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癸卯、甲辰会试是辛丑科举新章的践行，那么甲辰年进士馆的正式开办，就是令新进士入学之举的落实。在科举、学堂此消彼长的转型时代，进士馆这一旨在向科举进士传授新学的特殊学馆，在学员、教习、课程、规章等方面新旧杂陈，实具有科举、学堂、游学“三重奏”的特征。本章将考察进士馆的运行及进士游学的情况。
一 进士馆正式开办
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一月初二日令新进士入大学堂肄业的特旨一颁，进士馆的筹备工作就摆在了管学大臣张百熙及其同事面前。事属创办，颇不易为。所以，次年癸卯科进士朝考分发后，尚无条件开馆，直到甲辰年（1904）四月才正式开办。此中曲折值得一道。
筹备开馆
首先是筹备馆舍。位于东城马神庙的大学堂旧址虽已修葺一新，然格局有限，仕学、师范两馆在此办理，尚称宽敞，但新进士授京职者人数上百，一旦入学，势难容下，故须另觅宝地，供进士馆使用。随后选址传闻纷纭莫辨。不过，最终馆址选在了离大学堂稍远的西城太仆寺街。原来此地“有虎神营地一大方，暂归神机营经管”，庆王奕劻慨允相让，张百熙遂计划在此“建造斋舍两层洋房一百六十余幢，讲堂七八处”，作为进士馆馆舍。[1]不久，京师大学堂支应提调绍英就到“太仆寺街看进士科学堂地基”。[2]据说之所以设进士馆于西城，与位于东城的大学堂拉开距离，还因为张百熙考虑到“学堂最难办”，而新进士“必不免有挟贵之意”，故单开一馆，以便在课程、待遇等方面对新进士“稍示通融”，从而减少他们对大学堂的干扰。[3]接着，大学堂又在太仆寺街购得民房一所，并在工艺局定购桌凳等器具。[4]显然，筹备工作正在渐次进行之中。
然而，照谕旨之意，癸卯科新进士朝考分发后便须入馆肄业，亦即1903年下半年就须开馆。可是，馆舍工程非小，半年时间实在赶办不及。不特此也，即使馆舍就绪，教习从何而来？课程都有哪些？在在需要一番布置。故着手筹办不久，就传说“管学颇以其事为难，大约将来恐办不到”。[5]
当管学大臣正为筹备工作头疼之时，四月中旬以后，汴闱会试新中贡士陆续入京，准备参加复试、殿试和朝考。令新进士入大学堂肄业，不免有轻视科举之嫌，众多科举出身者自然感到不快。且此举在感情、出路两方面都冲击着新科进士，故科举新贵们有所不满也很可理解。随着人数多达三百余人的贡士群体骤集都下，围绕诏开进士馆的争议再度升温。如果说此前报界舆论的声音至多发生间接影响，那么正志得意满的科举新贵却能发挥直接作用。只要他们与反对诏开进士馆的京官同乡走动串联，便会掀起层层波澜。五月初，北京官场传言政府有停罢此举之意；又有御史批评“此举徒增縻费，毫无实益，且多滞碍难行，将来转生钻营之弊”。[6]在这样的情势下，据说本来就对进士馆一事“大不谓然”的张百熙决计停办。[7]
不过，进士入学之议由瞿鸿禨力主促成，又奉明发上谕，所以彻底推翻的可能性极小。况且，此时入京陛见的张之洞，奉命与管学大臣张百熙、荣庆会商学务，也对此议颇为赞许，则进士馆势必仍开。张百熙此时对开进士馆纵然真的不以为然，恐怕更多的也是因为此事极易招致非议，甚至会牵连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大学堂事业；同时，上谕责成他认真经理，而此时馆舍、教习两无着落，尚无条件开馆，发发牢骚，便可先占地步，少担责任，以期缓办。不久，张百熙果然与军机大臣等商定暂缓开办进士馆。
暂缓开馆，虽不得已，而实为良策。首先，停罢不办将直接违旨，并让发起此议的瞿鸿禨、荣庆等人下不来台，暂缓开办则尚可转圜。其次，大学堂方面可从容建造馆舍、延聘教习、设置课程、妥定规章，不致仓促开馆，致贻办理不善、有名无实之讥。最后，更重要的是，可借此给新科庶常放假，以安抚他们听说进士馆仍须办理的“不悦”情绪。[8]同、光以来，新庶常“照例到馆应三五课，即告假回籍，俟散馆之年，始销假还京”，[9]顺便“一路拜客，稍得程仪”，[10]更是人所共知之事，坊间谓之告假措资。“今既须入学堂，势不得请长假”，则趁着进士馆缓开而放假八个月，以便新贵们回籍扫墓或往他处措资，就是照顾到了人之常情。[11]否则，反对开进士馆的情绪必会更大。
此后张之洞、张百熙、荣庆会同制定《进士馆章程》时，规定自春至夏为第一学期，暑后至年终为第二学期，并将新进士给假八个月写进章程，未始不含有“体谅”新进士，以图减少阻力的苦衷。不仅如此，还规定入馆翰林、中书每年给津贴银240两，部属160两，以示体恤。[12]此举固然可说是解其内顾之忧，俾安心求学，[13]但也可以理解为厚其待遇，以减少阻力的思路延续。
