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三岔口

康有为的“敏感词”

戊戌政变的第二天，康有为乘坐的“重庆号”客轮抵达烟台港，暂停数小时进行补给。此时，北京密电到达烟台，说光绪帝被康毒死，要立即逮捕康归案。可是，密电码在道台手里，而道台去了胶州，正在吃大餐呢，其他官员拿着电报也不知道说的啥。康有为对这道催命符自然一无所知，他在海滩上悠哉游哉地欣赏海景，买了梨子和石子。等到道台译出密电，“重庆号”已经起航多时了——康有为与死神擦肩而过。他后来回忆逃亡历程，数出了十一次“必死”危机。他认为自己之所以创造了数次不死的神话，大概是因为“中国不亡，而大道未绝耶？”143

梁启超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剪辫易服，化装成猎人，在清廷捕快的眼皮底下逃出生天。在东京师徒二人会合，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经过政变，胜利者慈禧如愿以偿地拿回最高权力，光绪皇帝下课，六君子人头落地。但是，权力能解决政治问题，解决不了舆论问题。

变法上谕一公布，慈禧就成了同情变法的中外报章批评的对象，一场大规模的妖魔化慈禧的舆论战开始了。就连远在美国的《纽约时报》也以自摆乌龙的方式参与了这场抹黑运动。10月20日，该报刊登了一条转载的新闻，说李鸿章与慈禧太后已秘密结婚。《纽约时报》编辑当然怀疑这条新闻的真实性，特意将标题做成疑问句：李鸿章结婚了吗？次日该报回答了这个问题，李鸿章没有结婚，并明确指出：这是一则东方玩笑。报道详细援引了“日本皇后”号邮轮所带回的《中国邮报》（ChinaMail）的报道，称慈禧太后与李鸿章在9月22日上午成婚，地点为“新发”寺庙。随后，这对新夫妻乘火车前往天津，为了防止他人尾随，他们还将经过的铁路均予以拆除。新婚夫妇将到旅顺港欢度蜜月。光绪皇帝闻此暴怒不已。既然是假新闻，何必又一字不漏地援引一遍呢？《纽约时报》到底是有心的还是无意的，难说。但这样恶搞慈禧无疑让痛恨她的人出了一口恶气。

纽约时报的辟谣报道“李鸿章没有结婚”

等到康梁在日本惊魂初定，他们知道对于国内政治已经无能为力，游说日本诸国帮光绪帝恢复权力，无异于猴子捞月亮。他们能做的还就是办报纸，大清政府虽然对报纸严防死堵，但帝国早已经四处漏风、无力禁绝。

经过梁启超等人短短两个月的筹备，《清议报》在日本出版了。由《时务报》开创的言论史上的“梁启超时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清议报》的出资人是旅日华商冯镜如，他是名义上的编辑人，实际上由梁启超主持，麦孟华、欧榘甲佐之。办报宗旨，梁启超列了四条，后来又精简为两条：“主持清议，开发民智”。

《清议报》创刊后，打出“尊皇”、“保皇”旗号。一边抹黑慈禧集团是“逆后贼臣”，是扼杀维新大业、祸国殃民的元凶巨恶，一边抬高光绪皇帝，说他是“数千年所未有的”的圣君。他们指出光绪皇帝是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唯一之人，其逻辑是这样的：“中国之能立与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能改革与否，又全系乎皇上有权无权”。中国的改革是否寄托于光绪皇帝一人身上实际上是个伪问题，政变之前靠不住，政变之后就更加靠不住，但从短期政治功利上考虑，只有光绪皇帝复出，维新派才有机会翻盘。

《清议报》创刊号

急功近利的政治诱惑与“开发民智”的启蒙目标存在矛盾之处。按照梁启超设定的路径，通过鼓吹民权将国内民众从奴隶状态中解救出来，可是民权昌盛了，君权往哪里摆呢？民权与君权明显有抵牾之处，民权盛则君权弱，反之亦然。梁启超显然意识到了这个矛盾，但他给出的却是一个“鬼打墙”式的解释：中国还处在“孩提时期”，需要父母保护，而光绪皇帝就是我们的“慈父”。现在，这位“慈父”被囚禁了，只有把他救出来，中国才有希望。这样的解释使启蒙的目标与酸腐荒谬的帝后之争纠结在一起，也让梁启超自己陷入了尴尬境地。

“孩提论”显然说服不了人，甚至梁启超自己也没有说服自己。有一段时间他觉得报纸上拥君色彩过浓，会引起反感，便写信给徐勤，主张暂时“不登保皇文字”，让保皇会同志大跌眼镜。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变幻多端的宣传鼓动家，他谈“保皇”、“尊皇”，也谈“民权”、“自由”，还谈谈“破坏”、“革命”，他到底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连后世的历史学家都各执一端、人言人殊。

