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三岔口.2

到了1903年，章太炎在上海参加爱国学社，结识一班小“愤清”，就是章士钊、张继、邹容等人，并与他们结为把兄弟。几人中，章尤与十七岁的邹容投契，邹容拿出刚写成的通俗小册子《革命军》请章大哥帮忙润色，太炎一读之下，很有感慨：“吾持排满主义数岁，世少和者，以文不谐俗故，欲谐俗者，正当如君书。”170他很欣赏邹容著作的通俗易懂，不仅为之作序，还忙前忙后帮助刻印出版。

那时候，谈革命的人越来越多，但在报业集中的上海，报馆还不敢像香港和日本的报纸那样放言无忌地反清排满，有之，则从《苏报》开始。

这年五月，太炎的本家小老弟章士钊被聘为《苏报》主笔。对一直苦于没有舆论阵地的几个把兄弟来说，简直是打瞌睡有人送枕头。章士钊主持《苏报》笔政前后一个月，就把馆主陈范的产业整没了，报馆关门，人也成了逃犯。检视《苏报》当时所登文章，简直满纸都是匕首刺刀，“杀皇帝”、“倒政府”、“杀尽胡儿方罢手”这样的文字都赫然在目。

如此激烈地反对政府，任何一个正常的政权大约都不能容忍，区别在于被清廷抓住了要凌迟，搁西方只会坐几年牢，罪轻罪重而已。刚刚发生的沈荩案让西方社会看到了大清司法的野蛮、残暴171，与西方的司法文明格格不入，这也是后来租界工部局强硬拒绝引渡章、邹二人的原因之一。史学界多认为是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残暴地扼杀了《苏报》，显然这是无视“苏报案”的审理是严格按照现代法庭程序进行的，全程公开，无刑讯逼供，引进律师辩护，甚至为穷迫的章、邹提供法律援助。“苏报案”的审判无论从哪个方面考察，对促进中国社会司法转型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而另一方面，清政府的行动也并非没有一点合法性，难道只有对那些鼓吹革命暴力、煽动杀人复仇的言论视而不见，才符合一些史学家的心意？

其实对于《苏报》被封，章士钊等人并不意外，他们的目的就在于“不惜以身家性命与其所得发踪指示之传达机构，并为爆炸性之一击”172，说白了这是一场有预谋的针对清廷的自杀式的舆论袭击。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苏报案”发，西捕临门，章太炎这个疯子居然不避不逃，主动受捕。蒋维乔在《章太炎先生轶事》里说，邹容本来从后门溜走了，章太炎却写信叫他回来自首，第二天，邹容才去自首。当时的上海各报都说太炎犯蠢，他却说你看将来“铜像巍峨耸立云表”的人是谁。结果，他没死，小弟邹容瘐死狱中。后来史书只说邹容坦然自首，不说章太炎狱中作函令其自行投到，可能是担心历史说细了有损大将军邹容的崇高形象吧。

“苏报案”中，章太炎确有求死之心，清廷一旦引渡成功，势必凌迟处死。但客观地说，章太炎是“苏报案”的最大受益者，虽然他并不想。租界的治外法权让他生命无虞，小弟邹容瘐死也多少改善了他在狱中的处境，他的工作后被调整为给难友分饭，因而那些难友都拼命巴结他。章太炎在狱中待一天，大清政府就会躁一天，因此他就是在狱中睡觉，也是在为革命作贡献。三年牢坐下来，一个革命家名士也就炼成了。

后来的革命史写作，对章、邹二人大唱赞歌，认为“苏报案”对清廷的杀伤力不比一次起义差。但在新闻史叙事中，将革命逻辑与新闻逻辑混同，新闻史叙事也跟着革命化了，这就很不妥当了。且不说《苏报》本身有为特定群体代言的弊病，离社会公器这一公认的媒体定位相距甚远；单就它在与保皇派论辩中所表现出的恶劣辩风就给后来的论战开了个坏头，流毒深远。

