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到底是什么心理呢？章宗祥透露道：“吾辈当时并非有硁硁自傲之意，不过以新进士对于监督、提调辄口称老师，而对于实际授课并考成之教员，则靳其称谓，是以不能不争。”[105]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在争意气，但对于受到轻视而处境不妙的留学生来说，也即是争地位。为了立足，恐不得不争。
进士馆“教习非师”的特殊现象，自然与教员、学员的特殊性分不开。然而，有意思的是，当时京师其他学堂中似乎也有此风。历任五城学堂、京师大学堂教习的林纾称：“前清以翰林前辈为庶吉士后辈教习，不知所教何书，然终身执弟子礼甚恭。至晚清学堂林立，通西文、东文、中文者，受薪开讲，亦名为教习。学生则曰：是奴隶也。稍不当意，则噪逐之。不惟不视为师，且欲预通题目，多与分数，方能保其旦晚两餐。余为教习十一年于京师，抗健不服气，而学生亦稍相往来，间有一二倒戈者，然尚非噪逐者比。余尝笑曰：吾苟不教与习相远者，彼亦无奈我何也。”[106]话以诙谐出之，或不无夸张，然科举学堂过渡时代，情势变迁，师礼渐衰，晚清京师学堂教习收入虽高但并不易做的态势，却是大致不差的。[107]
在“升沉倒置”的转型时代，进士馆内，教员既是年轻望浅的留日学生，学员又是为人尊崇的科举精英，学员不认教员为师，而教员对老师的名分又十分在意，这就为双方的冲突埋下了隐患。加以学堂教育初期，传授“新知”本身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教员在馆内外遭遇颇多挑战。
为“师”不易：传授“新知”挑战重重
从前表5-4看，七位教习大都先在国内学堂接受教育，随后留日，历中学而入大学；留学年限多在四年以上，其中五位确定得有大学正式文凭。这些人的专业知识和日语水平绝非后日只学一年半载的速成生可望其项背，“由他们担任翻译，教学的质量当然不成问题”，[108]即单独所任课程，也均系各自擅长的科目。从1904年至1905年国内学堂教育的实际来看，进士馆的师资配置绝对算是上乘。
然而，进士学员中学皆有根柢，西学亦开始涉猎，眼光很是挑剔。光绪二十七年科举改制后，策题部分已涉及教育、法政、财商、交涉等学。虽然层次尚低，且各人水平参差不齐，但这辈进士已多少具有了若干“新学”知识。而一些人在进士及第之前，已有任教新式学堂的经历。比如，邵章任教杭州府中学堂，楼思诰任教浙江高等学堂，雷恒任教江南三江师范学堂。此外，卓宝谋、郭寿清等人中进士之前，本已在京师大学堂肄业有年。[109]
与此同时，不少新科进士对入馆肄业一事，颇为抵拒。开馆前三个月，即“传闻有某进士纠同年数人，递禀学务大臣，不愿入进士馆肄业”。[110]癸卯科庶吉士温肃，明言自己“不愿就进士馆学”。[111]然而，进士入学系奉特旨，功令所在，“关系将来出身，不能不勉强服从”。[112]但是，既高中进士，甚至点了翰林，正志得意满，却又要舍旧从新，重做学生，殊非人情所堪。因此，不少新进士实在是怀着怨气入馆的。既入馆做“学生”，而“老师”竟又是新自外洋回来的“二三少年”，不平之气可想而知。因此，教员自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留学生首先遭遇的挑战是，如何尽量少用日本名词和日本语法。诸教员学的是“日本新学”，概念名词转手过来，未必有恰当的对应汉语，况且替日本教习口译，则讲课中难免带入大量日本名词，而所编讲义，容或夹杂日本语法。法政教育起初阶段，这实在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即使数年后，中国以日本法律为蓝图，大规模移植修律的时候，东洋名词仍是一大困惑。修改《民事诉讼律》的汪荣宝在1910年曾记道：“以《民诉律》内所用术语多承袭东人名词，思酌量改易。阅渡部万藏《法律大辞典》及上野贞正《法律辞典》，并参考英字，翻检《经籍纂诂》，反复斟酌，卒不能一一得确译之字，始叹制作之难。”[113]然而，虽说此时日本新名词似不可免，但不少科举精英至少从情感上，对此颇生反感。张之洞虽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号召留学日本，不过，据多种材料记载，张之洞本人最厌恶东洋新名词。[114]进士馆学员中反感日本新名词者，则更不乏人。地理、化学教习张奎“好用日本名词”，“讲义中间有参用日本文法”，[115]就颇招不满。