梁启超流质善变，康有为则至死不变，师徒二人恰恰形成鲜明对照。康一生都坚守保皇，反对革命，从不稍变。他坚持孔子纪年，与张之洞闹翻时如此，入了民国也是如此，在袁世凯提出祭孔的时候，康有为致电黎元洪、段祺瑞，提出祭孔要行跪拜礼，“中国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为？”他骂孙中山，直到孙死，依然称孙为“大贼”。

在保皇的问题上，康有为最坚定，他死守保皇底线。虽然逃亡后他一直周游列国，在各地开设“保皇”公司，集资筹款，忙得一塌糊涂，但从未放松对《清议报》的遥控。他反对在《清议报》上发表任何激烈言论，不允许报上出现任何稍涉激烈的词汇。举凡“革命”、“民权”、“自由”、“独立”、“自主”，他都禁止在报纸上出现，他利用党魁的权威在自己的阵营里实施“敏感词”审查制度，他是敏感词禁言的早期实践者。

林语堂在《中国新闻舆论史》中批评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时说：“审查制度在哪个国家都是愚蠢的。”144推而言之，审查制度在任何时间都是愚蠢的。搞敏感词审查，康有为同样犯蠢。康老师看到欧榘甲的一篇文章谈到“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的史事，他不高兴；梁启超的“饮冰室自由书”专栏，因为用了“自由”二字，他反对；连为维新大业流血的谭嗣同的《仁学》也不放过，因为书中有激烈的反满和批判君权的言论，他下令报纸撕毁重印，这篇五万字的论文，在他的审查之下，断断续续登到《清议报》第一百期才勉强刊完，平均一期才500字。

“严格地说，没有某种形式的审查制度，世界上也就不可能有宣传。”145宣传就是在信息和民众之间设置一道过滤网，将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告诉民众。凡是需要审查才能得以出版的报刊，都是某种程度的宣传品，代言的都是一部分人的诉求。康有为的审查让改良派报刊言论只符合他一个人的教条。可以想象，如果康有为得势了，一个舆论一律、党报独大的时代必然提前到来。可惜历史没有给康有为机会，党报思想没有在他手上发扬光大。

让保皇派悲摧的是，他们的好皇上光绪不仅没有机会复出，一度还有被废掉的危机。

1900年，慈禧想以庆亲王的14岁的长子载振取代光绪皇帝。可是这个意向刚刚透露出，就遭到内外反对，连庆亲王父子也不领情，老佛爷不是那么好伺候的。再过一年，她看中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册封他为大阿哥，以承继同治皇帝（注意不是光绪皇帝）。虽然没有废掉光绪皇帝，但已经是磨刀霍霍了。

废立消息传出后，保皇派丧魂失魄。要知道，保皇会的全名是“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实行公司化经营，四处筹款，发行股票。光绪皇帝要是不幸被废，就是釜底抽薪，连保皇的对象都没了，保皇公司就岌岌可危了，让人情何以堪。《清议报》连续发表言辞激烈的论说，号召人们迅速行动，仿效日本明治初年“勤王讨幕”，讨伐慈禧和守旧权臣，拥戴光绪皇帝重掌朝纲。梁启超大声疾呼：“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今者皇上之命悬于逆贼之手，万一有变，则吾四万万同胞当思皇上之及于难，皆因救我辈而来，虽流尽我东南十数省之血，以拼彼逆后贼臣之命，亦决不辞。”146

可是，鼓动别人牺牲实现自己的理想是不道德的，趁庚子事变的的机会保皇派自己搞了个“自立军起义”，几乎是全党动员，大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架势。可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枪还没打响就被“老贼”张之洞破获了，唐才常等十一人白白牺牲。事后，维新志士们发现康有为拥资自肥，导致起义运作不灵，保皇派威信扫地。

自立军勤王起义胎死腹中，张之洞被骂了个狗血喷头，保皇派报纸称他为“佞人”、“逆党”、“贼臣”。《清议报》上还在大谈“皇上亲政”之益，无非是几句老调，没几个人听了。1901年，《清议报》报馆毁于大火，因为保险单上没有把经理人的姓名写准确，保险公司拒付赔款，《清议报》停刊。

吃过“敏感词”苦头的梁启超要创办一份完全属于自己掌控的报纸，他对报纸的认识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境界，要“全脱离一党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国报之范围，且更努力渐进以达于世界报之范围”147。这份报纸就是《新民丛报》。梁氏的“国报”、“世界报”的理念已经远远超越乃师康有为的“官报”思想，要求摆脱敏感词束缚也就意味着师徒二人在思想上已分道扬镳。

两头不到岸

1901年6月，梁启超在《过渡时代论》里说：“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148这句话说的是中国，其实也是他自己的思想自画像。在流亡海外的最初几年，他也像一叶扁舟漂流海上，有两头不到岸的惶惑迷茫。这段时间，他的思想历程崎岖曲折，由保皇而革命，复由革命而归保皇，这不是华丽转身，而是自转三百六十度，别人晕，自己更晕。