这次论战的主角是康有为、章太炎，革命派一方的舆论阵地就是《苏报》。论战中章太炎最有分量的文章就是《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放在革命史上，这篇文章是革命党的战斗檄文，是一篇光辉的革命文献。文章在理论上，从清朝的封建统治和种族迫害说到革命的必要，对康有为的改良理论进行了系统批驳，笔锋凌厉，气势逼人。但作为新闻史上的一篇政论文章，可供挑刺的地方颇多。理论批判，原本重在以理服人，言必有据，不搞含沙射影，不贬低对手人格，不作无端猜测。今日若细读此雄文，则发现其被引用最多、传诵最广的名句居然是“载湉小丑，不辨菽麦”。这句话骂皇帝很过瘾，但理论价值为零，且有人身攻击之嫌。当时的黄遵宪就说“章、邹诸君之舍命而口革有类儿戏，又泰西诸国之所未闻也”173，显然看不上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骂人语句。

章氏此篇政论雄文最大的败笔还不在这里，而在于处处揣测对手的动机，搞“原心问罪”那一套，并以此作为批驳的标靶，极尽丑化之能事。这种辩论方式与自己树靶子自己射没有区别，不从对手已有的言行上进行分析，作有的放矢的批驳，不可能让对手和读者真正服气。他说光绪帝发动变法的动机是怕慈禧废掉他的帝位，“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得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势而排沮太后之权力”，将光绪变法理想主义的光辉一面全部抽掉，只剩下赤裸裸的争权固位；又说康有为主导的百日维新“瞑瞒于富贵利禄”，“其迹则公，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174，康铁杆保皇，反对革命，是因为“内阁军机之位，亦可以觊觎矣”。这种诋毁人格的文风，就是想辩也难以措辞。任何辩论其实都有一个双方公认的前提在，没有这个前提，只会流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死缠烂打，一地鸡毛。

“苏报案”之后，革命派报纸都以《苏报》为标杆，报纸评论重在以理服人的一面让位于鼓动民气，就像章士钊说的“当日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175。媒体伦理底线被当成斑马线穿越。可是在革命就是正义的眩惑下，需要恪守的媒体规则很少有人坚持。后来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辩论文风，沿袭的也是章太炎的那个路数，人格轰炸重于说事拉理。在革命派与保皇派的全面论战中，“愤清”小将们个个都是克隆出来的小“章太炎”，将章的文风发扬光大到章氏自己都有点看不下去的地步。

革命派的辩论风度

自从保皇与革命两派合作无望之后，零星的笔战一直在开打，1905年，大决战拉开序幕。那一年，是清廷、保皇党、革命党三大势力形成“鼎立”之势的真正转折点。

其时，日俄战争刚刚结束。慈禧太后的面前摆着两份奏折，一份是说，日俄战争失败后俄国内部大乱，民众纷纷要求立宪；另一份是说，在日本东京，孙文已将多个乱党会社合并成同盟会，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慈禧问张之洞如何平息革命。张之洞答：只需立宪，革命自然平息。慈禧太后点点头，决定下诏立宪。在亲手扼杀维新6年后，慈禧不得不接受维新的逻辑，侩子手摇身一变成为旗手。

大清下诏立宪，这是保皇派的福音，支持改良的报刊一片颂扬之声。但对革命党来说，却是噩耗，也意味着动手的时刻到了。作为立宪的重要步骤，首先是选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还未走出京师，便遇上了安徽桐城人吴樾的一枚炸弹，这枚炸弹不仅把吴樾自己炸得血肉模糊，也把考察宪政的脚步炸停了。革命党很清楚，立宪是一个釜底抽薪的狠招，让革命党的存在毫无理由，为了革命具有正当性，必须狙击立宪。此时，革命党人全然忘记了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实行宪政。

五大臣出洋的脚步停了，在日本，一场舆论战也开打了。1905年年底，在东京创办的《民报》出版到第三期，即对梁启超下战书，就中国的存亡问题展开论战。议题包括清王朝的性质、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国民素质、土地革命、革命会不会引起列强干涉导致瓜分之祸等。这些议题不乏学理和法理上的价值，双方的论战对于唤醒国民也有极大好处。但论战的焦点还是要不要革命排满的问题。革命派说，只有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才能共和立宪，开出的公式为：革命、共和、立宪。梁启超则说，暴力只会导致血流漂杵，带来动乱，平息动乱会带来变本加厉的专制，所以革命不能带来共和，只会得到专制。梁启超等人相信，只要人民要求立宪，清政府“终必出于让步之一途”，可以实现代价最小的和平转型。

