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风从西方来.2

19世纪50年代后期，王韬的另一个朋友在当时更为有名，他是龚自珍的儿子龚橙。龚橙自幼好学，天资绝人，于藏书无所不窥，科举不售之后，将乃父的狂傲性情发扬光大。后受雇于英使威妥玛。晚号龚半伦，自谓无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而尚爱一妾，故谓半伦。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据说他就是向导，后来被学者考证纯属供造谣用的扯淡，完全是因为当时的文人看不惯他而向他泼脏水。和这位潦倒的世家子弟交往，对王韬的失衡郁闷的心理起到相当大的抚慰作用。他们都是王韬的精神按摩器。

这群在当时社会得不到尊重的人，美国历史学者柯文给他们贴了一张恰当的、具有时代特色的人群分类标签——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他说：

他们在中华世界的边缘活动。起初，他们的工作对中国主流中的种种事件似乎几无影响，但最终他们所提出的东西却与中国的实际需要逐渐吻合。直到这时，他们才渐次得到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自尊。30

长毛状元

“每年春天来临的时候，我总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似的；等到春天整个过去，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电影《立春》里热心改变命运的乡村音乐教师在动荡的绿皮列车里怨怼怅惘的独白，王韬要是听到了大约会泪奔，当然，他没听到。

王韬在墨海书馆里郁闷了13年，和他的东家麦都斯在上海待的时间长度一样。漫长的13年，王韬改变命运的焦灼之心从未改变。

不止一次，他试图洗手上岸，为自己谋一个意念中的人生正途。在1856年，他鼓起勇气，在丢弃八股帖括十年之后居然重返昆山参加科举岁考，然而仓促上阵的结果，除了号房枯坐、不知所云之外，一无所获。三年之后，不死心的王韬再赴考场，结果更加糟糕，自此之后，他再也没有机会走进考场搏一个正途出身。

就在这期间，太平天国的动乱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大清帝国跳不出“王朝中期赋税暴增律”，经过200年的统治，清政府官僚机构叠床架屋，财政开支越来越大，各级官吏侵吞挥霍，赋税、徭役不断加重，当顺从和反抗的成本相抵时，各地民变就会此起彼伏。不期而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战争赔款、鸦片贸易造成的白银外流，税收的抽水机进一步加大马力，更大的变乱接踵而来。中国农民起义，宗教总是起到联络、动员和组织的作用，这一次，起义领袖穿上了基督教的外衣。

太平天国造反者与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其他农民运动不同，它不仅向王朝统治者，而且向整个传统秩序挑战。就此而言，最好将他们称为革命者，而不是造反者。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基督教《旧约全书》、儒教乌托邦、性禁欲与原始共产主义的古怪熔冶。31

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王韬都是这场战乱的旁观者和记录者。直到战争迫近上海，他才以上书的方式介入这场战争。他曾两次提交特别条陈，每条十款，其中不乏创意之处，如“领兵员弁须用外国武官，藉以钳制也”，清军后来组建洋枪队，明显从中受到启发。在第二次条陈中，最富新意的是他的游击战略，“诱贼深入而设计歼之也”，“侦贼出没之时而击其无备乘其疲乏也”32，如果历史真的给他机会，他会不会成为游击大师真的很难说。

条陈中也不乏蛇蝎一样的毒计。他注意到，当太平军占领一个村庄时，如果村民供给钱物，便严禁抢掠烧杀。村民为了保护生命和可怜的家产，不得不解散团防，不再与太平军对抗。对他们来说，太平军与清军又有什么不同呢？捍卫名教的大义只有知识分子才懂。为防止平民滑向太平军，王韬建议民团首领装作普通村民向叛军献物，然后袭击叛军。这样，当村民真的献物时，叛军也会怀疑诈降而杀掉村民，村民也将丧失对叛军的信任而死战到底。

王韬的这些妙计或毒计没有给他换来一官半职，仅仅收获一点微不足道的“润笔费”。他甚至旁敲侧击地“邀官”，但僵化的官僚体制和擢才方法如同围墙，墙里的人都想太平无事做“宅男”，即使是天下大乱，墙外的人也只能挠墙而不能翻墙。

