为提调，以办事翰林官为收掌。当时翰林“在京者有六七十员，除现充南书房、政务处、本衙门办事官、国史馆提调各要差诸员”，“其余读、讲、修撰、编、检俱一体按日交课”。（3）调取书籍。咨行各省官书局调书，并在上海等处择要采购西学书。（4）筹建堂舍。“此次督饬各员用功，即仿前此大学堂立仕学院之意。诚以筮仕人员素有中学根柢，教已成之才，较诸教未成之才，其收效尤速，致用益宏。”然而平日接见署员，每日不过十员，尚易位置，今到署各员人数众多，所以“应设讲习堂一区”，为掌院等接见之所，“分设两斋，为各员修业之地”，其藏书处、收掌所亦必不可少。[15]
需要强调的是，比照庶常馆，另设提调、收掌，且按日交课的为“讲、读、修撰、编、检”，则说明庶吉士不在此列，他们理论上还在庶常馆肄业。同时，此举的思路亦被点破，即仿前此（1898～1899年）大学堂立仕学院之意，教科举已成人才，期收速效。
从容清暇的翰林院经此整改，那些在政务处、南书房等处没有要差的编、检以上人员，须用功于古今政治、中西艺学。那么，“入官之始”更应“加意陶成”，[16]但事实上却“闲旷三年”[17]的庶吉士群体，当如何加以督课？同时，“嘉道以后，庶吉士在馆肄业之制渐见废弛，同光时得馆选者，照例到馆应三五课，即告假回籍，俟散馆之年，始销假还京，大、小教习漫不过问”。[18]那么，同光以来业已徒存虚名的庶吉士肄业之制，又当如何整改？而且，“庚子年后，教习庶常馆划在扩充各国使馆界内，该馆已无地基”，[19]明年新科庶吉士又当如何安顿呢？壬寅年十一月初二日诏开进士馆之举，给出了明确回答。此举令新进士中授京职者入馆肄业，“讲求实用之学，延请中外专门教习按堂授课”，癸卯、甲辰两科“一甲修撰、编修及庶吉士”，例须住馆学习，“以代替从前之庶常馆”，毕业考验授职，“类于旧制之散馆”。[20]此举使业已奉行考试新章的科举再度经历重大改制。其之所以能够定议，又与大学堂仕学馆的筹办及改科举的进展密切相关。
二 诏开进士馆的幕后推手
就在翰林院仿前此大学堂立仕学院之意，督饬编修、检讨以上官肄习政艺之学，教科举已成之才，期收速效之际，朝野上下不断传出设立京师仕学院，造就已成人才的呼声。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苏报》称：“顾未成之人才，固宜教以有用之学，而已成之人才，尤宜化其无用之学。”针对五日前整顿翰林院的上谕，作者认为“从容清暇，平日并无公事者”尚多，故议设京师及各省仕学院。京师仕学院分吏、户、礼、兵、刑、工、外务、警察八科，无论翰詹科道、六部额外司员，俱准入院肄业，毕业考列优等，给予执照，尽先补用。[21]
如果说报刊议论较为随意，未可太过当真，那么当时最具影响的直、江、鄂三督联衔请设京师仕学院一事，就颇值得关注。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直督袁世凯向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发电，提出了借才异国问题。张之洞复电认为，政务处延聘外国顾问官，恐“必有干预，将来挥之不去”，但考虑到变新法则必须访西人，故提出“莫若京城设一仕学院”。袁世凯、刘坤一复电赞成，并提议请张百熙兼管仕学院。张之洞认为“甚妥”，请袁主稿，会江、鄂衔上奏。[22]其大意为：“诚欲取济一时之急，莫若造就已成之材。”拟请在京师设仕学院，饬管学大臣张百熙妥订章程，先行开办，令军机处、政务处、外务部各司员及四品以下京堂、翰詹、科道、部曹，与在京外官，均得身入其中。附立讲论会，访求外国通儒为讲友。各署遇有改革政令，或须采用西法者，均可派司员赴仕学院讨论。不过，折上即留中。[23]张之洞得知后，又复电刘、袁，就刘所言“洋员宜慎重”问题，请其详筹妥拟“慎选防维之法”，再电荣禄，以免“内意疑惑”，以期获得俞允。[24]
