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15 明 苏愚《三省备边图记》之《永宁破倭寇图》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首先，《三省备边图记》针对平地倭寇、海寇、山寇、潮寇，依据战场、对象的不同衍生出四种图式，并在其中呈现出双方战况激烈的场景。第一种图式平地倭寇之战，包括《永宁破倭寇图》（图1-15）、《练兵平倭寇图》等，通常以画面中央平地上明兵与倭寇两群人马各由左右向中央冲锋的打斗场景为主，周围环以山石、城墙、军旗掩映等背景。透过突显明兵的数量和士兵高举武器勇猛冲锋之貌，与倭寇大部分返身败逃或受伤仆倒在地，形成明显的对比，呈现出明兵在战斗之中明显占优势的情况。双方向画面中央冲锋的动感，以及其手执长兵器如长矛或大刀所造成的方向各异之线条，都加强了战场骚乱的动势，造成激战的效果。再加上双方挥刀的姿势，步兵、骑兵等不同军种，酣战中的兵士与新进入战场的倭寇，以及倭寇受伤仆倒在地或砍取倭寇首级等血腥场面的细节，都大大提高了画面的真实感，让观者如临战场。同样的，第二种图式平山寇之役，包括《南岭破山寇图》（图1-16）、《九丫树破寇图》等，也沿用前述战斗表现模式，但将战场转变成在山岭之中，并在山坳与山脊间加上士兵行军与兵刃相接的场面，而表现出不同于平地的作战景象。第三种图式平海寇之战，有《漳潮征海寇图》、《连澳攻海寇图》（图1-9）等。右方一隅经常是在岸上指挥身着官服的地方官，望向左方大片布满战船的海面。占多数的明朝战船驶向左方，兵士手执兵器航于海涛之间，前锋船只的士兵开始与倭寇作战，海寇之船则着火败逃或坠海。画面边缘有时绘有众多绑着旗子的船只桅杆，其作用如同前二图式掩映在土坡后的军士一样，具有暗示战况规模更大的效果。第四种攻城之图仅有一幅《平潮阳剧寇图》（图1-17），但十分有特色。画面以紧闭城门的环形城堡为中心，倭寇露出头颅与兵器缩于城墙之后，城堡之外则是一面举盾牌一面向城墙移动与射箭的大批明兵，形成动感很强的骚动场面。战争图至此非但脱离早期如金代《赵遹泸南平夷图》的简单模式，也远比前述《平番图》卷重复三次在山间攻破番贼的场景来得有变化，而发展出不同细节以因应不同战场与对象，展现了更为生动的作战图景。
不仅如此，《三省备边图记》所描绘的战勋相关典礼也更为复杂。《抚处铜鼓诸叛苗图》（图1-5）、《抚叛苗者亚图》（图1-6）等描画文官接受苗族降贡之景，虽然是过去战争图绘常见的受降之典，但是画家增加了一些元素，使此景的叙事性效果大为增加。如众多执兵器军旗的兵士立于军帐四周，两名着官服的地方官坐于军帐中，苗族首领带着坛罐、牛只率领人民跪于帐前请降，还可见到人民身旁散置的包袱，以及为数众多的苗族人民正自远方房舍穿过山石走来等。相较于《赵遹泸南平夷图》仅描绘数名降者双手捧物献予将领的简单描画，《三省备边图记》的场景显然复杂许多。而且《三省备边图记》还出现新的仪式题材，《平山寇升赏图》（图1-18）、《平倭寇钦赏图》等描绘战争抵定后，朝廷中央遣员封赏苏愚的情形。画面左方通常为来自朝廷的使者从官舍外骑马行来，官舍内外排立着士兵与敲锣打鼓庆祝的民众，等待受升赏的苏愚在厅堂中央恭候遣使的到来。虽然在《三省备边图记》中这类升赏、钦赏图的格式一致，但其套用于各类平抚战争和受降典礼之后，倒也有强化全书区隔出不同战争图式的作用。
图1-16 明 苏愚《三省备边图记》之《南岭破山寇图》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图1-17 明 苏愚《三省备边图记》之《平潮阳剧寇图》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图1-18 明 苏愚《三省备边图记》之《平山寇升赏图》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剿贼图记》
较之《三省备边图记》的图式，《剿贼图记》表现出战争图于晚明进一步的变化。此书为玄默（玄姓后为避康熙玄烨讳改为元，因此清代文献有时亦称元默）所编，[146]共有二十四图，依照时间先后，描绘其自崇祯六年（1633）抵河南彰德府追剿高迎祥等众，[147]至1635年春追至河南确山县一带。不过吴阿衡（？～1638）书于1634年的序似乎认为剿贼进行到1634年春已经告一段落，“乃公于客夏受事，越仲春而贼已无踪”所指乃1633年夏到1634年春；[148]其在总结玄默之功时所提的“吴城一捷，俾贼不得南下，而南阳亦获其安”，[149]亦是《剿贼图记》图16《剿贼吴城图》所绘1633年底到1634年初之事。而从吴序言“敢并斯言副之剞劂，以并存实录云”，[150]可见在1634年原已准备刊刻，但限于资料不知是否付梓。后来随着玄默追击至河南南部，《剿贼图记》又增加其至1635年春的事迹。据《明史》，玄默崇祯八年（1635）夏“被逮去，久之得释归，八年卒”，[151]元克中亦曰“议者乃谓豫抚趋之被逮还都事虽得而白，而公以不能杀贼，赍志而殁”，故《剿贼图记》应是1635年玄默去世前完成。若再参照《剿贼图记》最后的图记，“余一面疏请听洪公指画，一面与抚卢公，并行营诸将，同心戮力，誓大彰国威以收荡平之绩”，其中仍抱着希望的语气来看，应非被逮去之后所述。因此很可能《剿贼图记》是在1635年春夏之间完成。无论是1634年春或翌年春夏间，《剿贼图记》都是于剿贼尚在进行时就制作的。比起《安南来威图册》是江一桂逝世多年后子孙才编纂，《三省备边图记》乃苏愚总结十余年边事战勋而作，《剿贼图记》出版速度之快，在战事烽火中还要写记、找人绘图、请序、刊刻等，几乎可以比拟前述王材题《金门待漏图序》所言“自一命以上，拜恩于朝，还旅舍，则必求绘事者貌之”的急切状，[152]也可见晚明时版刻之便利与战勋图制作之流行。[153]