梁氏鼓吹革命，源头还在戊戌的前一年，那时他正在长沙时务学堂。按照他自己的回忆：“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乐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149梁启超不仅在批改学生笔记时大谈革命，还偷偷印了《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当时禁书，加以按语，秘密分发给学生，传播革命思想，其信奉者日众。这些偷印的书籍与革命派最初的宣传材料别无二致。在湖南，梁对革命不仅有宣传，还有行动，他致信湖南巡抚陈宝箴，力劝湖南自立，实行地方自治。这封充满“狂悖之言”（梁启超自语）的密信不是梁的个人行为，其主谋应是康有为。为应对当时瓜分豆剖的亡国危机，康有“腹地自立”的想法，理想之地就是湖南，他在《致赵日生书》（1901年）中吐露，“诚虑中国割尽，尚留湘南一片，以为黄种之苗”150。守旧派攻击康梁“只保中国，不保大清”并非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

在取得光绪信任推行变法之前，康梁维新派备有“革命”的“先手”，但必须要说明的是，这一手只是作为不得已的最下策而预备的，他们议定的最上策还是渐进改良。如果不是遇上光绪，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当走得更远，后来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顺利合流也未为可知。但是历史不容假设，他们遇上了光绪，走上了得君行道的路线，可叹的是光绪“只是满洲统治阶级中一个游离出来的分子，是国家机器中脱落下来的一个零件，而康有为等最初竟误把他当作政治权力的核心”151。结果就有了一个变不了法也改不了制的百日维新。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在得君行道的路上一条道走到黑，成了至死不变的保皇派，他的弟子梁启超则在新形势的刺激下，再次鼓吹起革命，成了康门中的激进分子。

即使在保皇口味最重的《清议报》时期，梁启超也写过革命味十足的《破坏主义》，鼓吹“快刀断乱麻，一拳碎黄鹤，使百千万亿蠕蠕恋旧之徒，瞠目结舌，一旦尽丧其根据之地，虽欲恋而无可恋，然后驱之以上进步之途，与天下万国驰骤于大剧场”，他认为医治中国的药方就是在欧洲和日本屡试不爽的卢梭之《民约论》，他以极为煽情的排比句写道：“大旗觥觥，大鼓冬冬，大潮汹汹，大风蓬蓬，卷土挟浪，飞沙走石，杂以闪电，趋以万马，尚其来东。呜呼！《民约论》，尚其来东。”读起来朗朗上口，气势非凡。

但这一时期，保守和激进在梁启超的心中交战，他的文章随感情而发，前后常常相互矛盾，相互抵消，让人迷惑。1901年初，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又出现鼓吹保皇反对革命的论调。昔日《时务报》的同事章太炎此时已经转移到革命阵营，他著文批驳说：“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于革命，而思以宪法易之者，为其圣明之主耳。”152

梁启超思想的游移飘忽，与他的处境有很大关系。他是康党的中坚骨干，但同时又与孙中山等革命派相往还，洽谈两党合作事宜，革命党的主张不能不在他的内心产生某些共鸣，否则无合作前提。改良与革命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当改良受阻时，革命行情就会看涨。以梁氏的聪明他不可能看不到政变之后革命思想日渐畅销的现实。

革命思潮的涨与息，决定力量实际上在清廷。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他在创刊词中说，“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梁启超计划利用《新民丛报》走目光长远的启蒙路线，对于政府一二得失，不多加评论，也不再像《清议报》那样好作灌夫骂座之语，狠批慈禧和她驭下的守旧大臣。尽管他想超脱一点，但对国内时局的变化不可能无动于衷。

孙中山后来说过，庚子之前，举国舆论视他们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而在庚子事变之后，一般人对他们不再恶语相加，“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不成矣”。孙所说的有识之士，就有保皇中人。慈禧太后还銮之后，清廷仍然没有变法的诚意和决心，这引起了保皇会中很多人的痛恨，纷纷主张革命、自立，而梁启超就是其中最给力的一位。

此一时期，梁启超最有影响的当是《新民说》中的系列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在《论进步》一文中，他呼唤革命的暴风雨来得更早一些：

盖当夫破坏之运之相迫也，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破坏既终不可免，早一日则受一日之福，迟一日则重一日之害，早破坏者，其所破坏不可以较少，而所保全者自多；迟破坏者，其所破坏不得不益甚，而所保全者弥寡。153

然则救危亡求进步之道奈何？曰：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借，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使数百万如蠹鱼如鹦鹉如水母如畜犬之学子，毋得摇笔弄舌舞文嚼字，为民贼之后援，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154

在《拟讨专制政体檄》中，他以与专制政体不共戴天的语气写道：

我辈实不可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吾辈实不忍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有专制则无我辈，有我辈则无专制。我不愿与之共立，我宁愿与之偕亡！155

他的文字总是那么恣肆汪洋，痛快淋漓。

《新民丛报》创办同年，他又创办《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毛泽东后来说他是“以小说反党”。用小说反对当权派的源头实起自梁启超，那一时期，梁氏鼓吹革命，感情最为激昂。在《新小说报》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新中国未来记》，大胆预言将来的国号为大中华民主国，第一任大总统名罗在田（暗喻载湉），第二任大总统黄克强，居然暗合后来的革命伟人黄兴（字克强）。