稍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会发现，两派在目标远景上都是建立立宪民主政府，区别仅在于手段和方法不同。但双方摆出的都是一副有你无我的架势，革命党声称：“本党各报所以集中全力抨击保皇者，盖当时为本党革命宣传之梗者，保皇党甚于清廷，非以言论战胜保皇，则宣传无由得力也。”176改良派也认为，“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命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177。这就决定了这场论战根本不是在讨论真理、寻求共识，而是如何在舆论上斗垮对方，赢得群众。

法国学者勒庞在讨论宗教革命时有这样的断语：“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不宽容，比起那些差距很大、互不熟悉的宗教——比如说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不宽容来，要有过之而无不及。”178这句断语对同是追求立宪而手段各异的革命派和保皇派来说同样适用。

这场论战双方的阵营极不对称。保皇党这边几乎是梁启超一个人在战斗，革命派参与论战的人数很多，几乎是全党总动员，当然主角只是那么几位，汪精卫、胡汉民是前锋主将，朱执信、汪东、刘光汉是侧翼，孙中山则是教练，进行幕后部署，有些文章是直接按照孙的口授纲要而写。在孙的指挥下，几位基本上不到三十岁的革命小将轮番上阵，挑战“言论界骄子”梁启超。

在检索当时革命派所写文章时，有一个发现让人迷惑：当时的《民报》主编，学问极大、笔锋犀利的章太炎只写了两篇文章，而且都是学术商榷性质的。这和他在革命阵营中头号笔杆子的地位很不相称。疯子章太炎怎么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论战中摆了个君子范儿呢？胡汉民在他的自传里说：“章炳麟由沪狱出，至日本，《民报》已刊行半年，余让编辑事于章。精卫与余等已足制胜保皇党有余，故章炳麟未尝加入论战。”179胡汉民的自言自语是个大牛皮，章炳麟没有加入论战其实另有原因，查他的自编年谱即可发现他对论战有着不同的看法：“余以胡、汪诘责卓如，辞近诟谇，故持论稍平。”180原来他并不认同胡、汪的文风，情愿在一旁为二人纠偏，也不愿添柴加火。连有骂人前科的章太炎都看不惯自己人的文风，可见革命派小将的那些战斗文章看点不在以理服人。章太炎看到了辩论双方风度的不当，但他没有去反思他是这种战斗手法的滥觞者。他更没有想到，暴力语言也是有加速度的，1912年，革命小将戴天仇将这种革命文风发展到极致，24个字的短论“杀”字连篇：“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他也名列被“杀”之列，他真应该为之三思。

章炳麟对胡、汪的文章评价为“辞近诟谇”，但因为是自己人，这个问题不能细说，自编年谱里也就没费笔墨给出具体证据，但只要查查历史资料，即可知章氏所言不虚。汪精卫的雄文《斥为满洲辩护者之无耻》，未曾开口，就将对手鉴定为“无耻”，这种出言不逊大泼污水的文章有什么道理可讲？在另一篇雄文里，汪宣称“不排满者如同汉奸”，直接给梁启超扣上“汉奸”的帽子，这顶帽子当然无需论证，也没法论证。只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汪精卫本人后来成了一个无法翻案的大汉奸，连民族大义的底线都没守住。胡汉民原名胡衍鸿，论战时以“汉民”、“辩奸”、“民意”作笔名，论战后即以笔名作本名，“姓名革命化”在那时很流行。他在论战中不管有理无理，都要摆一个我是大汉英豪、你是满奴国贼的正义姿态，他骂梁启超利用“戊戌六君子”为自己沽名钓誉，骂梁启超思想上反复是“出尔反尔”的“反复小人”，以人身攻击为能事。刘光汉原名刘师培，参加革命后在“姓名革命化”的潮流中改名光汉，他为了证明“排满革命”的正当性，居然从史籍中“考证”出满洲之地不属中国领土，而属“外夷”“敌国”，开了学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先河。这个考证出满洲是“外夷”“敌国”的大学者后来背叛革命，投到满人端方门下，不知他在投效端方时对自己的考证成果作何感想。

