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传承旧学与抵拒新文化
三 诗词结社的兴衰
结语
征引文献
人名索引
后记
绪论
一 选题旨趣
本书旨在探讨清末新政开始后，科举改制下的癸卯、甲辰两科会试，及其造就的中国历史上最后的进士群体在清末民初的出处进退与最终命运。
科举制至少有1300年的历史，实为中国古人的一大发明，[1]影响中国传统社会至深且远。清季西潮东来，中国在中外竞争中连遭挫败，国势阽危。浸淫“穷则变，变则通”古训的国人，因而越来越多地希图走上变革旧制、引进新法的富强之路。迨庚子事变，中国创巨痛深，痛定思痛，清廷下诏变法。清末新政的历史帷幕就此拉开。
面对国势危急、需才孔亟的现实，新政从何入手？其中首要的是作为抡才大典的科举制度。其实早在戊戌变法时期，改科举的方案业已颁布，只是政变旋作，旧制悉复。1901年8月28日，清廷再发诏令，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文体及场次顺序。就乡试、会试来说，集中体现为：（1）废除八股文、试帖诗；（2）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道，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随后，政务处会同礼部拟定变通细则，推出辛丑科举新章，而沿用已久的防弊妙法——誊录制度——亦遭废弃。[2]至1905年科举制被突然停废，辛丑科举新章在两科乡试、两科会试以及生、童岁、科试中得到了贯彻与实践。[3]
细致考察辛丑科举新章及其在癸卯、甲辰两科会试（以下简称癸、甲会试）中的落实，就不难发现，与乾嘉以降几十科会试相较，这两科发生了不可谓不大的变化。考试内容引入了“新学”时务，八股文格式、试帖诗弃而不用了；场次及题量的调整，使位居末场的四书五经在考试中的重要性急遽降低，史学与“新学”时务的分量则明显增加。[4]所以，癸、甲会试的独特意义，不仅在于它们是中国漫长的科举史上的最后两科，更在于它们是应时而变的两科会试。
同时，清末新政伊始，在科举新章出台前后，重开经济特科、遍设学堂、鼓励游学、重建京师大学堂的诏书也次第颁行。很明显，为了获得应时人才，当局从改旧制（科举）、兼行新制（学堂、游学）两条途径努力着。因此，癸、甲会试的特殊性，不仅在于考试内容、文体及场次与此前大为不同，也不仅在于破天荒地未在北京考试，而借闱河南开封贡院，更在于具有清末新政下学堂和游学正在蓬勃兴起的时代背景。可以说，癸、甲会试烙有前所未有的新政改制印记。而科举与学堂此消彼长又胶着缠绕的复杂关系，也与科举改制的走向和科举制的最终命运密切关联。所以，不论从其在整个科举史上的独特地位和意义着眼，还是从改科举、兴学堂的新政改制视角来看，癸、甲会试都有被细致研究的充分理由和学术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当辛丑科举新章在1902年八月举行的乡试中首获实践之后，而京师大学堂速成科正紧锣密鼓地筹备开学之时，十一月初二日，清廷鉴于“学堂初设，成材尚需时日，科举改试策论，固异帖括空疏，惟以言取人，仅能得其大凡，莫由察其精诣。进士为入官之始，尤应加意陶成，用资器使”，[5]遂定扩大科举改制之策，于是变通新进士章程，令自癸卯科开始，新进士中修撰、编修、庶吉士、各部主事及内阁中书，皆入京师大学堂肄习法政、理财等“新学”，接受三年学堂教育。此举延续了庚子前后翰林院的整改，在调和科举、学堂的同时，亦蕴含着抑科举而扬学堂的深意，在当时造成了广泛的讨论和反响，不同程度地改变了癸卯、甲辰二科诸多进士的仕途轨迹和人生命运。
1904年春，癸卯科进士中近百人进入京师大学堂特设的进士馆学习，新科进士的学堂教育正式开始。新进士中的即用知县，也被要求进入各省课吏馆接受培训。可以看出，进士馆之设直接变革了翰林院庶吉士在庶常馆学习三年，考试散馆的制度，也部分调整了分部主事、内阁中书学习三年期满，由本衙门奏留的制度。因此，进士入学之举，革新了会试、殿试、朝考分发后，新进士在“实习阶段”的具体走向和学习内容，无疑是继辛丑科举新章之后，科举改制的扩大和深入。事实上，暗中推动诏开进士馆的瞿鸿禨、荣庆等人，恰亦是朝内主持改科举的大员。在士绅舆论眼中，进士入学也被视为调适科举、学堂关系之举。
在我看来，清末新政开始后的科举改制包括相互配套的两个方面，即科举考试新章与进士的“新学”教育，其相对完整的图景尚不清晰。科举改制在乡、会试中的具体实践，诏开进士馆的曲折及进士馆的实际运作，尤有认真清理之必要。在比较恰当认识科举改制的思路、举措、考试实践及其困境所在、朝野反响之前，科举与学堂的关系，科举改制对士子的影响以及士子的回应，改科举制度设计的利弊得失，改科举到废科举的历史转变，仍有不小的讨论余地。
进言之，从癸卯、甲辰两科会试、殿试中脱颖而出的进士群体，值得特别关注。此辈大多中学已有根柢，并略识西学，经由策论及第，知识结构里有中有西，整体看来，与此前的进士群体已然不同，而与剧变时代中西新旧杂糅胶着的时代特征正相吻合。由于新进士学堂教育的新制，许多癸、甲进士有了在进士馆肄习法政、理财等“新学”的经历，不少人更赴东西洋游学或考察。如此新政改制，使诸多癸、甲进士成了特殊的一代：科举知名士，学堂（包括游学）肄业生。