梁启超的激进引起了康有为的不满，康有为屡次写信责备他，两年间函札写了几万字。梁启超态度很坚决，回信说：

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156

梁启超还说，就算我不说，别人还是要说，哪能禁得住呢？就是同门中人，说的比他猖狂十倍的也大有人在。

弟子不听劝，康有为很着急，圣人一着急也相当“卖萌”，写信痛骂弟子，说“你们大谈革命，我都气得快要病死了，危在旦夕，你们再谈革命，就等着来收尸吧！”其实，康有为在1902年并无大病记录。梁启超见到这封凶信之后，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假戏真做，立即发了两通电报，其一云“悔改”，其二云“众痛改，望保摄”。他在给徐勤的信里说：“实则问诸本心，能大改乎？弟实未弃其主义也，不过迫于救长者之病耳。今每见新闻，辄勃勃欲动，弟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157

但是，在梁启超这里，革命、破坏、流血都仅仅是夺取政权、推行立宪的万不得已的手段，不是目的。就目标而言，他与革命派并无不同，革命派也是要建立一个立宪政府。但梁启超的目光更为高远一些，只要立宪，总统也可以由昔日的皇上来当。而这点差异，踩到了革命派的底线。有法国大革命流血漂杵的悲惨经验，梁启超对暴力革命的鼓吹一直心存保留，他希望他所鼓吹的革命流血最少、破坏最小，最理想的是“无流血的破坏”。这样的霹雳手段菩萨心肠实际上两边不讨好，革命派斥他是“假革命”，保皇派说他误入革命圈套。

其后，梁启超在《释革》一文中，对“革命”一词进行了历史语义的溯源，认为日本人将“Revolution”译为“革命”并不确切，试图用“变革”取代“革命”一词，革命的意思就是变革。通过一番绕口令式的解释，他的革命观变得缠夹不清，体现了他对暴力的矛盾心理。没有暴力不能改变中国的专制状态，而革命的惨烈又可能步法国大革命的后尘，迎来更大的独裁专制。

自始至终，梁启超对暴力革命都心存忌惮，他希望把暴力的烈度限制在最小。1903年，他有了一趟北美之行，在共和制的发源地走上一圈，归来后言论大变，对暴力革命的观念完全放弃，彻底关上了暴力这个潘多拉魔盒。到底是什么样刺激让他前后所执判若两人呢？

从此与共和别矣

1903年，应美洲保皇会之邀，梁启超游历美国，《新民丛报》的编辑事务交由蒋观云处理。梁启超正月二十三从横滨出发，先到加拿大。他在海上发给徐勤的信中仍说：“中国实舍革命外无别法，惟今勿言耳。”158可见他这一时期内心还是以革命为然。

但是，一到美国，亲身感受到一个真实的共和环境之后，梁启超大大失望了。刚刚还很坚挺的共和理想迅速破灭，取而代之的是君主立宪，且此后牢不可破。他究竟看到了什么？

让梁启超首先感到震撼的是美国的建设成就。给他印象最深的城市当属纽约，这个美国独立时只有两万余人的小城市经过百年发展，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第一都会，人口达到350多万。房屋密密麻麻像鸽子笼，电线像蜘蛛网一样拉的到处都是，街上跑的电车如百足之虫。在这个世界第一大都会里，梁启超有点刘姥姥初进大观园的感觉，连过马路他都为之感叹：“人言久住纽约，其眼必较寻常人为快。苟不尔者，则当过十字街时，可以呆立终日，一步不敢行。”159他最满意的还是纽约的中央公园，认为是保持头脑清明的好地方，一天不去就会“精神昏浊，理想污下”。在《新大陆游记》里梁启超对美国发出终极浩叹：“今欲语其庞大其壮丽其繁盛，则目眩于视察，耳疲于听闻，口吃于演述，手穷于摹写，吾亦不知从何处说起。”

但一旦深入美国的“肌理”，梁却感叹“天下最繁盛者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莫如纽约”。和20世纪末中国的一部流行电视剧歌词一模一样，“如果爱一个人，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恨一个人，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一百年来，中国人对纽约的评价基本没变，那是最好的地方，也是最坏的地方。

