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短暂的春天.3

接下来的冲突是由“香饽饽”梁启超的去留问题所引发。当黄遵宪刚到湖南长沙上任的时候，得知时务学堂创办的消息，他立即向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力荐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黄还致信汪康年，主张梁启超担任学堂总教习的同时遥领《时务报》主笔。谭嗣同、熊希龄、邹代钧等也纷纷向汪康年施压，甚至声言如果汪康年不同意放梁启超赴湘，将不惜“蛮拉硬作”，行霸王硬上弓。

对于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一职，梁启超本人颇有兴趣。早在强学会被封、《时务报》未创之际，他就有到湖南的想法，“湘省居天下之中，士气最盛，陈右帅（即陈宝箴，作者注）适在其地，或者天犹未绝中国乎。若报馆不成，弟拟就之”123。他对湖南推行新政寄予了厚望。这一想法虽然因《时务报》的创办而中断，但眼前的一地鸡毛让人烦心，湖南方面的邀请对他来说是一个抽身的良机，所以梁启超毫不犹豫就同意了。

然而，来自湖南的建议和压力，让汪康年左右为难。他既希望梁启超能不伤和气地离开《时务报》，又不太愿意梁在湖南遥领《时务报》。思前想后，汪康年最终明确拒绝了黄遵宪，不同意梁离开《时务报》前去湖南。

汪康年的拒绝并没有使湖南方面放弃努力。熊希龄致函正在南京的谭嗣同，请他亲到上海向汪康年“哀吁”，如果汪康年还是不肯松口，就是翻脸也要把梁启超“豪夺而去”。谁知道谭嗣同到上海之后，汪康年向他大倒苦水，诉说自己长期积压的苦闷，让谭嗣同大为同情，汪康年的反游说硬是把一个说客拉成了自己人，谭嗣同不仅改变了初衷，还建议汪“毅然决然不允所请”。

但是，去不去湖南，决定性的一票还是在梁启超自己手里，当他执意要去湖南时，最终妥协让步的还是汪康年。1897年11月中旬，梁启超如愿以偿赴湖南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同时兼任《时务报》主笔。梁启超比以前更加忙碌了，不管他是怎样的一个工作狂，他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一天只有24小时，时间就算真的像海绵里的水，你也不能把一天挤出25小时来。出任时务学堂总教习不能说有什么错误，但这里还是有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当一个人在做甲事的时候，很难同时处理好乙事，梁启超的两份工作其实都需要他付出全身心的努力。就人的一般心理而言，更愿意在新鲜事物上全力以赴，梁启超也不例外。当梁启超忙于教务的时候，对《时务报》主笔的义务就难免有交差敷衍的状况出现。他于湖南寄出的三篇文章就很难让汪康年满意，汪认为不是梁的认真之作。这三篇文章都是序文，分别是《南学会序》、《俄土战纪序》、《经世文编序》，这种序文性质的文章多属应景之作，不可能是什么干货，这在汪康年看来显然与“主笔”的身份不太相符。如果《时务报》靠这种文章来撑门面，受损的必然是报纸本身，事实上自梁启超遥领主笔之后，因为不能安心作文，报纸的发行量已在急剧下降。这让实际主持报纸的汪康年不能不设法弥补因梁启超离开造成的空档，以阻止报纸发行量的急剧下滑。

汪康年看中的新人是郑孝胥，他欲请郑为《时务报》总主笔，改梁启超为“正主笔”，同时准备对《时务报》加以改版，将原来以梁启超为主的“论说”栏进行调整，“主选外来文字登之报首”。在汪康年看来，既然梁启超不能保证寄回的文章的质量与数量，干脆“割肉”不要。对于这次大调整，汪康年及时通知了他的合伙人梁启超和黄遵宪，并说自己将亲自到湖南面陈一切。在信中，汪康年在谈到《时务报》面临的困境时，对梁启超不能如约供稿也略有指责。然而，梁启超的反应却异常激烈，他的回信可以看作是一封绝交书，他说：“请兄即与诸君子商定下一断语，或愿辞，或不愿辞，于二十五前后与弟一电，俾弟得自定主意。如兄愿辞，弟即接办。如兄不愿辞，弟即告辞，再行设法另办。”124梁启超的爆发当然不是因汪康年要换主笔那么简单，这是矛盾长期积压的结果。自梁启超赴任湖南之后，汪康年不满梁启超和康门弟子的文章，而梁启超则不满汪康年对文章的改动。争论的焦点还是在于双方对康有为今文经说的看法截然不同，汪康年自称“不附康”，而康门弟子在文章中屡屡引用乃师学说。

