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李霖寰少保平播册
亲从黄石授书来，盟府勋名切上台。
主帅几谁劘虎穴，文人今有画麟台。
旌旗陡觉风云变，图版重将混沌开。
元老黑头真不数，金瓯还倚补天才。
郭青螺六命册
日月旗常姓自悬，铙歌凯曲舞衣前。
师行长子标铜柱，帝念封君比渭川。
摩顶麒麟堪入画，盟书带砺永相传。
上公九命君家事，次第承恩已六篇。
董其昌，《容台集》卷三[2]
董其昌（1555～1636）乃中国艺术史上备受推崇的书画创作者、南北宗画论家与书画鉴藏家，可以说是文人艺术的巨匠。这两则为平定播州杨应龙之乱的两位要角——李化龙（1554～1611）与郭子章（1543～1618）——所题之《题李霖寰少保平播册》和《郭青螺六命册》，却和学界编纂其书画鉴藏题跋所见的文人艺术或古典题材相去甚远。[3]虽无法确认此二册是以文字还是图像为主，[4]但是以当代战功为题结集而成的作品，与一般艺术史学者对于文人艺文活动的认识很不相同。[5]此二册虽未见流传，但明人文集中关于描画战勋图绘的记录其实颇多，也尚有少数留存，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明代视觉文化的不同视角。这些当代战争题材的图绘既不属传统文人画的范畴，也非商业作坊所生产的仿古画作，多是名不见经传的职业画家所制，而是有独特的需求、表现和流传网络，因此与近来兴起的明代雅俗交错之文化研究大异其趣。[6]究竟为什么战功图像会在明代盛行？涵盖的内容为何？属于什么样的制作和视觉文化？
同时，董其昌文集内的这两则记录提醒我们，近年来学界对于明代社会的新理解，如商业繁荣、出版业兴盛、糅杂的雅俗文化等，[7]和同时频频发生的寇乱边事并非分属不同的世界。王鸿泰最近的研究指出，晚明士人的文化与城市生活，和同时存在的边防战事其实不无关系，认为明代士人的习武风尚和异类交游是在国家危机、社会繁华以及个人挫折的复杂情势下衍发出的时尚。[8]士人文化与寇乱边事的关系不仅有间接的尚武风气，还包括对于战争的直接表述，不论是嘉靖年间（1522～1566）倭寇所引发的海防课题，还是万历年间（1573～1619）的三大征等，参与其中的官员乃至直接或间接受到影响的民间，都有相应的图像和文化表述。以“嘉靖大倭寇”为例，过去学者多视之为私人海上贸易冲突的结果，最近从信息传播以及万历年间出版和地方官的角度，来反思晚明之所以流传特定倭寇形象的讨论，[9]便可见寇乱并非只是军事或经济问题，其文化面向的意义仍有待开发。艺术史学者石守谦也曾指出，金陵文化的主导者从权贵豪富转移到地方文人，与苏州文士为避倭乱而寄居南京不无关系，且对浙派绘画的发展有所冲击。[10]而倭乱除了对嘉靖时期的江南文化有间接影响外，也引发了直接的响应。当时平倭的参与者就曾制作相应的图像，并邀请江南文士题赠诗文。例如嘉定人王翘就曾为受谗谴的邵应魁绘制战功图，徐学谟（1521～1593）、王世贞（1526～1590）和王世懋（1536～1588）都题诗贻之。[11]此外，坊间也存在可能为苏州片的《胡默林平倭图》，[12]以及描述胡宗宪（1512～1565）平定王直（汪直）和徐海勾结倭寇、侵犯闽浙沿海事的《胡少保平倭战功》小说等。[13]可见不论对明代文士还是商业作坊而言，战争都并非置身于外的事件，而是艺文生产活动的一环。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和明代战争相关的文艺论述，都以个人事迹为中心，尤其是围绕特定官员的勋功，与清代乾隆以后多以交战对象来表述的方式很不同。为什么明代牵涉多方的战争，多以个人勋迹来总结？这种现象与纪念战功的官员并不限于武职（如邵应魁将军），也包含层级更高兼理军政的文官（如李化龙、胡宗宪少保）间有什么关系？究竟明代这些和战争相关的文本与图画，出现的脉络为何？以下先厘清战争图的相关问题，讨论其出现与官员视觉文化的关系，并以版刻个案分析明代战勋相关图绘的发展，最后略论其影响。
一 明代官员的战争图
描绘当代战争的图画在传统的书画著录中几乎完全不见踪迹，也少见于一般的绘画图录，但若检索明人文集，其实可以发现不少纪念官员战勋的相关战争图条目。之中除了少部分如《题李广利伐宛图》是题写描绘过去征战的图画外，[14]绝大多数应是明中叶后针对时人时事所题。其中题写纪念武将的战功图，如《题陈总兵百战图二首》、[15]《题张将军百胜图》、[16]《凯旋图为总兵官彰武伯杨公题》、[17]《题邵将军海上战功图》、[18]《题大将军出师图》、[19]《大海波宁图为沈将军赋》等，[20]却非文集资料中的大宗。相反的，为兼辖军政的文官所描绘的战争图数量较多。除了类似的命名如《凯旋图序》（总督王以旂）、[21]《凯旋图颂》（副都御史罗明）、[22]《出师御敌图记》（宪使李君）、[23]《刘观察出师图序》、[24]《题岭海升平图寿殷中丞》、[25]《题熊心开中丞闽海升平图》外，[26]文官战勋图涵盖的画名还有《临戎决胜图序》（河南都御史邓璋）、[27]《大司马大总制范溪郑公制虏图序》，[28]以及强调平定主题的《朱宪副平贼图记》、[29]《西平图咏序》（云南巡抚陈用宾）、[30]《平蛮奏凯图为司徒王公赋》等。[31]可见作画纪念战勋并不是武将的专利，负责边事兼理军政的中高层文官更是明代战争图的重要主角。