然而，看来此举实在走得太远，无法获准。即使获准，由于既有客卿问题，又牵涉众多京衙京官，实也操作匪易。请张百熙主持，恐怕他也难以接受。张百熙此时正忙着筹划京师大学堂的重建，单是辞退丁韪良等西洋教习就够他忙活了。[25]更重要的是，张氏另有教已成之才的方案，即开设速成科仕学馆。
张百熙受命管学大臣后，鉴于各省学堂尚少，一时并无应升大学的学生，故奏请先立一高等学校，为大学之预备科。又因“国家需才孔亟，士大夫求学甚殷”，“欲收急效而少弃材”，故又请设速成科，分仕学馆和师范馆。[26]待到操办起来，再变为“将速成一科先行开办”。[27]
就仕学馆来说，招生对象为京官五品以下、八品以上，外官候选暨因事留京者，道员以下、教职以上。考试分初试、复试，均有淘汰。初试分两场，头场试史论、政治策、算学策、英文论各一篇，二场试舆地策、交涉策、物理策各一篇。外国文论未习过者可不做。[28]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三、十五两日，分别举行头、二场考试，仕学馆投考165人，挑取范熙壬等33人，再经二十二日复试，正取范熙壬、达寿、叶恭绰、朱献文等20人，备取袁励贤等6人。[29]鉴于学生尚未足额，且前次考试正值乡试甫竣，未及赶到之人甚多，张百熙又发布《续行招考告示》，定于十月十七、十九两日初试，特别指出前次考而未录者，概不再行收考。[30]这次投考120人，初取胡子明、余棨昌、靳志等33人。[31]经二十八日复试，合第一次取中学生，“大约仕学馆可满四十名”。[32]此时教习已聘就，校舍已修葺，大学堂只等开学。
从考试科目、场次、录取比例来看，想要入彀，颇不容易。因此，第一次招考录取后，即传闻有人条陈“大学堂考试过为严苛，取数亦甚寥寥”，故“请嗣后凡进士正途出身人员”，只要愿入仕学馆，但由其衙门咨送收录，毋庸考试。[33]
就在用速成之法育科举已成之才的共识渐多，大学堂仕学馆开学可期之际，清廷中枢高层也在酝酿着继续用速成教育之法，从整饬翰林院的脉络推进科举改制，故欲令新科进士中的翰林、主事、中书在大学堂肄业三年，再出服官。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的上谕正体现了该决策：
储才为当今急务，迭经明降谕旨，创办学堂，变通科举。现在学堂初设，成材尚需时日，科举改试策论，固异帖括空疏，惟以言取人，仅能得其大凡，莫由察其精诣。进士为入官之始，尤应加意陶成，用资器使。著自明年会试为始，凡一甲之授职修撰、编修，二三甲之改庶吉士，用部属、中书者，皆令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其在堂肄业之一甲进士、庶吉士，必须领有卒业文凭，始咨送翰林院散馆，并将堂课分数于引见排单内注明，以备酌量录用；其未留馆职之以主事分部，并知县铨选者，仍照向章办理；如有因事告假及学未卒业者，留俟下届考试。分部司员及内阁中书，亦必领有卒业文凭，始准其奏留，归本衙门补用；如因事告假及学未及格，必须俟补足年限课程，始准作为学习期满。……所有一切课程，著责成张百熙悉心核议具奏，随时认真经理。……[34]
很明显，此举革新了庶吉士肄业之制，延续了前此整饬翰林院人员用功政治时务的思路，而且一并回应了部属、中书“新学”培训问题。不过，若非仕学馆筹备就绪，即使有令新进士接受学堂教育的想法，苦于无处就学，想法也很难成议。当时了解内情之人，即谓新进士入学为“明年殿、朝考试录用人员送入仕学馆”。[35]可见，正是由于仕学馆已办理就绪，同为速成教育的进士入学，即诏开进士馆，才有了提上议事日程的条件。只不过后来大学堂当局决定在太仆寺街为进士新造馆舍，而将仕学馆归并其中，两馆教习相同，课程近似，惟分班授课而已。