梁启超的绝交书当然不会使汪康年放弃已经掌握的《时务报》，真正撒手的是梁启超自己。对于汪梁之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这是洋务派和维新派之争，认为汪康年是张之洞安插在《时务报》中的一颗棋子，当《时务报》的言论逾越张所能接受的尺度时，他就通过汪康年来施压从而控制维新派的宣传。这种看法窄化了维新同盟构成的复杂性，想当然地将康有为一派视为维新派全体，是维新运动的唯一推动者和领导者，凡不能同意康有为学说和反感其为人的都划入反对变法维新的洋务派阵营，而被贴上改良标签的康门一系所有主张和行为都被先定为正确的，并不去细究这些主张和行为本身有无瑕疵或者是否合时宜。汪康年本人的一生活动确实有依政治强人去推行政治理想的一面，但如果认为他的思想和座主之间毫无区别，不独汪康年本人不会同意，就是座主也不会认同。以他和张之洞之间的关系而言，他并不是张最宠信的幕僚，张并不看重他的思想，而是看重他的办事能力。当汪康年决定创办《时务报》而试图保留教馆职位时（他是张之洞孙子的老师），张之洞通过梁鼎芬的答复是“开报馆，则无馆，不开报馆，则有馆”125，这种不为汪预留后路的答复显然并没有将汪视为可以信任的自己人，这也可以说明汪参与创办《时务报》并非来自张之洞的指示。但是，来自张之洞方面的压力是硬邦邦的，毕竟他是朝廷重臣、封疆大吏，属于绝对强势的一方，汪康年不可能完全无视张之洞的意见。但是，即便是张之洞恐怕也没有料到最初汪居然以“总理不能干预主笔”为由对他说“不”，所以汪康年之后的转变不可简单地视为他对张的屈服，更不能把他简单视为是张安插在《时务报》里的一颗棋子。汪梁交恶的真正原因在我看来，还是在于他不能认同康有为的学说，这和张之洞不能同意康说是一样的。仔细考察汪梁之争的开端，恰好是从梁在文章中援引乃师学说开始的，而这种引用同时引起了张之洞方面的反感，这刚好给世人一个假象，汪是察言观色，伺张而动的。汪梁二人同办报馆，学说之争必然引起人事之争的连锁反应，谁都希望和自己思想相同或相近的人进入报馆。这些冲突纠结在一起越缠越乱，最终造成汪梁决裂。

梁启超离开《时务报》之后，报纸失去了那支“笔端常带感情”的生花妙笔，影响力开始急剧下降，但报纸远没有走到消亡的边缘，品牌影响力还在延续，但已接近尾声。当另一个重要人物走上前台，则直接导致《时务报》这块招牌销声匿迹。

这个人物恰好是被后世认为是维新变法旗手的康有为。

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1898年6月16日，一个让康有为幻想和激动的日子。

这天，帝国都城的上空刚刚泛起鱼肚白的时候，40岁的康有为在两个内廷太监的引导下朝颐和园仁寿殿走去。此刻，他肯定有一种“时间开始了”的感觉，历史的聚光灯打在他身上，他像拂去尘埃的宝石一样闪闪发光。

在等待接见的朝房里，康有为遇见了日后的政敌荣禄。一个是帝国历史上空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一个是帝国最有实权的人物，第一次见面，他们就碰出了火花。然而此刻，他们政敌关系并不明朗，最起码在荣禄眼里还不是。和后世历史教科书上所塑造的保守派大臣首领的形象恰恰相反的是，此时的荣禄同样认同帝国必须要进行一场洗心革面的改革，他甚至为此也向皇帝保荐过康有为，只是康有为不知道罢了。但康有为的狂妄偏激显然让他开始警惕，而他们在朝房里的对话让他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如果让康有为主导变法，必将危害帝国。

康有为和荣禄的对话，曹孟其在他的《说林》里有翔实的记载。荣禄问他打算怎样向皇上奏对变法，康有为说：“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126这个杀气腾腾的回答显然让荣禄吓了一跳，他就是二品以上大员。但荣禄这个老官僚不动声色，唯唯诺诺地跟这个狂徒寒暄告别，然后去见皇上，康有为这个六品的工部主事面圣次序还在他的后面呢。康有为的这句狠话，很合那些一脑门子斗争哲学的历史学家的胃口，他们盛夸康有为敢于斗争。在改革需要同盟者的时候，康有为一句话就将一个可以争取的盟友变为实实在在的政敌，一个手握刀把子的朝廷重臣都不敢轻言杀戮，而一个笔杆子却在他面前磨刀霍霍。不管荣禄的内心如何希望改革，他都不会再对康有为充当改革旗手抱有任何幻想。此时，反对康有为成为他的第一驱动力，而倡导改革只能排在后面了。改革共识就这样被分化稀释了。

