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群体公具说帖和陆润庠单衔奏折上陈之后，既定的游说方案随即付诸施行。十一月二十七日，恽毓鼎与十五位翰林会齐，“遍走四大军机之门，要求保存翰林院，均不值，各留说帖而去”。恽氏不禁感慨道：“自通籍以来，从未若此之奔竞也。可笑，亦复可怜。”[72]随后，《申报》也以《且观翰苑运动之效果》为标题，绘声绘色地报道了翰林群体为“力争保存该院”，集会筹议、上奏折、草说帖，“运动”当政大佬的种种努力。[73]这与翰林日记即时且丰富的记录可以相互发明。
有意思的是，恽毓鼎显然颇为悲观，年末之时预计翰林院明春“必裁”。[74]不过，历史的发展并不像恽氏估计的那样。宣统三年四月初十日，责任内阁宣布成立，翰林院居然无恙。而且，旧内阁遭裁撤，其大学士、协办大学士还“序次于翰林院”，令翰林院厘定官制时“妥拟章程”。[75]看来翰林院不仅逃过一劫，还将旧内阁职掌吞并。
如此结果，令翰林群体不无振奋。陆润庠随即奏称“臣院官制既应保存，则职掌尤宜厘定”，尤其注重讲官、内翰林、纂修会典、通儒院、考试高等文官诸职，一一阐述。[76]与翰林群体公具说帖所列职掌相较，取消了组织法典调查委员会和开设图书馆两项。考虑到这两项职掌，修订法律馆和学部业已分别办有头绪，翰林院实难与争，主动取消自是明智之举。随后，章梫、张琴、水祖培、朱汝珍等癸卯、甲辰翰林拟订了翰林院新官制草案。首先，改订名缺。议设正一品翰林院掌院大学士二人；正一品翰林院大学士四人，以前内阁大学士充之；从一品翰林院协办大学士二人，以前内阁协办大学士充之；正二品学士六人，以现任学士升任；正三品侍读学士十人，以侍读、侍讲学士升任；正四品侍讲学士十四人，以侍读、侍讲升任；正五品宏文学士十八人，以撰文、秘书郎改任；从五品集贤学士，无定员，以编修、检讨、修撰改任；正七品庶吉士，无定员。其次，厘定职掌。“议设五处、七馆、一堂、一厅、一所、一会”。五处为：撰文事宜处、日讲事宜处、中秘图书处、典礼事宜处、供奉事宜处。七馆为：记注馆、国史馆、功臣馆、会典馆、武英殿翻书馆、国书馆、通儒馆。堂为清秘堂，内设秘书、文牍、会计、庶务四处。厅为著作厅。所为研究所。会为文官高等试验委员会。“其中记注馆以今之起居注改设。研究所以今之讲习所改设。通儒馆以今之庶常馆改设”，唯文官高等试验委员会为新制。[77]据说，内阁法制院“颇以其名目繁重为嫌”。以故，翰林院重新拟订，改设一堂、五馆，即办事堂、国史馆、记注馆、宏文馆、撰述馆、研究馆。会典馆等改名特别馆。随后由掌院学士送交法制院再加核夺。[78]总之，翰林院不仅保全，而且将旧内阁、礼部等裁撤衙门的部分职掌兼并，一定程度上扩张了职权。
之所以达致这一出人意料的结局，究其原因，掌院学士陆润庠以下翰林群体的极力抗争与游说高层自不待言，此外以下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据说翰林出身的军机大臣徐世昌力主保存翰林院，以示不忘故旧。[79]其次，保全翰林院，关系朝章国史和典礼风教，崇儒重学、稽古考文，西方列强亦复如此。驻美公使、比较了解外情的张荫棠就据此立论，力主翰林院当改为文教院而绝不可裁撤。[80]再次，保全翰林院有现实需要，一则此时翰林群体足有一百多人，骤然裁撤，不易安置；且责任内阁成立，旧内阁势必裁撤，而其中出身翰林的大学士、学士等高官必须有所安顿，保留翰林院正可让这些老翰林“回归”，一举两得。最后，癸卯、甲辰翰林多有出洋游学经历，他们所拟的翰林院新职掌，颇用东西洋制度替自己立论，与官制改革者针锋相对。所谓翰林院与东西方列强的博士会、学士院制度相近，均是高级人才储备机关，亦不无道理。此时，翰林院自居储才机关的同时，已不再仅仅定位于人文渊薮，而是与时俱进地囊括法学、经济、商学及理工农医等方面杰出人才，体现了更大的包容性。这也是翰林院转型的可能方向。
翰林院的结局与转型路径
然而，就在翰林院新官制即将出炉之际，武昌起义爆发。几个月后清帝逊位，民国肇建，革故鼎新。1912年6月2日，袁世凯下令取消翰林院、都察院、给事中衙门。[81]延续一千多年的翰林院至此消归乌有。6月10日，国务院秘书许宝蘅与癸卯科翰林胡大勋等人到翰林院接收，“仅一主事交印二颗，其文卷书籍皆无存者，器具则为茶役等所朋分”。[82]千年翰苑，结局一至于此。翰林院在清末立宪中得以保存，但在民国元年终遭裁撤的事实表明，翰林院虽在清末新政中遭遇空前危机，但并未亡于新政，而实亡于辛亥鼎革。