图1-1 明《平番图》卷 绢本 设色 43.8厘米×971.2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文官战勋图在文献中数目较多和文集的性质有关，仕宦网络的相互题写而得以留下记录的机会自然较多，不过其他因素的作用也值得考虑。首先是收藏流传的问题，士人家族累世的社会经济地位使其不仅具备保存先祖文物的条件，后世子孙也较可能延请其他文士题跋，而增加被记载的机会。例如，弘治年间罗明（1429～1489）的《凯旋图》就是“越四十六年，嘉靖甲午（1534）某（徐阶）始从其孙元凯观之”，[32]清代陈用光（1768～1835）甚至观看了秦瀛（1743～1821）《八世祖舜峰先生会试朱卷及凯还图画像》，[33]均是经过几个世代的家族收藏后，请人题写而留下的记录。相对来看，武将的战争图绘并未出现跨越数代的家族收藏记载，也未见传世作品。另外，除了保存和流传的优势外，文官战图的制作情境似乎也较多元。虽然文集中关于武将战勋图的制作脉络资料有限，但从上述《邵将军战功图》来看，乃幕客王翘为受谗谴的邵应魁绘制，或为邵氏所主导的可能性很大。文官的战勋图亦有自己“属善绘者貌其平贼之状”，[34]但更多资料显示经常为其属下和部民所作，更不乏武职僚属所赞助者。例如，《郑公制虏图》是“上谷民部赵君某、大将军麻君某、少参刘君某、佥宪刘君某、副总兵董君某，念奇绩不宜泯泯，且当公岳降之辰，乃绘图上寿”；[35]《刘观察出师图》乃部属参将艾升“追叙前勚，以出师绘图”；[36]王以旂的《凯旋图》亦是“镇守总兵王君缙奉公部曲，乃绘凯旋图以状军容之盛”。[37]可见武将隶属于文官之下，战勋亦常归属上司，再加上这些和文官个人战勋有关的绘画有时也会和祝寿结合，像前述《题岭海升平图寿殷中丞》与《郑公制虏图》便是典型的例子。多元的制作脉络使然，无怪乎战功图多以文职官员为主。
图1-2 明《平番图》卷（局部）卷初 《军门固原发兵》
图1-3 明《平番图》卷（局部）卷末 《军门固原赏功》
多数文集记载的战争图绘已经佚失，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的《平番图》卷（图1-1），可作为理解明代官员战争图的一个例子。[38]此卷根据卷末朱启钤（1871～1964）与瞿宣颖（1892～1968）从图中所列人名的考证，应为万历三年（1575）平定甘肃洮州十八番之事。的确从卷中“固原兵备刘伯燮督兵”、“陕西总兵官孙国臣统兵”等榜题来看，正是《明史》所云之“洮州之变”。[39]不过，此卷要纪念的并非姓名罗列其中的官员，而是榜题上未现其名，但坐镇于卷初 《军门固原发兵》（图1-2）与卷末《军门固原赏功》（图1-3）仪典中的陕西总督石茂华（？～1584）。[40]石茂华自万历元年（1573）起负责陕西三边军务，[41]督理诸部属平定洮州西羌乃其职守，上述卷初和卷末两段正中着红色官服、端坐面对下跪武将的长官应该非他莫属。榜题首先出现的官员刘伯燮在其文集《鹤鸣集》中也记录其所赞助的一组三套《平番图》，就是要让石茂华、孙国臣和自己各留一册：
右平番图，滇南永昌生陆希颜……为余貌此册，凡三。戊寅夏迄己卯春成……一送之大司马石公所，一致之孙都护，其一余藏之……万历癸未上元日。[42]
而《平番图》卷中最先出现榜题的亦是刘伯燮和孙国臣，那么统领两人的，除了石茂华外，应别无他人之想。
图1-4 明《平番图》卷（局部）“行军阵容、作战场景”
图1-5 明 苏愚《三省备边图记》之《抚处铜鼓诸叛苗图》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图1-6 明 苏愚《三省备边图记》之《抚叛苗者亚图》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平番图》卷纪念石茂华战勋的主要内容——以发兵和赏功的典礼为开始和结束，之间描绘行军阵容以及作战场景（图1-4）——[43]在其他战争图绘中也可以见到，算是集大成的综合图绘。