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卯、甲辰二科既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最后的会试，又是清季科举新章的重要实践，因而具有独特的意义。诚如甲辰科进士关赓麟所言：“癸卯、甲辰二科为千三百年科举之殿。时方改制，试论义，废誊录，借地汴闱，获隽者复入学堂习法政。此皆异于历来科举者。”[1]本章首先重新解释会试借闱河南的缘由，接着着重考察两科会试的实际运行，借以讨论科举改章的利弊得失，最后在同治、光绪以来的会试脉络中，对两科贡士的取中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一 借闱河南缘由新释
1900年的庚子事变，彻底打乱了大清国的运行节奏，深刻影响了清末的制度变革和历史走向。就抡才大典的科举考试而言，乡、会试被迫一再展期，并引起朝臣和东南督抚巨大分歧。辛丑年（1901）八月，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甘肃五省举行了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而其余省份则俟之来年秋天。同时，按照中外交涉的最终结果，北京五年内既不能举行顺天乡试，也不能举行礼部会试，而事实上京师贡院也已被夷为平地。然则业经展至壬寅年（1902）三月的会试是否按期开科，借闱何处开科，便需当局首先加以确定。
辛丑年十月，礼部鉴于本年举行乡试省份不多，因而建议明年会试各省中额要区别对待。因为“明年会试恩正并行，自必酌量加中，以广皇仁”，但“若未经乡试各省，会试概行加中，未免漫无区别，且将来新科士子不获一律邀恩，亦非朝廷一视同仁之意”。故礼部奏请明年会试“由知贡举于开单奏请中额时，分别注明本年已经乡试及未经乡试字样，恭候圣裁。其未经乡试省分，应俟补行后，下次会试由礼部具折声明”。对此，政务处有不同意见，认为本年举行乡试只有五省，“若于明年举行会试，未曾乡试各省士子不免向隅，且举行经济特科前经奉旨定于本届会试以前，亦属办理不及”，故奏请会试再展一年至癸卯年（1903）春举行。至于借闱何处，政务处奏称：“明年补行顺天乡试即须借闱，拟借用河南贡院考试，地属毗连，较为合宜。”八月先考顺天，十月再举行河南本省乡试。“乡试既借用豫闱，次年会试拟亦请仍就河南贡院办理，地居适中，于各省公车士子亦便。”[2]十月二十四日，清廷根据政务处的意见明发上谕，大告天下。[3]
既往研究对借闱河南的原因已有探讨。[4]惟就河南论河南，最多说明河南开封贡院有条件成为借闱试点，但不足以说明必须借闱河南。其实，开封并非唯一选项，南京曾是重要选项，济南也是考虑之一。借闱河南的最终决策，是慈禧太后、政务处、礼部、全权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以及外人反复互动的产物。不同的借闱试点，必对来自五湖四海的数千举人的选择和境遇造成不同影响，给借闱当地的官场及周边商民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甚至关系到科举制的最终命运。因此，借闱地点的决策过程及其背后的权衡值得考察。
辛丑年三、四月间，由于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固执己见，要求顺天乡试、山西乡试甚至北京会试均停五年，中外议和代表在此问题上陷入交涉僵局。四月十三日，李鸿章、奕劻致电军机处，备述交涉艰苦，抱怨萨道义“性情执拗，颇难与商”，为了不“牵碍撤兵要务”，准备在停试问题上妥协，并提示“乡、会等试或可借闱举行”。[5]不过，尚未商及借闱地点。经过积极磋商，李鸿章“认为”外人已同意北京会试不停，遂于四月十七日电告中枢。[6]
湖广总督、直隶人张之洞对直隶乡试、山西乡试停考五年甚为不满，但鉴于外人以直隶、山西系闹事最烈之地，乡试断不能行的立场，故向英国公使萨道义、德国公使穆默提出了借闱乡试办法：“直隶可借山东之闱、山西可借河南之闱。”张之洞的提议得到了刘坤一的支持。[7]萨道义顾及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巨大利益，必须维持与刘、张的友好关系，所以表示不反对顺天乡试、山西乡试分别借闱山东、河南的建议。[8]
如果此案就此了结，亦可谓不错的结果。可是，如第一章所述，英国公使萨道义在北京会试问题上最终并未让步。这就使得李鸿章颇为被动。而会试借闱何处，也就成为必须尽快考虑的问题。
