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短暂的春天

“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民国年间，基督教信徒中流传着一句歌谣：“为什么要信教，为了两块‘北洋造’！”“北洋造”是当时北洋政府发行的一种银元。钱财的吸引力大于信仰，这是西方传教士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个难题并非自民国始。

1880年9月，李鸿章接见传教士李提摩太，直言不讳地说：“你们的信徒围在你们身边，是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亲朋通过为你们服务谋取生计。一旦停止对这些当地代理人支付报酬，他们就会一散而去。”46李鸿章接着说，在全国，受过教育的阶层里没有一个基督徒。

下层人为生计而信教，上层人对基督教无动于衷。李鸿章的观点在辜鸿铭的书里得到印证。这位尖酸古怪的文人在《尊王篇》里说：

我想请求每一位真正了解中国那些最优秀、最有教养的人所思所想的外国人坦诚直白地说，是否有可能将这些人吸纳入教？……一个公开而残酷的事实是，在中国人之中，只有那些人品最糟糕、为人最软弱无知、最为贫贱堕落的人，才会是第一批响应传教士号召而皈依基督教的人。47

辜鸿铭对教民不无贬损，但事实诚如他所说，传教士来华数十年，对于天朝的社会中坚力量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如同露珠滚过荷叶，只在边缘留下一点可以忽略不计的水渍。但传教士们并非对此视而不见，而是在调整方向，寻找对策。

几年前，韦廉臣曾在成立学会和出版书报的方向上做出尝试。1887年，他联络赫德、林乐知、慕维廉等人在上海创立同文书会。韦廉臣在《同文书会发起书》中写道：

很早以来中国人最大的特征就是注重学问以及他们对之所树立的荣誉。他们的英雄人物不是武士，甚至也不是政治家，而是学者。……每一个观察家一踏上他们的国土就会感触到这些特征，并且导致凡欲影响这个帝国的人必须要利用出版物。……这般士大夫们充斥在帝国各地而且受到高度的尊敬，事实上他们乃是这个帝国的真正的灵魂，并实际地统治着中国。这就很明显，如果我们要影响整个中国，就必须从他们下手；只有当我们愈是博得士大夫的尊敬，我们在中国的事业才愈能顺利进行。48

通过这份发起书不难看出，传教士们把在中国的主攻对象改为士大夫阶层，而手段则是介绍西学的各种出版物。

林乐知

1889年春节之后，一份名为《万国公报》的刊物重新出版发行。它本来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的个人出版物，只刊登阐释教义的文章和教友的来信。1874年改为《万国公报》，9年之后因为经济原因停刊了。这次复刊由周刊改为月刊，仍由林乐知主编，但内容则改为非宗教性质，以传播西学为主。

同文书会创办不到三年，这位体格魁梧的传教士韦廉臣就因病在烟台去世。此时，韦廉臣的接班人李提摩太在李鸿章和他的几个朋友的帮助下，已经受聘为天津《时报》主笔。在这份报纸上，李提摩太就中国的改革写了一些文章，在每周一次的特刊上，他别出心裁地以图表的形式比较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在人口、铁路、电信和商业领域所处的相对位置，从这些图表上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中国与世界的距离。李提摩太还在报纸上给中国的改革者提供另一个参照国家——日本，他在多篇社论中讲述日本是如何进行快速改革的。因为这些宣传日本明治维新成果的文章，一些来自日本的参观者还特地到报社向他本人表示感谢。这些文章也引起中国士大夫的注意，张之洞从武昌发来电报，要求把报纸直接寄给他。

李提摩太通过《时报》初步建立起来的名声引起了赫德的注意。在赫德的推荐下，李提摩太获得了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职位——同文书会督办（后改称总干事）。自1891年开始，他在这个位置上工作了二十五年。他和广学会（同文书会第二年改称广学会）之间的合作是一次堪称完美的结合，后来传教士们一致认为“这个事业选中了这个人，这个人选中了这个事业”。正是在李提摩太的任上，广学会大放异彩，《万国公报》成为中国士大夫阶层里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也让他本人成为那个时代的“豪杰之士”（翁同龢日记中对李提摩太的评语）。

李提摩太

“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李提摩太沿着这个方向走上了事业的巅峰。他在回忆录中说到了他这么做的原因：我们“不能企图结识帝国的所有高官；我们更是远远不能接触在帝国政府中拥有重要地位的每一个读书人。然而，帝国最重要的行政官员、各省学政、县教谕、书院院长以及部分一般读书人，还有他们的子女等（估计有44036人），是可以顾及到的”49。为了打开《万国公报》的销路，他的很多做法对今天的媒体营销人员依然不无借鉴。

李提摩太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市场调查，查清中国士大夫阶层中到底有多少人可以成为他的读者，我相信即使在今天很多媒体对读者人数的调查也达不到这样的精确程度。虽然他的调查数字略显枯燥，但我还是想全部引用：