值得讨论的是，尽管令新进士学习政治时务后再出服官的想法并不新颖，但想法归想法，要形成决策，付诸实践，则离不开当政者的主持和推动。
戊戌六月初九日，来京参加拔贡朝考的湖北士子甘鹏云在日记中从容发论：“进士初释褐，须学政治三年，而后予以官”，应在“京师创设仕学院，俾部属、词林皆得入院，稽诹政治，练习时务”。[36]甘氏的想法与进士馆立意颇似。袁世凯在光绪二十七年应诏陈言中亦谓：“人材登进，向重正途，究之释褐之初，用非所学，类多娴于文艺、拙于政事”，故有设京师课官院之请。[37]可见前引袁、刘、张三督请设京师仕学院的主张其来有自。无独有偶，严复在光绪二十八年三四月间论教育称：“近今海内，年在三十上下，于旧学根柢磐深”，欲考求西国新学之人甚多，“上自词林、部曹，下逮举贡，往往而遇。此亦国家所亟宜设法裁成，收为时用者也”。严复对此极为看好：“此等多聪明强识、知类旁通之材”，只要方法得当，待遇优厚，“其成殆可操券”。[38]
类似的想法尚多。不过，从切实材料看，光绪二十八年秋冬，瞿鸿禨、荣庆是朝中促成诏开进士馆的幕后推手。
《荣庆日记》是年九月二十五日记道：“同徐、铁诣瞿前辈处面酌奏稿，并陈科举、学堂合一办法，颇蒙赞赏。”徐、铁即徐世昌、铁良，二人时任政务处总办，荣庆任政务处提调，瞿前辈即瞿鸿禨。那么，荣庆所“陈科举、学堂合一办法”究为何物？他十一月初二日日记给出了线索：“早至政务公所……科举并入学堂旨下，申归。”[39]当天的明发上谕，正是前引令新进士入大学堂肄业之诏，即荣庆所谓的科举并入学堂之旨。
即使荣庆所陈办法与上谕的规定容有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荣庆的提议及办法与开进士馆有直接关系。癸卯庶吉士、进士馆学员郭则沄直言“进士馆之议发自蒙古荣文恪”。[40]其实，荣庆在上年应诏陈言，论及人才学校时，本有“重仕学”一条，谓“今日培植后进，原收异日人才，惟任时局之艰危，则以当今百寮庶司得人为亟”。[41]他的办法，就是要用学堂“实学”补科举空疏之偏，使科举已取之士接受学堂再教育，期速得人。
上文表明，荣庆所陈办法颇蒙瞿鸿禨赞赏。有意思的是，下文将看到，瞿鸿禨正是进士馆之议的实际主持者，这也间接证明荣庆确与开进士馆颇有关系。当然，如果说进士馆之议发自荣庆，那么，时任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慈眷甚隆的瞿鸿禨则是此议的强力推手，作用更大。
材料显示，在荣庆向瞿鸿禨陈说办法之后，政务处很快便开始讨论该议题。十月末，张缉光致汪康年密函透露出重要讯息：“第一号信……所言明年殿、朝考试录用人员送入仕学馆一节，王相执意派掌院入学堂，鹿公和之。经师座造膝密陈，谓掌院入学堂，必致事事掣肘，慈意谓然。闻其折不日即上，或可免掌院一节，而师属万勿宣传。”[42]张缉光系瞿鸿禨善化同乡，师事鸿禨，又任瞿氏儿辈老师，[43]他与朱启钤（瞿为朱的姨丈）同受汪康年之托，替汪的《中外日报》密探消息。[44]
可知王文韶（王相）、鹿传霖（鹿公）并未直接反对进士馆之议，但王却执意派翰林院掌院学士入大学堂，鹿附和，瞿虽不以为然，但显然没能在讨论中说服王、鹿。于是瞿在独对中密陈利害，获得了慈禧的支持。“其折”即指政务处议令新进士入大学堂肄业折，在随手登记档中的事由为“变通新进士章程等由”，于十一月初二日递上，当天便明发上谕，事由亦同，[45]说明上谕即据该折而拟。该密信证实了瞿鸿禨为此事的幕后推手。
