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圈荐头场已荐的二场卷。
（4）二十六日至三十日：圈荐头、二场已荐的三场卷。
（5）二十三日至三十日：“复翻阅未荐之二、三场落卷，有才气及实对满卷者，查号取出头场之卷，加批补荐”；“再将头场卷翻阅，恐精神不到，或失佳卷，或漏圈点，或未加批，或圈点太少，如可补荐，即应从速”。是为补荐阶段。
（6）初一日以后，阅批落卷、磨勘中卷。[88]
癸卯科同考官的阅卷程序大体如此，但也有几处变化。（1）出题、写题、监刻题纸，俱由总裁亲自督办，同考官不再参与。（2）同考官提前一日，即于三月十二日午后开始阅卷。二、三场阅卷开始时间也都相应提前。这当是废誊录的结果。（3）补荐可以延长至四月初二日，即总裁取中前夕。（4）因河南贡院“文明堂不明爽，阅卷不便”，故同考官于十二日上堂略坐之后，即各回本房阅卷。[89]
癸卯科头场有考生5287人，最终三场完卷者为5264人。[90]18房同考官平分，每房得293卷或294卷。恽毓鼎头场即分得293卷。恽氏从三月十二日开始阅头场卷，至二十日头场一律阅毕，共荐61卷（日记整理如此，似为62卷）。自二十一日起至二十四日，评荐头场已荐的二场卷。从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评荐头、二场已荐的三场卷。与此同时，从二十三日至四月初一日扫落卷，因“二、三场极佳”补荐浙江1卷，因二场“五策均明白晓畅”，补荐满洲1卷，共荐卷64卷。
缺乏经验且年岁较大的王振声比恽毓鼎速度稍慢，至二十一日阅完头场卷，荐64卷，二十二日检查头场备卷，又补荐4卷，故头场共荐68卷。从二十二日晚上开始阅二场卷，至二十六日早上，68卷的“二场荐卷阅齐，午后阅荐卷三场卷”，至二十九日三场卷荐齐。当日早上及四月初二日又分别补荐4卷和1卷，前后共荐73卷。[91]
由于会试总裁向系四人，遂以正、大、光、明代之。癸卯科总裁孙家鼐为正堂，徐会沣、荣庆、张英麟分别为大堂、光堂、明堂。“凡荐卷，必每堂一本，不得僭越，周而复始”，既配卷数，亦以防弊。[92]所以同考官每次荐卷之数，通常为四的倍数，至补荐时则可以通融，一卷、两卷也可以荐卷。
同考官的荐卷，须“装匣上锁”，令榜吏送到内监试处。内监试处“须对钥匙，开卷匣，写收条，注某房某日第几次荐卷几本，交榜吏连匣带回”，“旋即查堂表，粘堂签，用荐戳，供事登十八房分簿，监视官登四总裁总簿，而总簿之中又按房分十八页登记。凡日期、次数、房分、省分、字号、数目，处处对读，处处防错”。内监试处经过如此严密的手续之后，再将荐卷“分装四匣锁好”，令榜吏呈送四总裁评阅。甲辰科内监试王振声感慨道：“官吏终日皆五官并用，心力俱疲”，常常“退食后犹有荐卷送监试处者，则收下付回条，归明日呈荐”。[93]
从恽毓鼎、王振声的例子可知，癸卯科头场每房荐卷大约70卷，18房共计约为1260卷，四总裁平分，则每人约评阅头场荐卷315卷。然而，甲辰科头场考生共有5424人，头场荐卷却多达1784卷，每堂分446卷，每房则约荐100卷。前文已述，癸卯科头场考生为5287人，则甲辰科头场考生较癸卯科仅多出100余人，而荐卷却多出约500卷，似可知甲辰科头场考题的分辨率有所下降，亦即答卷趋同度高，故荐卷数猛增。如此自然导致甲辰科四总裁阅卷负担加重，大约每位总裁都比其癸卯科同事多阅120余卷。甲辰科四总裁至迟自三月十四日开始阅头场荐卷，到二十三日尚未阅毕。此时各房已有荐二场卷者，内监试王振声一概不收，“嘱其明日再荐，盖俟总裁将头场料理就绪，再荐二场，庶不致乱也”。岂料次日收二场卷后，“总裁传语，头场卷尚未阅讫，二场卷暂且停荐”，王振声“即传知各房”。[94]这是癸卯、甲辰两科在荐卷、阅卷上的不同之处。
荐卷、取中标准
明了考官荐卷、阅卷程序之后，就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讨论荐卷与取中标准问题。
首先是科举考试重头场问题。言此者，常引陈澧的一段名论云：“今之科场，士子多者至万余人。人各为十四艺，试官不能尽阅也，于是三场专重第一场，视二场三场无足重轻，甚至有不阅者。故士皆专力于四书文，而成荒经蔑古之风也。”[95]意谓考生人数太多，考官阅卷任务过重，不能尽阅考卷，遂造成重首场的必然趋势。[96]不过，陈澧说的很可能是广东乡试的情形。其实安徽、江苏合闱的江南乡试士子常过两万，比广东的问题更严峻，考官不能尽阅试卷也是实情。然而，会试却略有不同。光绪以来，历科会试入场士子自4000多人至7000多人不等，平均6000人左右（详表4-7），比大省乡试人数少了许多。且会试四总裁、十八房同考官的高配，除了顺天乡试之外，也非其他省份乡试可比。[97]因此，会试考官阅卷负担似不像某些省份乡试考官那么沉重。