不仅如此，癸、甲进士在清末最后几年亲历了废科举、改官制、预备立宪的新政浪潮，随后又见证了从帝制到共和的千年未有之变。民初政局纷扰，思想日趋激进，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激烈反传统。此后三十年，又有外敌入侵和两度“改朝换代”的剧变发生。
那么，在中国这一具有悠久而独特的士大夫传统的国度，癸、甲进士作为最后的士大夫精英群体，其在清末民初的剧变时代有着怎样的调适因应和浮沉进退？其对清末民初的政治与文化变迁产生过什么影响？在此过程中，该群体又发生了怎样的分化和转型？最终命运若何？这些均是意义重大但纷繁复杂的问题。探讨这些相关问题，无疑有助于深入理解清末民初政治、教育和文化的递嬗与转型。
二 既有研究
百年以来，学界有关清代科举的研究成果，足称汗牛充栋，即针对清季科举制变革的研究，亦可谓硕果累累。研究主要集中在科举制度述论，科举与社会流动，清季改科举、废科举的原因、方案、过程与社会影响方面。以下大体分1949年之前、1949年至1990年代初、1990年代中期至今三段，就既往研究成果试做回顾。
1949年之前的清代科举研究
1905年科举停废后，在最初十几年中，虽不乏针对科举的评论与反思，亦有复科举的言论甚至行动，[6]但直斥科举为流毒的声音甚盛，严格的科举研究尚未开始。至1920年代，情况悄然发生了改变。1925年，清季重臣瞿鸿禨之子瞿宣颖在“老虎总长”章士钊主持的《甲寅周刊》上刊出《科举议》一文，公开为科举叫好，甚至主张开特科乡试、会试，并拟出具体办法，随即引发了诸多讨论。[7]1926年，心理学家张耀翔发表《清代进士之地理分布》一文，以国子监进士题名碑所刻清代两万多名进士为研究对象，分析清代人才的地理分布，并提出“科举为智力测验”等观点。随后针对质疑，他又在《晨报副镌》上发表《论科举为智力测验》一文，继续发挥见解，颇有为科举平反的意味。[8]
随着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构想开始付诸实践，行使考试权的考试院遂告成立。政治现实的变迁，无疑促进了科举制的研究。1929年，邓定人编著出版《中国考试制度研究》一书，虽篇幅仅82页，但确有筚路蓝缕之功，内中考试制度废止之原因及其批评一章，对清季科举制变革有所论及。[9]此后，意欲了解科举制度的社会需求逐渐扩大。于是科举出身的前清进士、举人陆续推出有关清代科举制的著述。
1931年，科举出身的章中如，鉴于世人对清代科举已不甚了了，遂出版《清代考试制度》一书，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清代科举的各级考试及各类题型。1934年又编著出版《清代考试制度资料》，颇有影响。[10]1932年，光绪戊戌科翰林、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出版《清代殿试考略》一书，专门论述清代殿试制度。[11]几年之后，燕京大学首任华人校长、光绪戊戌科翰林吴震春，亦受北平《教育学报》邀约，从“科举二字的意义”、“科举与学校的关系”、“科举制度中考试的情形”、“科举时代士人的出路”四个方面，撰文介绍清代科举制度。[12]
邓嗣禹于1936年出版专著《中国考试制度史》，详细检讨历代考试制度，尤详于明清二代。书中一则称：明清考试“方法之严密，不惟足以冠古今，亦并足以法中外”；再则谓：“中国考试，已千有余年，历代继绳，时加改革，积千余年之心思才智，覃精竭思，兴利除弊，制度严密，良有以也。后虽流弊丛生，要治人之不善，非方法之不良，不足为本身病也。”但同时亦反思清代“乡试、会试，重头场八股文，而轻视二、三场；殿试、朝考，舍文章而重书写，是皆舍本逐末，虚张声势，过于重形式而忽略实际”，将科举停废之原因归结于八股文之反动与外患之刺激。[13]邓著为此期考试制度的代表作，后来多次重印，海内外影响甚大，其对清代科举制利弊以及清季科举制变革的讨论，亦颇具启发。
此期必须注意的是，徐凌霄、徐一士兄弟在《国闻周报》连载8年（1929～1937）的掌故名作《凌霄一士随笔》。以往研究者或许因它既非论文，又非专著，故并不将其看作清代科举研究的重要成果。其实，徐氏兄弟熟谙掌故，搜集利用大量的日记、书信、年谱、笔记、访谈材料，欲为研讨清史之一助，因国民政府考试院、监察院之设，尤聚焦于科举、台谏两项固有制度，故对清代科举的诸多方面做了叙述、考辨与分析，对清季改科举、废科举，癸卯、甲辰两科会试、殿试、朝考及部分进士的情况，均有涉及，为深入的专题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参考。[14]可惜后来的科举研究，对该书成果的吸收尚不够。同时，徐凌霄的《古城返照记》虽系小说，实含有颇多科举掌故，甚有见地。杨国强新近的论文就引用过该书对“官卷”的精辟解释。[15]此外，癸卯科翰林郭则沄的《十朝诗乘》，涉及清季科举制变革的史实与评论，亦颇不少。[16]