新进士放假的同时，筹备工作也在有序进行着。就馆舍工程来讲，进展颇为顺利，至癸卯年底已到扫尾阶段。腊月廿九，绍英“至进士馆看房”，除夕当天仍“至进士馆看应糊棚窗”，可谓克尽厥职。之所以除夕还在忙着赶工，是因为年前成立了总理学务处，管学大臣易为学务大臣，并添派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孙家鼐，与张百熙、荣庆共同担任。而总理学务处的办公地方暂设于新建的进士馆，学务处须搬入办公。甲辰年正月十五日，绍英见证并记录了这一历史时刻：“至学堂照料，移在进士馆，名曰总理学务处，是日孙中堂、张大人到。”三月廿三日，工程终于完工，绍英又“至进士馆收工”。[14]据报道，进士馆工程颇为浩大，讲堂、寄宿舍有“楼房四百二十余间”，“每人各占楼房一间，约有三百精舍，器具精洁，全系工艺商局承办”。[15]
在管理员方面，甲辰年正月二十八日，学务大臣奏派翰林前辈支恒荣（芰卿）为进士馆监督，[16]总理馆中诸务。“又设提调三人”，斋务、庶务提调分别延定达寿、汪凤池，学务提调拟请汪凤藻，但“尚未到馆”。[17]很可能汪凤藻延请未果，后来延聘的学务提调是颇通算学的翰林前辈华学澜（瑞安）。所以，进士馆教习章宗祥说“汪乐（药？）阶及华卒庵分任提调”。[18]汪药阶即汪凤池，此前任大学堂杂务提调；[19]华卒庵即华学澜，卒庵乃瑞安谐音。陶孟和给华学澜的《辛丑日记》写序，征引《天津新志》材料，亦称华学澜任“进士馆教授提调”，自是不虚。[20]在教习方面，由于仕学馆并入进士馆，仕学馆的中日教习遂改任进士馆教习，同时又延聘了留日归国学生数人（详下文）。
馆舍、教员皆备，于是进士馆在甲辰年三月初发出示谕：“教习进士馆为晓谕事。照得本馆定于四月十二日开课，已咨行各衙门将上科新进士学习人员开列衔名，送交本馆。为此示谕各该员知悉，务于三月十五日以前各赴本衙门呈请咨送，仍尽三月内亲身赴本馆报到，听候开学，毋得延误。切切。特示。”[21]随后眼见报到者无多，又行文相催，并称如不愿入学，“须先期呈明”。到四月初，报名者达一百余人，已颇不少。[22]
四月十二日，进士馆如期开馆。《大公报》的报道颇有意思：“本月十六（二）日为进士馆开馆之期。是日在堂上设供桌香烛。监督在堂中，提调、各教员及办事各员均在阶上。仕学学员及进士学员均在阶下。堂中设万岁牌，监督率各员望阙谢恩，行三跪九叩礼。次谒孔子，行三跪九叩礼。毕，各学员向监督行三揖礼，又向各提调、各教员行三揖礼，又向检查以下各官行一揖礼，而监督以下均答揖礼，毕而退。仕学与进士两馆互相往拜。是日均着衣冠，俨然官学会中人也。”[23]十六日早上，教员、学员首次上堂，各教员依次演说。[24]至此，经过一年半的筹备，进士馆正式开馆。
学员的科分和班次构成
进士馆的学员构成，可以先从科分、班次考察一番。一般印象，进士馆学员由癸卯、甲辰两科进士组成，然细加查对，却不尽然。事实上，有12位乙未科和戊戌科进士在馆肄业六学期满，并参加了毕业考验。其中4人获得最优等，4人优等，3人中等，1人下等（详表5-1）。甚至还有3位戊戌科进士，在馆肄业未终就呈请赴日留学，卒业回国后，与癸卯、甲辰进士一起参加了进士馆游学毕业学员考验（详表5-2）。
表5-1 进士馆内乙未、戊戌科进士题名
表5-2 进士馆资遣戊戌科进士留学题名
这说明，如果从科分上严格划分，进士馆学员可分为乙未科、戊戌科、癸卯科和甲辰科（包括癸卯、甲辰两科的翻译进士）。本来，开进士馆的上谕针对的是癸卯科以下的新进士。乙未、戊戌两科进士之所以也可入馆学习，是因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孙家鼐有此提议，而张之洞赞同，故写入了《奏定进士馆章程》。不过，上两科进士入馆与否纯属自愿，且须核准，与癸卯科以下新进士大不相同。有十几位“老进士”，甚至包括已经散馆授编修、检讨的“老翰林”仍愿入馆肄业，也说明虽然有很多新进士对开进士馆颇多抵拒，但仍有不少进士怀着期待主动去重做学生，接受学堂的“新学”教育。
就班次而言，进士馆开学之初，学员皆住堂学习。但教习、学员很快冲突不断。于是朝内批评之声又起，并奏请变通章程。随后学务大臣奏更定进士馆章程，遂分内、外班。翰林、中书为内班，住堂肄业；主事除自愿住馆肄业者，可以呈请改归外班，每周入馆听讲一次，已得要差而由本部咨明留署之员，可毋庸听讲；翰林、中书也可以精力不及为由，呈请改归外班。[25]
从第一次会考进士馆毕业学员情况来看（详表5-3），在馆肄业六学期期满，参加毕业考试的77名内班学员中，庶吉士固然占了大多数，不过癸卯主事亦不乏人，足有18位，考虑到有些主事中途呈请游学，则可知刚分内、外班时，自愿住堂肄业的主事应该更多。外班28名，主事为绝大多数，而呈请改归外班的癸卯庶吉士只有温肃一人。这即是旧内班和旧外班的情形。
以甲辰科为主，并包括若干癸卯科进士的新内班中，实际到堂肄业的只有40多名，内中除了6名内阁中书外，全是翰林，没有一个分部主事，且学员在馆学期自一期至四期不等，殊为参差。[26]而以主事为主的新外班学员足有70多名，内中约37名呈请咨送日本法政速成科第5班肄业。[27]
