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时代，政学相依，仕学并途。翰林、进士群体作为全国精英，除了占据多数官场高位外，又是学问与知识的化身，代表着士大夫的文化时尚。清季西潮东来，尤其是甲午之后，趋新加速，翰林、进士的学识越来越受到质疑。迨戊戌、辛丑以后，改科举、兴学堂、派游学成为国策，翰林、进士的势力和影响正在式微。癸、甲进士正是在科举学堂此消彼长的变局之中孕育而出，并且因应时趋，入馆纳新知，出国求新学。虽然1905年科举停废，但兴办学堂需要大量师资，而许多科举中人与时俱进，亦以兴学为重。于是，癸、甲进士群体就承继在籍翰林、进士出掌书院山长之流风遗韵，广泛参与了清季的兴学大潮，人数近百，无省无之。
民国以降，陈黻宸、商衍鎏、左霈、郭家声、易顺豫、袁嘉谷、赖际熙、区大典、郭则沄、章钰、尚秉和、甘鹏云、李景铭等一大批癸、甲进士在大学、书院内外，守先待后，传授旧学，培养后辈。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不少癸、甲进士痛感斯文将丧，强烈抵拒白话诗文，坚持经史诗文的独立地位，避免用西学分科框架“条理”旧学。以关赓麟、郭则沄为代表的一批癸、甲进士，在民国主持寒山、稊园、蛰园、冰社、须社、清溪、瓶花簃、咫社等诗词社，吟咏酬唱，自民初至1950年代，历半个世纪之久。但在后科举时代的学校教育体制下，吴汝纶称之为吾国瑰宝的诗赋，终难以扭转逐渐沦亡的命运。当诸人年事渐高，一旦去世，曾经盛极一时的诗词结社便难以维持。
一 投身清末兴学潮
1901年清末新政开始后，改科举与兴学堂双轨并行。不过，短短四年之后，在学堂与科举新旧势不两立的聒噪下，运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便遭停废，举国孤注一掷搞学堂。据一般看法，科举与学堂势不两立，兴学堂势必要用新人。但是，科举精英不会因为科举突然被叫停而立即消失。而且，在失去科举的道路选择之后，社会对学堂的需求急剧增大，因而学堂的数量亦须迅速扩张，以便容纳更多的年轻士子。然而，清季办学堂，一开始就面临经费和师资两方面的巨大限制。就师资一方面言之，虽然自京师至各省，皆在延聘日本教习，但以中国之大，此区区之数绝不够分配，更重要的是，日本教习绝大多数都不能用汉语讲课，故每聘一日本教习，便须配备相应的翻译人员，所以日本教习模式既难推广，也成本巨大，不可长久。[1]另外，教习虽可延聘，办学的主导权却须自己掌握。因此，便出现了颇有意思的“旧人”办“新学”的现象，即一方面舆论宣称科举与学堂势不两立，但另一方面，办学堂者，却又多是科举精英。当然，那些具有“新学”背景的科举精英更为吃香。科举改制造就的癸、甲进士，就在清季兴学方面扮演了颇为突出的角色。
据可靠材料观察，癸、甲进士群体广泛而深入地参与了清季兴学堂的历史过程：从地域分布来看，几乎无省无之；从职位来讲，大多担任学堂监督、教务长、教习之任，既主持学务，又教授课程。
京师大学堂是彼时中国的最高学府，能在其中登台授课或管理教学，多系宿学名流。从表7-1来看，癸、甲进士在大学堂亦占据一席之地。可注意者有二，第一，进士们教授的科目为其熟悉的史学、国文、经学等“中学”，正是这些科甲精英在维系着日渐边缘的传统经史之学。第二，从1908年至1911年，京师大学堂的教务提调先后为金兆丰、商衍瀛，1910年后的教务帮提调则为狄楼海，三人皆是癸卯科进士。因此，在京师大学堂开办分科大学的时候，重要的教务管理职位，是由癸卯科进士负责的。
表7-1 癸、甲进士任教京师大学堂题名（1903～1912）
在京师大学堂之外，癸卯科翰林张书云、张之照均在顺天高等学堂办学。[2]癸卯科进士郭家声任教八旗高等学堂堂长。[3]在各省于京师所设之旅学堂中，癸卯科翰林胡骏任蜀学堂监督（同时兼京师法政学堂教习），王季烈任苏学堂教务长，马振宪任皖学堂副监督。[4]
除了在京师直接办学者之外，学部也聚集了一批癸、甲进士。陈曾寿、王季烈、恩华、杨熊祥、李景濂等人，均曾任实缺司官。王季烈任专门司司长，主管审查教科书，与兴学尤其关系重大。在实缺司官之外，学部的编译图书局等部门实际上汇聚了近20位癸、甲翰林。袁嘉谷、杨兆麟相继任编译图书局局长，后来外放，自不待言。此外，据参与其事的胡骏所记，当日调学部行走的癸、甲翰林还有王寿彭、陈云诰、史国琛、水祖培、林志烜、徐潞、张恕琳、王慎贤、林世焘、胡大勋、高毓浵等人。[5]只是这些癸、甲进士在辛亥鼎革后学部到教育部的转变过程中，全部退出了学务舞台。