县级以上的主要文官2289人；营级以上的主要武官1987人；府视学以上的学官1760人；书院教习2000人；派驻各省城的高级候补官员2000人；经科举考试获得秀才以上头衔的文人约60万人，以其中5%为重点，计30000人；经过挑选的官吏与文人家庭的妇女儿童，以10%计算，4000人。这些人数合计44036人。50

44036人，虽然也有个别数字因为无法精确统计而有估计成分，但在总体上精确到个位已经足见他的严谨精神了。经过摸底，李提摩太认为，影响这44036人，等于影响了中国3亿人。他声称：“要把这批人作为我们的学生，我们将把有关对中国最重要的知识系统地教育他们，直到教他们懂得有必要为他们苦难的国家采用更好的方法时为止。”51

如何影响这44036人，李提摩太设计的方案是全方位的，理论上可以全面覆盖他的目标人群。他的方案有七点内容：

（1）创办一份针对高级阶层的期刊，像克斯尔公司出版的《大众教育家》那样，系统地涉及、讨论有关课题（幸运的是，林乐知先生可以承担主编工作）。

（2）发行丛书和系列小册子，揭示教育和宗教的发展对于工商业、对于国家所有领域的进步所具有的意义。

（3）设立奖金，授予中国人所写的、有关社会进步和民众启蒙的各种课题的优秀论文。（作者注：征文可以扩大在读书人中间的影响，康有为就参加过1894年的那次征文。）

（4）呼吁、鼓励其他一些有益于民众启蒙的措施，如开办讲座，设立博物馆、阅览室等。

（5）在各个考试中心（省会）建立书报销售点。（作者注：这是读书人集中的区域。《万国公报》刚复刊时，印数不到一千份。为了尽快扩大影响，曾在杭州、南京、济南、北京等地举行赠阅活动，将该报分送给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们。）

（6）特别是，要在各个方面争取中国人的合作，使他们建立组织，从事于推进学术进步。（作者注：后来相继成立的强学会、保国会、保皇会等组织无不受这一指导思想的启发。）

（7）在举行考试的每一个考场，广泛宣传我们学会的宗旨和目的，因为居住在遥远村落里的那些最优秀的学者都会参加考试。通过这种办法，使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都感受到我们的影响。（作者注：这些来自乡村的学子就是洒向中国广袤大地上的种子。）52

尽管做了大量扎实的基础工作，但《万国公报》在复刊的最初两年还是和西学书籍一样以赠阅为主，以免费的方式扩大影响力。很快，来自山东、台湾等地的订单与日俱增，让人振奋，“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这个策略显示出成功的迹象。

御案上出现《万国公报》

虽然他们在很早就拥有了活字印刷的技术，但不像其他国家那样重视新闻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独特作用。53

在导致一个国家耻辱的众多原因当中，言论的自由程度是其中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考察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有很多方法，报纸无疑是最便捷的窗口，但是在甲午战前大清国的官方还没有提供给大众阅读的报纸，只有一份供特殊阶层阅读的《京报》。它的存在和言论自由、思想解放没有一毛钱关系，仅仅是便于统治的产物。

在新闻史上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每当大事发生时，便是媒体迅速崛起的机会。1894年，大清帝国国运惨淡，这一年发生的中日战争让大清颜面尽失，创深痛巨，但对于广学会和《万国公报》来说，却是一个扬眉吐气的节点。

《万国公报》

鸦片战争以降，闭关锁国的中国被迫与西方交往，被迫走入近代世界，正如费正清所说，近代世界是被强加给中国人的，中国人不得不咽下去。在国门被打开之前，因为周边的国家、民族都比自己落后，中国知识分子对现实世界的批评只能以自身历史作为参照，这是一种纵向的“向后看”的方式，很多批评在对那些遥远的历史美化之后才能成立，这很容易养成崇古风气，而有限的历史资源对于制度的修修补补也许不无裨益，但不可能出现改梁换柱式的大变动，因为这超出了国人的想象力。而在国门打开之后，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突然涌现到眼前，一个横向的参照物出现了，在屡战屡败、割土赔款的刺激之下，首先被折服的当然是看得见的洋人的器物，国人以为只要自己也拥有了这些器物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因而洋务运动由此发端。在天朝只有少数先知先觉的人物因为风云际会得以亲眼看到西方世界的先进不仅仅在器物之美，还在于制度优良，他们进而提出零碎的不成体系的变法主张。几乎是在同时，随着洋人在中国居住日久，了解日深，加之他们有着深厚的西学背景，便于从中西文化和中西社会比较中来观察中国的问题，天朝制度的腐朽、败落之处他们看得更清楚，因而批评也更有力量。不过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天朝政府不敢开罪洋人，他们在天朝的土地上享有完整的言论自由，这就使得他们能够说出中国士大夫所不能知、知之而又不敢言者。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万国公报》经过十多年矢志不移的努力，终于得以在穷则思变的知识分子当中赢得尊敬，成为他们的必修课本。