看来解释科举重头场的问题，也可从阅卷、荐卷程序着眼。前文所述《北闱分房日记》以及恽毓鼎、王振声的记录，说明同考官全阅头场卷而荐其1/4左右（甲辰科则约1/3），二场、三场卷则先阅头场已荐者，一般照数续荐。恽毓鼎就说，三场即使草草了事，“阅卷者以头、二场已荐，于末场亦不能不稍予宽容”。[98]依此推之，二场若稍弱，因头场已荐，势必也通融续荐。商衍鎏亦指出，乡试中若第一场已荐，二、三场则加批续荐。[99]这样的荐卷程序和惯例无疑是导致重头场的重要因素。
表4-7 同治、光绪两朝历科会试中额、考生数与中率
表4-7 同治、光绪两朝历科会试中额、考生数与中率-续表
不过，重头场无疑是事实，但程度到底有多高、具体如何操作也需要具体分析，笼统地讲重头场无助于深入理解取中标准和操作过程。如果考官只阅头场，头场未荐者不阅其后场，则不只是重头场，无异于是惟头场。恽毓鼎首日阅奉天、山西、贵州卷22本，荐4本，其余18本则几同落卷。他就不忘提醒自己：“落卷已入箱中，而矮屋对策者，犹惨淡经营，以冀衡文者之一顾，岂不悲哉！故房官必当略参后场，断不可仅阅头场遂定去取，摈其余而不寓目也。”[100]可以想见，只阅头场不看后场的情形必然存在。
恽毓鼎和王振声尚顾及后场，所以因二、三场卷佳而有所补荐，只是数量比较有限。恽毓鼎补荐2本，王振声补荐5本，而甲辰科18房共补荐大约30本。[101]当然，一旦补荐，必系二、三场特别优秀，且经考官反复批阅斟酌，故中式的概率却也突增。恽毓鼎补荐2卷中至少有1卷中式，且甚得正总裁孙家鼐欣赏，竟高列恽氏第十三房房首。[102]甲辰年四月初六日，副总裁张百熙也曾与第五房同考官赵启霖“斟酌撤河南卷一本，补中十二房河南卷一本”。[103]癸卯科《会试闱墨》中，叶景葵只刻二场二道，祝廷华只刻二场三道，区大原、郭立山均只刻二场一道，说明诸人有可能靠二场补荐取中。陈善同仅刻第三场一道，也有可能由第三场补荐取中。[104]从癸卯、甲辰两科的补荐情形看，估计每科有30～50份补荐卷，则通过补荐最终中式者至少当有十几人，甚至20多人。这提示出在头场未荐的情况下，靠二、三场出色而“死灰复燃”的概率：大约靠补荐中式者占中额的1/15。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头场已荐之卷，其二、三场的优劣对于取中有何影响。毫无疑问，相当部分荐卷因头场受总裁格外青睐，实已预定中式。癸卯年三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才开始荐二场卷之时，荣庆已经选中两人，拟刻其首场墨卷。其中之一为恽毓鼎所荐的湖北卷，拟刻其首场第三篇，对照《会试闱墨》可知为覃寿彭。[105]不过，必有另一部分头场荐卷在总裁眼中相差无几，并不能遽定高下，故需要比较二、三场的优劣以定去取。由于甲辰恩科头场荐卷数量剧增，这一情况必更加常见，于是二、三场影响取中的权重也就相应提升。甲辰年三月二十二日，在开始二场荐卷之前，正总裁裕德就托第一房同考官吴荫培向内监试王振声传话，“各房荐二场卷，如有出色处，可加批，有疵谬处，亦批出，若平正无疵，即可不批，其批条须于卷上露出少许，以便一望而知”，嘱其将此意“代达各房”。王氏“因书一纸，令送榜吏分达各房”。[106]裕德已有科举改制后衡文的经验，如此便宜行事，想必二场平正无疵者总裁可能将不再寓目，而出色加批者可能成为脱颖而出的重要参考，因疵谬而被批出者势必遭到淘汰。裕德此举不仅是减轻四总裁二场阅卷的负担，同时也在压缩备取的范围，以易于对比取中。于是二场是否有批就甚为关键。所以二场的重要性也体现于上述情况中。
因此可以说，头场之所以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性，实由荐卷、阅卷程序所决定。然而一旦头场区分度不高，二、三场的权重也就相应增加。这与头场考题、考官阅卷态度和临时操作均有关系。[107]
较之阅卷、荐卷程序及场次权重，更为微妙的是同考官以何标准荐卷、总裁以何标准取中。科举考试凭文录取，八股文尚有一定格式，亦即学养文笔或许意见不一，而起承转合则有相对标准，但毕竟由人衡阅，亦难有一成不变之准则，不同考官品味有别也可想见。改试论、策、经义后，程式明显放宽，篇幅长短不一，同一题有人三页不到，有人则多至七八页。[108]且改制初期，尚在摸索。因此，取中标准更难预卜。但若说毫无标准，既乖情理，亦难以证实。或许比照考中的墨卷与科举中人的议论、考官的感受，可以略窥梗概。