值得注意的是，政务处此次极为保密，故报刊报道绝大多数是在上谕发布后才做出的。有关上谕动因的消息有同有异，以时间为序稍做考察，有助于坐实瞿鸿禨的推手角色，并可澄清讹闻，检视报道的趋向和可靠性。
如前所述，汪康年因有张缉光、朱启钤做线人，消息直接来自瞿鸿禨，故汪氏远在沪上的《中外日报》反而较早地获知确情。还在上谕发布的前一天，该报就率先曝光了此事：“闻政府近又奏请，于明年为始，朝考后，凡三鼎甲及庶常、主事、中书等员，皆须入京师大学堂所附设之仕学馆肄业。其以知县用者，即在各省仕学馆肄业，均以三年为限，俾士人咸知讲求新学。”[46]观十一月初二日上谕，便知该报道多么准确。有意思的是，《中外日报》虽然预知内情，但仅在十一月初二日的论说末尾附带论及。[47]此时外界尚未看到上谕，汪康年如此小心翼翼，很可能与瞿鸿禨“万勿宣传”的口谕有关。
同处沪上的《新闻报》于十一月初四日则据“京函”称：“上月下旬有某侍御专折条陈，请将明年新科进士及前科未殿试之进士，自此科为始，均须发入大学堂肄业”，政府颇以为然，故明降上谕。[48]该日《新闻报》、《申报》均就上谕发表了专论。[49]远在日本的《新民丛报》于十一天后，也报道了此事，与《新闻报》内容相近。[50]遗憾的是，资料中尚未发现相关御史条陈的线索。不过，即便有类似的条陈，如无中枢大员力挺，也很难过政务处议复这一关。故《选报》谓进士入学之谕，“虽系某御史具奏，亦瞿尚书赞成之力为多”，[51]不无道理。
近在天津，一向消息灵通的《大公报》，此次却落了后手，直到十一月初九日才发出声音：“某大臣于召见时面奏，历陈本年科举之有名无实，不如竟废科举，专由学堂取才。皇上颇为所动，闻虽有竟废科举之意，因皇太后七旬万寿在迩，姑俟恩科举行后，即永远停止。”故次日即下新进士入学之旨。[52]报道注意到此举与废科举、兴学堂的联系，甚是，惟谓某大臣一经面奏，次日即下旨，显然不了解内情。四天后，该报终于探到了“确实消息”：初二日所降进士入学之旨，“闻出自瞿大军机之意”。[53]
三 枢臣关于进士馆的论争
上节已证实瞿鸿禨是诏开进士馆的幕后推手，王文韶与鹿传霖则因开进士馆而执意要派翰林院掌院学士入大学堂。值得追问的是，其原因何在？[54]
就瞿鸿禨来说，开进士馆是整改翰林院的自然延续，乃其政见所在。变通新进士章程，新科三鼎甲及数十位庶吉士将入大学堂肄业，必将变革庶常馆之制。考虑到瞿本来就是辛丑四月以来整饬翰林院人员用功实学的支持者，则瞿此时力推进士馆之议也就很可理解。
此外，湖南留日学生杨毓麟本年给瞿鸿禨的上书及张缉光的不断进言，也值得注意。杨毓麟首先力言派人留东学习速成师范，对国内学堂至关重要，然后话头一转谓：“俟吾国教育办理有成绩，而后可以救亡，其收效尚在十年以外”，此十年中新政“在在须材”，而嚣然言新政者，“大率有理想而无实地研习，施之事实，必多粗确”，故为今日中国计，“莫若遣人东游学习速成政治、法律、经济三事”。接着又为打消顾虑，请瞿主持，称“师范可以速成，则政治、法律、经济上，何不可以速成者。但现在吾国人无主张此事者，是以无人自发其端耳”。选派对象则“京、外并遣”，“在京则词馆、部曹”。[55]张缉光致瞿鸿禨函云：“又得杨笃生（杨毓麟——引者注）自日本寄来一函，有书呈鉴。……至所陈派京、外官员学习速成政治、法律、经济诸学，尤救急之方，多有论及者。”[56]可见，张缉光亦以派京、外官出洋学习速成法政、经济，向瞿进言。而瞿鸿禨在进士馆动议之初，确也有择优派翰林出洋的打算，只不过先在仕学馆肄习一年。[57]不过，官员游学看来尚属超前，况且由于刚刚发生了成城学校入学事件，当局对留日学生疑虑正深。因而此时奏派京、外官留日学习速成法政，尚非其时。然京师大学堂仕学馆业已筹备就绪，在国内用速成之法育科举已成之才，看来阻力会小，可行性大。因此，当荣庆九月二十五日向瞿鸿禨陈说办法时，瞿对此其实已有谋及，“颇蒙赞赏”也就毫不奇怪。