汪、胡、刘等人虽然文风不佳，但还属于“君子动口不动手”阶段。胡汉民吹嘘说他和汪精卫联手就能把保皇党打趴了。其实，他们俩加一起根本不是梁启超的对手。两派论战，本来都该在笔墨上下功夫，就算是骂街也还算“文攻”之一种，只是风度稍差而已，但革命党所长在行动、在暴力，论辩无效，便棍棒上场，“文攻”变“武卫”，风度就更等而下之了。革命党人说自己在论战中战胜保皇派，其实棍棒亦有贡献，不全是嘴上功夫。

操棍棒上场的是革命阵营中打架高手张继。这个燕赵大汉曾与陈独秀和邹容等人亲密合作，找了个桃色绯闻，剪了留学监督姚某人的辫子，留下过光荣的革命战史。1907年10月，由梁启超领衔的政闻社成立大会在锦辉馆召开，梁启超登台演讲，听者甚众。张继先是扮成听众，听到梁宣讲光绪皇帝时便大呼“马鹿”（日语混蛋的意思），跳上台去，举起枣木杖一通暴打，“于是平刚、陶成章、夏重民、马伯援等四百余人齐声喝打，簇拥向前，梁启超跳自楼曲旋转而堕（作者注：原文如此，应是指在楼梯拐弯处掉了下来），或以木屐掷之，中颊”181。此后，每逢保皇党开会，张继不知便罢，知道了就提着枣木杖上场。保皇党虽然人多，但都不擅长打架，看到张继来了都为之胆寒，一来二去，声势还真给打下去了。既然棒喝比辩论管用，其他地方的革命党人有样学样，保皇党徐勤在新加坡演讲，逃得不快，生生挨了一顿好揍，揍得他再也不想来这个地方了。这些有辱斯文的事情，后来在革命党的历史叙事里，都被传为佳话。在革命党人看来，只要政治正确，暴力似乎不算什么。

这场论战前后进行了十五个月。必须指出的是，梁启超虽然坚决反对革命党的“种族革命”与“社会革命”，却并未完全否定革命的正当性。他几乎是以恳求的语气希望革命党停止与立宪派争斗，你预备你的革命，我预备我的立宪，不要互相妨碍。他甚至说，一党向政府请愿要求立宪，一党预备军力以备将来革命，可以两不耽误；若实在是和平立宪不成，到时再暴力革命不迟。1906年11月，他委托好友徐佛苏前往游说《民报》主编章太炎，又拜访宋教仁，说梁“已改变方针，其保皇会已改为国民宪政会矣。君可与民报社相商，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可也”182。宋教仁将此番话告知孙中山与胡汉民，但两人皆不以为然。因政见迥异，两派论战依旧。

1907年8月，《新民丛报》因长期不能定期出刊，已失去期刊的意义，宣布停刊，两派论战划上句号。革命派声势经由论战而高涨，《新民丛报》停刊，意味着保皇派主动偃旗息鼓。在革命派看来，他们大获全胜。

论战中的革命心理学

两家打笔战，革命党说自己赢了，这是单方面宣布，也是一种宣传。1911年春天，18岁的毛泽东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的政治蓝图，贴在湖南长沙一所学校的墙上：孙中山成为新中国的总统，康有为担任首相，梁启超是外交部长。可见即使到辛亥年，康梁在年轻人当中还是有市场，而不是像革命派宣传的那样再也无人问津。但是，毛发表的政见将孙排在康梁之前，也可说明在一般年轻人的印象中，孙的影响已经超越康梁，革命党在论战中确实获胜了。

1905年以后的晚清政局，有三种力量在较劲。一是孙文的革命党，一是梁启超的立宪派，还有一个就是孙、梁共同对付的清政府。孙主张推倒清廷，然后才可立宪，只有换人才能换思想；梁主张保留清廷，实行政改立宪，只换思想不换人。这两派居于跷跷板的两端，谁能胜出实际上取决于清廷。清廷若顺势而为实行改良，则革命党势消；清廷如果踯躅不前，则更多的人会倒向革命。清末新政到底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争论至今。不用说，当年的革命派一口咬定是假立宪，立宪派则心存疑惑，戊戌政变阴影未散，谁知道老佛爷突然掉头是不是引蛇出洞的阴谋。所以变法上谕颁布两个月，地方督抚居然无片字回奏，都在伸长脖子四处观望呢。他们的心思和慈禧是一样的，保权固位最重要，国家前途无可无不可的。清廷的改革被视为作秀，责任并不全在一两个中枢人物身上，走到这一步似乎谁也无可奈何。梁启超也认为，清廷扮演了一个“制造革命”的角色，“大小官僚以万数计，夙暮孳孳，他无所事，而惟以制造革命党为事”183。

