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报纸在大清.2

反观清政府，一直没有反对洋人在中国办外文报纸，对外商办华文报纸听之任之。在清廷眼里，报纸不过是传教的工具，报馆不过是洋人经营的一个企业。直到中外发生争端，洋人办的报纸偏袒本国，曲直混淆，少数人才意识到办报应是一国主权之内的事，“此事不载通商之约，本属中国自主之权”226。

报馆不同于一般企业，关注政治是其发展的必然道路，政治红线迟早要踩上。《申报》创办之后，尽管馆主美查公开声明宗旨在营业牟利，但语涉政治引起清廷抗议还是不可避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恭亲王奕曾发给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一封照会，其内容值得解读。照会引用了一段上海道台给英国驻上海领事的公文：

查上海英国租界有英商美查于上年创设申报馆，所刊之报，皆系汉文，并无洋字。其初原为贸易起见，迨后将无关贸易之事逐渐列入，妄论是非，谬加毁誉，甚至捏造谣言，煽惑人心，又复纵谈官事，横加谤议，即经职道函致英领事饬禁，未允照办。227

照会要求威妥玛饬令英国驻上海领事：“凡不关贸易之事，不准列入《申报》。”奕虽然对《申报》用中文出版并不高兴，但也未表示抗议，其具体要求仅仅是不准报道“不关贸易之事”。奕的态度代表了清廷对报纸的看法，只要洋报纸不关心政治，不去触及天朝的统治，天朝与洋报纸井水不犯河水。

像这样通过外交途径抗议报纸报道政治的举动并不常见，更多的反应体现在朝廷的谕旨和大臣的奏折上。《中国教会新报》和《汇报》曾因转载香港报纸上的朝廷密旨而让清廷大为恼火，清廷为此下旨严查：“军机处封发寄信谕旨，各省奉到后，自应加意慎密，况系中外交涉事件，岂容稍有漏泄？乃本年三月二十九日密寄沈葆桢等谕旨，上海新闻纸内竟行刊刻，究系何人泄露，著李宗羲严密确查，据实复奏，毋得稍涉含混。”228但这条谕旨要求查办的不是报纸，而是为报纸提供信息的泄密者。

清廷对租界里的报纸无可奈何，而地方官员的反应则是千奇百怪，甚至让后人啼笑皆非。1882年1月，上海会审公廨接江苏学政黄体芳的命令，在《申报》馆门前张贴了一张告示，告示严厉谴责《申报》发表《论院试提复》的论说，以及批评一些地方乡试弊端。黄学政认定这篇论说是针对自己，是童试被黜之家散布流言，希图泄忿，而报馆受其委托，“为之推波助澜”。他还威胁说要移文咨本省各大宪转饬地方官，按律严办。此外，《申报》曾经有个《时人行踪》的小栏目，在报纸上并不重要，因为非常重要人物的行踪都会在重要版面详细报道，不会放在这个小栏目里。《申报》在创办不久刊登有江南提督谭碧礼来沪的消息，结果谭碧礼遣人前来交涉，禁止刊载他的消息，又行文总督，大肆诋毁。229

学政登门问罪虽然过分，但还可以理解。报道谭大人正常的公务活动，内容并非负面，谭大人为何也要来交涉一番呢？其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官场人物漠视甚至鄙视报纸是一种普遍现象，在谭大人看来，名字见报简直是一种羞辱。

清廷管不了洋报纸，但管得了自己的子民。黄体芳严谴《申报》，却让上海前任道台办的《新报》躺着中枪。朝廷以《申报》捏造事端、眩惑视听为由，下旨查办上海报纸，新任上海道邵友濂不敢碰洋报，却将《新报》封了。在广州，《广报》因登载某大员被参一折的消息，结果被粤督所封，报馆被迫迁入租界，改名《中西日报》，挂名英商继续出版，品评时事反而更为大胆。