就王文韶、鹿传霖来讲，既然要求新科翰林入大学堂肄业，则王文韶主张掌院学士入学堂，督饬翰林用功，也就并非毫无理据。进言之，令翰林入大学堂肄业，意在以学堂“实学”补科举空疏之偏，调和科举、学堂的同时，实含抑科举而扬学堂的意蕴。考虑到王、鹿二人，尤其是王，是枢臣中力挺科举者，[58]则王此举实有深意存焉。这实际上涉及翰林院与大学堂，亦即科举与学堂的竞争关系问题。在改科举、兴学堂的新政时代，科举业已改章，翰林亦须用功实学，而今更须入大学堂再做学生。面对学堂咄咄逼人之势，王文韶主张派掌院入大学堂，就不无“反制”的意味。瞿鸿禨当然对此一目了然，不惜造膝密陈，寻求慈禧的支持，力避掌院入学堂、事事掣肘的局面出现。
中枢议政讲究保密，讨论未必留有记录，外人往往难得其详。幸运的是，张缉光致瞿鸿禨的两通密信，可以进一步揭示政务处“变通新进士章程”的形成过程及命意所在；而当日政务处大臣争论的内幕，直接涉及科举与学堂、翰林院与大学堂的纠葛，关系甚重，也可从第二通密信中得窥梗概。
从第一通信首先可知，瞿鸿禨命张缉光拟稿，张即据庶常馆旧制及仕学馆章程，并发挥东西各国强迫教育制度之旨，连缀成稿。首先，他说：“承谕拟稿，谨就愚见，敷析成篇，录呈钧采。篇中胪列旧制及语及仕学馆章程处，但凭记忆，无书可查，必有讹误。但缉光私见，窃以东西各国皆制为强迫教育制度”，即“国家以权力勒令士民就学，如英、德、日本各国，凡生子至六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罚其父母，凡民年二十未受普通教育者，不能享有国民权利，皆其强迫制度也”。张缉光认为瞿鸿禨“筹及此举”，令新进士入大学堂学习“新学”，考试合格方能毕业，“极得强迫之微意”。故张在稿中本强迫教育之旨“而隐其词”，以免“为流俗所骇”。其次，可知动议之初，本欲取消新进士分发中的内阁中书一途，改为分部主事，只是考虑到“现当诸事掣肘之时，更张太多，或反予人以口实。且变法不惟其名，惟其实，姑存其目，亦自无妨”，始作罢论。再次，在张缉光看来，经此改制，新进士须再做学生，科举将进一步式微，如果能“扩充此意而实行之”，则学堂教育将有勃兴之望。最后，虽然张缉光也不忘参加科考，且本年秋天刚刚中式顺天乡试举人，[59]但他倾向于废科举。他说：“至科举之废，万口同辞，故篇末揭明斯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变通新进士章程虽抑科举而扬学堂，但调和二者的痕迹甚显，张缉光担心倘不揭明废科举之旨，“恐人疑此奏为保护科举而设”，则瞿鸿禨抑科举而扬学堂的深意将不为世人所谅，甚至会遭到主废科举的趋新舆论的责难。有意思的是，张缉光在信尾，以王安石变法“三不足”的口吻耸动瞿鸿禨道：“同僚之论不足凭，天下之评最可贵，尚冀坚持此说而终成之，于人才大有造也。”[60]
可以想见，瞿鸿禨收到张缉光的稿子后，定有修改。比如明言废科举，想必瞿此时亦未必以为然，[61]更不大可能贸然拿给王文韶、鹿传霖去商酌，因为王坚决反对废科举的立场，瞿了然于胸。当稿子在政务处层面讨论时，王文韶提出了两点修改意见：一是翰林院掌院学士入大学堂；二是新科翰林的教习必须是翰林、进士出身人员。张缉光得知此情后，愤激难掩，再次上书瞿鸿禨，痛切直言：
日前谕及之件，闻相臣颇有异议，欲以掌院插入学堂，而翰林必以进士、翰林为教习。窃怪旧见之难化，而不计事之无益，竟若此耶。国家于科举改试策论，是明明谓八股不如策论，今欲以八股之旧翰林、进士，教明年策论所得之新翰林、进士，似于变法初意太相矛盾（今大学堂教习，非无翰林、进士，亦适成为中国人才耳）。且翰林、进士之待教习者，教以新学也，其人果有学，自足教人，何必以至不足重之科名限之。且今中国之大，绝非无（原文如此——引者注）配充教习之人，盖现今人才，皆以八股出身，于科学一无所知，欲求实在办法，非尽聘洋教习不可，其次亦非以游学生为教习不可。盖所贵乎学堂者，学我所本无之学，高谈经史无益也。