据此，旧班与新班各自人数均在百名以上。然而，旧班中住馆肄业的内班学员占到绝对多数，相反，新班中每周只上堂一次的外班学员却占绝对多数。同时，旧内班中含有为数不少的自愿住馆肄业的分部主事，而新内班中再也难见分部主事。从这一变化很容易看出，相较于癸卯科进士，住馆肄业对甲辰科进士的吸引力大大降低了。这一变化，与更定进士馆章程的规定关系甚大。更定章程对进士入馆的规定已经宽松许多，而游学三年或办学三年也可与在馆肄业三年一同办理毕业，使得甲辰科进士有了更多选择。同时，此时各部裁书吏、用司员直接办公的改革，也要求分部主事抓紧练习部务，加以主事呈请改归外班，津贴照拿，毕业考验与内班一同办理，使得分部主事再也不愿住馆肄业。
从旧班、新班整体来看，住馆肄业的内班学员绝大多数是庶吉士，这一事实突出了进士馆替代庶常馆的历史变迁。此外，进士馆的学员还可分为三类：在馆肄业满六学期，参加毕业考验的学员；在馆肄业未满或因他故未到馆，后来呈请咨送游学，卒业归国，参加进士馆游学毕业考验的学员；在馆肄业未满而办理学务满三年的毕业学员。这样的划分，呼应着进士馆所具有的既办学堂，又派游学的特征，加以进士馆作为翰林院庶常馆“替身”的事实，新政变革时代改科举、兴学堂、派游学交织缠绕的历史，就透过进士馆这一特殊事物呈现出来了。
表5-3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会考进士馆毕业学员题名
表5-3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会考进士馆毕业学员题名-续表1
表5-3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会考进士馆毕业学员题名-续表2
表5-3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会考进士馆毕业学员题名-续表3
表5-3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会考进士馆毕业学员题名-续表4
表5-3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会考进士馆毕业学员题名-续表5
二 学员对入馆肄业的复杂态度
壬寅年十一月初二日诏开进士馆的特旨一经颁布，就对科举制和无数士子造成多面冲击。新进士中的庶吉士、主事、中书须入大学堂肄业，毕业后方可散馆、留部，无异于给进士仕途平添了不可控因素，客观上增大了科举入仕的难度。因为若不能毕业，便无法散馆、留部。况且学堂所学乃进士相对陌生的法政、理财等新学。这就让许多士子望而生畏，从而降低了进士的吸引力。同时，举人既中进士，本可高高在上，而今却须重做学生，“屈伏充生徒”，[28]也拉低了科举的声价。因此，士子如何回应此举，无疑是值得考察的问题。
甲辰科进士冯汝琪于1902年中式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顺天乡试举人。这是科举改章后的首次乡试。冯汝琪在八股时代，已“五试秋闱”，此番得中，欣喜可知。其父冯金鉴时任四川建昌道，得信狂喜，赞其“卒能慰老人二十年之期望，从此可继书香，可入正途”。其弟冯汝玖斯时随侍任所，本欲捐官出仕，受其中举鼓舞，“颇肯发奋用功，必欲下一二场，方可出仕”。[29]
然而，当冯金鉴见到进士入学的上谕后，即生疑虑：“明年庶吉士、部属、中书均须先入学堂，有卒业文凭，方可散馆、奏留。琪纵联捷，亦不能即作实官。”冯汝琪此时也在筹划捐官，冯金鉴因此关切地询问：“捐郎中究竟合算否？印结每月若干？榜下分部，未卒业以前，准分印结否？倘不能卒业，虽中进士亦无用，不如俟此屯差期满保知州分省矣。”冯金鉴在致贻谷函中亦不无担心地说：“此时圣学不彰，科举将废，（汝琪）纵或联捷，仍以学堂卒业为凭，恐不谙时务，难与新造人才争胜。”[30]在此情况下，冯汝玖信心顿失，不像之前发奋用功准备乡试。
不过，身在京城的冯汝琪则稍显乐观，认为不必过虑，因为进士入大学堂“卒业本系空谈，较学堂一切从宽，何难之有。至于举办学堂，再有三年，亦无成效，科举仍不能废，亦可无虑”。所以他请其父劝告冯汝玖“万勿灰心，一面用策论功夫，一面兼习洋语。下科尚有四年之久，大事变迁，难以逆料，总以今科应试为要，得失有命，不在文也。科举、学堂我皆优为，自能出人头地，况功夫用成，中会〔试〕后更容易乎，又何虑卒业不卒业乎？又何虑不能得文凭乎？进士学堂亦另采地，章程亦宽于大学堂”。他称自己如果癸卯科考中进士，“不怕入大学堂”，因为“曾学东文，任此一门，即可了事”。冯汝琪在京的弟弟冯汝玠亦请其父劝冯汝玖“万勿以入学堂自馁”。[31]冯汝琪因为正在鼓励其弟，所以难免把进士入学说得稍微轻松。不过，对于徘徊在科举、学堂、捐纳之前的冯汝玖来说，开进士馆之举却令其对科举之途灰心自馁。
