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员宦迹图与战勋图的流行除了不限官员圈外，也跨越中国边境。随着万历出兵帮助李朝抵抗丰臣秀吉（1537～1598），个人勋迹图绘的盛行不仅延烧到参与的明代官员，例如目前藏处不明的《征倭纪功图》即是纪念明朝水军都督陈璘的事迹，[1]也促发了朝鲜官员制作相关的图像，影响了李朝的战勋图。例如吴熙常（1763～1833）所记刻画郑文孚（1565～1624）于双浦战胜日军的《临溟破倭图》，是“麾下姜文佑目见其鏖战之状，写为此图……公孙某摹写一本，藏为子孙示，属跋于某”，[2]制作和流传脉络都与明代官员战勋图相近。而安邦俊（1573～1654）为殉节而死的赵宪（1544～1592）编辑《抗义新编》，包括“躬耕养亲图、礼宾师奴图、持斧伏阙图、徒步过岭图、请斩倭使图、清州破贼图、锦山死节图、七百义冢图”，[3]也与明代官员宦迹图类似，是依时序描绘事迹。这些李朝官员勋迹图的制作很可能是因为壬辰倭乱引发相关战勋图的制作与题写，而将晚明官员宦迹图与战勋图流传至李朝。为《抗义新编》书序的李廷龟（1564～1632），[4]就记有“吴游击宗道送帖于汉阴李相国，并送锦绢为两轴，求得东韩诸文士题咏……一则以游击东征凯旋，图画其事，题曰请缨奏凯二首”，[5]可见明人请朝鲜士人为其战勋图题咏的例子。虽然这些案例都与壬辰倭乱有关，但个人战勋图的影响可能延续至之后。作于17世纪后半期的《北关遗迹图帖》描画了朝鲜历代从吴延宠（1055～1116）到郑文孚共八位官员的相关战争事迹，[6]虽然收入人物的时代范围大，但以官员战迹为中心的做法，可能也是承袭晚明以来的风潮。
如果晚明这股描绘官员勋迹的流风播及邻近的李朝，就时间的同时性与地域的邻近性来看，同样与明朝接触频繁的满洲受明代宦迹图的影响应该也不令人感到意外。本章以皇太极（1592～1643）于天聪九年（1635）所完成依时序记录努尔哈赤事迹的“太祖实录图”为中心，首先还原其可能样貌以作为讨论其与晚明官员宦迹图关系的基础；进而与《太祖武皇帝实录》比较，论述“太祖实录图”与皇太极建构满洲意识之关系；最后比较“太祖实录图”与晚明官员战勋图的差异，尤其侧重“太祖实录图”战争母题的发展如何深化战图的表现，有效地呈现满洲开国的进程。[7]
一 还原“太祖实录图”
“太祖实录图”并未存世，但乾隆时期曾数次“依式重绘”“太祖实录战图”，留下数本学界因其封面题名“满洲实录”，而以《满洲实录》通称的乾隆“摹本”。[8]然而已佚天聪九年本的原始题名尚有争议，详见下文讨论；最早的汉文记载来自康熙时纂修的《大清文皇帝太宗实录》天聪九年八月乙酉条：“画工张俭、张应魁恭绘太祖实录图成，赏俭人口一户、牛一头，应魁人口一户。”[9]虽然《国朝宫史续编》亦称“高宗纯皇帝敬览乾清宫所藏太祖实录图，乃盛京旧本，特命依式重绘，一贮上书房，一恭送盛京尊藏”，[10]但“太祖实录图”的名称未必就是天聪九年制作时的题名。不过以下为区别方便起见，以“太祖实录图”称天聪九年本，乾隆重绘本则以《满洲实录》名之。学界一般认为乾隆朝重绘的《满洲实录》图绘应该保留了皇太极时代“太祖实录图”的样貌。[11]的确，乾隆朝重绘的《满洲实录》，与雍正和乾隆画院常见大幅改变所“摹”或所“仿”原本的院体风格很不一样，[12]应该可以接受是相当忠实的摹本，故本书也以乾隆朝重绘的《满洲实录》图画来推想“太祖实录图”的图绘表现。不过，《满洲实录》的文字与现存改缮自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编纂的《太祖武皇帝实录》十分接近，[13]《满洲实录》与“太祖实录图”的关系以及后者的原貌则都有待厘清。
关于“太祖实录图”最早的满文档案记录天聪九年“聪睿汗用先前英明汗实际经历的书文，命两个画匠张俭、张应魁画出。这项托付的事完成了；因为画的好，便赏了张俭两个人、一条牛；给张应魁两个人”。[14]虽然有学者将“实际经历的书文”译为“实录”并认为张俭与张应魁是为实录作画，[15]但陈捷先的满文直译可能更贴近实况。陈捷先认为“太祖实录图”是依据满文原档的内容绘制，也就是“太祖实录图”原来并无文字说明，而是以绘画为主描绘努尔哈赤事迹的画集。陈捷先的说法，和户田茂喜、山本守学、Walter Fuchs等相仿，[16]而与陶湘、今西春秋及三田村泰助的意见很不同。虽然众学者比对《满洲实录》与《太祖武皇帝实录》的文字时，都注意到两者基本上十分接近，差别只是《满洲实录》的汉文经过乾隆朝的润饰，满文的部分也做了若干调整，然而他们对于《满洲实录》与《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关系则有相当不同的判断。陶湘、今西春秋及三田村泰助皆相信“太祖实录图”与《满洲实录》一样图文兼有，而认为《太祖武皇帝实录》是将原来“太祖实录图”的图画去除后的结果，《满洲实录》的文字则是略为修订了原来“太祖实录图”的文字。[17]陈捷先和户田茂喜、山本守学、Walter Fuchs则认为原来的“太祖实录图”只有图画而无文字，《满洲实录》的文字实脱胎于《太祖武皇帝实录》。[18]
