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饭TXT > 军事历史 > 《刻画战勋:清朝帝国武功的文化建构(出书版)》作者:马雅贞【完结】 > 《刻画战勋:清朝帝国武功的文化建构(出书版)》作者:马雅贞.txt

第三章 战勋与“圣”祖:康熙朝武勋文化的确立.2

作者:马雅贞 当前章节:11016 字 更新时间:2026-6-20 12:02

[22] 关于康熙朝《耕织图》的最新研究,见罗慧琪《安和富寿之域:康熙皇帝版与胤禛版〈耕织图〉所呈现的一段父子间的对话》,《两岸故宫第一届学术研讨会──为君难:雍正其人其事及其时代论文集》,台北故宫博物院,2009,第369~380页。关于康熙《御制避暑山庄诗》的讨论很多,在此仅举最新研究。马雅贞:《皇苑图绘的新典范:康熙〈御制避暑山庄诗〉的制作及其意义》,《故宫学术季刊》第32卷第2期,2014年12月,第39~80页;Richard E. Strassberg and Stephen H. Whiteman,Thirty-Six Views:The Kangxi Emperor’s Mountain Estate in Poetry and Prints(Ex Horto:Dumbarton Oaks Texts in Garden and Landscape Studies;Washington,DC and Cambridge,MA: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 Collection 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in press).

[23] 骆徒宇:《澹然斋存稿》卷一《咏徐大夫素履十二图》,台北中央图书馆,1975年据明崇祯十年(1637)武康骆氏原刊本拍摄微卷,第34页a~37页b。

[24] 邱仲麟:《诞日称觞──明清社会的庆寿文化》,《新史学》第11卷第3期,2000年9月,第101~156页。

[25] 梅韵秋:《明代王世贞〈水程图〉与图画式纪行录的成立》,《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美术史研究集刊》第36期,2014年,第109~175页。

[26] 渡部武:《〈耕织图〉流传考》,曹幸穗译,《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第160~165页。

[27]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十,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7册,第435页。

[28] 例如明代吕中道“惠以牧民……绘《耕织图》,教民务农桑,卓有循良之风”。王鹤龄修《(万历)枣强县志》卷四,收入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编《明代孤本方志选》(3),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0。

[29]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二集》卷三十二,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8册,第643页。

[30] 罗慧琪的研究指出图画展现节气与耕织配合的安居乐业景况,但康熙题诗文字不断重复农民生活不易与辛苦劳动,很可能与康熙在丰泽园开辟农田与蚕舍,闲余劝课农桑甚至亲自耕种而深刻体会并怜惜农家有关,如此,与文对应的图像则是呈现康熙与农民共同的生活经验,对生活乃至帝国未来的想望。罗慧琪:《安和富寿之域:康熙皇帝版与胤禛版〈耕织图〉所呈现的一段父子间的对话》,第371~372页。

[31] 关于康熙《御制避暑山庄诗》的研究,参见本章注22。

[32] 王掞监修、王原祁等奉敕撰《万寿盛典初集》,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3~654册;Maxwell K. Hearn,entry of plate 24,in Evelyn Rawski and Jessica Rawson eds.,China:The Three Emperors:1662-1795(London:Royal Academy of Art,2006),391-392;小野胜年:《康熙萬壽盛典圖考證》,《ビブリア》52,1972年,第2~39页;小野胜年:《“康熙萬壽盛典初集”慶祝圖記譯註》,《ビブリア》56,1974年,第20~51页;小野胜年:《康熙六旬萬壽盛典について》,收入田村博士退官纪念事业会编《田村博士頌壽東洋史論叢》,田村博士退官纪念事业会,1968,第171~192页;小野胜年:《康熙萬壽盛典圖について》,《佛教艺术》第67期,1968年,第68~88页;陈葆真:《康熙皇帝〈万寿图〉与乾隆皇帝〈八旬万寿图〉的比较研究》,《故宫学术季刊》第30卷第3期,2013年3月,第45~122页。

[33] 阿桂等纂修《八旬万寿盛典》,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60~661册。相关研究参见Evelyn S. Rawski and Jessica Rawson eds.,China:The Three Emperors,1662-1795,392-393。

[34] Chin-sung Chang,Mountains and Rivers,Pure and Splendid:Wang Hui(1632-1717)and the Making of Landscape Panoramas in Early Qing China(Ph. D. diss.,Yale University,2004),367-369.