不管天朝的体制上下多么嫉视报纸，媒体时代还是在他们不情不愿中无可阻挡地来了，在不期而至的媒体浪潮面前他们左支右绌，应对无方。直到甲午战争之后，媒体言说政治已成为常态，天朝才有极少数人去思考报纸也可以为我所用，舆论阵地你不去占领就会被别人占领。郑观应和陈炽都提出中国人要自己办报馆，洋人在中国办报只能用洋文，而王韬则更进一步，不仅要办中文报纸，还要办洋文报纸，这样当中外发生争端时就有舆论阵地去影响洋人。

然而，天朝对这些先知先觉的建言听不进去。开放报禁，意味着朝廷承认报纸所代表的公众舆论权的存在，而这项公权力与专制皇权是不可能兼容的，大一统的皇权体系是不可能允许舆论权节外生枝的。

李鸿章的“新闻观”

1895年7月29日，签完《马关条约》的李鸿章回到了北京贤良寺。这位73岁忌龄的老人半世名节已经毁于前一年的甲午战争，战争夺去了他亲手创立的北洋海军和作为政治荣耀的三眼花翎、黄马褂，“汉奸卖国贼”的帽子是他在战争后唯一的收获，即使死后这顶帽子也很难被摘下。然而熟悉中国政治运作秘密的人应该知道，李鸿章不过是丧权辱国条约的经办人而已，负责站台的后果就是对所有的脏水照单全收，“打折牙齿和血吞”，此刻成为李鸿章最明智的选择。作为回报，李鸿章性命无虞，失去的政治荣耀也将在日后得到返还。清王朝这艘巨大的破船还离不开他这位经验丰富而又忠心耿耿的老水手。

仅仅在8个月之后，李鸿章复出了，作为朝廷特使开始了他的欧美环球之旅，对这位身心俱伤的老臣来说既可大开眼界又可遣散忧怀。这场环球旅行中发生了很多让现代人大跌眼镜的事，折射出一个天朝帝国和世界的距离。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对其中的两个细节有些小小震动和疑惑，从这两个细节中，可以一窥这位洋务名臣、改革开放先驱对“新闻”的看法。

1896年5月，李鸿章的使团出现在俄国，他是来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登基庆典的，当然此行还有一个对外不宣的神秘使命——为破落的大清国寻求一把帝国保护伞。沙皇登基庆典持续三周时间，极尽豪华奢侈，各项活动都做了周密的安排和部署，然而百密一疏的是在霍顿卡广场举行的分发皇帝陛下馈赠的点心的游艺大会。大会组织者对如何组织前来领赏的百姓、怎样分发赠品，在所有的庆典筹备文件中只字未提。5月18日这天，世界近代史上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人群踩踏事故就这样毫无征兆地发生了。伦敦的报纸报道说：“不料人众，拥挤欢噪之顷，彩棚忽塌。俄民奔走逃生，遂至互相践踏，死者约二千人。乐极悲生，俄新皇何以为情哉！”230

这次史无前例的踩踏事故当天就震动了整个莫斯科。据沙皇政府后来公布，那天早晨共踩死、挤死一千三百八十九人。但这个数字明显被缩水了，根据当时多家报纸的记载，比较接近的事实是死亡约四千五百到四千八百人，重伤三千多人，受伤致残的有好几万人。

当李鸿章的使团出现在广场时，现场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根本看不出就在几个小时前这里发生过死伤数千人的人间惨祸。但李鸿章已经知道这个广场刚刚发生的一切。在观礼台上，李鸿章与负责接待的沙俄总理大臣维特进行了一番对话，维特回忆说：

他通过翻译问我：“是否发生了一件大惨祸，死伤约达两千人之多？”显然，李鸿章已经知道了详情，因此，我只好回答说，“是的，的确发生了一桩不幸事件。”李鸿章接着向我提了另一个问题：“请问，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经过禀报皇上？”我说，这没有问题，当然要禀奏，而且我相信在这一惨祸发生以后已经立即禀奏了。这时李鸿章摇摇头，对我说：“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在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您说，我干嘛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231

这就是李鸿章对灾难新闻的看法——瞒和骗。从忠君爱民的政治正确性上来说，李鸿章犯的是欺君大罪。但李鸿章的高明在于他将瞒骗皇上改头换面成另一种忠君形式，让皇上知道灾难真相会生气，会担忧，这些负面情绪会伤身体，让君父快快乐乐是为臣的责任，让君父劳心伤神是做臣子的耻辱。所以隐瞒真相是对皇上真正爱护，这不是对皇上的忠诚是什么呢？