在直隶首府保定，留日回国的甲辰科状元刘春霖于1908年出任直隶高等学堂教务长，次年任监督，直至1913年该校合并至北洋大学为止。[6]在保定的直隶法政学堂，癸卯科进士杨肇培、黄纯垓担任教习。黄纯垓既讲授“人伦道德”一课，又教授属于“旧法”之列的《大清会典》，在其1919年出版的文集中，还保留了当日的讲义。[7]杨肇培任教的时间更长，贡献更大。1911年直隶总督陈夔龙奏请奖其四品衔。[8]在天津，甲辰科翰林邢端于1908年襄办北洋工业学堂，1909年接任监督，直至1913年。据说，邢端虽在日本学过化学，“但因系简易速成一类，他很讳言，只以翰林牌子任监督以至校长”。尽管有不少阻力，但在邢端掌校时期，北洋工业学堂“无论教务、事务，皆可循序推进”，教育事业“已日上轨道”。[9]
首善之区京师、直隶之外，经济富庶、文风最盛的江浙地区，学堂办得既早又多。在南京，两江师范学堂颇著声誉，民国时代赫赫有名的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即其后身。1904年，甲辰科翰林江西人雷恒请假出京，被两江师范学堂留充舆地正教员。迨1905年秋，接任教务长，“总持教务、严定规则、扩充班次”。所以，1910年江宁提学使以雷恒“在堂七载”，“成材正不乏人”，奏请援照江南高等学堂教务长缪荃孙的成案，奖其四品卿衔。[10]而当缪荃孙辞去南京高等学堂教务长一职后，亦由甲辰科翰林林世焘于1908年初接任。[11]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同在南京的两江法政学堂于1908年开办，其监督即是癸卯科翰林吴璆。事实上，吴璆此前已经两江总督端方奏调来宁，“代办两江学务处”，并在两江总督署“办理学务文案”。1909年张人骏接任两江总督后，“照旧委用”。1911年夏，吴璆又署理江宁提学使。[12]可以说，吴璆与清朝最后几年两江学务的关系甚为密切。
江苏巡抚的驻地苏州，最是文风胜地。有清一代共113科状元，仅苏州一府，就独占23名，竟有1/5强。[13]若考察清末苏州办学的历史，则绕不开两位苏州籍癸卯科进士：其一是著名学者章钰，另一位是地方议会领袖孔昭晋。章钰从1904年开始回籍办学，“历充苏省学务处参议、初等小学堂、师范传习所总理，师范学堂监督，高等小学堂堂长，学务公所课长各项重要差务”，直至1909年为止（其间1907～1908年丁忧）。[14]孔昭晋于1908年初“以普通课副长代办总理事务，宣统二年正月专任总理”。至1911年初，“学堂、学塾共推广至二十所，成就学生共计二百八十余名”。[15]此外，两位来自苏州之外的甲辰科翰林也在主持着苏州省城更高级别的学堂事务。江苏常州府宜兴县的潘浩，于1906年接充苏州府中学堂监督。来自江苏松江府上海县、日后以编著《光绪朝东华录》著名的朱寿朋，则在1909年接任江苏省城高等学堂监督。[16]癸、甲进士在苏州兴学堂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不难从中窥见。
癸、甲进士并非仅在省会办学。在状元张謇的家乡江苏通州，癸卯科进士孙宝书长期办学，对学堂贡献良多。孙宝书于1903年考中进士后，即回籍办理该州两等小学事务，被公举为第一高等小学堂长。1904年冬天在日本考察了三个月后，次年并筹办通州城乡各级初等小学堂。1906年，通州、海门厅两地合办中学堂，孙宝书又被公推为监督。至1911年，两江总督张人骏以其“在籍办学已逾五年，成就毕业学生至百人之多”，请予优奖。[17]
浙江办学起步亦早，名儒邵懿辰之孙、癸卯科翰林邵章角色突出，著闻于时。早在1897年，邵章就创办浙江蚕学馆，后改为蚕桑学堂，开全国蚕桑改良之先声。1899年，邵氏在杭州开办养正书塾，中、小学合办；迨1901年朝廷命广设学堂，该校遂改为杭州府中学堂，邵章任监督。1903年，邵章考中进士后，请假回籍，创办浙江藏书楼。1907年，邵章又创办浙江优级师范学堂。[18]此外，癸卯科翰林袁嘉谷、郭则沄分别于1909年出任浙江提学使和温处道。当袁嘉谷1910年请假回籍时，提学使即由郭则沄署理。在籍的癸卯科翰林陈敬第、孙智敏，甲辰科进士沈钧儒，均对浙江学务有所贡献。
在华北地区，山东茌平籍甲辰科翰林马荫荣，自1904年起历任山东师范学堂国文教习、山东游日学生监督、山东学务公所议长兼高等农业学堂监督，[19]与山东学务关系极密。在山西，癸卯科进士杨熊祥、解荣辂先后出任山西大学堂监督，尤以解荣辂任职在三年以上，并兼山西学务公所议长，影响巨大。[20]当1911年解荣辂卸任学务公所议长时，继任者则是癸卯科进士、在本籍办理武乡县小学堂历有年所的李华炳。[21]此外，从著名的山西常氏家族走出来的癸卯科进士常麟书，清末长期在本籍榆次县办学，民国后，历任中学、专科学校、山西大学国文教授，为山西教育界著名人士。[22]