梁启超看到了美国资本主义的繁荣，看到人类理想在这片新大陆上梦幻般的实现。在纽约，他也见到了20世纪初才出现的庞然怪物——“托辣斯”（今译托拉斯）。他用整整一节的内容叙述了这个资本主义的怪物，列举了它的十二利和十弊。他承认这个怪物是自由竞争走向联合化大生产的必然结果，但他又对这个怪物危害劳动者和小生产者的后果而悚然心惊。他看到了贫富悬殊的两个世界，对于财产分配的悬殊，他打个比方说：“譬之有百金于此，四百人分之：其人得七十元，所余三十元，以分诸三百九十九人，每人不能满一角，但七分有奇耳，岂不异哉？”这确乎是当时美国财富分配不均的写照，他因此感叹：“吾观于纽约之贫民窟，而深叹社会主义之万不可以已也！”他承认社会主义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他看到美国光鲜亮丽的一面，也看到了黑暗腐朽的一面。对于前者，他承认这是美国共和革命带来的美丽新世界，但对于后者他显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那几乎是挑战了他的想象力。就像他的老师康有为第一次看到黑人一样，被吓得不轻，以至在《大同书》里执意要对黑人进行强制人种改良，以匹配他的大同世界。每个知识分子心中都有一个乌托邦，这个乌托邦中不能有丝毫瑕疵。梁启超不能容忍他想象中的共和世界还有这样不堪的一面。

接下来的行走，让他由失望变为绝望，从此与共和别矣，并且是彻底拜拜，再不回头。

1903年5月14日（农历，以下同）他到达华盛顿，在这里待了七天。通过对“民主的细节”的考察，他真切感受到了总统选举和政党政治的弊端：“美国大统领（即总统，作者注）多庸材，而非常之人物居此位者甚希焉。此实我辈异邦人所最不可解之问题也。”160这个让人迷惑的问题其实在梁启超那里已经有了答案，他找出了六点原因为什么总统不可能是第一流人才，这些原因有民情的一面，美国人根本就不需要一个第一流的人物来当总统，太有能耐的人物他们不放心。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总统选举和政党政治运作的结果，是共和制度衍生出来的弊端。政党为了能在竞争中获胜，不想推出第一流人物，因为这些人名满天下、谤满天下，易招致攻击，不如找一个大家挑不出毛病的平庸之辈，胜算更大。毫无疑问，这个小算盘应该归结为党派之私。而在选举中“甲党对于乙党之候补者，攻击每不遗余力。往往其平生行谊，毛举以相指摘。枫秀于林，风则摧之。故英杰之士，不利于候补”161。

美国政治中庸才当总统的现象，梁启超找到了原因，但并不表示他认可这是共和制度应该付出的不可避免的代价。在梁启超的潜意识里，多少有点“哲人王”情结，一国最理想的统治者应该是最优秀的人物。他看不惯美国的庸才总统，一厢情愿地为美国展望未来，断言美国在国际竞争和本国扩张需求的双重压力下，从今以往，那些庸碌之辈“断无望滥竽斯职焉矣”。

对美国政治的考察，让他失望了，通过与英国君主立宪的比较，他得出了结论：“吾游美国，而深叹共和政体，实不如君主立宪者之流弊少而运用灵也。”思想的秋千又由革命荡回保皇。

此时，一则有关革命党的流言传到梁启超的耳朵里，加速了他的思想激荡。在他暌违多年的上海，发生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章太炎、邹容等六人被租界当局逮捕。吴稚晖因与办案的俞明震有接触，因而预知机密得以出逃，但他没有将机密告知与他有隙的章太炎。此事酿成吴稚晖告密公案，争讼几十年。“苏报案”发生十多天后，梁启超在蒋观云的来信中知悉了这件事，加剧了他对革命党的失望情绪。在回信中，梁启超说：“公最后之函所论吴某事，弟初睹甚骇怵，然不怡于中者累日，然犹冀其中之或有他种曲折，欲为吴解免也。今得滨中来书，并抄寄枚叔（即章太炎，作者注）狱中书，乃知其鬼蜮手段乃至此极！”这个在当时无法说清的流言加剧了他告别革命的步伐，感情丰沛的梁启超再次悲叹：“中国之亡，不亡于顽固，而亡于新党，悲夫！悲夫！……然弟近数月来，惩新党棼乱腐败之状，乃益不敢复倡革义矣。”162

在这个小插曲之后，梁启超来到美国华人最为集中的旧金山。这里是保皇会最早成立之地，会员有万人左右。他以旧金山的华人社会为样本进行了调查，将华人与欧美白人相比较，研究华人社会的性质及在世界上占何等位置等。研究结果是华人所长者有五点：一爱乡心甚盛，二不肯同化于外人，三义侠颇重，四冒险艰苦，五勤俭信。所短者三点：一无政治能力，二保守心太重，三无高尚之目的。

由此梁启超得出这样的结论：华人没有政治思想，缺乏自治能力。他们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享专制而不能享自由。梁启超的依据是在美国这种自由的共和政体下，华人都不能达到文明之境，不能组织一个有秩序的华人社会，向外发展，与外族竞争。旧金山华人的文明程度较国内华人要高得多，他们尚且如此，国内华人就更加等而下之了。在《新大陆游记》中，他写道：“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他认为，“共和政体万不可行于今日中国”。如果强行共和政体，“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不得自由而得专制”。

9月30日，梁启超给康有为一封很长的信。在信中他承认老师是对的：“革义难行，先生之言固也。”163康有为的得意大弟子梁启超又回来了。

从美国回到日本不久，梁启超又读到了德国人波伦哈克的《国家论》，这是一本批判共和制度的书。梁启超一如既往用他那饱蘸感情的笔触，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这样写道：

