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庆桂等编纂《国朝宫史续编》卷六十五《宫殿十五·西苑四》，左步青校点，第581页。《日下旧闻考》亦载“东西廊壁，恭悬御制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文，及两金川全图，并御制报捷凯歌十首”。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二十四《国朝宫室·西苑四》，第327页。
[44] 图版参见青木茂、小林宏光《中国の洋風画展──明末から清時代までの絵画・版画・挿絵本》，町田市立国际版画美术馆，1995，第289～322页；高田时雄解说《铜版画複製乾隆得勝圖》全7种80枚。
[45] 例如“自庚辰岁兆惠平定回部凯旋，始创行郊劳之礼。迨丙申阿桂平定两金川凯旋，遂踵行之……至近年平定台湾，虽亦擒获逆首，然究系内地奸民，而缅甸安南相继归降，均与回部金川迥异，是以概未举行”。清高宗御制，董诰等奉撰《御制诗集·五集》卷八十七《郊台》，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1册，第309页。
[46] 乔治忠：《论乾隆年间对开国史的重理》，收入氏著《清朝官方史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第255～295页。另参见Pamala Kyle 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281-336；马雅贞：《战争图像与乾隆朝（1736～95）对帝国武功之建构：以〈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2000。
[47] 清高宗御制，董诰等奉撰《御制诗集·四集》卷七十七《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8册，第550页；清高宗御制，董诰等奉撰《御制诗集·五集》卷二十七《古今体二十五首·开国方略书成联句》，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1册，第15页；卷九十三《古今体二十九首·洪范九五福之五曰考终命联句》，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1册，第405页；阿桂、刘谨之等奉敕撰《钦定盛京通志》卷十五《诗·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诗》，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01册，第289页；清高宗敕撰《钦定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三《图谱略·一》，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5册，第517页。
[48] 从这个角度看，乾隆最初预期《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的具体作用，因其在法国制作的延宕，而难以追想还原；多年后其在平定金川之际终于全数送达北京，却也衍生出后期政治情势下的新意义。关于艺术品移动所产生效应的讨论，参见Jennifer L. Roberts，Transporting Visions：The Movement of Image in Early Americ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4）。
[49] 庆桂等编纂《国朝宫史续编》卷九十七《书籍二十三·图刻一》，左步青校点，第956页。
[50] 庄吉发：《清代乾隆年间的铜版得胜图》，第527～528页。另外，乾隆四十四年活计档亦有赏赐的记录，部分获赏名单与此清单重复。翁连溪编《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第277～278页。
[51] 乾隆三十九年（1774）赏《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平定伊犁战图》一册，五十二年（1787）赐《小金川战图》一册。闽尔昌纂《碑传集补》，收入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第122册，明文书局，1985，第790页。
[52]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51页。
[53] 《朝鲜史》第5编第10 卷，第620页，转引自鸟山喜一《乾隆時代の戰爭画に就いて》，第147页；李欣苇：《清宫铜版画战图创生》，第52～53页。
[5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圆明园》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1565～1566页。关于此套铜版画的研究，参见Kristina R. Kleutghen，The Qianlong Emperor’s Perspective：Illusionistic Painting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Ph. D. diss.，Harvard University，2010），Chapter Four；Kristina R. Kleutghen，“Staging Europe：Theatricality and Painting at the Chinese Imperial Court，” Studies in Eighteent-Century Culture 42（2012）：81-102。
[55] 李欣苇也指出一开始《谐奇趣图》的版画与战图放在同匣中，后来将之撤出另外配匣，改将五套战图（回部、金川、台湾、安南、廓尔喀）汇为一套。李欣苇：《清宫铜版画战图创生》，第51页。
[56] Kristina R. Kleutghen，“Staging Europe：Theatricality and Painting at the Chinese Imperial Court，” 81-102.