投书之路行不通，他试图建立“实功”来获得当轴对他的承认，组织团练与太平军对垒，可惜草草拉起的队伍根本抵挡不住剽悍的太平军，不得不脚底抹油溜回上海。纸上谈兵头头是道，一遇实战便逃之夭夭的做法引起了当地官员的非议和不满，王韬在上海也难以立足，决定回到家乡去进行一项新的冒险。

这次冒险让他彻底冒犯了清廷，从此人生改道。

当清廷的大门对王韬关闭的时候，太平天国的大门却向王韬打开了。在异质文明冲击下的上海待了十多年，王韬内心的道德准则处于一种混乱游移的状态，就像一个多角恋人，不知道究竟心属何处。他参加基督徒的礼拜，但他对教义的忠诚度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闪烁其词，讳莫如深，他到底是不是教徒成为后世学者挠头的难题。既然成为清廷大人物的梦想已经破灭，为什么不能转过身来尝试另一种可能呢？那个阵营所信奉的上帝他可能比他们更为熟悉，更何况那个阵营在惨烈的内讧之后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他们攻破了清军设在南京郊外的江南大营，乘胜拿下了常州、苏州，逼近了上海。当听说从前认识的一个朋友成为太平军的第二号领袖人物时，到底向哪个方向忠诚，在王韬的心里成为一个相持不下的难题。

朋友名叫洪仁玕，是太平军领袖洪秀全的族弟。起义在广西金田爆发的时候，他在广东，他试图加入起义队伍，但因遭到朝廷缉拿，不得不避难香港。在四处流亡期间，他学习了基督教教义并且受洗。两年后来到上海，希望与南京的太平军联络，但希望落空，只得暂时滞留等待时机。这期间，教徒洪仁玕与伦敦布道会来往密切，每日都跟随麦都斯读经一小时。此时的王韬正是麦都斯的华人助手，不可能不认识洪仁玕，他曾在日记里留下记录：“晚往洪客斋，期读《圣经》一章。”寥寥数字虽然没有透露他们交往的程度，但短短几年之后，找到组织的洪仁玕在太平军中的迅速崛起促成了他试探的冲动。

1861年3月至4月间，他陪同一批外国传教士到南京游历，结识了一些太平天国官员，传教士和太平军的多封来往信件都由他执笔拟就。当他回乡居住时，名为侦贼，实际上与太平天国的基层官员往还揖让，随后又结识了太平天国苏福省民政长官刘肇钧。1862年2月2日，王韬再也按抑不住对新政权上策图功的冲动，化名“黄畹”向刘肇钧上书一封33，并请刘肇钧阅后转呈忠王李秀成以资决策。

这封信中，王韬建议太平军停攻或缓攻上海，避免与上海的外国人发生直接冲突，让他们保持中立，太平军应全力对付清军，占领上海上游的城市和区域，控制上海周边的粮食供应基地，上海自会不战而降。王韬的这个战略构想以退为进，因为他认识到外国的军事力量令人生畏，轻易碰不得，尤其要防范他们与清军结成联盟。太平军如果急于进攻上海，无论成败，都会促成洋人站到清军一方而增加敌人。

这封信历来为研究太平天国的史家所重视，如果信中的战略部署得到实施，太平天国的命运或许能得到实质性改观。

但是，这封上书的最后读者不是李秀成而是李鸿章。

同治元年三月六日（1862年4月4日），清军、华尔洋枪队及部分英法军队会攻上海外围王家寺太平军营垒，刘部不支败退。清军攻占后在搜查中发现了这封题为“上逢天义刘大人禀”的书信。原来刘肇钧军务繁忙，根本没有把这封信递上去。这封信被上交到北京的总理衙门，呈递到李鸿章的手中，李阅后大惊，在致曾国藩的信中说：“新阳秀才上忠逆一书颇得贼与西人交接之情”34，处处击中清廷要害。上海当局很快查出黄畹就是王韬，别以为换个马甲就认不出你了。

4月25日，清廷降下谕旨：“逆党黄畹为贼策划，欲与洋人通好，与军务殊有关系。……至该逆所称派乱党与赴洋泾浜潜住，并勾结游民作内应，计殊凶狡，并着李鸿章、薛焕严密防范。黄畹是否见匿上海，或窜赴他处？着曾国藩等迅速查拿！毋任漏网！”35

