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短暂的春天.2

在这份上书里，康有为提出了全面变法维新的主张，其中也包含有兴办报纸的建议。皇帝并没有看到他的上书，但他已经行动起来了，另一份“万国公报”将在京城里掀起波澜。

“称赞莫过于摹仿”

帝国的每一个新生事物都必须从历史传统中去寻找合法性，如果找不到，那就制造一个。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都是照这个模式进行的努力，历史，才是新生事物的“准生证”。

康有为将办报合法性的论证，上溯到《周礼》、《诗经》，然后才由历史传统生发开来，“近开报馆，名曰新闻，政俗备存，文学兼述，小之可观物价，琐之可见土风。清议时存，等于乡校；见闻日辟，可通时务。外国农业、商学、天文、地质、教会、政律、格致、武备各有专门，以为新报，尤足以开拓心思，发越聪明，与铁路开通，实相表里。宜纵民开设，并加奖劝，庶裨政教”。在《上清帝第四书》中，他再次提出要“设报达聪”，认为“中国百弊，皆由蔽隔”，有了报纸，可使“民隐咸达”，并能“通悉敌情，周知四海”。因此，“宜令直省要郡各开报馆，州县乡镇亦令续开”。

为推广变法，康有为将传统之路与现代之路糅合在一起，一面上书皇帝，争取最高政治权威的支持，一面在士大夫中“广联人才，创通风气”，方法是开学会办报纸，用康有为的话来说就是：“泰西之强也，在开启民智，开民智之故在报馆也。”不但西方，且“日本之强，盖在报馆”。他的弟子梁启超也认为：“度欲开会，非办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80通过报纸的鼓吹，壮大民间力量，制造舆论声势，最终的目的还是推动上层以权力变法。

在时事纷繁的1895年上半年，后来成为舆论骄子的梁启超获得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办报的机会。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需要一位中文秘书，他毛遂自荐愿意为“鬼子大人”服务。在李提摩太居留北京期间，梁启超一直充当他的助手。对于梁启超短短几个月的秘书生涯，虽然各种史料只是一笔带过甚至略过不提，但可以推想，他们之间一定讨论过办报事宜。

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创设的《万国公报》出版发行，免费赠阅，读者对象锁定为在京的士大夫，“以士大夫不通外国政事风俗，而京师无人敢创报以开知识，变法本原，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81。这一思路与当初李提摩太的“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殊无二致。而具体发行方法则与送《京报》的报贩们商量，把《万国公报》夹在《京报》里一并送出，和今日的夹报广告差不多。这是一份“借壳上市”的报纸，它的纸张、印刷和《京报》完全一样，而它又与广学会的《万国公报》同名，很多文章直接重印自广学会的《万国公报》。多年来《万国公报》在京城里一直畅行无阻，无人反对。“从外表上看，与政府的机关报没什么区别；但在内容上，它介绍的却是广学会所宣传的西方的观念。”82

一段时间内这份来历不明的报纸让人一头雾水，有人认为是外国人办的，也有人认为出自总理衙门。李提摩太看到康记《万国公报》是既诧异又窃喜，他一面指出不应与上海广学会刊物同名，一面又认为这是广学会刊物深受欢迎的标志，这是对他们的奉承。一位英国外交官评价说，北京士人“办了一份杂志，甚至也取名为《万国公报》，真是‘称赞莫过于摹仿’。这份杂志看起来就像是完全转载我们在上海出版的文章一样”83。

康记《万国公报》只是康门弟子初学办报的练习本而已，梁启超、麦孺博是报纸的实际操办者。梁启超后来回忆：“鄙人则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其言之肤浅无用，由今思之，只有汗颜。”84这种说法当然有事后谦虚的成分，它的成效可以从发行数量上体现出来，由几百份而扩大到三千份，“报开两月，舆论渐明，初则骇之，继亦渐知新法之益”85。

维新派初尝办报的甜头，继之强学会在北京成立，列名会籍或参预会务的主要是维新之士和同情变法的官员，其中不乏朝廷大佬如孙家鼐、张之洞和后来的袁大总统。这是一个名义上讲求自强之学的学会，但实际上是近代政党组织的滥觞。强学会成立后，“先以报事为主”，康记《万国公报》在李提摩太的抗议下改名《中外纪闻》，作为机关报。1895年12月16日，《中外纪闻》正式出版，仍为双日刊。“政党”加“机关报”的模式由此出现，影响了中国其后百年的历史，一直到今天。

然而在舆论风潮渐起的时候，谣言接踵而来。首先感受到压力而心生惊惧的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送报人，梁启超回忆说：“然谣诼已蜂起，送至各家门者，辄怒以目，驯至送报人惧祸及，悬重赏亦不肯代送矣。”86