五月初三日，身在北京的美国公使柔克义已经了解到：“中国政府打算在北京停止考试期间，将京城会试移到某省的首府——可能在河南开封府举行。”[9]此处“中国政府”云云，似指北京的全权大臣。有意思的是，恰在三日之后，李鸿章致电军机处云：“惟闻各使中仍有不愿北京会试者，请借河南考棚。”[10]李鸿章称外人请借闱河南，恐系托词。与柔克义的说法合观，似可知此时李鸿章等人主张借闱河南举行会试。会试借闱河南，顺天乡试虽未明言，但很可能也就借闱河南。
然而，这就与张之洞“交涉成功”的提议——直隶顺天乡试、山西乡试分别借闱山东、河南——有了冲突。七月初九日，《辛丑条约》画押前夕，张之洞致电军机处，历数其与刘坤一为直、晋借闱鲁、豫的辛苦交涉，恳请朝廷饬令全权大臣与各国切商“直、晋两省不滋事各州县，准其借闱乡试，俾免无辜向隅，以期民情帖服”。电文中且暗藏玄机：“德使复电云，彼甚愿照办，惟有人不以为然，至为抱歉。”[11]与此同时，张之洞又给其姐夫鹿传霖发一密电，透露了“不以为然”之人正是李鸿章：“直隶不滋事地方不准借闱乡试一节。德使电告德领事，谓系合肥之意，嘱敝处勿怪伊等语。可骇可怪。特密达。此事务望请旨饬合肥妥商，于此次明降谕旨时，将两省借闱乡试提明方妥。不然，以后畿辅民心岂能安靖哉。”[12]不过，张之洞的诉求未获满足。
不久，会试借闱河南的消息就在报刊上传开：“北京会试及一切殿廷考试，此后均须停止，惟各省举人仍须准其会试，已议定即借河南贡院办理。”[13]然而，事实上并未如此顺利定局。
九月初，当留京礼部拟稿请旨时，河南、山东，尤其是南京，均为选项。[14]身在北京的冯汝琪亦探悉“礼部奏请在南京会试”，惟“此折尚未拜发，出奏后尚不知谕旨如何”。[15]外人在华所办的《字林西报》此时却开始调侃中方在借闱地点上的游移：“中国北京乡、会试，以去年之乱，停止五年，已见诸和议草约之内。乃中政府先欲改行于开封，后欲举行于济南，今则竟欲改于南京行之。盖太后及顽固党以恐外人不允，故其初尚不过欲图易地，并非决意。今以各国不甚在意，故又决欲在南京举行矣。以此而论，李相之外交手段较各公使又胜一筹矣。盖会试事宜，暂在江南举行者，实为李相所奏也。”[16]李鸿章是否曾奏过，目前尚无档案资料佐证，不过报刊据“京函”却说得煞有介事：“李中堂会同礼部奏请所有会试事宜，暂在江南举行，俟揭晓一月后至京殿试，闻奏入，政务处颇以为然。”[17]
无论如何，十月礼部会同全权大臣（李鸿章此时已去世）所上奏折，确实意在南京：
今会试既难在京举办，只得移借外省乡试贡院。除停止考试地方及离京较远省分未便移借外，查山东、河南固属距京较近，惟总裁、同考等官员数众多，同日驰驿，诚恐沿途夫马及尖宿处所供应太繁，且山东、河南两省内帘房宇均系十四房，只有江南贡院两省合考，向系十八房，规模较宽，而总裁、同考、提调等官应须驰驿前往者，改由火车、轮船，亦觉便捷。至该三省现在情形，臣等未能深悉，应于何省借闱考试，较为合宜之处，伏候圣裁，以便钦遵办理。[18]
可知礼部欲借闱南京的理由主要是：考官便利、沿途地方供应负担较轻、贡院规模合适。其实，选择与京师贡院同为十八房的江南贡院，表面称规模较宽，实则暗含朝廷体制。考虑到礼部会试破天荒地不能在京举办，主要是英国公使等外人“压迫”所致，那么即使借闱，也须体制相当。因此，地位仅次于北京的南京自然是首选。不过，如何定夺，尚须最高层仔细权衡。既要为考官、士子的便利着想，也须避免外人干涉，还要考虑借闱地方督抚的态度。
从外人角度看，英国公使、参赞此前均表示过会试可以借闱南京。早在5月10日之前，由于萨道义在北京会试问题上不肯松口，李鸿章放出风来——如果坚持停止北京会试，皇帝将不回銮。萨道义在给英国外交大臣兰士敦侯爵（Lord Lansdowne）的信中，已表示中国人或许可以借闱南京举行会试，但绝不允许北京举行任何科举考试。[19]因此，英国参赞杰弥逊在5月24日与张之洞晤谈时，亦称直隶、山西“乡试必须全停，会试只可改在他省，或在南京”。[20]况且，礼部奏折系会同议和全权大臣所上，想必外人的意见早已考虑。
看来最终未选南京，似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消极态度有关。礼部折递上后，旨下政务处议奏。据说最高层专门探询刘坤一之意，刘“于此颇觉难置可否”。[21]会试借闱南京，无疑会给江苏增加诸多负担；且会试如借闱南京，顺天乡试就很可能也借闱南京，则江南乡试便须推迟至十月再举行，甚为不易。主张科举减额、大兴学堂的刘坤一自然不愿同意，但又不好表态反对。不过，以刘坤一斯时的权势威望，又系参预政务大臣，只要他不明确支持，政务处恐不便强行议准。这是政务处否决礼部的南京方案，最终选择河南开封的重要原因。