在河南，甲辰科翰林毕太昌于1909年接充河南高等学堂监督，而癸卯科进士、分发河南即用知县王益霖在此前后任高等学堂斋务长兼教员。[23]与此同时，河南优级师范学堂自1908年后，相继由癸卯科翰林张成修、甲辰科进士彭运斌及毕太昌出任监督。[24]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前贵州巡抚林绍年主政河南不久，即于1908年初奏调贵州籍的癸卯科翰林陈国祥和甲辰科进士袁永廉、唐桂馨来豫办理法政学堂事务。同属贵州籍的甲辰科进士熊范舆也于1908年入汴，出任河南法政学堂教务长兼法政教习。[25]
湖北办学早著成效。迨1908年筹办湖北法政学堂之际，湖广总督赵尔巽调癸卯科翰林邵章入鄂，出任监督，直至1909年底邵氏回籍为止。此后，赵尔巽于1911年总督东三省，复调邵章任奉天法政学堂监督，并署理奉天提学使。[26]不如邵章出名的癸卯科进士、江苏丹徒人杨鸿发，则于1908年任两湖师范学堂仁字斋文学教习，并兼湖北法政学堂国文教习。[27]湖南学堂比湖北办理稍晚，几位进士颇著劳绩。1904年，癸卯科进士彭绍宗出任湖南高等学堂监督，癸卯科翰林曾熙、郭立山分别担任湖南南路师范学堂、中路师范学堂监督。[28]1905年郭立山北上京师大学堂任教，中路师范学堂监督一职由甲辰科翰林、大名鼎鼎的谭延闿接任。[29]
进士在江西、安徽的办学也不遑多让。癸卯科翰林曹典初曾于1904年出任江西高等学堂监督，惟为时较短。辛亥鼎革前后，甲辰科翰林宋育德亦曾担任该学堂监督。[30]甲辰科翰林叶先圻则于1909年出任江西模范中学堂监督。此外，刘凤起（癸卯科）、宋名璋（甲辰科）两位本籍进士，也在宣统时期出任江西学务公所议绅。[31]在安徽，甲辰科翰林、著名诗人许承尧于1905年在本籍出任徽州新安中学堂监督，并兼紫阳师范学堂监督，1908年因成效卓著，获得奖励。甲辰科进士、湖北人彭守正则于1908年担任安徽法政学堂监督兼教授。[32]
西北地区学堂数量有限，程度最高的陕西大学堂（后来改为陕西高等学堂）的发展，离不开两位癸卯科进士的贡献。来自邻省山西的狄楼海，于1904年开始担任教习，[33]成效卓著，后来进入京师大学堂，担任教务帮提调。陕西本籍进士周镛，于1906年出任陕西高等学堂监督，至辛亥革命前，已达五年之久。[34]此外，甘肃癸卯科进士张铣选择在新疆发展，1907年曾短暂任过新疆高等学堂提调，而1910年至1911年，护理新疆提学使将近一年。[35]
西南地区的办学有其特色。四川与康藏接壤，设有川滇边务大臣，在清末川边办学的历史中，癸卯科进士蜀人吴嘉谟的功绩首屈一指。吴嘉谟先任四川高等学堂教习，1904年复任四川学务调查所监督，“考选各项教职人员入所讲习，以备派往各属调查学务”。1907年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奏设关外学务处，由吴嘉谟总办其事。吴嘉谟“选委员，延教习，购书器”，先“令塘兵及商民与蛮头人等子弟入堂”，排解疑阻，以为劝导。1908年，“共设学堂三十余校，男女学生千有余名，咸知官话，初识汉字”。[36]直至辛亥鼎革之际，方引退归里。同时，甲辰科翰林田明德，经护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调川，“历充客籍、藏文各校监督”，为关外学务储备人才，与吴嘉谟川边办学相得益彰。[37]此外，甲辰科进士曾光爔1904年在本籍任邛州高等小学堂校长，1907年兼任中学堂监督，长期办学，著有成效。[38]在云南，癸卯科翰林李坤于1903年担任云南高等学堂副办兼地理、历史教习，1906年后出任教务长。[39]
广西的学务公所议长一职，先后由癸卯科翰林陈树勋、甲辰科翰林唐尚光担任。[40]广西法政学堂则借才川黔，先后奏调甲辰科翰林陈国华（四川人）、陈正猷（贵州人）出任教习。[41]广东风气早开，亦借才办学。1906年，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奏调京师大学堂教习、癸卯科进士陈黻宸南下，任广东方言学堂监督、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教务长，至1909年陈黻宸回籍出任浙江谘议局议长为止。[42]
福建近代人才辈出。在清末办学中，除陈宝琛等翰林前辈外，翰林后辈亦与有力焉。癸卯科翰林杨廷纶于1909年出任福州府中学堂监督，随后并任福建法政学堂副监督。另一位癸卯科翰林于君彦，则于1908年初出任福建中等商业学堂监督，直至1910年回京供职为止。[43]在兴化府，癸卯科翰林张琴、甲辰科进士关陈謩从1905年开始，分别担任兴化府中学堂监督和正教习，历有年所，著有成效。[44]