留学生面临的更大挑战，还在讲授内容和知识水准方面。进士馆课程法政、理财等为主等，算学、东文等作为随意科也开设过。物理、化学诸科，据《奏定进士馆章程》，亦在必修之列。不过，很可能在学员的抗议之下，理化课程后来取消了。郭则沄谓：“馆以法政为主，而加入物理、化学为必修科，甚不合也。同人力争，始罢之。”[116]至于中国历史、地理，开课不久就有了变化，《大公报》报道曰：进士馆“新添历史、舆地札记二门，盖因进士学员于此二学科研究有素，教员一时难聘，故改为自行札记，每月以十篇为合格”。[117]
事实上，中国地理起初由张奎讲授，但很快停罢。此事充分显示出部分学员对教员知识水准的质疑。张奎“讲解地理之时，先就其浅近条目徐为演说，于第二课又发总论一篇，论世界之大势，次及亚东之危险，以示讲解地理之宗旨”。不料演讲未终，学员邵章“拍案倔起，怒叱曰：此等浅浅讲义，泛泛空论，吾辈既中进士，摇笔即来，岂有不解而尚烦汝言。汝置高深而不言，汝不称职，汝请罢席”。[118]随后，众学员哄堂。张奎辞职不干，经监督、教员等人坚留，始收回辞呈，但辞去了地理课一席。[119]
邵章字伯，浙江仁和人，1872年生，乃邵懿辰之孙，硕学名儒之后，才气横溢。自1897年以来，历任浙江蚕学馆馆正，养正书塾塾正，杭州中学堂监督。[120]其办新式教育，可谓资历颇深，同时，他年龄比进士馆所有留学生教员都大。以他这种背景，在馆做“学生”，其不服甚至鄙夷年轻的教员，便丝毫也不奇怪。张奎初登进士馆讲堂，“邃于学而讷于言”，难保上课效果不甚佳，且其所授之地理，进士多“研究有素”，不比章宗祥、曹汝霖、钱承鋕等人所授的刑法、诉讼法、商法之类，进士相对陌生，以故更易贻“浅显空泛”之讥。类似的哄堂之事并非仅见。郭则沄称：“教员某讲生理学，谓人身如炉，其进食如添炭，因大画火炉于板，同人为之哄堂，且揶揄之，因惭而谢去。”[121]
学员既不认教员为师，又对教员的讲授大不以为然，以致“每日上堂，多所驳诘，不留余地”，使得诸教员“皆欲告退”。[122]郭则沄后来赋诗曰：“疥骆当时难就勒。秃鹙几辈怯登台。”诗注云：“翰林向有疥骆驼之目，馆中教员皆留日学生，多未留发，目为秃鹙，每授课有所问难，辄至词穷。”[123]该诗状学员与教员极肖。“难就勒”的翰林学员着实强势，不仅视“教习非师”，更将教员目为“秃鹙”，问难驳诘，令人不堪。因此，教员为“师”不易，真不免要“怯登台”了。
需要强调的是，留学生遭遇的挑战不仅来自馆内学员，更有来自朝中批评者。光绪三十年六月十三日，御史张元奇附片上奏，请将进士馆章程重为订定。[124]片内一则谓“进士馆教员多在洋毕业之留学生，年轻望浅，不能镇服”，[125]再则谓各教员“所编讲义东涂西抹，粗浅陋略，学员皆有鄙夷不屑之意”，甚至词连学务大臣，称其“择师不精，靡费无益”，故“请饬将进士馆章程重为订定，以收实效”。[126]
与此同时，学员也有自己的打算，他们欲使西学淹通且资望允孚的严复出任进士馆总教习。六月廿二日，严复在致熊季廉的私函中透露出重要信息：“昨京中来信，有云新进士拟合词公禀学部，以复为该馆总教习。然京中忌复者最多，恐其事未必遂济。”[127]后来果然未能成真。
张元奇这道封奏虽然很可能意在批评学务大臣用人不当，且有为同乡好友严复入掌进士馆张目的深意。但是，文中提到的“年轻望浅，不能镇服”、所编讲义“东涂西抹，粗浅陋略”，却是对教员的致命批评。“年轻望浅”自不待言，至于“讲义问题”尚可稍做申论。
首先，大学堂开课之初，既无教材，参考书亦少，故教习的讲义就最为重要。中国教习的讲义“先由教习编示大纲，上堂时详细解说，学员笔记之”，日本教习的讲义“由助教译演，学员整理笔记”。[128]后来，经过整理，京师大学堂陆续铅印了一批教习讲义，其中就包括杉荣三郎的《经济学》和《经济各论》。[129]可惜，尚未见到留学生教习所编之讲义。不过，据章宗祥回忆，自编讲义颇不容易。他说：“余所担钟点，每星期十小时，自讲刑法四小时，为岩谷译讲民法六小时。译讲先期预备，不甚费力；至自讲之刑法，参考各种书籍，悉心编订，每一小时之讲义，预备时间须费至三四小时，尚未敢自信为确当。”[130]
其次，张元奇批评教员所编讲义“东涂西抹，粗浅陋略”，似应结合教员所任课程的特点来理解。以章宗祥所任课程来讲，岩谷孙藏讲民法，他做助教翻译，又亲自讲授刑法。岩谷孙藏系日人，章宗祥又在日本学的法政，则其所讲自以日本民法、刑法为归，而当时日本法律又以学习法、德等国为多。法学较落后国家学习借鉴法学较发达国家，在法学教育中常用一种“比较的方法”。比如，对于某一问题的探讨，常常先胪列甲国如何规定，乙国如何规定，丙国、丁国等等，然后讲自己应该或学甲，或学乙，或兼容，或损益。至今国内法学教育亦然。于是，这种“说东道西”的讲义，在进士们看来，自不免“东涂西抹”之嫌和“粗浅陋略”之讥了。