冯汝琪自称不怕入大学堂，不过其癸卯科会试未能联捷，也就不用入学。可是，癸卯科进士中的翰林、主事、中书，却须面对再做学生的挑战。内中尤以长久以来人人仰望的翰林受到的冲击最大。因为按照惯例，“庶吉士散馆向由翰林院办理，每逢会试之年，于四月十八日考试”。[32]甲辰年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故举行恩科会试，如果没有进士入学的新政，则癸卯科庶吉士在一年后即可散馆，考试差。但由于要在进士馆肄业三年，方可散馆，所以连带导致新科进士对翰林的期待略有降低。癸卯科浙江进士陈黻宸本来一心想点翰林。他在致其弟的家信中，一则谓“若殿试二甲、朝考一等，则翰林尚可望”，再则谓“论资格似可得翰林。但二甲前三十名浙江人得其十人，邵章、陈敬第均以书法见取。观此，则兄之翰林必不易得”。可惜，榜发以主事用，陈黻宸不禁大叹“书法不佳为考试累”。不过他接着却说：“然今年翰林亦不中用，入学堂三年，明岁不能散馆。”[33]虽然不无酸葡萄之嫌，却也道出了翰林因进士入学新章而贬值的现实。
因此，开进士馆自然招致许多新科进士、翰林反对。此期任职京师大学堂的罗惇曧就证实：“进士皆大怫，诸翰林以不得即散馆考试差为大戚，怨张尚书百熙甚深，是时张方为管学大臣也。”[34]所以，癸卯科进士朝考前后，颇有传说张百熙不赞成开进士馆，“现已与军机等商定暂缓，大约本科进士仍可照曩年录用，无须俟三年卒业也”。[35]可是，此举乃系瞿鸿禨、荣庆等人促成，并奉有特旨，所以很难逆转。
1903年春，正值袁世凯、张之洞联衔奏请三科减停科举之时。张之洞更是奉召入京，科举存废的重大问题正在朝中激烈争论。[36]据说癸卯科进士“因闻新进士学堂仍须办理，俱为不悦”。他们的反对意见和上下左右串联，已成为当时“停废科举、普设学堂之一大阻力”。[37]
所以，开进士馆已与朝内存废科举的争论和运作互相缠绕，纠结难分。张之洞力主三科减停科举，王文韶大为反对，张之洞无可奈何，“于是向之主废科举者渐改宗旨，主不废科举者益复得意”。甚至传言有人奏请“新进士入学堂，宜与庶常散馆、部属报满并行不悖，不宜俟毕业后方准散馆、报满”，王文韶“极韪之”。[38]考虑到上年瞿鸿禨等发起进士入学之议时，王文韶就极力主张翰林院掌院学士入主大学堂，而进士馆教习必以翰林、进士出身者充之，维持科举，反制学堂，那么，此时新科进士可否不等学堂卒业，便能散馆考差、报满奏留，就可视为上年争议的延续，其背后即暗含着科举与学堂、翰林院与大学堂的深层纠葛。
事实上，癸卯科庶吉士争取不等毕业即散馆的“斗争”一直没有消歇，并与废科举的争论和运作相始终。光绪三十年四月，甲辰恩科会试出榜后，据说某大臣循例奏请散馆，但上届癸卯科“庶吉士均入进士馆肄业，无庸散馆”，结果遭到慈禧太后的当面诘责：“他们尚未卒业，卒业后给予出身，你不知道么？”[39]光绪三十一年三月，进士馆开馆将近一年，多名庶吉士学员又禀请学务大臣，改三年毕业后散馆为两年即可散馆。[40]这是因为“进士馆各学员须在丙午年假时卒业，而丙午为乡试之年，若按癸卯庶常，早已散馆，例得考差，若迟至年假时，则不得考差矣”。[41]本来癸卯科庶吉士一年后即可照例散馆，因进士馆之制被迫延后。同时，考差在五月开始放乡试考官之前，若至丙午年年底毕业后再散馆，则赶不上丙午年考差。况且，“新科得差者易”。[42]所以，进士馆中的庶吉士学员禀请提前散馆，也是人情之常。岂料是年八月，袁世凯等督抚联衔奏请立停科举，自丙午科始，乡、会试一律停止。于是癸卯、甲辰两科翰林就没有考差与简放试差、学差的念想和机会了。所以，癸卯科翰林郭则沄有诗句云“抡才虚望三清出”，因为“留馆后科举已停，学、试差俱辍”。[43]
必须指出的是，趋新舆论种种报道的指向，仿佛翰林、进士或者朝中保全科举者，仅仅是为了尽快入仕、考差的现实利益。其实，这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一面，但其中未始不含有不同群体对科举、学堂、新学、旧学的不同理解。
如果全面考察新科进士群体对入进士馆接受“新学”教育的态度，可以看出，固然有许多进士不愿入馆肄业，但也不乏主动学习，希望借此更新自身知识结构、改善地位者。整体言之，这是改科举、兴学堂的转型时代，士人选择更加多元、取向渐渐分化的体现。如果具体到进士个人，则个体的选择，又与其年龄、出身、地域、教育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通过讨论新进士对于入学的态度取向，既可观察他们是怎样看待科举、学堂此消彼长的现实变化的，也可窥见最后的进士群体是如何借助知识更新和身份转型，以改善地位并施展抱负的。
不愿入馆肄业的进士自然不少。其实，前述报刊舆论一开始就质疑进士未必肯虚心向学。大学堂办学人员亦有类似担忧，林纾致严复函戏谓：“新进士都入大学堂肄业，张筱圃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矣。不知于思者将亦屈之北面否？一笑！”[44]“于思”指“多须貌”、“白头貌”，[45]新进士年在三四十以上者甚夥，多须自不必说，白头恐亦不少，故此处“于思者”殆指新进士。张筱圃即京师大学堂副总教习张鹤龄。看来林纾也对新进士会否北面称弟子，虚心以向学有所疑虑。