当黄海海面上炮声响起的时候，林乐知关于战事的文章，成了唯一值得信任的报道（《万国公报》的报道将在后面的章节详细展开，这里且点到为止）。上海招商局的管理者们把他们的订数增加了一倍，连同一些西学书籍一起分送给北京的高级官员。住在上海的一位翰林还定期把三十份《万国公报》寄给他在北京的翰林朋友们。

《万国公报》一路畅销，甚至供不应求，以至于在一个月之内必须重印，发行量很快实现翻番。在《大清律例》的紧箍咒下，中文报刊依然寥若晨星，《万国公报》没有竞争对手，它有广学会这个巨大的思想库，身处租界，洋人操办，它拥有帝国臣民所艳羡的言论自由空间。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社会的每一次进步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租界内相对宽松的言论空间难以考量，这是近代中国让人痛苦却又不能不正视的悖论。

战争的结果是变革成为天朝上下的共识，不管后来被划为维新派还是顽固派、帝党还是后党，各方人物都认为天朝非得改革不可，区别只在于深度、广度和速度上，关于这一问题后文将会展开说明。尽管天朝关于变革的呼声从龚自珍到魏源、冯桂芬、王韬等人就一直没有中断过，但作为一种舆论风潮的兴起，我们即使不能说《万国公报》是其源头，但说它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则毋庸置疑。正是一种改革共识的形成，使一直鼓吹变法的广学会和《万国公报》由滞销品一举扭转为畅销货。

在传教士来华的最初八十年，他们的印刷品要么废物利用，被纳了鞋底，要么和写有中国文字的纸张一起，作为尊贵的垃圾，在寺庙里集中烧掉。天朝的书商们一向拒绝销售任何与基督教有关的书籍，但是在甲午战争后，伴随《万国公报》发行量节节攀升，广学会的书籍成为书商们争抢的香饽饽，成了利润的保证。一套《泰西新史揽要》在上海卖两元，到了西安却能卖上六元。1895年，广学会从各个销售点获得的年利润第一次超过了来自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捐助。1893年，广学会收到书价洋银仅800元，到1895年翻了2.5倍，达2000元，而到了1898年，则是18000元。也就是说，短短五年，销售额陡增二十多倍。54

1896年《万国公报》每个月发行量约在4000份，1898年一年发行了3.9万份左右，成为当年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以后逐年有所增加，最高时年发行量近5万份，从这些数字中不难看出它当时的影响。19世纪后期，《万国公报》对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社会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一种中文报刊能望其项背。它的作者，除了几十名来华传教士，还有五百余名晚清中国政治、外交、思想界最有影响力的知名人物，分布于全国各地。“单是从这五百多名作者、五十多个城市，已经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万国公报》影响之广了。”55

有趣的是随着这些西学书籍的畅销，也掀起了一个盗版高潮。起初，广学会对于盗印未予注意，盗版相比于当初的无偿赠阅，起码省下了纸张和印刷的费用，盗印符合“广学”的目的。盗版意味着畅销，对于多年来问津者寥寥的广学会来说这是让人欣喜的好苗头。但随着盗版风潮愈演愈烈，林乐知的版权意识苏醒了，他在1896年冬请驻上海美国领事转函苏松太道，要求出告示禁止。第二年，李提摩太也请英国总领事转函苏松太道，请采取同样的措施。当局自然允其所请，“出示谕禁”，这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涉外版权纠纷。但地方政府谕禁的效果不大，盗印之风仍然不止。禁止盗版的谕令只在上海得到了执行，在上海之外，无人干预，盗印之风，有增无减。在杭州，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新史揽要》就有不少于六个盗版本，在四川则多达十九个版本。李提摩太估计在全国流通的盗版书的总价值肯定能达到一百万元56，但盗版书商究竟赚了多少钱则无法计算。

甲午之后，《万国公报》几乎成为文人学士必读的刊物，很多人在阅读之余还投书报馆，对其中的观点表示赞同。不过，让李提摩太最骄傲的还是天朝权势人物的反应，在他眼里这是最值得一提的事，因为他们是天朝“最有影响力的人”。湖广总督张之洞一次捐银一千两，山东道台聂缉椝也寄来了捐款，数量相对少一些，上海轮船招商局的一位理事也给予了赞助，还买了《泰西新史揽要》分送给京城的高官。倒台的李鸿章虽然没有捐助过一分钱，却为李提摩太的文章合集《时世评论》撰写序言，以示支持。

在这一年的年底，光绪皇帝派太监到北京广学会的书刊销售点购买了《圣经》和其他一些西学书籍，不过光绪皇帝阅读《万国公报》的时间可能更早一点，因为上海招商局寄给北京的书刊中有一份就是呈送给皇上御览的。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一位传教士就在光绪居住过的宫殿里惊喜地发现全套的《万国公报》。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皇帝处于“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的金字塔顶层，当光绪成为广学会的忠实读者的时候，意味着“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的目标已经达到。

