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战勋与满洲：“太祖实录图”与皇太极对满洲意识的建构.2
[1] 《征倭纪功图》的部分彩图，见Bradley Smith and Wan-go Weng，China：A History in Art（London：Studio Vista，1973）。陈邦植：《陈璘明水军都督의 征倭纪功图 再照明》（明水军都督陈璘的征倭纪功图再照明），东邦企划，2000；陈邦植：《陈璘提督과 임진왜란 종결》（陈璘提督与壬辰倭乱的终结），东邦企划，1998。感谢具世雄协助取得二书。개리 레드야드（Gary Ledyard）：《〈壬辰征倭图〉의历史的意义》，《新东亚》第172期，1978年，第302～311页。感谢李定恩协助摘要整理与翻译。另有邢玠《大破日师战绩图轴》，藏于山东省博物馆http：//imgsrc.baidu.com/baike/pic/item/bbe0d311380f2041b8127b72.jpg，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10月30日。
[2] 吴熙常：《老洲集》卷十五《题跋·临溟破倭图跋》：“公麾下姜文佑目见其鏖战之状，写为此图，传之至今……公孙某摹写一本，藏为子孙示。属跋于某。”收入《韩国文集丛刊》第280册，景仁文化社，1996，第322页。
[3] 赵宪：《重峰集》卷首《跋·书抗义新编图后》，收入《韩国文集丛刊》第54册，景仁文化社，1996，第132页；安邦俊：《隐峰全书》，收入《韩国文集丛刊》第81册，第434～435页。
[4] 安邦俊：《隐峰全书》卷三十五《抗义新编·书抗义新编图后》，第433页。
[5] 李廷龟：《月沙集》卷四《甲辰朝天录上·癸卯冬朝廷遣御史巡试西方箕城大同，江上与方伯聚一道兵习阵试才于江冰上，方伯金守伯令公图其形为屏，以记胜事，求余为题，遂赋短律》，收入《韩国文集丛刊》第69册，第275页。
[6] 高丽大学博物馆藏，http：//museum.korea.ac.kr/html/gallery.htm，最后访问日期：2009年8月23日。感谢具世雄告知并协助取得相关资料。
[7] 本章第二节与第三节的部分，是据笔者的硕士论文改写而成。马雅贞：《战争图像与乾隆朝（1736～95）对帝国武功之建构：以〈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2000。
[8] 清代文献有时称之为“开国实录”，例如《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〇七五、一一三〇，华文书局，1964，第11页下栏、第19页上栏。《满洲实录》有乾隆四十四年重绘的两本：一为上书房本，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另一为盛京崇谟阁本，现藏辽宁省档案馆。乾隆四十六年再度重制，送承德避暑山庄收藏，今佚。另外，辽宁省档案馆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各藏有一满汉合璧写本，只有正文，无其他说明文字或图像，制作时间不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华书局：《影印说明》，《清实录·满洲实录》，中华书局，1986，第2页；程大鲲：《辽宁省档案馆藏〈满洲实录〉版本探析》，收入武斌主编《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第一辑，中华书局，2005，第141～144页。目前所知最佳的影印出版品或为辽宁省档案馆2007年的重印本，然尚未及见；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1930年辽宁通志馆据旧钞本影印者，为笔者所见图版质量最好的出版品，本书插图均采自此本；唯其中仅录中文文本（据笔者所知，此版本仅见于海外收藏，如东京国会图书馆、莱顿大学图书馆、加州大学伯克利与洛杉矶分校图书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图书馆、布朗大学图书馆、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辽宁省档案馆编《满洲实录：满文、汉文》，辽宁教育出版社，2012；孙成德：《满洲实录：满文、汉文、蒙文三体》，辽宁省档案馆，2007；佚名编《满洲实录》，辽宁通志馆，1930。
[9] 《大清文皇帝太宗实录》卷二十四，华文书局，1969，第22页。
[10] 庆桂等编纂《国朝宫史续编》卷九十七《书籍二十三·图刻一》，左步青点校，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第956页。