[57] 薛福成编《天一阁见存书目──附天一阁藏书考》，古亭书屋重印，1960，第27～32页。
[58] 《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百八十四，康熙三十六年七月，中华书局，1986，第971页；梁国治等奉敕编《钦定国子监志》卷三《御制》，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00册，第41页。
[59] 昆冈、刘启端等纂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四百一十一《礼部一二二·军礼一》，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8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据清光绪石印本影印，第492页。
[60] 《盛京典制备考》卷一，转引自鸟山喜一《乾隆時代の戰爭画に就いて》，第145页。
[61] 庄吉发：《清代乾隆年间的铜版得胜图》，第527～528页。另外，乾隆四十四年活计档亦有赏赐的记录，部分获赏名单与此清单重复。翁连溪编《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第277～278页。
[62] 高晋等初编，萨载等续编，阿桂等合编《钦定南巡盛典》卷八十一《名胜》，第298页。
[63] 李欣苇：《清宫铜版画战图创生》，第50～51页。
[64] 李欣苇：《清宫铜版画战图创生》，第51～52页。
[65] http：//www.battle-of-qurman.com.cn/e/hist.htm，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10月30日；Herbert Butz，Bilder für die Halle des Purpurglanzes（Berlin：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2003），63，66-67.
[66] 庄吉发：《清代乾隆年间的铜版得胜图》，第527页。
[67] 庆桂等编纂《国朝宫史续编》卷四十四《典礼三十八·宴赉八》，左步青校点，第347页。
[6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51册，乾隆五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如意馆，第512页。
[6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53册，乾隆五十八年四月五日如意馆，第615页。
[70] 根据李欣苇的研究，《平定金川得胜图》时由如意馆画家负责铜版线描稿“清样”，但《平定台湾得胜图》制作过程中就改交铜板作负责，之后的《平定安南得胜图》更是直接由铜版作负责。如此来看，《平定廓尔喀得胜图》应该也是如此。李欣苇：《清宫铜版画战图创生》，第31～34页。
[71] 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9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第563、680、706、708、767、784、789、833页；第20辑，第15、48、114、174页。
[72] 于敏中等纂《国朝宫史》卷十五《宫殿五·西苑中》，第540页。从《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的记录可知，紫光阁刻石的计划是由于敏中负责“编次御制诗篇之有关西师者，恭缮而镌之石”。除了刻石和拓本外，还有于敏中“书石既竟，谨就副本，汇为十册”的《武成纪实》十册。张照等纂修《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第1822～1823页。
[7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5册，乾隆二十五年四月如意馆，第498页。
[7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53册，乾隆五十八年四月五日如意馆，第615页。