不过，翰林院虽被裁撤，其部分职能还是不可或缺。比如修史功能（国史编纂既不可废，新朝替胜朝修史亦是老传统），储备、培养和笼络各方面高级人才，保守传统学术文化，引领世风民情（或者说意识形态）等职能，由何种新机构承担，如何实现？仍是民国面临的重要问题。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政权逐渐稳固，颇有些“复古”倾向。1914年有评论称：“前清制度几于尽复矣，名即未复，实际几尽复矣。名称与实际俱未复者，仅有一翰林院耳。然而前清所遗之旧翰林，今且行团拜礼于陶然亭，奉一二旧翰林中之有势力者隐然为该团体之领袖，其殆亦规复该院之先声欤。”[83]翰林院虽然终未恢复，但国史馆、清史馆却先后成立，清末特授翰林院检讨的王闿运和翰林起家的赵尔巽分任馆长。当局在笼络“遗民”的同时，实也恢复了翰林院的部分职能，国史馆、清史馆中人也多是前清翰林。1914年夏，当赵尔巽请王闿运推荐清史馆人才时，王氏就明言“修史当悉用翰林，方能截断众流，使廖经师、萧雷公无处安身也”。[84]
再后来，那些亲身经历了新教育的中外人士，开始重新思考精英人才的培养和选用制度，以及固有学术文化的保守和传承问题。一些学者的目光又集中到了逝去的翰林院制度。[85]钱穆在晚年也曾反思道：“科举本只能物色人才，并不能培植人才的。而在明清两代进士翰林制度下，却可培植些人才。这种人才，无形中集中在中央，其影响就很大。……国家养你在那里，担保你有大官做。政府的事，你都可知道，只让你从容一时期，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明清两代，许多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多半从进士翰林出身，并不是十年窗下，只懂八股文章，其他都不晓得。……在政府论，应该要有一个储才之所，把下一辈的人才培养在那里。培养他的学识，培养他的资望。如是才可以接上气。”[86]这样的说法或许有些发思古之幽情，但确实促使我们反思，翰林院有无可能通过转型而保留传承下来？以及如何转型？
在我看来，后科举时代，翰林院的政治色彩必然淡去，其地位下降的趋势实难挽回。但翰林院制度的立意和传统却颇有可取之处。若非辛亥鼎革后遭到断然裁撤，翰林院的转型和命运或许还有不同。继续将翰林来源多元化，不断补充新血，既守旧学，又研新知，向最高学术文化机构转型，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方向。
这首先因为，国家需要类似的机构，而建立最高学术文化机构也是民初有识之士的不断追求。马相伯等人筹设函夏考文苑的努力就是有名的例子。更重要的是，清季最后几年的翰林院，已经是一个变化了的翰林院，这为类似的转型提供了条件。其变化至少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清季十年翰林院内部在不断跟进新学，做札记、编新书、开学会、派游学，开办进士馆、讲习馆、宪政研究所，做了种种尝试和努力。这与翰林守旧、反对新政的既有面目和印象，颇有不同。其二，宣统之际，翰林院人员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份1910年的《玉堂谱》显示，彼时翰林院有190多人，由三类翰林组成：八股老翰林；策论考中，随后在进士馆肄业或游学、考察归来的癸卯、甲辰二科翰林；参加留学生考试授职的洋翰林，其专业包括文、理、法、工、商各科。内中癸卯、甲辰翰林人数最多，足有近百人。[87]从前文论述看，他们也是光宣之际运用旧学新知出谋划策、奔走权贵、保全翰林院衙门并争取更多职权的主力。其三，斯时翰林的专业领域和知识结构早已溢出文史范围，而聚集了法政、工商、财经、理化等方面人才。历来对留学归国洋翰林，尤其是非文科者进入翰林院批评较多，称其非驴非马。其实，换个角度看，这正是翰林来源多元化的有效途径。此外，光宣之际，特赐翰林也是一项新办法。譬如大儒王闿运、曹元弼均获此殊荣，成为翰苑人员。又比如朝廷特赐严复、詹天佑等早期欧美留学生的杰出代表以进士功名。虽非翰林，实可作如是观。总之，特赐翰林、进士均是当日各领域最杰出之才，也是翰林院补充新血的良法。
可以想见，随着时间推移，加以讲习研究风气和相关制度的导引，翰林院就很有机会成为一个包含各学科高级人才，可以新陈代谢的最高学术文化机构。这正是翰林院转型的可能方向和路径。因此，1911年设立责任内阁过程中，获得保全并扩充职掌的翰林院，若非辛亥鼎革后遭到民国当局断然裁撤，而是继续将翰林来源多元化，不断补充新血，既守旧学，又研新知，向汇聚各方面高端人才的最高学术文化机构转型，或许也并非没有可能。
三 领导各省谘议局