[11] 例如陈捷先《略述〈满洲实录〉的附图》，收入冯明珠等《空间新思维──历史舆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台北故宫博物院，2008，第151～172页。杨勇军最近的文章则认为《满洲实录》的前六幅图是乾隆时期所伪，主要的根据之一是《国朝宫史续编》卷九十七关于“太祖实录战图”的记录为“七十七图”，与现存《清实录·满洲实录》的八十三幅不符（辽宁省档案馆藏的二体本则有八十二组图，所缺为《清实录·满洲实录》的首幅《长白山》，不过二体本的图绘标题与《清实录·满洲实录》的汉文名词差别颇大，两者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他否定松村润等学者认为是《国朝宫史续编》编者计算错误的说法（不过现代学者对于《满洲实录》图绘数目的计算错误也很多，此处不详列），而提出现存《满洲实录》较《国朝宫史续编》记录所多出的六幅，为《满洲实录》最前关于满洲开国神话的六幅图。他认为这六幅图不可能是皇太极天聪九年所绘，而是乾隆时所添加。杨勇军：《满洲实录成书考》，《清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99～111页，感谢黄一农告知此文。然而，《满洲实录》在最初 《太祖初举下图伦》之前的开国图绘不止六幅，而应包括第七幅《都督孟特穆计杀仇人》与第八幅《满洲发迹之处》。计算或登记错误在现代难免发生，《国朝宫史续编》的记录或也未尝不是如此。数目之外关于前六幅是否可能是皇太极天聪九年所绘的讨论，详后。
[12] 关于清宫仿画，可参见陈韵如《制作真境：重估〈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在雍正朝画院之画史意义》，《故宫学术季刊》第28卷第2期，2010年，第1～64页；林焕盛：《丁观鹏的摹古绘画与乾隆院画新风格》，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1994，第59～100页。
[13] 根据《满文老档》，皇太极于崇德元年编纂满蒙汉文《太祖太后实录》，目前仅见《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文本三卷（原为四卷）与汉文本。学者普遍认为现存《太祖武皇帝实录》为多尔衮修改后再于顺治初期所改缮之本，但也同意除了删除崇德本《太祖太后实录》的合称与多尔衮抹去其母事等，“更动的内容似乎也不多”，与皇太极崇德本的原貌可能差别不大，因此下文仍以《太祖武皇帝实录》来讨论皇太极崇德元年所修《太祖太后实录》。陈捷先：《满文清太祖实录的纂修与改订》，收入氏著《满文清实录研究》，大化书局，1969，第35～37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中华书局，1990，第1698～1702页。
[14] 原文见台北故宫博物院编《旧满洲档》，台北故宫博物院，1969，第4415页。此处的翻译采用陈捷先所译，见陈捷先《略述〈满洲实录〉的附图》，第154页。松村润的译文亦接近陈捷先：“淑勒汗委任张俭、张应魁二画匠，按照记述先祖英明汗行事之书。”松村润：《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考》，收入常江编辑《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第44页。
[15] 例如，大陆学者译为“二画匠张俭、张应魁受命为皇考赓音汗实录作画毕，以其所绘称优，苏勒汗赏给张俭人一对、牛一头，赏给张应魁人一对”。关嘉录、佟永功、关照宏译《天聪九年档》，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第100页。
[16] 户田茂喜、山本守学与Walter Fuchs的说法，参见今西春秋《滿洲の實錄》，日满文化协会，1938，第19～21页。本书完稿后，方阅祁美琴、强光美编译满文《满洲实录》的前言，其中有更多学界关于《满洲实录》的研究讨论。虽然在此已无法全面参阅和回应，但此章针对部分学者意见的思考或仍有效，本书的立论或也仍可补充既有之研究，期待未来更多的交流和讨论。祁美琴、强光美编辑《满文〈满洲实录〉译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第1～27页。
[17] 三田村泰助：《清太祖實錄の纂修》，收入氏著《清朝前史の研究》，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会，1965，第363～380页；今西春秋：《滿洲の實錄》，第19～21页。三田村泰助进一步认为《满洲实录》依据的是天聪七年十月以后，皇太极谕旨编的实录无圈点老档或是汉人官僚称的“金字日记”。
[18] 陈捷先：《略述〈满洲实录〉的附图》，第152～157页。
[19] 庆桂等编纂《国朝宫史续编》卷九十七《书籍二十三·图刻一》，左步青点校，第956～961页。卷七十五为“实录”。
[20] 清高宗御制，董诰等奉撰《御制诗集·四集》卷七十七《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影印，第550页。
[21]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〇七五，第11页下栏。
[22] 清高宗御制，董诰等奉撰《御制诗集·四集》卷七十七《敬题重绘太祖实录战图八韵》，第550页。谢贵安认为天聪九年“太祖实录图”为当时正在纂修的图文并具《太祖太后实录》之阶段性成果，经顺治朝去图而成《太祖武皇帝实录》，图文并具的《太祖太后实录》原本被废弃，藏盛京翔凤楼，移贮北京乾清宫时改为《开国实录》，乾隆重新发现原本后重缮重绘为《开国实录》。上文已讨论《太祖太后实录》未必是图文并具，“太祖实录图”改名为《开国实录》更可能是乾隆所为。本书第六章第二节即提供了乾隆后期一连串强调满洲开国战绩的作为，这样的脉络应较移贮时理由不明的更名说法来得可信。谢贵安：《清实录研究》，第159～180页。