[75] 阿桂等奉敕撰《平定两金川方略》卷首《天章七》，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60册，第63页。
[76] 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二十四《国朝宫室·西苑四》，第344页。
[77] 庆桂等编纂《国朝宫史续编》卷六十五《宫殿十五·西苑四》，左步青校点，第585页。
[78] 虽然同治十三年的《中海各殿座贴落册档》提及武成殿五张战图，但除了安南与廓尔喀战图外其他详情不明，然而《国朝宫史续编》与造办处关于乾隆战图的记录中并无其他战图，或许同治时期所记录的五张中包含乾隆朝之后所制者，如武成殿北墙所贴道光朝“御制平定回疆剿捦逆裔告成太学碑文”。《中海各殿座贴落册档》，收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南海档案》第23册，西苑出版社，2004，第177页。
[79] 李欣苇：《清宫铜版画战图创生》，第54～55页。
[80] 除了上述“以为伊犁、回部、金川，三大事……王伦、苏四十三、田五，次三事”外，还有“七德七功”，如《赐凯旋将军福康安参赞海兰察等宴即席成什》所言“西域金川宴紫光，台湾凯席值山庄。敢称七徳七功就（予自即位以来，弗敢轻言用兵。然前此平伊犁、定回部、收金川、诛王伦、翦苏四十三、洗田五，及兹俘林爽文而七，要皆不得已而用之。故皆仰邀天鉴俱获成功。若唐太宗之侈陈七德以为已功，则实自恧耳）”等。清高宗御制，董诰等奉撰《御制诗集·五集》卷四十一《赐凯旋将军福康安参赞海兰察等宴即席成什》，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0册，第271页。
[81] 张照等纂修《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第839页。
结论
从明代流行的个人勋迹图、皇太极时制作的“太祖实录图”、康熙朝的武勋文化，到乾隆朝逐步建构武勋图像的复杂历程，如此的长期观察既勾勒出明清战勋图从个人事迹到帝国武功的发展轨迹，亦是理解晚期中国艺术与文化不可或缺的取径，更是突破“新清史”与“汉化说”来思考满人何以统治汉人近三百年的新尝试。位处画史与正史的边缘地带的战争图绘，在明清时期的跨界与发展，彰显了过去鲜少受到重视的官员视觉文化之存在，其于清代的变化更突显了清皇权转换汉人精英视觉文化，逐步建立文武双全的皇清文化霸权之意义。
明代士人文集所记录的大量官员战勋图像虽然多数并未留存，但其对讨论明清画史与文化史的重要性却不容忽视。明代官员战勋图不再受限于传统皇权描画战图的宫廷政史框架，而成为宦迹图流行的一环。明代战争图像的蓬勃发展不但是官员视觉文化的一部分，更对同时期其他阶层与地区的图绘表现有所影响，如可能是商业作坊制作的“文征明画胡默林平倭图”、朝鲜的《临溟破倭图》、17世纪上半叶的“太祖实录图”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宦迹图与为数众多的清宫纪实画之关系。皇太极时制作的“太祖实录图”，可以说就是清宫首次承袭并转换明朝以来宦迹图的大型纪实画计划。原来以官员为主体且通常为民间制作的宦迹图，转变为由官方主导并以清帝国的皇帝事迹为中心；不再归属于宦迹图的范畴，而划分在皇帝实录的类别，主角的身份差别则使其远较明代宦迹图具有更强大的政治宣示意义。康熙朝虽然并无官方战争图像的制作，但是清宫对于描绘皇帝事迹的兴致有增无减。康熙宫廷大规模的视觉计划，不论是十二卷的《康熙南巡图》还是《康熙六旬万寿图卷》，都和宦迹图一样，是以治下的重要事件为题所绘制的纪实画，其所蕴含的意义或因不同的时间脉络而有所差异，但政治重要性不在言下。这些纪实画不仅是康熙帝治下重要事件的图像记录，也可视作明代宦迹图的变形。同样，乾隆皇帝的大量纪实画，也可以在清宫承袭并转换明代宦迹图的角度下获得新的理解。过去因为缺乏明朝以来宦迹图的参照，而难以将清宫纪实画归类。然而一旦从长时段观察，就会发现纪实画的视觉文化并非清宫独有，除了中国传统王权相关的题材如职贡图、祥瑞图之外，更与明代士大夫的宦迹图有密切关系。这些清代大型的宫廷纪实图绘，从帝王立场转换明代以来的宦迹图，成为皇清文化霸权建构的另一例。