荣禄在光绪皇帝面前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老太后面前所得到的暗示：“儿子大了那（哪）里认得娘，其实我不管倒好，汝作总督，凭晓得的做罢。”127变法的诏令在荣禄辖下的直隶只当废纸一张也就可想而知了。仅仅在六天前，帝国最高实权人物慈禧太后还支持儿子的变法，为什么短短数天，太后由改革的支持者一变为反对者呢？

让我们把镜头切回到仁寿殿，光绪和康有为的对话。对话围绕设立制度局展开，这是康有为前不久所上奏折的核心内容，目的在于架空老臣、任用小臣推行变法。表面上看，制度局只是一个决策咨询机构，实际上操持了变革的所有议程。当这个奏折传到慈禧那里时，可以想象这样的政治戏法怎能逃过她的火眼金睛，这太小儿科了，她就是搞政变起家的，那些变着花样的篡权手法她能一眼看到底，她知道改革的火力最终指向的是她这个老太婆。作为防范康有为的第一手，她迅速收回了人事大权，给改革派套上了一道紧箍咒，只要她愿意，随时可以捏死这些试图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仁寿殿里，热心变法的光绪显然准备采纳康有为的建议。但让康有为和他的弟子大失所望的是，皇帝并没有依循常例在觐见之后立即给他升官。觐见之前，康有为预期自己会成为天子近臣，最起码也会拿到一个五品以上的职衔。也许，是康有为的目标太大，反对者太多；或者，人事权已收回到太后那里，光绪皇帝有心无力。

这次召见对康有为来说几乎是一无所获，他没有得到一丁点热望中的改革特权，但气馁悲观不属于康有为，他对自己的理想从来都是充满自信，他是那种想过成功想过失败，但从没想过放弃的人，无论所处的环境多么艰难，他都能满怀激情去推行自己的理想，这正是康有为个性中勇猛伟大之处。最失望、最愤怒的是他的得意大弟子梁启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愤愤不平，甚至想离开京城，卷铺盖走人算了。康有为自己都觉得他没有得到超拔有点对不起梁启超，是梁启超的那支生花妙笔使他获得声名，而他至今毫无回报。他不无凄凉地对朋友王照说：“卓如至今没有地步，我心里甚是难过。”128但幻想还是有的，因为在向皇上推荐的名单中，梁启超也是其中一个，名声赫赫的梁启超应该能够获得一次召见的机会。

果然，仅仅在半个月之后，来自紫禁城的福音飘然而至，皇帝要召见梁启超。

正如一个寓言所说的，一枚钉子毁了一个马掌，一个马掌毁了一匹战马，一匹战马毁了一次战斗，一次战斗毁了一个国家。皇帝没给康有为升官，同样也没有给梁启超升官，这实在是过于意外了。梁启超的挫折在当时的坊间传闻中充满戏剧性。召见那天，梁启超说的一口广东话，把“孝”字说成“好”字，把“高”字说成“古”字129，对于听惯了北京话的皇帝来说理解起来很费劲。因为口音问题，一次庄严的召见变成了鸡同鸭讲，皇帝在情绪上一定不畅快，召见草草收场。梁启超仅仅获得六品顶戴，比县官大那么一点点，担任新成立的译书局主管，史书上说梁“未获通籍”，也就是连公务员的身份都没有解决。因为口音的差池而前途不展，这仅仅是个适宜传播的戏剧性说法而已，梁启超参加的毕竟不是一场新闻主播的面试。我们不能认为因为光绪皇帝听不懂，心里不悦而给梁的官职连“惯例”都没有达到，因为康有为在召见中不存在口音问题，为什么也未获大用呢？不过，口音问题对梁启超来说肯定是一个不小的刺激，从此以后他开始跟夫人很认真地学起了北京话。几十年后清华大学国学院里那些学生之所以能听懂他的讲学，显然与他这段时间学习北京话息息相关。这些自然都是后话。

师徒二人在获得觐见之后都铩羽而归，在另一方面说明他们和他们倡导的改革凶多吉少。他们所能掌握的资源只是一两块舆论阵地而已，懊丧的梁启超眼见自己在官场无所作为，还不如转身到自己熟悉的舆论界施展才华。《时务报》是他一手带大的“孩子”，然而此刻它更像是汪康年的“孩子”。对《时务报》的争夺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这让康梁师徒都心有不甘。

7月17日，他们假御史宋伯鲁之手上书皇帝，建议将汪康年主持的《时务报》馆改为官报局，并由梁启超主持。谁知道，这封上书的目的旨在赶走汪康年，结果赶走的却是康有为，一道诏书将他从京城打发到上海，远离政治中心。