迨进士馆开馆之前，又“传闻有某进士纠同年数人，递禀学务大臣，不愿入进士馆肄业”。[46]癸卯科庶吉士温肃则明言“不乐就进士馆学”，“厌听”进士馆教员所讲授的法政学。后经其房师于齐庆咨调，兼任翰林院编书处协修，“遂改外班，不常到馆”。[47]最极端的例子是癸卯科进士、工部学习主事、江苏阳湖人钱振锽。钱氏曾自述道：“新例新进士入进士馆学习三年，不则无出路。振锽入馆，见西洋教习登坛宣讲，群进士执笔谨记其语，以为无耻，归而大书其壁曰：生若入进士馆，死不上先人茔。”[48]甲辰科进士金梁亦称：钱振锽“以进士用主事，既入部，例至进士馆，谓不能事夷师，弃职径归，专著述”。[49]
不过，钱振锽、温肃均为比较极端的例子。因为从后来毕业考验结果看，癸卯科庶吉士改归外班的仅温肃一人。相反，癸卯科进士甘鹏云，甲辰科进士汤化龙、黄远庸的例子，则可说明有一些“与时俱进”的士子，主动希望入进士馆学习“新学”，以改善地位，出人头地。光绪三十年四月，甲辰会试榜发，汤化龙榜上有名，然而在殿试、朝考前，他却甚为惶惶，一则希冀做京官入进士馆，一则担心用即用知县。十九日，汤化龙在致其弟汤芗铭的家信中真实地流露了此时的心境和趋向：
兄此次侥幸，实出望外。所虑者，湖北中者皆善楷书，而兄独否，虽得进士，终无用耳。兄现所希冀者，惟用京官入进士馆，方有出脱之日。倘不幸而得即用，则终身入傀儡场，永无复快意之望矣。然今科十三人，惟兄字最劣，又安禁其不即用也。焦灼焦灼。[50]
汤化龙随后以主事用，做京官、入进士馆的梦想有惊无险地实现。不过，以汤化龙学问才华之出类拔萃，未能点翰林，在许多人看来，未免可惜。然而，湖北长大的汤化龙已颇趋新，而其家亦甚开通，与他壬寅年同榜中举的弟弟汤芗铭此时已经赴法留学。汤化龙于当年九月致汤芗铭的家信中，贬斥科举、翰林，赞美留学。虽然不能排除与陈黻宸同样的酸葡萄意味，且有鼓励其弟坚持游学的意涵在，但也未始非其真情之流露：
中国科名万不可恃，得一翰林，不足聊生，视外国下等工人月可得洋三四十元，犹且弗及。兄前于朝殿试时，敢于违格，实怀此意。以今体察，尤觉不虚。吾辈以印结之资助，月可得六七十金。薪桂米珠，当可（以上叶1）供给。使兄得翰林，则且仰屋束手，为饔飧虑矣。然而世情习惯骤难更移，金马玉堂，视同天上，三五涂拭少年方且以此自鸣得意，花间柳市，车水马龙，对人扬扬道是玉堂香案吏，惟遇虬须深目客，则退避三舍，冷眼旁视，大是可怜。每以是与人言，彼昏皆掩口胡卢，以为牢骚不平语，其实下怀鄙此久矣，不自今日始也。勖（？）哉，吾弟于科名外能自树立，即是上品人物，况将来成就实出科名万万乎。[51]
陈焕章后来亦说“当日犹幸用中书，入进士馆，苟外用知县，则一行作吏，困于风尘，且不获赴美留学矣”。[52]黄为基（即黄远庸）就没有汤化龙、陈焕章那么幸运，用即用知县，“不得京职”，无法入进士馆。不过黄氏“深有志于游学，谋于当事，屡请乃许”，遂赴日本中央大学习法律。[53]甘鹏云虽然比汤化龙年长十余岁，但曾在两湖书院就学，故亦颇有中西新旧兼学的抱负。早在戊戌年日记中，甘氏已表达过与诏开进士馆类似的想法：新进士“须学政治三年，而后予以官”，应在“京师创设仕学院，俾部属、词林皆得入院，稽诹政治，练习时务”。[54]所以，尽管癸卯年中进士时已经年过四旬，但他对入进士馆肄业法政、理财等新学，却颇思努力。光绪三十一年，他在致其师梁鼎芬的信中，这样报告在进士馆的学习状况：
入京以来，曹务甚简，利有余闲，讲求法政之学，用弥数年之阙。同馆诸人，互相孟晋，析疑问难，颇不寂寞。此则鹏云近况，可以上告师门者也。[55]
据国家图书馆古籍部所藏甘鹏云的《潜庐书牍》手稿，可知原信在刊刻时有所删节。从原信内容及删节情况看，甘鹏云当日在进士馆肄习法政、财政等“新学”，学习日文，译读东书，热情甚高，颇为卖力，亦似收获不小，感到充实：
入京以来，曹务甚简，利有余闲，讲求法政（由“中西致由”改为法政）之学，用弥数年之阙。而法律之公例，教育之□目，财政之纲要，国际之公法（上句先改为政治理财诸科），举凡可作我借鉴，资我取法者，尤所究心。务洞其原，务会其通，最要提纲，期能推诸实用而止，余力所及，兼肄和文，译读东书，幸无隔阂。（画线部分删去）同馆诸人（友字改），互相孟晋，析疑问难，颇不寂寞。[56]
故而，钱振锽、温肃与甘鹏云、汤化龙，可以视为分别代表了抵拒和拥抱进士馆“新学”的进士群体。
邵章则提供了另一种例子。邵章癸卯科选庶吉士后，请假回籍，办理浙江藏书楼事宜。是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明春必须入都肄业。”[57]然而，进士馆开馆不久，邵章就在地理课堂上与留学生教习起冲突。不过，之所以起冲突，并非因为邵章多么排斥“新学”，而是他本人已有多年办学经历，又新中进士，点翰林，且比教习年长，故从内心对教习的学识和身份，难免不服甚至有鄙夷之心。[58]几个月后，邵章就和他的同乡密友、癸卯科庶吉士陈敬第，经进士馆派赴日本游学，入新设的法政大学速成科第2班，肄习法政新学。