不仅如此，《剿贼图记》还展现了战争图绘在晚明的新发展。如果《三省备边图记》出现了因应不同战场与对象的作战图式，各图均充满战争细节制造出战况激烈的效果；《剿贼图记》则跳脱描绘骚动交战场面的模式，而改用山水广景为背景，人物数量大幅减少，且活动只限于画面中有限的数隅。这种着重展现山水而缩减作战细节，以致叙事性减弱的特点，[154]与晚明戏曲插绘的构图从庭园人物转向山水广景，连带地叙事性降低的趋势一致。[155]从另一角度来看，《剿贼图记》在摆脱战争图式框架的同时，则于突显个别战役背景的部分有所强调。除了透过不同的山水景致区分出各战不同的场景，而免于《三省备边图记》各图式流于格套的呈现外，有时更针对战役所在的特定地景与活动，描绘出不同的战争图。例如《武林累捷图》（图1-19）利用人物尺寸与山势的对比，描画数名官兵攀爬峻山之貌；《河北贼散图》（图1-20）亦运用人物和山石比例，刻画军士于山间搜捕的状况；《冰坚贼渡图》（图1-21）甚至绘出大片结冰之河道，展现士兵捉贼渡河的场景。比起《三省备边图记》的战争图式，以及只置换地名和寇夷类别而极为类似的图名，《剿贼图记》的各图题名较具个别性，也呈现了描画不同战争地景的兴趣。
图1-19 明 玄默《剿贼图记》之《武林累捷图》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
图1-20 明 玄默《剿贼图记》之《河北贼散图》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
图1-21 明 玄默《剿贼图记》之《冰坚贼渡图》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
小结
虽然明代与边事和战争相关的绘画流传于今的很少，但上述三本留存的版刻图绘使我们一窥其演变与特色。不论是《安南来威图册》转换一般宦迹图来突出江一桂的事迹，还是《三省备边图记》呈现的各种作战图式，抑或是《剿贼图记》个别性的战争场面等，数十年的发展以及衍发的特质其实都颇有可观之处，也可见其益发流行的趋势。事实上，除了这三本标举出图绘的刻书之外，有些记述个人相关边事和战争事迹的书亦附有插图，如附有万历二十年（1592）序的《王公忠勤录》便有王重光《征蛮之图》、《抚蛮之图》，[156]附有天启三年（1623）序的《巡城录》之《围城日录》亦有刘锡玄（1574～？）《二月初八日西门御坡上贼、十六日北城开门杀贼之图》、《十二月初七日王军门解围图》等。[157]前者充满细节的构图与《三省备边图记》接近，而后者描绘特定日期不同守城进程的个别化呈现，则与《剿贼图记》类似；亦可见战争相关图绘，于明后期越来越盛行的潮流。[158]总体来看，晚明这些以当代战勋为题的版刻图绘，皆与纪念文官宦迹有关，乃前述明代官员视觉文化的一环。
余论
图1-22 明（传）仇英《倭寇图》卷 绢本 设色 32厘米× 523厘米 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
图1-23 明《抗倭寇图》卷（局部）绢本 设色 32厘米× 522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明代战勋图盛行的范围很可能和宦迹图一样，主要限于官员圈，但其影响并非仅限于官员圈之内，而可能扩及坊间商业作坊。现存两件描绘嘉靖时期倭寇事件的绘画长卷——传为仇英的《倭寇图》卷（图1-22）（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与《抗倭寇图》卷（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图1-23），[159]很可能是从纪念胡宗宪平倭主题发展而成的苏州片产品。此二卷虽然不尽相同，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本较为丽谨的人物刻画比较接近仇英风格，[160]中国国家博物馆本浅淡的青绿山水为吴派流风，但是制作时代应该都比画面描绘的嘉靖朝要晚，或为万历年间丰臣秀吉（1537～1598）侵略朝鲜，引发时人对之前嘉靖平定倭寇的新兴趣下的产物，[161]尤其可能是晚明苏州片作坊假托仇英与文征明等吴派画家的作品。[162]两卷的母题与构图几近相同，从卷首停泊靠岸的倭船、登上高处叠罗汉眺望的倭人、搬运赃物与火烧房舍的掠夺情形、成群走避的民人、官船与倭寇交锋相对的高潮，到最后官军队伍整饬从城门行军而来的描画都十分类似。这种复制类似母题与构图的模式，十分接近晚明苏州片流行的《清明上河图》做法。[163]从两卷母题和构图雷同，风格略异，但均为晚明苏州片画风等来看，应该是苏州作坊的商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传仇英的《倭寇图》卷与《抗倭寇图》卷，与清人张鉴（1768～1850）《文征明画平倭图记》对画面内容的描述若合符节，择要征引如下。