原来，光绪帝将宋伯鲁的奏折交给孙家鼐处理。孙不同意由梁启超主办《时务官报》，理由是梁启超已经奉旨办理译书局事务，不能分散精力去兼办官报。在否定掉梁启超之后，孙家鼐建议调康有为去督办官报，并对官报的管理提了一堆建议。孙家鼐提交的意见看上去光明正大、通情达理，而实际上却是调虎离山之计，将他讨厌的康有为赶出京师。这个表面上无可挑剔的意见被光绪帝采纳了，康有为做梦也不会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本来想给弟子谋一个实职，结果被老谋深算的孙家鼐的一番运作，将自己套了进去。

康有为并不想离开京城，然而此时他只能将计就计，立即致电汪康年说奉旨办报，一切依旧。随后致函汪康年诉说苦衷，希望他能在过渡期予以配合。但汪康年根本不吃这一套，说自己是《时务报》的创办人，梁启超不过是他所聘的主笔，高级打工仔而已，梁启超凭借报纸获得名声，现在要反客为主，是何道理呢？汪康年不客气的回敬意味着改革阵营内部“同气相残”正式开始。

以百年后的眼光审视，康有为主张将商办报纸收归官办本身就是一次倒退。按照他的设想，官报局不仅要收回《时务报》，各省的商业报纸也要一并拿下，统一管理。这在商业报纸刚刚发力的时代，不可能得到舆论界的支持。但是，康有为的这套官报思想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来自他的党报观念。1907年，他在国民宪政会简要章程里说：“政党之权利大而且专，实为可骇。”130他预言，随着党报宣传的普及，他的党徒将会越来越多，所得的权利将不可思议。从最初的《万国公报》开始，他经手的报纸都是党报性质，凡是党报都必然有统一思想、舆论一律的内在需要。官报局的设计本身就是实现“党报思想”的一个手段。康有为一方面想通过报刊大力宣传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皇权大一统的力量来达到这种宣传鼓动的目的。所以，当他大力推行官报局的时候，必然会出现“陷人自陷”的局面。

当康有为奉旨办报，要强力收回《时务报》时，汪康年的回击尽管有歪曲事实之处（他不是《时务报》的唯一创办人），但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南北舆论界都对民间报纸逐步收归官办的做法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对报界的戕害。即便是维新阵营的铁杆拥趸、同情康梁的张元济、叶瀚等人也无法苟同康梁的做法。

从汪康年方面来说，《时务报》因为人事纠纷不断已经日趋没落，成了一块烫手山芋，他正想放手而不得，既然康有为要接手，正是求之不得。但他对康有为的用心了如指掌，面对康有为咄咄逼人的姿态，他就是不肯拱手相让，而是要尽情戏弄一番再撒手。

汪康年是一个实干家，他的政治能力不在康梁之下。他一方面得到来自朋辈的道义支持，另一方面他还能得到当朝大佬张之洞的奥援。他首先向张之洞提议奏请朝廷将《时务报》改为《时务杂志》继续出版。张之洞比汪康年看得更远，他提议改“时务”二字为“昌言”，在政治上紧跟光绪上谕“从实昌言”的涵义，将《时务报》改版，以《昌言报》的名义继续出版，而将《时务报》的空名留给康有为来接收。这一金蝉脱壳之计无疑比汪康年要狠辣得多。有了张之洞的授意和撑腰，汪康年依计而行，不慌不忙地将《时务报》馆门额和报头改为“昌言”二字，并广登告白，说遵奉上谕，将《时务报》改为《昌言报》继续出版，原《时务报》名则留给钦差督办康有为。康有为本想夺回《时务报》，却没想到夺回的仅仅是“时务报”三个字而已，这对他来说是极大的羞辱。汪康年登出的改版告白更是将《时务报》改官报事件公开化，成为媒体热议的话题，而且糟糕的是几乎所有的评议都是批评康有为，同情汪康年。这让康有为颜面无存，极为尴尬恼火，他气急败坏地指责汪康年违抗朝廷旨意，要求他交出《时务报》并停止刊行《昌言报》。然而他的要求无人理睬，最终闹到光绪皇帝那里。光绪皇帝对康有为迟迟不肯出京很不感冒，现在连《时务报》改为官办一事都搞得如此缠杂不清，这让他大为生气，遂命黄遵宪路经上海时，查明原委，秉公核议电奏，毋任彼此各执意见，致使创办官报的事情不了了之。