总之，在改科举、兴学堂的新政时代，京师大学堂进士馆中会聚了一批中国当时最优秀的留日卒业生。他们以“学生”之出身，作为“老师”，向进士及第的科举精英们传授法政、理财等“新知”。在这个科举学堂此消彼长的转型时代，由于年龄、功名、地位、学识、师生观念的差异与错位，他们切身感受了“教习非师”的身份尴尬。面对学有根柢的学员，日本名词的引入和接受，课程内容的设置和讲授，讲义的编写，对留学生教习而言皆非易事。因此，留学生在进士馆传授“新知”的过程一点也不轻松，常常遭到批评甚至嘲讽。
然而，形势比人强，自从张百熙1902年春集体辞退了以丁韪良为首的西方教习后，京师大学堂已开始了“聘请外国教习和学习外国路径由西向东，由欧美向日本的转变”。[131]此时，京师大学堂由日本教习主导，[132]进士馆亦以日本法政为宗。所以，馆内离不开这些既通日语，又懂法政、理财诸科的留学生。一旦学员与教员冲突，学堂方面必然想方设法加以调解；教员一旦因此提出辞呈，或有事欲他就，当局也会真心挽留。另外，随着新政的深入推进，新政人才显得日益短缺，像章宗祥等留洋学生身价顿增：考察政治大臣争相调用，地方督抚也闻名奏调，新政衙门则陆续奏留。事实上，这些资历浅显的留学生在后来修改法律、推广工商，以及推动立宪等新政活动中果然大显身手。[133]留学生的时代到来了，科举进士再也抵挡不住了，下文将看到，甚至他们也联翩出洋，加入留学和考察的行列之中。有意思的是，那些新科进士虽然在情感上乃至行动上，曾对“诏开进士馆”有过抵拒，然而，后来的历史表明，癸卯、甲辰两科进士中，在清末民初历史上的各界闻人，多是那些毕业于进士馆，或者先在进士馆肄业，随后由馆资派出洋游学的人士。他们完成了知识更新，面对正在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既怀“旧学”，又握“新知”，成为特殊的一代。
四 课程、考验与毕业奖励
进士馆施行学堂教育，其课程、考验与毕业奖励自然需要考察。虽然三者赫然载在章程，但规定是一回事，实际运行很可能变通不少。初办学堂，颇难免此，且进士馆性质特殊，其课程本“与各学堂不同”，更难免“损之又损”。[134]因此，考察进士馆课程、考验与毕业奖励的实际情况对章程规定之损益，就更为重要。
课程
进士馆之设，意在使科举出身的新进士，“于法律、交涉、学校、理财、农工商兵八项政事，皆能知其大要”，具备普通知识，将来“遇事不致茫然”，[135]并不指望舍旧从新的进士学员短短三年时间就能达致专门精深之境。不过，即使这个目标，也并不容易实现，实际的要求仍在降低。加之当局为了避免故意为难新进士的嫌疑，减少进士入馆阻力，于是课程设置损之又损，每日功课仅四个钟点，比师范馆少，比性质相近的仕学馆亦少。[136]
《奏定进士馆章程》设置的必修学科十一门，[137]上列八项政事各对应一门，外加史学、地理、格致三门。其随意科为东文、西文、算学、体操，修习与否听便。农、工、商、兵四项亦准选习一二科，不必全修。因此，据章程唯有其余七门每人必学。三年均有的学科为法学与地理，法学课时最多，三学年依次为4个、5个、6个钟点（每星期，下同），地理分别为5个、2个、2个钟点。史学、理财、格致置于前两学年，课时钟点分别为5个、2个，4个、3个，2个、2个。教育为第一学年课程，每周4个钟点。交涉为第二学年科目，每周3个钟点，实际可归入法学（国际法）。因此，从课程设置来看，法学无疑占据了最大比重，史地次之，理财再次之。另有包括理化大要、博物大要课程的格致门。[138]
实际开课的情况又有何变化呢？首先，第一学年的地理门包括地理总论和中国地理，由留日归国教习张奎担任。四月十九日，张教习第一次上堂，“先就其浅近条目徐为演说，于第二课又发总论一篇，论世界之大势，次及亚东之危险，以示讲解地理之宗旨”。然而演讲未终，学员邵某等人拍案而起，斥其空论浅显，不能称职，因请教员罢席。[139]于是酿成风潮，张奎辞职，经监督坚留，最终辞去地理教习，只任格致一席。经此一变，史地课程遂变教习讲授为自行札记。不久，进士馆即“新添历史、舆地札记二门，盖因进士学员于此二学科研究有素，教员一时难聘，故改为自行札记，每月以十篇为合格”。[140]迨第二学年，另有外国地理一课，则由日本教习讲授，而由中国助教曹汝霖翻译。其次，格致一门的理化课程亦有变化，进士馆旧内班学员郭则沄说：“馆以法政为主，而加入物理、化学为必修科，甚不合也。同人力争，始罢之。”[141]