明文征明画胡默林平倭图卷，乃扬州阮氏文选楼所藏。云台师云：“此卷笔迹不类衡山，且此时衡山年已八十有七，其自署门下文征明，或即兵部主事杨芷倩衡山生徒所为，以应默林之索者乎。子其为我考之。”鉴按，此卷高尺有呎，长二丈一尺。卷首书“靖海奇功”四字，画尾书《纪事》一篇，皆御史张寰所作。中有长兴顾箬溪书《海寇篇》。考诗及纪事所载年月，殆记丙辰乍浦梁庄之捷也……今考图中一人，贝胄组甲，丰颐而短䰄，按辔乘紫骝马，一武士执大纛前导，稍次两武士，一执终葵，一执钺者，即总督胡宗宪也……绩溪之右，一官朱衣纱帽，颐溜上微锐，弯眉蜂目，乘青骢并驱而前者，其尚书赵文华乎……又其后高冠圆领，朱袍服绣，丰下而须，以其次论之，则巡抚阮鹗也……又其后一官，方面左顾，年稍轻者，巡按赵孔昭也……其余文臣四人皆朱衣乌帽，或郎中郭仁，副使刘焘、徐汝，参政汪柏，参议王询……此图中之文职可考者也。其武臣可考者，一将面丰无须，胄而组甲，前拥二旗，旁竖大旗，一上画虎，而翼在胡赵二人后者，疑总兵徐珏……又一将居前，侧身乘紫骝马，胄首朱甲，执长旗督战，前五兵手弓矢弯注，又八兵执长枪前驱转斗，则都指挥戴冲霄也……又一将右视坐船中，前一卒执旗立，将以右手指船头，首级累累然者，疑游击尹秉衡等……尹之左一船稍后，中坐一将弁而朱袍缓带来献俘者，通眉丰下，按膝凝视船头反接而囚者四，此总兵卢镗也……又二船横阵于倭艇之中，十余人与倭鏖战，一船首置一佛郞机，一兵俯身然药绳就放，后一将方面广颡，要县弓箙，左执旗，以右手指麾督战，此总兵俞大猷也……一船稍先出，与此船并后，一将微髭怒目，执黄旗督战，此或参将丁仅，壁乍浦城以为内援者，不尽可考也。此图中之武职可考者也。其面缚步行，身缠徽纆而俘者三人，曰徐海之弟也，曰陈东，海之书记也，曰麻叶，海之党也。又一小鹿头船，船首两人持篙，一椎髻小童立于篷昔而觇其后，其艇乌篷棂窗，窗中一女子红袖拥髻，注目外视，一女子青衫红裳，相凭而立，不类民人逃窜者，疑妓女翠翘、绿姝也……其余兵士有河朔、有永保、有保靖、有容美土兵，故不一律也。吁﹗画之能事至此，纤悉与当日情事相合，非苟焉而已。[164]
其中假托文征明的风格，以及翠翘、绿姝的描写很可能和嘉靖之后关于她们的小说戏曲广为流传有关，[165]推测张鉴所见阮元（1764～1849）所收的《胡默林平倭图》卷也可能是苏州作坊的产物。尤其是若与《抗倭寇图》卷比对，画中人物都可以一一指认（图1-24～图1-34），[166]应该是同一系列的苏州片商品。
图1-24 明《抗倭寇图》卷（局部）“胡宗宪”
图1-25 明《抗倭寇图》卷（局部）“赵文华”
图1-26 明《抗倭寇图》卷（局部）“阮鹗”
图1-27 明《抗倭寇图》卷（局部）“赵孔昭”
图1-28 明《抗倭寇图》卷（局部）“文臣四人”
图1-29 明《抗倭寇图》卷（局部）“徐珏”
图1-30 明《抗倭寇图》卷（局部）“尹秉衡”
图1-31 明《抗倭寇图》卷（局部）“卢镗”
图1-32 明《抗倭寇图》卷（局部）“俞大猷”
图1-33 明《抗倭寇图》卷（局部）“丁仅”
图1-34 明《抗倭寇图》卷（局部）“翠翘、绿姝”
张鉴所记《胡默林平倭图》卷是否原名如此难以确定，但是从卷首书“靖海奇功”与纪事、海寇篇等来看，就算这些部分是流传过程中才添入画卷，对张鉴等观者来说与画面内容相符并无可议之处，而视此画为纪念胡宗宪平定倭寇的战勋图，甚至还推测其制作情境为“兵部主事杨芷倩衡山生徒所为，以应默林之索者乎”，也与前述明代战勋图经常为部属所赞助的情形类似。倘若如此，那么《抗倭寇图》卷与传仇英的《倭寇图》卷应该不只是与倭寇主题相关的叙事画，还和《胡默林平倭图》卷类似，是与纪念胡少保平倭相关的作品。[167]虽然《抗倭图》卷与传仇英的《倭寇图》卷对倭寇与民人的描绘较一般明代战勋图为多，或与前述晚明对之前嘉靖倭寇的新兴趣有关；但无论如何，前述《胡默林平倭图》卷首和题跋都视之纪念胡宗宪的战勋图，再加上若和《平番图》卷亦附有参与战事将领名字的榜题来看，《胡默林平倭图》卷与《抗倭寇图》卷中得以一一辨认官员的特色，乃是文官战争图共通的特点之一。同样的，《抗倭寇图》卷与传仇英的《倭寇图》卷中段高潮的兵寇交战，以及卷末着官服的官员骑马行伍，亦是文官战勋图常见的做法。可见《胡默林平倭图》卷、《抗倭寇图》卷与传仇英的《倭寇图》卷，都运用了文官战勋图的模式，来展现其与纪念胡宗宪平倭的关系。
从《胡默林平倭图》卷、《抗倭寇图》卷与传仇英的《倭寇图》卷的例子来看，官员视觉文化并非只局限在士大夫间的交际网络，在晚明边事频繁的脉络下，纪念官员战功的图绘也有商业化的潜力。前述《安南来威图册》、《三省备边图记》或《剿贼图记》是否也具有潜在的市场需求并不可知，但前述《胡少保平倭战功》，以及附有插图的《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168]、《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近报丛谭平虏传》等应不无可能。[169]
无论如何，明代以个人事迹为中心的战争图绘与宦迹图在官员圈十分流行是不争的事实。虽然从目前的出版图录来看，运用格套的比例不少，且并无著名画家的参与，受到的注目远比其他肖像画少很多，[170]然而从上述的讨论来看，明代官员视觉文化的盛行仍相当值得注意。其中种类繁多的宦迹图内容、官员雅集图乃至于马画等，其实相当兴盛。战争题材在画史中也从原来边缘的角色，变为官员纪念勋迹的重要母题，可以说明代蓬勃的官员视觉文化，带动了晚明描绘作战的图式从各类地形的激战到较具个别性表现的发展。在晚明战事频仍的时代，官员视觉文化也不受限于官员圈，而有转为商品的潜力，亦突破了过去对苏州片作坊以仿古题材为主的认识。[171]