此期在进士题名方面出现两部巨著，实奠定后来研究之基础。甲辰科榜眼朱汝珍于1929年编著出版《词林辑略》一书，将有清一代翰林按科次勒为一编，考证其籍贯、字号及简要仕履等，价值甚大。[17]1941年，房兆楹、杜联喆伉俪合编之《增校清代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出版。该书在校核清人进士碑录基础上，补全同治一科、光绪十三科、清末游学和学堂毕业进士题名，俾清代进士全录一编在手，又制成人名索引，颇便利用。[18]
民国时期，除了前文已经提及的从人才地理分布研究科举，更须指出的是潘光旦、费孝通有关科举与社会流动关系的研究。[19]1960年代前后，海外蓬勃兴起的关于科举与社会流动的诸多研究，与此实有后先呼应的关系。此外，日本汉学泰斗狩野直喜于1923～1924年在京都大学讲“清代的制度与文学”，有“清代的科举制度”讲稿，对清代科举从县试、府试、院试直至殿试、朝考，均做了考述，只是讲稿直至1984年方在日本整理出版。其将清代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殿试三个阶段，认为生员一级的考试乃是学校试，外于科举系统。[20]现在看来，这种观点还可再商。不过，狩野的学生、日本科举研究大家宫崎市定于1946年出版的《科举》一书，继承了上述观点。宫崎著作最后一章简要讨论了清末新教育的出现与科举制的崩坏。[21]
1949年至1990年代初
1949年之后的十年间，有关清代科举的巨著，当属商衍鎏1958年出版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商氏以甲辰科探花现身说法，对清代科举考试的沿革、层级、类别、定制、考法等情况做了详尽考述，兼顾文、武、翻译诸科，并及考誊录、中书、官学教习等附属科举系统的各项考试，甚至就清季停科举后的各类考试亦有述及，且专章叙述八股文、试帖诗、科场案、科场逸闻。该著图文并茂，翔实可信，允推清代科举研究百科全书式的参考书，[22]为后来研究者广泛征引。商著还述及了癸卯、甲辰二科会试、殿试，尤其是于“翰林院庶吉士之散馆”一节末尾扼要叙述了进士馆的历史，并点出了进士馆取代庶常馆的制度变革。[23]在此前后，商氏还在香港《大公报》和《广东文史资料》发表文章，追述参加科举考试的历程，尤其是癸卯科落榜，甲辰科会试、殿试、传胪与朝考的情形，并驳正了有关甲辰科殿试鼎甲名次变易的讹闻，叙述了沈钧儒、谭延闿、蒲殿俊、颜楷、陆光熙、汤化龙、黄为基、张其锽等甲辰科名进士极其不一的出处。[24]在此之前，甲辰科进士、历任民国要职的贾景德于1956年出版《秀才·举人·进士》一书，现身说法，可补充商衍鎏的记述，惜篇幅嫌小，详于县试、府试、院试，乡试略有提及，而甲辰科会试、殿试竟付阙如。[25]另外，浙江举人钟毓龙的《科场回忆录》亦对两科会试有所追忆。[26]亲历者的追述，为癸卯、甲辰会试的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和提示。与此同时，参加过科举小考的齐如山推出《中国的科名》一书，通过介绍童生、秀才、贡生、举人、进士、翰林等科名的身份性质，描绘了一幅科举社会图景，饶有趣味。[27]此外，朱沛莲的《清代鼎甲录》在历科的三鼎甲和尚侍督抚同年题名履历方面，创获不少。[28]
五六十年代，有关士绅问题、科举与社会流动问题的成果迭出，而且产生了有益的学术争论。张仲礼、何炳棣、瞿同祖的研究成果，堪称代表。[29]科举与社会流动的相关论文，1963年由约翰纳·门泽尔（Johanna M.Menzel）编入论文集中。[30]值得关注的是，德国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于1963年出版的《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梳理了康乾两朝及同光以降改、废科举的思路与尝试，并注意到了诏开进士馆一事，认为“此诏令如果得到严格执行，将是一项重大创举”。[31]虽然由于当日材料所限，相关论述还显单薄，亦间有误读，但将清代科举的改革与停废作为专题研究，此书有开拓之功。它以1900年为界，将康乾、同光以降至戊戌时期的朝野努力划入改科举的范畴，而将1901年至1905年划为废科举时期，虽仍可商，但确富巧思，予人启发。
1982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德昭的力作《清代科举制度研究》出版。此书不同于以往的制度类著作偏重规章介绍和考辨，而是在爬梳征引大量公私材料的基础上，分明清制度的递嬗，清代的科举入仕与政府，科举制度下的教育，科举制度下的民风与士习，新时势、新教育与科举制度的废止五个专题进行探讨。与科举制变革直接相关的是，详细梳理、分析了康乾两朝及道咸以降改、废科举的建议与举措，惜对辛丑之后用笔稍简。[32]王著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时常征引，影响颇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范沛潍于1989年和1993年先后发表两篇以癸卯、甲辰会试为题的论文，主要分析了借闱河南进行会试的原因，注意到了试题的改变，认为这是清代科举考试制度的一大变革，同时强调了会试借闱河南对内地省城开封的影响，提到了几位后来相对出名的进士。论文虽然格于材料与篇幅，尚未展开，且间有舛误，但直接以两科会试为题，在大陆首先发表，引起学界注意，导引研究后进，洵属功不可没。[33]