进士馆的课程设置本以法政、史地、理财的比重为大，经过调整后，法政、理财类课程无疑成了绝大多数课堂中的讲授内容。至于究竟开设了哪些课程，李林新近发掘的宝贵资料——学员陆鸿仪的毕业文凭——可以帮助吾人做出解答（详表5-5）。同时可见实际授课中史地、格致门课程确有压缩，与上文论述恰可印证。
表5-5 进士馆课程、教习
考验
关于进士馆的考验，曾在进士馆肄业，后资送留日的商衍鎏有所记述：“在馆有临时考试、学期考试、年终考试，半年为一学期，学足六学期考毕业试。评定分数，分最优等、优等、中等为及格，在学部复试，题为经义一篇、论一篇，一日而毕。通校毕业成绩，分为一、二、三等，授职翰林院编修、检讨不等，类于旧制之散馆。”又谓：“至癸、甲两科进士之主事、内阁中书，仅到馆随班听讲，无毕业之考试，谓之外班。”[142]此段记述不无疏误。进士馆有临时考试（时称月考）、学期考试、毕业考试，并无年终考试。月考两月一考，[143]甲辰年第二学期七月中开学，九月有月考一次，其前列者为：
必修科：郭则沄、胡大勋、陈云诰、水祖培、朱笃庆
随意科：陆鸿仪、史国琛、徐彭龄、水祖培、胡大勋[144]
每学期终有期考，由教务提调将平日分数与考验分数平均计算，及格者予以及格凭照一张。[145]如因故未参加期考，须下学期开学后补考。比如，第二学期初，有报道称：“进士馆学员补行期考之黎湛枝、商衍瀛、王震〔昌〕等五名均皆及格，日前发给进士馆学员第一学期卒业文凭。”[146]甲辰年底，第二学期期考，内班学员自十二月初七日至十一日考试五日，外班学员也举行考试，只不过仅十二日考试一日。[147]次年第三学期榜发，其前列者为：
必修科前列：胡大勋、朱笃庆、水祖培、郭则沄、朱国桢
随意科前列：陆鸿仪、史国琛、徐彭龄、水祖培、朱国桢
外班前列：刘启瑞、田步蟾、唐瑞铜、张诒、萧湘[148]
按章程规定，须满六学期且及格凭照满三次以上，方可参加毕业考验。然而，丙午年（1906）十一月，旧班学员毕业考验前，学部拟定考试办法，鉴于“科举已停，不再开进士新班”，因事欠缺一二学期的学员，“无从留馆补习”，故通融办理，准其一体与考，“惟学期分数仍应以六除算”。[149]此次毕业考验，朱笔圈出孙家鼐、寿耆、陆润庠、张亨嘉为阅卷大臣，于十二月初七至初十日，在进士馆主持考试。学部尚书荣庆，侍郎严修、达寿带领丞、参、司员轮班监察。[150]考试分两类，一类考所习科目，一类考经史。[151]前者由进士馆教习按学员所习科目分门拟题，“每门应考若干题，加拟一倍，密呈会考大臣临时选定缮发”，该类试卷即由“教习分门校阅，各拟分数，汇呈会考大臣核定”。经史各卷由会考大臣公拟，公同阅定。最后，由会考大臣将学员各学期分数与此次考验分数平均计算，作为毕业分数。[152]（名单、名次、分数、奖励详表5-3）。
可见商衍鎏所谓“在学部复试，题为经义一篇、论一篇，一日而毕”的讲法，是有问题的。至谓主事、中书“仅到馆随班听讲，无毕业之考试，谓之外班”，尤误。内阁中书自然可以呈请改归外班，但按规定，他们和翰林是属于内班的。且外班亦有毕业之考试，与内班一同考试。此次毕业考验即内、外班皆有，只不过内班与外班有各自的排名（详表5-3）。
毕业奖励
进士馆学员毕业考验结束后，据毕业分数（各学期分数与毕业考验分数之平均）分为最优等（80分以上）、优等（70分以上）、中等（60分以上）、下等（60分以下）。前三等均有对应奖励，下等不予奖励，须补习后参加下次会考。
据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制定的《各学堂奖励章程》，进士馆的奖励如表5-6所示。
表5-6 进士馆原定毕业奖励
有意思的是，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最先制定的奖励较此为优，但鹿传霖言于张之洞，告以执政“诸公意皆谓进士馆奖励过优”，张之洞因请瞿鸿禨“核减”，然瞿并未“改动”，张遂提议“将最优等与优等合为一奖，但最优者加一衔耳”，仍请瞿定夺。[153]前文已述，王文韶、鹿传霖对开设进士馆有保留意见，其言“诸公意皆谓”云云，恐未必确；考虑到瞿鸿禨是开进士馆的主持者，则张之洞请其核减奖励，而瞿并未改动，便深可玩味。不过，从上列奖励章程来看，似乎并未按张之洞的提议办。至于先前制定的各项奖励到底如何，暂难确考。不过，熟悉内情的郭则沄谓：“原议毕业最优等比照大考擢用，以前辈诸公哄争，乃改为最优记名题奏，优等加衔，皆虚也。同人憾之。”[154]颇可参考。裁并詹事府后，翰林迁转本已更为壅滞，如果新庶常进士馆毕业后奖励过优，势必影响到翰林前辈的升迁，他们针对奖励章程“哄争”，也属人之常情。