至掌院一节，不惟无益，反生出无穷牵掣、无穷阻难。为掌院者，果由学堂出身，果非以八股得科名则可，否则八股旧见适足以为学堂之蟊贼，不独所教之翰林、进士无效，即现设之仕学馆亦必为所牵动。此事甚有关系，惟详虑之。议者果爱翰林为饩羊，视科举为命脉，则仕学之说可作罢论。即欲敷衍，可令翰林院设置仕学馆，以掌院为总教习，又选派数老翰林为分教习，与大学堂之仕学馆分道扬镳可也。变法而不得法，不如不变之为愈。前闻尊议一出，管学告知学堂人士，皆极称颂，谓不如竟废科举之痛快，而能使天下之心目注重学堂，科举必难久立于世界，为功不小。
今若此，则八股掌院侈然有干预新学之权，而教习尤必以科名为重。是非重学也，重科名也。且亦必不能有成效，亦故作风波，取人笑骂而已。此事外间已知吾师主持，或得或失，不免集论于吾师。似不如坚持前见，以拯陷溺，否则竟作罢论，犹免讥嘲。……弟子非敢谓八股翰林无明通之才，但止足以言明通，不可以言实学。教习但取其学，若以科名为招，则夤缘自荐者何以御之。[62]
可知争论的焦点有二：新翰林的教习由何人来任；翰林院掌院学士是否入大学堂。这无疑既涉改制的理念，又牵扯用人问题。
首先，就教习言之，王文韶主张新翰林的教习必以翰林、进士出身人员担任，即是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翰林前辈出任庶常馆大、小教习的旧制，显示出变政以渐，不欲更张过甚的态度。戊戌孙家鼐管学时期，“大学堂派出提调十人，翰林院居其六，又得教习者八人”，用人即以翰林为主，所以叶昌炽谓“虽不尽公道，尚可为词馆吐气”。[63]故大学堂一开始便与储才之地的翰林院颇多人事往来。[64]
而在年轻激进的张缉光看来，一则八股不如策论，不可以八股出身之旧翰林、进士，教策论出身之新翰林、进士；二则在学堂应学我本无之科学（分科专门之学），然国内人才皆系八股出身，无通科学之人，所以教习最好延聘洋人，其次亦需调游学生担任，万不可以科名限之。故张力劝瞿鸿禨坚持定见，否决老翰林入大学堂教新翰林的意见。
其次，掌院入大学堂问题，尤为重大。张缉光将八股、科名与学堂对立起来，昌言新旧势不两立的同时，更敏感在意的是，“八股掌院”入学堂“牵掣”、“阻难”、“干预”管学大臣张百熙的“新学之权”。为此，他发出“危言”：掌院一入大学堂，不仅新翰林、进士肄业无效，即仕学馆亦将为所牵动。无奈之下，要么干脆不办，要么分道扬镳，大学堂与翰林院各办各的仕学馆，而放弃科举、学堂调和之道。
与此对应，王文韶坚持掌院入大学堂，如前所述，既具有“反制”学堂的意味，也是延续了前此由掌院学士督饬翰苑人员用功实学的整改思路。更重要的是，张百熙依靠首辅荣禄支持，出掌管学大权，[65]然在此前后颇受到所用非人的诟病与谤言。[66]考虑到此时汉掌院学士正是前管学大臣孙家鼐，因此王文韶执意派掌院入学堂，似有变相保其同年孙家鼐再度入主大学堂的人事考量。[67]此外，该信显示，瞿鸿禨筹及此议时，早已与张百熙沟通过，达成了一定共识，而大学堂其他办学人士虽认同此举为学堂张目，将使科举式微而难以久存，但尚以此为不够痛快，意欲立废科举。
瞿鸿禨一向缜密，张缉光因以外间已知瞿主持此事，得失不免集于一身，力劝瞿坚持前议，否则宁愿放弃改革，所谓“变法而不得法，不如不变之为愈”。瞿接信后，当有造膝密陈之举，力持掌院不可入学堂，获得了慈禧首肯。张缉光获悉此情后，便于十月廿八日向汪康年通风报信，称“或可免掌院一节”。[68]