现存朱卷及会试墨卷绝大多数为考中者的，且并非全貌，常常是从三场共13道答题中挑选几篇。同时，选刻的会试闱墨往往已经过同考官润色。不过，这也恰可看出哪些卷子为考官所喜而脱颖而出，哪道答题为考生得意之作而刻入朱卷。取中标准便可从中透视。前文已述，从头场墨卷看，同一道题往往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即使结论相近，而切入的角度、论述的思路、内容的侧重、行文的风格也常常各自有别。二场策题预设和导向更强，结论雷同度高，但大同小异之处也值得注意。整体看来，想要获隽，须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立论新警、说理精透而行文有别于人者易受青睐，不偏不倚的答卷未必走俏。
癸卯年闰五月二十二日，吕佩芬奉派湖南乡试副考官。此时经济特科初试甫毕，张仁黻向吕氏谈及张之洞阅卷时不取三类答卷：“一蹈袭康、梁之书例；二引用西书不择典正者；三誉外太过、立言失体者。……众皆服其宗旨之正。”吕佩芬答道：“香涛所取一百二十余人，果皆无此三弊乎？吾则未之敢信也。”[109]关晓红就此认为“特科如此，乡试、会试自然难逾其轨，即不偏不倚的试卷更易为考官青睐”，并以金兆丰、王寿彭、夏启瑞三人二场首道策题的答卷为例，证明“上述宗旨已贯彻落实”。[110]
其实，上述三人之所以能入彀，恐怕更多由于头场。金兆丰头场首题被刻入文明堂闱墨，开篇便不同凡响：“固守之兵利用详，胜敌之兵利用简，独立之国利用经，列强之国利用权，仁义之师利用宽，节制之师利用严。”结尾更是以古说今，绝非不偏不倚之论：“管子是举已开后世民团、保甲之先声，而为今日工战、商战之鼻祖也欤？”王寿彭也不同于许多答卷一味颂扬管子，而是先扬后抑，末尾称“管子之法其犹未免于霸欤？”夏启瑞虽亦赞赏管仲准古酌今，通经致用，但在末尾却来了一段春秋责备贤者之义，于是境界全新。[111]可以说三人头场首论皆非不偏不倚之作，其立论行文均有新颖出奇之处。
此外，科举中人对后辈的“指导”也值得注意。癸卯年正月，许同莘即将赴汴应试，其伯父许珏致信勉励道：“场中文字放胆抒写，小心检点，得失听之于命，不必过事矜持。”许同莘不幸报罢后，次年许珏又劝令他早到开封，静养半月，至于“场中文字不必求异，总以持论平正，说理精透为贵，尤在相题有识”。[112]两次说法不无差异，而许同莘亦均落榜。与许珏只有举人功名不同，冯汝琪之父冯金鉴翰林出身，且曾多次典试，熟悉科场实情。冯汝琪癸卯会试报罢后，冯金鉴评论其文曰：“朱卷文字清健隽永有余，而饱满不足。变法之初，以辅佐富有为贵，徒以清隽胜人，此会试所以落第也。即如末篇公心如何可变，私心如何不能变，须将实在利弊痛切言之，加以辅佐，自然满当，易于动目。只以无文正之心亦未可行一句收束，似嫌空而力薄。”因而建议“明年会试宜从充实处着意，证佐多，篇幅长，不外多用时务书一法”。[113]意谓变法初期，“以辅佐富有为贵”，故答卷须多引证佐，加大篇幅，饱满充实，则易于动考官之目。次年甲辰科冯汝琪果然高中，其答卷也确实有篇幅加长的倾向。
当然，这些指导意见与考中与否究竟有无直接关系，关系多大，亦难以证成。或许考官的切身感受更为贴近考场实情，从中也可窥探影响荐卷和取中的因素。
首先是史学功力。科举改制后，首场考史论，曾研史学者自是易于表见，所以史学功力高下是荐卷和取中的标准之一，自不待言。福建一卷，于《史记》、《汉书》、《三国志》“煞有功夫，处处读书得问（间），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恽毓鼎甚为欣赏，与王乃征商酌后，“逐细批出”。后来此卷果中。[114]
其次是书卷气息和古文义法。史论题结论容或不同，思路亦可多样，惟书卷气息和古文义法颇为进士出身的考官所看重。恽毓鼎阅江西25卷后，深感“不堪寓目”，“勉荐2卷，尚非惬意之作”，不禁感叹“大邦文风，何以至此”。然而，恽氏甚称陕西答卷“皆有书卷气”，并归因于屠仁守掌教之功。恽毓鼎又赞赏谢远涵所荐福建一卷，谓其“首场五篇纯中古文义法”。不过，此卷为孙家鼐摈弃。[115]从此例也可看出古文义法自然有其相对性。
再次，就二场策题而言，“谨守问义、扼要而谈”甚为关键，最忌陈陈相因之作。二场广东一卷，“通澈政理，于科学、经济学、法学、哲学皆有所窥，扼要而谈，一无枝蔓”，令恽毓鼎直呼可爱，随后果中。恽氏总结评阅二场策题的心得说：“五策不难于征引繁富，横使议论，而难于谨守问义，扼要而谈”，盖前者“看似渊博可喜，其实皆由钞袭而来，一为所动，便受其欺”，后者则“莫非心得，即使语有所本，亦必剪裁熔铸，使宛转合题”。有意思的是，恽毓鼎并不讳言自身“新学”不足，故自称“暗中摸索”。对于佳卷，恽氏亦不吝夸赞：二场“尽有极通达者，吾辈断不如也”。[116]