谣言是事实的影子，如同雷声之于闪电。十二月初七日，御史杨崇伊弹劾强学会之折出炉，内容除了指摘报馆“惑乱听闻”的老调外，更在经济问题上指控对手：

况报馆之毁誉，定于贿赂之有无，任意抑扬，凭空结撰，岂可信以为真？乃近来台馆诸臣，自命留心时事，竟敢呼朋引类，于后孙公园赁屋，创立强学书院，专门贩卖西学书籍，并钞录各馆新闻报刊，印《中外纪闻》，按户销售。计此二宗，每月千金以外。犹复籍口公费，函索各省文武大员，以毁誉为要挟。故开办未久，集款已及二万。口谈忠义，心薰利欲，莫此为甚。87

杨崇伊直指康有为等人借报生财，嘴里谈的是主义，心里想的是生意。他紧接着进行发挥，以揣测的口吻大谈其危害：

且目前以毁誉要公费，他日将以公费分毁誉，流弊所极，必以书院私议干朝廷黜陟之权，树党援而分门户，其端皆基于此。相应请旨严禁，并查明创立之人，分别示惩，以为沽名罔利之戒。88

这样的指控虽然无根无据，但御史纠弹可以闻风奏事，不必确有其事。

杨崇伊弹劾强学会的原因，传闻很多，其一便是李鸿章怂恿说。李与杨是儿女亲家，李当时想捐银加入强学会，但因为背负汉奸名声而被拒，因而心怀愤恨，“不带我玩，也不能让你们好好玩”。于是怂恿亲家上书纠弹。但此说被人否定，说李曾因借贷不还处罚过杨，两家关系并不怎样。再说李鸿章支持变法，即使在戊戌政变之后，仍然在太后面前说“臣实康党”，百日维新期间他虽没有参与，但也没有捣乱。另一种说法近乎小儿闹剧，一位日本公使向国内报告说，杨崇伊想加入强学会但又不愿缴纳会费而被拒，怀恨在心，才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弹劾。虽然各种说法莫衷一是，但也很难说是同一种原因。强学会拒绝满人入会，导致满人对其不怀好感当是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强学会封还是不封，朝廷极为纠结，朝廷内部早已不是铁板一块。即便是顽固派像徐桐这样的人也认识到大清非得变法不可，强学会的成立本身就是朝廷官员背后支持的结果。军机处拟旨查禁的时候，最有可能出面回护的军机大臣、清流派首领李鸿藻却没有机会参与。那一天他恰好和奕劻、徐桐、荣禄等军机大臣前往普陀峪，视察慈禧陵寝工程去了。当天入值的军机大臣有恭亲王奕、翁同龢、刚毅等。翁同龢本人的态度和他支持变法的历史形象很不相符，他在日记里说：“言者以城南强学会为结党敛钱，大干法纪，有寄谕令都察院封禁，盈廷之是非如此。”89翁同龢没有明说自己的态度，实际是保持了沉默。等到李鸿藻知晓强学会被封，却已覆水难收。这事在朝廷之上引起了争议，因为按照程序，查禁强学会先要由都察院奉旨“查明”，然后出奏请旨予以定夺，而此次直接封禁，未走都察院的程序。

强学会和《中外纪闻》就这样遭遇灭顶之灾。

京城谣言四起的时候，康有为就在朋友的资助下逃离北京，并不像杨崇伊奏折中说的那样“不差钱”。《万国公报》实际上是康有为独资捐助的报纸，每期出纸墨银二两，共出了四十五期，合九十两，数字不算大，但对康有为来说，也应当是不小的负担，他曾把衣服典当了付纸墨银。

封禁之事传出后，舆论大哗，贻笑中外。京城的洋人当面讥讽，并在报纸上广为报道，各方面的反应让朝廷颜面无存。这时候御史胡孚宸上奏“书局有益人才，请饬筹议以禆时局”，请将强学书局改为官办，此奏正是找回面子的机会，朝廷准奏。于是官书局设立，出版《官书局报》、《官书局汇报》，但只能翻译，“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作为当时官方的报纸，只能如此。朝廷固然可以封学会封报馆，把头埋进沙子里依旧歌功颂德，但一股变法自强的风潮已起，无所不在的绝对权力不能把所有的风口都堵住。

《时务报》吹响号角

康有为离开京城抵达上海，张之洞立即派专人将他接到南京，康有为开始了他与两江总督张之洞之间的蜜月期。张对康有为极为倾倒，认为他是杰出人才。康有为在南京的短暂过访极为舒心，隔日就与张之洞畅谈至深夜。二人议定在广东、上海办强学会，其中上海一处由张之洞派其亲信汪康年办理，广东一处由康有为亲自办理。因汪康年此时尚在湖北，上海强学会暂由康有为、梁鼎芬等人先办起来。