然而，事实上，即便以上经过核减的奖励章程，在此次毕业奖励施行中仍然打了折扣。最优等尚依照章程办理，而优等及中等，却没了“酌派要差”和“派差”的奖励。其实，早在1905年春，已有“派差”无望说法：“闻刑部人云：某堂官因进士馆有三年后考列优等，充当本衙门要差之说，日前向人云：本署要差均系乌布人员熟悉公事者，方能充当，万不能凭空由进士馆贸贸然来当此差，实难遵办，届时只可请留该进士馆充当要差。”[155]从奖励的“缩水”来看，进士馆学员“憾之”，实有理由，这也未始非进士馆新内班（1905年春开始）学员颇少外班学员却多的原因之一。
需要补充的是，考列中等的学员既可呈请改归“老虎班”知县，考列优等、最优等的如果愿意，自然更应允准。所以，1907年初毕业学员授职奖励前，变通照此办理。[156]因而，不乏进士馆毕业的翰林、主事学员呈请改归“老虎班”知县。郭则沄诗云“侭许陈情求虎县”，即系咏此。[157]
五 出洋游学与毕业考验
清末新政开始后，出洋游学渐多，不过进士留学尚属罕见。1903年张之洞会同管学大臣制定的《进士馆章程》，尚未有派游学之条文。然而，改科举、兴学堂、派游学已成时趋。1904年初，京师大学堂首次派送数十名仕学、师范、译学各馆学员分赴东西洋游学，大学堂资遣游学有了先例。[158]
1904年四月进士馆开馆后，学员与教员颇有冲突，馆内殊不安静，加以御史参奏，学务大臣因有更定进士馆章程之举。恰在此时，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开办，声势颇隆。[159]包括戊戌科状元夏同龢、癸卯科庶吉士班吉本等进士精英亦赴东入学。[160]七月，学务大臣奏称：近日进士馆学员间有援据《奏定职官游历游学章程》，“呈请自备资斧出洋游学者”，均已照准。查癸卯科“进士之授京职者大半到馆”，甲辰科进士“接踵而至，斋舍不敷，亟需增建”。故而，除停止推广乙未、戊戌两科进士到馆肄业外，癸卯、甲辰两科学员“如有愿赴外洋学堂肄业者”，经监督保送，“由学务处给予官费，遣赴欧美、日本各学堂分科肄业，俟期满得有毕业文凭回国，仍奏请钦派大臣会同考验”。[161]于是《更定进士馆章程》特加一条：进士馆学员呈请出洋游学者，三年期满，得有毕业文凭，回国照馆内毕业学员一律办理。此后，进士馆学员呈请赴东西洋游学者越来越多。
1905年科举立停之后，进士馆生源枯竭，碍难持久，于是改进士馆为法政学堂的消息不胫而走。迨至1906年夏，馆内仕学馆学员于六月十七日举行毕业典礼，赴各处就职。[162]而旧内班学员年底将毕业离馆，新内班学员人数无多，且各人学期自一期至四期不等，程度参差，教学固不便，效果自难佳。有鉴于“学员日少一日，而学科不能议减，教习薪资与馆中一切经费亦即无从节省。……若不及早变通，不惟款项虚糜，办法亦多窒碍”的困境，学部趁进士馆日本教习岩谷孙藏暑假回国之机，托其先与法政大学当局交涉，后又趁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来华之机，与其熟议定计。[163]最终决定变通处理，将新内班学员资遣日本，送入法政大学补修科，将新外班之分部各员有志游学者，分别送入法政大学速成科（法律部与政治部），因故未经到馆之翰林、中书，电催来京，一同送入法政大学速成科。同时计划俟旧班学员年底毕业后，遣派出洋游历。[164]
因此，进士馆学员游学，可以1906年夏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自1904年秋至1906年夏。此期游学的特征是：学员不定期呈请出洋，由进士馆核准资派，当然也有即用知县，不在进士馆肄业而申请游学者；虽以赴日为多，亦不乏远游西洋者；留日学员中固以法政大学速成科为多，亦有在法政大学读选科、全科者，也有在早稻田等大学肄业者，专业亦不限于法政。后一阶段则系进士馆一次性资遣学员游学日本，或入法政大学补修科，或入法政大学速成科，因而皆习法政。
分批出洋：进士游学的第一阶段
1904年七月《更定进士馆章程》颁行后，陆续有癸、甲进士呈请出洋。沪、津大报颇有报道。九月十九日，《时报》的消息称：“昨日进士馆选派翰林院六员，分部主事二员前赴东洋游学，并有新科进士刘某自备资斧，随同前往，已由政府给予护照，即日起行矣。”六天后又说：“进士馆学员王士澄（世澂）等十三人共禀学务大臣，情愿自备资斧出洋游学，恳给护照等情，已蒙批准矣。”[165]虽称自备资斧，其实系由进士馆资遣。《大公报》的报道就称：“进士学员呈请赴东西洋留学者，已满二十余员，赴西洋者仅四员，业由学务大臣拟定川资学费。赴西洋者川资六百元，每年学费一千六百两，留学东洋者川资一百二十两，每年学费四百元。”[166]