第一，仪典在明代以前与战争相关的图像中就是最常出现的主题，例如传北宋李公麟（1049～1106）的《免胄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辽代陈及之的《便桥会盟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都是描绘历史故事中的会盟、受降或献俘的典礼。[44]明代描绘当代战事的图绘中也有描绘受降等典礼的，如下文会述及的《三省备边图记》之《抚处铜鼓诸叛苗图》（图1-5）、《抚叛苗者亚图》（图1-6）；[45]上述文集记载的《出师御敌图记》、《刘观察出师图序》容或也有类似《平番图》卷的发兵场景，而《平蛮奏凯图为司徒王公赋》或《凯旋图序》或可想见也描绘了赏功之类的仪典。第二，行军主题在明代战争画中愈形突出。传为金代的《赵遹泸南平夷图》卷已有将领率领骑兵队伍的描绘（图1-7）。[46]《平番图》卷中盛大的军伍，也可以在关于周鼎“善写真，客左良玉（1559～1645）幕中，尝绘出师图，人马器仗、旌旗壁垒、铙吹钲鼓、镫袍盾橹、车牛驴驼辎重之类，备极精工，累纸十余丈，彩攒锦簇，复饶疏落之致”的记录见到。[47]显示前述明代文集中屡屡出现的《出师图》，应该也都有军容壮盛的行军场面。第三，交战场景在明代战争画中逐渐增多。传为金代《赵遹泸南平夷图》卷中，乾隆帝标为“此段画赵遹出师攻克村囤诸落事”（图1-7）与“此段画用火揉破轮缚大囤事”（图1-8）的段落，几乎未描绘具体的攻防战况。相反的，《平番图》卷中攻破番族的场景，就生动地刻画了明兵在着火的屋舍间打杀“番贼”的景况。明代通俗小说中有不少呈现主要人物打斗的插图，[48]《三省备边图记》甚至描绘对抗平地倭寇、山寇、海寇与据城堡而守的潮寇，而出现了依战场、对象而不同的作战图式。
不过整体来看，《平番图》卷中对战斗的描绘约占五分之一，更多的是仪典和行军的场景。此中突显的并非征伐战功的武力，而是整饬的军事仪仗与典礼，可以说和石茂华并未着戎装出现于交战的场景，却是着官服主持仪典的做法一致。这与《三省备边图记》中虽然发展出复杂的作战图式，但其中的主角——“奉敕整饬都清、伸威、兴泉等处兵备”之苏愚——并非着戎衣（图1-9），[49]而是以一袭官服和官帽在伞盖与旗帜的簇拥下，与其说是指挥战局不如说为视察战场的形象，有异曲同工之处。明代文官的战勋图固然蔚为流行，但强调的不是其军事领袖的武艺，而是仍在文官形象的框架内，描写其坐镇出兵、运筹帷幄或奖功犒赏等行事。
图1-7 （传）金《赵遹泸南平夷图》卷（局部）绢本 设色 43.8厘米×971.2厘米 Nelson Gallery-Atkins Museum of Art藏 “此段画赵遹出师攻克村囤诸落事”
图1-8 （传）金《赵遹泸南平夷图》卷（局部）“此段画用火揉破轮缚大囤事”
图1-9 明 苏愚《三省备边图记》之《连澳攻海寇图》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图1-10 明《平番图》卷（局部）卷首
图1-11 明《平番图》卷（局部）卷尾
进一步来看，《平番图》卷首（图1-10）与卷尾（图1-11）甚至都不是和战争相关的场面，而是固原城墙和邻近的建筑。这些建物或有榜题“东岳庙”突显其存在，或具“总督三边”、“望军楼”、“校场”、“后乐亭”等文字标示，显然并非如一般长卷模糊带过的开场或结尾风景，而是刻意标举的建筑。那么，何以要在纪念石茂华平定洮州之役的图卷中，特别描绘这些建筑？首先，卷前与卷尾都出现了标示“三边雄镇”的固原州城，虽原是发兵之所在，但尤其是卷首完整的堂皇城郭，不禁令人联想到方志记载城墙乃“万历三年（1575）总督石茂华以土筑不能垂远，乃甃以砖”，[50]因此《平番图》卷特别以固原全城突出其作为边防要城的重要性，应该和石茂华以砖加固城墙的事迹有关。的确，后世地方志提到石茂华的政绩时，“奏甃砖城，建尊经阁，城南书院置学田，设昭威台于东城以望边烽，开城北暖泉入清水河济民汲食。州人颂德弗衰，申请入名宦祠”，[51]名列首位的就是“奏甃砖城”，可见《平番图》卷雄伟的固原城墙全景，应兼有突显石茂华宦迹之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卷首位于固原东郊东岳山顶的东岳庙[52]、位处城东南的校场[53]和在城南的后乐亭[54]，都显示《平番图》卷是从东南方描绘固原城，或许也和石茂华在城墙的另一政绩昭威台有关系，“按台在州城东南城上，明总督石公茂华所建。环甃以砖，有阶可循，盖筑以望烽堠也”，[55]不知是否正是图中标示“三边雄镇”之处？画中固原城东南校场旁的高台标举着“望军楼”，也不免让人联想到望烽的作用。[56]无论如何，《平番图》卷描绘的固原州城除了点出发兵之位置，还有暗示石茂华在此重要边城的政绩之意义。相对于此，东岳庙和后乐亭虽非石茂华所建，却也是其前几任兼有武勋和政绩的总督所创。