因此，将清政府和新科进士学员直接对立起来，笼统地讲“新科进士对入馆进学，却多方推诿规避”，是有问题的。同时，也不宜仅以温肃这一极端例子，就说“多数学员深谙传统文化，对馆中所授西学却无太大兴趣”。[59]因为温肃是进士馆旧班中唯一申请改为外班的翰林（详表5-3）。而且，如此立论也不好解释何以竟有十几名乙未科、戊戌科“老进士”自愿入馆就学。
可以说，在科举、学堂此消彼长的转型时代，新进士的选择和趋向业已多元，分化正在开始并加速。因此，既有抵拒入馆的进士，也不乏积极入馆，希望肄习法政、理财等“新学”，更新自身知识结构，改善地位，实现抱负的“与时俱进”之士。进士们或强烈拒斥、或被迫吸纳、或主动拥抱的种种挣扎，均是最后的士大夫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痛苦“回应”。
三 教习的尴尬身份与授业困窘
进士馆作为京师大学堂的一部分，除馆舍、学员外，教习至关重要。既有研究显示，除了少数日本教习，进士馆教习的主体是甫自日本游学归来的卒业生。[60]清承明制，素重科甲。往日金榜题名，钦点翰林，举国瞩目；而今自三鼎甲以下，庶常、主事、中书均须入进士馆，“屈伏充生徒”，[61]一时舆论纷纷。更难为情的是，讲堂上的“老师”竟然是初出茅庐、资历甚浅的留学生。留学生教习章宗祥后来忆及此事，直谓“时局变迁，诚有升沉倒置之象”。[62]留学生上讲堂给进士传授“新知”，“俨然为之师”，[63]真切地映照着科举渐衰，学堂、游学正兴的时代变迁。
然而，自恃有新知识的留学生，一回国就做了新科进士的“老师”，承担起帮助科举精英更新知识结构的艰巨任务，其心态之复杂、身份之特殊、处境之不易可想而知。事实上，面对科举精英，留学生教习一开始便遭遇到了身份和学识的双重质疑。本节考察进士馆中留学生教习与进士学员的“师生”关系，侧重于留学生面对进士时，遭遇到的身份尴尬，以及在传授“新知”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困窘。
“升沉倒置”：留学生入教进士馆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六日，主持京师大学堂复建的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先设师范馆和仕学馆。其后，仕学馆聘请日人岩谷孙藏和杉荣三郎为正、副教习。这年八月初七日，正在日本考察教育的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宴请二位教习，当时也在日考察教育的严修受邀作陪。严修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午刻至富士见轩，赴吴先生之招。客为法学博士岩谷孙藏及其友杉荣三郎，皆应京师大学堂之聘欲为仕学院教习者。”[64]日本教习虽已聘就，但他们不能操汉语授课，尚须聘既通日语又懂专业的中国教习译授。因此，留日卒业生开始陆续入教京师大学堂。同时，数量有限的日本教习并不能包揽所有“新学”课程，故而，留学生教习担任翻译的同时，亦自讲课程。
光绪三十年四月，进士馆正式开馆，仕学馆归并其内。至次年七月，该馆留学生教习“共有七员”。[65]其中资历最深的当属陆宗舆。光绪二十七年八月，留学日本的陆宗舆因学费告罄，[66]随赴日谢罪使臣那桐归国；[67]翌年，被张百熙聘为东文分教习，协助岩谷孙藏和杉荣三郎授课。陆宗舆擅长财政，曾编译《财政四纲》。[68]杉荣三郎在仕学馆“讲财政，陆译授之”。[69]
比陆宗舆稍晚入馆的是章宗祥。早在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吴汝纶访日时，章宗祥尚在留学，即与张奎、吴振麟一同被管学大臣选作通译，随同考察。吴汝纶的考察报告《东游丛录》多见章宗祥的踪迹。[70]因此，当大学堂缺乏师资时，章宗祥自然成为被物色的对象。第二年八月初十日《大公报》报道称：“日本留学生张〔章〕仲和君，到日本未久，即入法学教科肄业，颇有心得。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电致驻日公使，聘其回华充当大学堂法律助教。张〔章〕初时尚不肯允，后又许以俟进士馆开时，派充该馆法律学正教习，始云回华。闻已于日前抵京，不日入大学堂权助法律教务云。”[71]六天后，又有消息传来：“法律堂助教范静生已经告退，刻由东洋聘得章君宗祥来堂，拟由下星期三上堂讲授。闻章君乃乌程人，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卒业，政治法律夙最擅长，译有《国法学》。”[72]范静生即范源廉，此前确在大学堂任教，后来“有事他往”。[73]章宗祥在日本已与陆宗舆熟识，抵京后次日即访陆氏，“由陆介见管学大臣张冶秋，即任为教习”，入仕学馆，主讲刑法，并为岩谷孙藏译授民法。[74]