1896年1月，上海强学会机关报《强学报》正式发刊。和北京的《中外纪闻》相比，《强学报》政治色彩更为鲜明，批判火力更猛。

然而，刚愎自用的康有为却在此时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最终让他失去改革的盟友。

在《强学报》创刊号的封面上，康有为等人注明创刊时间“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并将这个日期冠于“光绪二十一年”之前，内文中刊载了《孔子纪年说》一文，提议用孔子纪年。中国自汉武帝时便使用皇帝年号纪年，两千年来未有更改，因而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尽管康有为终身没有与清廷决裂，但这么做本身会被人视为不再与朝廷合作，而有另起炉灶之心。以孔子纪年，康有为旨在推销他借孔子“托古改制”之意，其灵感当来自西方以耶稣诞辰纪年，在中国谁的影响力能超过孔子，何不因循先例以孔子纪年呢？对他来说这只是理念问题，然而对于强学会的实际赞助人张之洞来说却是一条不能触碰的政治高压线。还在南京的时候，张之洞就对康有为大力推销的“托古改制”不感冒，认为此说漏洞太多，在士大夫中没有市场，奉劝他勿言此学。平心而论，尽管理念有异，张之洞对康有为还是优容有加的，此时坚持“托古改制”无异于给酝酿中的改革平添阻力。被康有为视为宝贝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百年之后，因为牵强附会，难以自圆其说，被学者批评颇多，甚至被认为在维新大业中纯属“画蛇添足”。尽管于实际政治，康有为是十足的新手上路，然而以他的圣人心态和殉道精神，对于张之洞的规劝，哪里听得进去呢？

当孔子纪年见诸报端之后，张之洞大为震怒。《上海强学会序》是康有为执笔张之洞署名在《申报》发表的，时人多以为张是上海强学会会长。现在《强学报》却以孔子纪年，朝堂之上置张之洞于何地呢？张之洞认为“孔子卒后一条”，“未经同人商议”，不合程序。虽然如此，他还是没有与康有为决裂。但裂缝并未因此弥合，反而有加大趋势。纪年风波尚未停息，《强学报》又未经同意登载廷寄，再次引起张之洞的不满。从只出版三期的《强学报》的内容看，“托古改制”是其核心，康有为明知张之洞反对其宣扬此学，而一意孤行，实际上是把学会和报纸变成了推行自己私学的根据地，完全成了康门“私货”。经元善在给康的复信中直截了当地批评他“于谦、恕、慎三字，未能真切体验躬行，又不免偏重好名”，另一封写给汪康年的信中对其批评更为激烈，“惟康长翁之手段，似长于坐而言，绌于起而行，欲集众人之资以逞一己之见，物议之来，或有由致”90。这样的批评代表了同盟内部的看法，这和康有为后来为自己辩白，说张之洞“背盟”大相径庭。《强学报》出到第三期，京城传来查禁强学会的谕旨，张之洞立即下令叫停，“现时各人星散，此报不刊，此会不办”。

时务报

张之洞与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已经出现裂痕，观念之争如果调和不当，就是一颗潜伏的地雷。

汪康年本来计划到上海接替康有为办强学会的，哪知计划赶不上变化，人没到强学会却先倒了。但强学会尚有余款，汪康年打算用这些钱再办一家报馆，他与黄遵宪等人商议，诸人一拍即合，《时务报》馆破土而出。于是汪康年致函梁启超请他赴沪，其间张之洞邀请梁入幕，伍廷芳出使三国，请梁担任二等参赞，连船票都送去了，但梁启超都没有动心，他认为只有办报才能施展他的平生抱负。

梁启超到了上海之后，与汪康年、黄遵宪等就创刊宗旨产生了不小分歧。汪康年主张“以广译西报为主”，甚至打算吸收洋股，挂洋旗。留过洋的黄遵宪，亲身接触过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他力促办报“事期必成”，但身在宦途，对于报纸政论他既向往，又心存忌惮。梁启超到上海之后，认为自己既然担任主笔，就要发抒言论。汪康年顾虑重重，黄遵宪调和其间，劝说汪康年不要过分忧谗畏讥，又叫梁启超放手去做，但也不要“太过恢张”。至于梁启超主张用孔子纪年，黄遵宪、汪康年等都不同意，梁也不复力争，承诺“不以所学入之报中”。

在《时务报》创刊号上，梁启超首载《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详论报纸“去塞求通”的巨大功用。他认为国家强弱的关键在于通上下、通内外，而去塞求通的首选工具就是报刊。他把报刊比喻为国君与臣民的耳目喉舌，这与几十年后美国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提出的大众媒介具有“人体的延伸”功能的观点极为一致，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的，借助媒体可以看到；我们用耳朵听不到的，借助媒体可以听到。

《时务报》上最震动全国青年学子的文字还是那些倡言变法的论说。其中以梁启超的《变法通议》最有代表性，这篇长文连载了二十一期，系统阐述了维新派的变法思想。梁启超认为变法的本原在推广西学，培育通晓西方一切学问的人才，而落实到具体策略上则是改变教育制度，废科举，最终指向变革官制。他强调“即使中国的政治振兴有待人民的教育，但目前的任务仍是政治的机构改革这一双关思想来结束他的教育改革方案，原因也许就在于此”91。

《时务报》的政论家们在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同时，宣传“设议院”、“伸民权”等民主思想。总经理汪康年在忙于报务之暇，写出了数十篇文章，其代表作《中国自强策》和《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火力十足，大胆新颖。他说君主专制制度使君臣之间因互相防范，导致“上下隔绝，彼此相离，民视君父如陌路，视同国若途人。夫民之弱与离，君所欲也，积至今数千年，乃受其大祸。”92“若夫，君隆然若天，人民尔然如草芥，民以为天下四海皆君之物，我辈但为君之奴仆而已，平日政事举措，漠不相闻，一旦变故起，相率委而去之，但知咎君不能保护己，而不知纤毫尽心力于君。”93虽然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当时还没有传入国内，但他们对中央集权的批判却高度契合，托克维尔说：