5月初，王韬返回上海，险遭逮捕，逃进英国驻上海领事馆避难。这时上海领事正是前雇主麦都斯的儿子麦华陀。

因为这封上书，因为他不止一次地对人发牢骚“老子要不是考试没考好，早就点了状元”，那些心存鄙夷的人后来送他绰号“长毛状元”，意在讽刺他为太平军出谋划策。

命运就是这样刻薄，当他忠于朝廷时，没人拿他当根葱，再绞尽脑汁为朝廷操心都没用；当他转向叛军，刚刚抛出一封“情书”，就被朝廷截获，成为罪证。他与朝廷的那点感情算是彻底破裂了。

现在，他是钦犯，祖国只为他准备了三尺黄土，埋他。他的道路只有一条，“乘桴浮于海”，这是不得已的选择，却是一条辽阔的新路。

终见辽阔之地

王韬的人生就像一根由撕裂到断裂的棍子，在墨海书馆漫长的13年是一个不断撕裂的过程，真正的断裂在1862年，向太平天国上书之后。纵观王韬的一生，他并不是一个革命者，那次上书只能被解释为一次投机之举，从他后来对此事的极力掩饰上看，他也认为那是不能再提的往事，而不是光荣的革命家史。然而此事对王韬后半生的影响深远，他迅速滑向现存秩序的精神造反者，成为中国走向改良之路的最早鼓吹者。王韬和他前半生所崇拜的古圣贤孔子一样，在处处碰壁之后走上了周游列国的道路，只不过和孔子相比，他更像一个“丧家之犬”。

1862年10月5日，英国怡和洋行“鲁纳”号邮轮缓缓驶离黄浦江，南下香港。乔装打扮的王韬此刻就在船上，他在英国领事馆里的一个封闭的房间躲藏135天之后，不得不远离故土，对父母之邦的依恋和对朝廷的怨恨矛盾地交织在一起。他在甲板上写下这样的诗句：“东去鲁连成蹈海，北来庾信已无家。从今便作天南叟，忍住饥寒阅岁华。”从此他将居留于西洋人统治的“化外之地”，开始他人生“二节棍”的下半段旅程。

来到香港不久，他易名为“韬”，取萧统《陶靖节先生集序》“圣人韬光，贤人遁世”句，他的十几个别号笔名都是围绕这一意蕴而来。王韬人生的奇特之处在于，为西人秉笔的最初13年，他把西方的“道”传输给中国，而当他逃离祖国之后，却开始了把中国的“道”传播给西方。人生的际遇真是意味深长。

英华书院，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想起它的创办人马礼逊，十几年前它已经从马六甲搬到了香港，王韬赴港之后最初的落脚点就是这所学校。在这里，王韬遇上了他后半生最重要的合作者理雅各。他比王韬年长13岁，是一位“温而厉”的长者，“骤见之顷，俨然道貌，若甚难亲，而久与之处，觉谦冲和蔼之气浸淫大宅间”36。理雅各有一个宏大的文化心愿，将中国的儒家经典悉数翻译给西方，取名《中国经典》。曾经到过墨海书馆的理雅各对王韬有基本的了解。对苦于“助译乏人”的理雅各来说，王韬这个钦犯是大清送给他的最好礼物，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理想的佐译熟手。

王韬在英华书院的数年，帮助理雅各佐译中国儒家“四书五经”。这些中国经典对王韬来说驾轻就熟，大大提高了理雅各的译书速度。

1867年，理雅各回英国省亲，动身之前邀请王韬赴英国继续他们的翻译事业。年底，他再次致函王韬赴英助译。此时的王韬孤身逃亡，了无牵挂。四海游历本是中国文人求学的方式之一，年轻时的王韬就好做“汗漫之游”，奇特的人生经历让他的思想已经不自觉地被牵引到西方，最初的抵触已经被好奇所取代，他也很想亲身前去一探究竟。接到信的王韬立即只身登程，前往欧洲。

王韬此行横越南洋，途经非洲，过地中海，穿意大利、法国，渡英吉利海峡抵达伦敦，再乘火车到理雅各的家乡苏格兰乡村。一路上山川民俗、国势盛衰、兵力强弱都是他的观察对象，所见所闻所感随笔记录，后来这些文字被收录在《漫游随录》中刊行于世。“余之至泰西也，不啻为前路之导，捷足之登，无论学士大夫无有至者，即文人胜流亦复绝迹。”37这次让王韬引为豪的游历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

