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报纸在大清

报业史上的“失踪者”

1876年，左宗棠用兵新疆，缺粮少饷，不得已向洋商借款千万，结果成了舆论公敌。消息传到上海，沪上报界一片讥评之声，左宗棠听说后，大骂海上报人：“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这句骂语被新闻史研究者广泛征引，作为当时报界不被官场重视的佐证。其实沪上报纸一直在唱衰左宗棠举债用兵，甚至造谣说左大帅败退关内。报纸言论的背后有洋人利益牵扯在内，那些洋报纸不过是给本国利益摇唇鼓舌的工具而已。左大帅骂报馆也不止这一句，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荆公晚年每书空‘精扯淡’三字，正合此时事体。”197

左氏之骂语在当时并不突兀，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报纸不只被官场瞧不起，一般社会中人也同样瞧不起，就是参与其间的读书人自己也自惭形秽。1917年出版的《上海闲话》一书的作者姚公鹤以自己的亲身体验说道：“昔日之报馆主笔，不仅在社会认为不名誉，即该主笔亦不敢以此自鸣于世。吾乡沈任佺君，光绪初年即就沪上某报之聘，转辗蝉联，至光绪末年而止，然对人则嗫嚅不敢出口也。”198

个人不能逃脱时代给予他的限制。在科举时代，金榜题名是每个读书人成功的唯一标尺。科场蹭蹬的士子们顶着“斯文败类”、“洋奴买办”的恶名投身报界，无非是为混口饭吃，为生存而身段柔软并不可耻。办报只是权宜之计，只要有一线可能，他们都不想在这个不名誉的职业上稍事停留。考诸早期报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心在报界而心恋科场的，一旦他们在科场猎取了功名，他们是多么希望“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最好是连记忆都不要带走。

在时代氛围和个人心态的双重作用下，很多早期报人在离开报界之后，立即与报纸划清界限，矢口不提他的报人经历，甚至隐姓埋名不知所踪，成为报业史上凄惶的“失踪者”。

这种报人“失踪”的现象必须举例说明。

清朝人一边理发一边读报纸

蒋芷湘，《申报》首任主笔，在中国新闻史上，是一个无法忽略的人物，然而有关他生平事迹的记载往往只有寥寥数语，且语焉不详。只知道他经一位当买办的好友介绍与《申报》创办人美查相识，被聘为主笔。他的出生地是浙江杭州，但也有不少资料误记为湖南长沙。我们不知道他的字、号及别名，甚至连他的生卒年都一无所知，这在历史留名的人物中非常罕见。

有关蒋芷湘的信息之所以成为历史谜团，原因就在于蒋芷湘这个名字只用于他供职《申报》期间，当他离开《申报》之后再也没有用过，也不在友朋中间提起，以至于连《申报》老报人都对这位开山主笔的情况不甚了解。

学者邵志择先生对《申报》馆印行的书目和时人笔记进行多方考证后才打捞出这位《申报》首任主笔的个人信息，原来蒋芷湘真名蒋其章，字子相（与芷湘谐音）。由于蒋芷湘本人对自己主笔经历的刻意隐瞒，后人对于他离开《申报》的年份的记录也出现了舛误。最常见的说法是他在1884年考中进士后离开报馆，然而1884年根本不是大比之年，何来中进士一说？蒋氏是在1877年考中进士，证据是当年的进士名录上能找到他的名字，离开《申报》只会在此之前，因为备考需要一段时间。在高中进士后所具呈的个人履历中，他只说自己“字子相，号公质，又号质庵”，隐去了自己曾用过的名字“蒋芷湘”，在《申报》担任主笔的履历同样只字不提，因为报人生涯不光彩。199

蒋芷湘著述不多，任职《申报》期间编选过一部《文苑菁华》，一本有关科举制艺的书，其后他又译了一本英国小说《昕夕闲谈》，是中国翻译的第一本西方小说，署名蠡勺居士。出版的时候他已经高中进士，后任主笔蔡尔康在介绍作者时仅仅说是“经名手”翻译，连他的名字都没有提及。蔡尔康这么做当然不是对蒋芷湘署名权的侵犯，而是出于对前任的爱护，在洋人开设的报馆中做主笔已经是一件不名誉的事情，更何况翻译洋人的小说？所以，隐去蒋芷湘的名字才是真正的善意之举。蒋芷湘在中榜之后担任过四年敦煌知县，此后的行踪不得而知，至于卒于何年更是无从查考了。

蒋芷湘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羞于出口的《申报》主笔恰恰让他青史留名，他费尽心力挣到的九品芝麻官才真是可以忽略不计。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他的后任蔡尔康在离开报界之后也是销声匿迹，不知下落何处，亦不知卒于何年。至于蔡的出生年，同样有所争执，一说是1858年，一说1852年。比蒋芷湘稍微幸运一点的是，他晚出生了十多年，投生报界的时间将近30年，有关他的生平信息，稍微丰满一点。