东岳庙为嘉靖二十七年（1548）任总督的王以旂（1486～1553）所创修，[57]上有“东岳庙感应碑，按碑刊于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总制王公以旂，知州倪公云鸿建在东岳山。其略云提兵过境，神灵呵护，因纪其事”。[58]而王以旂“安静不扰凡五年。最首功番虏共六百余级，塞定边瓦楂梁三十余里，收属番三千四百余人置嘉裕关外”，[59]前述明人文集中就有其《凯旋图》的记录。后乐亭则是嘉靖十一年（1532）在任的唐龙（1477～1546）所建，“公余在州城南三里，开鱼池，建后乐亭，以通流泉焉”，[60]乃其著名事迹。唐龙于“（嘉靖）十三年（1534）破虏之犯甘肃入安会者，最功得四百余级”，[61]并且曾上“救荒十四事，赈御兼筹”，[62]可以说和石茂华平定洮州之功与“开城北暖泉入清水河济民汲食”的文武宦迹相当。也难怪《平番图》卷特别标记出，撷取自同样具有文武形象的范仲淹（989～1052）名言“后天下之乐而乐”，所命名的后乐亭。[63]
从《平番图》卷可以发现，纪念文官的战勋图固然囊括作战情景，但凸显的并非其军事武功，军容与典礼占据的篇幅更为重要，甚至还特意标举其相关的宦迹，显示文官的战勋和其政绩密不可分。事实上，战争图虽是为了纪念总督或巡抚等平定乱事而作，但更是其作为官员的个人政绩图绘的一环。下节便以明代所谓的宦迹图为中心，讨论其与战争图之关系，以及相关题材的议题。
二 宦迹图与官员圈的视觉文化
图1-12 明《王琼事迹图册》第十六开《经略三关》册页 纸本 设色 45.9厘米×91.4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明代官员的战争图除了独立出现外，也见于学界目前以宦迹图通称的图绘。现存《王琼事迹图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第十六开《经略三关》（图1-12）就是描绘王琼（1450～1532）带兵出征的场景，[64]《梁梦龙恩荣百纪图册》（中国首都博物馆藏）的《旄钺三边》、《黄嵯防御》等页，[65]或也与梁梦龙（1527～1602）的边疆军务有关。文集也有不少将战勋纳入个人事迹图绘的例子，如《咏徐大夫素履十二图》就有《持节平番》和《靖海扬戈》，[66]或是《题明范文忠公画像并宦迹图》也描绘了范景文（1587～1644）的《援庐奏捷》、《豫师护陵》、《援滁拒寇》等勋迹。[67]可见战勋作为官员功绩的一部分，亦是所谓宦迹图会出现的题材。宦迹图中与战争相关的描绘，和独立出现的文官战勋图一样，皆不强调军事武力。就少数留存的绘画来看，宦迹图中的战勋并无刻画作战的场景，而以出征（如王琼的《经略三关》和梁梦龙的《旄钺三边》）和典礼（如梁梦龙的《黄嵯防御》）为主，其中出现的主角也是穿着官服而非戎装的形象，可以说和单独的文官战勋图特色一致。[68]因此讨论明代文官战勋图的兴起，也必须与宦迹图一并考虑。
学界对所谓宦迹图的讨论方始，杨丽丽透过对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徐显卿宦迹图》的引介，将其院藏肖像图中，属于“某个人的多幅具有纪事性质的肖像画，内容有宦迹、省亲、家庆、祭祖、行乐、游乐、患疾等”，通称为宦迹图。[69]虽然这些内容并非均为官宦任事相关的事迹，但主角均曾为官员，主要仍是以为官生涯为主，其中今人视之为私生活的部分，下文会述及对明人而言乃属官宦经历的一环，因此本书仍沿用此名称。不过这类的画作在明代并无统一的名称，多半直接以官途经历的代名词命名，如“履历图”、[70]“宦途履历图”、[71]“巡历图”、[72]“行历图”等名，[73]甚至有《王阳明先生图谱》之称者，[74]突显出这类图绘依照个人生涯的时序，选择重要事件描画为图的特色。[75]除了特别标举经历的名称外，亦有以所绘主角的事迹数目合称者，或是再加上对个人的赞词，例如《咏徐大夫素履十二图》、[76]《江陵刘侍御四美册》。[77]此外，尚有以宦游称之的《宦游纪胜杂题为唐大参赋》，包括“鹿鸣燕罢”、“琼林醉归”、“京庾巡行”、“藩垣议政”、“金门待漏”、“公余行乐”等十则经历，[78]亦是按时间先后描画官员生平事件。反倒是称明人此类图绘为“宦迹图”的记录到晚清才出现，目前所见两则记载皆因后世子孙请托题跋而留下记录，与前述战勋图一样，多是累世保存于家族内。黄彭年（1824～1890）《陶楼文钞》有《题明范文忠公画像并宦迹图》之项，[79]陆心源（1838～1894）《穰梨馆过眼录》则有《张恭懿公宦迹图卷》的条目。[80]看来明代纷杂的品名，到清代后期才逐渐统一起来，绘画著录终于偶尔出现宦迹图的记录。虽然已不再局限于文集记载中，但是出现于绘画著录的频率仍然很低。即便是现代图录囊括的图版也很有限，以下对宦迹图的讨论只能说还在起步的阶段。