黄遵宪是《时务报》的五位创办人之一，是历次纠纷中的当事人，而且一向看不惯汪康年的做派，由他出面查明《时务报》纠纷对康梁是最有利的。但时势比人强，等到黄遵宪9月15日才到达上海的时候，政变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他根本无需拿出一个秉公处理的方案，康有为在前往上海的路上就已经由钦差变为钦犯了。朝廷下令官报局停办，《时务报》争夺战不了了之。

康有为这个喜欢听昆曲《单刀赴会》的改革家，当他在海上亡命的时候，他的耳畔也许会响起悠扬的昆曲唱腔：“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又不比九重龙凤阙，可正是千丈虎狼穴。”

他的眼前，海天茫茫，波凶浪险。

企图以抹布吸尽海水

中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是在甲午战败之后，维新思潮风起云涌，鼓吹变法的报刊如雨后春笋，每年都是呈几何级数增长，并随着“百日维新”时朝廷允许民间办报达到顶点。一直在中国办学会、办报纸鼓动变法的“鬼子大人”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说，这个时期维新运动大有希望，他的依据之一就是报纸的突然增多：“在三年之内，由十九家增加到七十家。”131

然而这只是短暂的春天，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维新运动戛然而止。在维新运动中《时务报》首先关张，尽管它已经更名为《时务官报》，但一句“莠言乱政”就把它裁撤了。10月9日，慈禧再发上谕，下令查禁报馆，访拿全国报界的报刊主笔。上谕称：

近闻天津、上海、汉口等处，仍复报馆林立，肆口逞说，捏造谣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忌，亟应设法禁止。著各该督抚饬属认真查禁。其馆中主笔之人，率皆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即饬地方官严行访拿，从重惩办，以息邪说，而靖人心。132

在慈禧眼里，报纸是造谣的温床，斯文败类的渊薮，否则，她就不会这样一竹竿扫落一船人，要捉拿全国主笔。中国的报业刚刚还在百花齐放，被来自养心殿的凛冽寒风一吹，刹那间零落殆尽。广学会在1898年的年会报告中称：“1898年上海出版的二十三家中文报纸，现在只有十三家继续出版。在其他城市出版的十四家报纸，现在只有六家出版。”133要想存活，只有挂洋人的旗号，在自己的国家寄人篱下，像天津的《国闻报》那样。那些侥幸存活的报纸基本上噤若寒蝉，无政见、无政论。

专制权力总是倾向于控制一切，言论首当其冲。对民众封锁和封闭信息，让他们成为一颗颗混沌的互不相干的土豆，是一个专制政权长治久安的保证。当具有强大传播功能的报纸出现以后，所有的专制统治者出于本能对报纸进行限制和查封。拿破仑掌握权力之后，将巴黎的73家报纸封了69家，仅剩4家与他保持高度一致的报纸，他非常坦率地说：“如果我松开报业的缰绳，我掌权就不会超过三个月。”慈禧扑灭报馆的理由不像拿破仑那么坦率，她先要将报纸、报人妖魔化一番，如果说有什么区别，也只是真小人和伪君子的区别。如果得不到民意的认可，他们就要强制民意任命。

可是，此时报纸已经进入中国数十年，报纸的好处人们已经渐渐体会到了，口岸城市士绅阶层的阅报习惯正在形成。窗口已经打开，想要彻底关上并不那么容易。获取信息是人类的天性，越是禁止越是能激起人们的好奇，言论控制的程度与人们的好奇心恰好形成正比。无论是书籍还是报纸，政府的禁令往往是畅销的保证。

不过，还有一个慈禧的权力不能到达的堡垒，那就是国中之国——租界。在租界里，让慈禧太后憎恶的洋报纸，还在畅所欲言。1898年10月14日，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总主笔立德禄发表评论：“对文明来说，这道上谕真是一个罪恶”“慈禧太后是和那位企图以抹布吸尽海水的帕丁顿夫人一样的”。134洋报纸敢“仗义执言”，是因为他们的背后有让清廷吃尽苦头的坚船利炮。

鲁迅先生说“专制使人嘲讽”。在肃杀的寒流当中，上海的游戏小报意外表现出报人的风骨，他们的武器就是冷嘲热讽。

就在《字林西报》痛批慈禧太后“企图以抹布吸尽海水”的当天，“小报鼻祖”李伯元忍无可忍，在《游戏报》以首论地位发表了署名为“海外寄愤生”的专文《责报馆主笔》。这篇文章以拥护慈禧上谕的口吻，对全国主笔兴师问罪，像一个装疯卖傻的泼辣老虔婆，咬牙切齿，穷凶极恶，蛮横无耻，丑态百出。看报纸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篇短论是老佛爷“灵魂附体”，它淋漓尽致地刻画出老太婆的丑恶内心。所有的读者都能读得懂，但当局却不便发作，人家摆的是与大清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姿态，顶多是对上谕精神理解不准确，问不得罪的。