1990年代中后期至今
1990年代中后期，大陆学界掀起一波研究科举停废之社会影响的热潮。罗志田、萧功秦、何怀宏、周振鹤、杨天宏、杨齐福等多位教授相继发表高论。1995年，罗志田发表《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以《刘大鹏日记》为主要依据，提出废科举造成了四民社会解体、旧时士子生存条件和社会地位每况愈下的论点。1998年，罗氏又发表《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认为“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体制”，因而“清季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不仅是个政治变革，还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变迁、造成了深远的社会影响”。文章接着立论：废科举前，取士标准“已从鼓励新旧学兼通变为新学是尚，与之伴随的参考书籍的变换对印书、卖书、买书及应试者均带来程度不同的影响”；废科举后，“耕读仕进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转变，城乡逐渐分离，在传统社会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阶层逐渐隐去。由于政教相连的政治传统中断，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又缺乏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原处边缘的军人和工商业者等新兴权势社群因‘市场需求’而逐渐进据政统”，进而出现了游民、饥民等边缘社群对政治军事的参与及类似开会、发电报等新兴的政治行为。在次年出版的专著中，罗志田又提出了废科举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兴起的观点。[34]诚如关晓红所言，罗志田的上述观点“很快成为学术界关于废科举对近代中国社会变动影响颇具指向性的论点”。而关晓红认为，罗志田关于科举制是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控制等多项功能的基本体制，因而其废除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必然是深刻而全面的这一思路，对理解和认识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关系，深具启发意义。不过，对于知识分子边缘化及如何边缘化的论述，关晓红有不同意见，认为废科举后，“多种渠道同时并存”，使得清末最后几年，“旧学出身者大都能够保持科举时代的出路，前景甚至更加宽阔”。[35]此外，2013年，徐佳贵利用温州地方士子林俊的日记，论述了其在科举改废、学堂兴起过程中的观察与活动，认为废科举、兴学堂在晚清地方尚可展现为一种“水到渠成”的递嬗过程。[36]
21世纪以后，清代科举研究显示出蓬勃涌起的气象。在科举制改革、停废的过程、内幕与影响方面，学界有重大推进。200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出版《中国帝制晚期的科举文化史》一书，从较长时段考察明清以来的科举文化史。作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于最后一章论述了19世纪以降改、废科举的朝野努力和历史过程。同时，艾尔曼不仅注意到辛丑科举新章改革文体、内容和场次顺序，还试图通过分析会试闱墨的编排顺序和几份癸卯科会试的策题答卷，来讨论考官阅卷取中的趋向和改章的成效。惟未能深入考官阅卷、荐卷、取中的实际过程，所以他认为第三场的四书五经在考试中仍然最重要的论断还可再商。[37]