就目前所见记录而言，宦迹图的主角与战勋图类似，多是进士出身的中高层官员，因而这些宦迹图选择描绘的事件有许多共通者。最常见的有登科庆祝的乡试鹿鸣宴和会试琼林宴，以及拜恩于朝的金门待漏，前者是标举进阶为官员的重要程序，后者是正式成为官员的象征。《徐显卿宦迹图》就有“鹿鸣彻歌”、“琼林登第”，《梁梦龙恩荣百纪图册》也有“鹿鸣嘉宴”、“恩荣赐宴”，《题储御使四图》亦有“归宴”、“待漏”，[81]前述《宦游纪胜杂题为唐大参赋》更将“鹿鸣燕罢”、“琼林醉归”、“金门待漏”都涵括其中。进入官宦生涯后，这些中高层的官员多半有代表朝廷出使巡行的经历，因此也可见到《奉使晋阳》（《梁梦龙恩荣百纪图册》）、《行骢》（《题储御使四图》）、《巡视风庐》（《王琼事迹图册》）等巡历。而如前所言总督边疆军务者若遇战事，则有战勋的相关图绘。
除了这些和任官事迹直接相关者外，宦迹图经常出现的内容还包括为官者公务之外与退任之后的事件。不论是公暇如《宦游纪胜杂题为唐大参赋》的《燕居展卷》、《公余行乐》，[82]还是退休返乡如《梓里荣归》（《王琼事迹图册》），抑或退休后的生活如《咏徐大夫素履十二图》的《归田课孙》等，仍和官员的身份不可分割。[83]为官的荣耀甚至上溯父母，宦迹图中描画的各个阶段都不时出现双亲的影子。例如《南宫第一时双亲具健》（《题宫定庵四迹图》）、《赴霅省亲》（《题明范文忠公画像并宦迹图》）、《萱寿迭封》（《江陵刘侍御四美册》）、《幽陇沾恩》（《徐显卿宦迹图》）。[84]显示宦迹图涵括的不仅仅是为官的事迹，不论公私，只要是与仕宦相关的生涯进程，也都纳入其中。因此有些宦迹图甚至从科考中试前描画起，如《兄弟读书图》（《题宫定庵四迹图》）、《庭闱受业》（《咏徐大夫素履十二图》）等；少数可能是逝世后才制作者，甚至包括《子姓祭扫》、《遣官谕祭》（《王琼事迹图册》）之死后哀荣。
正如明代官员的战勋图既单独出现，也见于宦迹图中，上述这些宦迹图一再描画的内容，亦经常独立制作。尤其是鹿鸣宴、琼林宴以及待漏图，虽然传世的作品寥寥可数，但是明人文集中的记录却不胜枚举。换个角度来看，由于宦迹图的记录里详列各条目者并不多，上述归纳的常见内容其实不够全面，倒是可以从明人文集中经常出现的项目，逆推以补充其他描绘为官生涯的重要主题。前述出使、巡行的主题，就还有区分出边地者，如《题臧梧冈司寇行边图》[85]、《省边图》[86]。并有与观风合称，如《骢马观风图序》[87]、《题恩县行台屏风画使者观风图》[88]。从《观风图咏》之序说明其乃“录公善政懿哉”来看，[89]除了描绘官员出使地方的仪仗行列外，可能还有具体政绩的描画。如此和描画德政的《侍御使八闽陈公德政图》[90]，或是《留犊图寄赠樊使君》[91]之类的主题亦相似。相关的尚有《观阙荣还图》[92]、《送别少司徒张公督饷北还图诗序》[93]等返回朝廷的题材；而面对天颜的光荣，亦有《傅曰川兄弟入朝图》[94]、《徐吏部父子朝天图》[95]、《面恩图颂》[96]等主题；甚至还有的以感谢帝恩来概括个人的为官经历，如《恩遇图序》、[97]《四朝恩遇图》等。[98]个人的仕宦荣迹之外，也兼及因任官远离双亲而生的思念，[99]如《题杨佥宪润思亲卷》[100]、《题宦游思亲卷》[101]，或是仕宦之中庆贺父母俱在或寿秩之《具庆图为李岱给事中作》、[102]《杨给事归庆图》等图绘。[103]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明人文集中独立的事迹图绘，也有可能合为成套的宦迹图。例如描绘傅曰川兄弟的事迹，就有《入朝图》、[104]《雁行待漏图》。[105]林大春《井丹先生集》亦将《造士图赞》、《巡海图赞》、《迎恩图赞》、《劝农图赞》并置，[106]虽然未以统一的名称冠之，但很可能也是为同一人所作。
图1-13 明《陈伯友早朝像》轴 绢本 设色 102.4厘米×140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资料来源：杨新主编《明清肖像画》，香港商务印书馆，2008，第63页。
从这些种类繁多的题材记录来看，宦迹图相关的图绘在明代应该相当流行，而且也发展出固定的模式，并引发了不同的反应。虽然这些官员间流行制作的相关图绘之传世和出版有限，但对照文集记录，可以发现其中格套的存在。例如《陈伯友早朝像》轴（图1-13）刻画主角身穿朝服双手持笏，立于重重殿檐前的宫城门外，[107]和王材（1509～1586）所言的“自一命以上拜恩于朝，还旅舍必求绘事者貌之，其上则五云缭绕，重宫复殿，玉柱蟠龙，金棱栖雀，银河回合，碧树参差，约如圣天子临御之所。下则梁冠带佩，衣裳秉笏，曳舄逶迤，拱肃迟伫，于阙廷之外，名之曰金门待漏图”，可以说十分相近。不过，此格式显然有夸大之嫌，王材便言“然朝廷之典，非大礼称庆……皆幞袍靴笏而已”。[108]莫怪乎王畿（1497～1582）特别将其生平事迹的图绘名为《贱历图》，[109]虽然除了画其“穷苦诸图”外，亦包含“通仕诸图”，可见仍是在宦迹图的范畴之内，但很可能因为强调光荣履历的图绘过于泛滥，故以恰恰相反的“贱历”来宣示其不同流俗。相对来看，文官周煦为其寡母所赞助的《志穷卷四图》则特地不以男性官员习见的“履历图”名之，透过对照来突显出其母一生“青年守志”、“遗腹传芳”、“孤儿发科”、“四世承欢”的成就。[110]