换个角度来看，这些不属于传统画史分类范畴的明代个人战勋图与宦迹图，多以流行的地域和时代风格，以及既有的图绘格套，来描画与仕宦生涯相关但其实包罗万象的题材，作品的形式与功能也可以五花八门，而与传统画类常见区域和画派风格的发展十分不同，不可一概而论。其最大的共通点，就是以官员此特定资格身份者为核心，透过宦迹相关主题呈现对为官身份的认同或认可，具有明确当代限定的纪实性；而非中国传统画类如山水图、花鸟图，或常见题材如园林图、隐居图，通常是超越时代且无特别指涉，即便某些题材如隐居图经常和士大夫有关，但仍是任何身份的人都可能拥有、入画或认同的。虽然传统画史也不乏写实的花卉或肖像等作品，但鲜少出现如此与集体的为官身份紧密联结者。因此，以官员视觉文化来通称这些明代个人战勋图与宦迹图以及衍生出的环绕官员网络之《五马趋朝图》和《送寇公去任图》等，一则更具有包容性，二则也更为精确地说明它们与传统画史作品在内容、分类与属性等方面的差别，而其作为另类画史包罗的广度和流行度，亦成为理解明代文化不可小觑的一环。本书接下来的数章，还将论述明代个人战勋图与宦迹图对清宫纪实画的影响很大，是了解晚期帝制中国视觉文化不可或缺的图绘类型，更是探讨清宫武勋文化与皇清文化霸权的参照关键。
* * *
[1] 本章原刊《明代研究》第17期，2011年12月，第49～89页。后承蒙植松瑞希译成日文《戰勳と宦蹟：明代の戰爭圖像と官員の視覺文化》，载《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研究提要》（23），2013年3月，第316～347页，后收入须田牧子编《「倭寇図卷」「抗倭図卷」をよむ》，勉诚出版，2016，第139～201页。此处略加修订。
[2] 董其昌：《容台集》卷三《七言律诗·题李霖寰少保平播册》，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2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三年（1630）董庭刻本影印，第36页。
[3] 刘晞仪：《董其昌书画鉴藏题跋年表》，Wai-kam Ho and Judith G. Smith eds.，The Century of Tung Ch’i-Ch’ang（Kansas City，MO.：Nelson-Aktins Museum of Art，1992），487-575。
[4] 郭子章的文集有《题平播、经理二图像赞，裂石歌，忠勋祠记》，此平播图像不知是否即为董其昌所题的李化龙《平播册》。郭子章撰，郭子仁编《青螺公遗书》卷二十八《题、跋、书后》，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藏光绪八年（1882）冠朝三乐堂本，第19～20页。Clunas在讨论文征明时，强调其文集中文字篇章的物质性，即作为书法作品与礼物的交换作用。或也可同此看待董其昌文集中的题跋，视之为书法作品。Craig Clunas，Elegant Debts：The Social Art of Wen Zhengming（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4）.
[5] 不过，董其昌也是《民抄董宦事实》中声名狼藉的恶绅。不著撰人：《民抄董宦事实》，收入《丛书集成续编》第278册，新文丰出版社，1989年据又满楼丛书排印，第73～95页；王守稼、缪振鹏：《画坛巨匠、云间劣绅：董其昌评传》，《东南文化》1990年第1期，第158～165页。
[6] Craig Clunas，Superfluous Things：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1）；王鸿泰：《雅俗的辩证──明代赏玩文化的流行与士商关系的交错》，《新史学》第17卷第4期，2006年，第73～143页；石守谦：《雅俗的焦虑：文征明、钟馗与大众文化》，《台湾大学台大美术史研究集刊》第16期，2004年，第307～342页。
[7] 例如Timothy Brook，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Dorothy Ko，Teachers of Inner Chambers：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59-64。关于明清出版的研究讨论，参见涂丰恩《明清书籍史的研究回顾》，《新史学》第20卷第1期，2009年，第181～215页。
[8] 王鸿泰：《武功、武学、武艺、武侠：明代士人的习武风尚与异类交游》，《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5本第2分，2014年6月，第209～267页。另参见Kathleen Ryor，“Wen and Wu in Elite Cultural Practices during the Late Ming，” in Nicola Di Cosmo ed.，Military Culture in Imperial China（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219-242。
[9] 吴大昕：《猝闻倭至：明朝对江南倭寇的知识（1552～1554）》，《明代研究》第7期，2004年，第29～62页；吴大昕：《海商、海盗、倭：明代嘉靖大倭寇的形象》，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研究所，2001。