若只比对《满洲实录》与《太祖武皇帝实录》，上述两个说法的确都有可能，但参照其他史料整合来看，我相信陈捷先等学者的说法应该最接近“太祖实录图”的原貌。《国朝宫史续编》里“太祖实录战图”即归类于书籍的“图刻”类之下，与“盛京事迹图”和“平定伊犁回部全图”等战图并置，而非在“实录”的类别内。[19]可见分类上“太祖实录图”其实更接近以图画为主的“图刻”，而与“实录”类别所收《太祖高皇帝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等仅有文字且体例严明的正统实录不类。如此来看乾隆御制诗《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的注文“实录八册，乃国家盛京旧本，敬贮乾清宫，恐子孙不能尽见，因命依式重绘二本”，[20]以“重绘”称之；而文字的部分，在具体制作《满洲实录》时，乾隆四十四年（1779）于敏中（1714～1779）的奏文中提到的“前奉谕旨，令主事门应兆恭绘开国实录，图内事迹，应派员缮写，拟分清字、蒙古字、汉字，各派中书四员，在南书房恭缮，并轮派懋勤殿行走翰林一人入直，照料收发。报闻”，[21]不无《满洲实录》添入文字以说明“图内事迹”的语气。因此，陈捷先等学者将之解读为“太祖实录图”原来只有图画，乾隆令门应兆重绘为《满洲实录》，但为了说明图画，事迹的部分另派员从《太祖武皇帝实录》缮写，这样的说法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事实上一旦跳脱现存《满洲实录》图文皆有的框架，还原天聪九年的“太祖实录图”是仅有图画而无文字，并且厘清《满洲实录》乃结合“太祖实录图”的图画与《太祖武皇帝实录》的文字后，能够更精确地解读相关文献与后来的发展。前引满文档案“用先前英明汗实际经历的书文，命两个画匠张俭、张应魁画出”，便是两位画人参考关于努尔哈赤的文书记录来制作绘画，而非为其“实录”配上插图。天聪九年时是否称“太祖实录图”虽不可知，但由于是描绘努尔哈赤事迹的绘画，康熙纂修《大清文皇帝太宗实录》时以“太祖实录图”称之也不无道理。乾隆重绘时加入《太祖武皇帝实录》的文字，既让《满洲实录》有传统实录以文字为主的样貌，也与乾隆视《满洲实录》为“开国实录”而要“传之奕世，以示我大清亿万子孙毋忘开创之艰难也”的目的相合。[22]
尤其重要的是，《满洲实录》将“太祖实录图”与《太祖武皇帝实录》拼凑而成的特质，解答了何以《满洲实录》图绘与文字呈现相当不对称的关系。《满洲实录》共有八十三幅图，[23]极为不平均地穿插于八百多页之间，有时短短的文字条目配有数组图画，有时数十项文字叙述事件才有一幅图。不仅图绘与文字的配对比例混乱不一，文字与图绘的版面安排也无秩序，有时文字在前，有时图绘在先。[24]与其他的清代宫廷制作或是一般中国配有插图的书籍相较，《满洲实录》的设计原则混淆不清，既没有统一的版面规划，也没有一致的图文配置。之所以如此混乱，很可能就是因为硬要将原来只有图绘的“太祖实录图”与只有文字的《太祖武皇帝实录》拼凑在一起时，无法避免不协调的发生。换个角度来看，正是因为“太祖实录图”原来就是图册，而不是作为文字的插图。因此，《满洲实录》的图画比起《太祖武皇帝实录》更能清晰地勾勒出努尔哈赤的崛起过程与满洲渐形扩张势力的发展，详见后文论述。
总之，“太祖实录图”的原貌应该是只有图画而无文字的画册，是皇太极据努尔哈赤生平依时序选择重要事迹所作的图绘。从个人勋迹图在中国官员圈的盛行，和对境内商业作坊与境外朝鲜士人的影响来看，原来天聪九年所作的“太祖实录图”很可能就是此风潮的产物。陈捷先曾推测“太祖实录图”的制作，可能是因为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父子很喜爱《三国演义》，而明末《三国演义》有不少附图的刊本，受到其中插图的启发。[25]谢贵安则认为是因为“当时满洲社会文化水平不高，因此在修实录时，不得不附图而行”。[26]但是如果从明代中期以后官员勋迹图绘的流行来看，作为描画当代个人重要事迹的类型，并非“文化水平不高”的产物，而与“太祖实录图”更为接近。虽然相关资料十分有限，但从制作时间与流播东亚的角度而言，都可以将“太祖实录图”放在明代中期之后宦迹图与战勋图流行的脉络中来理解。皇太极纂修“太祖实录图”的时代，正是晚明宦迹图和战勋图制作的盛行期。事实上“太祖实录图”与战事进行时火速筹备刊刻的《剿贼图记》制作的时间几乎完全相同，如前所述，从《剿贼图记》可见晚明版刻的便利与战勋图制作的盛行，“太祖实录图”可以说也是在相同的脉络下完成，只是随着描绘主角身份的差异，而将官员专有的宦迹图转换为皇帝独有的“实录图”。虽然原来的“太祖实录图”与中国实录传统相去甚远，但从描绘人物事迹的角度而言，未尝不具实录的实质意义，也难怪康熙时《大清文皇帝太宗实录》会以“太祖实录图”称之。只是一直要到乾隆重绘并配上《太祖武皇帝实录》文字后，才转变为其要流传万世的“开国实录”。