本章第一节考察了癸、甲进士在鼎革之前的补缺和升迁情况。需要强调的是，还有许多癸、甲进士虽未补缺或未升迁，但并不意味着其地位低下或无事可做。事实上，在停废科举后的预备立宪时代，诸多癸、甲进士通过办学、筹办谘议局、国会请愿等“在野”活动，掌握了可观的政治文化资源，扩宽了出路，提升了地位。彼时甚至有“绅比官更有前途”的说法。[88]本节即讨论癸、甲进士与谘议局的关系。
清末革命与立宪相激荡。除了立宪派的鼓动外，清政府也欲推行立宪，以消弭革命，维持统治，并摆脱贫弱，实现富强。1906年，在五大臣考察回国后，清廷下旨“仿行宪政”，号称“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之舆论”，期望“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89]次年，又先后降旨筹设资政院和谘议局。诚如研究者所言，各省筹办谘议局，为立宪派的结合和发展提供了大好机会。[90]
值得注意的是，既具高级科举功名，又有“新学”背景的癸、甲进士迅速抓住了这一参与政治、抬高身价、实现抱负的良机。统计显示，癸、甲二科共涌现了35名谘议局议员，其中9人任各省谘议局正议长，10人任副议长。16名普通议员中，有李榘、吴德镇、刘春霖、陈敬第、杨廷纶、彭运斌、李华炳、周镛、顾视高等9人随后被举为资政院民选议员。此外，陈善同、胡骏二位被举为资政院各部院衙门官议员。因此，癸、甲进士任资政院、谘议局议员者就多达37人。其详情如表6-11所示。
从议长、副议长人选着眼，总共21行省中，除了奉、吉、黑、苏、闽、粤、陕、甘、滇、黔等10个省份，其余11省的谘议局正、副议长中均有癸、甲进士的身影，其中方履中、陈黻宸、汤化龙、谭延闿、杨毓泗、杜严、梁善济、蒲殿俊、陈树勋等9人担任正议长，谷芝瑞、叶先圻、沈钧儒、夏寿康、张国溶、曾熙、方贞、杨源懋、萧湘、唐尚光等10人曾任副议长。
图6-1 甲辰科进士、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
图6-2 甲辰科会元、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
表6-11 癸、甲进士任职谘议局统计
而且，1910年夏，在各省谘议局基础之上形成的更精英的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成立。该会章程即由汤化龙“起草及修改”。随后选举正、副主席，汤化龙和蒲殿俊分别高票当选。1911年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第二届开会，谭延闿又当选主席，汤化龙当选审查长，此外8位审查员中还有癸、甲进士方贞、梁善济、萧湘3人。[91]因此，从以上两方面观察，可以说，癸、甲进士领导了各省谘议局。
从科分来看，癸卯科产生了方履中、陈黻宸、陈树勋等3位正议长，夏寿康、曾熙、萧湘等3位副议长，而甲辰科涌现了汤化龙、谭延闿、杨毓泗、杜严、梁善济、蒲殿俊等6位正议长，谷芝瑞、叶先圻、沈钧儒、张国溶、方贞、杨源懋、唐尚光等7位副议长。从谘议局议员人数统计，癸卯科为14人，甲辰科则高达21人。显然，在各省谘议局中，甲辰科进士较癸卯科势力更大。这既显示了甲辰一科得人更盛，也是甲辰科进士更为趋新的体现，可从其新式教育背景中得到印证。
因为从教育背景来讲，癸卯科诸议长中，陈树勋、夏寿康由进士馆毕业，萧湘留日毕业，方履中考中经济特科，陈黻宸和曾熙长期办学，而甲辰科的议长和议员几乎均有留日背景（详表6-12、表6-13）。这也说明，进士馆，尤其是留日的“新学”背景，对癸、甲进士在预备立宪运动中地位的提升，至关重要。
表6-12 癸卯科进士任职资政院、谘议局题名
表6-13 甲辰科进士任职资政院、谘议局题名
表6-13 甲辰科进士任职资政院、谘议局题名-续表
图6-3 癸卯科进士、江苏谘议局议员孙宝书
图6-4 甲辰科进士、曾留学日本的江苏谘议局议员钱崇威
既有研究显示，在全部谘议局议员中，“至少有149人曾经留学日本”，其中“大多数又同时拥有进士、举人、贡生、生员等”传统功名。而“在谘议局的正、副议长中，有近2/5为留日出身，掌握着全部21省谘议局中13省谘议局的领导权”。[92]经过上文的考察，可知留日出身的正、副议长，大多数是癸、甲进士，加上具有进士馆和长期办学背景的癸、甲进士议长，或许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说，进士馆毕业和留日归来的癸、甲进士领导了各省谘议局。
四 鼎革前后的出处进退