相对于这些特殊的对比，其他非文官更多的是沿用仕宦相关的模式，[111]可见宦迹图的影响。非文官或袭用宦迹图系列，例如官刻描绘道士邵元节（1459～1539）《钦遣使臣赉敕征聘》、《钦命祷雨相》、《庆八旬合家欢乐相》等二十六幅像的《赐号太和先生相赞》，[112]刘大夏（1436～1516）题《杨参将出征小像》、《战罢归来小像》等则是武将的例子；或模仿个别的任官主题，例如从《题晏太监行边图》便可见非行政官员出身的太监也制作了描绘其出使的画作，[113]甚至女性谒见帝后之特殊事迹亦比照男性官员，而有《赵淑人宫门待漏图》。[114]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沿用宦迹图模式的非文官，或为文官的亲戚、同事等，与官员仍有关系。显示宦迹相关图绘的主角仍是以文官及其网络为主，官员圈俨然发展出独特仕宦主题之视觉文化。
事实上，明代官员视觉文化的主题不限于上述宦迹图，描绘同年登科的官员身穿官服在园林中聚会之官员雅集图如《五同会图》、《十同年图》等，[115]应该也是官员视觉文化的一环。除了肖像之外，学者宋后楣论及明代画马时，提到《骢马行春图》、《骢马荣任图》、《骢马朝天图》、《五马趋朝图》、《五马朝回图》等在文集中的记载数量很多，于15世纪中叶的御史间非常盛行，[116]经常在其出使或返朝时被作为送行的礼物。甚至《送寇公去任图》之类赠别地方官的送别图，[117]也和官员视觉文化息息相关。这些与明代官员视觉文化有关的图绘，多显示对绘画传统图式的借用。例如《十同年图》等图沿用描绘高官的《杏园雅集图》，[118]将官员改以正面的肖像方式描绘，而与前述《陈伯友早朝像轴》的肖像表现接近；《五马趋朝图》挪用任仁发的九马图图式，以骏马来比喻官员坐骑朝廷马匹出使、上任等仕宦事迹；[119]《送寇公去任图》则运用明代胜景图的模式，以美好的地景象征地方官对当地的良善治理。这些在文官网络圈流行的图绘，借由挪用既有的绘画图式，再针对为官特定事件与场合略作调整，而得以成为官员网络的媒介，官员之间透过馈赠、出示和题跋等方式维系与彰显社交关系。
总的来看，明代中期之后兴起了蓬勃的官员视觉文化。不论是个人系列的宦迹图，还是独立的仕宦主题像，乃至于非肖像的马画等官员视觉文化的图绘，都是以个人事迹为中心。一方面，明代多元的视觉文化固然为官员视觉文化的产生提供了背景，[120]中后期科举竞争与政治党争日益激烈，以致能够通过科考，[121]成为中高层文官，并能在宦途中生存的比例较过去更小，因此仕宦生涯也更成为值得称述的荣耀，可能因而促成宦迹图的流行。另一方面，明代由士人自己、友人门僚或子孙结集刊刻个人奏议的数量较历代多出许多，[122]此固然与出版便利有关，容或也与对个人宦历记录的越发重视不无关系。前述以个人事迹为中心的文官战勋图，可说是在明代盛行记录为官事迹尤其是官员视觉文化的脉络下兴盛起来的。
三 刻版成书的战勋图像
不过，战勋图与宦迹图其他常见的主题还是有所不同。毕竟负责统督军务的职位有限，发生战事的比例也不见得高，两者的纪念意涵终究有所差异。以王材为“家于京三世”的荣子安所题的《金门待漏图序》为例：
四方之士，出于荒朴，其颛质未散，耕无畎，贾无资，则励志于学……居京都者，自提抱所见，罔非浮靡谲怪之机，市易供用之事，富者土木于膏毳，贫者营时给日，未始为信宿计也，视为学不可期，故仕者鲜……然服是服以入者既鲜，则绘之亦足以夸其族戚里闾，而示其子孙，易其市易供用之心，浮靡谲怪之智，土膏木毳之愚，营时给日之鄙。[123]
他为了突显荣子安是少数“以都人登内列”者，而强调一般京居者多受世俗诱惑而不志于学的问题，而在明中后期商业繁荣且科考激烈的时代，其他地区又何尝不面临同样的状况？因此一般的宦迹图除了夸耀之外，应该不无王材所言之“示其子孙”的教化功能，希望后代从祖先具体的范例见贤思齐，莫怪乎经常出现“以示后世子孙”之类的嘱咐。[124]相比之下，官员战勋图绘并不具此种教化功能，毕竟战争并非一般所乐见。刘伯燮（1532～1584）请人制作三套《平番图》后的自叙，仅言“令三氏子孙自后倘有合焉，以备世讲”，[125]突显其难得之外，并无激发有为者亦若是的意图。