二 《太祖武皇帝实录》、“太祖实录图”与皇太极对满洲意识的建构
以上虽然确认了天聪九年“太祖实录图”原来并无文字，但若将之与现存改缮自皇太极改元崇德时纂修的《太祖武皇帝实录》相较，更能看出“太祖实录图”的编辑意图。现存《太祖武皇帝实录》本身相当特殊，以下先讨论其与满洲意识建构的关系；再分析《太祖武皇帝实录》与“太祖实录图”所选择描绘的事件与事迹内容，论证“太祖实录图”更为清晰地呈现满洲认同与满洲开国史的进程。
《太祖太后实录》/《太祖武皇帝实录》
根据《满文老档》，皇太极于崇德元年编纂满蒙汉文《太祖太后实录》，但目前仅存《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文与汉文本。[27]学者普遍认为，现存《太祖武皇帝实录》是经多尔衮修改后顺治初期再改缮的本子，但多同意此本除了删除崇德本《太祖太后实录》的合称与多尔衮抹去其母事等外，与皇太极崇德本的原貌差别不大，[28]因此本书以现存《太祖武皇帝实录》来讨论皇太极崇德元年所修《太祖太后实录》。就纂修名目、体例与内容来说，《太祖太后实录》都与中国历代的传统实录十分不同。以纂修的名目而言，《太祖太后实录》特别举出太后的说法十分特别。陈捷先认为此与皇太极透过强调其母亲为正统皇后，来为自己继承努尔哈赤正名有关。[29]以体例来说，原本传统实录几乎每个年月日都有以皇帝为核心，从起居作息到文武官僚迁降与国家政治经济事件的记录，[30]在《太祖武皇帝实录》中却经常略过数月才有说明，且至甲申岁（1584）才依循传统实录将年月置于段落之首并逐条记载的方式。就内容来看，《太祖武皇帝实录》比起传统实录，所记录的征战尤多，纳妻、宥养、降服、朝贡、建城等政治、经济、社会事件比例较低。虽然这些差异可能与皇太极为自己的继承正名、早期材料的缺乏和努尔哈赤独特的生平有关，但是《太祖武皇帝实录》与历朝开国君主的实录相较，更见不寻常的做法。
相对于历朝开国皇帝的实录从庙号、族谱与出生异象和少年期为始，《太祖武皇帝实录》却自“长白山”、“满洲源流”与“诸部世系”开始，[31]而未直接记述努尔哈齐赤个人。这种做法显然过于特殊，之后乾隆重修《太祖高皇帝实录》时特地将之调整以符合传统实录的形式。例如《太祖高皇帝实录》删除了大部分的“诸部世系”，虽然大致保留了“长白山”与“满洲源流”的内容，但透过加上“先世发祥于长白山”等文句润饰，[32]使之与传统族谱相近，而不至于和正统实录差别太大。那么，何以皇太极纂修如此特殊的《太祖武皇帝实录》？首先，皇太极追封努尔哈赤为太祖并为其纂修实录，此举本身就有强烈的政治意图。过去中国各朝所修辑的实录都是以建元开国的皇帝为始，[33]但努尔哈赤在位时的称号是“汗”，[34]皇太极却在《太祖武皇帝实录》中称努尔哈赤是太祖（皇帝），显然试图透过努尔哈赤的封号“太祖”，将其定位成大清开国之皇帝。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努尔哈赤的国号是后金，皇太极也是到天聪十年改崇德元年才改称大清并自称皇帝，但终《太祖武皇帝实录》一书，完全未提及后金，显然刻意避后金而不用，而以满洲取代之。“满洲”一词在《太祖武皇帝实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太祖武皇帝实录》一开始就标举长白山与满洲源流：
长白山。高约二百里，周围约千里。此山之上有一潭，名他们，周围约八十里。鸭绿、混同、爱滹三江，俱从此山流出。鸭绿江自山南泻出向西流，直入辽东之南海，混同江自山北泻出向北流，直入北海。爱滹江向东流，直入东海。此三江中每出珠宝。长白山山高地寒，风劲不休。夏日环山之兽，俱投憩此山中。此山尽是浮石，乃东北一名山也。