1911年10月10日，当数百名癸、甲进士或供职部曹，或浮沉翰苑，或主政地方，或领导谘议局，或主持兴学之时，武昌城内的炮声突然响起。辛亥革命爆发，帝制易为共和，诚中国历史千年未有之巨变。然此役虽以武力始，却以和谈终，战事持续时间既短，波及范围亦有限，仅仅数月，便结清帝逊位、民国肇建的鼎革之局。虽然不少民党元勋新贵北上参与民国政府的组建，但事实上北京政府很大程度上接收和承继了清朝的旧摊子，故民国与清朝的诸多延续性亦甚显然。无论如何，辛亥革命极大地改变了正值中年的癸、甲进士的仕途发展和人生命运。那么，作为最后的科举精英，癸、甲进士在这一既剧变又延续的历史过程中怎样自处？其分化浮沉若何？是本节欲讨论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癸、甲进士人数众多，虽系科举同年，但绝非铁板一块，正如上文所述，在辛亥之前，实已分化严重。鼎革前后，癸、甲进士的出处亦极不一。尽管同样“出山”，原因、过程多种多样；即使同样不仕民国，行止亦有分际不同。因此，若笼统地讲群体，易模糊丰富的样态，如仅以个体为例，又不免以偏概全。故下文拟先将癸、甲进士的出处浮沉，按京官与外官加以论述，京官又将翰林、御史与部属分别讨论，然后就乘时崛起的代表和特点稍做申论。期望以点带面，呈现鼎革之际科举精英如何自处的复杂面貌。京官与外官区别较多，分而论之容易理解。之所以将翰林、御史与部属再分两类，是因为翰林与部属本就不无分际，而御史多出身翰林，人数无多。更重要的是，翰林院与都察院在民元均被取消，翰林与御史自然“失业”，而鼎革前的各部在民国或有承继衙门，或有对口单位，故二者处境亦自不同。当然，分类仅为论述之便，既难免有欠周延之处，行文亦互有呼应，不能十分“壁垒分明”。
翰林出处
辛亥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帝下诏逊位，留日出身的汪荣宝和陆宗舆登高一望，见“匕鬯不惊，井邑无改”，不禁赞叹“自古鼎革之局，岂有如今日之文明者哉！”[93]然而，如此“文明”鼎革，在另一群人眼里，却是景象全非。癸卯科翰林龚元凯在路途中听闻逊位诏书，不禁“怆然志感”：“天荒地老离人泪，剩水残山故国魂。”又云：“十年内翰春婆梦，千里斜阳独客魂。”[94]不胜国亡无依之悲。前文已述，鼎革前癸、甲翰林是翰苑中的最大群体，足有99人。即使有数十人在外地做事，在京任职的仍不下五六十人。一个如此庞大的最精英的科举群体，在鼎革前后如何自处？
正如武昌起义爆发后，大量京官携眷出京一样，不少癸、甲翰林在逊位之前也已出都。还在十月中旬，癸卯科翰林、广东人赖际熙眼见“武昌事起，中原鼎沸”，鉴于“闲曹冗职，无济于时”，遂携家眷“遵海南下，侨居香港”。[95]随后，癸卯科广东翰林区大典亦南下香港，与赖际熙同寓而居。[96]
十二月二十五日，逊位诏书颁下后，癸、甲进士京官，尤其是家在南方者纷纷出都回乡。癸卯科江苏翰林汪昇远、甲辰科安徽翰林李德鉴等人于1912年相继南下归乡。不久李德鉴去世。[97]癸卯科湖南翰林郭立山“辛亥弃官归，则不复问世事”。[98]癸卯科山东翰林张恕琳感慨“世局奇创”，洒泪回乡，不再出仕。[99]
青岛被称为民初遗老的聚集地，大学士、尚侍、督抚皆备。[100]鼎革后，翰林兄弟商衍瀛、商衍鎏亦迁居于此。商衍瀛是复辟派干将，为人所熟知。商衍鎏则在德国人尉礼贤的推荐下，于1912年受聘德国汉堡大学，协助福兰阁（Otto Franke）教授创建中国语言与文化系。[101]
值得注意的是，温肃、章梫、黎湛枝等复辟派的活动。鼎革前后，他们并未匆匆出都，但亦未久滞国门。癸卯科广东翰林温肃，于九月中旬滦州兵谏之后，先将眷属迁至天津暂避。十月，因谏阻摄政王载沣归藩未果，遂奏请开缺，但仍不离国门。清帝逊位后，温肃一方面仍任职实录馆，与同人续纂《德宗实录》、《宣统政纪》，并与黎湛枝、欧家廉纂成《德宗圣训》，另一方面，奔走于奉天、青岛、京津之间，联络同志，游说张勋、冯国璋，图谋复辟。[102]
甲辰科浙江翰林章梫此前在保存翰苑过程中甚为出力。辛亥之役，与同乡翰林前辈喻长霖“同坐危城者百余日，筹挽救之术，论出处之义”，痛惜回天乏术，“卒以孤露遗臣辗转沪渎”，[103]去上海做了寓公。章梫之所以选择上海，一则离浙江老家近，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清末他曾在上海活动多年，熟悉环境。不过，章梫在赴沪之前，还在北京留滞了一段，则因《德宗实录》未成之故。[104]