通过上文的考察，似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首先，癸、甲进士广泛参与了清末全国各地的兴学堂事务，分布相当之广，可谓无省无之。其原因盖有数点。第一，各地均需办学。1901年新政开始，尤其是1905年立停科举后，在省城、府城、县城分别设立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的国策已定，兴办学堂成为各地的重要事务。第二，癸、甲进士中式后，正赶上此波兴学大潮。他们拥有最高功名，总体上道德学问好，在各地享有崇高威望，由其主持办学，实为水到渠成之举，而且也是在籍翰林、进士出任书院山长的流风余韵，更易获得朝野认可接受。第三，更重要的是，科举制度的名额分配虽然多寡有别，但能保证每科各省都有进士，即使“荒陬僻壤，文化较低者，亦不至脱榜”，[45]亦即各地均不乏读书人。所以进士办学才会分布如此之广。
其次，虽然也有少数癸、甲进士在本籍办理小学堂，但更多的进士担任的是各地有名的高等学堂、中等学堂监督、教务长、教习等职务。这与他们的功名、学识、地位是密切相关的。
最后，虽然主持兴学的不少癸、甲进士具有进士馆、日本游学、游历的背景，但他们所担任的科目却大多数为史学、国文、经学、舆地等“中学”内容。即使在趋新的法政学堂，虽有进士担任法政科教学任务，但也有进士教授国文以及属于“旧法”的《大清会典》等。可以说，癸、甲进士群体，是维系学堂内“中学”教授和传承的重要力量。
二 传承旧学与抵拒新文化
民国时期大学文史学科的教授群体，虽然以接受过国内外大学教育的学人居绝大多数，但科举出身的“老辈”亦颇不乏人，其学术造诣甚高，在学术传承方面尤不可轻忽。[46]癸、甲进士群体中便有一大批学者，或执教于海内外各大学，或主持古学书院，或设帐授徒，在斯文命悬一线、时局扰攘不堪的时代，承担着传承中国经史诗文命脉的使命，同时抵拒着新文化运动的冲击（详表7-2）。
癸卯科进士陈黻宸于1913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在中国哲学门讲中国哲学史、诸子哲学，又在中国历史门讲中国通史。陈钟凡、冯友兰等后来的著名学者，均曾颇受教益。[47]1916年，蔡元培任命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进行学科改革。陈独秀主张“教授科目与其程序皆应与世界普通之分类相合”，故“经书当依其性质分列文学、史学、哲学之中，不必再存经学之名”，欲以西学分科条理经学。陈黻宸对此大为反对，认为“经为中国所特有，故无妨即特存经学一部”。[48]可惜，陈黻宸不久病逝，而“与世界接轨”的分科潮流也势不可挡，其主张自然难以实现。
1929年秋，辅仁大学一成立，癸卯科进士、著名诗人郭家声即任教授。先是，英敛之创办辅仁社，以便天主教徒进修中国文史，郭家声即在辅仁社讲学，与辅仁系统渊源甚早。[49]据郭氏自述，其于1924年10月开始在辅仁学校讲学，直至1941年辞去辅大教席，真可谓“一刹那经十七春”。[50]郭家声以诗名，早在1916年就印成《忍冬书屋诗集》6卷。1918年，诗集经教育部审查为学术著作合格者。因合格者仅67人，首列者为王树枏，其余知名者有马其昶、柯劭忞、江瀚、姚永朴、姚永概、宋伯鲁、刘师培等，皆一时宿儒，故入选颇不易易。京兆地区得3人，郭家声身列其中，他在日记中不无得意地说：“北人素不好标榜，而京兆能有三人，亦云盛矣。”[51]迨1930年，任教辅仁大学的郭家声将其诗集再版，收诗至1929年，增订为8卷，辅仁校长陈垣、同事刘半农分别题写封面和扉页。[52]
早在1916年《忍冬书屋诗集》初版之际，郭家声就对西学东渐、世变日亟的大势下，诗坛的现状颇为悲观。他说：“诗教至今日，其陵夷衰微盖已久矣。一切烦促、噍杀、淫哇、杂缛之音，罔不竞作，有心世道者，于以觇时变、镜人心，知其由来积渐必极于是，而非一朝夕之故也。西学东渐，为者益鲜，风雅坠地，怵目骇心。古哲鸿制，方将弁髦，单集小文，益同苴土。间有二三畸士，志存竺旧，亦且独弦哀歌，倡焉寡和，则夫四始五际六义八病之说之阒绝于来兹，盖可逆而睹焉。”不过，他对自己的诗却颇有自信，在说过“明知于古哲所诣，万不逮一”的谦辞后，便申言：“要之，击壤俚语、随园侧体、定庵外道”等旁门左道，“则差可免焉”。[53]
进士出身的郭家声，不仅对古典诗歌的“衰歇”满腹牢骚，而且对学校时代的国文教育甚为忧虑。就在《忍冬书屋诗集》初版、再版之间，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文、白话诗流行一时。郭家声对此极不以为然。1930年4月21日，辅仁同事尹炎武指出林纾、吴昌硕、李瑞清等名人的语病笑话，郭家声认为“皆切中其病，可见负盛名者，均不免有此失”。不过，他话头一转，开始猛批学校中文教育的失败与白话诗文的弊病：“然近今十年来，学校中所造成之新国学家，其文义不通，尤有过于此者。更羼以白话诗文，益复疵瑕百出。”进士出身的他意犹未尽，忍不住要将科举与学校比较一番：“科举时代，不甚讲中国文法，其不通者在学术，不在文词。学校时代，课目列入中国文法、文典等，而学生之于文词，其不通乃更甚于八股先生。此其故可深长思之矣。”[54]