满洲源流。满洲原起于长白山之东北布库里山下一泊，名布儿湖里，初天降三仙女，浴于泊。长名恩古伦，次名正古伦，三名佛古伦。浴毕上岸，有神鹊衔一朱果置佛古伦衣上。色甚鲜妍。佛古伦爱之不忍释手，遂衔口中。甫着衣，其果入腹中，即感而成孕。告二姊曰，吾觉腹重不能同升，奈何。二姊曰，吾等曾服丹药，谅无死理。此乃天意。俟尔身轻上升未晚，遂别去。佛古伦后生一男，生而能言，倏尔长成。母告子曰，天生汝实令汝为夷国主，可往彼处将所生缘由，一一详说。乃与一舟，顺水去即其地也。言讫，忽不见。其子乘舟顺流而下，至于人居之处，登岸折柳条为坐具，似椅形，独踞其上。彼时，长白山东南鳌莫惠鳌朵里，内有三姓夷酋争长，终日互相杀伤。适一人来取水，见其子举止奇异，相貌非常。回至争斗之处，告众曰，汝等无争，我取水处，遇一奇男子，非凡人也，想天不虚生此人，盍往观之。三酋长闻言，罢战，同众往观。及见，果非常人，异而诘之。答曰，我乃天女佛古伦所生，姓爱新觉罗，名布库里英雄。天降我定汝等之乱。因将母所嘱之言详告之。众皆惊异曰，此人不可使之徒行，遂相插手为舆，拥捧而回。三酋争长息争，共奉布库里英雄为主，以百里女为妻之。其国定号满洲，乃其始祖也。[35]
这种说明始祖源流地理与神话传说的做法，是原来中国实录中所没有的。以《明太祖实录》为例，虽然卷首将明太祖的祖先与黄帝子孙颛顼连上关系，[36]并述及祖先辗转迁徙的过程，但这仅能视为一般族谱撰写的格套。而且《明太祖实录》的做法是从明太祖出生之年为始，将族谱系于其后；相反的，《太祖武皇帝实录》则将“满洲源流”独立成一个章节。因此，满洲源流的记载是强烈的民族宣示，借由长白山三仙女与布库里雍顺的神话，宣称满洲是不同于汉族、蒙古族或其他族群，有独自民族源流的一个部族。之后详细列举的樊察、孟特穆与六祖等族谱，更是建立了自身的一套系谱，揭示了满洲独自的渊源。如此“满洲”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国家，而不再是努尔哈赤时代祖述金朝的金国。皇太极在《太祖武皇帝实录》一开始就运用神话建构了全新的“满洲”，与他废“女真”取“满洲”、舍“金国”改“大清”的新宣称，是配套的新历史建构。而《太祖武皇帝实录》以满文、蒙文、汉文三种文字分别书写，既宣示了满洲作为有别于蒙、汉的族群意识，也显示原来中国实录传统所象征的汉文化不足以代表满、蒙、汉所组成的大清帝国，[37]而必须以三种文字分书《太祖武皇帝实录》，以彰显满文与蒙文及其所属文化的重要性。
《太祖武皇帝实录》透过对“长白山”与“满洲源流”的诠释，赋予了满洲在东北的崇高地位。《太祖武皇帝实录》的满洲始祖传说将长白山三仙女与布库里雍顺作为爱新觉罗的系谱，结合了满洲与鸭绿江的两座圣山——长白山与布库里山，将满洲的始祖与两个地域的圣山联系起来，使之具有超凡的地位。[38]所有东北的部落因着与长白山的联系也都属于满洲一族，作为布库里雍顺后裔的努尔哈赤因此亦是长白山地区的共主。
《太祖武皇帝实录》进一步借由区分与定位不同部族，界定满洲与东北不同部落的关系。《太祖武皇帝实录》“诸部世系”列有呼伦国乌拉、哈达、叶赫、辉发四部，为不属满洲的“诸部”。而辽东的其他部落，如苏克素护河部、浑河、完颜、栋鄂、哲陈、长白山、东海窝集部等，则不列入不属满洲的“诸部”之中，暗示他们与满洲有较紧密之关系。《太祖武皇帝实录》字里行间的叙述也一再重复同样的立场，例如“满洲国初苏克素护河部内图伦城”，即预设这些努尔哈赤早期征战的各部原属满洲国之内。透过《太祖武皇帝实录》对不同部族的区分与定位，满洲自身与不同区域部落间的关系也就被界定出来。不过，原来与满洲关系较远的四部终究还是被纳入《太祖武皇帝实录》之中。虽然它们自成“诸部世系”一节，但同时也意味着它们的历史终究被收编纳入满洲的历史。就像之后随着努尔哈赤征服东北的进程，四部也一样全部纳入满洲的掌控之内。
除了“长白山”、“满洲源流”与“诸部世系”之外，《太祖武皇帝实录》的主要内容——努尔哈赤一生事迹——所勾勒出的满洲开国进程，也与满洲意识的建构有关。《太祖武皇帝实录》描述了努尔哈赤从复父祖仇开始、统一东北，到最后建元称帝对明朝作战的开国历程。然而，其中统一东北的过程耗时三十余年，但仅占约四分之一的篇幅，对明战争十一年的记录却占六成以上，可以说是皇太极为了投射其政治野心而建构出的崛起神话。对照柯娇燕（Pamela Crossley）对努尔哈赤的研究，他并不像《太祖武皇帝实录》中所呈现的具有很大的野心，而是一个有军事武力为后盾的渐进保守之部落企业主，只是在势力范围扩大后做出相应的改变措施，且无意将权力完全集中在个人身上。[39]因此，《太祖武皇帝实录》将努尔哈赤的一生等同于满洲开国的进程，也是皇太极满洲意识建构的一环。
同样的，《太祖武皇帝实录》形塑的努尔哈赤形象，与过去中国传统的开国君主十分不同，应该也与满洲意识有关。《太祖武皇帝实录》比起历代实录对于军事战争的描写，远较其他政治经济事件来得详细，而且在这些武力征服的记述中，太祖被塑造成一个武艺超群、英勇盖世的领袖。《太祖武皇帝实录》在描写努尔哈赤领军攻打东北诸部时，尤其凸显他卓越的武功与英勇事件。例如为其妹婿噶哈善复仇时，“众车缩首不能攻……太祖奋勇当前”；追杀尼堪外兰此杀父祖仇人时，“镞共中伤三十处，太祖不怯，犹奋勇射死八人，复斩一人”；兆佳城之役“太祖独入百人中，手刃九人”；或是太祖射箭术优于洞鄂部善射人钮翁锦。对比来看，明代实录所记述的明太祖，偏重的是其智取计谋或护民作为，强调的是传统圣王之仁智形象；《太祖武皇帝实录》却着重刻画出努尔哈赤的武勇形象。显然《太祖武皇帝实录》无意援用汉文化的仁爱标准，以“救人民于水火”等修辞来合理化战争。就像对明宣战的“七大恨”，强调的是复仇、公平、正义等对等互待的原则，一旦原则遭到破坏，武力就是当然手段。《太祖武皇帝实录》也是标举同样的崇武精神，以之为原则赞扬努尔哈赤。