关于李伯元，还可以补充一句，他对于维新运动是持保留态度的，他认为维新运动过于激烈。在他的讽刺小说《文明小史》里，他将以康、梁为原型的几个人物都描写得滑稽可笑，类同小丑。但对慈禧的倒行逆施，他无法容忍。

报禁不得人心，小报报人也可以不再娱乐至死，而是转身变成了无畏战士。

与李伯元相比，另一位小报报人显得更为“顽皮”，那就是李伯元的朋友，主持《采风报》笔政的吴趼人。吴趼人在《采风报》上以“捉康有为梁启超法”征求答案，其用意读者都心知肚明，吴却又故作认真。一时应征者踊跃，读者奉献的段子千奇百怪，滑稽无比，令人捧腹。《采风报》选出最为搞笑的办法印成小册子，随报奉送，这样的段子合集大受欢迎。不久，吴趼人又出新招，连续七次刊登《康有为被捉谣函》，颇类今天的无厘头新闻，指桑骂槐，意在搅局却以搞笑出之。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损招上海当局岂能不知，可是又无可奈何，因为这些消闲小报都栖身租界，当局投鼠忌器，一旦有事，小报就来个真的挂“洋”头卖狗肉，插面洋旗又有何难？

慈禧的报禁上谕是考验报人风骨的一块试金石，在上海的大报当中，《申报》虽然身处租界，但主笔黄协埙的心与慈禧在一起跳动。该报大骂康有为“大逆不道”，说中国之局，完全败在康梁，逻辑混乱地说没有康梁就不会有慈禧光绪母子不和，甚至替老佛爷操心，说康有为久居京城，又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今者事发而逃窜海外，纵不敢仍谋逆乱，如死灰之复燃，而凡我中国内情所向，秘密慎重者，彼（指康有为）既了然于心目，安保其不和盘托出，向外人宣露无余”135。黄协埙还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报论新体例，题目大都同一格式，即《恭读某月某日懿旨/上谕谨注其后》，懿旨来自慈禧，上谕来自光绪。这种题材的论说极为格式化，先对懿旨或上谕恭维一番，然后对其作用加以阐发和赞扬，结尾则说臣下及作者感激万分等等。到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申报》甚至喊出了“爱中国就要爱慈禧”这样荒谬的口号136，在黄协埙的主持之下，媒体成了媚体，他就是大清政府的铁杆“五毛”。读者不感冒，销量一降再降也是意想之中的事。

戊戌政变后的《申报》

和《申报》的献媚相比，《时务报》的老对手《新闻报》却意外雄起。《新闻报》一向以商业报道为中心，在这个极端敏感时期，却在“国事骇闻”栏中刊出了康有为香港来函的全文。逃亡中的康有为在信中自称奉光绪密诏出国，揭露“西后与皇上积不相能、久蓄废立之志也”等宫廷秘闻。这位第一钦犯的信一见报，引发的震动可想而知，张之洞立即致电刘坤一：

顷见九月初五日《新闻报》国事骇闻二十六志载康有为自香港发来专函一则，狂悖凶很（狠），令人发指眦裂。……望飞速电嘱上海道，速与该报馆并领事切商，告以康有为断非端正忠爱之人，嘱其万勿再为传播，并将此报迅速设法更正。137

刘坤一赶紧饬上海道与报馆和英国领事交涉。可在报馆的英国主人和英国领事看来，这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对两位大清重臣的要求不予理睬，依旧刊登康梁的报道。《新闻报》在此时刊登维新派的报道一方面出于报纸喜猎奇的本性，另一方面也与英国报纸传统息息相关，英国新闻传统中有一条平衡报道原则，要求报纸公平展示双方不同观点。

面对失控的报纸舆论，清廷内部也不是没有明白人。对报馆搞一刀切，只会引起舆论反弹。事实表明，慈禧的禁报令不过是一个色厉内荏的表面文章，在权力链条已经松动的天朝不可能得到切实执行，官报照常出版，有关报纸投递的优惠政策也没有取消。唯一的影响就是半年内全国没有新报刊创办。1898年11月12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建议对报馆采取缓和措施，以免纷纷改挂洋牌，致使监管只能徒叹无奈。16日，他又奏请免禁《农学报》、《商学报》这类倡导新学的专业报纸。平心而论，洋务派官员此时已经认识到报纸的巨大功用，都不愿担上禁报的坏名声，只是身在体制内，对慈禧的倒行逆施不能不敷衍一番而已。

报馆可以被封，主笔可以入狱，但言论自由的历史大势不会为独裁者而扭曲。在信息不流通的社会，迷信和谎言就会乘虚而入。接下来，北京就成了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大师兄的表演舞台，慈禧以她不可救药的愚蠢将自己和国家一起拖入深渊。