2000年和2006年，杨齐福先后发表论文，既考论了洋务时期改科举的史实，又考察了来华传教士与改科举的关系。[38]2003年，李细珠发掘未刊已刊函电，梳理了戊戌以来改、废科举的历史过程，尤其侧重于张之洞等督抚高层，揭示了不少内幕。[39]2004年和2009年，关晓红先后发表《科举停废与清末政情》、《议修京师贡院与科举制的终结》二文，对停废科举的过程、曲折与内幕进行了深度探讨，较既往研究有重大推进。[40]2005年，刘海峰的论文强调传教士的批评、八国联军焚毁京师贡院等外来冲击对科举停废的影响。[41]同年，关晓红以刘大鹏日记、朱峙三日记等材料为据，探讨了科举停废对近代乡村士子的影响，对罗志田的废科举后四民社会解体，旧式士子生存地位降低、逐渐边缘化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2007年，关晓红发表《晚清议改科举新探》一文，梳理了道光至光绪戊戌时期，朝臣上奏的18份改科举方案及其结局，认为整个统治集团的观念滞后与礼部等衙门的阻挠，导致科举制失去了逐渐内在更新的最佳时机，后起者不得不选择除旧布新的彻底变革。[42]2009年、2011年，茅海建发掘已刊未刊档案，对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派的改科举主张及其背后运作，对张之洞、陈宝箴联衔上奏改科举的立意与过程，做了切实的梳理、核证与分析，指出张、陈方案有“诋康”的深意，且注意到了康派方案与礼部复奏章程的差异。[43]这使得戊戌改科举的历史面貌更为清晰。
在大量关注改革、废除科举的过程、内幕与影响的同时，学界也开始考察科举改章的具体内容，比如文体、策论题目、场次等问题，对科举改章后的科举考试本身，也有了新的研究进展。复旦大学章清、孙青等学者，关注晚清策问与新知的接引、知识复制、“新学”传播等问题，近年发表了一批值得关注的成果。[44]刘龙心曾利用科举录，朱卷、墨卷以及清末市面上流传的策论“参考书”，考察改八股为策论过程中科举与近代知识转型的关系问题，认为策论更类似于一种“资讯”，“不足以反映西学的实质内涵”，策论的提问方式也“限制了读书人认识西学的角度”，“阻挠了中学在致用的意义上与西学接引的可能性”。[45]潘光哲以湖南学政江标在衡文取士过程中编校的《沅湘通艺录》为例，论析了“西学新酒”如何被注入科举体制之“旧瓶”，展示了科举体制在19世纪最后几年的变化以及“导引士子读书世界变化的动力所在”。[46]罗志田敏锐地指出，在废八股之外，科举改制的场次调整更能体现时代思想资源的转移，“把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置于第一场，而四书五经义转到第三场，非常明晰地揭示出经史的易位”，对近代经学隐退、史学地位提升颇有影响。[47]2013年，曹南屏撰文认为，由于清廷坚持中体西用的意识形态，所以科举改制后的出题阅卷呈现了似新实旧的样貌，但改制还是刺激和促进了新学传播。[48]安东强考察了晚清科举的场次与选才问题，认为辛丑科举新章摒弃了张之洞戊戌科举新章中“分场去取”的设计，偏离了本意，“或许也是张之洞最终转向停罢科举的另一因素”。惟未给出进一步论证，且对清廷为何未采纳分场去取之法，亦语焉不详。[49]
有关癸卯、甲辰两科会试的研究，近年亦颇有推进。刘海峰发表于2004年的论文，注意到了甲辰科会试的背景，即朝廷新近批准了“三科递减”的渐废科举方案；简要分析了考题及个别答卷；提到了会试、殿试后新进士须入进士馆再学习的情况，并介绍了会元谭延闿、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后来的发展。刘海峰关于癸卯科乡试的论述，亦值得参考。[50]何玲刊于2009年的论文，也注意到考试内容的重要改革，集中分析讨论了二场策题及一些答卷，认为太多旧式文人出身的举子面对新的政治经济问题，不可能做出有价值的回答，改八股为策论不可能达到选拔人才的目的，科举制度的最终废除势所必然。[51]王瑶、李银良新近的文章则认为此次会试不仅沿袭了以往传统，而且在选题、选仕等方面也不亚于往日，是一次庄重严格的考核，同时检讨了借闱河南的原因。[52]2012年，李林发表的论文，述论了三场考题和会元的策题答卷、考官阅卷的情况，两科进士的人数、籍贯、年龄、朝考授职等，认为二场策题引导性太强，考官阅卷仍重头场，故评语和排名“多不能如实反映考生的水平和应得的评价”，改制效果不佳。[53]该文是迄今以癸、甲会试为题，用力最多的成果，颇有创获。惟将多个问题纳入一篇文中，故多未能展开深入讨论，想当然的舛错也就难免，证据不足的论断都还有待检讨。
关晓红最近发表的论文，兼用日记、朱卷、报刊等资料，考察了辛丑科举改章及其在随后的岁、科试和乡、会试中的落实情形及一些士子的反应，对癸、甲会试有所论述，并由此追寻停废科举的原因，认为1902年之后，在科举与学堂的两难抉择中，“清朝君臣均痛感时不我待，急求速成以救亡图存，未能展示进一步更新前景的科举，被迫让位给同样还没有充分证明自身价值的学堂”。该文在史事与观点上均有创获，惟篇幅有限，未能展开，亦间有舛误。值得注意的是，关晓红强调戊戌至甲辰科举改章的成效及问题，特别是其与停废科举的关系，仍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54]确是实情。