写作中的梁启超

中央集权长于保守，而短于创新。当它激起社会发生巨大动荡，或加速社会的前进步伐时，它便会失去控制的力量。只要它的各项措施有求于公民的协助，这架庞大机器的弱点马上就会暴露出来，立即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94

在《中国自强策》一文中，汪康年提出的自强之法包罗极广，客观地说，缺乏充分严密的论证，逻辑性较差，读起来有点凌乱芜杂。但其要点在于“复民权、崇公理”，主张设立议院，“使士民之明秀者互相举为议员，使至京入议院，而使中外大员，自三品以上，俱入上议院”，而后选举相臣，设立各部，“由相臣自择用诸部大臣，及各省之长。大臣及长，又各举其属，而皆决于议院”95。这些都是中国人自己宣讲“议会”、“民权”之第一声。

对君主专制的批判，措辞最激烈、学理最深刻的还是严复。《时务报》曾重刊了他的名作《辟韩》一文。严复在文章中根据西方的民主政治学说，对君主的起源和君民关系提出了新看法，指出国家是“民之公产”，王侯将相不过是“通国之公仆隶”，人民才是“天下之真主”。严复说：

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猬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也。96

因此必须改变君主专制制度，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申张民权。

这一时期，《时务报》馆里群星灿烂，但最亮的那颗非梁启超莫属。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撰写了12.3万字的政论文章，占《时务报》政论文的60%。除自己撰文外，为报上的翻译文章润色，写按语、告白以及编排等，样样都少不了他。但是“萝卜快了不洗泥”，才24岁的梁启超在思想上还没有成熟定型，不少文章率尔操觚，写得粗糙，严复就曾多次写信对梁文的缺点提出批评。梁启超自己也承认“未能自度，而先度人”。这些粗糙的文章之所以能风靡一时，只有一种解释：它吹响的是由专制到民主的政治革命的号角。

内破裂

《时务报》上的那些文章如同大风席卷芦苇，草野为之歆动。办报老手李提摩太盛赞报纸的成功：“在从南到北的整个帝国激起了维新思潮的涟漪。”97赞扬的信件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如同春节联欢晚会上喜气洋洋的贺电一样。

湖南陈三立发来“贺电”：“忽见《时务报》册，心气舒豁，顿为之喜。……日起有功，必能渐开风气，增光上国。公度（即黄遵宪，作者注）书言梁卓如乃旷世奇才，今窥一斑，益为神往矣。”98

南京郑孝胥发来“贺电”：“《时务报》灿然而出，如挈白日，照耀赤县，可谓杰哉。梁君下笔，排山倒海，尤有举大事，动大众之概。”99

重庆吴樵发来“贺电”：“九月初一得七月初两公函并第一次报，急读之下，狂舞万状，自始至终，庄诵万遍，谨为四百兆黄种额手曰：死灰复炽；谨为二百里清蒙气、动物、植物种种众生额手曰：太平可睹。我辈亦当互相称庆。”100

善化瞿子玖（即瞿鸿禨）给汪康年发来“贺电”：“大馆之设，意在觉世，孤怀闳识，极用佩仰，破一孔之陋习，开横览之远模，将使鄙儒皆知世务，收效良非浅。”101

几十年后，老报人包天笑在回忆录中追叙说：

这时候，关于文学上，有一事颇足以震动全中国青年学子的，是梁启超的《时务报》在上海出版了。这好像是开了一个大炮，惊醒了许多人的迷梦。……不但是梁启超的文章写得好，还好像是他所说的话，就是我们蕴藏在心中所欲说的一般。102

看上去，《时务报》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然而，因言论逾格而招致封馆的危机无时不在。大胆放言的篇章固然快慰人心，但同道朋辈却暗中为之捏汗，他们在信中热烈赞扬的同时，也谆谆告诫，办报有风险，言论要小心，只有走得稳，才能走得远。对于某些文章他们甚至责备汪、梁过于大胆，“同人书札往还，咸以戒慎恐惧相勖，抑亦鉴于警世骇俗之论，不可以持久，惧其将一蹶而不可复振也”103。

同样是吴樵，他在信中针对梁启超批评张之洞主持的南京自强军和把满族称为“彼族”，就很不认同，他说：“吾辈议论，当思非其时非其人不可发也。此时此人，当受之以渐，声闻不可以菩萨行告之，况佛法耶。以后此种吹求，恐天下发之者尚多，我辈羽翼未丰，断不宜冒犯此大阵。”104

无锡裘葆良在信中说：“方今庙堂之上，支支节节仿行西法，有识之士，预决其不效。惟报馆大声疾呼，能收无形之益。万一再蹈京师强学之辙，则黄种一线之生机绝矣。鄙人私甚忧之。”105