我第一次看到这则史料时，我觉得李鸿章很丢人，以为自己拼命做官的技巧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当我对这段历史细节继续追究时，发现李鸿章对沙俄官员“炫技”还是适当的，尼古拉二世在他当天的日记里说“这一消息给人留下一个很讨厌的印象”。对他来说，老百姓的死亡只是一个数字，根本构不成一个悲剧，而且让他不爽的是这些人死在他登基的良辰吉日，连死都死得不是时候。尽管发生惨祸，沙皇登基庆典的所有内容一个也没有落下，歌照唱舞照跳，他们听不见老百姓的号哭和呻吟。总理大臣维特本来还担心皇上问责，但他发现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这次惨祸的责任最终由莫斯科警察局长一揽子承包了，他受到了“撤销局长职务，发给每年三千卢布终身抚恤”的“严厉惩处”。

作为“权倾一时，谤满天下”的晚清第一重臣，李鸿章实在是一个复杂人物，善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如果说他指导俄国官员如何处理灾难新闻很丢人的话，那么他在美国对新闻所发表的一番高见又确实让后人对他刮目相看。

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美国纽约，美国人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纽约时报》说是“史无前例的礼遇”，这让讲排场的李鸿章相当满意。因为在美国的访问是不带政治任务的，李鸿章的美国之旅相当愉快和轻松，美国的报纸像追逐偶像明星一样，对李鸿章的报道长篇累牍、事无巨细。9月2日，李鸿章愉快地接受了《纽约时报》的专访，畅谈了他在美国的所见所闻，谈到了中国的教育和投资，让我惊讶和佩服的是他所说的观点即使到今天我们依然在践行。如果不是生不逢时，“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头衔完全可以归至他的名下。对于新闻，他的说法和在沙俄的那一番指导完全判若两人，即使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一点也不落后。那段专访，摘抄如下：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爱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一份伟大的报纸必是文明精神的一种体现，而我们的报纸还承担不起这份责任。232

李鸿章对中国新闻弊端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我相信这些话都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追求真相是人类的本性，报纸不说真话，不报道真相就失去了存在价值，最终死的是自己，而新闻还活得好好的。

1896年李鸿章访问美国，转交中国皇帝给美国总统的信件

我的问题在于李鸿章为什么对俄国官员说要隐瞒真相，而对美国记者说新闻要讲真话，这两种说法如此矛盾，哪个才是真实的李鸿章？我想了很长时间才算想通了，我想试着分析一下，看是不是这个道理。政治家都是现实主义者，一言一行都服从于真实的格局和利益，他的内心当然有自己真实的理念，但如果现实不允许的话，他绝不会践行，甚至连说都不会说。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那他就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写文章做清流可以，真的玩政治只会造成灾难。这么说不是对理想主义者的刻薄，我很敬重他们，但翻开历史我们发现有很多次那些想把人们送进天堂的理想，直接把人们送进了地狱。现实主义者如果只以自己的得失为进退依据，自然有害，但理想主义者理念先行罔顾现实，危害可能更大。最好的状态当然是理想主义者有现实分寸感，现实主义者有前瞻眼光，思想家指导政治家，慢慢来，积小变为大变。有了这么一番交代就可以来说说李鸿章对新闻的矛盾说法了。当他在俄国时，现实感压倒一切，他有谈判任务，在心理上必须压倒对手，所以他才对灾难事故的处理方式要指手画脚一番，显示一下一个老吏的风采，而他对沙俄的政治生态判断是准确的，所以话一出口对方就心有戚戚，既展示了自己的能耐，又让对方觉得自己是个热心人而生好感，这对谈判的顺利进行不是很有好处吗？在这个时候这个地点说什么新闻要说真话那才是迂腐可笑呢。而李鸿章到了美国就不一样了，他是纯粹来观光的，来展示大国风范的，这个时候没有现实利益的纠葛，可以畅所欲言，可以说几句真话。他清楚西方的新闻观是什么，他完全可以展示一下自己的思想深度，来说明自己的知识体系并不落后于世界，毫无疑问，这会给中国形象加分，也能给自己加分。这个时候，他自然要说几句正确的话，让美国人想：嗯哼！这个人很有思想。事实上，这同样是一种炫耀，和他在沙皇俄国的另一种炫耀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对于新闻，李鸿章有两张面孔，既矛盾又和谐，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理想和现实的分裂，显示了他的生不逢时。