近代中文报纸，从偏远的海岛马六甲起步，到走进帝国的心脏紫禁城，经历了八十年的光阴，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位皇帝。当《万国公报》出现在光绪的御案上，意味着皇帝的视线已经被改革所牵引，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改革即将拉开序幕。

帝国病案报告

19世纪后期的大清帝国已是一个沉疴难起的病人，《万国公报》对天朝的针砭由表及里，全面深入，文字累积起来就是一份卷帙浩繁的帝国病案报告。

对帝国表象的批评从“外观有耀，内美不足”的官场腐败开始。

一位传教士作者以自己的亲眼目睹批评官员即使正常的职责也要靠贿赂才肯履行，一位贩卖水果的商贩因为没有事先贿赂而无法纳税出卡，任凭水果烂掉，收税官员也无动于衷。文章揭露了清代官场的腐败情形，“尽职者少，营私者多。”“执法者唯利是视，理财者自便身家。”57至于官场败坏的原因，有人指出是官吏遴选和升迁制度不合理造成，通过科举、捐班、保举等途径所选拔的官员均是庸才，其升迁是论资排辈、循资以进，等到位极人臣，已成为不思进取、毫无活力的老古董，这种老人政治不可能具有革新的动力。有的批评则委婉地指向皇权，说皇帝处深宫，民居草野，不相联络，以致国贫民弱，趁机中饱私囊的只能是官僚阶层。

一篇未署名的文章《推原贫富强弱论》认为，中国与英国相比之所以贫弱，可以在三个方面找到原因：

一、英国人节俭，中国人奢侈。尽管中国社会总体贫弱，但“夏则纱彀轻鲜，羽扇官纨，所费不赀。冬则重裘华服，炫人目”。而奢侈的人未必就是大富大贵之家。

二、“英人之为事也，限以时刻，必躬必亲。即或有假手于人者，必亲自督率，不敢一夕偷安，而详慎周至算无遗策。虽事之小者，亦未尝忽焉。”中国人则不然，“略有可以自食者必用一二仆人为之服役。晓起则九点十点钟，犹且搔首欠伸不已。天时偶热，则畏暑不敢出也，稍寒则又畏寒不敢出也；甘于误事，而不肯振作自奋，甚且事事假手于人。无论为官为商，为绅为士，莫不相习成风”。只有赤贫的人才会劳动。

三、“富强之说为中国王道所不喜”，故“救时之要策而不急为讲求”。58

所论三点，虽然流于表面，但不能不说，这些都是造成中国贫弱的重要原因。

比较有意思的是，林乐知将中美两国的民族性格进行了比较，得出了西人“主动”，华人“主静”的结论。他说，“美人惟主于动，华人惟主于静。美人莫不有自主之权，上而官吏，尊而伯理玺天德（总统），无不举之于民，无所谓拂民之欲，而谬加禁止者也；华人则事事皆遵朝廷之命、官司之法度，毫无自主之权”。这种动静不同的性格对社会发展影响极大，“美国自知时局宜与他国通商，不待他国之追迫，亦不待他国之逼压，所谓动也。中国则淡然漫然，守镇定之常，分毫不知改变，是犹水道之有坝然”59。所谓美人“有自主之权”，其实说的是为美国所有而为中国所无的“民权”，而这是由民主与专制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决定的，所谓动与静的民族性格差异，本质是两种制度长期浸染而深入民众骨髓的外在表现。

《万国公报》已经开始了对中国民族性的探讨，有些说法至今仍为人们所熟知，虽然人们未必知晓这些说法的最早源头。1875年，当林乐知风闻清廷将派使节驻扎于各国，便写了篇《中西关系论略》，这种极富时效性的中西文化比较的政论文章只能出自传教士之手，没有深厚的西学背景，没有对西方世界的充分熟悉不可能写出这种文章。他在这篇长文中表白西方并无侵略之心，来华不过是为了“传教”和“通商”，对中国应如何折冲樽俎开展外交活动颇多建言。他在分析中国贫弱的原因时指出：

外国视古昔如孩提，视今日为成人，中国以古初为无加，以今时为不及；故西国有盛而无衰，中国每颓而不振；西国万事争先不甘落后，中国墨守成规而不知善变；此弱与贫所由来也。60

既然中国因“尚古”而柔弱，那么出路就在于效仿西方“遵今”而自强，林乐知提出强国的多项方法，认为最根本的方法在于教育，力劝中国设储才馆，兴新学，培植各类专业人才，摒弃无用的八股制艺。欲使士子有志于此，则又非改革科举制度不可。他批评中国的科举制度“锢士之心思而不能灵活，蔽士之耳目而无可见闻矣”。尽管先知先觉的少数本土知识分子早已对科举制度大加挞伐，但这种来自西方视角的批评却新意迭出，因为闻所未闻而显得格外珍贵。这篇文章刊行之后，获得了巨大的反响，很多读者投书《万国公报》对文中观点表示认同。一位北京的读者在读完此文之后，激动之下致信《万国公报》，说：