[23] 关于《满洲实录》图绘数目的说明，参见本章注11。
[24] 据松村润引山本守学的报告，后者提到盛京崇谟阁所藏的满汉二体《满洲实录》卷一末的《太祖宥鄂尔果尼罗科》，在三体本《满洲实录》则在卷二开头。松村润：《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考》，第50页。倘若如此，也可见图文配置因拼凑而成所产生的混乱。
[25] 陈捷先：《略述〈满洲实录〉的附图》，第170～171页。另参见陈捷先《努尔哈赤与〈三国演义〉》，收入氏著《清史论集》，东大出版社，1997，第65～80页。
[26] 谢贵安：《清实录研究》，第159页。
[2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第1698～1702页。
[28] 陈捷先：《满文清太祖实录的纂修与改订》，第35～37页。
[29] 陈捷先：《满文清太祖实录的纂修与改订》，第28～29页。
[30] 谢贵安：《明实录研究》，文津出版社，1995，第303页。
[31] 松村润原先认为现存顺治重修《太祖武皇帝实录》的满洲开国神话，均为顺治时添加。后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初内国史院档《英明汗实录全十七卷》（敖拉译）发现后（松村润译为《太祖纪》，并认为是天聪年间成书；石桥崇雄则译为《先ゲンギェン=ハン贤行典例》，并认为是天聪年间编写但成书于崇德初期），因书中即有从三仙女传说到樊察的内容，而修改了他先前的说法，认为满洲开国神话从三仙女到樊察的部分是天聪年间即有。松村润：《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考》，第46～49页；松村润：《清朝开国神话再考》，收入柏桦主编《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五暨韦庆远教授七十华诞学术论文合集》，黄山书社，1999，第195～203页；石桥崇雄：《清初入關前の無圈點満洲文档案“先ゲンギェン=ハン賢行典例”をめぐって──清朝史を再構築するための基礎研究の一環として─》，《东洋史研究》第58卷3号，1999年12月，第52～83页；敖拉：《从〈旧满洲档〉到〈满文老档〉──1626年之前满蒙关系史料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大学，2005，第89页；松村润：《明清史论考》，山川出版社，2008，第242～255页。不过，松村润一直坚持长白山的条目是顺治朝重修时后加的看法。他认为满文本《太祖武皇帝实录》关于长白山的记载是来自《大元一统志》。他观察长白山的记载写于满文本《太祖武皇帝实录》第一页正背两面，但背面仅一行而后全为空白，故推测可能是后来加在第二页满洲源流之前。而汉文本正本的第一卷第一与第二页，也是被抽出来之后补写进去的。他并认为以长白山被定为满洲发祥圣地的说法到康熙时才固定下来，此说在之前的满文老档均不可见，因此认为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康熙重修太祖实录时要润色长白山部分的原因。松村润：《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考》，第47、49页；松村润：《明清史论考》，第246页。然而，仅仅依据满文本《太祖武皇帝实录》的长白山记录在第一页背面只有一行，就推测是后添，证据并不充分。即便汉文本第一与第二页是抽出补写，两页记录的除了长白山还有部分的三仙女神话，也不足以证明长白山是后加。康熙的润色，则与此说何时成立并无直接关系。因此，松村润怀疑长白山条目并非皇太极时期即有，而是顺治时才添加的说法，只能说是一种可能，而没有确切的证据。换个角度来看，皇太极时期就有长白山条目的可能性或许还更高。一则不论在《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文本与汉文本，还是之后的《太祖高皇帝实录》和《满洲实录》中都很短，可以说正因为此记载原就不长，所以《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文本第一页背面的第一行之后就是空白，而非后来所加。二则如果皇太极时建构了三仙女到樊察的满洲开国神话，是他废“女真”取“满洲”、舍“金国”改“大清”的新宣称，那么长白山的部分为什么不也是同时期为创构满洲意识形态的产物？反过来说，何以顺治时要新添长白山的记载？合而观之，虽然目前所见满文老档没有记载，但也没有确凿证据可以证明长白山条目是顺治时新添。相反的，此说作为皇太极建构的满洲开国神话之一部分，并无突兀之处。因此，我倾向于视此长白山条目与其他大部分《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内容一样，多是顺治时重缮自皇太极《太祖太后实录》而来，而非顺治时所新添。
[32] 《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中华书局，1964，第1页。
[33] 仅有金朝曾修纂祖宗实录，记录始祖以下十帝事迹，但今已不存。见谢贵安《明实录研究》，第24页。
[34] Pamela Kyle 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9），177.
