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再将癸卯科贡士的中举科分统计一番（详表4-10），可以发现，辛丑、壬寅两年新中式举人共占53.6%，而“策论”举人占46.1%，高出其在总考生数中的比例（40%）约6个百分点。[161]这说明在科举改制后中式的“策论”举人，不仅在癸卯科总人数中比例高，而且整体表现相对好，更易考中贡士。
表4-10 癸卯科贡士中举科分统计
迨至1904年甲辰恩科，三场完卷考生共5410人，其中参加举人复试的共1508人。[162]经统计，癸卯恩科各省新中举人共1469名。[163]这说明参加举人复试的一些士子是上年未参加癸卯科会试的辛丑、壬寅科举人。而癸卯恩科新举人中，必也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赴汴会试。保守估计，不会有超过1400名癸卯科新举人参加了甲辰会试。那么，癸卯科新举人占考生人数的比例则必然小于25.9%。然而，癸卯科新举人考中贡士的比例则至少为30.1%（详表4-11）。这与癸卯科会试的情况相吻合，即新中式的“策论”举人在会试中整体表现更佳。
表4-11 甲辰恩科贡士中举科分统计
值得注意的是，在癸卯科贡士中，科举改制后的“策论”举人占46%，而仅仅一年之后，“策论”举人在甲辰恩科贡士中的比例已接近65%。因此可以说，癸卯、甲辰两科贡士，其乡试多出于壬寅、癸卯二科。[164]这自然因为壬寅、癸卯举人已通过科举改制下乡试的“洗礼”和选拔，在知识结构、答题技巧、楷法等方面更为擅长。同时也说明，科举改制后的乡、会试确实变动不小，拔取的人才也与此前有所不同，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同构性和一体性。
两科贡士中的绝大多数随后通过殿试成为进士。因此，对于癸卯、甲辰两科进士而言，许多人既是乡试同年，又是会试同年。不少人虽然分别为癸卯进士和甲辰进士，但又系乡试同年。加以变通新进士章程，癸卯、甲辰二科中诸多进士接着在京师大学堂进士馆学习法政、理财等“新学”，因此又兼了同学之谊。这种过渡时代所兼具的科举同年和学堂同学关系，在随后的清末民国时期，成了癸卯、甲辰进士聚合共事、发起结社与维系认同的基础。
癸卯、甲辰二科既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两科会试，亦是清季科举改制在会试层面的实践。考官基本按照辛丑科举奏定章程主持了会试大典。从三场考试来看，头场中国政治史事论题引导士子究心经世史学，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题意在引导士子关注新学时务。史论题效果稍好，但以辅佐富强为上，且首道不出周秦范围，考生既不难预拟题目，[165]考官出题亦易撞题，似较八股时代更甚。策题指向性强，答卷雷同度高，尚难称其为“学”，效果有限。四书五经义题置于三场，且题量太少，荒经之弊不可避免。
从阅卷取中的实际过程来看，重头场主要是荐卷、阅卷程序导致的。但二、三场既有补荐机会，且两科会试，尤其是甲辰恩科，头场荐卷率大幅提升，因而二、三场的作用亦不可轻忽，并非只看头场。二场“新学出彩”、三场经义湛深的卷子，亦有补荐的机会脱颖而出，经补荐取中者约占中额的1/15。从阅卷取中的标准和内幕来看，科举改制后，史学功底、古文素养的作用凸显，答卷则须新警动人。废除誊录突出了会试中楷法的重要性，且认字取中的弊端亦所不免。此外，斯时文网已大开，谭延闿卷虽然甚佳，但涉及辽、金题的答卷，若在康乾时期，很可能要吃文字狱，而竟高中会元。[166]
* * *
[1] 稊园（关赓麟）诗题，孑厂（郭则沄）辑《科举概咏》，《中和月刊》第1卷第11期，1940年11月，第50页。
[2] 礼部：《续增科场条例》（光绪十一年至二十八年）第11册，第7～11、14～15页。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第220～221页。
[4] 范沛潍：《清末癸卯甲辰科会试述论》，《历史档案》1993年第3期；王瑶、李银良：《清末最后一次会试考述》，《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5] 《寄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三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234～235页。
[6] 《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电报》（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186页。
[7] 《致京英国钦差萨大臣、德国钦差穆大臣》（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九日子刻发）、《致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丑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89～8590页。《江宁刘制台来电》（辛丑四月廿一日酉刻发、亥刻到），《张之洞档》第87册，第464页。
[8] Ian Ruxton，ed.，The Semi-Official Letters of British Envoy Sir Ernest Satow from Japan and China（1895-1906），p.247.