善化瞿子玖在褒扬之余则说：“近惟有时议论恢张，不能无矫枉过正之弊，如所列知耻学会前序，直斥至尊，心何以安，授人口实，大率在此。尚愿少加谨慎，留意选收，即保令名，亦全盛举。”106

邹代钧褒扬汪康年的重磅政论不啻两颗炸弹，但同时提醒汪：“此后议论，一切忌讳，须加审慎，非不欲尽言也，虑炸弹之伤我报馆也。何如？”107

这些规劝，固然由各人所处的位置、所持的立场不同造成的。他们在大方向上相同，在具体策略和言论尺度上却又各自不同，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在言论自由无保障的时代，那条红线看上去不存在，实则无处不在，什么样的尺度才是安全稳妥的，这本身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同一言论在此人看来过于大胆，在彼人看来则太过含蓄。所谓言论尺度，只能靠各人捉摸揣测，如同玻璃屋顶一样，不跳起来试试，是无从知晓的。一百多年来，言论尺度难题是中国报人无法回避的宿命，多少人为之流血、坐牢、遁逃海外。

《时务报》的成功创办，湖广总督张之洞发挥了巨大作用。创办报纸的经费最初移用了上海强学会的余款一千二百两，其中的七百两是张之洞捐给上海强学会的。《时务报》发刊之后，张之洞为之一振，他称誉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取琐闻……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108。这种来自官方对报纸的公开赞美，且调门如此之高，在晚清官场上是第一次。不仅如此，他还以湖广总督的名义，下令湖北全省文武大小衙门及各局、书院、学堂一体购阅。按照梁启超的估计，《时务报》要发行4000份才能生存下去，张之洞的一道公款订阅的命令，等于给报纸买了保险。依张的命令，湖北全省要订报864份，总计每年报价1152元。难得的是，张之洞还同意将订阅《时务报》的饬札刊登在《时务报》第六期上，此举无异于公开表明自己的支持态度。在晚清的政治生态中，这意味着，张之洞深深卷入了《时务报》，说他是《时务报》的保护人也不算过分。在张之洞的“示范”下，山西、湖南、浙江、安徽等省的巡抚，江苏、贵州的学政以及江西布政使等，纷纷在自己的辖地指令自行购阅或公款订阅《时务报》。《时务报》发刊未久就能风行海内外，与张之洞的大力推广无疑有着重要关系，否则仅凭梁启超的生花妙笔也很难达到如此效果。

张之洞

但是，张之洞毕竟是体制内的高官，而《时务报》则是一份体制外的报纸，其中扦格之处自不待言。发议论的人总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倾向，而主持实际政治的人总希望言论在自己可控制的范围之内。这就决定了张之洞对《时务报》的支持不可能是毫无保留的，当然，也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他做到这一点。当《时务报》上的言论逾越了他认可的尺度时，干涉和施压是必然的。对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理论，他一向认为是“圣人僭妄而又作伪，似不近情理”。当他看到梁启超在报上引用乃师的改制说，他大感不快。更令张之洞不安的是，《时务报》上“干犯时忌”的文字越来越多，如梁启超称满族为“彼族”，谓“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从张之洞自身角度来看，这些言辞显然让他不安，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是《时务报》的背后支持者，《时务报》不出事则可，一旦出事他则势必牵连在内。

矛盾的爆发点是梁启超在《时务报》第40册上发表《知耻学会叙》，在这篇火力十足的文章中，梁氏对官、士、商、兵无不猛烈抨击，笔锋所及，被他批得一无是处。他说：

官惟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接见西官，栗栗变色，听言若闻雷，睹颜若谈虎。其下焉者，饱食无事，趋衙听鼓，旅进旅退，濡濡若趋群豕，曾不为怪。士惟无耻，故一书不读，一物不知，出穿窬之技，以作搭题，甘囚虏之容，以受收检。褒八股八韵，谓极宇宙之文；守高头讲章，谓穷天人之奥。商惟无耻，故不讲制造，不务转运，攘窃于室内，授利于渔人。其甚者，习言语为奉承西商之地，入学堂为操练买办之才，充犬马之役，则耀于乡闾，假狐虎之威，乃轹其同族。兵惟无耻，故老弱羸病，苟且充额，力不能胜匹雏，耳未闻谭战事。以养兵十年之蓄，饮酒看花，距前敌百里而遥，望风弃甲。109

在梁启超笔下，这四类中国最有势力的阶层一个个形同丑类，整个大清国简直是“洪洞县里无好人”。而一句“官惟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在张之洞眼里则格外刺眼，他再豁达大度，心里也不能不打小鼓，这句恶评是不是把他也囊括在内，因为此时他正在湖北操练自强军。此前梁启超已经批评自强军里高薪聘用洋教官有媚洋嫌疑。

《知耻学会叙》一文引起张之洞震怒，认为此文“太悖谬，阅者人人惊骇，恐招大祸……若经言官指摘，恐有不测，《时务报》从此禁绝矣”。立即电饬湖南巡抚陈宝箴，“望速告湘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110。