[35] 图版参见聂崇正主编《清代宫廷绘画》,商务印书馆,1996,第9~15、52~61页。

[36] Maxwell K. Hearn,The Kangxi Southern Inspection Tour:A Narrative Program by Wang Hui(Ph. D. diss.,Princeton University,1990),289.

[37] 聂崇正主编《清代宫廷绘画》,第53页。

[38] Maxwell K. Hearn,The Kangxi Southern Inspection Tour,169.

[39] Michael G. Chang,A Court on Horseback:Imperial Touring &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Rule,1680-178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7),180-185.

[40] 图版参见聂崇正主编《清代宫廷绘画》,第28~51页。

[41] 以下关于《康熙南巡图》第十卷教场景与第十一卷大江段的观点,受益自王怡璇于笔者2008年开授研究所专题研讨课程中期末报告对画面的分析比较。

[42] Maxwell K. Hearn,The Kangxi Southern Inspection Tour,152-153.

[43] Marie-Catherine Rey and Musée Guimet(Paris,France),Les Très Riches Heures de la Cour de Chine:Chefs-d’œuvre de la peinture impériale des Qing 1662-1796(Paris: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2006),120-125.

[44] Maxwell K. Hearn,The Kangxi Southern Inspection Tour,295;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绘画》,文物出版社,1992,第58页,图18。

[45] 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2册,中华书局,1984,第1247~1248页;Jonathan Hay,“Ming Palace and Tomb in Early Qing Jiangning:Dynastic Memory and the Openness of History,” Late Imperial China 20:1(1999.6):1-48。

[46] 聂崇正主编《清代宫廷绘画》,第41页。

[47] 于久明:《康熙操舟说小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4期,第48页。

[48] 于久明:《康熙操舟说小考》,第47~48页。

[49] 关于康熙南巡图特别突出康熙的亲民形象,参见Ya-chen Ma,Picturing Suzhou:Visual Politics in the Marking of Cityscap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Ph. D. diss.,Stanford University,2006),145-168。

[50] Yun-chiu Mei,The Pictorial Mapping and Imperialization of Epigraphic Landscap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Ph. D. diss.,Stanford University,2008),43-53;Joanna Waley-Cohen,“Militarization of Cul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in Nicola Di Cosmo ed.,Military Culture in Imperial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278-295;Joanna Waley-Cohen,The Culture of War in China:Empire and the Military under the Qing Dynasty(New York:I.B. Tauris,2006).

[51] 昆冈、刘启端等纂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八百六十五《工部四》,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8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据清光绪石印本影印,第498页。

[52] 昆冈、刘启端等纂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八百六十五《工部四》,第498页。

[53] 姚继荣:《清代方略研究》,西苑出版社,2006,第76~108页。

[54] 《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百三十七,康熙四十八年四月,中华书局,1986,第373页。

[55] 《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百八十四,康熙三十六年七月,第971页;梁国治等奉敕编《钦定国子监志》卷三《御制》,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00册,第41页。

[56] 《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百八十四,康熙三十六年七月,第971页;梁国治等奉敕编《钦定国子监志》卷三《御制》,第39~41页。

[57] 昆冈、刘启端等纂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四百一十一《礼部一二二·军礼一》,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810册,第492页。

[58] 姚继荣:《清代方略研究》,第77页。

[59] 温达等编《圣祖仁皇帝亲征平定朔漠方略》,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54册,第452页。

[60] 《清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十,元年四月,第143页。

[61] Pamela Kyle 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137-138.