林志宏曾说：“清遗民留置北京，续成未竟之业，编纂《德宗实录》即为一例……清室逊国时，官员纷纷星散，实录的原稿仅成十之一二”，世续、陆润庠率领袁励准、朱汝珍、曾习经、温肃、黎湛枝等人，“一直要到1920年，整部篇幅为597卷的《德宗实录》始修缮完毕”。[105]其实，鼎革之时《德宗实录》虽未修竣，亦不至于“仅成十之一二”，所差者40余卷而已。辛亥年十二月，章梫听说总裁明年正月“拟以每卷津贴银5两，属在馆诸君修成，以报先帝之恩”，登时拍案大怒，以为类于“书估买译稿”，遂移书总裁，责以“不知大体”。壬子年（1912）正月，章梫上书实录馆总裁陆润庠，备述出处大义，并谓已辞邮传部等衙门差事，翰林院亦无经手未完之事，“欲去即去”，但痛心《德宗实录》尚有40余卷未修，“愿暂在京修竣始行”。[106]
然而，像章梫这样，愿意暂留以续成《德宗实录》的旧翰林虽不乏人，但斯时四散者已多。1912年三月，在西城头发胡同续修《德宗实录》，旧人到者仅“约半数而已”。不过，因所剩无多，诸人分纂，亦易成稿，只是总纂汇稿、总校校稿，颇费时日。几个月后，《德宗实录》稿粗成。[107]至迟在1912年七月，诸人又开始分头纂修《宣统政纪》。[108]由于实录馆纂修官乃翰林中的“精英”，从二书纂修官名单的变化，也可窥见癸、甲翰林鼎革前后的动向。现将二书修纂官情形制成表6-14和表6-15。
表6-14 《德宗实录》纂修官题名
表6-14 《德宗实录》纂修官题名-续表
表6-15 《宣统政纪》纂修官题名
可见，《德宗实录》纂修官中共有癸、甲翰林33人，迨《宣统政纪》时仅余10人，考虑到袁嘉谷、左霈、杨兆麟、王寿彭4人辛亥前已放外官，本不在京，则约有19人在鼎革前后去职，离开了“太史”岗位。他们是：胡骏、郭立山、林世焘、朱国桢、舒伟俊、陈云诰、水祖培、郑家溉、许承尧、汪昇远、李翘燊、赖际熙、朱点衣、陈启辉、王慎贤、于君彦、岑光樾。林世焘《七十自寿诗》曾咏此段史事云：“正与先皇修《实录》，忽惊鼎革赋归来。”注曰：“辛亥八月，余正修《德宗实录》，忽报武昌失守，不数月逊位诏下，余遂南归。”[109]在这些人中，朱点衣辛亥去世，1912年汪应焜扶柩归里。[110]赖际熙、汪昇远、郭立山去职回乡，前文已述。此外如陈云诰“民国以来授徒自给”，[111]于君彦亦似回乡做绅士，[112]不再出仕。当然，其中亦不乏再仕民国者（详下）。
1912年仍在京续纂《德宗实录》并参纂《宣统政纪》的10位癸、甲翰林是：吴德镇、王大钧、章梫、史宝安、黎湛枝、朱汝珍、金兆丰、张书云、李湛田、温肃。其中，王大钧、金兆丰、张书云常住北京，后来清史开馆，再操史笔。章梫、温肃、朱汝珍、黎湛枝则是复辟一路人，尤其是章、温二人，奔走更力。朱汝珍系《德宗实录》总校，1915年该书正本告成时，朱氏和金兆丰、张书云等人就在当场。[113]章梫在《宣统政纪》交稿后即南下上海，已如前述。黎湛枝则接替温肃的任务，续纂《德宗圣训》。迨“削稿既成，崇陵奉安事竣”，乃于癸丑年（1913）十一月底“襆被出都”。黎氏随后给远在香港的赖际熙致一长信，商量出处，谋及生计，道尽“失业翰林”的困苦：
秋间在钜卿处得读手书，垂念鄙况，至勤且厚，良用感切。此间自香轮、椿轩先后南旋，京津朋旧益稀，旅况益孤，心绪殊劣，每欲伸纸作书而焦闷不能下笔。近以《圣训》削稿既成，崇陵奉安事竣，前月杪已襆被出都。回首觚棱，空余凄恋，茫茫前路，去将何之。故乡田里荒芜，商业凋敝，家无担石，何以自存。辗转思维，惟冀回粤收拾余烬，仍作南洋之行，或有一线生路。但此事全仗我公先为道地。今春得公手书暨檗庵来述尊旨，所以为弟谋者既周且挚，此刻仍拟重申前请，介绍于戴公芷汀，将来至彼，先得一驻足之地，然后徐图展布（无论农业、商业，非得人指导，有所依傍，不敢轻于一掷也），方易措手。且鄙意仍在种植，但种植收效较迟，诚如春间尊谕所述芷翁之说，谓必能敷衍目前，乃可收将来之效也。芷翁推爱屋乌，纯是肝膈之语，务恳我公便中为弟豫筹之。刻值冻河，眷属上落不便，弟拟只身先由津浦铁路南下，俟春暖然后遣人接眷南旋。佽侯前辈现拟同行，大约腊底正初可图良晤也。……弟湛顿首。腊月十二日。[114]
作为癸卯科殿试传胪（第4名），黎湛枝在京城生活多年，民初勉强续完未竟之“残史”后，顿失旧业，出都之日，既凄恋觚棱，又感到前路茫茫，生计无着，竟然筹划着移民南洋，从事种植业。
除了不仕民国甚至奔走复辟的翰林之外，上述参与纂修《德宗实录》《宣统政纪》的癸、甲翰林中，再仕民国者实不乏人，且多从幕僚、秘书起家，常常以同乡、同年关系为桥梁。陈启辉经其广东新会同乡、农林总长陈振先于1912年8月任命为农林部秘书，1913年9月，陈振先去职，陈启辉也随之辞职。[115]林世焘系前贵州巡抚林肇元之子、张之洞的侄婿，关系网甚大，游走于京内外，“四任国务院秘书，兼总统府秘书”。[116]许承尧于1914年初随其安徽同乡、甘肃督军张广建入甘，后于1917～1921年任甘凉道尹。[117]郑家溉后入其湖南同乡同年、吉林巡按使郭宗熙幕府，任行政公署参议、秘书，经保荐国务院存记；1927年又经潘复任为国务院秘书。[118]朱国桢辛亥后回乡，历任湖北行政公署秘书、湖北公立法律专科学校校长，后又分发陕西任用，经癸卯科同年、陕西巡按使吕调元派充关中道道试典试官。[119]李湛田则进入直隶都督冯国璋幕府，任直隶行政公署秘书。其自述称：“辛亥事起，国体骤变。家本寒素，无担石之储，橐笔奔走，自供晨夕。”后经冯国璋保荐道尹送觐，1916年经财政部任命办理江苏印花税事宜，驻金陵。[120]胡骏、史宝安、王慎贤则直接入仕民国。胡骏于1912年回四川任省议会议长，后来卸职回京，1917年11月奉命任东川道尹，再度回川任职。河南人史宝安于1913～1916年前后任河南教育司司长。[121]王慎贤则进入法界，后来长期任山西高等检察厅检察长，但不幸于1927年投井自尽。[122]