[10] 石守谦：《失意文士的避居山水》，《风格与世变》，允晨出版公司，1996，第328页。
[11]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五十《诗部·题邵将军海上战功图》，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9～128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影印，第10页a；徐学谟：《徐氏海隅集》卷二十二《七言绝句·题邵将军功图有序》，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4～125册，庄严文化事业，1996年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五年刻四十年（1612）徐文嘏重刻本影印，第9页a～9页b；王世懋：《王奉常集》卷十四《诗部·题邵侯战功册》，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3册，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据首都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影印，第8页b。
[12] 关于“明文征明画胡默林平倭图卷”的详细描述，参见张鉴《冬青馆集》甲集卷四《文征明画平倭图记》，收入《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9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据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民国四年（1915）刘氏嘉业堂刻吴兴丛书本影印，第5页b～11页a；与目前藏于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倭寇图卷》和《抗倭图卷》极为接近，详见下文讨论。图版前者参见仇英《倭寇圖巻》，近藤出版社，1974；后者见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绘画卷·历史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54～67页。
[13] 周楫纂《西湖二集》卷三十四，陈美林校注，三民出版社，1998，第688～718页。清初的《胡少保平倭记》乃改编自《西湖二集》。钱塘西湖隐叟：《胡少保平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据上海图书馆藏钞本影印。当然明代小说以倭寇为题材，和时事小说流行亦有关系，不过对于时事小说的定义仍有争议。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第580～613页；张平仁：《明末清初时事小说考订》，《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2期，第29～32页；陈大道：《明末清初“时事小说”的特色》，《小说戏曲研究第三集》，联经出版公司，1990，第181～220页。除了时事小说外，晚明时事戏的发展也值得注意，参见巫仁恕《明清之际江南时事剧的发展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心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1期，1999年，第1～48页，感谢马孟晶告知此文章。
[14] 宋濂：《题李广利伐宛图》，参见清圣祖敕辑《御定历代题画诗》，收入《中国书画全书》第9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第236页。
[15] 蔡潮：《霞山文集》卷三《贵阳诗稿·题陈总兵百战图二首用正韵》，高桥情报，1990年据东京内阁文库藏明刊本影印，第10页a～10页b。
[16] 林弼：《林登州集》卷五《七言律诗·题张将军百胜图》，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7册，第2页b。
[17] 韩雍：《襄毅文集》卷二《七言古诗·凯旋图为总兵官彰武伯杨公题》，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5册，第8页a～9页b。
[18]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五十《诗部·题邵将军海上战功图》，第10页a。
[19] 公鼐：《问次斋稿》，赵广升点校，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第113页。
[20] 何乔远：《镜山全集》卷七《诗·大海波宁图为沈将军赋》，高桥文化，1980年据日本内阁文库藏崇祯十四年（1641）刊本影印，第8页b～9页a。