“太祖实录图”
如果《太祖太后实录》/《太祖武皇帝实录》展现了强烈的满洲意识、对满洲开国史的诠释，以及满洲开国君主的武勇形象，制作时间较早的“太祖实录图”则更简要地揭示出皇太极所要宣示的意图。此处以满洲意识与开国史的讨论为主，关于努尔哈赤形象的详细分析见下节。首先，《太祖武皇帝实录》中占比不到百分之四的“长白山”与“满洲源流”叙述，在“太祖实录图”中却以近图绘数量十分之一的八幅描画之。[40]可以确认不见于中国正统实录的“长白山”与“满洲源流”，不仅是《太祖武皇帝实录》所刻意宣示的重点，更是“太祖实录图”强调满洲源起所不可或缺的。
就努尔哈赤从复仇、统一东北到对明作战的开国历程来说，虽然“太祖实录图”各阶段图绘数量比例与《太祖武皇帝实录》各过程篇幅比重大致相当，呈现相似的历史分期，但是“太祖实录图”所选取图画的事件，更清楚地勾勒出统一东北与对明战争两阶段战争性质的差别与进程。“太祖实录图”里削平东北诸部的图绘，除了军事之武力征服外，降顺典礼的描绘也不少，展现了此阶段既有军事的直接征服，也有招抚降顺仪式象征的“以德服之”。相对来看，对明战争期间，“太祖实录图”几乎没有描绘降顺典礼。而且对明作战的阶段，“太祖实录图”选择的图画均以对明朝的军事行动为主，除了几次与明朝有关的对蒙古战役外，其他收服零星东北部落的战役则全部省略，建国之后其他政治文化事件如移先陵与迁都沈阳等也完全未画。排除其他事件而集中在对明战争，“太祖实录图”选择的事件鲜明地勾勒出此一时期的重心是对明朝的军事征讨。
除了选择的事件外，“太祖实录图”对同一事件描绘的内容也较《太祖武皇帝实录》更清楚地呈现了从统一东北到对明战争之开国进程。削平诸部的图绘多半一场战役以一张图处理，但是对明朝征战的战役则经常分割成数图。例如萨尔浒山之役就由《太祖破杜松营》、《四王皇太极破龚念遂营》、《太祖破马林营》、《太祖破潘宗颜营》、《四王皇太极败刘前锋》、《四王皇太极破刘营》等数图来表现。用数张图画描绘一场战役的结果，一方面显现出战役规模的扩大；但另一方面，这些图的重心也就不再只是努尔哈赤个人之勋功，既显示满洲武力的扩张而不局限于其身，也将武勋分配到其他诸王，尤其是皇太极身上。这种强调皇太极武勋的做法，或许也与皇太极有意借由“太祖实录图”塑造自身武勇，以及攻伐明朝有功的形象有关。
因此，“太祖实录图”所选择的描绘事件与事件的内容，比起《太祖武皇帝实录》更清楚地揭示了皇太极宣示满洲意识，以及建构从努尔哈赤复父祖仇、削平诸部到攻取明朝辽东诸城的开国进程。尤其是努尔哈赤建元即帝位前后因征战对象不同而表现的差异，包括削平诸部期间并列军事征服与招降仪式，以武力与招抚双管齐下的征服方式适用于相近的部族，到对明征战的阶段则全以对明的军事攻伐为主，并且将对明战役分割成多图描绘，以满洲渐形扩张的武力攻取明朝辽东诸城。可以说“太祖实录图”较《太祖武皇帝实录》更为提纲挈领地展现了皇太极的政治意图。
三 “太祖实录图”对明代官员宦迹图与战勋图的转换
换个角度来说，就像乾隆重修《太祖高皇帝实录》时润饰了太过不正统的《太祖武皇帝实录》，皇太极所修《太祖太后实录》也可视作“太祖实录图”的修正版，不但完全删除中国正统实录未曾出现的图画，而且以文字记述相对“太祖实录图”而言更为完整的努尔哈赤事迹。甚至可以推测，正是因为中国传统实录的体例与范式无法展现皇太极所要强调的满洲意识、满洲开国史的进程与努尔哈赤的武勇形象，所以皇太极选择制作“太祖实录图”，后来则修订为 《太祖太后实录》。或者，“太祖实录图”制作时，也同时纂修较符合传统实录范式的《太祖太后实录》，而后者稍晚完成。无论如何，“太祖实录图”选择努尔哈赤重要事迹来描绘的方式，比起《太祖太后实录》，更直接地传达了皇太极的政治意图。
更重要的是，皇太极有效地转化了明代官员宦迹图，以建构满洲意识。如前所述，就制作时间与传播东亚的角度来说，依时序选择努尔哈赤事迹来描画的“太祖实录图”，都是着重主角身份与生涯事迹的图绘，而将官员的宦迹图转换为皇帝的“实录图”。两者选择的生平事件都包括身份进阶的指标，例如宦迹图有登科庆祝的会试琼林宴和拜恩于朝的金门待漏，“太祖实录图”有《恩格得尔来上尊号》和《太祖建元即帝位》。除了为官和登帝后的经历，也同样包括取得身份之前的征候，例如宦迹图有登科前的《兄弟读书图》（《题宫定庵四迹图》）、《庭闱受业》（《咏徐大夫素履十二图》），“太祖实录图”有《三部长率众归降》、《王格张格来贡》。