此外，还有不少癸、甲二科翰林或入同乡军幕，或回籍后入本地军政大员幕府，经保荐再度出山。如直隶高毓浵辛亥前在学部编书，1912年与刘若曾、张濂等直隶翰林办保卫社，后入冯国璋幕府，任行政公署总务处长，后经保荐道尹送觐，1917年出任江苏下关商埠局会办。[123]安徽龚元凯在辛亥鼎革后，经其安徽同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校长洪镕招入学校任教，1914年随张广建入甘，先“宰张掖”，旋保道尹。[124]1914年，浙江刘焜经浙江民政长屈映光延充秘书，随后又兼警务处处长。看来二人甚为相得，当1919年屈映光署山东省长时，刘焜又随至山东。[125]1915年前后，山东杨毓泗经其济宁同乡、绥远都统潘矩楹延入幕府，任为书记长兼总务处处长。[126]山东范之杰经山东督军靳云鹏聘为秘书，1915年经保荐道尹，不久即放江西高等检察厅厅长。[127]安徽王震昌曾任安徽督军倪嗣冲的秘书长，势力甚大。[128]
可以想见，既然王寿彭、刘春霖二位状元都出任民国总统府秘书，邵章、方履中等名翰林亦均出仕民国，上述多位癸、甲翰林再仕民国也就不足为奇。所以，癸、甲翰林中“遗民”与“贰臣”互见，两方面人数均夥，且各有著名代表。
部属去留
如果说翰林群体因民国建立后，衙门裁撤，失去“家园”，故四散者多，民国后再出山者多从幕府做起，谋求保荐；民国肇建后，原先各部或直接延续，或有对口衙门，只是丢饭碗的旧人颇多。[129]那么，鼎革前后癸、甲进士中的部属又是如何自处的呢？
辛亥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帝逊位当天，癸卯科进士、农工商部主事郭家声感赋云：“楚风亦已竞，周德果然衰。早识金瓯缺，真看玉步移。痛逢殷甲子，忍说汉官仪。凤历标新纪，龙光易姑旗。”尾句云：“春明余父老，涕泗正交颐。”郭氏随后绝意仕进，以教书自给。[130]逊位次日，甲辰科翰林、时任邮传部员外郎的苏舆即挂冠而去，不久南下归家。其甲辰科同年、邮传部同僚姚华为此赋诗奉别云：“瞬息浮云变古今，悠悠天意最难堪。已翻揖让征诛局，犹见芬芳悱恻心。集外来鸿遗老笔（每得翰简皆藏之，编入《来鸿集》中），霜前华发故人簪。怜君此去添憔悴，寂寞荃荪揽涕吟。”[131]姚华将苏舆列入“遗老”，自得苏氏之心。苏舆、姚华的同年同僚、邮传部员外郎王鸿兟乃癸卯科翰林郭则沄之母舅，虽是福建人，其实中进士前长期寄居郭曾炘、郭则沄父子京城寓宅。逊位诏书下，王氏在邮传部交代后，辞别诸同好，赴津安家。[132]迨郭则沄自浙江北返，舅甥相见，“黍离衔痛，相顾欷歔”。[133]而苏舆的同乡同年、邮传部参议陈毅，鼎革之际迁居青岛，与恭亲王、刘廷琛等人谋划复辟。
另一复辟干将，癸卯科进士、学部郎中陈曾寿早在武昌首义二日之后，即乘京汉路“早车南奔”，随后奉全眷到沪，直至十一月初七日返京。眼看形势不利，陈曾寿对密友许宝蘅说“宜少作无益之想”，遂于十二月初五日出京赴津，随后南下。[134]陈曾寿的学部同僚王季烈鼎革前系专门司司长，辛亥年新增补资政院钦选议员，在甲辰科进士中仕途甚显，“逊位诏下，遂即伏处津沽，躬耕自给，誓不入仕民国”。[135]癸卯科江西进士、吏部主事魏元戴辛亥后回乡，“置庄田湖渚间，日与农人相接，居然一野老”。[136]江苏进士、内阁中书刘启瑞，“国变后蛰居不出”。[137]甲辰科甘肃贡士，后任吏部主事的祁荫杰，系吴可读之外孙，辛亥后回乡，杜门不出。[138]此类去职出京、不仕民国的癸、甲部属当还不少。
不过，也不乏鼎革后离职出都，但若干年后又再出山的实缺部属。癸卯科安徽进士、农工商部主事李德星于1912年去职返乡，1914年经安徽民政长倪嗣冲任为行政公署秘书。[139]甲辰科福建进士林栋原是礼部郎中，1912年回乡，随后入道尹幕府，1918年又竞选为第二届国会议员。[140]二人均在仕幕之间。下文看到的张茂炯更是“再出江湖”的显例。