蔡尔康，上海嘉定南翔人，父亲也是读书人，但没有迈入高级绅士的行列，从而寄望于儿子。蔡尔康少年聪颖，十几岁就中了秀才，然而在关键的乡试上，却“八试不售”。20岁后进入《申报》馆襄理笔政，但仅仅工作两年，就在朋辈流言的中伤下退出《申报》馆。直到1883年入《字林沪报》担任主笔，7年后又同样因流言中伤退出报馆。后参与创办《新闻报》，正是在他的策划下，《新闻报》甫一面世就大放异彩，让竞争对手大为紧张。当时上海的大报《申报》、《字林沪报》每逢新年都要休刊三日，蔡尔康认为这三天看报的人都会因此苦于消息不通，《新闻报》应该瞅准这个空档，在新年第一天出刊，连续赠报三天，必定能够立下脚跟。后来果然如此，第一天赠报将近万份，掀起一股读报狂潮，这一举措立即引起竞争对手注意，使得对手们不得不提前一天出报。到第四天，《新闻报》已经收到订单千余份，在上海的报业竞争中站稳了脚跟。办报奇才蔡尔康在《新闻报》也没待多长时间，半年而已。这半年，他写了150多篇时论，因之名声大噪。一枝独秀的人在办公室政治中只会被人恨得牙痒痒的，没办法只有跳槽。这一跳跳进《万国公报》里，成了李提摩太、林乐知的助手，主持华文笔政，共编辑《万国公报》95册。经历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后，《万国公报》的声誉达到了顶点。其间，由林乐知口述，蔡尔康笔录、润色的文章最多，影响极大，一时有“林君之口，蔡君之手”的称誉。1901年，这对黄金搭档发生矛盾，蔡尔康离开《万国公报》。

1903年，《南洋官报》创刊，聘蔡尔康为采访委员。但此后蔡尔康仿佛突然从新闻界消失一样，再也难觅踪影。有关他的信息一下子跳到1921年，当时70岁的蔡尔康向亲友集资，打算以祝寿贺仪移作刻书费用，由于刻书所费过巨，著述未能梓行，蔡不久后病逝。这是所能寻到的最后一点史料，他是否就去世于1921年，无从考证。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他的行止无迹可寻。

他和蒋芷湘一样，都是新闻史上的“失踪者”。

仅仅在《申报》馆，“失踪”的主笔也不止蒋、蔡二人。钱昕伯，王韬的女婿，离开《申报》后不知所踪，新闻史不知他卒于何年。黄协埙，字式权，号梦婉，一个思想比较保守的报人，主持《申报》笔政20余年，离开《申报》后，续修过家乡县志。到1923年，一份小报连载了他四十年前写的《淞南梦影录》，署名“黄梦畹遗著”，以为他早已过世，岂知他犹在人间，时年73岁。他也很幽默，给自己写了讣诗十首，寄给那份小报表示抗议。

还是在蒋芷湘担任《申报》主笔的1873年，《申报》转载过一篇介绍英国《泰晤士报》及其主笔“低灵”的文章，该文以极为钦羡的口吻写道：

总主笔虽无职位于朝，而名贵一时，王公大臣皆与之交欢恐后，常人之踵门求见者罕觏其面。是以皆愿为是馆之总主笔，而不愿为英国之宰臣。宰臣之所操者，朝权也，而总主笔所持者，清议也，清议之足以维持国事，泰西诸国皆奉以为矜式。由是观之，日报一道安可忽乎哉！200

这样的报人地位，在晚清报人眼中，如同天方夜谭，只有望洋兴叹而已。他们想得到这样的社会地位还需要时代演进和自身努力。

不名誉的职业

民国年间，很多老报人在回忆自己当初选择进入报界的时候，都表示曾受到长辈们的阻止。苏州人包天笑回忆长辈阻止他的理由颇为有趣：“他们说当报馆主笔的人，最伤阴骘，你笔下一不留神，人家的名誉，甚至生命，也许便被你断送。”201在一般乡民眼里，记者和刀笔吏是没有区别的，两种行当都有损阴德。老报人陶菊隐在辛亥革命之后才进的报界，长沙的父老视报人为三教九流不入流的一流，长辈训斥他：“什么事情都好干，为什么偏要干这一行！”202其实在当时的报业中心上海，报人的地位已经不同于往昔，但在内地湖南，报人依然被视为不入流的职业，说明各地民智开发很不均衡，有着较大的时间差。

视报人为不名誉的职业，这种观念即便在民国初年，依然相当主流。究其原因，既有深刻的本土因素，也有报人自身的问题。

早期报人被视为不名誉的职业，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科举功名的桎梏。晚清名报人蔡尔康，秀才出身，自号“铸铁庵主”。他的名片设计得像个人自传，最有趣是他把自己的头衔列了一大串：“四品衔分部主事奏保经济特科六举优行恩贡生、历办《申报》副主笔、《沪报》总主笔、《新闻报》开创正主笔、《南洋官报》采访委员、历掌《万国公报》广学会正翻译。”203事实上蔡尔康终身没有踏上仕途，是最早的一批职业报人，但他还是把他的功名列在前头，显然在他的内心，功名比报纸主笔的职位要显赫得多。