[21] 王邦瑞：《王襄毅公集》卷九《凯旋图序》，国家图书馆藏，隆庆五年（1571）湖广按察使温如春刊本，第23～26页。
[22] 徐阶：《少湖先生文集》卷五《凯旋图颂》，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80册，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据天津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宿应麟刻本影印，第6页a～7页a。
[23] 张瀚：《奚囊蠹余》卷十三《出师御敌图记》，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1册，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据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明隆庆六年（1572）刻本影印，第9页b～10页a。
[24] 范钦：《天一阁集》卷二十二《刘观察出师图序》，收入《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4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据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藏明万历刻本影印，第1页a～3页b。
[25] 黄克晦：《吾野诗集》卷三《题岭海升平图寿殷中丞》，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89册，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据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黄隆恩刻本影印，第68页a～68页b。
[26] 丁启浚著，丁榗辑《平圃诗集》卷一《题熊心开中丞闽海升平图》，高桥情报，1991年据日本内阁文库藏崇祯十四年（1641）刊本影印，第28～29页。
[27] 何孟春：《何文简公集》卷十《临戎决胜图序》，据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年永州府同知邵城刊丁亥汤日昭增补本，第31页。
[28] 张佳胤：《居来先生集》卷三十六《大司马大总制范溪郑公制虏图序》，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51册，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影印，第1页a～4页a。
[29] 杨一清：《石淙文集》，收入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一百一十八《朱宪副平贼图记》，收入《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656～166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据明崇祯平露堂刻本影印，第17页a～19页b。
[30] 邓原岳：《西楼全集》卷十二《西平图咏序》，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3～174册，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据福建省图书馆藏明崇祯元年（1628）邓庆寀刻本影印，第6页b～8页a。
[31] 李堂：《堇山文集》卷五《平蛮奏凯图为司徒王公赋》，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4册，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影印，第11页a。
[32] 徐阶：《少湖先生文集》卷五《凯旋图颂》，第6页a～6页b。
[33] 陈用光：《太乙舟诗集》卷四《丙寅十二月十九日小岘先生 作东坡生日因得观其八世祖舜峰先生会试朱卷及凯还图画像丁卯元旦夜作七古一首》，收入《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9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据湖北省图书馆藏清咸丰四年（1854）孝友堂刻本影印，第3页a～4页a。
[34] 杨一清：《石淙文集》，收入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一百一十八《朱宪副平贼图记》，第17页a～19页b。
[35] 张佳胤：《居来先生集》卷三十六《大司马大总制范溪郑公制虏图序》，第1页a～4页a。
[36] 范钦：《天一阁集》卷二十二《刘观察出师图序》，第1页a～3页b。
[37] 王邦瑞：《王襄毅公集》卷九《凯旋图序》，第23～26页。
[38] 图版参见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绘画卷·历史画》，第28～51页。