报纸挂洋旗

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正月，《国闻报》主笔夏曾佑接到张元济的一封信，信里说“胶案议结奏稿，《国闻》登载，总署震怒严查”。夏主笔明白，就在一个礼拜前，报纸连载了《总理衙门奏教案办结胶澳议租折》，此文虽是政府公文，但在政务不公开的当时，却将曹州教案交涉过程中朝廷在洋人面前无能无力的窘态暴露无遗，引起朝廷大佬们的愤怒。朝廷对付洋人黔驴技穷，但要整肃一份给他们脸上抹黑的报纸却经验丰富。

但是，《国闻报》的危机不仅仅来自本国政府，还有虎视眈眈的俄国。因为那份奏折提到了俄国在东北修铁路、开矿的劣迹和所谓居中调停的狼子野心，并提请国人严加防范等。

国闻报

说起来，俄国人对《国闻报》虎视眈眈其实很久了。早在上一年，《国闻报》还在筹备酝酿的时候，无孔不入的俄国间谍就嗅到了味道。陆军大佐沃嘉克和副领事格罗斯闻风而动，拜访《国闻报》创办人王修植，客客气气地说目前俄清两国邦交敦睦，表示愿出钱兴办这份报纸，条件是报纸主笔由俄国人挑选。俄国人的算盘很好懂，有了报纸就能操纵舆论，侵略也需要宣传造势。俄国人的心思，王修植岂能不知，立即表示拒绝，自己办的报纸，不能成为俄国人的喉舌。因担心夜长梦多，王修植与严复商量，由二人出资，即刻发行《国闻报》。《国闻报》每日出两张，铅印，每期约万字左右，刊登时事新闻，并以社论形式，表达严复等人的政治观点及倾向，其中许多重要评论均出自严复之手。史家断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闻报》是严复一生中最重要辉煌的事业之一。”138

《国闻报》出刊后，沃嘉克等人并不死心，又二次登门，说俄人可以月捐银300两，条件仍然是该报必须为俄人谋利益。但王修植声明：报纸必须基于一定的主义，坚持公正的立场，作不偏不倚之论说，决不能为金钱而改变主义。作为客气话，王修植表示，贵国利益相关之新闻纪事可随时寄来，《国闻报》必会尽力刊登。但俄国人还是一副古道热肠的样子，报社成立后，以购买报纸的方式表示支持，一买就是三百份，几乎占报纸销量的五分之一。俄国人的主动示好，《国闻报》也不便拒绝，偶尔也为俄国美言几句，但俄国人还是不满意，毕竟没有自己控制报纸来得方便。

如今，报纸又将他们的野心揭露得一览无余，戳了气管子，其恼怒可想而知。俄国领事找到直隶总督王文韶，说因为《国闻报》泄露俄、德两国外交谈判之秘密，从而使中国人对俄人之恶感大增，希望即刻下令停止该报的发行。

俄国领事所不知道的是，总督王文韶实际上是《国闻报》幕后支持者之一，该报设立时他是最早的赞助人，并通过多种途径间接加以扶持和褒奖。对于俄国领事的要求，他只是敷衍一番，绝不会同意。但有来自京师的消息说，俄国公使正在贿买御史以出面弹劾严复等人，这将迫使清政府下令关闭报馆。

真是前门有狼后门有虎。报纸要想活下去，只有找洋人帮忙。

结强援，撑洋保护伞，这本是晚清外交的法宝，此刻也成了报纸的救命稻草。此时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对日本很有好感，维新改良就是以日本为模板的。再说，日本和俄国正在明里暗里较劲呢。

馆主王修植通过直隶总督衙门里的一位翻译官找到了日本领事馆，日本外交官的回答是将该报以日本人名义出版发行，就是说把报纸在名义上盘给日本人，让日本人当社长。面对封门危机，也只能挂日本旗了，毕竟生存第一。夏曾佑在写给表弟的信里不无怨愤地说：“俄人之发阻力不足为奇。可奇者，政府也。然此正所以成为今日之政府耳。”139戕害报纸的，俄人不足恨，可恨的是自己的政府。

这年3月底，《国闻报》正式启用日本明治年号，西村博担任社长，日方条件之一是所载论文、新闻必须经西村博检阅，这意味着报纸不能刊登有碍日本利益的文章。这就是挂洋旗的代价。