明代宦迹图的流行及其于清代的变化，除了显示从士人的视觉履历转变成宣示清帝王政绩的宫廷图绘记录外，若从近年来学界频频探索的文士雅俗文化来看尤其别具意义。20世纪90年代初柯律格（Craig Clunas）对于晚明消费社会模糊了精英文士与商人巨贾之间文化界线的诠释影响深远，[1]余年来学界除了持续讨论消费与雅俗等相关文化议题外，[2]也对他的理论有所修正。例如石守谦对于文征明《寒林钟馗图》的讨论，就显示文人的雅俗焦虑在晚明消费社会前之16世纪就已经存在，精英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复杂拉锯未必与商人或商业直接相关；[3]费丝言对于《金陵图咏》和晚明旅游文化的研究，则指出当时的文人除了对外重新界定雅俗的界线外，其内部也逐渐分层化。[4]如果明代的文士借由微妙地品赏物件、描绘钟馗或论述旅游等，表现出其与商人、大众或庸俗化的文人之不同；那么标榜个人勋迹的图绘以为官宦任的事迹为核心，又何尝不是士人得以强化其精英地位的媒介，只是其主题与媒材如此直接简白，同其所抗衡的平民品味几无二致。精英与大众的界线除了隐晦的雅俗标准外，科考中试与官宦生涯的履历，无疑是更直接的展示。明代宦迹图清晰地宣示士人独特的阶级与身份，也正是从明中期文士雅俗焦虑逐渐白热化之时开始盛行，成为官员视觉文化的重要场域。莫怪乎清宫积极参与其中，收编并宣示皇权的地位。
清宫纪实图绘与明代以来宦迹图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加以整合，以思考清帝国不同于历代宫廷艺术的特色及其效应；尤其相对于目前研究较充分的宋代与明代，不少清宫选择的风格与题材都和明代文士的图绘传统（不论是松江画风还是个人勋迹图）密切相关，[5]而与宋代和明代多以承继前代宫廷画风为主再加以变化的发展路径十分不同。[6]的确，相较于历代宫廷艺术主要传承过去皇权传统，但几无全面热切地提倡士人文化的态度，盛清皇帝对主流的文士视觉文化，如董其昌书画风格、园林图绘、宦迹图等的收编，都显示满洲皇权对汉人社会精英文化的积极作为。如此现象与文士文化在明代的突出地位密切相关，同时也意味着比起宋明对宫廷艺术的一脉相传，盛清宫廷对于明代文士视觉文化的承袭与转换，并使之与清帝国意象相符的过程，具有更深层的树立皇清文化霸权的作用，也对既有的士大夫视觉文化造成巨大的效应。
从满清皇权收编并转换士大夫视觉文化的角度，我们得以跳出“新清史”与“汉化说”的框架，重新思考何以康熙奠定了满人能够长期统治汉人的基础。除了“新清史”强调的满人主体性和“汉化说”重视的承继汉王权外，康熙收编并转化士大夫文化所建立的皇清文化霸权，对统治汉人社会所发挥的效应，更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尽管皇太极制作的“太祖实录图”，激进地结合汉人皇帝实录传统与士大夫宦迹图来建构满洲意识，而可能由于极度偏离传统皇权实录体例的传统，而未能为之后的满洲皇帝所继承；但康熙选择描绘其治下的重要事件为皇帝独有的《康熙南巡图》与《万寿盛典初集》，一方面回避了皇太极脱逸皇权传统的失格，另一方面将中国社会中官僚精英的视觉文化，从文士宦迹图转换为皇帝的帝国大业图绘，成功地建立了满洲皇帝“文治”的文化霸权。也因此雍正与乾隆都承续康熙立下的模式，一再制作描绘其治理事迹的纪实图绘。
然而一直要到乾隆朝的回疆战争，才彻底完成文武兼具的皇清文化霸权。尽管康熙开创了新的记述武勋模式，包括新创官修方略，以及创新于文庙/学校竖立战碑，成为之后清代帝国军礼的一环，将武勋提升到帝国仪典的层次，而为乾隆所继承；但数百年以来战勋图与个人勋迹的联结，却也使得不欲强调其个人武功色彩的康熙皇帝，无意于战争相关图绘的制作。满洲战勋图像与武勋展示等军事文化的极致，要到了乾隆历时良久的平定回疆过程中才逐步建构而成，并经由后续战事一再复制同样的模式，建立起战勋图像在帝国武勋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乾隆承继康熙所完成的、收编汉人士大夫视觉文化所建立的皇清文化霸权，可以说相当成功地树立其统治威权。康熙之后，民间宦迹图的制作逐渐衰微；乾隆开始绘制战勋图以后，康熙时期尚有所发展的个人战勋图也随之隐没；而且除了臣僚奏谢折中的“罐头掌声”外，未见其他文士的响应或评论。毕竟当皇帝大举以图像传播其君王事迹与帝国武功时，应该鲜有官员的宦迹或战勋得以或敢与皇帝的帝国大业相比拟，原来广泛流行的官员视觉文化也因此逐渐销声匿迹；而士大夫面对其视觉文化风潮被皇权纪实图像大业收编的现实，除了噤若寒蝉外恐怕也别无选择。[7]梅韵秋的研究亦显示当乾隆收编了原属文人的碑刻文化，挟皇权之优势在江南著名景点立下一座又一座记录其诗文的碑石、在《南巡盛典》的“名胜图”标记无所不在的御碑时，不见文人对于乾隆遍土造碑的直接评论。