倘若宦迹图的教化作用以“示其子孙”为主，而多为家族收藏，那么在明中期之后出版文化兴盛的背景下，为什么除了前述特殊的官刻《赐号太和先生相赞》外，均未出版？为什么与边事和战勋有关的官员事迹，[126]却有三本特别于标题标举“图”的刻书——《安南来威图册》、《三省备边图记》与《剿贼图记》——传世？[127]一方面，明代官员与战事宦迹相关的记述出版数量较历代多出很多，应该提供了此三书出版的背景。若检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史部杂史类”，自编，或子孙所选，或友僚所辑而被划归为“杂史”的书中，很多都与边事战争有关，还有不少是从文集中析出别行者。编刊的原因除了记录与宣扬个人战勋之外，甚至还有为了澄清坊间言论而特别著述说明者，或可一窥当时对战事相关著述的兴趣。另一方面，何以这三本战勋图像跳脱一般宦迹图与战争图的传统绘画媒材，而选择雕版刊印？这些问题限于资料而难以具体回答，以下分别从其制作梗概以及与相关图像的比较，或可以窥知一二，进而借以观察明代战争图的发展与特色，及其与晚明出版文化的关系。
《安南来威图册》
图1-14 明 冯时旸、梁天锡、江美中辑撰《安南来威图册》之《单骑奉辞》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安南来威图册》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主要记录招抚安南叛明莫登庸（1483？～1541）之事。[128]前半为附有图说和序咏等同名的《安南来威图册》（为与全书之名区别，以下称此前半为《安南来威图》）；后半版心为《安南辑略》，收有与此事件相关的文书。虽二者均以“安南”为题，但其实都是以当时任广西太平府知府的江一桂（1484～1545）为中心，强调其在安南事件中的作用。《安南辑略》上卷就录有行状、墓志铭、传记等以其个人经历为主的记录。《安南来威图》则从《白石先生像赞》、《白石先生小像》和其逝世前几个月嘉靖皇帝（1522～1566）派其出使云南的升迁敕令为始，上卷描绘江一桂招抚莫登庸的过程，如《单骑奉辞》（图1-14）、《因垒歌凯》、《定平报成》；中卷刻画后续的仪典和效应，如《开璧受降》、《典纳方物》；下卷图绘建宁、凤阳、太平等处子民对其德政之感念，如《留都遗爱》、《光榔生祀》等，再加上中间穿插收录《征南奏捷赋并序》、《奏绩序》、《本邑崇祀文》等，可以说《安南来威图》是侧重江一桂的安南事迹和地方德政之宦迹图。事实上，《安南辑略》上卷内以江一桂个人经历为主的记录，就包括凌琯于1566年所书《修攘图册序》。此乃江一桂“之子太学生原泉君、孙乡进士仪卿君，取建宁、凤阳、太平旧所尝为图，绘为一册，凡士民之扳留，戎卫之詟服，辕门之委任，土夷之信服，一一为之胪列，为之标目，一展卷而以政得民，以威服众……”，[129]可见原来江一桂的宦迹图应是以《修攘图册》为名。到了编辑《安南来威图》时，将凌管的1566年序复制于书前，但更动时间为1571年，题名改成《安南来威图册序》，并加上《郡愽冯子、邑令梁子尝为公标校来威图》等。[130]
不过，《安南来威图》目录和内容不完全一致，[131]且《安南来威图册》并无总合《安南来威图》和《安南辑略》的目录，何时结合为一书的状况不明，可能此书经过多次的编辑与出版。而且《明史》与黄虞稷（1629～1691）《千顷堂书目》皆称“江美中安南来威辑略”，[132]与不见于现存《安南来威图册》的《前给事中严从简安南来威辑略序》和沈懋孝《安南来威辑略后语》所题者，或应为同一书。[133]但这些有限的记载均未提及有图，是否《安南来威辑略》就是《安南来威图册》？严从简序自称“前给事中”，并言“予罪窜星源……后获安南来威辑略”，应是其在1567年到1575年降职为婺源县丞之间或是之后所题，[134]很可能晚于收录了凌琯1566年序的《安南辑略》，但从现存《安南来威图册》未录严序来看，也许严从简所序并非《安南辑略》，而是另一独立出版但今已不存的《安南来威辑略》？还是因为严从简的经历或其他不知名的原因，使得现存的《安南来威图册》删去其为《安南辑略》所书之序？
无论如何，《安南来威图册》系列可能印刷并更动了数次，而其制作应和江氏三世的生涯密切相关。江一桂并无功名，是由乡荐起家，虽然《安南来威图册》对其宦迹记载历历，但就其中主要标举的安南事件来说，《明实录》中完全没有江一桂牵涉此事的记录，若非《安南来威图册》的留存，其在此事件中的作用几乎不见于明代史料。相反的，《明实录》中唯一关于他的条目，却是“革云南按察司副使江一桂职，仍命所司逮治之。以一桂先任广西太平府知府，赃污不职，为巡抚都御史张岳论劾，故也”。[135]此革职令与前述《安南来威图册》所录明世宗派其出使云南升迁敕令，仅相隔三月。而革职令发出后数日，江一桂便过世了。也难怪沈懋孝在《安南来威辑略后语》中感叹：“忠信行蛮貊，而不获于当路，其命也。夫不有兹编，后世曷知？”[136]而列名为主要编纂者的江美中亦无功名，地方志言江一桂招抚之事，“一切多美中赞画”，[137]或许也因此江美中于书中特别强调其父的安南事迹。不过相关的纪念活动多是其孙江朝阳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中举后，[138]陆续花了十余年才请人完成墓志铭、传记、宦迹图序等文章，在此基础上也才得以编纂《安南辑略》，并进而发展为《安南来威图册》。