尽管梁氏悲叹不能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但他反对激进革命的态度没有变，他反复论述暴力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尽管他和革命党人在论战中都摆出有你无我的架势，但实际上争吵的两派有着相同的敌人，那就是专制制度。就对专制批判的深刻性和影响力而言，梁启超比革命党的那些宣传家贡献要大得多，他实际上是那些革命宣传家的启蒙老师。严复曾说：“梁氏实为亡清代二百六十年社稷之人”，这句话其实并没有多少夸张成分。

颇为吊诡的是，革命派在革命成功之后，却发现历史正朝着梁启超所反复阐述的方向在走。论战中革命党不容置辩的“排满主义”，在革命爆发之后被悄然改成“五族共和”，而这正是梁氏所持的“民族主义”。民国建立之后，先是假共和、独夫专政、帝制复辟，随后是地方割据、南北分裂，然后是大乱来临、革命蜂起……中国确实走上了梁氏一再警告的“革命导致专制”、“革命复产革命”的历史恶循环。

这些，梁老师当时都说了，人们不仅没有听进去，还认为他说的不对。为什么这么多的人相信革命就是天然正确，而把一个思想家的谆谆教导当作耳边风呢？革命的激情消散多年之后，人们才发现已“错过任公一百年”。

不能不说，梁启超是一个一流的思想家，三流的政治家。他长于思辨而不长于鼓动，长于批判而不长于行动，他的短处恰恰是革命党的长处。检索梁氏的思想历程，常有目眩神迷之感，他的著述之丰让人叹为观止，然而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之处亦甚多，这就让他的读者无所适从，不可能都能跟着他的聪慧的大脑进行“脑筋急转弯”。诚如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所说，民众不大可能跟着一个宗旨摇摆不定的人走，他们也不擅长理性思维，但他们有一种追随领袖的奴性，通过追随他们获得群体的安全感和认同感。他认为信仰坚定是政治领袖的特质之一：

不管他们坚持的观念或追求的目标多么荒诞，他们的信念是如此坚定，这使得任何理性思维对他们都不起作用。他们对别人的轻藐和保留态度无动于衷，或者这只会让他们更加兴奋。……他们强烈的信仰使他们的话具有极大的说服力。芸芸众生总是愿意听从意志坚强的人，而他也知道如何迫使他们接受自己的看法。184

所以，勒庞断言领袖更有可能是个实干家而非思想家。在《革命心理学》中，勒庞指出情感是革命的催化剂，革命必须诉诸情感才能发生效力。

尽管革命的起源可能是纯粹理性的，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除非理性转变为情感，否则革命酝酿过程中的理性不会对大众有什么影响。

理性逻辑能够指出即将被摧毁的暴政，但是，如果想用它来引导大众恐怕效果不大；只有情感的因素以及神秘主义的因素才能够给人的行为以动力，才能影响大众。185

在辛亥革命前，启蒙思想家们用理性逻辑来指责专制制度的弊端，激发人们的改革愿望，由于改革愿望的一再受阻，则激发了人们对清廷的失望和怨恨，推翻清廷的情绪逐渐发酵、高涨，并向行动的方向转化。先前的启蒙思想家们跟不上这种暴力和情感的加速度，被激动的民众甩在身后，他们试图为民众的狂热降温，而被革命家鼓动起来的民众则将他们视为敌人，梁启超那一辈思想家悲剧的根源即在于此。

梁启超以办报成名，但他对大众心理缺乏研究，而以帝王术见长的杨度则对民众心理相当熟稔。1907年他们试图合作组党，杨度提出开国会以号召民众，与革命党的排满革命相对抗，他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阐述了他的理由：