这是一次真正的中西文化交流的破冰之旅，对双方来说都充满了趣味和刺激。

旅行给王韬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新鲜事物让他眼花缭乱。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翻看一下他的《漫游随录》，即使是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可以在这本小书里体会到一个中国人第一次体验火车、电梯这些今日司空见惯的事物时惊奇不已的心情。他曾到法庭和国会参观，对君主立宪制度下的政治运作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和羡慕之心。王韬的游历与官方派出的使节不同，他是以一个中国民间学者的身份，没有官方身份的束缚，也不像他们那样走马观花作泛泛之游，这是一种“深度旅游”，两年多的时光足以让他自由地深入了解西方社会的表象和内在机理。他作为一个先驱者的重要性在其后二十几年的时光里日益明显，他随后成为中国想了解西方的朝野人士最想一晤的“欧洲通”。

然而，王韬作为第一位深入西方世界的中国文化精英，西方人对他的重要性认识得更早。随着他助译的《中国经典》的出版，他在英国声名鹊起，他不断接到大学、教会和社会团体的演讲邀请，而他又是一个雄才好辩之人，素喜登坛开讲。他曾在理雅各的陪同下前往英国最高学府牛津大学，大谈中英关系和文化差异，一个东方人的特殊视角对这里的师生来说倍感新鲜。王韬在他的《漫游随录》里不无夸张地描述当时演讲的盛况：“是时，一堂听者，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震。”在爱丁堡大学，他用两个晚上的时间宣讲儒家文化，兴之所至，高声吟诵白居易的《琵琶行》和李华的《吊古战场文》，虽然听不懂汉语，但听众还是能在抑扬顿挫间感受到中国古诗文的音韵之美。爱丁堡大学考试，请他前去观试并讲演以勉励学生，“翌日即以其事列入报章，……一时遍传都下”。新闻人物的光环让他心满意足，他找到了一种“重要人物”的感觉。

王韬在英国掀起的轰动，可以用“王旋风”来形容。当他行走在英国乡间时，像一个明星一样受到欢迎与围观，男男女女把路都堵住了，警察忙前忙后维持秩序，生怕惊扰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在伦敦，一位照相师在王韬光临时，坚邀他摄影留念，王韬慨然允诺，“既成，悬之阁中”，实际上是照相馆用他的相片作为广告，而他免费得到12张相片。后来广为流传的王韬肖像，就是这位颇有商业头脑的照相师所拍摄。

他在西方受到的欢迎让他惬意，以至于他发出了“吾道其西”的感叹。但中西文化的差异在某些方面也让他受到不小的刺激。还是在苏格兰的某一天，他与华侨友人詹五行走街上。詹五西装革履，而体态臃肿的王韬则长袍马褂，脑后拖着长辫。围观的顽童被两人奇妙的服饰差异吸引住了，误认王韬为“载尼礼地”（即Chineselady，意为“中国太太”）、“詹五威孚耳”（即詹五wife，意为“詹五之妻子”）。在英国顽童眼里，王韬成了“伪娘”，在今天这是另类时尚，在王韬眼里这是一件不名誉的事情。王韬听后的恼火不问可知，他在文章中生闷气，“噫嘻！余本一雄奇男子，今遇不识者，竟欲雌之矣！忝此须眉，蒙以巾帼，谁实辨之？迷离扑朔，掷身沧波，托足异国，不为雄飞，甘为雌伏，听此童言，讵非终身之谶语哉！”38一气之下，把辫子盘入帽中，多日不愿上街。

而另一件事对王韬的刺激更为深刻，对他回国之后的选择亦产生一定影响。彼时的英国人，读报已经成为日常生活内容之一，报纸对社会舆论的重大影响王韬有切身体会。一次，爱丁堡的一家报纸煞有介事地报道“曾国藩与某当轴书”，内有“一论轮车铁路之断不能开；二论西人不能擅入内地；三论西商购买丝茶不能自入内地成交；四论西人船舶不能在内河行驶；五论西国驻京公使面圣须俟今上圣龄二十岁之外。……西人如有不从，则必出于战”39。这些不识时务的言论与王韬印象中的曾国藩格格不入，他认定这是别有用心的假新闻，旨在煽动反华情绪。于是，他对民众分析说，这样的言论与事理不符，是不实之语，应该置之勿论。当他后来向朝廷提议，在西方创办报纸，为中国利益代言，这件不愉快的往事是他的依据之一。