近代中文报纸本是西洋传教士引进的，但在中国本土，却有一份历史更为悠久的《京报》。在很多人眼中，近代报纸和传统《京报》没有差别，发行报纸和卖《京报》同属一类。长白山人（管翼贤）在《北京报纸小史》里说，早期的《京报》房“雇用数十名文贫，由内阁领到宫门钞，众文贫分写数百本，派人送投各衙门、各大员邸第”，抄写宫门钞的都是不名一文的穷文人，这种机械的抄写活动也没有任何智力活动的因素，只要能写得一手好字即可，这还是《京报》处于手抄阶段的情形。而到了机器印刷时代，“文贫”们连这种机械劳动的就业机会都没有了。再看送报的人，据齐如山回忆，“北京城内所有送报的人都是山东人，都是背着一个用蓝色布做成，五尺多长，五寸多宽，两头有兜的报囊，囊上钉有白布写黑字的京报二字”204。当时送报，一部分是送给固定订户，还有相当一部分要靠零售，也就是沿街叫卖。卖的时候还要敲一面铜锣，走一路敲一路，跟耍猴似的。报纸售出了也不是当场取钱，而是月底结算，得陪笑脸说好话，辛辛苦苦挣的也就是一点脚力钱。可以看出，《京报》的从业者都是但求温饱的草根阶层。

当洋人在中国办报纸时，中国人对于《京报》的传统看法自然转移到了这些新式报人身上。那些受雇于洋人的华人主笔都是为生计所迫，不得不以卖文为生，再加上当时的“华夷之辨有甚于男女大防”的观念，这些佣书西舍的读书人被斥为“斯文败类”、“洋奴买办”，就更加为人所不齿了。

但是，如果一种职业虽然社会排序低下，但置身其中的人如能衣食无虞，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社会中一般人的看法。但这种衣食无忧的最低要求，在中国报业的草创阶段也是做不到的。以《申报》为例，最初总主笔、主笔收入最高的也不过每月40元，少的则只有十几元，这点钱根本不够吃住开销。办公场所也极为简陋，一个房间长宽不过丈余，光线晦暗，为了省下租房钱，报人们吃住也都在这个房间。冬天寒风刺骨，夏天热如桑拿房，最难忍受的还是与蚊虫、蟑螂共处一室，终夜辗转难以入眠。这还是报馆总主笔、主笔的生活情形，而一般的访员就更不用说，当时报馆访员多是由社会上的“探子”、“抄案”转化而来，社会地位低下。

不幸堕入报界的也不乏名门之后、世家子弟。像袁枚的孙子袁祖志曾经当过县令，后来官没了，不得已混迹报界，月薪20元，到了夏天，连买一件布大褂的钱都拿不出，只能穿一布短衫，拿把大芭蕉扇，在大马路上摇曳以行，吃饭也只能进街头的苍蝇馆子，混个饭饱。

混迹报界的还有一些写入文学史的小说家。如小报鼻祖李伯元，有一年除夕之夜，讨债者盈门，李只好躲进小楼里与朋友喝酒联句，聊以解愁。李伯元缠绵病榻时还欠好友吴趼人不少钱，向吴道歉，侠肝义胆的吴趼人当即撕毁借据，还把身上仅有的二十元拿了出来。吴趼人活着的时候也是名噪一时的小说家和报人，然而过日子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要靠朋友接济方能度日。吴研人死的时候身边只有区区两元，不能成殓，也是靠朋友捐助方才入土为安。今天，一个知名报人加畅销书作家会有这样凄凉的经历吗？

一种职业不能养活从业者，其社会地位可想而知，反过来，这种职业也难以吸引社会优秀分子加入，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当时寄身报馆的，多是只取得低级功名的文人，像蒋芷湘那样取得举人身份的可谓凤毛麟角，而几十年后像黄远生那样以进士身份，放着官位不做而去办报纸，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脑残之举。虽然说不能以功名来断定一个人的实际素质，但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一种职业如果没有较高功名的精英人士加入，这个行业的整体素质也不可能太高。

作为连锁反应，报人整体素质的不高也制约了报纸自身的品质。张之洞在推广《时务报》的时候，顺手评价了一下当时中国报界：“其始皆出自洋商牟利，故于事之是非虚实，不免失真，且所录多齐语郢说，无关宏远，宜为士大夫所不屑道。”205如果说张之洞的评论代表了官方的一种看法，那么《申报》主笔黄协埙的批评则代表了报界自身的一种观点，他痛斥当时上海报纸言论“纯驳不一，信口雌黄，好恶从心。笔锋妄逞以及杂以委巷不经之语，满纸榛芜，轻薄文人好谈闺阃”206。当时报界的记者（当时称访员或访事人）多系兼职，社会地位低，采访水平也差，他们的新闻也多是从会审公廨抄来，或者把道听途说、街头巷议之事凑成新闻，以混口饭吃，如《申报》1895年2月1日宜春访事人的报道：

某甲年来欠某乙钱二千数百文，乙屡索之，不面。一日遇甲于途，两相争论，乙欲剥其衣，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幸甲友到来，从中说合，限日为偿，乙始订约而去。

这条新闻连“5个W”的基本要素无一具备，完全可以坐在家里凭空虚构，这样的新闻也能登上版面，可见当时的一些编辑、访员还不具备新闻采访、写作的基本素养。而这种要素不全的新闻在报纸上俯拾皆是。

报界腐败最恶者当属敲诈横行，黄协埙曾这样描绘道：

贿赂潜通则登诸雪岭，于求不遂遂下墨池。甚至发人阴私，索人瘢垢籍端要挟，百计倾排，使人惩之不可惩，辩之不可辩，不得已赂以重贿，以期掩饰弥绝。其下也者，于青楼曲巷之中亦复任意敲诈，而当道者更无论已。207