[62] 不过康熙早年有《康熙戎装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但尺寸不大(112.22厘米×71.5厘米),一般认为是年纪尚轻的康熙形象。图版见聂崇正主编《清代宫廷绘画》,第4页。另外,冯金伯《国朝画识》引《图绘宝鉴续纂》,提到黄应谌于“康熙中圣祖命创阅武图稿”的记录,与胡敬《国朝院画录》卷上的记录相同,但不确定具体的图像为何,且仅有图稿而无成图的记录,有待进一步研究。冯金伯:《国朝画识》卷二,收入徐蜀编《国家图书馆藏古籍艺术类编》第20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据清道光刻本影印,第26页a~26页b;胡敬辑《国朝院画录》卷上,收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辑《历代书画录辑刊》第1册,2007年据清嘉庆刻本影印,第1页a。描绘乾隆狩猎的画作很多,部分可能与明代以来帝王行乐图的传统有关,例如《乾隆一发双鹿图》轴上,乾隆的题诗言“十年前事图行乐”。图版参见徐启宪主编《清宫武备》,商务印书馆,2008,第40页。关于明代帝王行乐图的讨论,参见Cheng-hua Wang,Material Culture and Emperorship:The Shaping of Imperial Roles at the Court of Xuanzong(r. 1426-35)(Ph. D. diss.,Yale University,1999);Hui-chi Lo,Political Advancement and Religious Transcendence:The Yongzheng Emperor’s(1678-1735)Development of Portraiture(Ph.D. diss.,Stanford University,2009)。同样描绘乾隆与少数臣员狩猎者尚有《乾隆猎鹿图》横轴、《乾隆射猎图》横轴、《乾隆刺虎图》轴等,图版参见徐启宪主编《清宫武备》,第34、42、50页。描画乾隆单独射猎者则有《乾隆射熊图》轴、《乾隆逐鹿图》轴与《乾隆击鹿图》轴等,图版参见徐启宪主编《清宫武备》,第26、205、36页。不过部分画幅尺寸相近,主题不同者据说有好几件,或为成套的作品,参见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绘画》,第257页,图87图版解说。而《乾隆刺虎图》轴与《乾隆射鹿图》轴尺寸也很接近,中后景也同样出现帐幕,或许也有配套关系。Rawski,Evelyn S. and Jessica Rawson eds.,China:The Three Emperors,1662-1795,394-395.目前所见最完整的图版见煮雨山房辑《故宫藏历代画像图鉴》,北京古籍出版社,2005,感谢郑孟姗告知此图录。此大幅成套的做法与明代帝王行乐图不类,其中的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

[63] 关于清代军礼的讨论,参见Joanna Waley-Cohen,The Culture of War in China,66-88。

[64] 图版见聂崇正《失群的〈大阅图〉卷》,收入氏著《清宫绘画与“西画东渐”》,紫禁城出版社,2008,第107页;徐启宪主编《清宫武备》,第3页,图1。

[65] 清高宗御制,董诰等奉撰《御制诗集·四集》卷八十一《新衙门行宫杂咏书怀》,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8册,第701页。

[6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3册,乾隆二十三年十月十四日如意馆,人民出版社,2005,第480页。

[67] 图版参见聂崇正主编《清代宫廷绘画》,第151页。

[68] 有些学者认为此件是乾隆四年(1739)初次大阅所作,如毕梅雪《郎世宁与中国十八世纪帝王肖像的复兴》,《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3期,第92~104页。其他学者则从上述御制诗与档案推测此件即为文献所记录的作品。朱家溍:《清高宗南苑大阅图》,《故宫退食录》,北京出版社,1999,第61页;刘潞:《〈丛薄行诗意图〉与〈清高宗大阅图〉考析──清代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图像见证》,《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4期,第15~26页,后收入氏著《融合:清廷文化的发展轨迹》,紫禁城出版社,2009,第267~282页。另外,柯娇燕认为《乾隆大阅图轴》的马乃1757年《哈萨克斯坦贡马图卷》(法国吉美美术馆藏)之贡马,故亦推定《乾隆大阅图》轴为1757年之后的作品。Pamela Kyle 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272-275。不过若比对两马的花色,并不符合。

[69] 毕梅雪于2006年即暗示《乾隆大阅图》轴风格较接近乾隆初期,并推测御制诗与档案文献所载应为另一件作品。Rawski,Evelyn S. and Jessica Rawson eds.,China:The Three Emperors,1662-1795,405.另外,虽然活计档中并无《乾隆大阅图》轴的直接记录,但乾隆四年如意馆有“太监毛团传旨着画大油画”的数条记录,包括准备“头号高丽纸、颜料”与装油画颜料的“猪尿抛(泡)四个”等,可能即因此作为御容而受到的特别重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9册,乾隆四年二月十三日如意馆、乾隆四年四月十日如意馆、乾隆四年正月三十日画院处、乾隆四年四月油画房,第167、169、175、192页。