[8]不过碑刻的传统较久远多元，文士尚可选择悖反的策略——访寻古碑和绘制访碑图系列来回应；[9]世纪的个人勋迹图绘则成为满洲皇帝独有的舞台，一直要到清代后期中央的力量逐渐衰蔽后，才开始复苏。[10]这样的现象，与王汎森最近以“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来比拟盛清文字狱所造成的士人自我压抑、禁书在晚清重新出现的状况十分类似，[11]应该都是文士面对浩大皇权而选择默然回避、当皇权力量降低时则又复出的结果。不过，也正如官方查毁禁书的力量无法彻底下达一样，皇清文化霸权的视觉文化效应也未能一致。碑石的例子之外，清宫皇苑图绘的效应也与宦迹图不同。清宫皇苑图像亦是收编文士文化的园林图绘并刻版印刷颁赐臣下，虽然同样只见大臣的“罐头掌声”而无其他文士的响应，但并未影响民间继续制作私人园林或想象皇苑的图绘；或许两种与明清士人相关的院画类型——皇帝文治武功的纪实图像与皇苑图绘，分属文人自我形象与公共形象的不同领域，故面对皇权的收编并无相同的隐没效应。[12]
这些清宫纪实画有时以收编的正统派风格搬演剧目，有时则参以西洋技法，端看导演的目的为何。以战图来说，对乾隆而言，平定新疆战争的重要性，突显了既有武勋模式的不足：不仅明代的战争画表现无法服膺乾隆所要的效果，其初期传承并发展的康熙以军礼为核心的战勋图也无法展现此役的意义。随着平定回疆战争的进程，清宫逐渐开创出描绘激战场景的崭新战图，其中紫光阁的展演与复制以陈设和赏赐最为重要。紫光阁作为乾隆展示战勋的空间，不但传统的功臣图形式须经转换以呈现将士的武勇，而且要搭配新战图来呈现激烈的战况，在乾隆战争图绘转化的历程中具有重要的角色。然而紫光阁战图仅存半幅残片而原貌难寻，通过后续制作的《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铜版画，则得以确认乾隆所欲呈现的武功形象与战争场面的表现息息相关。相较于紫光阁战勋图，《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战图对仪式图的比例逐渐增高，其中战图调整西洋技法与参照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铜版战图之后，所形塑出的“事以图详，军容森列”战争样貌，倒与“太祖实录图”的战争母题和叙事表现相当接近，呈现了清晰的军事纪律并建构出国家王师的武功形象。《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仿若真实的视觉印象固然是由某些西洋技法所形成，但同时也凭借修正透视法等形塑出承袭自清初的特定满洲帝国武功图像。战图的案例显示，若要深入探讨清宫“中西融合”的作品，除了必须对欧洲的来源加以省思外，对其中的中国、满清要素也必须一并重新考虑，才能更全面理解其意义。
如此看来，明代宦迹图与战勋图尽管排除于传统绘画着录的范畴之外，也未有著名画家之作且多挪用既存图绘格套，但其广泛流行的通俗性既反映了明代社会的特质，也改变了中国视觉文化的历史。正如20世纪中期的西方商标广告或连环漫画固然非传统定义下的美术，但其于社会的普遍存在既揭示了现代西方的大众文化，也促发了波普艺术的产生，对当今社会的视觉文化有难以磨灭的影响。尽管大半的明代宦迹图与战勋图至今已然未存，但其所彰显的明代文化，以及对之后清宫收编转化的宫廷纪实图绘之影响，显然越发凸显其重要。不论从现代的艺术史与文化史论述，还是对明清当时的意义来看，可说是既属边缘却也具有主流意义，或可称为“边缘的主流”而不容忽视。
最后，明清的战争图像不该再居于中国画史或历史研究的边陲，从其长时段的发展和变化来看，其所牵涉的非但不限于军事战争的课题，还包括明代官员视觉文化的盛行，清宫纪实画、清宫图绘对欧洲绘法的挪用，清代尚武文化，以及满洲作为少数族群何以统治中国的皇清文化霸权等议题，而得以从中一窥其他题材的图绘所难以提供的文化视野。作为晚期中国战争的文化表述之一环，明清的战勋图绘只是一个小小的起点，希冀未来有更多的讨论，让长久以来“尚文轻武”的明清研究，更为均衡与丰富。
* * *
[1] Craig Clunas，Superflous Things：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Urbana，Illinois：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1）.