光绪三十年四月，进士馆开馆授课，岩谷孙藏、杉荣三郎、陆宗舆、章宗祥遂改任进士馆教习。四月十六日早晨，进士馆首次上堂。报载当日情形道：“岩教习、戢教习等上堂演说各种法律大义及进士义务既毕，次则杉教习、陆教习上堂演说理财大义及入学义务，再次则章教习上堂演说一切，侃侃而谈，旁若无人，尤得演说三昧。各进士员既闻各段演说，颇生感情。”[75]此段记述中唯有“戢教习”是一新面孔。他就是戢翼翚。据《大公报》是年九月报道：“学务大臣奏请赏给章宗祥、陆宗舆、张奎、戢翼翚进士出身，尚未奉旨。按四员为日本留学卒业生，现任大学堂进士馆各科教习。”[76]此外，光绪三十一年首届留学毕业生考试后，带领引见单内，戢翼翚履历中恰有“现充进士馆教习”的记录。[77]
进而言之，戢翼翚来任教习，很可能源于章宗祥的引荐。戢翼翚、章宗祥同为早期留日生，在东合办《译书汇编》时即已熟识。其后戢翼翚回上海开作新社，并办《大陆报》。作新社组织编译一部多卷本《政法类典》，其中各译本多未署名，而“政治之部”中的《国法学》却署名收入章宗祥的译本。[78]事实上，据沈家本的序文，此书的组织者正是戢翼翚和章宗祥二人。[79]可见二人此时关系颇深。更值得注意的是，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二日，严修在日记中写道：“七时起，章仲和、戢元成同来访。……十一时出门，答拜章、戢二君，不遇。”[80]此时进士馆即将开馆，章宗祥、戢翼翚（戢元成）一起在天津拜访严修，很可能随后又一同入京。
与戢翼翚同时入馆的是张奎。光绪二十九年，张奎自东京帝大工科毕业回国后，与金邦平等“北洋出身”的留学生，一起被直隶总督袁世凯留在北洋供职。张奎即在天津工艺学堂办理学务。[81]进士馆筹备开馆，课程设置中虽以法政、财商为主，但也有理化科目，因此，工科出身且与大学堂颇有渊源的张奎，便成了学务大臣调聘的理想人选。
比戢翼翚、张奎稍晚入馆的是林棨。林棨于光绪三十年回国，系当时中国留学早稻田大学中为数不多的正式毕业生之一。[82]次年夏天，他也参加了首届留学毕业生考试，履历中亦有“现充进士馆教习”之语。[83]引见后，赐举人，以知县分省补用，经吏部掣签分发陕西。而学务大臣奏称：“该员现充进士馆教习，授课精勤，学员翕服，拟请仍留该馆充当教习。”[84]林棨遂仍在馆任教。光绪三十二年，进士馆教务提调华学澜去世，林棨署理教务提调。[85]其后进士馆改作京师法政学堂，林棨升任教务长。迨至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成立，林棨又署理法科大学监督。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学部奏奖仕学、进士两馆办学人员，称他“在事已满五年”，因奖以“异常劳绩”。[86]
另外两位教习是曹汝霖和钱承鋕。光绪三十一年夏，他们与陆宗舆、戢翼翚、林棨等人一同参加了首届留学毕业生考试，但任进士馆教习则稍晚。带领引见单内，曹汝霖、钱承鋕二人的履历中虽与林棨都有“当差一年”的记录，但尚无“现充进士馆教习”之字样。[87]而是年六月初五日的《大公报》中，却已披露了二人教习的身份。[88]大抵引见单内的履历介绍，源于五月初二日留学生初试前后的自填履历，而当时二人尚未入馆。迨至七月十五日，张亨嘉的奏折中已明确称钱承鋕为进士馆教习。[89]因此，似可断定曹汝霖、钱承鋕二人在光绪三十一年五月间入馆。章宗祥与曹汝霖的密切关系为人所熟知，曹汝霖“初至北京”，即住章宗祥家。[90]与曹汝霖相比，钱承鋕在进士馆任教更久，后来进士馆改设京师法政学堂，他续任教习。所以，宣统二年十二月，学部奏奖仕学、进士两馆办学出力人员时，钱承鋕与二位“资深”教习陆宗舆、章宗祥均以“在事已满三年”，获得了“寻常劳绩”之保奖。[91]
至此，诸位留学生教习（其经历和任教情况，详表5-4）终于会聚到了京师大学堂进士馆。
表5-4 进士馆初期留学生教习题名
表5-4 进士馆初期留学生教习题名-续表
“教习非师”：留学生的尴尬身份
科举时代，尤重尊师，天地君亲师并列，师的地位甚高。对于士子来说，“师”大抵分为受业师、问业师、书院肄业师和受知师，前三者皆亲炙教诲，受知师则系士子历次参加科举考试中赏识拔擢自己的考官，受知者，谓有知遇之恩。师生关系在人际关系网中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为人们所普遍重视。