又次，第三场标新立异，甚至诋毁孔子《论语》，驳斥程朱，既可能被淘汰，也可能被容纳。四书义首篇答卷多有驳斥程颐、杨时者，“甚至诋及朱子”。恽毓鼎认为“即使意见不同，各抒其理，自做文字”便可，“节外生枝，指而斥之”，就有心术不正之嫌，故“皆与抹出”。第八房马吉樟推荐云南一卷，已经总裁荣庆拟中，然其头场“首论因孔子讥管仲为器小，遂驳斥《论语》，诋为伪书”，马吉樟犹豫不定，商之恽毓鼎，恽氏“拍案大怒，力主撤去”，结果走访荣庆而另换一卷。[117]可知在不少士子心目中，孔子、程、朱早已走下“圣坛”，而荣庆、马吉樟对孔子和经书地位的“维护”，不及恽毓鼎那么强烈，因而此类“驳斥圣贤”的答卷亦有中式可能。
与此相类，甲辰恩科第三场四书五经义题“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影射日俄战争中国局外中立，“致天下之民”题讨论“交易”，均观照现实。结果不少士子亦与时俱进，“谈洋务、说洋话”，因此遭到淘汰。陆润庠在阅卷期间致张百熙的短札就说：“此次三场谈洋务、说洋话者已撤去佳卷不少，万不能再为人所摇。”[118]当然，陆氏此语既证实不少士子因三场“谈洋务、说洋话”而被淘汰，也包含着一定的保全之意。
需要指出的是，《会试录》前、后序，由正、副总裁署名，均涉及评阅及取中原则。但因其系进呈之物，故难免冠冕堂皇，不离圣贤矩镬、中体西用等说辞，未必即与场中实情相合。况且有的序言并非考官所写，而是请人捉刀之作。[119]因此，研究者若据《乡试录》、《会试录》序言而谈阅卷取中的原则和准绳，恐怕须加慎重，以防为表面文字所欺。[120]此外，利用《朱卷集成》中考官评语，也须分清原荐批、原中批与后来加批，后者乃中式后所加，多为四字空语，不足为训，当然亦不可据此而谈评荐标准。[121]
最后，由于废誊录后考官直接评阅士子墨卷，故楷法的影响不容轻忽。以往殿试、朝考前，士子多练小楷，写大卷。乡、会试因有誊录，故并不重字。然自科举改制废誊录后，士子在乡、会试前便苦练小楷。壬寅年八月初，贺葆真与同伴以顺天乡试期近，连日“习小楷”。[122]癸卯科会试前，何寿章、马太元购书阅书的同时，也数日练字。[123]相反，癸卯科后传闻恢复誊录，冯金鉴即提醒其子说：“果用誊录，字不必求好，专力于作，较为省力。”[124]
当然，若称场中全凭楷法，比字取中，则未免太过，亦非实情。比如许宝蘅楷法甚佳，但两科皆报罢，陈黻宸、汤化龙字皆一般，但两科却分别取中。只是字的优劣视为门面，给考官第一印象，尤其是考官评阅大量考卷、眼花缭乱之余，字的影响自然上升。况且翰林考官皆是楷法高手，颇在意此层。贵州举人路朝銮癸卯科会试荐而未售，遂馆于河南新郑县管城驿，以待来年会试。其辛丑乡试座师、癸卯湖南乡试副主考吕佩芬当年六月南下经过管城，路氏遂呈“送大卷一本，折字半开”，请吕氏指导。吕佩芬以其“笔姿圆润，功力亦深，惟结构未密，意味亦差逊”，源于读帖太少，“因于其卷端略加评骘十余处，纠正其失”。[125]甲辰科路朝銮果然中式。事实上，总裁取中时必会考虑楷法如何，名列前茅者尤其如此。所以甲辰科填榜之日，陆润庠手持一卷语陈夔龙曰“此卷书法工整，为通场冠”，揭封知为刘春霖，而张百熙举出拟中会元之卷（即谭延闿卷），亦称“写、作俱佳”。[126]“写”即指书法。因此，废誊录后的乡、会试中，楷法的因素绝不可轻忽，甚至还引出关节取中和考试公平问题。
总裁取中内幕：基于陆润庠甲辰科闱中手札的观察
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废誊录后不仅楷法的重要性提升，考官还可能认字取中。这对于考试公平确实构成威胁。山西举人刘大鹏考前就曾抱怨道：以前誊录为“防考官凭字取中”，而今“考官所阅之卷，即是士子之亲笔。……自今伊始，考官作弊，易如反掌矣”。[127]谭延闿得中甲辰会元，亦多传其为张百熙利用职权，商请裕德奉让的结果，难免暗箱操作之嫌。[128]
昔日糊名易书时代，考官无从认字，虽关节取中固然难免，惟暗中摸索，亦常走眼。史上著名的例子是，北宋苏轼任考官，因判断失误，致其高徒李方叔未中。[129]晚清亦不乏显例，光绪壬辰科会试正总裁翁同龢一心欲中张謇为会元，结果误江苏刘可毅卷为张謇卷，成就了刘可毅的会元科名。不过，总裁阅卷、取中的具体操作如何，吾人其实所知尚少。
幸运的是，现尚存留的甲辰科闱中陆润庠致张百熙、戴鸿慈的一批函札手迹，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总裁阅卷、取中、排名的操作过程与内幕。