王韬在英国居留了两年四个月之后，与理雅各重返香港。“沧海归来的他，已经由一个风流自赏的唐伯虎，变成了忧国伤时的魏默深。”40他的思想已进入辽阔之地，在黯淡的中国历史穹幕中开始闪闪发光。

造血者王韬

“知识即权力”，福柯的高论在王韬身上印证了一半。

当王韬从欧洲回到香港，知识带来的被人尊重的感觉一下子被生活的黯淡取代了。初回香港，王韬就处于一种半失业状态，随着理雅各不久又返回欧洲，王韬彻底失去了生活来源。他曾打算加入热心洋务的曾国藩的幕僚队伍混碗饭吃，不想曾国藩在他回香港后不久病死。

那时，41岁的王韬人生复杂混乱，在外人看来茫无头绪，在他自己看来却是理所当然。企图转型的王韬迅速回到了他原来的路径，把主要精力放在撰写文章和编辑报纸上，此后，终其一生再也没有离开过报纸。

1872年前后，他担任了香港《华字日报》的主笔。刚出世的《申报》有这样一段文字描述王韬与《华字日报》：“其主笔为黄平甫及王君紫诠（注：王韬字紫诠），飞毫濡墨，挥洒淋漓，据案伸笺，风流蕴藉，盖二君留心世事，博通中外之典章，肆力陈编，宏备古今之渊鉴，政刑措置，尽托闲谈，朝野见闻，总归直笔……”巧合的是他的女婿钱昕伯在《申报》创刊时即被派往香港考察学习报业，《华字日报》可能就是考察学习的对象之一。办报应该是翁婿之间的交流的主要话题。创刊不久的《申报》获得的巨大影响对王韬来说当是一个不小的正面刺激。

初版只有600份的《申报》一面世就给读者一种新颖别致的感觉，以往的教会报刊就像教堂一样呆板凝重，《申报》则充满了人间活气，其中，被置于头版头条的言论版块是其一大突破，塑造了中文报纸将言论放在头版头条的传统，影响深远。《申报》发行四个月后，赞誉纷至沓来，一位署名“滇南香海词人”的读者，用文绉绉的骈体文写来一封信，对该报倍加称赞：

贵馆握江淹之彩笔，携李贺之锦囊。论事则琴座生风，擒词则银毫浣露。鸡林贾客愿易名篇，凤诏诗仙争钞杰句。固已播誉风流之窟，蜚声翰墨之场矣。……真是才人吐属，无非菩萨心肠。41

这封锦绣灿烂的书信绕来绕去说的无非是这样一句大白话：“贵报办得好，我们很喜欢。”当然这么说太没水平了。

《申报》的成功给早已涉身报业的王韬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榜样。1874年2月4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国人创办的报纸——《循环日报》在香港出版了。富有商业头脑的王韬以民族品牌为卖点，宣示报馆资本和一应事务全由华人操办，这在民族主义逐渐被唤起的年代是很有号召力的。王韬对华人主持办报一点甚为重视，认为这是摆脱西人束缚、独立发表见解的前提。他说，自中西通商后，香港、上海相继仿行报纸，主笔虽然聘用华人，但措辞命意，难免要听命于洋人馆主，要矫正其中弊端，莫过于华人自己创办报纸。

王韬的伟大并不在于他爱国，尽管这个国家在当时并不爱他，而在于他以自己的坚韧、在终身落魄潦倒的困境中塑造了中国报业的最初形式。作为《循环日报》的灵魂人物，王韬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以政论为报纸主打。在当时报纸纷纷以赚钱为目的、很少对社会问题发表评论的整体状态下，王韬的报纸是一个异端。而尤其让后人动容的是，每日报纸上不止一篇的政论大多出自王韬手笔。有学者统计，《循环日报》从1874年5月12日到1875年12月10日，570多天里就发表了政论文章约890篇，这些政论中的绝大多数都出自王韬笔下。为了撰写这些政论，可想而知，王韬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笔墨操劳上了。这些短小精悍的文章成为日后改革派的思想资源。