如果说郭家声、苏舆、陈毅、王鸿兟、陈曾寿、王季烈等人均是以实缺部属挂冠去职，不仕“新朝”，那么，事实上有更多的癸、甲部属继续供职。王季烈的同年同乡单镇与章钰此前已迁居天津，“赁同院土屋数椽相依焉”。章钰系外务部候补主事，无甚职务，单镇则是农工商部实缺郎中，所以“布置就绪，回部供职”。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工商部次长王正廷代理部务，约单镇为首席秘书兼总务厅厅长。[141]癸卯科进士关文彬等25位旧人亦随后留用工商部。[142]1912年8月，内务总长赵秉钧任命班吉本、尚秉和、顾显曾、王扬滨等前民政部的癸、甲“老人”为该部技正，继续供职。[143]相比于陈毅、苏舆、王鸿兟的挂冠去职，在邮传部到交通部的改组中，龙建章、关赓麟、何启椿、张恩寿、蒋尊祎、陈宗蕃等癸、甲进士均留任，且龙建章、关赓麟与梁士诒关系密切，均是交通系核心骨干。关赓麟更掌管重要的京汉铁路局。[144]陈毅、苏舆、王鸿兟之所以去职，固由其痛惜清亡、反对民国的政治倾向和思想观念，但或许也与人脉不无关联。1906年邮传部成立后，尚书、侍郎等堂官如走马灯。陈毅、苏舆、王鸿兟分别是张百熙、陈璧所调之人，且王鸿兟系岑春煊的幕僚。所以在唐绍仪、梁士诒掌权后，难免格格不入。
鼎革前，在度支部任实缺的癸、甲进士最多，势力颇大。民国成立后，绝大多数留任。1912年11月，财政总长周学熙呈请留用人员，曲卓新、雷多寿、栾守纲、王宗基、袁永廉等人均在其列。[145]此后为整顿财政，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在财政部成立国税厅总筹备处，于各省分设国税厅筹备处。[146]在此过程中，李景铭出任国税厅总筹备处会办，与总办王璟芳主持此举。于是，原度支部的癸、甲进士纷纷出任各省筹备处处长或坐办，扮演了重要角色。表6-16就是这一情况的统计反映。
表6-16 民初国税厅筹备处癸、甲进士任职题名
表6-16 民初国税厅筹备处癸、甲进士任职题名-续表
从度支部到财政部的转变过程中，之所以如此多癸、甲进士延续下来，一方面因为他们本就在部中势力庞大，盘踞已深，且总长周自齐、周学熙都是“前清旧人”，自然倾向于汲引此辈。国务院刚成立，财政为劈头第一事，周自齐就派王璟芳与甲辰科进士曲卓新和张茂炯三位度支部旧人逐日赴国务院，以备咨询。[147]虽然熊希龄长部时引用一批“新人”，但“经历较少，势力尤差”。[148]另一方面因为赋税、盐政、会计等系专门学问，本就缺乏人才，这批癸、甲进士有的留学出身，有的在部行走多年，富于经验，故当局不得不倚重。比如张茂炯，前在度支部办理盐政事务，对其利弊了如指掌，深受载泽赏识。民元因诸事办理棘手，遂避天津不出。熊希龄多次敦劝出山，且请其甲辰科同年、度支部同僚楼思诰前往劝驾，仍坚持不允。[149]1913年任为安徽国税厅筹备处处长，亦力辞不就。不过，1914年又以“新邦多故人……谬谓能识途”，仍“入财政部，旋参盐务署事”。[150]
法部及审判厅是鼎革前癸、甲进士的另一聚集地。民国成立后，人员有出有进。参事麦鸿钧，实缺郎中冯汝琪、刘敦谨，实缺主事吕兴周（后在吉林任检察官[151]）已不在部。徐谦、张家骏、冯巽占、龚福焘、郑言等人或在司法部、或在平政院，保留了原来职位。徐谦曾两次出任次长，民元时以次长主持部务，尤与鼎革之际的人事变迁关系密切。值得注意的是，进士馆最优等毕业的徐彭龄、陆鸿仪，以及留日毕业的刘远驹、杨允升等癸、甲进士亦均入司法部任职（详表6-17）。
值得讨论的是，从学部到教育部的转变中，癸、甲进士的剧烈人事变动。从表面观察，清季学部中曾任实缺的癸、甲进士有陈曾寿、王季烈、恩华、杨熊祥（后外放江西南康知府）、李景濂等人，并不算多。但从深层次看，学部的图书编译局等部门实际上聚集了近二十位癸、甲进士，当然主要是翰林。袁嘉谷、杨兆麟曾相继任图书编译局局长，后来外放，自是不说。此外，据胡骏日记所载，当日调学部行走的癸、甲进士还有王寿彭、陈云诰、史国琛、水祖培、林志烜、徐潞、张恕琳、王慎贤、林世焘、胡大勋、高毓浵等人。[152]此外，章梫、商衍瀛、金兆丰、狄楼海等人均参与京师大学堂的办学（详第七章表7-1）。迨鼎革前后，陈曾寿、王季烈等实缺郎中先后挂冠而去。民初教育部成立后，由于蔡元培、范源廉、董鸿祎等趋新人士掌管教育部，癸、甲翰林、进士在其中几乎绝迹。所以，虽然汤化龙、梁善济于1914～1915年一度分任教育总长和次长，但癸、甲进士在教育部却无几人。
表6-17 1915年第2期《职官录》所见癸、甲进士京官题名