从十一月初二日的上谕来看，丝毫不及掌院学士，而明令张百熙悉心核议，随时认真经理。看似瞿鸿禨掌院不可入学堂的主张获得了胜利。不过，仅仅两个多月后，荣庆就于癸卯（1903）正月出任另一管学大臣。不久，荣禄去世，张百熙失去后盾。十一月，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添派掌院学士孙家鼐为学务大臣，与张、荣鼎足为三而以孙为首。荣庆也在进士馆开馆之前署理满掌院学士，[69]则实际上掌院还是入了大学堂。
至于教习问题，采取了类似搁置争议的办法。政务处上变通新进士章程折的同时，还附有一片：“简派大教习由”。[70]大教习即教习庶吉士，乾隆以后例由翰林出身之满、汉大员中各简一人。[71]请简大教习，即是延续教习庶常馆之遗意。不过，上谕对该片未予理睬，而且对争论不休的教习由何人担任的问题，也避而不谈。但是，派资深翰林出任进士馆教习的传言却时有所闻。[72]从日后实情看：进士馆监督、学务提调最初派翰林前辈，而实际授课者则主要为日本教习及留学生教习。[73]看来各方在此处亦达成了妥协。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瞿鸿禨与王文韶在此事上意见参差，但并不意味着瞿、王有多么对立。在“人人欲避顽固之名”[74]的时代，王文韶坚持保全科举的政见，“不恤大被顽固之谤”，[75]实“固有深见”，也不愧大臣之风。[76]此外，翰林院、大学堂均为开进士馆的利益攸关方，故有必要考察孙家鼐与张百熙的态度。如前所述，孙家鼐于辛丑四月主张庶吉士入馆之初，即宜课以实学，当癸卯年制定《进士馆章程》时，又建议前一两科进士有愿入进士馆者，亦准一体就学，[77]似知孙对开进士馆基本持欢迎态度。不过，张百熙的情况稍显复杂。一方面，从他奏请翰林用功政艺之学及开办仕学馆来看，开进士馆与他的政见相近；更重要的是，张百熙与瞿鸿禨此时关系密切，二人经营学务“苦心热血”，[78]前引张缉光的密信，也说明瞿鸿禨推动此举时，早已与张百熙沟通过，而百熙并不反对。然而另一方面，进士入学的特旨颁布后，事实上给张百熙带来了不少麻烦：筹备开馆固然不易，更为严重的是，此举牵扯科举与学堂、翰林院与大学堂的纠葛，直接关系新进士的出路，这就使得本已颇受非议的大学堂，又多了一些或明或暗的反对声音。[79]因而颇有张百熙“以其事为难，大约将来恐办不到”的传闻，[80]屡有张不以此举为然的声音。[81]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即经常正面报道张百熙的《中外日报》在放烟幕弹，试图为张“澄清”，以减少科举新贵对张本人的非议。[82]但是，也很有可能，这些报道恰好表达了张百熙开始筹办进士馆后，面对种种为难之处的真实想法。要知道，此时亲自办学的张百熙在废科举一事上，态度逐渐激进起来，开进士馆这种调和之法，对他来说，已不够惬心。不过，考虑到进士入学实系瞿鸿禨、荣庆在暗中推动，荣庆不久又被派为管学大臣，则张百熙即使不以此举为然，此议也很难逆转。有意思的是，甲辰（1904）四月进士馆开馆前，张百熙已于二月奉命担任甲辰恩科会试副总裁，赴汴衡文。因此，开馆前后，大学堂事务是由孙家鼐、荣庆负责的。孙、张、荣三位学务大臣的复杂关系，也可从此类事件上获得进一步的理解。
因为诏开进士馆是中央高层科举改制的关键步骤，既牵扯科举与学堂、翰林院与大学堂的重重纠葛，又涉理念之争，更及用人问题，颇有“新旧”相斗的意涵，所以在枢臣中引发了激烈争论。有意思的是，下节将看到，诏开进士馆上谕一经发布，即激起了一场“科举与学堂之辩”的广泛舆论反响。
四 诏开进士馆的舆论反响