[2] 如王鸿泰《雅俗的辩证──明代赏玩文化的流行与士商关系的交错》，《新史学》第17卷第4期，2006年12月，第73～143页；巫仁恕：《明清消费文化研究的新取径与新问题》，《新史学》第17卷第4期，2006年12月，第217～253页。
[3] 石守谦：《雅俗的焦虑：文征明、钟馗与大众文化》，《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16期，2004年，第307～336页。
[4] Siyen Fei，Negotiating Urban Space：Urbanization and Late Ming Nanjing（Cambridge，Mssut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9）.
[5] 当然藏传佛教等可能对清宫艺术也有很大的影响，参见Patricia Berger，Empire of Empitiness：Buddhist Art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Qing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3）。
[6] 关于宋代与明代宫廷绘画的研究有很多，台湾的研究回顾参见马雅贞《二十年（1990～2009）来台湾关于中国宫廷图绘的研究》，《艺术学研究》第8期，2011年，第205～242页。
[7] 论者或可说由于乾隆宫廷制作的战图已经标举了相关将领的功劳，所以官员、下属或其家人不再有自行制作个人战勋图的需要。然而，乾隆铜版画战图虽然印制数量不少，但赏赐清单中将领的数量有限。明代到乾隆以前的个人战勋图主要是官员社交圈互相题跋，以及收藏于家族，尤其明代不乏正史中鲜有记载但自行制作战勋图的例子，个人应该仍有自行制作个人战勋图以供社交互动和家族保存的需要，若非乾隆宫廷战勋图的文化霸权效应，个人战勋图的流行容或不会突然中断。梅韵秋举《四库全书总目》对于李同芳《视履类编》、《李赘》等明代官员传记的评论，如“至于著一书以自誉，则自有文籍未之前闻也”、“颇嫌于自誉也”，认为盛清之所以鲜少宦迹录或图，应该和四库馆臣的讥讽所反映的时代氛围有关；或也与本书所论个人勋迹图和乾隆宫廷战勋图的消长类似。梅韵秋：《天下名胜的私家化：谈清嘉、道年间自传体纪游图谱的兴起》，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文物图像研究室专题演讲，2015年5月20日；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收入王云五主持《合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四库未收书目禁毁书目》，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第1403、1405页。
[8] Yun-chiu Mei，The Pictorial Mapping and Imperialization of Epigraphic Landscap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Ph. D. diss.，Stanford University，2008）.
[9] Yun-chiu Mei，The Pictorial Mapping and Imperialization of Epigraphic Landscap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10] 关于晚清宦迹图，如《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所收就有不少附图的传记。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线装书局，2003。近年来毛文芳对于清初的两个案例有专文讨论，其中除了牵涉明代宦迹图的图绘传统之外，或也可与罗慧琪博士论文所讨论的晚明乔装肖像画潮流互为参照。Hui-chi Lo，Political Advancement and Religious Transcendence：The Yongzheng Emperor’s（1678-1735）Development of Portraiture（Ph.D. diss.，Stanford University，2009），156-166；毛文芳：《顾盼自雄·仰面长啸：清初释大汕（1637～1705）〈行迹图〉及其题辞探论》，《清华学报》第40卷第4期，2010年12月，第789～850页；毛文芳：《一部清代文人的生命图史：〈卞永誉画像〉的观看》，《中正大学中文学术年刊》第15期，2010年6月，第151～210页。不过毛文芳前文第791～792页与后文第153～154页，都提到陈康祺（1840～1890）《郎潜纪闻》所记曾见陈文恭（陈宏谋，1696～1771）于雍正年间抚浙时之“宦迹图”，但此条记录未必可确认陈文恭宦迹图为乾隆时期所作，亦不无可能是晚清作品。无论如何，比起明代文集中的大量条目，清中叶的宦迹图记录十分稀少。
[11] 王泛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学术、思想与心态》，联经出版公司，2013。
[12] 马雅贞：《皇苑图绘的新典范：康熙〈御制避暑山庄诗〉的制作及其意义》，《故宫学术季刊》第32卷第2期，2014年12月，第39～80页。
参考书目
一 史料
阿桂、刘谨之等撰《钦定盛京通志》，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01～50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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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敦：《奉使图》，黄有福、千和淑校注，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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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东川刘文简公集》，收入《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3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据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刘起宗刻本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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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玄：《巡城录》，国家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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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08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据清光绪十七年（1891）吴兴陆氏家塾刻本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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