首先，凭文、凭字辨识士子的情况确实存在。陆润庠致张百熙的短札有云：“此卷决非贻重。”另一札则曰：“义四七一卷首艺末二行云云，疑是贻重。”[130]“贻重”即湖南湘乡人陈毅，壬寅举人，刑部候补郎中，张百熙调其兼京师大学堂编书局襄校。[131]可见张、陆二总裁早已在隶籍湖南的糊名试卷中“摸索”陈毅之卷。后来陈毅果然高中甲辰恩科会试第八名，并为刘廷琛第六房房首。[132]
其次，敲定会元及十八房房首（俗称十八魁卷）的操作过程和内幕。据甲辰会试知贡举陈夔龙讲，填榜当日，张百熙手执一卷对他说：“吾乡本朝二百余年，三鼎甲俱备，独少会元。场中得湖南一卷，写作俱佳，以正大光明次序而论，我班次居二，例中会魁（即第二名——引者注）。科举将停，机会难得，情商裕相（裕德——引者注），恳将此卷作为会元，庶使吾乡科名免留缺陷。承裕相允让，即此卷是也。”[133]可以想见，张百熙在奉派总裁之后、开始阅卷之前，当已萌生取中湘人为会元之念，且得到了陆润庠支持。因此，张、陆从阅卷开始便在寻觅“可作领袖”的湖南佳卷。评阅头场时，湖南一卷即被挑了出来。陆润庠致张百熙手札曰：
此文或可作领袖矣，看二三场如何再定可也。五艺一律……珂乡多才，江南人士当低首拜下风矣。[134]
迨二场阅罢，评价更高：
读佳卷，非但四千年史全题在握，是并上下球之大势而包括之，较之弟之闽卷又出一头，可贺可贺。惟三艺刻时甚费手，彼以申、商全误作申、韩，约须酌改一二十句，方可全刻。（幸而题目未误）。想早见及之矣。[135]
可知此卷固佳，但其实头场第三题答卷将“申、商全误作申、韩”，瑕疵亦显然。不过，张百熙、陆润庠等人可以在发刻之前帮其改正。改正之后，陆润庠先商请正总裁裕德“奉让”，获得了首肯。于是陆润庠通报张百熙道：
务二卷顷已拜读一过，一律精美，以此定元，极其体面。与寿相（裕德——引者注）商之，决计奉让，望即日发刻为要。但弟之闽卷亦不弱，尊处既有元公（？），则五房房首可否让我？头、二场卷谨奉阅，乞一比较。[136]
可知张百熙拟中会元的湖南卷，是先由陆润庠商请裕德同意的。或许张百熙不便直接向裕德提出，所以请与裕德同在东两堂的陆润庠先为“试探”。陆润庠与裕德系壬寅顺天乡试主考同事，且系状元出身，学问甚佳，说话亦有分量。陆润庠既助张百熙实现湖南士子夺取会元的“大业”，也以赵启霖第五房房首“相索”，张百熙自然答应。其实，赵启霖房首为福建人林志烜，会试第三，即陆润庠欣赏的“闽卷”。[137]
四月初二日，四总裁讨论决定会元和十八魁卷，内监试王振声的记载既坐实了会元系张百熙所定，又揭示了四总裁各自所定魁卷之多寡：
四总裁会商各房首十八魁卷。午后，总裁前后将各房首卷封送，交监试转交各房磨勘加墨圈。计正堂五卷、大堂六卷、光堂四卷、明堂三卷，共十八卷，分开包封，令礼部供事分送，取回条。闻会元系八房阎（阎志廉）荐，大堂定。[138]
徐凌霄、徐一士曾将此事归结于裕德的谦让。[139]不无道理。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取中会试会元、殿试状元，既代表着总裁的学识，更体现着科场内外的权力，又带来美好声誉，历来是总裁争夺的焦点，翁同龢、徐桐、崑冈等人均曾有过激烈争论。[140]所以，此事亦可从甲辰恩科会试总裁的“权势”格局着眼。张百熙和陆润庠系同治甲戌科同年，又同值南书房，关系极密。一个状元出身的旧学权威，一个管学大臣，加上戴鸿慈，几乎可以架空正总裁裕德。因此，裕德恐怕也不得不谦让。事实上，在决定刻卷中，三位汉人副总裁经常互动，“排除”了满人裕德。
陆润庠一札谓：“昨今得极佳二卷，意欲每本刻数篇，特呈大（张百熙）、明（戴鸿慈）公共欣赏之，且为我酌之。”另一札云：“弟处广西、四川各一本，均不惬心。尊处有蜀、桂佳卷而向隅者否？如其有之，则可移赠也。大、明公以为何如？”又一札请张百熙阅过交戴鸿慈再阅：“此卷顷始补荐前来，乞阅过再送明处一阅。”有一札更是明言不令裕德闻知：“改得极好极好，早知已刻好，即不改亦无妨。此本弟意，无庸告裕（德）也。”[141]
进言之，不仅会元由张百熙所定，十八魁卷中，张百熙在让予陆润庠一卷后，仍以六卷居首。可见虽然裕德、陆润庠、戴鸿慈均有过主试策论的经验，但此次会试中权力最大的却是张百熙。这恐怕既与张百熙的声望和性格有关，更与其管学大臣的身份分不开。要知道，此时不仅科举改制，而且几个月前三科递减的方案已奉旨依议，科举、学堂此消彼长的态势已逐渐明朗。