当然，选择河南亦有其他考量。范沛潍认为，除京师贡院被焚外，[22]还有四点原因。（1）河南的义和团运动不似山东、直隶、京津地区剧烈，“在河南举行会试，就不易引起外交纠纷。这是癸卯、甲辰科会试借闱河南贡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2）“开封地处中原，位置适中，交通便利。”（3）“河南贡院占地颇广，号舍众多，条件较好，完全有条件承担全国会试。”（4）“太后对开封产生了好感，特别是对河南官员的接驾十分满意……在开封举行会试，也可算是对河南的照顾与重视，给河南官员的体面。”[23]只是这种解释最多构成借闱河南的充分条件，而不足以构成其必要条件。
首先，如果注意到礼部会同全权大臣奏请在南京会试，那么义和团运动的解释就站不住脚了。因为河南尚闹义和团，且南阳府、光州在停试之列，两江则在东南互保之下，并无义和团，江苏且无教案，更无外交纠纷。其次，开封确实位置适中，如在轮船、火车未通时代，四方之士子“固无远近悬殊之虑”，但在“东南诸省轮舟畅行”而芦汉铁路尚未全通的时代，开封与北京、南京相比，就算不上交通便利。迟至1903年，芦汉铁路虽已修至信阳州，但距离开封省城“尚有六七百里”，当癸卯科会试的时候，“吴、越、湘、鄂、闽、广等省之公车赴汴，无论自信阳州换车、由清江浦起岸，皆须陆行数百里始能得抵汴中。其间或因道路难行，或因车辆难觅，种种受累，窘不堪言”。[24]因此，与南京相较，选择河南仅对河南、陕甘、山西地区士子便利，对大量南方士子几乎是个梦魇。再次，河南贡院占地广、气势雄伟则是实情。朝廷决定顺天乡试借闱河南后，开封贡院随即展拓扩建，其内帘规模较京师贡院尤宏。后来癸卯科会试同考官恽毓鼎就称赞“其规模胜京闱多矣”。[25]
至于说在开封举行会试，是出于慈禧太后对河南官员的好感、给他们的体面，恐怕要仔细分析。破天荒地在地方举行会试，对地方官来说，或许是“无上光荣”，但也是财政与精力的巨大负担。所以，这就取决于当地官员如何看待科举考试。如果在主张减废科举的刘坤一、张之洞、端方、赵尔巽等人的地盘举办会试，恐怕他们就未必觉得“体面”。不过，河南当局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辛丑年九月十七日，刚刚卸任河南巡抚的于荫霖在召对时，就主动“申请”在河南举办乡、会试：“停科举之旨一下，天下士子皇皇，条约臣不深知，皇太后、皇上回京以后，但能开科，不妨借河南贡院乡、会试，以固人心。”慈禧说：“本来是固结人心要紧，你说得话都是当办的事。”[26]这一对话值得特别注意。而且，时任河南巡抚松寿也没有表现出废科举的倾向，且系满人，对朝命更无商量余地。此后直至1905年立停科举，历任河南巡抚锡良、张人骏、陈夔龙均倾向于保全科举。此外，借闱河南或许有照顾河南、陕西士子、商民的意思，但也给河南地方带来财政压力，而地方官出的钱还是来自老百姓。其实，参加顺天乡试、会试的士子来自全国各地，放在南京亦颇合适。
因此，清廷之所以决定借闱河南会试，很可能是这样考虑的：礼部与全权大臣意欲借闱南京，既便利考官，也方便大部分士子，但两江总督刘坤一不同意，于是只好作罢。河南与山东相比，有地处中心、贡院闳敞的优点，且督抚唯命是从，所以被政务处选中。看来会试借闱地点的确定，有一个从南京到开封的权衡过程。可以说，河南本来是个“备胎”。故李鸿章的谈判助手张佩纶颇不满于借闱河南，他说：“顺天乡试乃借豫闱，成何气象！”[27]顺天乡试如此，礼部会试借闱河南，更成何体统。张佩纶此处有可能是对洋人不许北京举行乡、会试表达愤慨，但考虑到张氏参与了辛丑谈判，知悉顺天乡试、会试必须借闱，也了解礼部和全权大臣倾向于南京，故更可能是因为未能借闱南京，体制稍逊，所以发此牢骚。
当然，考试地点固然重要，但欲进一步了解两科会试的详情，还须深入考题、答卷、阅卷、取中等考试的实际运行层面。
二 考题与答卷再析
清季科举改制的方案虽然不少，甚且明令颁行，但只有辛丑科举新章得到了实践。因此，癸卯、甲辰两科会试的考题与答卷，就成为分析科举新章的落实、成效与局限的重要参考。考题不难寻觅，不过，先行研究多着意于二场策题及考生的对答，以其代表了“西学新知”。然而，如果回到考试本身，则对于考官与考生来说，最重要的无疑是头场中国政治史事论题。当然，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题，指引“新学”时务，体现时代潮流，也在录取中起到一定作用。因经义题退居三场，故四书五经在考试中的地位急剧式微。综合分析三场考题和尽量多的考生答卷，同时利用考官日记、书信等材料追寻阅卷、取中的实际过程，可以窥测考官命题的出处、意旨和录取标准，观察考生的应对和知识结构，也可以检验科举改章的成效并反思其局限。本节先分析考题和答卷，下节将集中讨论考官校阅取中问题。
考题出处和意旨