郭家声不仅在日记中私下批评新文学，在公开场合亦不忘调侃一番。1934年，刘半农赴绥远考察方言，不幸染回归热，送至北平协和医院后不治身亡。郭家声与其同事有年，颇有交谊，撰一挽联曰：“躯命厄遐荒，斯人竟误刀圭药。文章出游戏，当代偏崇钉铰诗。”郭氏颇自负于此联之妙，他在日记中写道：“措词用意尚能贴切，将来送往追悼会，不识当代诸文学、国学家有能识此联者否？”[55]古代论诗者常称通俗滑稽诗为张打油、胡钉铰，[56]此处胡钉铰语意双关，殆指胡适提倡的白话诗。通过此联，郭家声抵拒白话诗的意态便跃然纸上了。
1943年，郭家声又将1930～1942年所作的420首诗结集出版，题为《忍冬书屋诗续集》。有评介称“近代北方诗人，以胶西柯凤孙、新城王晋卿二老为尊宿，由其积学富而取径高也。二老既倾，坛坫零寂”，郭氏“清修笃行，余事为诗，足为河朔英灵生色”。[57]在癸卯科同年尚秉和看来，“诗文者，道德之阶，而国家之元气也。故其事恒与世运相升降”，然今世为考据者，为小学者，为训诂、笺注者皆有人，“而独于风俗运会攸关之文章大业，日益衰落，不可制止”。他因而对斯文之丧抱有极度的隐忧：“由是以推，琴石（郭家声——引者注）之诗，在今日叹其为之勤、业之精，再十数年，恐后生学士不惟不能为，且并不能读矣。此则不能不为斯文惧也。”[58]从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来看，可谓不幸被尚氏言中。
癸卯科榜眼左霈，清末外放云南丽江知府。民国以后，脱离政海。1914年任蒙藏院办报处总编纂。[59]后于1918年入教清华学堂，直至1928年离开清华，南下香港。[60]1925年《清华周刊》有报道称：“国学教授左雨荃（左霈——引者注）先生日前为其公子完婚……教职员咸往庆贺。”[61]在1925～1926年度、1927年度清华国文学系的教师名单中均有左霈。从1927年的课程设置可知，左霈与朱自清为大学部二年级开设共同选修课“中国文学书选读”。该课6学分，全学年上课，每周3小时。其课程介绍曰：“中国文学以诗词文艺为主，按学程所定用书凡六：曰《诗经》温柔敦厚、感人最深；曰《楚辞》精诚内结、词采外敷；曰《文选》专尚文雅、辞藻极富；曰《文心雕龙》分类引义、评论精审；曰《词选》意取婉约、采择甚精；曰《十八家诗钞》体兼古近、文质炳如。由学生先后选读之，于吾国古代文学可得其概矣。”故教科书即采用以上六书，学生任选一种。[62]可知左霈所授内容，全系古代文学经典的传授和训练。
在山西大学，癸卯科进士、山西人狄楼海传授经史、国文之学，而癸卯科进士、湖南人易顺豫（即易顺鼎胞弟）亦在1920年代讲学于此。易顺豫后来离开山西大学，在上海讲学，曾于1929年担任上海东亚大学国文学系主任。[63]随后，癸卯科翰林、曾任浙江高等学堂监督的浙江人孙智敏，亦于1933年代理之江大学国学系主任。[64]
此外，1920年代严修在天津创办崇化学会国学专修学校，癸卯科进士、著名学者章钰受聘主讲席，“培养了一批研究传统文化的人才”。据说1930年代至1950年代初，天津一些中学里的优秀文史教师，不少都出自崇化国专。当代著名史学家蔡美彪先生也间接受惠于此。[65]癸卯科进士、苏州人单镇，于1929年受唐文治邀请，在著名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讲授“《诗经大义》、《史通》、《东塾读书记》、《杜工部诗集》，兼课丁班《国文大义》，每两星期课以作文，批改课卷一百六十余本”。就中《诗经大义》由唐文治编定篇目，分伦理、性情、政治、社会各16篇，农事6篇、军事15篇、义理10篇、修辞8篇，由单镇分期演讲。单镇则“为之采择传笺，别作注释，每篇后标明诗旨……分列八卷，冠以纲要一卷”。该讲义“简要可诵，颇为精核”，以此讲授，学生均能领会，唐文治“大加称赏”，嗣后由高燮印入《葩庐丛书》。可惜单镇三个月后突患颈疾，遂辞去教席，回家静养。[66]
癸卯科状元、宣统年间做过湖北提学使的山东人王寿彭，在1926年山东大学组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25年4月，张宗昌督办山东军务，7月并兼山东省长。据说张宗昌“对前清本省之科甲出身者极为重视”，而张作霖又素重王寿彭之为人，“力为推毂”，故王寿彭被任命为山东教育厅厅长，于7月3日走马上任。[67]