掩卷深思，舍富国强兵一道，亦实另无良策可建；而富强之道，自非空谈性命所能致，此格物之学所宜速讲也。61

李提摩太曾向李鸿章建议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用于教育改革，但李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没那么多钱。李提摩太又说那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而李鸿章则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李提摩太回答：“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李鸿章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62这次关于举办新学的建言就此结束。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报刊上的漫画，题为李鸿章大头痛

对科举制度的批评击中了中国落后的要害，这种制度在设计之初当然有它的先进性，可以相对有效地选拔人才参与帝国的管理。但随着帝国的皇权专制每向前伸出一步，臣民的思想自由度就缩回一步，科举制度的活力一点点丧失，直到僵化为八股取士，成为控制帝国读书人最得力的工具，失去了传授知识的功用，一个需要不同专业知识的社会也不可能出现，因为帝国士子的注意力和宝贵的智慧都被科举牵引走了，僵化的科举成为衡量帝国士子成功与否的唯一尺度。

甲午战前《万国公报》对中国事务的批评主要集中于教育制度，而对于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则比较零碎。但报刊的优势在于紧随舆情热点，报道迅速、及时和富有针对性，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虽然零碎但具备强烈的启蒙意义。很长的时间里，中国人知晓西方有总统选举，但漫长的专制社会让他们无法理解皇帝与总统的区别。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因为没有合适的中文对应，人们还是习惯于称西方国家的总统为皇帝、国王，而皇帝与国王都是世袭产生，如何进行选举呢？在1874年，一条西班牙的国事消息后面，林乐知加了一条按语，相当于今日为新闻报道提供相关背景的链接，其内容如下：

本馆案：外国称皇称王皆系世及，即称大公，亦属传位，唯称伯理玺天德（President）则知为民主之国而无世及之例也。又外国皇王之辩，如仅抚有一国而无属国者称王，除本国而兼有属国者称皇。……至伯理玺天德，无论有无属国，俱属民主。63

这是中文报刊上第一次介绍皇帝、国王与总统的区别。第二年，林乐知又专作一篇常识普及性质的文章《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开头便点明主旨：

本馆常译泰西各国事迹，而论及民主国矣，且论各国章程与公议堂等事矣，惜华人未往西国，未读西国书籍，安知何为民主国乎，又安知各国章程及公议堂之谓乎？本馆其所以译论此事者，非有辩论之心，亦无以此争长之意也，无非欲阅公报者知民主国之所由来，及各西国章程与公议堂之详细耳。64

文章从生活经验说起，以浅显生动的语言阐释了人人平等和主权在民的原则，介绍了何为三权分立，何为公议堂（即议院）。这些文章虽以新闻背景的面貌出现，却是难得的启蒙常识，为日后中国人自己提出兴民权、开国会、实行普选等主张提供了最初的思想种子。

极富意味的是，早在1871年，《万国公报》的前身《教会新报》登载了韦廉臣的《拟泰西人上书》，盛赞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彻底的政治改革，四年之后，《万国公报》重新刊登了这篇文章，这在《万国公报》的办刊史上绝无仅有，文章说：

夫法随时而变，政由势而改，是故自陛下（指明治天皇，作者注）即位之始，大布新政，丕变故法，要因时势之使然，固非好事功之所为。开集议院，仿佛“巴力门”（Parliament）之规制，而有人民兴政之渐矣……65

虽然没有直接指陈洋务运动的不足，但隐含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实行政治改革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这也是日后维新运动中向日本学习的最早思想源头。

尽管《万国公报》喋喋不休地说天朝这儿有病那儿有病，但天朝自有一根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坚强神经。

怎么读《万国公报》？

甲午战前，中外观察家们都认为大清势在必胜，《万国公报》也有文章声言岛国日本是以卵击石，鼓动大清狠揍日本，然而随着黄海一战，这些军事观察家的大嘴尴尬地闭上了，大清败得连和谈时要价的本钱都没有。

当战败的消息传到国内，中国人一下子懵了。以前屡败于西洋人，尽管也很屈辱，但在心理还是能转过弯来，因为那是败给陌生的强盗，自我安慰的理由容易找。但这次败给自己熟悉的邻居日本，一个以前屡屡向自己学习的岛夷小国，这是一个突破底线的耻辱，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有没有资格继续存在的生死问题，用后来的话说再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了。即使是最普通的大清子民也一脑袋问号：“为什么我们引进了坚船利炮还是会败于日本？在战前我们土产的‘日本通’和不少洋鬼子不都断定日本是以卵击石必败无疑吗？”