同时，张之洞通过各种途径对汪康年施压，提醒他不要惑于邪说，文字要格外小心。汪原系张之洞的幕僚，对张的督责当然不能充耳不闻。但一开始，面对张之洞的指责，汪康年的表现还“可圈可点”，他以总经理不能干预主笔为由加以婉拒。但随着来自张之洞的压力逐渐增加和各方朋友的劝说，汪康年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毕竟报纸的生存是第一位的，报纸和言论之间才是真正的皮毛关系。所以汪康年开始注意对一些过激言论加以矫正，力求谨慎委婉。另一方面，他也接受张之洞僚属的告诫，开始加强对《时务报》人事、经济等实际权力的掌控。自此，《时务报》内部出现裂痕。

反对“粘连”

1896年10月，康有为与弟弟康广仁一路游历罗浮、香港。此间，他接到商人何穗田的邀请来到澳门，商量办一份新报纸。

何穗田，名连旺，广州顺德人，隶葡萄牙籍，是一位澳门巨商。他既有葡萄牙的爵位，同时又通过捐纳获得广西补用道员的头衔。他的父亲何桂是澳门赌博业的第一代承办商人，又兼营盐业、鸦片业。在他的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就涉足商业，创办的“其祥公司”发展迅速，本人的政治地位也跟着水涨船高，参与许多社会事务。

早在1892年，他就与孙中山有过交往。当时孙中山还在香港学习西医，在一次返乡途中道经澳门，何穗田和另一位澳绅家人都久病不愈，请孙过来诊治，结果药到病除，两人叹为神奇。等孙中山毕业后，何穗田等澳绅就资助他来澳门组织中西医局，挂牌行医。

何穗田是一个关心政局的新派绅士，他的一生都和当时的政治焦点人物联系紧密。他与康有为的第一次接触就有相见恨晚之意，对于中国的现状和前途有着极为一致的看法。因为长期阅读《时务报》，他对康有为、梁启超仰慕已久，很想在澳门办一份与《时务报》旗鼓相当的报纸。这个想法不是心血来潮，此前他曾办有《濠镜报》，但与《时务报》不在一个等量级上。此次请来康有为，就是希望他能领导新报纸的采编工作，办出一份重量级的新报纸。文章是新报纸的灵魂，谁来担纲主笔？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名声鹊起的梁启超。

此时的梁启超在《时务报》馆间接感受到了来自张之洞的压力，但他并不在意。相反，他觉得自己的文字已经非常谨慎了，根本就没有放手去写。他也想另辟一块阵地，作更大胆的言论。写文章的人，缩手缩脚总是一件不痛快的事。他理想中的阵地就在澳门。

在汪康年对《时务报》进行调整的时候，梁启超离开上海回广东省亲，接到老师的邀请转道澳门，一起商谈开办新报事宜，其间梁启超虽人不在上海但继续履行《时务报》主笔职责。1896年11月17日，梁启超致信汪康年：“澳门顷开新一报馆，集款万金，亦欲仿《时务报》之例，十日一出。其处人必欲得弟兼为主笔，弟告以到沪后看事忙否再定。”11125日，梁启超又致信汪康年，说正在筹备的报纸打算依附《时务报》，取名《广时务报》，意思有二：一是推广之意，一是谓广东之《时务报》。该报将多译格致文章，多载京师各省近事，为《时务报》所不敢言者，报末附译本年之列国岁计政要。在格式上一依《时务报》，在销路上则依靠《时务报》为之代理。梁启超建议汪康年尽量促成此事，“令彼知我实能办事，则它日用之之处尚多也”112。

这是一种将新办报纸与《时务报》捆绑在一起的思路，目的在于借《时务报》的品牌力量扩大新报纸的影响。对于梁启超的建议，汪康年在最初阶段并没有反对，并在《时务报》上刊出了《广时务报公启》，广为布告，内容基本上是梁启超写给汪康年的报告，注明《广时务报》将由梁启超“遥领”，并称对于近事将言《时务报》所不敢言。

公启刊出后，立即引起同志们的群起反对。有人认为，《广时务报》的主笔，梁启超可以兼职，但必须坐镇上海。其意在于不能让梁启超离开《时务报》馆。吴樵认为，《广时务报》“断不宜与《时务报》相连。惟其能言《时务报》所不能言，尤不可不如此。吾辈此时利在多营其窟，将来澳报必有大振脑筋之语，我堂堂大国于澳门只可瞠目而视，然《时务报》必任其咎矣”113。所以他力主更改报名，不要给社会留下新报与《时务报》有关系的印象，“与其两败，毋宁慎之于始”。对于吴樵的态度，谭嗣同致函汪康年解释道：“铁樵深怪贵馆不当与《广时务馆》粘连一片，恐一被弹而两俱废也。此其关键甚微而甚大，高明宜早筹之。”114邹代钧也对梁启超兼领《广时务报》主笔表示不满，认为梁如执意留在澳门担任主笔则是“大有阴谋”115，这个提法可能与风闻康党与孙文有所接触有关，他指出若梁执意留澳门，须每月为《时务报》供稿不少于3篇和札记若干，以羁縻梁启超。