[9] 《柔克义致海函》（119号），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1901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有关义和团运动暨辛丑条约谈判的文件》，刘心显、刘海岩译，齐鲁书社，1984，第330页。
[10] 《寄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六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8册，第291页。
[11] 《致西安行在军机处》（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九日午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2222～2223页。
[12] 《致西安鹿尚书》（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九日午刻发），《张之洞档》第35册，第354～355页。
[13] 《时事要闻》，《中外日报》1901年9月6日，第1版。
[14] 《时事要闻》，《中外日报》1901年10月25日，第1版。
[15] 《冯汝琪致冯金鉴》（辛丑九月卅日），《冯汝琪家信》，近代史所档案馆藏，甲203。
[16] 《时事要闻》，《字林西报》（九月十三日），《中外日报》译载，1901年10月25日，第1版。
[17] 《江南会试》，《选报》第1期，1901年11月11日，无页码。
[18] 礼部：《续增科场条例》（光绪十一年至二十八年）第11册，第8页。
[19] Ian Ruxton，ed.，The Semi-Official Letters of British Envoy Sir Ernest Satow from Japan and China（1895-1906），p.244.
[20] 《致西安行在军机处、江宁刘制台、上海盛大臣转全权大臣》（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初八日未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77页。
[21] 《复奏踌躇》，《中外日报》1901年11月14日，第2版。
[22] 其实，因为全权大臣争取北京会试的交涉失败，所以即使京师贡院未毁，也须借闱。王瑶、李银良已指出此点（《清末最后一次会试考述》，《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第89页）。
[23] 范沛潍：《清末癸卯甲辰科会试述论》，《历史档案》1993年第3期，第106～107页。
[24] 《论汴省举行乡会试之非宜》，《申报》1903年5月13日，第1版。
[25] 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第216页。
[26] 于荫霖：《悚斋日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224），第1263～1264页。
[27] 《致陈弢盦阁部》（约辛丑十一月），张佩纶：《涧于集·书牍》第6卷，1926年涧于草堂刻本。
[28] 王振声：《心清室日记》，第23页。
[29] 礼部：《续增科场条例》（光绪十一年至二十八年）第11册，第19～20页。
[30] 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第218页。
[31] 以下考题见《光绪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录》，1903年刻本，第14～15页；《光绪甲辰恩科会试录》，1904年刻本，第12～14页。不再一一注出。
[32] 王振声：《心清室日记》，第95～96页。
[33] 参见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1206～1208页。
[34] 范沛潍：《清末癸卯甲辰科会试述论》，《历史档案》1993年第3期，第109页；李林：《从经史八股到政艺策论：清末癸卯、甲辰科会试论析》，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5期，2012年7月，第182页。
[35] 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91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第129页。
[36] 谌东飚校点《瞿鸿禨集》，第170页。
[37] 《于式枚致端方》（甲辰四月四日），《端方档》，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1辑第143册，大象出版社，2011，第12页。
[38] 《许同莘日记》，近代史所档案馆藏，甲622-11，自编第55页。
[39] 何寿章：《苏甘室日记》，《绍兴丛书》第2辑《史迹汇纂》第12册（下略），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本，第626页。
[40] 何寿章：《苏甘室日记》，第629页。
[41] 何寿章：《苏甘室日记》，第625、630、631、633、634页。
[42] 马太元：《汴游笔记》（日记），第9页。
[43] 李林：《从经史八股到政艺策论：清末癸卯、甲辰科会试论析》，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5期，2012年7月，第182～183页。
[44] 《跋时务通考续编》，《申报》1901年12月2日，第3版。
[45] 《上海鸿文书局新辑〈万国政治艺学全书〉出售股票》，《申报》1902年3月29日，第4版；《石印各省学堂应用各种大本时务新书发售》，《申报》1902年11月13日，第4版。按，均系长期广告。
[46] 王维泰：《汴梁卖书记》，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附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第330页。
[47] 李林：《从经史八股到政艺策论：清末癸卯、甲辰科会试论析》，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5期，2012年7月，第179页。
[48]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第70页。
[49] 商衍鎏：《科举考试的回忆》，《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第432页。
[50] 《许同莘日记》，近代史所档案馆藏，甲622-11，自编第57页。
[51] 《许同莘日记》，近代史所档案馆藏，甲622-11，自编第15页。
[52] 马太元：《汴游笔记》（日记），第10页。