老报人包天笑此时还是一个中学生的年龄，他在回忆录中说：

那个时候，中国和日本打起仗来，而中国却打败了，这便是中日甲午之战了。割去了台湾之后，还要求各口通商，苏州也开了日本租界。这时候，潜藏在中国人心底里的民族思想，便发动起来，一班读书人，向来莫谈国事的，也要与闻时事，为什么人家比我强，而我们比人弱？为什么被挫于一个小小日本国呢？66

这些“中国为什么”的疑问在《万国公报》上能够找到相对满意的答案，这就是它突然畅销的理由。

早在1894年上半年，朝鲜南部发生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国王的要求出兵帮助平叛，而日本以中日《天津条约》为借口，也同时增兵朝鲜，从而形成了中日军队在朝鲜对峙的局面。《万国公报》敏锐地注意到这一事态的严重，在1894年7月卷3上便发表了《朝鲜纪乱》一文，初次报道了中日军队在朝鲜对峙的严重事态。此后几乎每月一纪，定名“乱朝纪”（后改称“朝乱纪”），前后共16篇，较为系统地跟踪报道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全过程。这是在当时为数不多的中文报刊上唯一有价值的报道。《万国公报》声名鹊起就是以其积极参与报道、评论中日甲午战争为起点的，台湾京华书局在影印《万国公报》时评论说：“其最足歆动中国朝野士大夫之报导，则为甲午战争之际所刊载之中东战纪。《万国公报》遂引起朝野官绅之广泛注意。”

在《马关条约》签订不久，《万国公报》发表美国前国务卿福士达的讲话，福士达说：

中国一败涂地，“外人以事出意外”。各国对华之态度遂因此而大变。不但日本视华，变敬畏而为欺藐，即各国之与中，国久无衅隙，而群情之敬肆，亦复相去天渊。中国当此时会，倘于胜负之故，依然不究其本原，窃恐险象环生，罔有攸济矣。67

这个讲话代表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

甲午战败，中国的路要怎么走？《万国公报》再次拾起向日本学习的话头。当黄海之上，炮弹还在呼啸，而中国败局已定的时候，林乐知就发表《中日两国进止互歧论》一文，回顾中日学习西方的历史，阐述战争胜负的原因：

泰西之所谓尽美尽善者，日本则无不行之。又踵西法而立议院，许其民公举议员，以通上下之情，日民乃益复兴起，皆视国事如家事，而休戚与共，祸福与同。忠义之气，有不觉其油然而生者。68

而反观中国则不然，仅以选派留学幼童为例：

同文方言诸馆既立，亦曾别选幼童，出洋肄业。而一、二次后遽而中止。夫此一、二百之学童即皆学业有成，而杂诸四百兆人中，不啻沧海之一粟耳。而况乎未必尽成，成者亦未尝一用也。69

百年之后，当我在深夜读此文章，仍然能感受到林乐知下笔时的忧愤伤时、沉痛不已的心情，也许，这里面也有译者蔡尔康的感情在内。在接下来一期的《万国公报》则有中国人自己写的呼吁向日本学习的文章，虽然文中还有藐视日本的语句，但毕竟承认中国需要向日本学习维新，这是一个知耻而后勇的重要转折。

至于变法路径，《万国公报》上建言很多，其中以李提摩太、林乐知和李佳白等人的政论影响最大，他们观点相近，相互补白，若全面阐释非一本专著不能胜任，且以李提摩太为例。

1895年，李提摩太在译著《泰西新史揽要》序言中首次提出“四民”之说，“千端万绪，而要其所谓大事者，无论近百年，即推而上之数千年亦不过教民、养民、新民、安民四者而已”70。

第二年，他又发表《新政策》一文，将“四民”之法进一步加以发挥，阐述其改革方案。这两篇文章影响之大，可以从康有为上皇帝第二书中看出来，康有为基本上是对李提摩太主张的总结发挥。所以李提摩太才在看到康有为的那封上皇帝书后对夫人说：“我惊奇地发现，几乎我以前所作的种种建议，全都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划中了。”后来梁启超风行一时的《新民说》同样胚胎于此。

尽管《万国公报》是维新变法的有力推手，由这本杂志所倡导的西方价值观在中国知识分子头脑中掀起了风暴，但长期以来，这些传教士们都处于尴尬的被贬抑境地，他们被视为西方文化侵略的先锋，文明的冲突与融合的一面不能被爽快地承认。即便在他们的祖国，他们自己的同胞站在本国利益的立场也一度对他们持批评态度，美国学者就一度认为：“美国经济和商界巨头联合传教士，在攫取中国丰富的自然和人力资源的同时，只满足了极少数大资产者的利益，而忽视了本国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71认为传教士是大资本家推行全球经济扩张主义的一个链条。传教士就像动物中的蝙蝠一样，两边不讨好，直到近些年，他们积极的一面才逐步得到承认。