表6-17是1915年的癸、甲进士京官名单。虽然其中少数人来自前清外官和谘议局，但绝大多数是清季中央各部院中的癸、甲进士。内中除了少数出身翰林外，绝大多数是部属出身。考虑到此表仅统计1915年夏季之时的京官名单，然1912～1914年曾任京官，其后外放、辞职、去世的癸、甲进士亦不乏人，在1915年之后又补京官的癸、甲进士更是所在多有，而且有的清季实缺京官在民国后做了外官。[153]所以，对照清季曾任京官实缺的癸、甲进士名单，可以得出几点认识，首先，整体上看，辛亥鼎革前后，虽亦不乏挂冠而去、不仕民国者，但各部司官中的癸、甲进士大多数在民国继续出仕。其次，从各部的情况看，度支部到财政部的转变过程中，癸、甲进士延续最大；邮传部到交通部次之；法部到司法部又次之；由于民初教育部由蔡元培、范源廉和董鸿祎等趋新派掌管，原在学部兼差的癸、甲进士几乎全退。
州县丢官
辛亥革命爆发后，虽然翰林与部属也颇受震动，但总的说来，尚身处和平环境，然而守土有责的州县官，处境就大不一样。前文已述，鼎革之前，癸、甲进士实任司道府州县官者，足有一百数十人（详表6-7、表6-8和表6-9）。但经过革命的省份，官场多进行了大换血，因此癸、甲进士中州县官大多数丢官失业。故整体来看，癸、甲进士中的外官，在鼎革之际受到的冲击最大。当然，亦有数量可观的“失业”者随后重新“上岗”。
鼎革之前，袁嘉谷、郭则沄、杨兆麟在浙江分任司道府实缺，王寿彭任湖北提学使，方履中、邵章分署四川、奉天提学使，郭宗熙任吉林交涉使，刘谷孙任甘肃提法使，杨熊祥、王彭、张铣均任实缺知府。革命过程中，诸人基本都遭遇了丢官甚至“逃亡”的命运。王寿彭身处武昌，自不必说。新疆焉耆知府张铣死于革命暴力，最为惨烈。[154]奉天、吉林大局尚稳，邵章、郭宗熙境况稍好。身在浙江的袁嘉谷、郭则沄和杨兆麟均在独立后离浙。
袁嘉谷于八月二十四日在湖州听闻武昌失守，八月二十八日回到杭州，九月初一日到谘议局开会。其时谘议局议长癸卯科进士陈黻宸、副议长甲辰科进士沈钧儒及大部分议员均主独立，陈黻宸负责劝说巡防营协统贵林放弃抵抗，沈钧儒负责鼓动巡抚增韫赞同独立。[155]九月初三日，袁嘉谷面见增韫商议对策，感觉“无用兵之力，亦无用兵之理”，竟无解决之术。九月十三日上海失守的消息传至杭州，风云更紧，袁氏顿觉“满街愁惨”。这时，他亦附和和平独立。所以，当十四日在巡抚衙门聚议时，绅士数人“均有难言之隐”，袁氏虽自知下策，仍“主张剪发，改中华国，用黄帝纪年，以消众谋”。不料当晚抚署被焚，杭州城全归民军。十五日袁嘉谷即命夫人携眷先赴上海，次日袁氏亦抵沪会合。[156]陈曾寿于八月下旬护眷自武昌抵上海，后来说“各省逃官”皆集于沪。[157]袁嘉谷也是其一。
不过，虽然在革命中丢了官，但上述诸人都是癸、甲二科中的佼佼者，鼎革之后，除了刘谷孙和去世的张铣，其他人均仕民国，且多能左右逢源。郭则沄、邵章、杨熊祥、王彭后来皆任京官。方履中任四川道尹。郭宗熙鼎革后再仕吉林，宦途颇显，官拜吉林巡按使。袁嘉谷和杨兆麟均当选议员。
与此同时，在革命洪流中，癸、甲进士中的上百名实缺州县丢官者更多，并有人不幸死于兵乱之中。癸卯科湖南进士黄兆枚，原是吏部主事，在辛亥年吏部被裁后，改官直隶州知州，分发安徽，不料甫至即遇革命，痛吟“得官偏遇国亡时”以归。[158]与黄兆枚尚未补缺不同，其同乡同年黄纯垓系直隶交河知县，逊国诏下，颇有亡国之痛：“鄂变发生，各省响应，曾不数月，遂致国体改易，三百年之帝统，四万里之领土，一旦倾覆，亡也忽焉，哀哉此祸，亘古未闻。余官虽微者也，当此覆地翻天，朝社奇变，岂能漠然视之，而不一动于中也乎。”又云：“新旧代谢，士夫倾向，人各不同，余亦自有志耳。今逢岁除，而辞位诏下，报纸传到……今日何日，盖故君之思，亡国之痛，大清已矣，有心人念此，无穷期矣。余独何心，能不悲哉。”[159]不久，交卸回乡。
直隶并无战事，黄纯垓之去职，自由其出处大义使然。两湖、四川等地颇有交火，暴力甚多，湖南浏阳知县、癸卯科进士钟麟全家殉难。[160]此外丢官归乡者更多。甲辰科四川进士苏兆奎，“历任湖南宜章、零陵等县知县，靖州直隶州知州，保升知府，捐升道员”，鼎革后回川，办理团防。[161]甲辰科陕西进士田明理，曾任四川灌县知县、署绵竹知县，鼎革后回到陕西，经巡按使委充公署内务科科长。[162]类似的例子尚多。此外，自然也有继续任职的癸、甲进士州县官。
州县官在鼎革前后出处浮沉的样态甚为丰富。不过，大体可划分为以下几类：鼎革前后升迁他调、继续任原地原官、去职后绝意仕进、丢官后寻求再出。表6-18据可靠材料，统计了癸、甲二科进士中的65位州县官，在鼎革前后至1920年代初的变动情况。由于资料有缺，且难以穷尽，未能统计进来的当仍不少。但据此表统计出的几组数据，还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癸、甲进士中的州县官在鼎革前后出处浮沉的一些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