呜呼痛哉！吾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所尸祝之共和，竟绝我耶？吾与君别，吾涕滂沱！吾见吾之亲友昔为君之亲友者，而或将亦与君别，吾涕滂沱！吾见吾之亲友昔为君之亲友而遂颠倒失恋不肯与君别者，吾涕滂沱。……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164

1904年4月，梁启超收到一个年轻人的信，信中附有三首诗，其一云：

新相知乐敢嫌迟，醉倒共和却未痴。

君涕滂沱分别日，正余情爱最浓时。

意思是：自己和共和刚刚相识相知，虽然沉醉但内心清醒。你泪眼滂沱地与它分手，我与共和热恋正浓呢。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的南社发起人，自号“江南快剑”的高天梅。他曾经是梁的粉丝，但自此与偶像自豪地分手了。

高天梅的讽喻是一个征兆，意味着更多的年轻人在往激进的革命道路上奔走，梁启超作为意见领袖的号召力将不复从前，尽管这些年轻人曾经如醉如痴地汲取过他的思想营养，引发了山呼海啸般的头脑风暴。但现在，他在年轻人眼里落伍了。从此他陷入了两面论战的困境，一边是清廷，一边是革命党，他像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

山寨版孙文与“苏报案”

1903年，梁启超彻底告别革命，重回保皇阵营。也就是在这一年，革命党在上海放了一个大炮仗，这就是惊动中外的“苏报案”。写“苏报案”的文章早已汗牛充栋，赞歌基本上都给了章太炎和邹容，这两个拜把兄弟其实并非《苏报》职员，但却成为“苏报案”的主角，原因大约在于他们被捕了，坐牢了，邹容还在牢里丢了性命，他们为革命声势的高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说“苏报案”不能不提馆主陈范，但他仿佛是个“打酱油”的，写史者总是一笔带过。而“苏报案”的发生，一位骗子亦有贡献，甚至可以说，没有他的忽悠，“苏报案”可能就不会发生。

咱们还是先从馆主陈范说起。

陈范字梦坡，出身于官宦之家，是官二代也是富二代。父亲中过举人，当过三十年的县令，他哥哥则中了进士，入选翰林。他自己走的也是传统的功名之路，只是在中了秀才之后累试不第，不得已拿钱捐班，买了一个知县的头衔。在清朝，捐班是个制度性安排，朝廷因此增加了收入，也给贪腐提供了一个方便之门，但另一方面也给一些有理想又不差钱的人提供一个政治舞台。陈范三十岁边上中了举人，无心科场，于是就去江西铅山当了县令。按理说，像陈范这样的人一直在体制内奋斗，是一个政权的中坚力量。但运行良好的政权基本能做到优胜劣汰，而腐恶的政权则是“劣币驱逐良币”，进行逆向淘汰。陈范上任后对当地民政进行整顿改革，结果得罪地方势力，上司对他也不爽。那时候各地排教风潮频起，“维稳”压力很大，很多官员都倒在教案上，连曾国藩这样的名臣都因处理教案搞得灰头土脸名声扫地。在陈范主政时，铅山县也发生了一起教案，上司以此为借口，将他弹劾革职。可见，“维稳”一直是官员的政治生命线，也是官场洗牌的好借口。

两年后，陈范来到上海，宦囊里也还有点钱，就想投资搞点经营。听朋友说《苏报》要出售，正在寻找买主，此时的上海报业日趋兴旺，办报发财的不乏其人。《申报》老板美查，为创办《申报》投入股银四百两，1899年他将《申报》馆在内的各企业改组为美查（兄弟）股份公司，核计资本30万两白银，分为6000股，自行收回原本，折合股票2000股（白银十万两），乘船回国。对于陈范的办报动机，史书上流行的说法是“愤官场之腐败，思以清议救天下”，就是不说办报也能赚钱的事儿。那两年，他确实有些衰，自己被革职，哥哥因为同情维新变法被囚，痛恨官场腐败也在情理之中。但一个人决定做一件事，动机可以是多重的，赚钱和主持清议未必就那么矛盾。“苏报案”的当事人之一章士钊回忆说：“陈范梦坡以江西退职州县官求息壤于上海，因买收此报，继续营业。……未必有醉心革命，遒人木铎之坚决意志也。”165政治理想可以有，但能赚钱岂不更好，难道为实现救国救民，一定要悲情才算高尚吗？

陈范这样的传统士子能投身报业，说明他在思想上很趋时，那时候的报业是新兴产业，和20世纪90年代的IT业差不多。陈范接办《苏报》以后，为了节约成本，用的全是自家人。曾经造访过《苏报》馆的包天笑说：

那时的苏报是怎样的呢？说来真是寒伧得很，开设在英租界棋盘街一家楼下，统共只有一大间，用玻璃窗分隔成前后两间。前半间有两张大写字台，陈梦坡与他的公子对面而坐，他自己写写论说，他的公子则发新闻，有时他的女公子也来报馆，在这写字台打横而坐。她是一位女诗家，在报上编些诗词小品之类，所以他们是合家欢，不另请什么编辑记者的。166