毋庸讳言，不管传教士怎么表白他们是如何热爱中国，但其压抑不住的殖民者心态和西方优越感为中国人在感情上所不能接受。

在林乐知发表的大量说教中，后来被史家树为标靶痛加批判的是他1896年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印度隶英十二益说》的文章。他列举印度成为英国殖民地以后，给印度带来的十二项益处，即息纷争、禁盗贼、正律法、拯疾苦、筑铁路、兴营缮、广文学、课吏治、论时政、增进益和通声气。他认为，中国的情况不同于印度，不会落到印度的境地，但他还是提出，在中国东南，选择两省，租给英国，一切由英国人管理，五十年归还，以此作为治理的榜样。这篇文章被收入《新学汇编》，学者熊月之在查阅原件时看到有当时的读者用毛笔眉批：“凡为此言者，岂劝我中华亦隶于英国乎？”“此言可恶之至，教我中国依赖英人，噫嘻！”72这些眉批均出自一人之手，从词义上可以判定，批阅者为晚清人无疑，于此可见同时代人对林乐知“租地有益说”的反感。有趣的是，林乐知在后来的文集《中东战纪本末》里并没有收入这篇文章，这当然不可能是疏忽，而应该视为林乐知感受到了这篇文章所遭遇到的批评而有所反思，知识分子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是常态，思想总是前后有所变化，虽然目前看不到林乐知本人对这篇言论的看法，但在文集中不收入这篇文章，本身就表明了他对这篇文章的态度。

同是“外来和尚”，李佳白的文章立论比较公正，而不似李提摩太、林乐知那样屁股决定脑袋。出使德国的大臣吕海寰在奏折中对李佳白的《民教相安论》就颇为赞赏：“倘各教士均能如李佳白之秉公立论，安有闹教之事。”73在《理财篇》中，李佳白就首先提醒中国借外债不可让外国政府与公使插手其间，以免以借债为借口丧权失利。

传教士在中国的作为与言论是复杂的，以意识形态的偏光镜来看待这段历史难免变色失真，甚至不及当时看得清楚。当《万国公报》为中国读书人所广泛接受的时候，实际上也意味着中国读书人自己将登上报业舞台，出版自己的报纸。

变法前的光绪帝与康有为

一般认为，康有为在1882年开始全面钻研西学，这为历史学家所津津乐道，但是回到历史现场，康有为的转向也不过为他的三两好友所知而已。相比较而言，光绪皇帝在1891年开始学习英语足以构成中外瞩目的新闻事件，因为帝王的特殊身份决定了这件事具有太多的象征意义。

据《纽约时报》报道，光绪皇帝学习外语的时间在1891年的12月份（实际上是在11月份），报道以略显夸张的口气说道：

毫无疑问，这种变化将在今后若干年里对整个帝国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可能进一步打开保守封闭的枷锁，将大清国带入人类进步历史的前沿。总之，这种进步将超越过去50年变化的总和。产生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清国最高统治阶级最近发生了重大的政策变化。在数万万清国人中，有一个人思想的改变将直接影响国家的每一个人，他就是大清国皇帝陛下。74

大清国的臣民当然看不到《纽约时报》毫无保留的赞扬，但是他们可以看到上海出版的《万国公报》，李提摩太撰写的《恭记皇上肄习英文事》，谈到了学习英语在外交上的益处，他以鼓吹变法的口气评论道：“此在中西明理之人同深庆幸，未始非中国振兴之转机也。”并殷殷期盼清国的“明达者”能“以皇上之心为心，争自鼓励效尤。专求有益民生之学，则富国强兵之治日上云蒸。此固有心人所馨香祷祝也”75。光绪皇帝在20岁的时候学习外语显然与国势阽危的刺激息息相关，他希望通过学习外语来表明自己冲破保守势力的态度和信念。可惜，光绪皇帝的这一举动，保守派固然会大加反对，而开明派也多不理解，他的老师、被认为是支持变法的翁同龢就在日记里说“闻欲通泰西字义，此何意也”76，看到御案上堆满英文书，他感叹“伤哉！”他和皇上步调不一与后来被革职有莫大关系，此是后话，先略过不提。与中外报章上交口称赞形成反讽的是，光绪皇帝学习外语的时间并不长，不久就被慈禧太后叫停了。

相比于一举一动都可能被放大的帝王来说，下层士子康有为在学习方向上要自由得多。在光绪皇帝开始学习英语的时候，康有为钻研西学已经长达十年了，这为后来君臣之间风云际会提供了共同语言。