1926年7月1日，王寿彭受命取消了山东原有的法政、医学、矿业、商业、工业、农业六所专门学校，以及省立第一（济南）、第二（东昌）、第六（曹州）、第十四中学附设的高中班，以此组建山东大学。除文科暂不招生外，令六所专门学校的本科、预科学生升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农、工、医、法四科，四所中学的高中生升入山东大学附设之高中，按照学生肄业年限，分编相当班次，五年内不收学费。大学经费即以六所专校和四所中学之高中班的经费充之，而各校七、八两月之经费及大学筹备费，则作为山大的开办费，财政上亦不十分拮据。大学本部即设于南关趵突泉工业专门学校原址。如此一转移间，已“酝酿四五年”却颇觉难产的山东大学遂告成立，王寿彭兼首任校长。有评论称：山东大学“果能如期成立开学，是亦张宗昌到鲁年余以来差强人意之事，亦鲁人不幸中之大幸也”。[68]山东大学之设，与主政山东的张宗昌的取向自然分不开，但主持山东教育事务，兼任山东大学校长，筚路蓝缕，具体负责的王寿彭，无疑功不可没。
1926年9月1日，山东大学正式开学，学生共1046人，分为40班。据说王寿彭为了堵住反对者之口，拟邀北京教育名流出任各科学长，文科学长即请梁漱溟，可惜未果，王氏遂自兼文科学长。[69]1928年，国民革命军攻入山东，张宗昌垮台，王寿彭也离职而去。值得注意的是，在山东大学成立一年之后，北京政府潘复内阁的教育总长刘哲，亦受命合并北京国立八校为京师大学校，且刘哲亦以教育总长兼校长，[70]几与山东大学之成立如出一辙。由于京师大学校起用了江瀚、孙雄、史鼐等“旧人”，且采取了禁止白话文、禁止学生入党、整顿学风等“反新文化”举措，后来人多讲此一段北大历史为复古逆流。考虑到北京大元帅府内张作霖、张宗昌、潘复、刘哲的地位和角色，则山东大学与京师大学校之成立和运行，实体现了当时北方主政者与“旧派”学人的办学思路。
二三十年代，癸卯科进士、经济特科“状元”，宣统年间曾任浙江提学使的袁嘉谷，在云南东陆大学及其后身云南大学教授国学多年。他的高徒张连楙曾记述讲学盛况：1923年，“云南初办大学，校长董雨苍（董泽——引者注）君聘先生主讲国学，每周两点钟。听众全校学生外，好学之士往往临时加入，面叩笔录，至公堂可容五六百人，座常为满。先生所授以经学为主，旁及考据、词章、义理，因材施教，不限一科，命诸生各习所好，期其大成。至暑假则专讲诗法，一日不辍。下课后，诸生趋前问难，至绕膝两三点钟始散”。[71]
袁嘉谷曾有一篇题为《史学谈》的演讲，颇足代表他的史学思想。首先，袁嘉谷对钱玄同、顾颉刚等新文化派学人倡导的疑古思潮颇致不满。他既反对今文学派为了托古改制而推翻尧舜的讲法，更对顾颉刚“大禹是爬虫”的说法嗤之以鼻。他一则担忧，“如此说来，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降至三千年去了”；再则批评道：“读书本应怀疑，但一味的怀疑，那末真理就永无发明的一日了。”其次，袁嘉谷认为中国之所以立国长久，盖有三因：除“素重君权，君相借赏罚以维持治绩”，以及“因果报施愚民之说，以救济一般人民”之外，作用更大、势力最大的正是史学家。“因为史学把当时的大忠大信或大奸大恶的人事，都一一记了下来，传之后世，使后世之人得而批评。设使没有史学家的记载，那末穷凶极恶的人，更得无所忌讳了，故史学家是很重要的。”可知袁嘉谷非常看重传统史学的褒贬功能。最后，他很推崇《资治通鉴》，认为“记叙得宜，探讨最精。另有考异，辩证既多，征信亦确”，因此如果整理中国史，“应当师法于此”。同时，袁氏认为整理国史，还有三事须注意：一是废弃正统，按年记叙，“免却正统纪年的无谓纷争”；二是减少名讳，国号、庙号、徽号、年号一概取消；三是“帝王一家之事皆可不管”。他认为如此编纂历史，“则眉目必十分清楚，且深合平民精神”。此外，在本纪、列传、世家之外，须加入几类：“第一是开物成务的。第二有功德于民的。第三是安内攘外的。如班超、张骞、郑和这些都是应当详细记载，竭力表彰的。”更重要的是，儒林之外，“史学家也要特别表彰的，因为没有史学家，就无所谓史学了，所以应当要特别尊重他们”。袁嘉谷特别强调他所谓的“史学家，乃马、班、陈、范、荀悦、王隐、臧荣绪、王劭、裴松之、裴骃、李德林、李百药一流，并不是坊间书集中的那些作汉高帝论、留侯论、秦皇汉武合论的词章家”。[72]看来，袁嘉谷一方面受新史学影响，排除帝王，注重平民，但另一方面也非常看重中国传统史学的褒贬功能。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癸卯科翰林赖际熙、区大典与胡适、许地山等新文化学人在香港大学的交锋，可以看作最后的进士传承旧学和抵拒新文化运动的典型事例。第六章已述，辛亥鼎革前后，赖际熙、区大典等粤籍翰林携眷出京，但并未回乡，而是寄居香港。1913年香港大学文学院成立后，赖际熙与区大典受聘港大，讲授中国经学与历史课程。[73]