此外，张百熙在揭晓之前，还在撤换或改拨中式之人。王振声四月初六日记道：“大堂与第五房赵（赵启霖）斟酌撤河南卷一本，补中十二房河南卷一本。”初九日又记道：“今早大堂来函，十房中卷江苏位玖捌拨十五房，旋送卷来，改荐戳，改房签，仍送十房、十五房阅过，再送大堂。监试处将红号簿拨改。”[142]
有意思的是，这位江苏卷的作者正是大名鼎鼎的王季烈。本来，《朱卷集成》中王季烈卷的荐卷同考官竟有二人——王会釐和萧荣爵，颇不寻常。从前文同考官分房可知，王、萧二人分居十房和十五房，恰与王振声的记载吻合。值得注意的是，王会釐给王季烈的二场策题写了“长荐批”：“首策以国势定教育先后，国民三项确有着落。言日本尤详。次言中国农务之弊，约举应办二事，与西法略参异同。三、四历举外交史及日、埃事，了如指掌。五逐层驳诘，使彼族无从置喙，尤为他卷所无。合观五艺，西学精通，伟词确识，不徒以满幅见长。”不过，总裁的原批却说：“首场气势磅礴，饶有思议。次熟悉中外时事，指画周详。三多中肯语，惜得卷已迟，无额可取矣。四月初二日。”亦即王季烈二场突出，很可能系由补荐而来，卷到总裁之手已迟，故一开始因额满被摈。然而，次日总裁又批：“细阅全卷，诸作气息深厚，议论崇闳，非究心时务，洞悉中外情形，不能有此杰构。于学务一首最中窾要。所谓人皆孑孑，我独有余。他卷似此透澈者颇少，特录之以为识时者劝。四月初三日。”[143]说明张百熙在权衡之后，决定补中此卷，但很可能十房江苏佳卷已多，而十五房还可活动，故拨入萧荣爵的十五房。看来总裁阅卷取中的内幕和玄机还有不少可探究的空间。
四 两科贡士取中情况分析
作为举国瞩目的抡才大典，会试考生数、中额、中率及其变化是重要的面向。经过上文所述的考试运行过程，癸卯、甲辰会试分别取中306名和276名贡士。那么，与科举改制前的会试相比，此二科在考生数、中额、中率方面有何新特征？各省情形有何新变化？哪些举人更易脱颖而出？均是与借闱河南、科举改制直接相关的问题。
总考生数、中额与中率
有清一代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开始，会试分省取中，中额以当科各省“入场举人数目，并上三科人数、中数”为据，临时钦定，大约二十取一。[144]此后数科会试中额均在200人上下，至雍正八年（1730）暴增至407人，为清代峰值。此后大体一路走低，至乾隆末期跌至百人上下。嘉庆朝会试中额明显增加，均值为232人，道光朝则略有降低。咸、同军兴，入京会试人少，中额自然走低。同治四年（1865）举行镇压太平天国后的首次会试，中额开始回升。此后随着荡平捻军等动乱，宇内渐安，且乡试中额因地方捐输而颇有增加，新举人数量上升，故同治十年（1871）会试人数高达7148人，中额也飙升至326人。自此至1905年科举停罢的30余年间，除光绪乙未科与甲辰恩科外，每科会试中额均超过300人。[145]
据表4-7可知，光绪朝十三科会试中，考生数的极小值和极大值分别来自1895年乙未科（4734人）和1898年戊戌科（7875人）。前者因受甲午战争影响，大量南方举子裹足不前，入场无多，故中额亦创下光绪朝最低的266人。后者因1898年系举人大挑之年，故老举人来者甚多，既考会试，兼应大挑，所以人数最多。如山西举人就多达382人，为数科以来之最。[146]最多与最少均属特例而非常态。统计光绪朝十三科，平均入场人数约为6162人，平均中额则为314人。如果除去乙未、戊戌两科特例以及借闱改制的癸卯、甲辰二科，只统计1876～1894年的九科，则平均入场人数约为6314人，平均中额则为322人。
从中率来看，会试定制二十取一，即5%的取中率，同、光两朝历科会试中率亦在5%上下浮动。大抵考生多，中率下降，反之上升，道理甚浅。不过，最高可达6.61%，约十五取一，最低仅为4.11%，约二十四取一，差距亦不容忽视。其原因在于，虽然中额随考生人数之多寡而升降，然中额的调整幅度一般小于考生人数的变化幅度，所以考生人数一旦超过6500，则中率必然降至5%以下，人数不及4500，中率则升至6%以上。惟光绪丙子恩科，系因光绪皇帝登基而开，又值同光中兴，海内安定，加恩多取，而考生人数亦不甚多，故中率亦升至6.12%。
王德昭曾就清代112科会试说：“各科应考会试人数，更无正确记录可据。大抵每科新中举人约1200人，历届会试未中举人来考者如以五倍计算，作6000人，则各届会试人数约七八千人，取中的机会仍仅约一与三十之比。”[147]若据同、光两朝19科会试来讲，则每科考生人数比王德昭估计的要少一两千人，而中率普遍比3.3%（一与三十之比）的估计要高出1至3个百分点。