就当时的情势而言，《广时务报》与《时务报》捆绑运作确实是弊多利少。处于澳葡当局管理之下的《广时务报》固然可以钻言论自由上“一国两制”的空子，放言高论，起到与《时务报》遥相呼应的效果，但很容易让《时务报》“躺着中枪”，结果得不偿失。还不如各立门户，看上去互不相关，实则暗通消息，互为犄角，避免一损俱损。因为大家的反对，《广时务报》最终更名《知新报》，取“传布新知，去塞求通”之意。

为了促成新报早日面世，梁启超在澳门多逗留了十余日，直到事情底定，才于年底返回上海。1897年2月22日，《知新报》在澳门发刊。梁启超在发刊词中以一贯的“时务体”写道：“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这句掷地有声的名言百余年来犹萦在耳，鞭策着每一个有良知的报人。

《知新报》创刊号

《知新报》的出版，使维新派在南方拥有了自己的喉舌阵地。澳葡当局对不危害自己统治的活动并不多加干涉，因而言论尺度较为宽松。当康有为筹划上清帝第五书时，其中学习俄日的思想就由他的弟子欧榘甲在时论中先予透露，以试探各方反应，进行舆论造势。这份上清帝第五书最早也是由《知新报》刊出，并且加上颇为大胆的跋语：“此折因有偏安字样，为堂官所捺，格不上达。至其忧愤迫切，挽救危急，阅者自知，无待赘言。”116对当时广受讥评的中俄密约问题，《知新报》放言批评是“引虎入室，认贼作子，祸未有艾，人人寒心”，说密约一手促成者状元郎洪钧罪不能掩。这些直言无忌的言论在内地报纸上是无法见到的。

由于《知新报》刊登了不少当时国内报刊所不敢刊登的文章，在当时独树一帜，深受知识界的欢迎，甚至远销日本、新加坡。国内许多省的开明官员也通饬省内官员、士绅订阅该报。广西巡抚史念祖就在饬令中说：

兹有广东澳门，开设知新报馆，其叙例著于篇首，所录各国近事，皆照各国本文译出，至详且备，亟应随时阅看，以广见闻。……且广西地处边陲，向无报馆，闭塞耳目，殊非细故，又或一行作吏，无暇读书，或远宦荒隅，隔绝文献，欲通时事，其道无由，非阅斯报，何以开智识而资艺业？117

杭州官员也要求下属州县购阅《知新报》和《时务报》，说两报互证参观，于论政论学，更有裨益。

《知新报》虽受读者欢迎，但清廷不容报纸放言无忌。1897年6月，清廷下谕，称澳门《知新报》所记各事，语极狂悖，并试图通过澳葡当局进行干预。从中可以看出，当初吴樵、谭嗣同等人主张《知新报》不与《时务报》“粘连”是有远见的，否则，《时务报》必受牵累。

戊戌政变发生后，维新派遭到残酷镇压。包括《知新报》经理康广仁在内的六君子惨遭杀害，康有为辗转逃至加拿大，梁启超躲进日本使馆后赴东洋。何穗田在这时展现了自己侠义的一面，他冒着危险，接待了梁启超父亲和妻儿，还把康有为的父亲接到澳门保护。一时间，澳门成为维新派人士的“诺亚方舟”。为了保护维新人士，《知新报》从第68册以后，重要论著不再署作者姓名，或用笔名、化名，并多录译者。报纸也用“本馆经理人葡国伯爵非难地”的名义出版，还在“本馆经理人谨启”中声明：与旧人无涉。在国内，维新派的报刊相继被封，唯独《知新报》在华南坚守阵地，孤军奋战，及时报告了北京政变的真相，歌颂了为维新变法死难的烈士。

1900年，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勤王起义失败，康党侵吞华侨捐款的内幕暴露，何穗田遂与康党疏远。直到1901年2月《知新报》才自动停刊，成为国内出版时间最长的维新派报刊。

汪梁之争的一地鸡毛

当梁启超从广东省亲回来后，很快卷入到一起“一地鸡毛”的人事纠纷当中。在《时务报》工作的同门梁启勋（梁启超二弟）、韩云台向他抱怨汪康年在这段时间对他们多有不公，甚至连馆中的佣人都拿他们另眼相看。对于梁、韩的抱怨，梁启超在情绪上多少受到感染，他对汪康年的处置方式也有不同看法，在随后写给黄遵宪的信中对汪康年便有所抱怨。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这封信点燃了黄遵宪对汪康年的积压很久的不满情绪，他一直不主张汪康年一人揽权，在《时务报》创办之初就提出仿照西方的三权分立，将立法、行政分开，设立报馆董事会，但这样的制度建设并没有付诸实践。这次梁启超来信，黄遵宪旧事重提，在致汪康年的信中提议汪康年辞去《时务报》馆总（经）理的职务，改任董事，“公仍住沪照支薪水，其任在联络馆外之友，伺察馆中之事”118。黄提议由吴樵或康有为的门人龙泽厚担任总理。