一个月之后，立场多变、为人机巧的御史李盛铎出场了，他给朝廷递了折子，弹劾《国闻报》。这个李盛铎，也曾是一个趋时的人物，曾参与京师强学会活动，鼓吹变法，与康有为、梁启超交往密切，且共同筹划保国会，是保国会主要发起人之一。可是，当守旧势力开始对维新派进行反扑时，李盛铎听从荣禄劝告，以倒打一耙的方式与保国会划清界限。李盛铎在弹章中将矛头直指报纸的灵魂人物严复：

夫华人自设报馆，本无所妨，即华人报馆，售与外人，亦无从禁阻。惟以中国官幕之学生，充外人所设报馆之翻译，于国体甚有关系，于人心亦甚有关系。可否饬下北洋大臣，查明确实。如系中国人所开，不应以外人为护符，如系日本人所开，则水师学生，无论已否离堂，均不应代为译报，二者必居一于此，固为中国所罕闻，抑且西例所必禁。应请将该学生等从严责革，并将该道严复议处，以为谬妄者戒，庶全体制而杜效尤。

近年勾串外人以挟制长官，托足洋行以侵扰利权，投身异教，以为逋逃薮者，指不胜屈。世道人心，已极可愤叹。不意以监司大员，荒谬如此；以水师学堂之紧要，玩视如此，师歼舟烬，有自来矣。140

李氏的攻击目标准确，有根有据，最后一句尤其狠毒，上纲上线，把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覆灭的罪过也与“水师学堂总办道员”严复挂上钩。正如夏曾佑所说，“劾报馆一层不过陪笔，而实则劾又陵（严复）”。《国闻报》上的政论都不署名，学者考证有一半文章为严复所写，严复碍于官员身份，从不进报馆门，隐瞒与报纸的关联。光绪皇帝在召见严复时曾问他是否为《国闻报》主笔，他都含糊作答：“臣非该报主笔，不过时有议论交与该报登载耳。”李盛铎弹章直指严复，可以推想俄国外交人员给他提供了准确情报。

查办《国闻报》的事交到了军机大臣王文韶的手上。王文韶在复奏的折子里说：“道员严复素日讲求西学，偶以论说登报则有之。合股之说，即或因此而起，实未闻有勾串情事。”141王文韶说的当然是一套假话，但这套假话保全了严复，也保全了《国闻报》。一个太极推手就把李盛铎的攻击化为无形。王文韶向来被人讥为官场“琉璃蛋”，其实有些冤枉。说王文韶是维新派在直隶的保护伞并不为过，戊戌政变发生之日，严复正在北京，是王密示他离京以策安全。

“朝中有人好办事”，不过报纸已不在中国人的名下，这让爱国心切的几个办报人心里沮丧了很久，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所幸西村博虽为名义上之馆主，但此人性情散淡，且不通中文，人在报馆但悠然物外，所以笔政一直掌握在严复、王修植、夏曾佑等人的手里，西村博对于鼓吹改革，赞扬变法的言论并无干涉。这些可视为挂洋旗的收益：在夹缝里顽强生存的一点点言论自由。

报纸挂洋旗，是享有言论自由多少的问题，而不挂洋旗，则是言论自由有无的问题。一部报业史，油墨斑斑的背后，有多少报人的幽愤与辛酸。

当百日维新进行之际，《国闻报》则取代了《时务报》，成了变法运动中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重要舆论工具。在戊戌政变之后，《国闻报》的宗旨依然不变，当国内所有的报纸都称杀身成仁的谭嗣同为“逆犯”时，《国闻报》却在新闻标题中赞其“视死如归”。对于逃亡海外的康梁言行依然予以及时发布，对守旧派的倒行逆施痛加挞伐。清廷守旧派把挂日本旗的《国闻报》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等到庚子事变，义和团逢洋必反，《国闻报》因挂日本旗，成为义和团意欲捣毁的对象。在当时流行的义和团歌谣中，有一首是专门针对《国闻报》的。1900年6月4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夜间，义和团贴于天津泥城门外上的揭帖说道：

《国闻报》上多谬妄，乱语胡言任意登。

该报因有日人保，故敢造谤诋我们。

兹特示尔《国闻报》，此后下笔要留神。

倘敢再有诽谤语，定须毁屋不留情。142

这首歌谣的文字还算将就，不像目不识丁的粗人所作，应该出自守旧文人的手笔。类似这样针对《国闻报》的歌谣、揭帖不止一篇，义和团的大师兄们时时都有可能冲进报社。本来，清廷一直想花钱买下报纸，图个清静，自从义和团闹起来后，谁也不提这茬了。

1900年6月16日，《国闻报》暂时停刊。其实，停刊已经不重要了，愤懑失望的严复、夏曾佑、王修植等人早已彻底脱离报社了，报纸的笔政掌握在一个汉奸文人手里，成了受贿勒索的摇钱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