那时，上海的报界竞争激烈，稿源和销售是报纸的生命线，《苏报》在这两方面都面临困境，有倒闭风险。一份市场化的报纸要想生存壮大，必须紧随时代风潮。自从举家搬迁上海之后，发生在上海的一连串大事件都能看到陈范的身影。1902年11月，上海发生学界风潮，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等人收容南洋公学的退学学生成立爱国学社，而陈范是中国教育会评议员，《苏报》遂成为师生发表言论的园地。当时，一般的报纸还不敢像《苏报》这样胆大，《苏报》尝到了甜头，销量出现攀升势头。陈范更进一步，特辟《学界风潮》专栏，将各地学堂中的腐败黑暗现象公之于众，赞扬师生们的抗争。这样的言论倾向抓住了学生们的心理，他们是购报读报的主体，抓住学生等于抓住了市场，《苏报》销量直线飙升，俨然成为上海有竞争力的大报。

《苏报》

《苏报》敢于特立独行，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藏身租界，为朝廷权力所不能达到。租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作用复杂万状、难以总结。它是流氓土匪的麕集地，也是革命者的藏身所；它是强盗欺凌的产物，但它又是文明的窗口。“厕身”租界的《苏报》尝到了大胆放言的甜头，也让馆主陈范放松了警惕，但他不知道朝廷也可以“翻墙”。

随着《苏报》的发展壮大，人手明显不够，陈范看上了常给《苏报》投稿的章士钊，聘他为《苏报》主笔，据说也有招他为女婿的念头，继续其“合家欢”式办报模式。一心鼓吹排满反康的章士钊甫一上任，撰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矛头直指清政府中的满族大吏。第二天一早，陈范拿着报纸，急急惶惶找到章士钊，章士钊还在隆中高卧呢。陈范对章士钊说这样言论太猖狂，要自取灭亡的。睡眼惺忪的章士钊很难堪，对着墙壁没话说，陈范也只好隐忍退去了。章士钊坐在床上作激烈的思想斗争，“助人为理，覆人之产，不祥”，可是不能鼓吹革命，做主笔又有什么意思，干脆还是走人吧。

正在彷徨之际，陈范又回来了，出语壮烈，与前判若两人，还拉着章的手很坚决地说：“本报恣君为之，无所顾藉。”章士钊大喜过望。此后，《苏报》在章士钊主持下，“尽情挥洒”，倡言革命排满，毫无顾忌，虽有官方不断施加压力，但章都无动于衷，仿佛清廷不存在，而陈范也践行诺言，对报纸言论从无干涉。

陈范的突然变化，章士钊一开始很纳闷，后来才知道这里面另有隐情。原来在张园演说会中，陈范遇到了一个山寨版孙文。此人真名钱宝仁，本是镇江流氓，在张园演说会上，他也登台演讲，但语无伦次，他主动与陈范结识，自称孙中山，说是秘密返国策动革命，还拿出一个小瓶说是绿气（即氯气），足以抵挡捕役。陈范给他一忽悠，居然深信不疑。钱宝仁吹嘘说要在广西起兵，需要5000元钱，陈范不仅解囊相助，还请他到《苏报》馆里来帮忙。这个钱宝仁胆子也确实够大，进了《苏报》馆依然自称孙文。其实章士钊一年前在横滨见过孙文，还一起喝酒吃饭，章与钱有没有谋面未见记载。但这位钱宝仁也曾在吴稚晖面前自称孙文，吴稚晖虽然与孙文尚未谋面，但他知道孙不会空身一人主动与人结识，认定他不是孙文真身。吴稚晖提醒陈范小心此人，但陈范不以为然，认定他是“至圣至仁至义”的孙文。后来彼此相处也没有异常，吴稚晖也就不再点破。自从钱保仁来后，陈范对钱言听计从，“于是一切革命策略，惟钱宝仁之马首是瞻，不自违异”。陈范的突然转向让章士钊发懵，就是因为这中间陈范碰见了钱宝仁，钱宝仁力赞章士钊的勇气和才华，说干革命就该这样。既然偶像“孙文”都这么说，那就错不了。五十多年后，章士钊回忆说：“梦坡之愚陋如此，驯至促成革命史中一轰轰烈烈之事迹，恍若神差鬼使而为之。又若钱宝仁不骗人，苏报未必有案者然。”167革命史上天雷滚滚的“苏报案”其实是由一个骗子促成的，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有趣之处。

章士钊说陈范“愚陋”，有失厚道。骗子要想得手，必须投其所好。陈范上当确实有失精明，但如果他不同情和倾向革命，就不可能那么听信“孙文”。“孙文”固然是山寨的，但陈范对革命党魁的仰慕是真实的。