清末废八股之前，会试头场四书文题例由钦命。癸卯、甲辰两科会试改试论、策、经义，头场论题与二场策题由考官酌拟，三场经义题则请钦命。癸卯年三月初八日会试出题当日，即未依向例请同考官六人“写题并监刻题纸”，而是由总裁自写，在正总裁孙家鼐处“封门刻题纸”。[28]头场中国政治史事论五道，命题“谨以《御批通鉴纲目》、《御批通鉴辑览》及历代正史为本”。[29]孙家鼐等对此严格遵守。故同考官恽毓鼎接到题纸后，“检书查题出处”，发现五道题“皆载《御批通鉴辑览》中”，当然也“别见《通鉴纲目》、《续资治通鉴》、《续通考》、《宋名臣言行录》”等书。[30]具体见表4-1。[31]
次年甲辰恩科会试，虽仍由四总裁在正总裁裕德处封门监刻题纸。[32]然而，题型却有不小变化。不同于癸卯科五题均出自《御批通鉴辑览》，且皆就某一史事发问，甲辰科头场题目则流行长时段的“比较”史论（如表4-2所示）。
表4-1 癸卯科会试头场史论题
表4-2 甲辰恩科会试头场史论题
合两科题目观之，时间跨度自先秦以至宋元，内容范围涉及变法改制、练兵沿革、中央地方、封建郡县、夷夏中外、筹边方略、治国理念、儒法之争、朋党道学、铨选考绩、揽才用人等。这些均是传统中国治国理政重要甚至永恒的主题。考官以此试士，表明其意欲考验士子对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经世治国”问题的阅读、思考与认识。会试头场从四书八股文和试帖诗改为经世治国主题的史论，姑不论其利弊，显然科举考试内容与形式的变化不可谓不大。
若对比两科题目，癸卯科五题看似简略，然而题面的预设和指向却并不明显，同一题目，不同考生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述，甚至论点相反，只要有新意、能自圆其说，都可以取中。甲辰恩科题目貌似宏大综合，需要用广博的知识和长时段的视野进行比较论述。然而题面信息呈露较多，预设与导引的痕迹甚浓，举子揣摩迎合，难免结论雷同。比如“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失论”，看似跨越千年，主题宏观而重要，虽然也不乏跳出内外轻重者，但更多士子则是指出各自得失，而结论指向内外平衡、内外相维。第二道更是引导士子论证贾谊的“五饵三表”之说是否有效。第三道“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也有结论先行、诱人“证实”之嫌。以上三道题面分别出自苏轼、汪中、王夫之的史论之中，考验士子能否在前人论说基础上推陈出新。第四道“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议，请于私第见客论”，貌似相对“中立”，但在时事艰难、新政乏才的背景下，似也蕴含着赞同裴度做法的意味。其实，总裁张百熙正是常常在私第接见贤才的显宦。[33]第五道“北宋结金以图燕，南宋助元以攻蔡论”则有日俄战争的现实背景。
头场史论固然在考试中占据最重要地位，但第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题代表“新学新知”，也值得考察分析。两科策题如表4-3所示。
合两科共十道策题观之，均以教育问题打头且独占三道，而问富强之本、立国之本一条，考生也往往归结于教育。此外，外交占两道，财经、警察、农政、客卿问题各占一道，而变法改制的主题则贯穿始终。策题多须联系中国实际，所以考察的更多是中国现实问题，与其称各国政治艺学策，不如称为中外时务策更妥。联系实际的好处在于引导士子关心国事，而弊端在于比附援引，“想象”西国，难称其为学。同时，中外“比较”之下，看到的多是中国的落后和黑暗，容易产生不切实际的空谈臆想和难以推行的激进建策。
表4-3 癸卯、甲辰二科会试二场策题
就两科比较言之，先行研究认为甲辰科命题的广度、深度、难度均胜于癸卯科，[34]确有道理。此处需特别指出的是，因为有日俄战争的现实背景，所以甲辰科三场命题均有影射，而于外交问题尤为强调。比如甲辰科头场最后一道题“北宋结金以图燕，南宋助元以攻蔡论”，即从宋辽金元的历史切入，“借古讽今”意味甚浓。而金梁在答卷中就明言日俄战争“以中国为战场，无中立之可守”。[35]第二场第三道“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则是用近代外交史事，以为现实问题寻找借镜。
有意思的是，三场钦命的经义题也直指现实。其中第二道“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即暗含着中国在日俄战争中守“局外中立”的隐喻。考官与士子对此是心知肚明的。钦命题实为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瞿鸿禨代拟。[36]于式枚在给端方的密信中就讽刺道：“政府得局外二字，以为完全良策，得意之至。至代拟钦命四书义题，用‘不倚强矫’，以鸣得意。”[37]考生许同莘在日记中也记录了士子们的骚动：“是题既出，议者甚众”，“盖是时日俄为东三省事开战，中国守中立之例，故发此题也”。[38]此外，“化而裁之”题讲的是变通，“致天下之民”题讨论“交易”，均联系现实。