近代中国从器物层面的改革到制度变革是一次了不起的思想革命，一般而言，这次转变归因于甲午战败导致洋务运动崩盘的刺激。但在王韬这里，则没有甲午战败这一刺激因素，变革的需要来自他对西方的亲身游历和持续思考。王韬终身信奉儒家之道，而在儒家的资源里如何找到变革的正当性呢？王韬的假设极为大胆，他说：“西人动讥儒者墨守孔子之道而不变，不知孔子而处于今日，亦不得不一变。”42从孔子那里找寻改革的原动力，这也是康有为在二十多年后托古改制的路数，从这方面说他是康有为的先驱。

据陈建华考证，1890年王韬著《重订法国志略》时，因受日本人冈本监辅《万国史记》的影响，首次用了“法国革命”一词，开创了中文世界用“革命”指涉revolution的先河。43

企图用短短几句话来概括王韬的变法改良思想必然是空洞的，因为他在社会、经济、教育和政治各个方面都有不同时流的见解，虽然他的论述还有模糊粗疏之处。从他的政论里可以看出在19世纪70年代，当器物层面的变革依然阻力重重的时候，他的思想已经深入到制度变革的层面，他的观点影响了其后二十余年间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的主要人物，思想家引导政治家的模式在他身后得到了典型的印证，而这一切他不可能亲眼得见。

1883年，在《循环日报》创办近十年的时候，王韬的政论文集《弢园文录外编》出版了。一百多年后，这本书依旧再版，竖排改为横排，繁体改为简体，它的阅读价值从未消失。

在《弢园文录外编》初版的第二年，在李鸿章的默许下，王韬携全家重返阔别23年的上海，他感慨万千，只想做一个隐逸之人了此终生。他重新过上了载酒看花放浪形骸的生活，与海上名妓相往还，在花界评比大赛上，也少不了他这位风流老评委。然而，颓废的表象之下，心中意气到底难消，他不顾环境险恶，继续在上海文坛鼓吹维新变法，在《申报》、《万国公报》上宏论迭出。

1887年，王韬执掌格致书院。他欣喜地看到，在他身后，与他思想一致的年轻人正在成长。在批阅学生的考卷时，时常拍案叫绝，“每读一篇，则浮一大白”，以至于要拔剑起舞。

这些新鲜的年轻人，让王韬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感觉到了未来社会变化的端倪。1894年年初，王韬在他的好友郑观应家里碰到了一个年轻的医生，他带着自己草拟的一封信要上书给当时最有权势的人物李鸿章。他们一见如故，作为颇为著名的“改良论”前辈，他帮这位年轻人修改了上书，并给李鸿章的幕僚写了一封引荐信，希望他能予以引荐。可惜，当时中日之间战斗正酣，李鸿章在天津芦台督师，信是送到了，李大人是否看过不得而知，他抛下一句轻飘飘的话：“打仗完了以后再说吧。”李鸿章当然不会想到，他这句打发之语，正是改良与革命之间的爆破点，他将这位失望的年轻人推向了革命——这位年轻的医生就是孙中山。

在1894年年底，《万国公报》刊登一则有奖征文启事《拟广学新题征著作以裨时局启》：“……敝会今特请顺天、江南、浙江、福建、广东五省宏儒硕彦，各出心裁，不吝教益。”44在第二年的2月《万国公报》刊出了获奖作者的名单，举人康长素列名广东第十名，获奖银四两。同时注明“广学题名，天南遯叟鉴定，沈赘翁、蔡缕仙阅荐”。康长素就是康有为，天南遯叟就是王韬。

王韬与孙中山的相逢对彼此的人生都只具备花絮意义，和康有为的文字之交同样如此。但作为后生辈的康有为、孙中山是王韬思想的接棒者应该没有异议，尽管在随后的政治舞台上一个主张君主立宪，成为铁杆保皇派，一个主张民主共和，矢志于推倒皇权。然而革命和改良的目标都在于“争一良好稳健之政府”，手段不同，目标则一。孙中山自己曾说过：“革命两字，有许多人听了，觉得可怕的。但革命的意思，与改造是完全一样的。”45这两位后来死磕到底的对头在长远的政治目标上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分歧。

1897年5月，王韬在黑暗中溘然长逝。他的《循环日报》依然在出版，而众多新生的报纸如雨后春笋般涌起，鼓天下之气，吹响变革的号角。那些沾满油墨的文字，就是纸里包着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