甚至对于主角的祖先也不无描绘，例如宦迹图有《重闱具庆》描绘祖父母尚在之景（《梁梦龙恩荣百纪图册》），“太祖实录图”有描画先祖的《都督孟特穆计杀仇人》。上述这些生涯事件都与主角为官或为帝身份的取得相关，可见宦迹图与“太祖实录图”的关系。不过，为了进一步建构满洲意识，“太祖实录图”对宦迹图也有所转换。首先，“太祖实录图”所描绘的先祖并非与宦迹图主角一同生活过的祖父母，却是数世前中兴满洲的都督孟特穆。其次，“太祖实录图”最前与“长白山”和“满洲源流”相关的八幅，以近十分之一的篇幅描画满洲传说，显然与上一节所论述的满洲意识建构有关。再次，除了与太祖的为帝身份有关者外，“太祖实录图”还有如《太祖射柳于洞野》“连发五矢皆中”、《太祖独战四十人》等强调他武艺与英勇的事迹，应该也和皇太极提倡满洲骑射有关。[41]
更为特别者，则是“太祖实录图”战图的表现，除了在将领、战场与士兵的个别母题较晚明官员战勋图有长足的发展外，还透过母题的搭配与变化，更为有效地呈现满洲开国进程的叙事发展。首先，“太祖实录图”的主帅将领，已非明代战争图的文官形象，而是着戎装于战场中或指挥作战或带领士兵冲锋陷阵的武将。虽然“太祖实录图”沿袭明代战争图放大主帅的尺寸形象，并常有数名侍从举伞盖或军旗以表明其地位，甚至加上文字榜题以确认其身份，但是“太祖实录图”中的太祖等军事领导者，已经不再是如《三省备边图记》之《柘林破海寇图》（图2-1）中端坐于岸边一角着官服戴官帽的地方官，呈现出与其说是督战不如说是视察的形象。相反的，“太祖实录图”中的努尔哈赤和其他部将则完全是一派穿着战袍督军统帅的武将貌，他们身着盔甲、手握大刀弓箭，或是自画面一角望向战场作战，如《太祖阵杀刘渠》（图2-2）；或是领兵在前冲锋，如《四王皇太极败朱万良兵》（图2-3）。甚至在《太祖富尔佳齐大战》（图2-4）、《太祖战杀讷申、巴穆尼》（图2-5）等图中，可以见到援用明朝版画以夸张的骑马扭转身段来凸显努尔哈赤卓越武艺的表现。[42]因此，“太祖实录图”的将领图式不再只是明代战争图的文官，而是真正能引领士兵作战的军事将领。这种鲜明的武将形象，正是皇太极所欲建构的满洲崇武精神，与“太祖实录图”和《太祖武皇帝实录》强调努尔哈赤个人的英勇武艺是一致的。
图2-1 明 苏愚《三省备边图记》之《柘林破海寇图》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图2-2 清《满洲实录》之《太祖阵杀刘渠》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图2-3 清《满洲实录》之《四王皇太极败朱万良兵》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图2-4 清《满洲实录》之《太祖富尔佳齐大战》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图2-5 清《满洲实录》之《太祖战杀讷申、巴穆尼》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图2-6 清《满洲实录》之《太祖初举下图伦》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图2-7 清《满洲实录》之《三将围攻佛多和山城》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以战场来说，“太祖实录图”的场景比起明代战争图来得精简很多，并有效地传达出战场的基本状况。以攻城的场景来说，如《太祖初举下图伦》（图2-6）以画面右上角的攻城、前景掩映在山石后执军旗武器的满洲军队仪仗，以及左上方自山石后行来的骑兵三元素组成。透过此三元素，一则框围出中央努尔哈赤指挥攻城的画面空间，二则有效地传达了叙事的内容。同样的，《三将围攻佛多和山城》（图2-7）也是如此，山石的布排清楚地区分出三组将领以及攻城的行动。相较之下，明代《三省备边图记》的《永宁破倭寇图》（图1-15）中山石或城墙只是作为背景，城墙位于画面一角，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不仅坐落在山石背景之后，周围还绘上云烟缭绕，因此纯粹是布景的功能，没有积极的叙事目的。不过，“太祖实录图”的战争场景也没有像《平潮阳剧寇图》（图1-17）把城堡置放在画面的中心，将兵士围绕一圈以攻打之的夸张表现。可以说，“太祖实录图”是介于明代战争图简单布景与夸张表现的两个极端之间，借由将城墙置于一角，并加上满洲兵射箭架梯的攻城状，达成有效的叙事效果。同样的，“太祖实录图”的野战场景也很精简，除了必要的安排之外，绝大部分画面空间都是用来表现策马冲锋的满洲骑兵与溃逃、受伤、扑倒的敌兵。例如《四王皇太极破刘营》（图2-8）的画面基本上分为两半，左半运用简单的土坡草石将满洲兵士分为三组兵马，右半则完全没有额外的布景，而着重表现敌兵一片溃散貌。或是《太祖四骑败八百兵》（图2-9）左半以平坦土坡表现太祖四骑弯身拉弓，并在山石后加上军旗掩映的满洲仪仗以点出太祖的地位；右半则以河流悬崖等呈现出敌军渡水爬上崖壁溃逃之状。相对来看，《三省备边图记》的《安海平倭寇图》（图2-10），虽然大抵也可以区分出右半的明兵与左半的倭寇，但两者基本是在同一块平地上，二者的分别不若“太祖实录图”清楚。如此，“太祖实录图”的野战透过场景的布排，形成满洲士兵英勇冲锋与敌军败逃的清晰对照。