但必须强调的是，科举新章置四书五经义题于最不重要的第三场，且四书义题只有两道，五经义题仅有一道。所以两科会试，五经义题总共只考过两道，均出自《周易》。如此考法，士子日久荒经的结果是必然的。
表4-4 癸卯、甲辰二科会试三场四书五经义题
考生备考与答卷
癸卯科二场第一道策题，以亚当·斯密论游学之弊切入，出自严复译《原富》戊部。严译《原富》全文刚于光绪二十八年十月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印行。短短几个月后就出此题，确实对考生的阅读和涉猎范围提出了很高要求。
浙江山阴县举人何寿章所处的环境比较开通，其本人不仅好学不倦，而且亲自办学堂，故有幸提前阅读了新出的严译《原富》，并记下了紧张兴奋的读后感。癸卯年正月初四日有云：“灯下读《原富》部甲上，是书前年译印甲乙丙三部，去腊复译成丁戊两部，而全书告蒇。严几道之译笔，诚空前绝后矣。而作者斯密·亚丹，潜心研究，辨析精微，言言至理，字字名言。严公加以铨（原文）释，凡斯密千虑一失，与夫时会之迁流，政约之变迁，一一标而出之，使读者益足以考进化之秩序，嘉惠支那，岂有极哉。但必静观默念，始可卒读，稍涉他想，便尔惝恍。呜呼，岂特作者、译者之难，即读者亦大不易也。”[39]
迨二月初五日，何氏读到了《原富》戊部，他说：“读《原富》部戊上篇，其论幼民学校之费，扬榷教科，备极精当。”初六日，在舟抵上海之前，他读完了严译《原富》。[40]在此前后，他还读过日本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樊炳清译），市村瓒次郎的《支那史要》（陈毅译），加藤弘之的《讲演集》，《翻译世界》第一、二期中哲学、社会、宗教、政治学史、政治泛论、法律泛论、最新经济学等内容。到开封后，他重读了岸本能武泰的《社会学》（樊炳清译），又从亲戚处借得《万国政艺全书》、《直省舆图》、《万国舆图》，购入一部上海新出的石印《读史方舆纪要、郡国利病书详节》。初七日，即入场前一日，何氏“检理入场书籍、器物”后，又“取《湘报文编》读之”，作为考前的最后准备。[41]何寿章后来果然考中。
云南士子马太元不像何寿章那么涉猎广泛，抵达开封安顿妥善后，才于二十五日出街购《史论观海》、《治平十议》、《四书精义》、《御批纲鉴》各一部。上述几种书，均为头场、三场预备。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临时抱佛脚，翻看《史论》、《治平》、《通鉴》各书数篇。至于二场考试用书，直到三月初五日，即入场前三天，才购入《西国新政辑览》一部。[42]马太元最终名落孙山。
李林注意到1897年点石斋石印本《时务通考》，认为除了警察一题，“《时务通考》大致能涵盖两科会试第二场十道政治艺学策题的考察范围”。[43]所言大体不差。不过，点石斋主人后来又请人编辑续集，于1901年冬出版。[44]所以用该书正续集比照两科会试策题，当更为有效。此外，马太元所购的《西国新政辑览》，何寿章所借的《万国政治艺学全书》，亦是当时考场利器，与《时务通考》正续集一起，常年在《申报》登广告兜售。[45]而在《汴梁卖书记》作者王维泰看来，能购览《万国政治艺学全书》等，已是“渐有新旧过渡思想，临文时能解调查者”。不过，士子“最多之数必问《通鉴辑览》、《经世文编》，甚或问《子史精华》”等。尽管趋新的王维泰说这些士子“皆未脱八股词章窠臼”，为“最下乘”，[46]但《通鉴辑览》、《经世文编》等却是应对首场史论题的重要参考书，士子最乐寻购也是人情之常。
何寿章、马太元、许同莘等士子自带和购买的书籍，大都是要带入场中备查的，这早已是晚清科场常态。李林看到几条辛丑科举改制后士子场内翻书的材料，就想当然地说，明清科场搜检极严，此时“乃准士子带书翻阅，应是考虑科制甫经从形式到内容的改革，难度骤增，故以此权宜之计方便考生”，进而论道“厘清这一事实，对评估考试答卷及其学识水平至关重要”。[47]其实，嘉、道以后，搜检已渐从宽，“同、光间则虽仍派搜检官，不过循行故事，由吏役高呼一声搜过……后则此声亦寂无闻”，任士子随意挟书。[48]1894年商衍鎏参加广东乡试，书籍就一概听其带入。[49]许同莘于1899年参加院试，江苏学政瞿鸿禨“概不搜检”。[50]迨1902年参加江南乡试，起初还因“书籍繁重，颇以携带不便为虑”，岂料“入场可令仆人挑入号内，出场亦有亲兵层递背出”，[51]备极优待，遑论搜检。癸卯年三月初八日会试入场，马太元的“书籍以轮自拖”，[52]昂然入闱。所以，考生带书入场早是惯例，绝非科举改制初特为此权宜之计方便士子。只不过科举改制后，士子携带书籍的部头更大、种类更杂、数量更多。明乎此，则士子答卷中出现与严译《原富》字句完全一致的现象，就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对比分析同一道题尽可能多的答卷，才是了解士子如何应对科举改制的有效途径之一。