不过，随后《大公报》探到的出洋名单却只有十二位：郭崇［宗］熙、邵章、陈敬第、解荣辂、荆育瓒、卓宝谋、袁嘉谷、李维钰、俞树［澍］棠、王世澄［澂］、袁永廉、靳志。[167]其实并不止此。这批进士除王世澂、卓宝谋、靳志三人赴欧外，其余皆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据法政速成科的材料，可知此批赴日者尚有姚华、陈国祥、张鼎、吴琨、唐桂馨、戴宝辉、恩华、赖瑾诸人。[168]此外，邵从恩、王绍曾、熊范舆、刘绵训、王琴堂等即用知县亦大约同时出洋。现将此批出洋进士的相关情况列为表5-7。
表5-7 1904年癸、甲进士出洋游学题名
表5-7 1904年癸、甲进士出洋游学题名-续表
以上24人中，王世澂、卓宝谋、靳志赴欧，其他人赴日。其中1人赴法政大学速成科第1班学习，13人入法政速成科第2班求学，并于1906年夏毕业（赖瑾除外），袁永廉、俞澍棠则分别毕业于第3班和第4班。查法政速成科第2班于1904年10月18日开班，[169]则留日学员约在此前后抵日。另外，学务处于十月初四日行文外务部，为赴欧三人咨取护照。[170]三人随后赴欧，靳志于甲辰年十二月初七日抵法。[171]
就科分而言，癸卯科进士占15人，甲辰科为9人；从职位来看，分部主事占13位，即用知县占5位，庶吉士只有6位，似可知在科举未停废的1904年，癸卯、甲辰两科自愿出洋的翰林还是很少的。章宗祥称，地理课堂风潮之解决，以“某进士”（指邵章）调赴日本游学了事，并谓“彼时囿于风气，尚不以远游为得计也”，[172]看来不无道理。
从地域观察，则有些出人意料。24人中，“落后”的贵州反而占了最多的7位，浙江、山西各3人，云南、直隶、福建各2人，河南、四川、广西、满洲荆州驻防、蒙古京口驻防各1人。这可以清楚地看出，江浙虽然号称风气早开，且癸、甲进士人数最多，但此时自愿出洋的却不多，反而是相对闭塞的内陆省份贵州和山西，虽然癸、甲进士人数最少，但自愿出洋的却最多。贵州之所以成为“黑马”，恐与戊戌科状元贵州夏同龢的带动作用有关。夏同龢1904年夏赴东，入法政速成科第1班肄业。[173]在状元前辈的影响下，贵州的癸、甲进士结伴留日，这一现象非常值得注意。
从出洋去向来看，绝大多数选择路近费省的日本，这无须赘述。值得一提的是三位赴欧进士。福建自严复等留欧前辈开始，即有此风气，来自福州附郭县侯官、闽县的王世澂与卓宝谋结伴远游欧洲，很可理解，况卓氏本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学生。至于河南人靳志，颇有可说。此人乃戊戌科贡士，因细故罚停殿试一科，[174]故癸卯年补殿试，始成进士。1902年入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后又转译学馆肄业，法文、英文已有根柢，且译学馆前已有林行规等人赴欧留学之先例，所以靳志呈请赴欧，志气自可嘉，但也不意外。
法政速成科第3班（1905.5.8～1906.11.23）卒业之进士学员除前已述及的袁永廉外，尚有王丕煦、江绍杰、高嘉仁、朱大玙诸人，侯延爽亦曾肄业，毕业名单中惜未见到，江绍杰系候补知府分发江苏人员，非进士馆所派，故亦未参加进士游学毕业学员考试。[175]
法政大学速成科第4班于1905年11月开班，此时科举立停的诏书刚刚颁布，受此影响，该班肄业者竟多至388名。1907年5月5日有238人卒业。在该班毕业的癸、甲进士亦颇夥，足有21位，特别是诸人名次甚佳。速成科第2班毕业时，排名最前的优等生为孔昭焱、朱大符（即朱执信）、李文范、汪兆铭、程树德等粤闽人，进士馆游学学员名次均在中游。第3班毕业时，进士馆学员王丕煦占得第3名优等生的位置。而第4班中，前11名系优等生，癸、甲进士占了4位，且来自四川的张智远和萧湘高居第1名和第3名，汤化龙与夏和清分据第7名和第9名。其余癸、甲进士的名次亦比较靠前。在该班特别试验卒业生中，来自福建的甲辰进士陈宗蕃高居榜首。[176]现将第3、4两班癸、甲进士按卒业名次制成表5-8。可知该两班26名毕业进士中癸卯科仅占7人，甲辰科则占据19人，显示甲辰科进士更有意愿紧跟时趋。内中刑部主事高达9人。由于刑部事务本与法政最为接近，在修律背景下，刑部主事更欲游学以更新知识结构，也是自然之理。
表5-8 法政速成科第3、4班毕业之癸、甲进士题名
表5-8 法政速成科第3、4班毕业之癸、甲进士题名-续表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此一时期进士游学并非皆入法政速成科，其中不乏在东西洋大学修读选科、本科文凭者。除了上文已讨论过的王世澂、卓宝谋、靳志外，有结实材料可资佐证的至少还有表5-9所见10位（包括2名赴欧美者）。有意思的是，10人中仅一位是癸卯科，其余9人皆是甲辰科。从中也可看出，虽然只差一年，而整体上甲辰进士较癸卯进士趋新甚多，也可见科举改制后风气变动之大。