章士钊主导的《苏报》“大改良”前后只进行了一个月。等到报上大力推介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直呼光绪皇帝“载湉小丑，不辨菽麦”时，朝廷终于震怒了，不惜拿国家利益相交换，拿办这几个乱党。西捕拿人的时候，骗子钱宝仁和章太炎一样也没有跑，这让章太炎、吴稚晖等人都没有想到。钱宝仁被捕后守口如瓶，什么也没说，当然他也没有傻到再次向官府冒充“孙文”，也没人检举他是埋名隐姓的“孙文”。清廷官员要是听到他是“孙文”的传言，估计会更来劲，管他真假，那是宁可错杀一千，不肯放过一个的。

钱宝仁后来被扣押百余天，因无证据，所以被判无罪开释，继续混迹江湖。辛亥革命爆发后，钱宝仁又在南京出现过，依然到处吹嘘，当初出入《苏报》馆的那批人都成了革命伟人，但他也没有跑去打秋风，要个一官半职的，后来就不知下落了。

最坎坷的还是馆主陈范。陈范“苏报案”发生后逃到日本，在日本终于见到了孙文真身，据说很受教育和鼓舞，此后投身革命洪流，直到1913年在贫病交加中凄凉死去。

章太炎的激进文风

章太炎是国学大师，也是革命家。论学问，他和康有为是同辈，也是对头，五四时期的北大名教授，大半出自他的门下。章门弟子后来说，老师与人讲音韵、训诂，不甚轩昂，与人谈政治，则眉飞色舞。可见，此老的人生第一兴趣在政治，学问只能算是他的第二兴趣。清末，以学问闻名而又反清排满的第一人，当属章太炎。

章太炎原名章炳麟，因仰慕顾炎武，改号太炎，以后这个名字最为人所熟知。他出生在浙江余杭的一个书香之家，从小就是一个读书种子，入蒙未久就从外祖父那里接触到顾炎武、王船山等人的思想，初涉“夷夏之防”。后来的革命史叙事，热衷把领袖的革命思想往前推，以证明领袖天生慧根和先知先觉。辛亥革命后到处流传章太炎八九岁就有革命思想，而太炎自己则说：“是或有之，然少年非有一定宗旨也。”168这个回答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整个少年时代，章太炎走的都是传统学者的老路，在拼命做学问的俞樾门下从事“稽古之学”，直到甲午战争爆发，给他当头一棒，在书斋里再也坐不住了，离开诂经学舍投身政治。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时务报》当编辑，和梁启超同事。他对康圣人的今文经说很不感冒，与康门弟子发生摩擦，一怒之下离开报馆。他与康氏学术殊途，但政见相同，都主张改良，反对革命，所持理由基本相同：革命会引发内乱，内乱则带来外患。他主张用渐进的改良来消解激进的革命。

1898年秋，戊戌难作。章太炎“跑路”到台湾，特地致信已逃亡日本的康有为，言辞切切，让危难时刻的康有为眼眶湿润，并回了一封热情的复函。在湿热的台湾，郁闷中的章太炎接到回函后欣喜若狂，他在自己任主笔的《台湾日日新报》上说：“眉宇盱扬，阳气顿发，盖不啻百金良药也。”兴奋之情，跃然纸上。有人问他你俩不是一向不和吗，干嘛还那么兴奋？他说，我与康“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也”169。可以看出，此时章太炎的政见并未变。

1899年，他写《客帝篇》，依旧弹革命导致瓜分的老调。他和康梁一样，继续歌颂光绪帝，说：“且夫今世，则又有圣明之客帝，椎胸啮臂，以悔二百五十年之过矣！”他说，既然自古可以“用异国之才为客卿”，那么，我们今天也不妨承认清朝的统治为“客帝”。显然，他对清廷抱有幻想，只要朝廷取消对汉人的歧视，发愤图强，拥护满人皇帝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庚子之变又给他当头一棒。北京失守后，逃亡西安的慈禧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她的宠臣刚毅对主子的名言进行阐述：“我家之产业，宁可以赠之于朋友，而必不与家奴；朋友谓俄国，家奴谓汉人也。”来自朝廷高层的混蛋话比革命党的宣传要有效得多，章太炎想到自己还在前一年写了《客帝篇》，简直无地自容，便又写下《客帝匡谬》，狠批自己前文所持保皇论调是苟且之心，要救国必须驱逐满人，从此走上“愤清”道路，再也没有回头。

1900年7月，唐才常等在上海张园召开“国会”，章太炎对自立军的勤王宗旨公开表示不满，当场剪了辫子，表示与清廷决裂，也与保皇派划清界限。从此章太炎与康有为不仅学术殊途，政见也相左。没了辫子在当时不是形象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除了干革命没第二条路可走。这年腊月，他回老家过年，正月初一，好友吴保初遣人捎信，说朝廷已知道他的行踪，要抓他，赶紧“跑路”。没办法，他在破庙里躲了几天，风声过后，又跑到上海，躲来躲去，最后在第二年跑到日本去了。在日本与孙中山相识订交，才算找到了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