从取中的答卷来看，同一道题题眼固然一定，作答却须新警而有别于人，不偏不倚、四平八稳之卷未必能受到青睐。癸卯科头场五论最重要，首题“管子内政寄军令论”尤要，也存留下更多的闱墨。士子们的答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情况。此题贯穿着变法与治兵的主题，也是现实的反映。所以士子须紧扣变法和治兵立论，至于切入的角度、论述的侧重、得出的结论，则可各自不同。故从兵农分合、古今异同、政军文武、王道霸道等方面立言均可，甚至直言当下，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皆有可能入彀。
图4-1 1903年光绪癸卯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会元周蕴良首题闱墨
会元周蕴良认为，管子此举不背《周礼》兵民合一之旨，但后世兵民分离，“民之为农为工为商者，皆以兵为贱事，于是召募有兵而常备无兵，行伍有兵而田野无兵，兵自兵，民自民”。最后暗讽时下：“当事者犹矜言治兵，吾恐对于大国将忌我而先发以相乘，对于小国将疑我而协力以自保。”[53]张鹏翔在梳理府兵、募兵之争的史事后，为当下支着，认为“匪惟当合兵民之势，抑且当通上下之交”，因为他觉得兵民合一与泰西常备、预备之制有暗合之处。[54]
不过，对于兵民分合问题，陈曾寿即有不同看法。他说：“后世兵事日繁，战具日精，寓兵于农，以农为兵，势必至于兵不知兵，农不知农，兵农之一分而不可复合，亦必然之势也。”陈氏进而就文武关系阐发高论：“至其兵与农工商分而独不与士分者，盖古者庠序之称曰士，卒伍之称亦曰士，兵农可分而文武必不可分也。”若文武不分，即无周蕴良所谓的“以兵为贱”之事。王震昌也认为古今时势不同，管子之法“概欲施之后世则未也”。不过他也觉得应该提高兵的地位：“除其力役，蠲其租赋，就内政所载而变通之，务使民乐为兵，不以兵为贱而鄙之，不以兵为苦而避之。”[55]张家骏则强调三代以上之官制文武不分，故将皆儒臣，不同于武夫之骄悍，而管子正是才兼将相的代表。[56]
然而，杨兆麟的判断却有差异。他从比较管子与孙子切入，认为二人一相一将，故管子议兵制，而孙子言兵法。至于当下欲图自强，必须师管子之意，先强其民，储可用之兵而不轻用，同时培养将才如孙武者，以备非常之用。徐谦鼓吹民兵，不惧兵祸：“今处开通之世，相竞为国，使其民犹昧夫大义，而惧兵祸，而书生之论必以穷兵黩武为戒，其如强邻之环伺何？”[57]朱寿朋则批评晚近士夫以外交为最急务的看法，指出军政更为重要：“外人向背恒视主国之强弱以为衡，国势强弱恒视军政之兴废以为断。军政不修与无兵同，无兵之国与无国同。”[58]
因为管子此举通权达变的改制内涵正与清末新政的现实契合，所以这一思路也常常体现在答卷中。不过，即使思路类似，观点则未必苟同，而讲法更须各有亮点。褚焕祖强调管子不泥古而知通。[59]田毓璠鼓吹豪杰变法：“天下皆相随于势之中，而圣贤则准时以立法，豪杰则乘势以变法。”金兆丰突出权变以致富强：虽然管子此举“未尽合先王之遗制”，但是“法简一，令整严，寓权变于舒畅洞达之中，洵乎富强之嚆矢”。单镇的讲法则更为婉转曲折：“兵制无百年不敝者也，夷吾之制取效一时不再传，而齐霸遽衰。……岂真立法之不善，有治人无治法，亦古今之通例耳。”进而说：“以兵农合一规复古制”者意非不美，但英才如管子，“去古未远……尚不能泥成法以取胜，而必谆谆然思变计焉，而况下此者乎”，从而导出不泥成法但须变计的主张。[60]
夏启瑞虽亦赞赏管仲准古酌今，通经致用，但在末尾却来了一段春秋责备贤者之义，于是境界顿时不同：“可惜管仲一世奇才，急于表见于天下，未能深求政令之大本，又不能收贤才以自辅，以永其传而恢其业。此则尚论之余，不能不为贤者责备之也。”袁祖光指出，管子的确善于变法，但“偶变为救时之策，不变为治国之经。不然专尚变更，事不师古，直商君、荆公耳。焉往而不病国哉”。陈畬则几乎是反对慕富强以变法：“能修政则自能行令，能行令则自可用法，安见古法之必不富强哉。必有管子而后能变法，既有管子，亦何待变法。……后有慕富强而好言变法者，其自顾诚能如管子否乎？”[61]