当道者被敲诈确实有，王文韶在直隶总督任上，大沽的驻军因逛窑子争风吃醋而发生内讧，两方拿出枪弹差点火拼，冯玉祥后来回忆说：“这件荒唐事闹了出来，当地的报馆——那时初有报纸，办报的人往往藉此为要挟图财的工具——觉得有生意可做，就声言要把事情起稿发刊；直隶总督王文韶以此事太碍体面，急得不得了，派人去和报馆疏通，结果是送报馆二千两银子了事。”208更有甚者，有些记者连和尚都敲诈，《新闻报》两位记者曾持新闻稿向一位主持索诈一百元，谁知这位方外高僧还价五十元，又设计将新闻稿诱骗到手，到上海县衙告状，两位记者最后被捉将官里去。209

后来被新闻史家视为中国报纸宝贵传统的“头版论说”，其实在很多时候也流于八股腔调，老报人包天笑回忆他小时候的读报经历时就说：“那时的报纸，也像现代报纸一般，每天必有一篇论说，是文言的，这些论说，我简直不大喜欢看，一般的论调，一般的篇幅，说来说去，就是这几句话。”因为当时的报纸没有标点，他的一位老师要求他每天对报纸上的评论加以圈点，以提高文字功底，但他的一位表叔却不赞成，理由是“这些报馆八股，成为一种陈腔滥调，学了它，使你一辈子跳不出它的圈子”210。

一张报纸，看新闻都是鸡毛蒜皮，看评论了无新意，在尚无阅报风气的时代被人视为可有可无的休闲读物也是自然的。所以社会上“父老且有以不阅报纸为子弟勖者”大有人在。愿意读报纸的，除了在华洋人洋商，就是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家庭，写《上海闲话》的姚公鹤小时候常读报纸，那是因为他有一位族伯曾跟随郭嵩焘出使英法，在西方世界待了三年，体会到了读报的好处，回国以后才在家族私塾中大力劝导，说读新闻纸可以通晓时事。公鹤的父亲听从了这个建议才在家塾中订了《申报》，而此举让乡邻们骇怪不已，传为奇谈。

“杨乃武案”中被忽略的新角色

一

“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名列“清末四大奇案”，若详述杨案，非数万字难以说清，只能对此案的大致脉络概略言之：1873年（同治十二年）10月，浙江余杭县民葛品莲突发寒热，其妻毕秀姑买中药让其煎服，但无济于事，葛很快气绝身亡。死者母亲怀疑儿子是被人谋杀，到县衙告状，要求验尸。知县刘锡彤接案后带仵作来到葛家。仵作验尸后报告说：有中毒迹象。刘锡彤即将毕秀姑押回县衙，第一天审问并无结果。在当地，毕秀姑与新科举人杨乃武有染的传闻一直不绝于耳，很多人怀疑葛品莲暴死与杨有牵连。刘锡彤与杨乃武素有嫌隙，此案正是收拾杨的良机。次日再审，刘锡彤对毕秀姑动刑逼供，一连三拶（挟手指的刑具）。弱女子毕秀姑受不了如此大刑，被迫招供，诬称与杨乃武通奸，合谋下砒霜谋杀亲夫。杨乃武卷入此案，符合当地人的联想。原来葛品莲一家曾租住杨乃武家的后屋一间，不久，颇有姿色的葛毕氏与杨乃武传出绯闻，葛品莲曾暗中侦察，试图捉奸，但仅听见杨教其妻读书识字。为避嫌，葛家迁出杨家，但绯闻已经传得满城皆知。杨乃武被拘后，刘锡彤先申请上司褫夺其举人身份，然后对其重刑逼供，杨被迫诬服。为坐实罪名，刘锡彤诱迫药店老板作伪证，说杨乃武在他手里买过砒霜。杭州知府据刘锡彤呈递的验尸结果和审讯情况判决杨乃武论斩、葛毕氏凌迟处死。清代的死刑案件是五审复核制，在复核过程中，杨乃武屡屡翻供，都未能扭转定谳。

冤案昭雪的几率向来都是极低的，《越缦堂日记》作者李慈铭曾记录过杨乃武案，他在一封私人信札中写道：“慈铭每见邸钞所传各省京控之狱，有独鞫原告百余次而不传被告者；有一家十余人尽死非命，而上控之人死于辇下者；其它也盈千累百，无一平反。虽台臣亦屡言之，而积习牢不可破。”211基于当时普遍的社会现实，杨乃武也曾死心，不想因越级上访连累家人，劝他们“死了这条心”，只想在秋决之前和家人多见几次面。但他的家人意志坚定，带着他的亲笔供词到都察院鸣冤。此时杨乃武案经过报纸的接连报道，百姓议论纷纷，京师为之震动，慈禧太后亲自过问此案，下旨派浙江学政胡瑞澜审办，胡在结案报告中称：“此案原拟罪名，查核并无出入。”这一结论引发在京浙籍部分官员和绅士不满，他们联名上书都察院，几位言官还迭上奏章，予以激烈抨击。清廷乃命刑部直接插手，于1877年春开棺验尸，验明葛品莲尸骨无中毒迹象，确实是因病而亡。冤案至此平反，先后审理此案的官员均遭重罚，如浙江巡抚和复审的浙江学政均被革职，余杭县令刘锡彤则被流放充军，而且不准赎还。