[53] 《光绪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闱墨》，借河南闱文明堂镌，1903年刻本，第7、8页。
[54] 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88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第278页。
[55] 《光绪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闱墨》，第57、61～62页。
[56] 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90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第21页。
[57] 《光绪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闱墨》，第29、30、109～110页。
[58] 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88册，第453页。
[59] 《光绪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闱墨》，第43页。
[60] 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88册，第235、335、336、361页。
[61] 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89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第56、333、407～408页。
[62] 《光绪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闱墨》，第38～39页。
[63] 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89册，第301页。
[64] 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88册，第307～308页。
[65] 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89册，第359～360页。
[66] 《光绪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闱墨》，第34～35页。
[67] 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89册，第166～167页。
[68] 《光绪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闱墨》，第68页。
[69] 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89册，第23～26页；《光绪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闱墨》，第73～74页。
[70] 李林：《从经史八股到政艺策论：清末癸卯、甲辰科会试论析》，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5期，2012年7月，第181页。
[71] 《光绪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闱墨》，第18、80页。
[72] 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89册，第29页。
[73] 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88册，第242、460～461页；《清代朱卷集成》第89册，第252～253、463页。
[74] 《光绪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闱墨》，第32页。
[75] 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89册，第435页；
[76] 《光绪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闱墨》，第46～47页。
[77] 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90册，第408～415页。
[78] 《光绪甲辰恩科会试第六房同门墨卷》，1904年刻本，第3～4页。
[79] 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90册，第183～189页。
[80] 《与周玉山廉访》（戊戌五月十六日），徐寿凯、施培毅校点《吴汝纶尺牍》，第132页。
[81] 《妥议科举新章折》（戊戌五月十六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307页。
[82] 《遵旨条议敬抒管见折》（约辛丑四月），于翰笃编《于中丞（荫霖）奏议》，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223），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第386页。按，此折开头就称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三月云云，而李林引用此折却称“御史于荫霖在1898年就奏称”云云（《从经史八股到政艺策论：清末癸卯、甲辰科会试论析》，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5期，2012年7月，第186页），作者身份和时间均误。
[83] 参见法式善等《清秘述闻三种》中册，中华书局，1982，第741～766页；《清秘述闻三种》下册，第962～1003页。
[84] 《致熊元鹗》（甲辰三月初八日），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第250页。
[85] 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第217页。
[86] 《北闱分房日记》（抄本），见王振声《心清室评语选录》附录，国家图书馆古籍部藏，无页码。内署“北闱分房日记，抄录夏闰之本”。按，北闱即顺天乡试，夏闰之即夏孙桐，曾任戊戌会试同考官，而并未任过顺天乡试同考官，可知此日记并非夏氏所记，很可能是其戊戌年任会试同考官时所抄录。
[87] 王振声：《心清室日记》，第14页。原文为“借夏闰之《秋闱分校纪事》钞录”，可见《秋闱分校纪事》与《北闱分房日记》当为同书异名。
[88] 《北闱分房日记》（抄本），见王振声《心清室评语选录》附录，国家图书馆古籍部藏，无页码。