[70] 侯怡利:《国之重典──乾隆四年的大阅与〈大阅图〉》,《通识研究集刊》第12期,2007年12月,第171~172页。张琼则认为盔甲佩戴的是金属护心镜,为乾隆十三年之后皇帝大阅甲的定制。张琼:《清代皇帝大阅与大阅甲胄规制》,《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6期,第89~103、160页。

[71] 聂崇正亦认为《乾隆大阅图》轴的“无字本”为乾隆四年首次大阅所作。他认为有乾隆戊寅题诗的“有字本”,即乾隆壬寅诗所指“大阅戊寅画像斯”,且绘者很可能是王致诚。聂崇正:《两幅〈乾隆戎装像〉》,《紫禁城》2012年第12期,第74~77页。

[72] 图版参见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绘画》,第108~109页,图51。乾隆御制诗《题写照哨鹿图》:“此图乃辛酉年初幸木兰哨鹿命郎世宁所为者”,应即指北京故宫所藏《哨鹿图》轴。清高宗御制,董诰等奉撰《御制诗集·四集》卷三十一《题写照哨鹿图》,第783页。

[73] 图版参见聂崇正主编《清代宫廷绘画》,第274页。另有《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所著录之《天威服猛图》“绘御容秋狝用虎神枪殪虎事”。张照等纂修《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收入《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第3043页。

[74] 图版参见聂崇正主编《清代宫廷绘画》,第197页。相关研究见刘潞《〈丛薄行诗意图〉与〈清高宗大阅图〉考析──清代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图像见证》;杨伯达:《乾隆皇帝与木兰围场──记故宫博物院所藏秋狝题材的院画》,收入氏著《清代院画》,紫禁城出版社,1993,第93~108页。另外,《丛薄行诗意图》除刘潞等提及乾隆二十三年制作外,乾隆二十五年再绘的记录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5、26册,乾隆二十五年十月如意馆、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如意馆,第524、688~689页。感谢郑孟姗告知此记录。

[75] 图版参见聂崇正主编《清代宫廷绘画》,第176~177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7册,乾隆二十七年一月如意馆、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如意馆,第172、235页;王凯:《郎世宁笔下的塞宴四事图》,《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27~32页。

[7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1册,乾隆八年六月十六日如意馆、乾隆八年七月十日如意馆,第384~385页。

[7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2册,乾隆九年八月十九日画院处,第354页。

[7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7册,乾隆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如意馆,第354~355页。

[7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6册,乾隆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如意馆,第252页。

[80] 图版参见聂崇正主编《清代宫廷绘画》,第164页。

[81] 关于乾隆于木兰和其他地方行围的时间,参见毕梅雪、侯锦郎《木兰图与乾隆秋季大猎的研究》,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第24页,第一章注10。

[82] 行围狩猎在乾隆前期的《大清会典》就有“大狩礼成”的用法,虽然归于“兵部”“武选清吏司”下。雍正与康熙会典则以“畋猎”名之,前者属“兵部”“武库清吏司”之下,后者在“兵部”“武库司”内。清高宗敕撰、嵇璜等纂修《钦定皇朝通典》卷五十八《礼·军一》,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3册,第209、218页;伊桑阿等修纂《大清会典(康熙朝)》卷一百○六,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24册,文海出版社,1993,第5281页;允禄等监修《大清会典(雍正朝)》卷一百四十六,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79册,文海出版社,1995,第9175页;允祹等奉敕纂修《钦定大清会典》卷六十一《兵部》,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9册,第545页。

[83] 聂崇正:《失群的〈大阅图〉卷》,收入氏著《清宫绘画与“西画东渐”》,第96~107页;侯怡利:《国之重典》,第153~184页。

[84] 关于雍正《祭先农坛图》的研究,参见聂崇正《话说〈雍正帝祭先农坛图〉卷》,收入氏著《清宫绘画与“西画东渐”》,第90~95页;刘潞《〈祭先农坛图〉与雍正帝的统治》,《清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151~156页。