与此同时，有关进士馆的研究亦有新进展。2003年，程燎原考述了1907年、1908年在法政速成科毕业的一批进士姓名及授职等情况。[55]2004年，李贵连等按时序勾勒了进士馆的历史。[56]随后，周君闲就进士馆的设立目的、学习内容、考核奖励办法、作用做了铺叙。[57]宋方青强调进士馆法政教育与日本因素的关系。[58]韩策重建了进士馆开馆初留学生教习的史实，讨论了他们向进士学员传授“新知”时的尴尬身份和授业困窘。[59]李林考察了进士馆的开设、生源、师资、课程、毕业考试授职与停办、游学等方面，尤其在师资构成、进士游学法政速成科方面，发掘新材料，贡献尤大。[60]从以上回顾来看，进士馆受到了不少注意，这与它的重要性是相称的，只是在史实考订和思路阐释方面还可继续拓展。
在癸、甲进士群体方面，清季立宪派的重要成员汤化龙、蒲殿俊、谭延闿、沈钧儒等人，早已广受关注。近年更有以汤化龙、黄远庸、郭则沄等人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61]熊范舆的传记亦新近出版。[62]《癸卯汴试日记》的作者癸卯科进士孔昭晋也有了个案研究。[63]由于癸、甲进士人数多、领域广，所以中国近现代史的各类论著多少都有涉及，尤其是其中的知名进士。但是，许多进士今日名虽不显，甚至已被遗忘，但当日实为全国名流、地方贤达，其在清季民初的活动和影响还可发掘资料以呈现。更重要的是，从最后的进士精英群体角度着眼，癸、甲进士可研究的空间极为广阔。
三 思路与内容
综上所述，有关清季科举制变革的既存研究，在科举改革、停废的原因、方案、过程以及社会影响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这既为本书提供了宝贵借鉴，同时亦提出了更高要求，增加了不小难度。窃以为，这一论题还可从以下方面推进。
首先，很可能因为科举制最终走向停废，所以后来的研究者便以“后见之明”努力寻找停废的“线索”，故而有意无意地轻忽了对于清末新政开始后科举考试本身的细致研究。虽然最近几年略有改观，但学界对辛丑科举新章以及癸、甲会试的实际运行、成效与局限、朝野反响等方面的认识，还比较有限。研究科举改制，辛丑科举新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政务处、礼部奏定科举章程的准确内容及其流变还不清楚。乡、会试中场次与题量调整、分场去取、废除誊录等制度设计的立意所在与利弊得失，督抚与决策高层的争论与妥协，尚欠深挖。
这也缘于既往研究多从主张改、废科举的趋新督抚入手，故对中枢、翰林院、礼部在科举改制中的思路和举措观照不够。其实，新政伊始，中枢高层、礼部与东南督抚以及督抚之间在科举问题上分歧甚大，在在影响着科举改制的进行。同样重要的是，在科举改制议题上，中央高层也有自己的思路和举措，并非只扮演督抚的“合谋”角色。事实上，从整饬翰林院到诏开进士馆的改制脉络，与辛丑科举改章相配套，正体现了瞿鸿禨、荣庆等中枢大臣主动变革科举的努力。此外，癸、甲会试和进士馆的实际运行及成效局限，均关系科举制的走向和众多士子的命运。在上述问题未经清理之前，新政开始后科举改制的思路、举措、力度与运行图景尚不完整清晰，匆忙就科举问题下结论，似嫌根基不稳。
其次，关于清季科举的既存研究有一个倾向，即对制度变迁过程及其影响罗列、推阐较多，而对科举考试活生生的参与者相对关注不够。这既包括考官，也包括众多士子及其亲朋师友。迄今为止，举人刘大鹏、秀才朱峙三因有日记出版，受到了较多关注，温州地方士子张棡、林俊因有日记存世，亦开始成为研究对象。史学研究受材料导引与限制，本是无可奈何之事，然而，材料丰富（包括大量日记书信）、影响更大的癸、甲二科进士群体在科举制变革前后的心路历程和调适因应，在清末民初剧变时代的出处进退与最终命运，我们尚缺乏相对整体的把握。
进言之，对个体士子的不断研究是我们知人论世所不可或缺的，恰到好处的深耕细作或许还可见微知著，以点及面。但以一个人数众多但范围固定的士人群体为对象进行考察，既把握群体的整体特征和趋向，又观照其内部的差异、分化和复杂性，又具备个体研究难以替代的功能。与此同时，包括乡村士子在内的中下层士人在科举制变革前后的际遇、反应与命运，无疑具有非常大的研究价值。不过，如欲理解传统士大夫在清季民国的转型与命运，更精英的进士群体即使不应该受到格外关注，至少也有充足理由受到同等观照。事实上，正如沈云龙所言，废科举前的癸、甲两科进士此后“或为地方疆吏，或为军系谋主，或驰骋议坛，或潜心著述，竺旧骛新，各坚所守，无不蜚声于时。今日史家所称之复辟派、激进派、研究系、进步党、交通系、安福系诸巨子，胥孕育于斯，其于清末民初世运之推移，影响殊巨，则非当年主持抡才大典者所能前知矣”。[64]
有鉴于此，本书拟从两条主线展开：（1）清末科举改制的内容与实践；（2）科举改制造就的癸、甲进士群体在清末民初剧变时代的出处浮沉、流风遗韵和最终命运。章节安排如下。
第一章，紧扣朝臣与东南督抚关于辛丑乡试展期的论争及士绅舆论的反应，详论展期之争的来龙去脉，并尝试从庚子西狩、东南互保的权力格局中探讨展期之争所反映的历史内涵，借以揭示庚辛政局与辛丑科举改制的多层关联。