这起轰动朝野的大案，历时四年，三次上控，才得以昭雪，在当时属于罕见。百余年来，对此案的评说不绝于缕，人们从各种角度探讨冤案昭雪的原因和其中的有力人物。

饶有意味的是，杨乃武本人在大难不死之后专程前往上海望平街，登门叩谢《申报》馆。那么，《申报》对此案到底做了怎样的报道，于杨案的平反又起了怎样的作用呢？

二

《申报》首次报道杨案是在1874年1月6日。此时距杨乃武被拘捕的日子也不过才一个月又七天，距一审判决仅十二天。在通讯发达的今天，早已失去了关注热度，但在报业草创、交通不便的时代，这样的速度算是比较及时的了。第一篇报道的标题为《记禹航某生因奸谋命细情》，全文长达五六百字，这在当时是一篇比较长的报道。标题中的“禹航”谐音余杭，“某生”指的就是杨乃武。内容详细描写风流书生与不守妇道的女子如何勾搭成奸，又如何合谋毒死亲夫，所述都是官方的一面之辞和散布于市井的流言蜚语。这样富有猎奇色彩的写法显然着眼于“艳闻传奇”，以迎合市民趣味。《申报》的处理手法是商业报纸追求世俗化的一贯路数，热衷于刊登奇闻、异闻、艳闻，当时有人给报馆投寄《申报赋》加以讽刺，以“小偷流氓，鄙道贫僧，恶少摸乳，老翁献臀，某甲某乙，为隐其人”概括《申报》的内容。

毋庸讳言，《申报》在第一次报道杨乃武案是有偏差的，但一份商业报纸要想吸引和维系读者，在同业竞争中获胜，必然要求主事者视确切的新闻、公正的评论为立报之本。在后续的杨案报道中，《申报》进行了自我调整。数日之后，该报接连三天对案情提出质疑，披露了县府审案过程中案犯遭刑讯逼供和复审时翻供的敏感情节。此后，《申报》对杨案追踪报道了三年又四个月，发表报道、评论近80篇，在《申报》发行覆盖的沪、杭和江南一带极具轰动效果，而连续报道本身也带动了报纸发行量的提升。

从对杨案的猎奇报道开始，到对案情疑点大胆质疑，《申报》对新闻的处理越来越规范，越来越与现代新闻理念契合，为世人展示了报纸这个新角色的清新形象。其中对新闻报道的均衡处理手法让人耳目一新：不仅刊发自家编辑撰写的评论，也接受社会各界的自由来稿，展示具有代表性的不同观点。《申报》的读者不仅能看到很多批评、质疑官方的言论，也能看到站在官方立场进行的辩白。这种客观、独立、开放的态度，在国人的阅读视野里前所未见，也非常符合弥尔顿提出的“观点的自由市场”这一新闻自由主义的经典论述。

一方面是评论上不偏不倚的态度，另一方面《申报》执著地追寻事件真相。其中，极富时代意义的是《申报》不吝篇幅，分两次全文连载杨乃武在狱中所写的“二次叩阍（宫门）原呈底稿”。要知道在中国传统专制社会，张贴匿名揭帖都属违法，这样直接控诉官府的上告状能一字不漏地在报纸上全文照登，闹得举国皆知，在当时确属令人振聋发聩之举。这份申诉状是《申报》派专人到余杭杨乃武家中要来的，据学者考证，杨乃武在狱中曾写过多份申诉状，但仅有《申报》刊登的“二次叩阍原呈底稿”传世。此稿由杨乃武写于1874年8月，当年9月20日呈递。10月，都察院为此上奏请旨，其奏折刊登于《邸报》。《申报》转载时，发现详细冤情已被删去。《申报》转载按语称“此叩阍呈底……都院奏稿已全行删去，并不提及，不知何故”。于是派专人去余杭县杨乃武家里，向杨的家属要了底稿，在报上全文发表，质疑删稿之举：“岂其中有所回护耶？呜呼！人命至重而草菅之，士人可杀而污辱之……”。“二次叩阍原呈底稿”全文的刊登对案件的进展影响极大，为此后数天《申报》的尖锐评论提供了事实依据。《申报》在《论余杭案》和《论听讼》等文中，对刑讯逼供、徇私枉法、秘密审判、任意专断、官官相护等当时的司法积弊进行了有力抨击和深度剖析，尤其是《论听讼》对比了中西诉讼制度，开拓了国人视野，引起国人对司法制度的反思。

三

由于《申报》的介入，人们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舆论力量。这种舆论力量与传统社会的清议全然不同，不再局限于士大夫阶层。《申报》以它巨大的发行量和不分阶层的全面覆盖形成的舆论力量，让每一个人都能清楚地感受到，作为公权的舆论权已借助杨乃武案精彩亮相，这一变化意味着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大一统公权体系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变革。

这种有别于传统公权的异质权力的初次介入，让办案官员面临前所未有的舆论监督，暗箱操作成为不可能，复审每一个环节都不得不完全公开，甚至被告人历次供述和证人证言的全部原始材料，审理者也不得不以《招册》的形式公布。以至杨案中像口供和证词作为定案的证据材料却没有经过当事人画供（捺指印）确认这样的细节问题，也终于暴露无遗。而且，审判者对采信证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理由和推理过程也不得不一一用文字做出具体说明。直到现在，我国在案件审理中还没有公开说明裁判理由的环节和制度，判决文书不能说理的现象还广泛存在。