王道、霸道之辨是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一大主题。以此立意的答卷亦复不少。史宝安赞赏管子善于治兵的同时，指出其“失在于少仁义，设能广大其德，则不止于霸”。[62]王大钧则有不同看法，他说当时列国皆治兵，管子“明乎强兵之转得弭兵也”，故“犹是王制”。[63]王寿彭称：“周礼一书法良意美，王莽伪托，安石误会，惟管子变通用之，故能相齐以大得志于诸侯。虽然，孔子议去兵，孟子言得道多助，苟以民心为兵，则井田虽不可复，而敌王所忾，固觉无民非兵也。”故认为“管子之法其犹未免于霸欤”。[64]彭世襄持论诡怪：“管仲重内政，特以桓公急于图强，不得已托辞寄军令，以应付桓公，而自己内治政策适以从容布置”。后人谓管子一匡九合之烈，由于阴谋诡计，是厚诬管子。强调《管子》一书精义在于注重礼义廉耻以修内政。[65]黄兆枚则以王道、霸道切入，最后归结于世变日亟，不可忘武备。[66]与王道、霸道有关系的是兵家制胜之道。邵章认为管子将军令寄于内政，“有征伐而邻国不知，则千古兵家胜算，为强国弱敌者所当取法”。[67]郝继贞则持论完全相反：“世论仅以寄之为义，取于邻国不知，为兵家秘密之计，偶一试其谲谋，必不可以常得志，固治兵者所不取也。”[68]
此外，郭则沄的答卷长于史学掌故，对府兵、募兵的历史沿革着墨甚多。钱振锽则考论管子相齐称霸的时间和史事，指出“以管子之才，齐国之富强，桓公之信任，必十八年而军政始成”。这与其他人隔空发论，颂扬管子变法成效立竿见影的观点大为不同。[69]
其他四道题存留的答卷较少，但取中各卷也大体呈现持论须新警、亮点要突出的特征。
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题，被视为“新学新知”引入科举考试的体现。由于题目的预设和导引倾向较浓，[70]而士子“新学”尚浅，故答卷不甚可观。第一道游学如何有益无损策，暗含的意旨是游学之举不可因噎废食。《会试闱墨》和《朱卷集成》中存留的答卷几乎都切中此旨，只不过如何“固其质性、限以年例”则尚有同异之处。
周蕴良认为“深通经训，志趣正大，年在二十以外三十以内者，方为合格”。祝廷华说：“归国年限，则宜以三年学有成效为限，俾不至淹久异地，习种种恶俗，生种种妄想。复由出使大臣刊订条规，申明例禁，使无参差紊乱先后迟速之弊。”[71]郭则沄建议：“二十以上、三十以下始准游学，远者限以五年，近者限以三年，俾于政治技艺各专门之学殚心考求，著为日记，年满归国，以日记之优劣为赏罚。”[72]以二十至三十岁划线本就不无可议，以三年学有成效为限、以日记之优劣为赏罚，均属空谈难行，显示诸人对游学和西学的理解还甚隔膜。
金兆丰主张“随其天资学力，优者期以三年，稍钝者或期以五年，回国考其文凭，量才器使”。高廷梅亦建议“以三年以外得有卒业文凭者为合格”。上海人朱寿朋所言较他人详尽：以重中学、定出身以固其质性，“至于年例，其就出游时言之欤，则当在中学普通以后，必不可在髫龄也。其就留学时言之欤，则学术繁简不同，学年迟速亦异，宜令出使大臣按学中年例先后咨回，既无中途辍业之忧，亦无靡费久淹之虑”。班吉本担忧“他人积数世之传授而成一法，积数十年之心力而精一艺，而学之者必欲毕业于数年间。堂且未升，安问入室”。因此他建议：“选朴实之童，求聪颖之子，纳之书院之中，训之以廉耻，教之以忠义，使之幼而习焉，长而安焉。不见物而思迁焉，然后送之邻邦，躬亲其事，习见其器。远者二十年，近亦十数年。出使之才，翻译之才，制造之才，法律之才，武备之才，舍游学其焉储之。”[73]眼光长远，循序渐进，不慕速成，意非不美，不过实行起来亦甚不易。
此外，杨兆麟建议学堂中设理学科，资遣游学前，必习理学以晓然于纲常大义，而年例限制方面则“幼童不如通人，未仕不如已仕，庶僚不如亲贵”。[74]王鸿翔亦拾《劝学篇》“游学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亲贵”之唾余，主张遴选“通人之有守及亲贵之颖异者就近派往日本，由使署延东西名宿督课，听其自占一科，第当责其学程，不复拘以年限。有事给假，仍往卒业。优其廪膳，核其功过，学成回华，量才录用”。[75]不入学校，而由使署聘师督课，有事给假回国，何能推广收益。
叶景葵的对策有所不同：“其往也，必使受汉文之教育，选志行敦笃、趋向远大之士，宽其年限，优其经费，尽其保护，密其考察。其归也，验其文凭之高下，而试之以事，授之以官。使游学者乐致用之可期，不至虚耗岁月，误入迷途。”不过，他认为“此犹治标之言”，盖“一国之教育，必先就本有之宗教社会风俗政治确定宗旨，而后精神立、国体尊。其于学也，千条万派以赴之，而不离其宗，故学于他国也可，学于己国也亦可”。[76]立论稍异时流。
总之，令没有出洋游学经历的士子为游学防弊建言献策，其结果可想而知。所以，与其指责士子策题答卷空疏雷同，不如反思科举改制中各国政治艺学策的命题问题。当然，首场中国政治史事论题是取中与否的最关键因素，故就考试结果来说，二场策题的影响有限。