第二章，通过深入考察科举新章的内容流变、场次与题量调整、分场去取、废除誊录诸方面，探究清廷决策者出台辛丑科举新章背后的权衡和隐曲。结合戊戌变法以来的多种科举改章思路，检讨辛丑科举新章制度设计的利弊得失。
第三章，考论中央高层主动发起并促成的从整饬翰林院到诏开进士馆的改制脉络，及其背后的论争和妥协，阐明诏开进士馆之举与辛丑科举新章相配套，是科举改制的扩大。从报刊舆论、官绅议论方面，考察诏开进士馆的朝野反响。
第四章，从借闱河南的复杂缘由，考题答卷、阅卷和荐卷程序、取中标准和内幕、贡士构成诸方面，观察科举改制下癸、甲两科会试的实际运行，期对科举改制的贯彻实情、成效与局限有更切实的认识。
第五章，从进士馆的筹备、学员对入馆的态度、教习授业困窘、课程考验奖励等方面，观察进士馆的实际运作与困难所在，并与进士游学相衔接，呈现科举停废前后两科进士“新学”教育的样貌。
第六章，通过细致考察癸、甲进士在清末的仕途分化、鼎革前后的出处浮沉，分析停废科举、预备立宪、辛亥鼎革及民初乱局对癸、甲进士的影响，以及他们的因应与分化。
第七章，从参与清末兴学大潮、传承旧学与抵拒新文化、主持诗词结社等方面，展现清末民国时期癸、甲进士在文教领域的流风遗韵。
四 资料说明
中国的科举资料，“几于无书无之”，再广搜穷集，亦必挂漏无算，前辈学者甘苦早尝，多有言之者。[65]况且近代史料在种类和数量上又远超往昔，个人涉猎十分有限，挂漏无疑更多。当然，本书在广泛利用常见常用资料的基础上，也尽量发掘使用了数量可观的“新资料”。现将本书主要利用的一手资料撮要介绍如下。
其一，未刊、已刊档案与官方文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大量《朱批奏折》、《录副奏折》，已出版的《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光绪朝朱批奏折》、《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等；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珍藏的《军机处档折件》，已出版的《宫中档光绪朝奏折》；清朝官书《清实录》、《大清新法令》等，皆是考订史实、分析问题的基本材料。此外，礼部奏定的《续增科场条例》（1902）、《科举章程》（1898）、《礼部、政务处会奏变通科举章程》（1901）均是讨论科举改章的重要材料。
其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未刊稿抄本。该馆珍藏了晚清民国人物的大量书信、日记、诗文稿抄本。本书即利用了其中的《瞿鸿禨朋僚书牍》（整理抄本）、《同光年间名人书札》、《冯汝琪家信》、《汤化龙、汤芗铭档案》、《许同莘日记》、《李景铭档案》等。其中瞿鸿禨档案对研究诏开进士馆的原委和高层论争内幕至关重要。《同光年间名人书札》所收陆润庠致张百熙的甲辰会试闱中手札，为了解总裁阅卷取中的操作和内幕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原始依据。冯汝琪、许同莘、汤氏兄弟皆系1902年举人，冯汝琪与汤化龙随后中式甲辰科进士，许同莘虽然报罢，但其日记详记了参加考试的过程、见闻和感想，以上三种皆是研究士子对科举改制的反应和考试实况的绝佳资料。此外，该馆所藏《张之洞档》等大批资料新近影印出版，为本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本书第一章就利用了大量《张之洞档》材料，其他章节还利用了《荣禄档》、《唐景崇档》、《端方档》和《奕劻档》。
其三，朱卷、墨卷、科举录、缙绅录、职官录、同年录、同学录。这些材料数量庞大，对研讨两科会试的实况，考订、统计、分析进士的出身背景、生平仕履，了解进士的结社情况，至关重要。缺少这些材料，相关研究将无法展开。
其四，日记、书信、诗文集、年谱、回忆录、笔记、诗话、序跋、碑传。本书收集利用了癸甲两科进士、同考官、落第士子以及翰林前辈的多种日记。进士及落第士子方面，有何寿章的《苏甘室日记》、胡骏的《补斋日记》、孔昭晋（澹庵）的《癸卯汴试日记》、《许同莘日记》、甘鹏云的《豫游纪行》、钮泽晟的《京游杂记·附记宦迹》、马太元的《汴游日记》、刘大鹏的《乔梓公车日记》及《退想斋日记》、《许宝蘅日记》、《贺葆真日记》、《郭家声日记选录》等。考官方面，如王振声的《心清室日记》、《恽毓鼎澄斋日记》、《张人骏家书日记》、《荣庆日记》、伍铨萃的《北游日记》、吕佩芬的《湘轺日记》。翰林前辈方面，如《翁同龢日记》、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影印）、新出版的《徐兆玮日记》等。书信方面，如近代史所档案馆藏多种书信手稿，而见于各种书札专集、文集中者亦颇夥。日记、书信中的记载往往能揭示鲜为人知的内幕消息，故颇为重要。本书部分章节的写作，即是从日记、书信中获得的重要信息入手，再与档案、报刊、笔记等材料合观，然后完成的。此外，发掘、整理和利用了癸甲进士中一批人的诗文集、回忆录、年谱、笔记、诗话、序跋、碑传等资料。最后，同时代其他人的日记、书信、诗文集、笔记等，皆有助于论题的展开和深入。