尽管我们不能夸大说由于《申报》的连续报道引发舆情关注而成为扭转杨乃武冤案的关键性力量，但至少，初次显示威力的舆论权也是一种不能被忽略的力量。查当时记录，官方的《光绪朝东华录》和《清史稿》不见《申报》报道的踪影并不奇怪，但在私人记录诸如《翁同龢日记》、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刘体仁的《异辞录》中也都一概不见，就连记录详尽、考辨严密的《花随人圣庵摭忆》都无只字提及《申报》对扭转杨乃武冤案的作用。这种集体忽略不可能是偶然的，而是晚清社会对新闻媒体这个新生事物认识不足，不适应这种“异端”力量的出现，所以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

在杨乃武案的私人记叙中，只有徐珂的《清稗类钞》在“杨乃武被诬杀人案”一条中提及《申报》：“时上海已有《申报》，载之甚详。既定案，报端复缀一联云：‘乃武归天，斯文扫地。’”212查徐珂生平，他先后担任过《外交报》和《东方杂志》的编辑，是一位早期报人，在笔记中提及《申报》就不能被视作偶然一笔了。

颇具传奇色彩的是，杨乃武出狱之后，接受《申报》馆主美查的邀请，出任报纸主笔。不久，杨乃武闹出了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例名誉权纠纷，得罪了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

两种媒体语境的距离

一

郭嵩焘是第一位出使英法的公使，被誉为“中国面向西方的第一人”。一百多年前出使西洋不像今天这般风光，他遇到的最大麻烦，就是士林非议。在多数士大夫眼里，他是汉奸败类、名教罪人。李慈铭在日记中说：“我之使彼，形同寄生，情类质子，供其驱策，随其颦笑，徒重辱国而已。”213同为湖南老乡的大文人王闿运在他著名的《湘绮楼日记》里记录了一副极为工巧的骂郭对联：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214

一百年前痛诋郭嵩焘的士大夫们，他们的每一句刻薄话都成了后人讥笑其愚陋的呈堂证供，只可惜郭嵩焘看不到了。郭氏晚年有诗：“流芳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对自己身后清誉，他是相当自信的。

近读《郭嵩焘日记》，发现他与晚清中国老牌报纸《申报》发生了一场很不愉快的名誉权纠纷，差点打起了跨国官司。而细究之下，却又发现这不过是东西方媒介语境差异下的一个新闻噱头。

郭嵩焘

1876年底，郭嵩焘从上海出发赴英，行前托上海文报局为他定购《申报》、《新报》和《万国公报》寄往伦敦，以便及时了解国内政局时事。郭嵩焘此举与当时士大夫普遍对报纸漠视甚至鄙视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他对报纸的重视显现了一个时代先行者的卓越眼光。他到英国之后还订阅了《泰晤士报》，并参观了多家新闻报馆，切身感受到了西方的媒介环境。

当郭嵩焘踏出国门，他自己也就作为新闻人物，深深嵌入到由于相互译载、交叉传播而形成的东西方媒介网络当中。当时的《泰晤士报》、上海英人所办的《字林西报》和英商美查所办的《申报》相互转载消息，这几份报纸都在郭嵩焘的阅读视野当中。

光绪四年（1878年）8月15日，郭嵩焘收到出版于6月20日的《申报》，一则《星使驻英近事》引起了他的注意，新闻开头说：“英国各新闻纸，言及中朝星使，每涉诙谐。近闻某日报，言英国近立一赛会，院中有一小像，俨然中朝星使也。”之后，该报道引用了伦敦画师古德曼的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

予欲图大人小像，时见大人有踌躇之意。迟延许久，始略首肯。余乃婉曲陈词，百方相劝，大人始欣然就座。予因索观其手，大人置诸袖中，坚不肯示。予必欲挖而出之，大人遂愈形踧踖矣。既定，大人正色言：画像须两耳齐露，若只一耳，观者不将谓一耳已割去耶？大人又言翎顶必应画入。予以顶为帽檐所蔽，翎枝又在脑后，断不能画。大人即俯首至膝，问予曰：今见之否？予曰：大人之翎顶自见，大人之面目何存？遂相与大笑。后大人议愿科头而坐，将大帽另绘一旁。予又请大人穿朝服，大人正色言：若穿朝服，恐贵国民人见之，泥首不遑矣。遂不果服。215

全文转译后，编者加以评论：

此事果确在星使，也不过一时游戏之语，日报必从而笔述之，其自谓谑而不虐耶？然于睦邻之道未免有不尽合者矣。至本报之所以译之者，示西人以该报虽系西字，华人亦必周知，慎毋徒呈舌锋，使语言文字之祸又见于今兹也。216

这段评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解读，一方面可以认为它是对西方报刊的轻浮报道所作的批评，避免这条消息在华人读者中引起误解。另一方面它又全文转译了这条讽刺意味强烈的报道，编辑很清楚，这是读者最感兴趣的部分，可读性很强，如果把那段精彩对话删改了，整篇报道的卖点就没了。但报馆又担心事主纠问，惹出祸端，所以不得不加一段评论加以平衡，表明报馆对这样的新闻并不苟同的态度，以平息被报道者的怒火。