次年甲辰恩科，二场策题仍改观不大。第一道策题问学堂教育宗旨有三：陶铸国民、培养人才、振兴实业，何者为急。合观会试闱墨和朱卷集成及第六房、第十三房同门墨卷中所存答卷，除王季烈称政体已善之国（意谓立宪国）以陶铸国民为急，政体有待改良之国以培养人才为急，[77]段国垣以人才为急外，[78]其他答卷虽然内容不无差别，但结论几乎均以陶铸国民为急，真有千手雷同之感。虽亦不乏张茂炯其人，可以扼要述论19世纪欧洲战争及和约的历史，对日本雇用客卿的史事亦能侃侃而论，[79]然能如此者实不多见。况且此亦仅限于东西洋近代史而已。当然，考卷是一回事，能否考中，则要看考官如何校阅去取。
三 校阅取中的程序、标准与内幕
科举考试凭文取中，故考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两科会试考官有何特征？同考官如何阅卷、荐卷，主考官如何取中、排名，有否标准？标准为何？较前有何变化？下文用癸卯、甲辰两科同考官日记、内监试日记、主考官书信、朱卷等材料，讨论以上问题。
考官构成
早在戊戌年废八股、改策论时，即有一种声音认为，骤改科举，不惟考生无所适从，即考官亦难其选。[80]然而，一心改制的张之洞不觉其为问题，面对“主司罕通新学，将如之何”的质疑，他论辩道：“应试则难，试官则易。近年上海译编中外政学、艺学之书不下数十种，切实者亦尚不少，闱中例准调书，据书考校，似不足以窘考官？且房官中通晓时务者尚多，总裁、主考惟司覆阅，尤非难事。”[81]据数十种编译新书即可考校衡文，张之洞的说法大胆得近乎荒唐。辛丑年四月，河南巡抚于荫霖仍担心骤改科举，考官乏人：“今以不习天文、地舆、兵法、算学之主司，而使之主天文、地舆、兵法、算学之文衡，势必以绚烂奇异者为工，而所取非浮夸诞妄之人，必剿袭剽窃之辈，求真才而才愈不可得。”[82]不过，头场中国政治史事论，考官相对熟悉，考试亦以此为重，所以考官也能勉强胜任。而对于考官的选拔和配置，在考差制度的规约下，清廷也力图简派相对趋新的人选，于是主持兴学的管学大臣赫然列于两科会试总裁之中。
癸卯科会试四总裁，以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前管学大臣孙家鼐领衔，配以管学大臣荣庆，而以二位山东籍重臣徐会沣、张英麟辅之。其中，孙家鼐与徐会沣曾主持上届戊戌科会试，连续总裁两科会试，光绪以来此为仅见。[83]戊戌科会试举行于当年改科举前夕，且有开经济特科的背景，而癸卯科则是科举改制后的首次会试，看来开通但持重的孙家鼐总在新旧交替之际，担负衡文重任，树立标杆，以为后来矜式。
图4-2 1903年光绪癸卯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考官衔名
甲辰恩科会试四总裁的配置，延续了癸卯科先例，以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裕德领衔，配以管学大臣张百熙，而以声望甚佳的陆润庠、戴鸿慈佐之。裕德、陆润庠曾共同主持壬寅顺天借闱乡试，此次可谓旧地重来，戴鸿慈系壬寅江南乡试主考官，故裕德、陆润庠、戴鸿慈三人均有科举改制后评阅策论的经验。张百熙虽是“新手”，且排名在正总裁裕德之后，但因其地位、身份、学识、性格等原因，在阅卷取中过程中却扮演了强势角色（详下文）。平心而论，甲辰恩科会试四总裁基本是清廷当日能够派出的最强阵容。连中西兼通的严复也在私下里说张百熙、陆润庠“皆具识别”。[84]
图4-3 1904年光绪甲辰恩科会试考官衔名
两科同考官均为十八名，比较而言，甲辰科同考官科分靠后，年龄较轻，整体更为趋新。会试同考官例分十八房，借闱河南亦然。考生入场前一日，即三月初七日，同考官照例掣签分房，“正主考掣某房，副主考掣某人”，[85]为阅卷做准备。兹将癸卯、甲辰两科会试考官的基本情况整理如表4-5、表4-6。
表4-5 癸卯科会试考官题名
表4-6 甲辰恩科会试考官题名
阅卷、荐卷程序
科举时代，考官典试日记颇多，其中有的具有衡文“攻略”的意味，所以在考官中相互传抄，以备借鉴。夏孙桐就抄录过一份《北闱分房日记》，自奉旨担任同考官之日起，至出闱后止，举凡预备过程、阅卷程序及注意事项，靡不详记。[86]王振声是同治甲戌科（1874）进士，与张百熙、陆润庠系同年，科名甚早，可惜一直未获典试。癸卯科终于等来了机会，但颇感经验不足，于是在去开封的路上借抄了夏孙桐的《秋闱分校纪事》。[87]该日记虽系顺天乡试同考官日记，但顺天乡试与礼部会试的配置相当，均为十八房、四总裁，题型、题量亦同，故可作为参考。将《北闱分房日记》与王振声、恽毓鼎任癸卯会试同考官的日记做一比较，也可窥见科举改制前后，阅卷、荐卷、取中方面的同异。
《北闱分房日记》将同考官阅卷过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初七日至十三日早上：出题、写题、刻题。
（2）十三日午后至二十二日：上堂校阅、推荐头场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