[89] 王振声：《心清室日记》，第23～29页；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第218～221页。
[90] 张守中编《张人骏家书日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第158、159页。
[91] 李林对同考官阅卷、荐卷的程序似有隔膜，故将房官评阅三场试卷13篇的时间平均计算，估算房官“批阅每篇文章的平均时间也大概仅五分钟”（《从经史八股到政艺策论：清末癸卯、甲辰科会试论析》，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5期，2012年7月，第188页）。显然是偏差很大的。其实，房官阅头场试卷用时甚长，二场、三场用时较短，并非平均用力。
[92] 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第219页。
[93] 王振声：《心清室日记》，第101、102～103页。
[94] 王振声：《心清室日记》，第108、109页。
[95] 陈澧：《科场议三》，《东塾集》卷2，光绪十八年菊坡精舍刻本。
[96] 李林：《从经史八股到政艺策论：清末癸卯、甲辰科会试论析》，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5期，2012年7月，第187页。
[97] 江南乡试虽亦十八房，但只两主考，其他省同考官则自八房至十六房不等。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第98～99页。
[98] 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第221页。
[99]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第101页。
[100] 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第218页。
[101] 王振声：《心清室日记》，第111、112、113页。按，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补荐14本，二十八日3本，四月一日7本，二日补荐数以□代，三日补荐数本。
[102] 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第221页。
[103] 王振声：《心清室日记》，第115～116页。
[104] 《光绪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闱墨》，第46～49、68～70、75～76、79～85、111～112页。
[105] 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第219页。
[106] 王振声：《心清室日记》，第108页。
[107] 商衍鎏讲科举改制前的情形就说：虽然重头场，尤其重头场首艺，但取列在前者，“三场各艺必须匀称，考官若重实学，则二、三场之草率者亦不予取中”（《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相关著作》，第101页）。
[108] 李林说每篇300～700字（《从经史八股到政艺策论：清末癸卯、甲辰科会试论析》，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5期，2012年7月，第188页），不知何据。观《清代朱卷集成》所录癸卯、甲辰进士朱卷，可知超过千字的比比皆是。
[109] 吕佩芬：《湘轺日记》，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54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第130页。
[110] 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69～70页。
[111] 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88册，第235、237、308页；《清代朱卷集成》第89册，第333页。
[112] 许珏：《复斋戒侄书》（癸卯正月廿二日、腊月初五日），原件扫描，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
[113] 《冯金鉴致冯汝琪》（癸卯闰五月十八日），《冯汝琪家信》，近代史所档案馆藏，甲203。
[114] 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第219页。
[115] 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第222页。
[116] 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第220页。
[117] 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第221页。
[118] 《陆润庠致张百熙》（约甲辰四月初），《同光年间名人书札》第7册，近代史所档案馆藏，乙C19。按，“万不能再为人所摇”似指蔡金台补荐一卷，陆润庠不认可，故建议张百熙、戴鸿慈不必撤换。
[119] 单镇在自订年谱中称癸卯会试副总裁张英麟命其“代拟《会试录后序》一篇”。单镇：《桂阴居自订年谱》，单弘标点，《苏州史志资料选辑》总第30辑，2005，第145页。喻长霖的文集中亦有代拟壬寅顺天乡试录序、代拟癸卯浙江乡试录序的记载和序文。喻长霖：《惺諟斋初稿》卷3，宣统三年孟冬铅印再版。张佩纶也曾为李鸿藻代拟会试录前序。张佩纶：《涧于集·文集》卷上，1926年涧于草堂刻本。
[120] 曹南屏：《清末科举改制后的科举考试与新学传播》，《学术月刊》2013年第7期，第148～150页。
[121] 李林：《从经史八股到政艺策论：清末癸卯、甲辰科会试论析》，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5期，2012年7月，第190～191页。
[122] 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第85页。
[123] 何寿章：《苏甘室日记》，第634页；马太元：《汴游笔记》（日记），第9页。
[124] 《冯金鉴致冯汝琪》（癸卯闰五月十八日发），《冯汝琪家信》，近代史所档案馆藏，甲203。
[125] 吕佩芬：《湘轺日记》，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54册，第154页。
[126]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78页。
[127] 刘大鹏：《乔梓公车日记》，《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校注，第609页。