江美中与江朝阳以刻版刊印的江一桂宦迹图，除了跳脱宦迹图通用的绘画媒材之外，还有几个不寻常的特色值得一并考虑。首先，江氏并非一般宦迹图中常见的进士出身之中高阶官员。像江氏这样由乡荐起家而任职中低阶外官者，通常难以跻身标榜“琼林宴”、“金门待漏”等的宦迹图主角行列。虽然少数中低阶官员亦绘有为官经历，但多为单独制作标举德政者，如《邓程番遗爱图》乃为“贵州有府名程番”所作，[139]或是《绘图赠美鄞令蒋君德政序》。[140]只有极少数具有难得事迹者，如《郑节推八事卷》中除了德政外，尚有《连城御寇》、《胥水征蛮》等非一般府县政府常见的政绩，才会模仿中高层官员制作系列宦迹图。尤有甚者，《郑节推八事卷》对中高层官员宦迹图的模式亦步亦趋，非但题名类似，而且由于郑氏缺乏一般宦迹图起首常见的“鹿鸣宴”等登科履历，故以太学的《桥门卒业》来代替。[141]相反的，《安南来威图册》不但名称不再依循宦迹图的通例，也不同于前述如《志穷卷四图》以特别命名来突显特定主题的方式，而是根本摒弃宦迹图以主角生平经历为序的叙事结构。《安南来威图册》的目录特地宣称：“外攘本于内修……于是覆迹诸所绘图以附焉。”[142]将其在安南事件之前任职的建宁与凤阳政绩，连同于太平府等处的德政置于招抚莫登庸一事之后。也就是说，《安南来威图册》以安南经历为中心，将江一桂的宦迹履历重新组合，而舍弃了一般宦迹图的时间序列架构。《安南来威图册》如此主题鲜明的编排，比起一般宦迹图更为灵活地突出了江一桂的事迹。再结合媒材来看，宦迹图常见的绘画形制，多为一二十则以内的事迹，像《梁梦龙恩荣百纪图册》是极少见的特例。相反的，版刻书籍动辄超过数十乃至数百页的容量，《安南来威图册》就收纳了图像之外其他相关的文书记录，如“投降本”，以及部民之美辞，如《征南奏捷赋并序》、《奏绩序》等，用图文并重的方式更加突显江一桂的事迹。宦迹图常用的绘画媒材即便有副本，其流通仍旧有限，而《安南来威图册》刻版成书能够大量复制而传布。江美中和江朝阳透过印刷媒材和以安南事件为中心的编辑架构，互为表里地使《安南来威图册》较一般宦迹图更为突出江一桂的政绩。
《三省备边图记》
如果《安南来威图册》借由以安南事件为中心重组江一桂事迹，以及以刻版印刷等方式跳脱一般宦迹图的框架，《三省备边图记》则透过版画的媒材呈现出明代战争图新的发展。此书为苏愚自己所编纂，依据邹尔瞻序言，“公驻镇都匀，暇日念曩时劻勷之状，乃各为图以纪其事”，[143]应是苏愚1582年尚在贵州时，[144]就开始将其在福建、广东和贵州三省之边事战功绘图纪事，该年冬请邹尔瞻序之，第二年（1583）任江西布政使后自序于夏五月，故大约此时完成刻版。《三省备边图记》所记，包括从隆庆元年（1567）苏愚备兵兴泉到1569年平定福建倭寇海寇，1572年末到翌年平广东山寇，1574年平潮寇，1579年到1581年底抚苗，以及之后招抚阳洞僮人。全书大抵依照时序和区域编排，描绘苏愚在三省之边事战勋，并细分为平定或招抚倭寇（闽）、海寇（闽）、山寇（粤）、潮寇（粤）、苗（黔）、僮（黔）等。除了《永宁破倭寇图》和《安海平倭寇图》为两图合有《永安平倭记》外，其他均一图在先，一记在后。各细类之末均以朝廷钦赏图与记作为总结，如《平倭寇钦赏图》和《平倭钦赏记》，《有苗来格之图》和《格苗钦赏记》等。现存《三省备边图记》最后《抚阳洞钦赏记》不全而缺页，但从编排结构来看，以《抚阳洞钦赏记》作结应尚为完整。因此，现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孤本《三省备边图记》计有福建十图、广东九图、贵州六图的状况，可能很接近原貌。相较于明人文集中记载的战勋图来说，《三省备边图记》共描绘25幅战争相关图像，数量不可不谓惊人。相较之下，一般文集对战争图的记录多半简略，而无详细内容的描述，但从前述《平番图》卷来看，很可能是以典礼、军伍和交战等元素组合而成，或是撷取个别单元而为《出师图》、《凯旋图》等，基本上都是以卷或册的形制总括来代表某个战争。相反的，《三省备边图记》的二十五图不但将苏愚的战勋区分为三省，更细分为针对不同寇夷的图式，并在各寇内又再切割出数个战役，如此将战伐图像层层分类，而得以发展出新的变化。[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