1919年，正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北方蓬勃兴起，并向南方传播之时，赖际熙、区大典鉴于港大“中西并习，畸重畸轻，立格既严，造才转隘，乃思广其途以育士，宽其格以储材”，于是成立了国文大学专科，欲以经史为经，以政治为纬，昌明正学，延道统，存人心，造通才。[74]似有针对新文化运动的考量。
迨1923年，赖际熙又召集癸、甲同年，“仿广州学海堂之例”，在香港创立学海书楼，聚书讲学，欲以此“宏振斯文”。[75]此后在赖际熙等人推动下，香港大学于1927年成立了中文系，赖际熙、区大典成为专任教授，分别讲授中国历史与经学，赖氏并扮演系主任的角色。1929年以后，他们先后将其癸卯科同年温肃、朱汝珍聘至港大中文系，担任中国哲学与文学教授。这样，港大中文系就成了癸、甲广东翰林的一个聚集地。诸人在港大中文系以中国经史课程为主，强烈拒斥白话文，反对新文化运动。[76]1932年，赖际熙因年事已高退休，而区大典仍在任教。然而，港大当局在此前后正酝酿中文系的课程改革。北大史学系教授陈受颐等新派人物被邀请来港大提出改革建议。1935年，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南下，更在港大接受名誉博士学位。在此期间，胡适激烈抨击港大的中文课程和教学，说港大的“文科比较最弱”，中文教学完全掌握在几个旧式科举文人手里，完全脱离于中国大陆在新文化运动前后经历的中文教学改革大潮。1935年9月，在胡适的推荐下，新文化学人、燕京大学教授许地山入主港大中文学院，随即进行课程改革，取消了经学的独立设置，将其分解于文、史、哲课程板块之中。[77]
在许地山改革之初，区大典虽未被解聘，但课程钟点和薪水都受到削减。赖际熙、区大典此前的学生，此时协助许地山改革的陈君葆，周旋于许、区之间，在日记中颇记录了当日“新旧”此长彼消之原委。[78]在1937年1月11日欢送区大典的茶会上，双方还在针锋相对地“对话”。
许地山先说：“欢迎易，欢送则难，因为欢送时的情感，总是不欢的。”区大典接着有针对性地“慨夫言之”：“古人七十而致仕，故尔也应告退。这廿多年来长大学的教席，不曾造就甚么特出的人材，殆因自己学问疏浅的原故。”而许地山的答词也颇有讥刺：“区先生去我们都有点舍不得，但想到他年事已高，又不敢烦他老人家同我们班少年人在一起厮混了。”港大当局负责人的发言，则承认中文学系当年筹款，全是赖际熙的功劳，而目前改革方案的实施，区大典等旧式科第教授，“遂成了过渡期间的牺牲者”。[79]至此，新文化的浪潮后来居上，赖际熙、区大典等癸、甲进士在港大传承经史诗文旧学和抵拒新文化的努力便告结束了。
此外，必须指出的是，癸、甲进士还有直接参与和推动海外汉学的活动。甲辰科探花商衍鎏在鼎革之际丢了官，后迁居青岛。1912年在尉礼贤的推荐下，商衍鎏受聘于德国汉堡大学，协助著名汉学家傅吾康之父福兰阁教授组建中国语言与文化学系，直到1916年离开汉堡回国。[80]福兰阁在自传中曾这样评价商衍鎏：“一位知识极为丰富又最可信赖的中国帮手，他为我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帮助。”与此同时，福兰阁用西学框架研究中学，所以强调受过所谓的现代科学训练，因此在他眼中，“商衍鎏还不能算作此类新式学者”。同时，福兰阁注意到，“商衍鎏的接受能力非凡，全身心地致力于学术研究”，故对每个新问题“很快就能发现有价值的材料”。但在变化了的环境里，商氏“对自己拥有的丰富的经院知识评价并不过高”，曾一再肯定“欧洲汉学家比中国文人更懂得利用中文原始材料”。当然，商衍鎏在汉堡大学领略到了欧洲汉学家的特长，说此话时自有几分真心，但“寄人篱下”，说几句恭维话，也在情理之中。无论如何，商衍鎏的中国古典知识对像福兰阁这样的西方汉学家，“却常常具有重要的作用”。[81]
比商衍鎏晚一些，癸卯科进士王天木于1920年受聘美国夏威夷大学，担任中国历史与文学教授，当日《申报》报道称：“前浙江高等检察厅厅长王天木君，为美国夏威夷大学聘请，任中国历史及中国文学科教授，定于今日乘中国邮船公司轮船中国号放洋。王君为北京人，原籍浙江，前清癸卯科进士，日本中央大学法学士。历任政界、司法界、报界各要职多年。对于中西文学、历史、哲学及一切政法诸学，深有研究。此次赴美任中国历史及中国文学教授，定能于中美二国文化上有所尽力也。”[82]作为癸、甲进士的代表，商衍鎏与王天木分别在德国和美国进行的教学与研究活动，不可谓非中国科举精英的流风遗韵在西方学界的流播。
