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日〕狩野直喜：《中国学文薮》，周先民译，中华书局，2011，序言第6页，正文第311～380页。
[21] 宫崎市定：《科举》，《宫崎市定全集》卷15，岩波书店，1993，第218～234页。
[22] 关晓红盛赞商著为清代科举研究“百科全书式的参考资料”，甚为允当。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3页。
[23]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商志校注，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第165页。
[24] 商衍鎏：《科举考试的回忆》（原载《广东文史资料》第2辑）、《我中探花的经过——并谈光绪甲辰科殿试鼎甲名次变易的实在情形》（原载香港《大公报》1958年10月21日），收入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第421～447页。
[25] 贾景德：《秀才·举人·进士》，香港联盛印务公司，1956。
[26] 钟毓龙：《科场回忆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27] 齐如山：《中国的科名》，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第2版。
[28] 朱沛莲辑《清代鼎甲录》，台北：中华书局，2015，2版2刷。按，初版于1968年。
[29] 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李荣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徐泓译注，台北：联经出版有限公司，2013；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
[30] Johanna M.Menzel，ed.，The Chinese Civil Service：Career Open to Talent？Boston：D.C.Health and Company，1963.
[31] Wolfgang Franke，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
[32]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影印版。
[33] 范沛潍：《清末癸卯科》，《紫禁城》1989年第2期，第29页；《清末癸卯甲辰科会试述论》，《历史档案》1993年第3期，第105～110页。
[34] 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新竹《清华学报》新25卷第4期，1995年12月；《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191～241页。
[35] 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四章“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直接引文在第5、217页。
[36] 徐佳贵：《废科举、兴学堂与晚清地方士子》，《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4期。
[37] Benjamin 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p.569-608.
[38] 杨齐福：《洋务运动时期科举制度的改革》，《无锡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西方来华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科举制度改革》，《史学集刊》2006年第2期。
[39]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第130～140页。
[40] 关晓红：《科举停废与清末政情》，《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议修京师贡院与科举制的终结》，《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4期。
[41] 刘海峰：《外来势力与科举革废》，《学术月刊》2005年第11期。
[42] 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晚清议改科举新探》，《史学月刊》2007年第10期。
[43] 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三联书店，2009，第398～492页；《张之洞与陈宝箴及湖南维新运动》，《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3期，第279～290页。
[44] 章清：《“策问”中的“历史”——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个侧面》，《复旦学报》2005年第5期；孙青：《引渡“新知”的特殊津梁——清末射策新学选本初探》，《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5期。
[45] 刘龙心：《从科举到学堂：策论与晚清的知识转型（1901～190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8期，2007年12月，第105～139页。
[46]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1833～1898）》，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99），2014，第241～296页。
[47] 罗志田：《通史致用：简析近代史学地位的一度上升》，《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2期。
[48] 曹南屏：《清末科举改制后的科举考试与新学传播》，《学术月刊》2013年第7期。
[49] 安东强：《晚清科举的场次与选才》，《中山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50] 刘海峰：《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榜进士》，《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科乡试》，《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51] 何玲：《1903年汴城会试论略》，《教育的传统与变革——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3）》，2009，第556～560页。此外，何玲还对1903年经济特科的史实、影响等做了考察。参见何玲《清末经济特科探析》，《历史档案》2004年第1期；《张之洞与经济特科》，《中州学刊》2004年第2期。
[52] 王瑶、李银良：《清末最后一次会试考述》，《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53] 李林：《从经史八股到政艺策论：清末癸卯、甲辰科会试论析》，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5期，2012年7月。
[54] 关晓红：《清季科举改章与停废科举》，《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36页注1。关晓红还考察了停罢科举后对举贡生员的善后措施，立停科举后的抡才与培才问题，停罢科举对官制、铨选制、新学分科、文化事业等方面的影响，并对科举与学堂的关系、后科举时代的文化道德难题等做了反思。均收入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
[55] 程燎原：《清末法政人的世界》，法律出版社，2003，第152～155页。
[56] 李贵连、孙家红、李启成、俞江：《百年法学：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1904～2004）》，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25～29页。
[57] 周君闲：《晚清进士馆述略》，《文教资料》2007年3月号。
[58] 宋方青：《科举革废与清末法政教育》，《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59] 韩策：《师乎？生乎？留学生教习在京师大学堂进士馆的境遇》，《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60] 李林：《晚清进士馆研究：天子门生的转型困境与契机》，新竹《清华学报》新44卷第1期，2014年3月；《晚清进士留日史事考述：以东京法政大学留学群体为中心（1904-1911）》，王成勉主编《双中荟：历史学青年学者论坛》，台北：新锐文创，2013，第9～33页。
[61] 楚永全：《汤化龙与清末民初的政局》，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系，2012；郝幸艳：《汤化龙与清末民国政治》，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12；王红军：《清末民初思想界的黄远生》，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系，2010；昝圣骞：《晚清民初词人郭则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1。
[62] 李恭忠、黄云龙：《末科进士与世纪风云：熊范舆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63] 贾琳：《清末民初士人的一种生存模式：以〈癸卯汴试日记〉作者为个案的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64] 沈云龙：《〈胡太史（骏）诗文选〉跋》，胡光镳：《大世纪观变集·旅台丛文三百则》，台北：联经出版有限公司，1992，第38页。
[65] 王德昭引邓嗣禹之言，并加发挥，参见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