表5-9 游学东西洋各大学之进士馆学员题名
此外，甲辰科进士安徽人王揖唐、贵州人邢端亦在此阶段东游日本，王氏学军事，邢氏学工商。
因此，从1904年秋至1906年夏的第一阶段中，主动赴东西洋游学的癸、甲进士人数，最保守的统计，总在60位以上。虽然绝大多数学员选择路近费省的日本为目的地，但亦有5名学员远游欧美，以期深造。尽管留日的大多数学员入法政大学速成科接受一年半的“速成教育”，但仍有至少8名学员入法政大学专门部、早稻田大学、士官学校等，留学三至五年，获得了选科甚至本科文凭。而且，入法政速成科的进士中，至少还有夏和清、陈国祥、陈宗蕃、戴宝辉、林志烜、姚华、毕太昌、袁永廉、李维钰、张成修、吴琨、陈正学、陈敬第、胡骏等14位学员，先在速成科毕业，又续入补修科，留学年限在两年半以上。从速成科的毕业考验来看，从第2班开始到第4班，癸、甲进士的成绩愈来愈优。当然，这只是相比较而言，至于实际水准，还需具体考察分析。
将上述60人的籍贯加以统计（详表5-10），可见贵州、山西、四川这样相对闭塞的内地省份，本来癸、甲进士人数就少，而自愿出洋游学的却多；苏、直、鲁、赣、粤等大省份，进士人数远多于黔、晋，自愿出洋游学的进士反而较少。浙、闽的人数虽然排在前四，但二省癸、甲进士均在40多人，远多于黔、晋、川，所以也不见其多。在法政速成科中，以江浙两湖两广直隶之人最多，这些人则以具有举贡生监功名者为多，而江浙两湖两广直隶的多数癸、甲进士并不像他们老乡那样，热衷于“赶此时髦”。
表5-10 1904～1906年赴东西洋游学的癸、甲进士省籍统计
整体出洋：进士游学的第二阶段
1905年9月清廷立停科举后，传统进士不再产出，进士馆的新鲜血脉已断，势难持久。且进士馆新班（以甲辰科为主）人数较旧班减少甚多，各人学期又参差不齐。因此，学部、进士馆颇思变通之法，有意将新班学员整体遣派日本游学。1906年夏，学部趁进士馆日本教习岩谷孙藏暑假回日之机，托其先与法政大学当局交涉，后又趁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来华之机，与其熟议定计。[177]七月初七日，学部变通进士馆办法，派遣学员出洋游学一折奉旨俞允。初十日，学部分电驻日公使杨枢及各省将军督抚，通报此事。其致杨枢电谓：“甲辰科内班三十余名均送入日本法政大学补修科，其外班〔及〕未经到馆之学员均送入日本法政大学第五班速成科，业由本部……分电各省，限于中八月十五日以前到东，希即早为预备，与该校妥商一切，并覆学部。”同日致各省将军督抚电称：“查癸卯、甲辰两科进士，除已到馆肄业及在各省办学堂充教员，业经奏咨有案者外，尚不乏人。此项人员之翰林、中书应照此次奏案一律送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第五班肄业一年半，毕业后回京考验，照章分别奖励，请即将贵省未来京之前项翰林、中书及奏咨有案，仍愿游学者，查有若干人，即由贵处给咨，饬其赶紧起程，务于八月十五日以前到东，过期不再咨送。”[178]学部之所以强调八月十五日以前必须到东，是因为法政补修科与速成科第5班法律部于10月12日（八月廿五日）开学，[179]提前十天抵日，留足办理入学手续的时间，方不致贻误。
七月二十六日，学部又催各省将军、督抚替进士游学人员在籍者，垫发川费120两，促令启行。[180]同时，在京出洋人员由学部发给咨文及川费赴东。八月初四日，学部咨驻日公使杨枢游学名单一件，计应入法政补修科者38名：
衷冀保、张书云、金兆丰、张孝慈、区大原、景润、华焯、富尔逊、高振霄、唐尚光、杜严、徐培、李榘、谢桓武、朱元树、顾显曾、吴德镇、李翘燊、顾视高、阎士璘、程宗伊、朱汝珍、杨毓泗、鸿志、许业笏、杨兆麟、陈启辉、杨思、周杰、阎廷献、徐钟恂、谷芝瑞、庄陔兰、钱淦、商衍鎏、王慎贤、朱宝璇、李庆莱。[181]
内中36人的名字载于《法政速成科补习（修）科卒业生姓名》中，[182]外加已先在法政速成科毕业，又续入补修科肄业的癸、甲进士，共计50名。[183]此次补修科毕业者共计67名，故补修科几乎就是癸、甲进士留学班。第一名为速成科第4班毕业生河南进士夏和清，陈国祥、陈宗蕃、戴宝辉三位速成科毕业生亦排在前十。不过，前十名中亦有五位来自进士馆新内班的学员，比如甲辰科榜眼朱汝珍和探花商衍鎏，他们二人此前在进士馆已经肄业两学期。
学部咨送杨枢的名单中，送入法政速成科第5班者，计有以下45名：