反观科举改制下的癸卯、甲辰二科，三场完卷考生分别为5264人和5410人，仅高于战争时期的乙未科，远低于光绪朝十三科的均值。[148]与考生人数不多相应，癸卯、甲辰二科之中额亦为同、光以来和平年份里的最低值——分别为306人与276人。[149]其实，癸卯科的正式称谓为“辛丑、壬寅恩正并科”，既有恩科，又系两科并考，故中额加广本是必然之理，然因考生不多，且朝内正议科举减额，所以中额亦不甚增加。[150]但由于考生有限，故5.81%的中率亦属偏高，所以整体来看，癸卯科考中的概率较大。次年甲辰恩科，系因慈禧太后七十大寿而开，本应广额。然而，彼时张之洞等人力推的三科减停科举方案甫经颁布，科举已成弩末之势。[151]所以，虽然甲辰科考生较癸卯科多出147人，而中额反较癸卯科减少30人之多。故甲辰恩科，亦即中国最后一科会试的取中率为5.11%，较癸卯科更难考中。
分省考生数、中额与中率
清代会试分省取中之后，各省的中额多寡不一，多者20多名，少者10多名，最少者仅数名。[152]每科各省中额临时钦定，取决于两个因素：该省历来之文风高下和当科的人数多寡。前者体现为各省的“预期中额”，比较固定；后者则变动不居，如遇战乱或其他变故，人数更是颇为悬殊。晚清同、光以来，既有战争时期，又有多年和平岁月，更有最后两科借闱河南的特例，故将历科数据加以统计，可以据此观察和分析晚清会试分省中额的状况和分配原则。
从表4-8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1）在同、光两朝的19科会试中，各省中额并非“通常不变”，[153]而是围绕一个固定数值上下浮动。该数值接近表4-8中的“高频值”，可以称之为各省的“预期中额”。（2）预期中额之多寡，代表着文风之高下，可据此分为大、中、小省：江苏、浙江、直隶稳居前三，江西、山东、福建紧随其后，均在20以上，为大省；河南、安徽、广东、湖北、四川、湖南、陕西在14～17之间，为中省；广西、云南、贵州、山西、甘肃及八旗、奉天、台湾为小省。（3）除河南、奉天、广西外，各省中额的“最小值”普遍与其“高频值”差距颇大，说明战争或其他变故期间，某省考生人数明显少于往常，其中额据入场人数酌定，必然远低于该省的预期中额。（4）各省中额的“最大值”普遍与其“高频值”相差无几，说明即使某科某省考生人数较往常多出不少，其中额增加的幅度也甚为微小。比如光绪戊戌科考生人数多达7875人，但各省中额也不过“以三科比较略有加增”。[154]
表4-8 同治、光绪两朝19科会试（1862～1904）分省中额统计
具体到癸卯、甲辰二科，大抵亦据各省的预期中额分配，而无一省超过其预期中额。癸卯科大多数省份与其预期中额持平，江苏、浙江、安徽、陕西四省缩水1至2名，而尤以满洲、汉军八旗减额为多。至甲辰科，各省则一律缩减中额。
不过，考虑到科举改制、条约停试、借闱河南的特殊情况，癸卯、甲辰二科在中额缩水的同时，各省考生人数也有不同变化，所以分省中率，亦即各省举子考中的难易程度也与此前有所不同，表4-9即是该情形的反应。以癸卯科为例，对比此前诸科，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1）旗人名额缩水而取中率反而大升。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此前满洲八旗的取中率在5%上下，蒙古、汉军略高，但多在8%以内，且人数较少。所以，从会试取中率看，旗人并无特权。由于《辛丑条约》的影响，京旗人员被看作北京土著，[155]五年内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故参加癸卯科会试的满洲、蒙古、汉军八旗人员均属各地驻防。所以旗籍考生人数大减，满洲八旗从约180人减至64人，蒙古八旗从约40人减至21人，汉军八旗从约80人锐减至13人。结果是，虽然满洲、蒙古、汉军的中额分别缩减至6名、3名、2名，其中率却分别飙升至9.4%、14.3%、15.4%。
（2）直隶的“反常”情形。直隶为清朝第一省，若以今度古，理应在会试中“占便宜”。然而，事实却是，虽然直隶中额排前三，约24名，但一则举人多，二则赴考路近，所以同、光年间历科考生人数牢牢占据全国首位，多则近800人，少亦达658人。故直隶此前诸科的取中率仅略高于3%，约三十人取一，可与广东并列全国倒数第一。迨癸卯科，既因直隶天津、保定等府部分士子停考，又因借闱河南较前路远，以致考生人数暴跌至468人，而中额仍为24名，所以取中率升至5.13%。山西亦有停考地方，考生人数也有所减少，故中率略有升高。
（3）东道主河南人数多而中率最低。癸卯科借闱开封贡院，所以河南举人高达438名，仅次于直隶，以致河南的取中率降至3.88%，为癸卯科各省最低。陕西、甘肃此前取中率多在8%以上，高居各省之首。此次赴河南考试，较入京为近，所以入场人数反而较前稍多，而取中率也略有下降，不过，仍排在全国前列。