前文曾说，中枢高层此次酝酿诏开进士馆颇为保密，所以在颁发诏书之前，仅《中外日报》因有瞿鸿禨方面的内线，才做了有限报道。不过，壬寅年十一月初二日新进士入学上谕颁布之后，《申报》、《新闻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京津时报》）、《大公报》、《同文沪报》等南北大报，论说纷纭。此事顿成舆论热点。虽然观点有别，风格多样，但诸论说无不围绕科举与学堂这一时代问题发论。只是，与废八股、改策论迎来报刊舆论一片叫好之声不同，仅仅一年之后，清廷继续推进科举改制，却引起了响亮的质疑之声，甚至借批评此举而直呼废科举。
瞿鸿禨门生汪康年主办的《中外日报》虽然理解“政府诸公”的苦心，肯定此举“盖亦阴为挽回之计”，然对它的前景却不看好，理由是“士子得第后，方志得意满，必不能降心抑志，以俯听教习之讲授”。[83]重在担心新进士不肯重做学生，虚心向学。
《申报》社论认为，此举“不过因学堂初设，成材尚需时日，故为此‘急则治标’之计耳”，固胜于庶常馆肄业之有名无实，但仍不足以得真才实学。理由是“三年中为时有限，而大学堂之课则甚繁，无论年届二三十岁之人欲其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必不能造精深，即使择一专科，以冀卒业，然只此不足一千日之学问，而欲其因端竟委，探本穷源，恐千万人中亦不能选其一”。[84]其质疑主要在时间有限，课程繁重，学员年岁又大，难期深造。
如果说《中外日报》、《申报》在批评上谕之时，尚稍稍肯定其用意，那么，英文报《京津时报》所载论说则几乎全是“炮弹”，极尽挖苦之能事。一则谓上谕近乎“正色而为戏言”，再则谓“愈读而愈觉其非”，断言此诏必不能行，倘若“遵而用之，不止于愚，其效使翰林、进士恨恶科学有余，以获其益，无是理也”。其理由有二：进士“自束发受书，中经无数之程式”，故已“心牗闭塞、灵襟魭断，决非新学所能输入灌溉”；“科学理境严恪，在在征诸事实之不可诬”，进士这班文史词章家必不能学且心生厌恶。[85]意即学文史词章出身之进士，学不了新学，尤其是科学。
《京津时报》此文，由《大公报》译载，并附一论，以驳西报议论之非。首先，认为进士等科举出身人员可以接受学堂再教育，能获新学之益。故反驳西报道：“至谓出身之人，无所可教，不宜使之更入学堂者，则又不尽尔。……此视所以教之者为何如耳。”《大公报》此论，代表了教科举已成人才的思路。其次，批评西报不解诏书之意：“诏书之所期于出身之众者，未必如西报之所期也。”盖诏书乃鉴于庚子之前“中国士夫之暗汶”，故欲令即将做官的新进士入学堂，“但使于时势稍有所明，于吾民即为幸福……初何尝期其为专门知类之士”。不过，该论虽认为新进士入大学堂能得新学之益，但也不讳言其难度。因为进士“心习既成”，欲以新知入旧脑，“教之道，必加神焉而后可”。[86]这就提出了能否教进士新学以及如何教的问题。
与《申报》相似，《新闻报》论说提出具体质疑，以论证进士入学难期成效。首先，年岁精力不济。进士多三十开外，大学堂系专门学堂，“以三十、四十之人而学普通，而又居大学堂学习之名，其学力精力必不能到，徒以粉饰虚声而已”。其次，半路出家，不能卒业。“学问进境，幼年立其基，中年广其业，今进士年在四十、五十之人，令转而习西学，习西文，万万不能入彀，可以预决。将来舌强口吃，不能卒业，何以安置？”再次，抽大烟与学堂章程冲突问题。“洋烟为鸩毒之尤，断无吸烟之人而可以专于为学者。大学堂章程必有禁吸烟一条，将来进士中有吸烟者，令其入学堂则紊章，不令入学堂又违旨，何以安置？”最后，虚假卒业问题。肄业分数不能合格，“势必教习瞻徇情面，代为多填，盖学人既成进士，急于见用，岂肯终老学堂”。且舍中就西，必难专精，“则卒业一层虚文者十之五六”。所提难题，与《申报》论说相近而尤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