光绪皇帝

康有为

1882年，康有为25岁。这是一个人生思想初步定型的敏感年龄，这一年在康有为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具有分水岭式的意义。年初，他的老师朱次琦先生去世，享年75岁，仅仅几个月之后，他开始全面接触此前所知寥寥的西学，仿佛是一块铁屑遇到了强大的磁场瞬间就被吸引了过去，而自身从此具备了磁性。这一年的五月，在老师的葬礼结束之后，康有为参加顺天府的乡试，他和很多中国读书人一样，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增进学问丰富阅历的信条，赶考本身就是一次充满新鲜感的旅行，稍微可以抵消落榜带来的颓废情绪。在康有为后来写就的《我史》中，1882年的回忆中无一字提及这次落榜，可能，时过境迁之后，当初被认为是天大的事情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了。在这一年的回忆中，康有为最深刻的还是归途中的游历给自己带来的震撼，这些对他后来人生航向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在南归的途中，他经过了香港和上海，两座最早的通商口岸城市。香港不用说了，此时的上海经过将近30年的西风吹拂，已经初步繁荣，已非王韬在1848年所目睹的上海。开埠仅五年的上海就让王韬惊为“海外神山”，开埠近30年的上海对康有为的震撼可想而知。和王韬不同，康有为具有“性好穷理”的哲学家气质，透过口岸城市的繁盛表象，他感叹的是“西人治术之有本”，推导出“属地如此，本国更进可知，因思其所以如此者，必有道德学问以为之本原”。于是，康有为几乎购买了江南制造局和基督教会所译的全部书籍。这些西学书籍给康有为打开了另一扇窗户，“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77。

真正让康有为对西方政治哲学登堂入室的还是林乐知的《万国公报》。后来革命党阵营里的宣传家胡汉民不无意气地评价说：“康有为未尝研究政治的学问，单就当时李提摩太、林乐知所译一二粗浅西籍，管窥蠡测，以为民族是要分别的，民主政体是这样的，实则似是而非，一知半解，后来不能自信，也未必不因于此。”78排除党争中难免的贬抑口气，他指出康有为的西学来源，并无偏差。

康有为与《万国公报》直接接触在1894年。这年的7月，《万国公报》登出了一则征文启事，开出了五道试题，全部和推广西学有关，要求应征者全做，字数在四五千字之间。此时的康有为仍然是衰人一个，参加完甲午恩科会试，本想在京城多待些时日，等待时机，不料下车时伤了脚，而他的著作《新学伪经考》被京城的学者们痛加批驳，御史余联沅上本弹劾，说康“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盛世不容”，请求焚书毁版。不得已，康有为回到广州，一路游山玩水到了桂林，继续他的讲学生涯。他在什么时候看到《万国公报》上的征文启事不得而知，但他确将应题作文寄去，经过王韬、沈毓桂和蔡尔康三人的评选，被评为广东片区第十名，获得奖银四两。这个成绩说明他在当时倾心西学的士子当中并不算一个出类拔萃者，但能被取中，也算是一大喜讯。

康有为与《万国公报》的结缘，对他的启发是多方面的。虽然他从1888年就开始上书皇帝，走的是一条书生干谒求进的传统道路，但他从《万国公报》那里看到了报纸开启明智、宣传主张的巨大功效，这使他政治运作多了一项选择，那就是眼光向下，通过报纸进行舆论造势，将传统的书生清议与现代报纸相结合，开启庶人问政的风气。另一方面，以康有为的敏锐，他也看到了《万国公报》背靠的社团广学会，没有广学会的金钱和智慧支撑，《万国公报》不可能风生水起，成为读书人中最有影响力的杂志。对于结社的力量他有了全新的认识，后成立强国会、保国会、保皇会，其灵感最初实来自于此。办报、结社，都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没有的新事物，康有为后来名声鹊起，俨然以变法旗手自居，实赖于此。

康有为在《万国公报》征文中的获奖似乎是个喜兆，接下来的喜讯含金量更高，这一次会试，康有为高中进士第八名，成为天子门生，一步迈入当时成功者的行列。

1895年春天，康有为重回京城，此时中日战争已接近尾声，京城里弥漫着一股悲愤不安的气息。4月，《马关条约》的条款内容传回北京，愤怒的士子们纷纷联名上书，四月初六到四月十五，短短九天，由都察院代奏的各省公车单独或联名的上书多达37件。一直为鼓动变法积极活动的康有为思有所为，与弟子梁启超四处联络在京举子，也拟了一个上皇帝书。因几年前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次书，所以这次被称为“上皇帝第二书”，长达18000多字，书中论述了他想到的变法的各个方面，内容全面而芜杂。这封写给皇帝的书信是康有为眼里的得意之作，自视为变法的纲领，草成之后在京城里四处传观。

李提摩太也读到了这封写给光绪的长信，并且在10月份与康有为第一次见面，两人相谈甚欢，有相见恨晚之意。对于那封上皇帝书，李提摩太在给妻子的信中意味深长地说道：“我惊奇地发现，几乎我以前所作的种种建议，全都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划中了。无怪乎他来访我时，我们有那么多共同之处。”这封信要是让康有为读到了，他心里可能会不是滋味，因为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这等于说他的观点并非原创。不过康有为后来与一位外国人面谈时坦言：“吾之于变革之主因系两传教士之著作，尊敬的李提摩太和尊敬的林乐知博士。”79作为政治家并非一定要有原创思想，更需要“起而行”的勇气，他只要能选择某种思想作为行动指针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