但这条报道还是惹火了远在英国的郭嵩焘，他认为《申报》“载古德曼一段议论，意取讪侮而已”217。中国第一起名誉权跨国纠纷由此拉开序幕。

二

郭嵩焘怀疑《申报》所载画师古德曼之言，要么出自古德曼的造谣生事，要么是翻译马格里译错了言语。但马格里一看报道也很恼火，坚决否认翻译有误。郭遂迁怒于画师，命马格里致函古德曼，诘问为何妄造谣言。谁知古德曼大叫冤屈，说《申报》所登各节全系虚妄，还说既然《申报》称译自西报，那就根究此项新闻出自何报何月何日，追查新闻源，以恢复他本人的清白。于是郭嵩焘连续三次致电《申报》，甚至将复电的费用一并汇去，显示自己要查个水落石出的决心。他在电报中明确告知《申报》如不回复，必诉于法庭。《申报》被追问的没办法，只得回电说该新闻译自本年四月某日《欧卧兰美报》。郭立即命马格里前往该报馆查询，结果一无所获。因为该报逢礼拜日出报，而《申报》所说的四月某日不是礼拜日，根本就不会出报。马格里怀疑《申报》误告日期，甚至出高价购回该报四月份的全部报纸回使馆查阅，依然一无所获。《申报》的胡言乱语更加激怒了郭嵩焘，他认为《申报》馆造谣生事之外，还故意捉弄他。

这时有人为郭出主意说，追究《申报》转载自何种西报是一回事，先行致函《申报》以及各西报证明新闻不确为自己辩白是另一回事。前者可慢慢根究，后者刻不容缓。郭采纳了这一建议，命马格里和古德曼各写一封信给《申报》，为画像事辩诬，并亲手改订。

《申报》刊登了马格里和古德曼的辩诬信，在按语中说《申报》星使画像的报道来自英文《字林西报》，“本馆阅而译之，意以为泰西新闻纸之例，常有意颇严正而笔涉诙谐者，其或虚或实，一望而知，阅者亦可付之一笑”218。《申报》的按语说明了新闻来源，同时也解释说这样的语涉诙谐的报道在西方是媒体常态，不必较真，付之一笑即可。《申报》的解释合乎实情，英国报刊素有讽刺传统，对达官名流的羞辱尺度即使在今天也会令中国读者瞠目结舌，如他们对英国王室不穿裤子的漫画都照样刊登。郭嵩焘未尝不了解英国的报刊传统和媒体语境，但他要的不是解释，而是一个诚恳的道歉，而《申报》在字里行间，只有辩护而无歉意。郭说“住英国一年有余，实未闻有刺讥之言，而柏灵新报于刘锡鸿则时有之，而《申报》独未一载”219。英国报纸对郭常有赞美报道，而对既是他的副手也是对头的保守派刘锡鸿则常有讽刺，所以郭怀疑《申报》报道，可能有刘锡鸿上下其手（后来查明跟刘确实无关）。尤其让郭恼火的是，《申报》在刊登马格里的信函时，在按语中对两信的文字水准颇有贬损：“但闻马君于英国文字，实为出类拔萃之才，而阅其原译之文，殊有鄙俚不堪者，岂钦使署中翻译往来之各文牍，类皆如此耶？殊不可解。即昨登古曼之书，亦有寄来译就华文，其中字句，更多俚俗。”220而这两封信都是郭嵩焘亲手改订的，如此讽刺，让郭情何以堪。

可是，此时郭嵩焘被召回国，返程在即。郭嵩焘外交生涯提前结束，《申报》的不实报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保守派以此为据，对他展开新一轮舆论攻击。名誉保卫战转向国内。

三

其实，“画像门”事件最容易探明真相的还是画师古德曼，《申报》的夸张对话，其信息本源只能出自他口。后来，还是古德曼查出了报道的原始出处，出自英国的《喀尔立斯拉扎尔那斯新报》。原来古德曼的弟弟古丹任一家小报的主笔，他听说画家哥哥为郭公使画像之后，前来探问究竟。古德曼对此事颇为得意，讲述中不免添油加醋，来一番海外奇谈，如说中国有割耳之罪，所以画贵人时必须两耳齐露等等。古丹信以为真，本打算在自己的报纸上写报道，但又担心连累哥哥，就将情况介绍给了《喀尔立斯拉扎尔那斯新报》，后者予以刊登，内言“当日画阁所悬千幅，皆丹青绝美，妙笔如生。另有可闻者，乃顾曼所画之中国钦差像也。其所以两耳皆露者，因中国惩治罪犯有割去一耳之律，又红顶为华官品级之别，钦差欲其必露，故工竣始为填画也”221。报道虽援引了古德曼的海外奇谈，但还不算十分虚夸。而《字林西报》在转载时，对关于耳朵的说法编造对话，把郭嵩焘形容得像个蠢笨无知的小丑。

报道来源虽然查清了，还在返程路上的郭嵩焘打算在国内找《申报》讨说法。1879年3月在抵达上海的次日，郭嵩焘即开始与《申报》交涉，声言将诉至法庭，按英国法律追究责任。《申报》馆主美查也知道不能一意拖延下去了。按英国法律，转载他报文字且夸大其词，等于勾结造谣。经英国领事居中斡旋，美查不得不服软认错，“愿解明前误，登列新报”。历时半年多，郭嵩焘终于讨到说法，“吾本无意深究梅渣（美查），得其‘误听谣传’一语，亦可以不加苛论矣”222。