[85] 虽然毕梅雪与侯锦郎认为《木兰图》为乾隆六年第一次秋狝后所作,但郑孟姗查阅清宫造办处档案后发现《木兰图》与《亲蚕图》的制作时间差不多,都应该是乾隆十三年到十四年所作。毕梅雪、侯锦郎:《木兰图与乾隆秋季大猎的研究》,第98~107页。郑孟姗:《乾隆皇帝狩猎图与狩猎文化的建构》,台湾清华大学硕士论文稿。

[86] 关于《亲蚕图》的讨论,参见童文娥《清院本〈亲蚕图〉的研究》,《故宫文物月刊》第278期,2006年5月,第71~78页。《皇朝卤簿图》现存一卷《大驾卤簿图》,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图版参见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绘画卷·风俗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150~171页。朱敏:《清人〈大驾卤簿图〉研究》,收入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绘画卷·风俗画》,第315~319页。关于《皇朝卤簿图》,见张照等纂修《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收入《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编》,第592~594页。

[87] 侯怡利亦提到《大阅图》与《木兰图》、《亲蚕图》均以四卷将典礼分段描绘,以典礼主持人为中心的铺陈与构图方式都有一致性。侯怡利:《国之重典》,第171~172页。

[88] 堂子为满洲的祭神场所。关于满族堂子祭的研究,参见白洪希《清宫堂子祭探赜》,《满族研究》1995年第3期,第61~63页;赖惠敏:《天潢贵冑──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第130~132页。

[89] 张照等纂修《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收入《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编》,第1869~1870页;聂崇正:《张廷彦、周鲲合画〈苑西凯宴图〉卷》,收入氏著《清宫绘画与“西画东渐”》,第144~149页。关于第四卷的图版,见Nancy Berliner,“The Emperor Looks West,” The Magazine Antiques 171:3(2007.3):88-95。感谢百玲安(Nancy Berliner)告知其文,以及此四卷目前均存于欧美私人收藏家手中。

[90] 钱维城的《平定准噶尔图卷》有两本,图版见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绘画》,第218页,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绘画卷·历史画》,第162~177页。著录见张照等纂修《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第741~742页。另外,《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著录“蒋溥画高宗纯皇帝平定准噶尔图并书御制文一卷”也是绘“边邮险隘、禁旅赳桓、回部投诚、军门受款状”,并“分段小楷标识”地名;而《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著录钱维城《圣谟广运图》卷亦是“画平定回部军营景,间标地名”,并提到“前岁画平定伊犁图”,或亦是类似的做法。见张照等纂修《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第2280页;《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第735~739页。

[91] 钱维城《平定准噶尔图》卷虽有题“格登山 阿玉锡率二十五人斫营”之段落,但画面所绘却是准噶尔部民跪迎清军之场景,而非如《阿玉锡持矛荡寇图》卷之骑马刺杀的情形。后者图版参见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编《故宫书画图录》第21册,台北故宫博物院,2002,第179~182页。

[92] 清高宗敕撰《钦定皇朝通志》卷三十七《礼略·吉礼二》,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4册,第412页。

[93] 清高宗敕撰《钦定皇朝通典》卷五十九《礼·军二》,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2~643册,第256~257页。

[94] 乾隆题诗《赐傅恒经略金川》、《赐经略大学士傅恒及命往蜀西诸将士食》都从任命傅恒开始,完全不提战争之初命张广泗领军的失败,而只强调改命傅恒后的胜利。张照等纂修《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第1869页。另外,虽然此次金川战役所举行的献俘之礼也纳入军礼,“乾隆十四年议准献俘之仪,凡出师克捷,应照雍正二年平定青海之礼,以俘献于庙社如仪”,但此套图卷未绘,而以命将出征的堂子行礼和长安御饯为主,似乎也显示此卷对任命傅恒的强调。清高宗敕撰《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七十四《礼部军礼一》,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2册,第57页。

[95] 永瑢:《合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四库未收书目焚毁书目》第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第1199~1200页。

[96] 鄂海、车鼎晋编《抚苗录》,参见本章注12。

[97] 施琅:《靖海纪事》,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390册,第527~628页。

[98] 阚红柳:《清初私家修史研究︰以史家群体为研究对象》,人民出版社,2008。

Ⅲ 战勋与帝国:平定回疆与乾隆麾下的武勋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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