图2-8 清《满洲实录》之《四王皇太极破刘营》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图2-9 清《满洲实录》之《太祖四骑败八百兵》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图2-10 明 苏愚《三省备边图记》之《安海平倭寇图》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太祖实录图”满洲士兵与败溃的敌兵的清楚对比，还借由作战主体的士兵形象来加强。虽然《三省备边图记》就已表现明朝士兵奋勇戮敌与倭寇败退溃散，但是“太祖实录图”中的满洲士兵形象更为鲜明突出。“太祖实录图”中的满洲士兵无论是占多数的骑兵还是较少的步兵，形象均清晰一致，右腰间必定佩戴插着五支箭矢的箭袋，左手或举大刀或张弯弓。相反的，《三省备边图记》中的明兵形象因步兵与骑兵的差别而有很大的改变，反倒是倭寇穿着袒衣短裤的形象较为统一。而且“太祖实录图”中的满洲士兵经常组成群体，每一组各有一举着军旗的骑兵以示分别，分组的表现比起《三省备边图记》中的整群呈现显得更井然有序。相对于明代的战争图，“太祖实录图”俨然已经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战争图语汇，包括满洲士兵成组的骑射兵马，主帅将领鲜明的军事形象，满洲军队与敌军间明显的胜负对比，以及叙事性强但精简的战场布置。这些元素所建构的战争图像，满洲将领与士兵的阶层清楚，成组的兵马秩序井然，与败逃溃散的敌兵形成明显的对比。如此展现满洲军事纪律的“太祖实录图”，自然不会出现明代战争图如《平潮阳剧寇图》（图1-17）中所有兵士一起围攻而无法分辨主帅的夸张情景。
不仅如此，“太祖实录图”的战图还透过调整上述母题的细节，清楚地表现出削平诸部与对明战争的不同，尤其是攻城场景，两者的城墙刻画有别。东北诸部的城门构造都比较简单，例如《太祖初举下图伦》（图2-6）、《三将围攻佛多和山城》（图2-7）等，都是直线切割的长方形。城墙上只有一条长形的门框，城墙也都只是简单的一段弧形。相反的，明朝的城门还有砖砌的一圈框，城门上有牌楼，例如《太祖率兵克清河》（图2-11）、《太祖率兵克辽阳》（图2-12）等，并且还画出交叉呈直角的两面城墙，有时城垛边角还立了角楼，结构显得复杂许多。虽然两者的差异多少与实际的情形相关，但透过一致地表现两种不同类型的城墙，“太祖实录图”表现了两种不同的攻城场景，清楚地区分出前后期的差别。
除了攻城场景的差异外，“太祖实录图”也清晰地呈现出满洲征战东北诸部与对明战争之作战模式的不同。以野战的场景为例，“太祖实录图”描绘的东北诸部以骑兵射手为主，满洲对东北诸部的战争规模相对来说较小，画面中的士兵人数较少，主帅个人冲锋建功的描写也较多。相反的，“太祖实录图”所刻画的明朝军队组织化程度较高，具有一定的阵式、战术，通常以枪炮兵或战炮车为首，而溃败的明兵阵容里也经常散落着炮具枪架。而且“太祖实录图”表现得对明战役规模较大，如《太祖阵杀张承荫》（图2-13）、《太祖破马林营》（图2-14）等图，满洲将领或位居画面边角，指挥大队骑兵策马冲阵，或与骑兵群一起向前冲杀。将领个人独秀的小规模战局不再，转变为众军一齐冲锋陷阵的盛大战况。
“太祖实录图”所展现的前后作战方式之改变，一方面凸显统一东北与对明作战在战争规模与攻伐对象所用武器和战式上的不同，另一方面也呈现满洲本身军队的组织变化。与建元前的《太祖率兵伐乌拉》（图2-15）相比，“太祖实录图”描绘努尔哈赤建元后的战役，如《太祖兵进范河界》（图2-16）、《太祖略蒲河懿路》（图2-17）对于满洲行军队伍的描画，均以一组组举旗的骑兵，成列并排地骑行于山石之间，来展现队伍整齐的行军阵容。这种军伍表现，应该与《太祖武皇帝实录》所强调的八旗有很大关系。《太祖武皇帝实录》在描述努尔哈赤削平东北部落后，随即说明满洲军队组织的相应变化，除了从原来的四旗增加为八旗外，行军与作战方式上也建立了一套新的准则，重点在于军队管理、赏罚分明之军律与攻战时对将士奋勇冲锋之期待：