让郭嵩焘终生也不会知道的是，他的“画像门”事件，敲掉了另一个名人杨乃武的饭碗。

原来杨乃武于1878年四五月间出狱回乡，遍访亲友之后，又到上海叩谢《申报》馆馆主美查。美查知他素有刀笔之能，遂聘请他担任《申报》主笔之职。画像报道即经杨乃武之手编发，谁知引起轩然大波。《申报》馆怕连累杨乃武再陷缧绁之灾，便说谎推诿，作缓兵之计，不料郭嵩焘坚决一查到底。已是惊弓之鸟的杨乃武不得不离开报馆回老家余杭。事后，知情者都绝口不提，“直到后来事过境迁之后，《申报》馆工作人员，才稍稍传到外面”223。以致后来学者对杨乃武是否供职申报馆，画像是否经他手编发争论不休，几为新闻史一大公案。

天朝的媒体态度

传教士进入中国，带来了基督教，也带来了报纸。但天朝对这个舶来品的威力并不清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天朝对报纸的认识仅限于《邸报》。尽管新闻史家说《邸报》是中国最早的报纸，但它只与官阅不与民阅，“官报从政治上言之，固可收行政统一之效；但从文化上言之，可谓毫无影响”224。就像不能把高俅擅长的蹴鞠说成是足球一样。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遥远的南洋出生，被偷偷运往内地，散发给不特定的大众，而高高在上的《邸报》，只有统治阶层才有资格阅读。当第一批《察世俗》在天朝的土地上被散发，意味着天朝的媒体生态进入了近现代，从小众传播进入大众传播，但这个巨大的象征意义在当时无人知晓。

在天朝的统治逻辑里，一切都必须在可以掌控之中，包括信息的发布与流通。咸丰三年，江西巡抚张芾奏请内阁刊刻邸抄增加发行量，方便底层民众深入学习、深刻领悟中央精神，可惜在朝廷眼里这道奏章纯粹是找抽，皇帝批示：“识见错谬，不知政体，可笑之至。”在天朝统治者眼里，官办报纸给官员阅读是无可置疑的，何必刊刻出版让一般小民也能预知政事呢？忙于剿灭太平军的天朝还没有政务透明的概念，但天威莫测的好处他们很清楚。

天朝对自己完全掌控的《邸报》没有扩大发行的兴趣，文网森严的结果是自己对大众报纸毫无概念，忽略了在开放口岸出版的洋报纸。直到报纸的威力让他们浑身不适，他们才清楚报纸对他们的危害不亚于鸦片，鸦片戕害了臣民的身体，而报纸“毒害”了臣民的大脑，撼动了帝国的意识形态。

天朝对报纸的漠视和无知并非特例，人类对新事物的认知总是有一个缓慢的过程。在18世纪的西方，人们同样认为报纸是微不足道的事物，即使睿智者如卢梭，对刚刚出现的报纸也是一脸不屑，1755年他曾以鄙夷的口吻说：“一本周期性出版的书是怎么回事呢？那就是一本既无价值又无益处的昙花一现的著作。文人们以轻率的态度诵读这些东西，仅仅是给未受教育的女人们和为虚荣心所驱使的蠢人们听的。”与大哲卢梭比起来，天朝的懵懂并不过分——你不能要求任何人对头脑中没有概念的事物有着透彻的认识。

因为对近代报纸概念的懵懂，天朝不能清晰地将办报界定在一个国家的主权范围内。而另一方面，报纸进入中国搭载的是传教权的顺风车，颇有瞒天过海的意味。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允许美国人和法国人在通商口岸设立教堂。订约后，法国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两年后，道光帝批准弛禁天主教，按照与英美两国约定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基督教（新教）随之照行。教会报刊因允许传教而合法进入中国，但刊载的内容并不限于宗教。一开始教会报刊只是附载一些新闻和西学，但这部分内容因为受到欢迎，比例逐渐增大，成为报刊的主要内容，宣教的内容反而隐而不彰。

在上海，最早的中文报纸是传教士伍德等在1861年创办的《上海新报》，这是一份典型的商业报纸，对太平军和清军的战事多有报道，很受读者欢迎。在此前后十年，上海的中文新闻纸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直到1872年才遇到了竞争对手《申报》。《申报》报道的主要内容是商业和政治，该报每天在头版头条发表“论说”，开创了报纸论政的先河。至此，报纸在天朝走过了一条由外文到中文，由传教到商业进而到新闻到论政的道路，成长为严格意义上的大众中文媒体。

大清政府对越来越多的中文报纸的出现反应迟钝，和邻邦日本比较起来，让人唏嘘。在美查创办《申报》的同一年，他的同胞布莱克在东京开办了一份日文报纸，四年后，此人又办了一份《万国新闻》。这份报纸刚出版，就遭到日本同行的强烈抗议，认为这是对日本主权的侵犯，危及他们日文报纸的销售，江户警察也立即禁止日本人销售该报。在外交上，日本外务大臣与英国全权大臣巴夏礼交涉，要求关闭布莱克的报馆。巴夏礼为此制定了一个法规，规定“凡是在明治天皇陛下领土之内印刷或出版报纸的英国人都将被认为是有罪或者犯法”，这使得外国人在日本办报的行为立即终止，日本成功狙击了洋人在本国创办日文报纸。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