其五，报刊。此类资料，尤其是其中的日报材料数量很大。本书的写作颇得益于这些丰富的鲜活资料。惟利用报刊材料须前后通看，因为报纸“有闻必录”，且多追踪报道，故经常出现后面报道补充，甚至更正前面报道的情况。同时，更须将报刊材料与档案、日记、书信等材料对勘，使用起来方较为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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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梁启超《官制与官规》，《饮冰室合集》第3册，文集之23，中华书局，1989，第68页；杨学为《中国需要“科举学”》，《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第18页；刘海峰《科举停废与文明冲突》，《厦门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第71页。
[2] 辛丑科举新章规定甚详，对戊戌新章也颇有损益，尤其是改“分场去取”为“三场合校”。详第二章第一、二节。
[3] 即光绪壬寅年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癸卯年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习称癸卯科），癸卯恩科乡试以及甲辰恩科会试。本书对科举改制后考试实践的探讨，主要以两科会试为对象，兼及乡试，但不拟牵扯过多。因为中央一级的会试在科举考试中级别既高，更受瞩目。对于乡试及生、童岁、科试，将来可以继续探讨。
[4] 虽然诏令“三场合校”，但从阅卷、荐卷的程序和操作观察，可知首场最重要，大抵三场的重要性逐渐递减。详第四章第三节。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281页。
[6] 参见林志宏《世变下的士变：科举废除和知识阶层的定位（1900s～1930s）》，甘怀真编《身份、文化与权力——士族研究新探》，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第402～414页。
[7] 瞿宣颖：《科举议》，《甲寅周刊》第1卷第2号，1925年7月，第15～19页。讨论见《甲寅周刊》此后多期。以新文化自居，声讨瞿宣颖复古之罪的文章，参见健攻（魏建功）《科举议》，《京报副刊》第258号，1925年9月3日，第1～3版。
[8] 参见刘海峰《科举学的起承转合：科举研究史的千年回顾》，《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7期，第215页；张耀翔《论科举为智力测验》，《晨报副镌》第1493号，1926年12月16日，第37～38页。
[9] 邓定人：《中国考试制度研究》，民智书局，1929。
[10] 章中如：《清代考试制度》，黎明书局，1931；《清代考试制度资料》，黎明书局，1934。
[11] 傅增湘：《清代殿试考略》，天津大公报社，1933年铅印本。
[12] 吴雷川：《清代科举制度述略》，北平《教育学报》第1期，1936年3月3日，第1～8页。
[13] 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第203～210页。按，1936年初版。
[14]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
[15] 徐凌霄：《古城返照记》，徐泽昱等整理，同心出版社，2002；杨国强：《论科举制度力尚公平的历史内容和历史矛盾》，《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9～10页。
[16] 郭则沄：《十朝诗乘》，林建福等校点，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4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17] 朱汝珍辑《词林辑略》，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台北：明文书局，1985。按，中央刻经院1929年初版。
[18] 房兆楹、杜联喆编《增校清代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哈佛燕京学社，1941。
[19] 潘光旦、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北平《社会科学》第4卷第1期，1947年10月，第1～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