夫政党之事万端，其中条理非可尽人而喻，必有一简单之事物以号召之，使人一听而知，则其心反易于摇动而可与言结党共谋，以弟思之，所谓简单之事，莫开国会若也。……其所以必以国会号召而不可以他者，因社会上人明者甚少，一切法理论政治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吾辈若欲胜之，则亦宜放下一切，而专标一义，不仅使脑筋简单者易知易从，并使脑筋复杂者去其游思，而专心于此事。186

杨度未必看过勒庞的《乌合之众》，但他说：“凡理由甚简单而办法甚复杂者，虽智者不易寻其条理。凡理由甚复杂而办法甚简单者，虽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范围反较为大，势力反较益增也。”187这和勒庞所说的“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行动”可谓心有灵犀。

杨度阐述的虽然是自己的主张，实际上对梁启超此前的策略不无劝谏之意。革命党在论战中对民众最有吸引力的口号就是“排满”，这是一个看得见的目标，顺应了民众痛恨清廷的心理，而梁启超虽然看得更为深远，但他给民众的却是一个抽象的三步走的目标——从开明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路线。而立宪能否实现则依赖于公信力越来越稀薄的清廷，民众在感情上不能接受，就是梁启超自己也不那么相信清廷会果真立宪，所以他也承认革命具有合理性。急于行动的民众显然更愿意接受简洁明了的“排满”主张。杨度看出了梁启超的不足，所以他也提出一个看得见的简洁目标——开国会，“以此为宗教，与敌党竞争势力，彼虽欲攻我，亦但能曰办不到，而不能曰不应办也”。随后两年发生的请开国会运动轰轰烈烈，与运动目标定位的准确可感显然有很大关系。

梁启超是一个纯粹的理念人，他一面批驳革命党，一边批评国民素质不高，这在杨度看来是大大失策。在《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中，梁氏既骂清政府，也批评留学界，杨度坦言外界“谓《新民报》于两年前监督政府，二年以来纯然监督国民，此学界最有势力之议论，他人不肯以告兄也”。这种两边论战、多方批评的做法他是不能认同的，他说：“我辈既为民党，则但有号召国民从我以反对政府，不能立于裁判政府与国民之地位，为公平之议论。”信奉帝王术的杨度显示了他“马基雅维利”的一面：“我辈若欲为民党，则不可不立于一方，而决不可为两歧之论，弟于兄无所谓心术问题，特政策问题耳。”后来的革命复产革命，无不高举民众大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闹革命，直到把整个国家民族推到崩溃边缘，“当原始的本能尽情宣泄，冲破由祖先费经年累月之功建成的种种屏障时，就只有靠一种严厉的专制才能重建秩序了”188。

回望百年来时路，人民创造了历史，也不幸成为历史的人质。

看看什么是“暗杀时代”

据金观涛教授研究，在1900年以前，“革命”一词使用的次数相当少，在使用中有不少是负面意义的。那时，“革命”和“造反”同义，没有正当性，维新仍是主流话语。“革命”一词的使用次数迅速增多是在百日维新流产之后，改良无望，革命抬头，就跟跷跷板一样。

1903年，“革命”一词就像突然喷发的彗星，被使用次数多达1400次，而前一年不过500次左右。“革命”成为年度热词，与《革命军》的出版大有关系，这本小册子一出版，迅速成为畅销书，累计发行超过100万册，巨大的冲击波震动了整个中国。邹容就是那个年代最畅销的“80后”（出生于1885年）作家，如果能拿版税，邹容会轻松致富，而且是巨富。

学界大牛章太炎的强力推荐为《革命军》的畅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一年，邹容《革命军》问世，章太炎为之作序，“革命”从此正名，大行其道。同年6月，章太炎发表针对康有为的“驳革命驳议”，论述中国正面临维新还是革命的抉择，只有革命能救中国。……值得注意的是，1903年，提到与法国革命相关的使用次数达到200多次，评价也由负面居多变为大加推崇。189

当“革命”取得了合法性，也就意味着暴力成为合乎道德的选择。暴力的特点在于残酷、血腥、无底线，凡是有益于革命的，都不妨大胆行之。暗杀——一种低成本的革命，合乎自然地成为尚处边缘的革命派的最佳选择。