李湛田、郭寿清、孙时［智］敏、刘春霖、陈国华、周之桢、张国溶、张恩寿、颜楷、熊坤、陈正猷、张世畸、黎湛枝（以上学员在进士馆肄业一学期）、龚福焘、范振绪、彭守正、方贞、王炳宸、章圭瑑、刘远驹、张则川、甘鹏云、赛沙敦、沈泽生、宋名璋、李景纲、依星阿、张诒、彭运斌、陈赓虞、田树梫、随勤礼、叶先圻、施尧章、舒伟俊、岑光樾、朱点衣、徐士瀛、田明德、郑言、欧阳绍祁、万宝成、江孔殷、王鸿兟、竺麟祥（此人后来未去）。[184]
随后，甲辰进士、刑部主事何毓璋呈请附入速成科出洋获准，但学部指示“嗣后续报者，概不给咨”。[185]比如陕西癸卯进士、刑部主事周镛为陕西学堂延聘教员，该年五月先已抵东。这时陕西巡抚据藩司樊增祥呈文，咨询学部应否就近饬询周镛愿否留学，学部复以“现在日本暑假后业已开学，该员虽已东渡，展转给咨，势已不能随班入校，应即毋庸给咨送学”。[186]
不过，仔细核对法政速成科第5班法律部及政治部的毕业名单会发现，李德鉴、钟刚中、狄楼海三位未在上列名单中，却赫然列于毕业名单中。[187]且这三位也与其他癸、甲进士一同参加了1908年五月的毕业考验。此外，刘春霖、王炳宸、随勤礼、施尧章、田明德、江孔殷诸位在毕业名单中未见。其中刘春霖确定留日，系后来毕业；施尧章宣统二年参加进士馆考验时，头衔为外班学员，因此他很可能并未赴日；[188]江孔殷后来以办学务授编修，则他也可能并未赴日；[189]随勤礼与诸人一同参加了进士馆毕业考验，则他要么系延后毕业，要么并未出洋，与竺麟祥未出洋而参加了毕业考验的情况一致。王炳宸、田明德二位，进士馆历次的毕业考验中均未见其人，究否出洋留学，待考。
因此，此批入法政速成科第5班的癸、甲进士至少有44位。他们或入法律部、或入政治部，一年半之后，黎湛枝等22名毕业于法律部，刘远驹等21名毕业于政治部。法律部毕业第一名即为癸卯科传胪黎湛枝，前8名优等生中尚有第4名岑光樾，其他进士除有可能是甲辰科翻译进士的依星阿外，均排名靠前。政治部毕业名次中，刘远驹、宋名璋占据前两名，其他进士也均在中上游。[190]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次癸、甲进士入法政速成科的同时，学部又将10名翰林院咨送的修撰、编修、检讨，一同送入法政速成科第5班学习，与癸、甲进士合班肄业。他们是骆成骧（修撰）、江志伊、赵士琛、徐兆玮、袁励准、刘嘉琛、张启藩、黄彦鸿、陈培锟（以上编修）和谢远涵（检讨）。[191]其中至少有5位毕业，即法律部陈培焜（毕业排名第3）和徐兆玮，政治部的张启藩、骆成骧和赵士琛。[192]
张玉法在其清末遣派留学生表中，关于进士游学有下面这条信息。[193]
因所据资料为《东方杂志》1907年第3期的《各省游学汇志》，故将此事系在1907年，微误。《东方杂志》的报道颇有滞后性，1906年发生的事有时迟至1907年才见诸报道，此事即是。该条报道称：“学部前准进士馆咨送毕业学员万宝成、何璚［毓］章、唐宗愈、吉祥、蒋棻、沈家彝、梁载熊、郑思曾等八员请派赴日本，入法政速成科第五班肄业，当经考验合格给咨东渡。又准户部咨送学习主事王炳宸、刘远驹、张贻［诒］等三员，翰林院咨送修撰骆成骧、编修江志伊等十员，亦经核准，饬与进士馆外班学员同入速成科合班肄业。”[194]就张玉法统计的18人，程燎原又据《东方杂志》的报道，将进士馆毕业学员8人，翰林院咨送10员名单分别开列，又指出户部学习主事王炳宸等3人也合班学习。[195]
然而，《东方杂志》这条报道正误参半，不可直接为据。首先，万宝成、何毓璋、王炳宸、刘远驹、张诒均为甲辰科进士，何、王、刘、张四人均为进士馆外班学员，此次呈请留日而获准，但并未在进士馆毕业。其次，沈家彝等人系进士馆内新近毕业的仕学馆学员。学部以唐、吉、蒋、沈、梁五位值得派赴日本帝国大学法科深造。然而经进士馆询问意向后，只有丁忧工部郎中沈家彝一人情愿出洋。又查游学生监督处所办《官报》的记录，则梁载熊后来亦出洋。所以，除沈、梁外，其他人并未出洋。[196]沈家彝等人在仕学馆（1904年并入进士馆，但分班授课）肄业三年毕业，成绩最优，不可能再入法政速成科。沈家彝之入帝国大学法科，系与余棨昌、朱献文、朱深等大学堂首批赴日者视同一律。最后，1906年这次大规模派遣进士入法政大学补修科和速成科，人数多达80余名，若只据《东方杂志》这条报道，将遗漏大部分出洋进士，同时会将进士馆学员入法政速成科与仕学馆毕业学员入帝国大学法科的情况相混淆。那么，1906年进士整体出洋游学的面貌就很不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