图2-11 清《满洲实录》之《太祖率兵克清河》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图2-12 清《满洲实录》之《太祖率兵克辽阳》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图2-13 清《满洲实录》之《太祖阵杀张承荫》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图2-14 清《满洲实录》之《太祖破马林营》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图2-15 清《满洲实录》之《太祖率兵伐乌拉》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图2-16 清《满洲实录》之《太祖兵进范河界》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图2-17 清《满洲实录》之《太祖略蒲河懿路》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行军时，若地广则八固山并列，队伍整齐，中有节次。地狭则八固山合一路而行，节次不乱。军士禁喧哗，行伍禁纷杂。当兵刃相接之际，披重铠执利刃者，令为前锋。披短甲善射者，自后冲击，精兵立于别地观望，勿令下马，势有不及处即接应之。预画胜负谋略，战无不胜，克城破敌之后，功罪皆当其实。有罪者即至亲不贳，必以法治。有功者即仇敌不遗，必加升赏。用兵如神，将士各欲建功，一闻攻战，无不忻然。攻则争先，战则奋勇，威如雷霆，势如风发。凡遇战阵，一鼓而胜。[43]
在记述纪律严明的满洲八旗之后，《太祖武皇帝实录》接着就记述努尔哈赤建元即帝位的事迹，仿若在强大八旗的基础上，满洲得以开国发展。而《太祖武皇帝实录》中对统一东北后八旗的出现与满洲战争变化之强调，也可在“太祖实录图”中见到。相应于《太祖武皇帝实录》一再以“满洲兵拆城竖梯攻之，不避锋刃跃入”、“我兵仰射冲杀，直破其营”、“我兵布战车云梯……我兵竖梯、拆城垛，摧锋而入”等方式描写对明战争的过程，“太祖实录图”对明战图的攻城场景，便是表现满洲军士以战车、仰射或云梯等组合，攻破明朝结构坚实的城垛。甚至《太祖克沈阳》（图2-18）与《太祖率兵克辽阳》的画幅延伸到三四页，呈现出大规模战争中，兵士冲锋与竖梯作战等的合作细节。不论是《太祖武皇帝实录》还是“太祖实录图”，征服东北部落时强调的是太祖个人的超群武艺与奋勇当先；到了对明战争时，相应于明朝的坚城与炮队，突出表现的则是满洲兵士有组织地冲锋陷阵，重点在于八旗军队的指挥管理与合作。
图2-18 清《满洲实录》之《太祖克沈阳》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因此，“太祖实录图”的战图比起明代官员战勋图，在战争母题与满洲开国进程的叙事表现上，皆有长足的发展。不仅以满洲士兵与将领形象、满洲军队与敌军的对比，以及叙事性精简的战场布置等元素，呈现出满洲兵将阶层清楚与军队秩序井然的战争图像，与败逃溃散的敌兵形成明显的对比；透过城墙结构、战争规模、攻伐对象的武器与战式选择，以及满洲军队组织与作战模式的变化，也清晰地描绘出满洲征战东北诸部与对明战争之进程。从“太祖实录图”对战图母题与叙事表现的注重，可以说“太祖实录图”对战争的概念与想象，比历代战争图要丰富许多。明代战争图如《三省备边图记》着重表现的是敌我的激战，虽然显示了战场不同地形的区别，但对于呈现军队组织或作战模式的差异几乎是毫无兴趣。相反的，“太祖实录图”对于战役的规模、攻打不同城墙的差异、军队的阶层和组织等都有所注意，并透过描绘其中的差别，展现削平各部与对明作战的开国历程。
小结
透过确认“太祖实录图”本无文字、仅有图画的原貌，本章论述“太祖实录图”作为晚明官员宦迹图与战勋图盛行下的产物，与皇太极对满洲意识的建构息息相关。不论是以近十分之一的篇幅描画满洲传说，还是战图在战争母题与叙事表现上的发展，“太祖实录图”都有别于晚明官员战勋图。从其选择描绘的事件与战图的呈现来看，“太祖实录图”已经不只是努尔哈赤个人事迹的图册，还是皇太极对满洲开国英雄与开国史的投射。
只是，若就康熙朝回归到更为接近汉人皇朝体例仅有文字的《太祖高皇帝实录》，或是皇太极之后的清帝都未延续如此将官员的宦迹图转换为皇帝的“实录图”之激进做法来看，“太祖实录图”作为清宫转换明代士大夫宦迹图的第一波尝试，或许不能说是成功。一直要到康熙朝，转化明代士大夫视觉文化以建立皇清文化霸权的尝试才真正开花结果，而为之后的乾隆皇帝继承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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