报刊鼓吹暗杀，源于革命的“策源地”日本。1903年5月，留日学生中出版的《湖北学生界》中有文章说：“牺牲一身，以除巨蠹，此仁人君子大丈夫之所为。其风最盛于日本，而现今之俄罗斯尤神出鬼没，毒人莫测，酿成大恐怖时代。其秘密法将遍传于中国志士。”这可能是最早鼓吹暗杀的报刊文字。

在国内，首举“暗杀”大旗的当属《苏报》。1903年6月初，该报连续刊登章士钊所作的《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一文。文章说“革命党”是清廷所制造的，这和后来梁启超的观点一致。文章以革命党的口吻直接与清廷对话，其措辞之激烈前所未见，甚至以俄国“虚无党”之刺杀为例，恐吓清廷：

公等亦知俄国有所谓虚无党者乎？公等不读世界史，固无从而知之，吾今言之，公等谅未有不心悬而胆吊者。盖虚无党之性质，专以暗杀为事，一杀不得而再杀，再杀不得而三杀，以第一专制之俄国，第一专制皇帝之亚历山第二，卒以八次而刺死于车中，其他俄国政府以及外任大小之贪官婪吏，几于无日不摘其头数颗，而虚无党之势力亦浸盛。虚无党之所以盛者，非虚无党之自能盛也，有所以盛之者也。所以盛之者，即在俄国专制政府日捕虚无党而杀之之故。190

6月22日，章士钊再接再厉，刊出题为《杀人主义》的文章，文章开篇即说：“吾闻一世纪必有一新主义出现于世，今吾哓哓号于众曰杀人主义，得非二十世纪之新主义乎！”22岁的章士钊在文中流布的种族情绪、反满态度和嗜血热忱，让他自己日后都为之胆寒，他号召民众复仇，对满人要斩草除根：

此仇敌也，以五百万之么魔小丑，盘踞我土地，衣食我租税，杀戮我祖宗，殄灭我同胞，蹂躏我文化，束缚我自由。既丁末运，沐猴而冠，已不能守，又复将我兄弟亲戚之身家性命财产，双手奉献于碧眼紫髯之膝下，奴颜向外，鬼脸向内。呜呼！借花献佛，一身媚骨是天成；斩草除根，四海人心应不死！今日杀人主义，复仇主义也，公等其念之。191

作者之嗜血，今日读来，仍然使人心惊肉跳：“物各有主，冤各有头，百喙同声，群欲冲仇人之胸而甘心焉。数世沉冤，一旦昭雪，将来幸福，试问刀环，杀尽胡儿方罢手，快哉杀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章士钊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知之甚详，这种视野，在当时的读书人中间并不多见，如此，其嗜血情状则更显出一种巨大的时代遗憾来。

但是，革命的论调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当中并没有多大的市场，作为社会中坚的士绅阶层还在观望，他们对朝廷改良失望但没有绝望。真正鼓吹暗杀的激进知识分子都是像章士钊、刘师培那样的二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热血当头但政治理论修养有限，也无政治方面的实践经验，只凭一些西学皮毛来考虑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急功近利的暗杀鼓吹，锁定的读者对象只能是年轻人。

无论哪个年代，最容易点燃年轻人热情的往往是时尚。希特勒为了吸引年轻人投身军营，下令将军装设计成最时髦、最帅气的样式。

在革命派的报刊中，为鼓动暗杀也以时尚相号召，刺客被他们吹捧为最值得效仿的榜样。

“白话道人”林白水在《中国白话报》上登载《论刺客的教育》，说当刺客是最容易见效，且成本最低，“第一不要多花钱”；“第二不要多联团体”；“第三不至惹外国人干涉”；“第四不至扰累地方多杀人命”；“第五杀一可以儆百”。他还将欧洲各国大英雄、大豪杰的暗杀名言，并各国著名刺客的姓名列在后头，又把近二十多年来各国刺客所杀的皇帝、宰相等进行列表，以证明刺杀最容易出成果。林白水最后评论说：

可见这等事件，是现在外国顶时髦顶通行的了。唉！你们蓄刘海发，剪辫子，戴草帽，穿皮鞋，吃香烟，挂金丝眼镜，都晓得学时髦，我劝你这刺客也是当今顶时髦的事体，倒要学一学啊！192