[39]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三百三十《列传·西番诸卫 安定卫 阿端卫 曲先卫 赤斤蒙古卫 沙州卫 罕东卫 罕东左卫 哈梅里》，郑天挺点校，中华书局，1974，第8546～8547页。相关的历史，参见朱敏《〈平番得胜图卷〉考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6期，第28～50页。
[40] 陈履生亦认为此卷主要是为了纪念石茂华，参见陈履生《从“榜题”看〈平番得胜图卷〉》，《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6期，第1～27页。
[41] 《明神宗实录》卷十七，万历元年九月庚寅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据北平图书馆藏红格钞本微卷影印，总页第498页。
[42] 刘伯燮：《鹤鸣集》卷二十七《杂文·平番图跋》，收入《四库未收书辑刊》五辑第22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据明万历十四年（1586）郑懋洵刻本影印，第12页b～13页a。山东省博物馆藏两立轴上有“原任副总兵种继督战”、“陕西总兵孙国臣统兵”、“固原兵备刘伯燮监军”等榜题，不知是否将此册的两页改装为立轴。感谢板仓圣哲与须田牧子告知此藏品。
[43] 陈履生对于画面榜题与分段有详细的讨论，参见陈履生《从“榜题”看〈平番得胜图卷〉》，第1～27页。
[44] 传李公麟《免胄图》卷图版参见台北故宫博物院编《故宫书画图录》第15册，台北故宫博物院，1995，第289～294页；藤田美术馆收藏，贝冢茂树等编辑《文人画粹编·董源巨然》第二卷，中央公论社，1975，图66。传（辽）陈及之《便桥会盟图卷》图版参余辉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4·元代绘画》，商务印书馆，2005，图116，第232～241页；余辉：《陈及之〈便桥会盟图〉考辨──兼探民族学在鉴析古画中的作用》，《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年第1期，第17～51页。
[45] 苏愚：《三省备边图记》，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史部地理类第22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7年据明万历刻本影印，第877～941页。关于《三省备边图记》的讨论，见本章第三节。
[46] 相关的讨论参见姜一涵《十二世纪的三幅无名款山水故实画》（上）、（下），《故宫季刊》第13卷第4期、第14卷第1期，1979年，第25～53页、第45～57页；Lawrence Sickman and Kwan-shut Wong，“Chao Yü’s Pacification of the Barbarians South of Lü by a Sung Artist，” in Wai-kam Ho et al.，Eight Dynasties of Chinese Painting：the Collections of the Nelson Gallery-Atkins Museum，Kansas City，and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Cleveland：Cleveland Museum of Art in cooperation with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37-41；林莉娜：《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宋人画赵遹泸南平夷图新探》，《故宫文物月刊》第89期，1990年，第10～27页；傅熹年：《访美所见中国古代名画札记（下）》，《文物》1993年第7期，第73～80页，后收入傅熹年《傅熹年书画鉴定集》，河南美术出版社，1999，第80～97页；Maxwell K. Hearn，“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under the Mongols，” in James C. Y. Watt et al.，The World of Khubilai Khan：Chinese Art in the Yuan Dynasty（New York：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2010），211-213；林梅村：《元大都的凯旋门──美国纳尔逊·阿金斯艺术博物馆藏元人〈宦迹图〉读画札记》，《上海文博论丛》2011年第2期，第14～29页。
[47] 《六安州志》卷二百六十三《人物志·方技》，转引自何治基撰《（光绪）安徽通志》，收入《中国省志汇编》第3册，台北华文书局，1967年据清光绪三年（1877）重修本影印，第22页a。
[48] 例如《玉茗堂批点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卷一的《徐元帅大破帖木儿》。不著撰人：《玉茗堂批点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台北故宫博物院据明崇祯元年（1628）刊本摄制微片，第4页b～5页a。