京师大学堂重建伊始，仕学馆学员对留学生教习以门生自居，[92]类于书院肄业师。然而，进士馆开课，留学生登上讲堂，向新科进士传授“新知”，不幸的是，一开始便遭遇到了“教习非师”的窘境。简言之，在自视甚高的进士学员眼中，教习不过是新自外洋毕业的留学生而已，虽然实际授课并考成，毫无疑问做着老师的工作，但学员平日并不认他们为“老师”。教员章宗祥称：“馆中监督、提调，都为翰林先辈，循例认为老师；至于一般教员，除外国人不能不优崇外，中国教员，不过新自外洋毕业，犹属一介布衣，学员往往自称学员，而对称教员，以示与寻常师弟有别，非若仕学馆学员之谦逊，自始即以门生自居也。”[93]学员郭则沄谓：“教员学员不叙师生，其称学员曰某某君，或曰诸君。”[94]可见，在进士馆中，留学生教员与进士学员之间是一种特殊的“教习非师”（林纾语，详下）关系。
其实，进士馆刚开馆时，亦如大学堂其他学馆一般，授课者称“教习”、听课者称“学生”。然而，“学生不服教习”，在进士们的压力下，馆内很快做出调整，“将教习改称教员，学生改称学员，以明不敢当师生之称”。[95]百年之后，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可能会觉得这种“改称”无甚区别，甚至不无自欺。不过，须知“教习”之名与翰林院庶常馆“教习庶吉士”一职相关，教习庶吉士由翰林前辈任之，新点翰林肄业庶常馆中，例认教习为师。而京师大学堂进士馆之设，正是取翰林院庶常馆而代之，那些在进士馆肄业的翰林对此中深意洞若观火。因此，称“教习”无异是认“老师”，这是学员期期以为不可的。进士学员不愿认留学生教习为师，原因颇多。
首先，从年龄来看，1905年时，七位教员自25岁至31岁不等，比大多数学员要小，与少数学员年龄相仿。其次，与年龄相关的是辈分问题，竟有教员的长辈身处学员之中。章宗祥谓：“新进士某君，为余族长亲，科举时代，余兄（章宗元——引者注）曾从之学八股，是时余尚未入学；数年以后，乃从余听讲。”此外，宗祥族叔章祖申，与其同年考中秀才，“今亦在新进士之列”。[96]再次，从科举功名来看，七人中四人有廪贡、廪生、附生等低级功名，与翰林、进士相比不啻天壤。彼时虽科举渐衰，游学正兴，但科举尚未立停，且习惯殊难顿改，社会仍甚重之，则进士学员看不起无甚功名的教员自可想象。复次，从社会地位来看，诸教员系聘用关系，学堂之外仍是留学生身份，而进士学员无疑已在官员之列。双方地位高低有别。[97]开馆不久，学员与教员颇生冲突。《大陆报》评论曰：“嘻！谈何容易中一进士。今助教诸公中有茂才者，有布衣者，与进士有仙凡之别，而欲师之，何不自量乃尔。”[98]《警钟日报》短评称：“张（奎）以一留学生，位在诸生下，而高坐指画，俨然为之师，宜其积不能平，而吹毛索瘢，以图一报者矣。”[99]此类报刊均由留学生主办，倾向性很强。两篇评论的用意，均在讥讽进士学员。但“名位”低者欲做“名位”高者之师，确实点出了进士馆内留学生教员身份尴尬的症结所在。最后，从学问来讲，中学方面，学员中“旧时有文名，在乡里称宿儒者，亦不乏其人”，[100]诸教员自是无法望其项背；即西学方面，时代在变，科举已改，此辈学员系考策论者，对西学也多少有所涉猎，且有一批学员，进士及第前，或在新式学堂任教，或在京师大学堂肄业，知识结构早已部分更新。因此，在这样的情势下，令年龄大甚至辈分高、“名位”在上的学员，以门生自居，称年纪轻轻的留学生教员为师，以普通人情论，实在也叫不出口。
教员身处此境，心态颇为复杂。一方面，他们对学员不无钦服，甚至有战战兢兢之感。章宗祥对学有根柢的进士颇为夸赞：“其笔记之扼要完善，足令讲演者满意，盖由于旧学素优，故不难融会贯通也。”[101]曹汝霖坦言：“进士馆学员，都是新科进士，亦有翰林，年岁比我大，学问比我高，当这班学员的教员，真有战战兢兢之感。”[102]然而另一方面，亦有年少气盛的一面。章宗祥、曹汝霖等人曾是留学生领袖，此时归国任教，自信学有新知识，有传播“文明”的“傲慢”，既做着老师的工作，却遭遇“教习非师”的窘境，自然不肯甘心。他们对称谓问题相当敏感，定要争得老师的“名分”。据曹汝霖回忆，徐谦对教习傲慢无礼，对他尤甚。曹汝霖不堪忍受，遂向监督张亨嘉请辞。张亨嘉为此特意宴请各教员及徐谦，席间大谈尊师之道，委婉地给徐谦上了一课，并将曹汝霖的辞函退回，才算了事。[103]另据章宗祥自述，某次刑法考试已毕，他正在阅卷中，徐谦忽致函论驳，函首称他为“仁兄”。章宗祥认为，“与试者场后申论于例未合，且函首称谓直书‘仁兄’，非对于教员之礼”，结果，将徐谦的试卷“交教务提调，注明事由，不予分数”。后经管学大臣调停，徐谦取消前函，方才了事。徐谦认为他与章宗祥的族叔章祖申为同年，因此可与章宗祥叙年谊。而章宗祥认为，若讲旧礼，自己应称徐谦年伯，但徐谦在馆受业，自不应以他谊消除“师礼”。又有某教员以某学员书法佳，“请其书联，上款亦书‘仁兄’”，结果教员“展阅一过，即撕弃之”。章宗祥称，该教员的做法与他“皆同一心理也”。[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