黄遵宪的提议实际上是一次借题发挥，不能摆上桌面的真实理由是他认为汪康年应酬太繁，不能全面处理馆中事务，故希望汪氏让出报馆总（经）理的位置，而利用自己的所长负责馆外联络应酬。黄遵宪对汪康年的不满其实是由两人生活方式上的不同造成的。汪康年作为传统文人，不免沾染名士风流的习气，素来认为办报“必须吃花酒，乃能广通声气，故每日常有半日在应酬中，一面吃酒，一面办事”119。汪氏的生活方式在朋辈中不乏批评者，邹代钧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直言：

闻公近来多花酒之学（西人认真做事者，断不讲此学），如不常在沪，偶一为之，固属不妨，既办报事，责任甚重，关系甚大，万不可花天酒地自娱。忙正事尚且不暇，何暇及此？120

邹代钧的批评尚留余地，可偶一为之，黄遵宪留洋既久，对这种名士生活就难以容忍了，而且青楼酒馆都是高消费的场所，对报馆财务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汪康年

梁启超致信黄遵宪本无如此深意，不过是想倾诉一下而已。但黄致汪的信则使问题骤然复杂化了。梁虽然对汪的一些举措不满意，但也还没有到要求换人的地步，在他看来，当时《时务报》馆的总（经）理还是非汪莫属。所以他抱怨黄的建议实在是“卤莽不通人情”，反而使自己在报馆中的处境更为尴尬。

在汪康年眼里，黄遵宪的那封信很自然地被解读为是梁黄二人联手排挤自己。他回信黄遵宪予以反驳，自此衔恨在心，“在沪日日向同人诋排之，且遍腾书各省同志，攻击无所不至”121。黄、汪、梁的矛盾逐步公开化。

黄、汪、梁的矛盾对于刚有起色的《时务报》极为不利，他们的一些共同朋友如谭嗣同、张元济、夏曾佑、吴德潚、邹代钧等得知此事后也万分焦急，纷纷劝说他们以大局为重，不要因正常的意见分歧而影响报馆的事务。

在各方友人的劝说下，也正是出于对大局的考虑，梁启超主动与汪康年和解，他向汪解释说，这次矛盾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因为双方性格差异所致，相互之间又缺乏及时的沟通，至于黄遵宪的建议，也不应从消极及权力一层去分析，黄的建议就其本质而言，也是为了《时务报》未来的发展，有其合理成分在。他与汪康年共约，既然各自的意见都已讲明，此后当“誓灭意见”，为《时务报》的未来贡献各自的心智。

然而，梁、汪的和解并没有维持多久，梁启超的文章再次拉爆观念之争的地雷。梁启超在此后所发表的文章中，一反《时务报》创办之初“不以所学入之报中”的承诺，而热衷于宣传康有为的“三世说”、“大同学”以及创立孔教的主张。这种转变可能与梁启超返粤之后与老师的接触有关，或是康有为的授意也未可知。但是，康有为的学说在当时并不为士林所接受，因而势必会引起学术上的争议，对维新同盟则会起离心作用。《时务报》馆中的康门中人称康有为为“教皇”，这种狂妄的说法更是引起了维新同志的反感。

首先站出来大加反对的是古文经学干将章太炎，此时他也在报馆主持笔政。他始终不能认同康有为的今文经说，斥康氏学说为“粪球”，那些尊康有为为“圣人”的康门弟子好比一群屎壳郎在推滚粪球。这些话传到康门弟子耳中，学术之争则演绎为动作大片，一个叫梁作霖的康门弟子放出狠话说，以前在广东，也有个秀才诋毁康圣人，我们大庭广众之下痛揍了他一顿，今天再揍你们一顿！章太炎也不示弱，据说出手狠狠扇了梁启超一耳光。经此事件，倔强的章太炎愤然离开《时务报》。

章太炎的离职本是学术之争的结果，但地域之争却因此而起。章和汪康年本是浙江同乡，梁启超等一众康门弟子则来自广东，习惯于联想的人开始纷传《时务报》馆“将尽逐浙人而用粤人”，报馆中人无形中划分出浙、粤两系，梁启超与汪康年之间的个人矛盾裹挟派系纠纷就无法拆解了。

1897年8月，黄遵宪奉调署湖南按察使，路过上海的时候，与汪康年等人面谈，再次旧话重提主张设立《时务报》董事会。这个建议对《时务报》的长期发展是有利的，梁启超表示同意并劝说汪赞成，但此时的汪对黄的建议根本不予考虑，认为这是攘夺他的权力，他对梁启超说：“公度欲以其官稍大，捐钱稍多，而挠我权利，我故抗之，度彼如我何？”122

黄、汪之间的冲突更加尖锐化了，这直接关系到《时务报》的前程，引起了各方友人的关注，他们纷纷劝说汪康年不必固执己见，认为黄的建议并非针对个人，黄对汪向来也没有贬斥之语，将办事之人与议事之人分开是“至当不易之论”。在多位共同朋友的劝说下，汪康年接受了黄的建议，成立了董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