（4）江浙、西南各省人数减少而取中率多有提升。由于借闱河南，江苏、浙江、安徽（虽然邻省）考生均较此前为少，虽中额减少1至2名，而中率却有所提升，浙江尤为明显，其举人考中的机会更大。广东、广西、贵州考生亦减少，中率亦升。此外四川、两湖、江西、福建等省变化不大。
遗憾的是，暂未找到甲辰恩科各省考生入场人数。不过，甲辰恩科考生总数为5410，较癸卯科多出147人，仅增2.8%，中额却缩减30名，下降9.8%，因而取中率减至5.11%。该科各省中额普遍较癸卯科缩额1至2名，所以分省取中率自较癸卯科均有下降。
必须指出的是，在分省取中的规制下，虽然天下举人一同会试，但每科各省中额临时酌定，所以某个举人能否考中，取决于其本省考生内部的竞争（类似当下高考）。中额及名列前茅者的多寡，才显示各省文风之高下以及会试表现之优劣。
李林据进士题名录及曾重凯的研究数据，统计了癸卯、甲辰二科各省进士人数及其占该科总人数的百分比，并据何炳棣的研究数据列出了清代各省历科进士总数及其占清代总进士数的百分比。在比较两组百分比后，李林发现“河南、山西、陕西这三个内陆省份，癸卯、甲辰科进士数占据该科进士总数的百分比均低于其清代平均水平，而福建、湖北、安徽、广东、四川、湖南则刚好相反”，于是就讲这一变化“说明在从全考经史到加试西学的科举改制中，沿海及通商口岸，以及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省份，其士子在接触吸收西学方面相较内陆学子有近水楼台的优势，故两科会试表现相对较佳”。其实，各省进士人数比重的变化与最后两科会试的表现没有关系。如果要说明沿海及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士子在科举改制后的会试中表现更好（其实不需证明，科举改制之前亦表现更好），应对比同一省内来自“发达”和“落后”地区士子的不同表现。所以，在同一张表中，江苏、浙江、直隶、山东四个经济文化更为发达的省份，其癸卯、甲辰两科进士所占当科进士总数的百分比，也低于其清代平均值，李林却“视而不见”。相反，他又发现更是落后地区的“云南、贵州、广西、甘肃、奉天”，其最后两科进士百分比，却都高于其清代总体平均水平。于是又说“这应是人为调控中额以保证落后地区士子中式机会所致”。[156]既误读统计数据，解释也自相矛盾。这提示出，既要首先统计准确数据，更要理解其代表的意义，也须尽量警惕“过度”分析数据。同时，对比清代总体数据固然必要，也可看出一些趋势，但若不对比考察科举改制前几十年的情况，仅据几百年的“大数据”而谈癸卯、甲辰二科的特征，难免空疏偏颇。
从举人科分看贡士构成
癸卯、甲辰二科闱中举人和取中贡士的一大构成特征是，新举人，亦即辛丑科举改章之后的壬寅、癸卯两科“策论”举人，占据了入场考生和取中贡士的极高比例。
究其缘由，首先因为庚子、辛丑两科乡试并行，举额加倍，故辛丑年以八股文举行乡试的两广、云贵、甘肃五省新中“八股”举人590名，壬寅年直隶、江南等省乡试新中“策论”举人高达2325名，合计新科举人高达2915名。[157]当然，有多少新科举人参加了癸卯科会试需要首先确定。
向例新中举人及前三科未复试举人，须于会试前在京师贡院复试。癸卯、甲辰会试既借闱河南，故举人复试也随之借闱河南，并援照同治年间成案，先会试，再补复试。[158]因此，复试人数恰为两科会试的举人科分构成提供了参照依据。据癸卯科会试知贡举张人骏的记录，会试后参加复试的举人高达2703人。[159]而癸卯科三场实进举人共5264名。这就表明，复试举人占考生人数的一半以上。
表4-9 光绪朝若干科会试分省中额、考生数与中率
表4-9 光绪朝若干科会试分省中额、考生数与中率-续表
不过，新科举人总数比复试举人还多出212名。显然，至少有200多名新科举人未能来到开封参加癸卯会试，其原因包括去世、生病、丁忧、回避、不愿会试、盘费不够、迟误期限等。[160]同时，2703名复试举人中也必然包括为数不少的前三科未复试举人，比如商衍鎏系甲午科举人，乙未科、戊戌科分别因战争和丁忧而未能赴京会试，所以癸卯科会试后也须参加举人复试。因此，如果从2703名复试举人中排除甲午科、丁酉科举人，保守估计，很可能有300名新科举人未能入场会试。那么，参加癸卯科会试的新科举人当在2600人左右，不到总考生数的50%，“策论”举人估计在2100人左右，约占总考生数的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