表7-2 民国时期在大学任教的癸、甲进士题名
最后，民国时期，也有一批癸、甲进士活跃在一些类似书院的机构中，继续着传承旧学的工作。七七事变之后，一批科举“老辈”在北平成立了古学院，意欲通过招生讲学、整理研究古籍、研讨学术等活动，“保持固有文化”，阐明发展“古代遗传之学术艺术”，使其流传不坠。其中郭则沄、甘鹏云、高毓浵、田步蟾、李景铭等癸、甲进士均是其中要角。在古学院学人整理校勘的古籍中，尤以《敬跻堂丛书》八种为代表，郭则沄对此颇多贡献。[83]古学院与表7-2所列大学有所不同，似介于书院与学校之间。在此前后，郭则沄还“兼领国学书院”，在“物色研究院新生”时，曾特致函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请其介绍辅仁大学文科毕业生二三人，“以文科或史科优美者为合格，月致津贴”。[84]在大学、书院之外，亦不乏设帐授徒的癸、甲进士。1930年8月15日，癸卯科翰林陈云诰为人题主，贺葆真为襄题，得知陈氏“民国以来授徒自给”。[85]九一八事变之后，癸卯科进士、精研易学的尚秉和“在京寓为生徒讲《易》”。[86]抗战期间迁居四川的商衍鎏，见到了同年川人衷冀保和贺维翰，因“两人均授徒讲学”，所以商氏赋诗赠其曰：“抱残守缺经生志，马帐诗书启后贤。”[87]这样的情况想必更多。
总之，民国期间，在大学、书院内外，诸多癸、甲进士在做着传承旧学和抵拒新文化的工作，其流风遗韵散播之广且深，常常超出我们的想象。
三 诗词结社的兴衰
科举时代，赋诗填词是文人士大夫的必修课程，结社雅集颇为流行。虽然1905年科举停废，但士人结习难除，此后数十年间，诗词结社遍布南北。作为最后的进士群体，以关赓麟、郭则沄为代表的一大批癸、甲进士，先后成立寒山、稊园、蛰园、冰社、须社、清溪、瓶花簃、咫社等诗词社，主持坛坫，守先待后，既扮演了重要角色，也造成了广泛影响，实为最后的进士不可忽视的流风余韵。不过，在新文化主导的文学史叙述中，几乎没有这些人及其结社活动的位置。实则癸、甲进士组织、参与的诗词结社活动，既是20世纪前半叶旧体诗词盛衰史和旧文人生活史的见证，也是理解进士群体在后科举时代精神世界与最终命运的密钥。
宣南三社的盛衰沿革
民初北京，政党林立，社团繁多，其中诗社就颇为盛行，寒山、稊园、蛰园先后成立，各具特色，号称“宣南三社”，[88]成鼎足之势。三社元老宗威（子威）有谓：“民国初元，名流麇集旧都，于时创设寒山社，恒为诗钟之戏。稊园继踵，每届社集，间以击钵吟。而蛰园钵社亦同时竞起焉。”[89]甲辰科进士、坛坫盟主关赓麟（颖人）说得更为显明：“都中故有朔社、潇鸣社，皆诗钟雅集，未久歇绝，不足骖靳。是时鼎峙之社三，类别各殊：寒山社之诗钟，郭氏蛰园社之击钵吟，皆限即席而成，稊园社乃兼钟、钵二者。”[90]
需要首先指出的是，关赓麟、郭则沄（啸麓）两位癸、甲进士在宣南三社中扮演了主事者的角色。社友杨寿枏（味云）曾说：“辛亥以来，日下名流多诗酒之会。寒山诗钟社则樊樊山、王书衡、宗子威诸君主之。蛰园诗社则郭春榆、啸麓乔梓主之。稊园诗社则关吉符、颖人昆仲主之。”[91]杨氏的说法大致不差，惟寒山诗社其实亦由关赓麟主持。熟悉内情的宗威就说：“民国初年，余任北京教务，常以课暇入寒山诗钟社。社为南海关颖人、顺德罗瘿公、汉寿易实甫诸君所创。”[92]夏孙桐之子夏纬明亦谓：“自辛亥以后，京师文坛首有寒山诗社之组成。樊樊山、易实甫皆为巨擘。主其事者，乃关颖人赓麟也。”[93]此外，闽籍社友刘孟纯也说关霁（吉符）“又介予入寒山、稊园两社，皆颖人先于蛰园所创者”。[94]
图7-1 甲辰科进士，寒山诗社、稊园诗社主人关赓麟
图7-2 癸卯科进士、蛰园诗社主人郭则沄
作为宣南三社中最早成立者，寒山诗社不仅在京城颇有影响，也是“全国闻名的诗钟大社”。[95]不过，迄今有关该社的基本史实尚不清楚，深入的研究就更为缺乏。[96]据可靠材料看，寒山诗社的渊源实可追溯到辛亥鼎革之前，其前身为京汉铁路同人会诗钟雅集，立社在壬子（1912）冬季，取名寒山则在1913年4月之后，且与易顺鼎北来直接相关。
关赓麟在1913年至1914年编辑寒山社集时说：“辛、壬之交，未始有社，名流偶集，遂成例会。”[97]随着“偶集”逐渐变为“例会”，诗社已具雏形。1912年6月，关赓麟充京汉铁路总办。[98]不久京汉铁路同人会成立，关氏任会长，会址设于东单牌楼二条胡同。[99]诗钟雅集于是有了固定场所，诗社随后成立。故1913年二月三十日之局已是“诗钟第十六集”。[100]彼时“每星期社集一次”，[101]则诗社初集当在壬子冬季。所以，易顺鼎在1914年初明言：“寒山社者，起于京师，成于诸子，而余之入社，为稍后焉。社之始也，岁在壬子。”[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