[35] 《大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实录》，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36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据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民国二十一年（1932）北平故宫博物院铅印本影印，第227页。
[36] 《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第0001页。
[37] Pamela Kyle 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185-192.
[38] Pamela Kyle 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201-202.
[39] Pamela Kyle 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135-176. 不过柯娇燕对努尔哈赤的研究，主要是依据《满洲实录》的文字。但由于《满洲实录》的文字与《太祖武皇帝实录》的文字大抵相近，所以其论述也大致可以接受。
[40] 包括《长白山》、《三仙女浴布勒瑚里泊》、《佛库伦成孕未得同升》、《佛库伦临升嘱子》、《三姓奉雍顺为主》、《神鹊救樊察》、《满洲发迹之处》共八图。杨勇军认为上述前六幅图不可能是皇太极天聪九年所绘。首先，关于《长白山》，他引用的是松村润较早的说法。笔者对松村润之说的讨论，详见本章注31。其次，杨勇军认为第二到第四图关于三仙女与含果受孕的神话，是天聪九年五月初六才从穆克什克听来，皇太极不可能立即全盘接受，而绘于八月初八完成的“太祖实录图”之前。杨勇军并引程迅的研究，认为“三仙女传说是清统治汉化已深之后比附殷之玄鸟生商受命于天的故事”，因此天聪九年描绘此三图的可能性很小。然而，程迅驳斥清末民初学者认为三仙女传说比附殷玄鸟生商的说法。程迅一方面比对穆克什克的说法与《太祖武皇帝实录》，认为两者“不仅情节大有出入，而且思想宗旨亦相去甚远”，后者“未必是在穆克什克所讲的传说基础上发展的”；另一方面推测《太祖武皇帝实录》的三仙女部分是因皇太极时代汉臣参与编纂，所以风格迥异于满文老档。程迅：《“三仙女”是女真族的古老神话吗？》，《民族文学研究》1985年第4期，第118～127页。杨勇军又引松村润于1993年的研究，认为第五与第六图是顺治年间缮修《太祖武皇帝实录》时才添加的。然而，本章注31已经提到松村润之后的研究，已经运用了新的档案而修正了他之前的说法。因此，杨勇军认为此五图不可能是皇太极天聪九年所绘的说法应不成立。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清初内国史院档《英明汗实录全十七卷》最末提到，皇太极文臣商量以努尔哈赤事迹制作帝鉴图。可见除了个人勋迹图外，皇太极朝汉臣对晚明图像挪用的另一例子。关于明代帝鉴图说的研究很多，最新研究参Li-chiang Lin，“The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Rulership in the Ming Dynasty（1368-1644）— A Look at the Dijian Tushuo（Illustrated Arguments in the Mirror of the Emperors），” in Dieter Kuhn and Helga Stahl eds.，Perceptions of Antiquity in Chinese Civilization（Heidelberg：Edition Forum，2008），321-359。
[41] 王钟翰：《国语骑射与满族发展》，《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2期，第10～25页；收入王钟翰《清史新考》，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第62～73页。
[42] 例如《残唐五代传八卷》的插图《彦章智杀高思继》，图版见台北中央图书馆编《明代版画艺术图书特展》，台北中央图书馆，1989，第141页。
[43] 《大清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实录》，第227页。关于八旗形成的研究，参见Mark Elliott，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56-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