[128] 谭延闿卷诚佳，但有小疵，详下文。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78页；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310～311页。
[129]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294～296页。
[130] 《陆润庠致张百熙》（约甲辰三月中旬），《同光年间名人书札》第7册，近代史所档案馆藏，乙C19。
[131] 北京大学堂编《京师大学堂同学录》，1903，第17页。
[132] 《光绪甲辰恩科会试第六房同门墨卷》，1904年刻本，第1页。
[133]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78页。
[134] 《陆润庠致张百熙》（约甲辰三月二十日），《同光年间名人书札》第7册，近代史所档案馆藏，乙C19。
[135] 《陆润庠致张百熙》（约甲辰三月底），《同光年间名人书札》第7册，近代史所档案馆藏，乙C19。
[136] 《陆润庠致张百熙》（约甲辰四月初），《同光年间名人书札》第7册，近代史所档案馆藏，乙C19。
[137] 赵启霖：《赵瀞园集》，施明、刘志盛整理，湖南出版社，1992，第332～333页。
[138] 王振声：《心清室日记》，第113页。
[139]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311页。
[140] 何刚德：《春明梦录》卷上，《春明梦录·客座偶谈》，第35页a～36页b。
[141] 《陆润庠致张百熙、戴鸿慈》（约甲辰四月上旬），《同光年间名人书札》第7册，近代史所档案馆藏，乙C19。
[142] 王振声：《心清室日记》，第115～116、118页。
[143] 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90册，第399～400页。
[144]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第128页。
[145] 清代历科会试中额（贡士数），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表27，李荣昌等译，第129～133页。同、光各科中额及考生人数，详表4-7。
[146]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校注，第80页。
[147]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第65页。
[148] 这与借闱河南导致不少考生视为畏途而未赴考，且有的考生迟误场期有关。此外，《辛丑条约》规定北京等闹义和团地方停试五年，故直隶考生人数较往常减少200余人，满洲、蒙古、汉军京旗考生亦减少200余人。
[149] 按，每科会试中额，即贡士数，与进士数略有出入。李林据张仲礼统计的数据，计算出清代每科进士总平均数为239人，遂得出癸卯、甲辰二科进士数均高于有清一代总平均数的认识，固然不错，但考虑到同、光以来贡士数与进士数飙升的实际，则癸卯、甲辰贡士数较前减少才是两科会试更为切实的特征。李林：《从经史八股到政艺策论：清末癸卯、甲辰科会试论析》，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5期，2012年7月，第192～193页。
[150] 同考官恽毓鼎亦称“恐因人数不多之故”。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第220页。
[151] 《致熊元锷》（甲辰二月十八日），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第249页。
[152]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第128页。
[153] 张仲礼谓“实际上各省名额每次通常不变”，并以1889年会试中额为例作说明，略欠准确。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李荣昌等译，第100～101页。
[154] 翁万戈校订《翁同龢日记》第7册，第3162页。
[155] 礼部：《续增科场条例》（光绪十一年至二十八年）第11册，第42页。
[156] 李林：《从经史八股到政艺策论：清末癸卯、甲辰科会试论析》，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5期，2012年7月，第193～194页。
[157] 据《光绪辛丑科补行庚子恩科各省乡试同年全录》下册（1901年校刊，1902年刻本，第1页）、《光绪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顺天乡试同年全录》（1902年刻本，第1～22页）统计。此外，壬寅顺天乡试，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又分别取中“策论”举人37名、2名、1名、3名，甘肃无之。
[158] 礼部：《续增科场条例》（光绪十一年至二十八年）第11册，第9～10页。
[159] 张守中编《张人骏家书日记》，第160页。
[160] 张人骏的儿子、侄子以及张佩纶子张志潜均因张人骏为知贡举而回避。谭延闿虽来到开封，但因其姐夫胡翔林被派为内场监试官而回避。此种例子当有不少。因丁忧、生病、误期及其他原因不能来汴的举人必然更多。
[161] 由于上文估计未参加癸卯科会试的新举人人数时，相对保守，实际很可能比6个百分点更高。
[162] 台北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9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4，第293、315～316页。内监试王振声记录的数据分别为5411人和1510人。王振声：《心清室日记》，第101、106页。
[163] 《光绪癸卯恩科乡试十八省同年全录》，1903年刻本，第1页。
[164] 正因为癸卯、甲辰进士大多数是由壬寅、癸卯各科举人考中的，也即中举后一两年内就考中进士，所以拉低了癸卯、甲辰进士的平均年龄。李林已统计发现癸卯、甲辰贡士的平均年龄分别为32.5岁和30.5岁，低于张仲礼所统计的1835年（约36岁）、1868年（约34岁）和1894年（约33岁）三科进士的平均年龄，且呈逐渐年轻化趋势，惟自称“具体原因待考”。李林：《从经史八股到政艺策论：清末癸卯、甲辰科会试论析》，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5期，2012年7月，第194～195页。
[165] 钱振锽：《科举题目》，《名山语类》卷4，第3页，载《名山全集》，民国活字本。
[166]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312～3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