[49] 苏愚：《三省备边图记》，序页第8页a。
[50] 王学伊等修纂《（宣统）固原州志》卷二《地舆志·疆域、城池》，收入《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甘肃省》第337号，成文出版社，1970年据宣统元年（1909）刊本影印，第6页b。
[51] 《（宣统）固原州志》卷二《地舆志·疆域、城池》，第55页b～56页a。
[52] 《（宣统）固原州志》卷一《图说》，第42页a。
[53] 《（宣统）固原州志》卷一《图说》，第41页a。
[54] 《（宣统）固原州志》卷八《艺文志·记》，第56页a。
[55] 《（宣统）固原州志》卷二《地舆志·疆域、城池》，第21页b～22页a。
[56] 虽然若依晚清方志所言“大校场，在州城东南郊太白山下。地极宏阔，下环清水河，萦抱如带。营门屹立，中建演武厅五楹，并阅射楼一座，楼称高峻……”，望军楼或属校场一部分的阅射楼。《（宣统）固原州志》卷一《图说》，第41页a。
[57] 《（宣统）固原州志》卷一《图说》，第42页a。
[58] 《（宣统）固原州志》卷十《艺文志·碑类》，第14页b。
[59] 刘敏宽修纂《（万历）固原州志》卷上《官师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刊本，第36页。
[60] 《（宣统）固原州志》卷二《地舆志·疆域、城池》，第52页b～53页a。
[61] 《（万历）固原州志》卷上《官师制》，第35页。
[62] 《（宣统）固原州志》卷二《地舆志·疆域、城池》，第52页b～53页a。
[63] 感谢李卓颖提醒后乐亭与范仲淹文武形象之关联。
[64] 图版参见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绘画卷·历史画》，第21页。
[65] 此册虽题为“恩荣百纪”，但目前残存不到三分之一。部分图版参见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古代书画图目》，文物出版社，1986。感谢中国首都博物馆保管组主任武俊玲女士的协助，得以观览全册。
[66] 骆徒宇：《澹然斋存稿》卷一《咏徐大夫素履十二图》，台北中央图书馆，明崇祯十年（1637）武康骆氏原刊本，第34页a～37页b。
[67] 黄彭年：《陶楼文钞》卷十一《题明范文忠公画像并宦迹图》，收入《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552～155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据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民国十二年（1923）章钰等刻本影印，第2页a～8页b。
[68] 目前仅见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张瀚宦迹图卷》两卷各有一图绘张瀚穿戎装，其一自题“余亦批执较阅”而强调此特殊性。的确在其他图中，张瀚都是以文官官服的形象出现，可见文官以戎装出现的形象应为特例。部分图版参见杨新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8·明清肖像画》，商务印书馆，2008，第24～31页。此外，宦迹相关图绘的赞助人亦与战勋图类似，除了自己之外，有时亦是部民或僚属所作以呈，例如《郡邑诸大夫相与召画史写君状貌为琼林春意图》。周瑛：《翠渠摘稿》卷一《琼林春意图序》，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4册，第4页b～5页b。
[69] 杨丽丽：《一位明代翰林官员的工作履历：〈徐显卿宦迹图〉图像简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4期，第63页。关于此图的讨论，尚有朱鸿《〈徐显卿宦迹图〉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2期，第47～80页。毛文芳也提到康熙文人的行乐图类型有标示个人功业、编年画像与行迹图等，参见毛文芳《图成行乐：明清文人画像题咏析论》，台湾学生书局，2008，第27～41页。明代以前关于个人事迹图绘的文字记录几乎未见，留存下来的也极少，与明代中叶之后的大量文集条目，形成显著对比。如《十咏图（送丁秀才赴举）》、《送郝玄明使秦图》，参见Ann Clapp，Commemorative Landscape Painting in China（Princeton，New Jersey：P.Y. and Kinmay W. Tang Center for East Asian Art，2012），15-40。以及可能是描绘元初官员事迹的传金代《赵遹泸南平夷图》卷，见傅熹年《访美所见中国古代名画札记（下）》；Maxwell K. Hearn，“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under the Mongols，” 211-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