在革命派主办的报刊上，以各种方式鼓吹暗杀的文字几乎是遍地开花，台湾学者陈孟坚研究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时发现，《民报》对鼓吹暗杀亦格外热衷，所载图画中，暗杀主题占到22.67%，而在讨论革命手段的文章中，鼓吹暗杀的占到21.65%。《民报》因刊载吴樾的详细介绍暗杀的方法、手段和步骤的长文《暗杀时代》，被日本警察厅以“激扬暗杀”为由禁止出版。

或许有人要问，暗杀这种恐怖手段为何成为一个时代的风潮？学界给出远因和近因两个说法。远因指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游侠传统，而近因则是弥漫于欧洲的无政府主义。在我看来，20世纪初年，激烈是一种广为流行的社会情绪，不分革命派还是改良派。作为极端手段的暗杀，革命派是明目张胆地鼓吹，改良派则在背地里悄悄地进行。不同的是，革命党人都是自己动手，而改良派则是雇凶杀人。梁启超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对“供养豪杰之士”提出质疑，说这几年钱花了不少，真动手的没有。“今之供养豪杰，若狎客之奉承妓女然，数年之山盟海誓，一旦床头金尽，又抱琵琶过别船矣。”193

当激烈成为一种流行情绪，即便柔弱女子往往也会看轻生死。革命女杰在报中宣扬暗杀并不足怪。让人惊悚的是当时一位叫惠兴的女子。惠兴一心想开办学堂，倡导启蒙教育，按理说她应有很大的耐心，通过兴办教育，一步一步地推动社会前进，但她选择的却也是一种激烈的方式。她在一手草创的学校开学那天登坛演说，居然说着说着，拔出利刃从膀子上割下一块肉来，顿时鲜血直流，她面不改色地说：“这块臂肉，作为开学的纪念。”声称学校如果办不下去，就要用她的身子殉这学校。没多久，学校经费紧张，她写了一封上某当道的信和遗书，吞食鸦片自尽。这种激烈而富有戏剧化的自戕，“除了说明她刚强的个性外，也未尝不能让我们看出这个时代激荡、理想和迥异寻常的特质。”194

在血脉贲张、情绪极端的社会氛围下，报纸鼓吹暗杀看上去是合乎逻辑的事情。

民国学人张君劢有言：“天下往往有主义甚正当，徒以手段之误而流毒无穷……”报纸鼓吹暗杀就属于此类，也只有在激进主义大行其道，革命成为“无理由之宗教”的时候，这样杀气淋漓的文字才能堂皇出现于报端。革命的大帽子完全遮蔽了新闻伦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个革命风气大张的时期也是新闻史上的疯癫时期。报刊不惜以制造假新闻的方式煽动暴力情绪，这些在革命的正义性不容置疑的年代，往往被视为值得赞美的战斗精神。

革命宣传的效果无疑是惊人的，当时十四岁的浙江少年陈训恩（即陈布雷），因为喜读革命报刊，与小伙伴们也在家中组一覆满同志社，辟一密室，请画师画了一张黄帝像挂在室中，相率礼拜之，甚至还有模有样地练习革命演说。俄国有刺杀沙皇的女杰苏菲亚，陈训恩认为他的家乡也应该有一个苏菲亚，于是他便以他的表妹作为培养对象，教她认字，竭力怂恿她到上海爱国女校读书，而且此事居然办成了。195

各地频频发生的暗杀事件，造成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恐怖效果，让清廷官员胆战心惊。徐锡麟枪杀安徽巡抚恩铭后，诸大臣如惊弓之鸟，谈革命党色变，各提戒心。有一回，端方在金陵，提学使陈伯陶以事进谒。时天气燥热，陈俯身向靴囊取折扇，端方惊起，大叫：“子励（陈字），你想干什么？”陈抽扇出，徐徐说道：“我拿扇子取凉，帅座何必如此惶恐？”端方满脸通红地坐下，不能出一词，可见其内心惊慌。196

直到民国初年，报纸上依然充斥一片暴戾的喊打喊杀之声，黑枪既可以对付敌人，也可以对付自己人。宋教仁、陶成章、黄远生、陈其美无一不死于党派黑枪，流毒深远，为始作俑者始料未及。

如果没有呈现真相的新闻，如果言论不能平衡，如果理性输给激情，那么，革命不过是将一枚残破的硬币翻过来，还是一枚残破的硬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