“报屠”蔡乃煌

晚清官场有“三屠”：张之洞花钱如水，人称“屠财”；岑春煊性好劾人，被称为“屠官”；袁世凯好行杀戮，时称“屠民”。“三屠”之外其实还有一位“报屠”，名蔡乃煌。之所以不能并称“四屠”，是因为他官阶不够高，名气不够大，不够格与三位政坛大佬比肩并立。

蔡乃煌，广东番禺人，字伯浩，光绪十七年（1891）举人。蔡乃煌在政坛上发迹始于1907年的“政治PS事件”。当时，预备立宪进入权力重新洗牌阶段，各方政治力量展开有你无我的殊死角斗，是为“丁未政潮”。庆亲王、袁世凯能在政潮中完胜，蔡乃煌亦有贡献，他通过合成康有为和岑春煊的合影照片，让岑春煊彻底失宠。据刘厚生回忆：

至于伪造康有为与岑春煊合拍的照片，依我所知是在上海所办的。承办此事的人就是蔡乃煌。主使的人无疑是端方。此事在上海并不秘密，知者很多。所以泄漏的原因，因为他们自己不会照相，而委托照相馆代办，此照相馆之主人为广东人，颇与商界往来，亦为我所素识，所以我知道得最早。春煊罢官之后，曾一度为上海寓公，亦深知此事之原委。233

上海道台蔡乃煌（中）

有图有真相，你得原谅慈禧的轻信，摄影暗房技术已超出她的想象。小人物就是这样改变历史的。

1908年，跑腿有功的蔡乃煌出任上海道台。此时的上海虽属江苏省的一个道，但因为是口岸开放城市，已经发展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中国报业的大本营。能获此肥缺，也与蔡乃煌已经开始在上海收购蔡钧的《南方报》器材设备，投资创办《舆论日报》有关。他到上海一个秘而不宣的任务就是以投资入股的方式控制上海报坛。

对清廷来说，租界的报纸一直难以对付，开明一点的官员逐渐摸索到以资本的方式控制报纸的新思维。蔡乃煌的恩主端方就是最早的实践者之一。他的朋友胡改庵自日本回国，在南京谒见他，二人畅谈政治改革，十分投机，约定由端方提供资金，让胡到上海创办报纸，鼓吹新政改革。某编辑不知底细，写文痛骂端方政事之弊。端方读到报纸大发雷霆，立即电召胡至南京，严词诘责。胡以疏忽请罪。端方说：“此事君漫不经心，诚难辞咎，姑念前功，从宽免究。报纸自即日起停止出版，容为君另筹位置。”234胡返回上海，关了报馆。这家报馆被封得波澜不惊，是端方等能幕后操纵的结果，如果是一家民营报纸，怎么着也要喊叫几声。

蔡乃煌控制上海报坛的手法和他的恩主端方没什么两样，都是投资入股，做幕后老板。随着他的上任，一股“屠报”之风刮到了上海。

他最早投资的《舆论日报》就是以狄葆丰的名义出面开办的，狄葆丰是《时报》馆主人狄葆贤（楚青、平子）的弟弟。当时一般人并不知道这份报纸的官方背景，所以请到了名重一时的杨千里、童弼臣等担任主笔，连著名的革命报人于右任也一度应聘入馆。报纸以商办的面目出现，干的却是官报的勾当。

这年冬天，蔡乃煌再次出手，接洽收购了日本人井手三郎所经营的《沪报》，并入《舆论日报》。《沪报》的前身是日本东亚同文会所主办的《同文沪报》，一直由日本外务省津贴出版。光绪三十三年（1907）底，日本方面决定不再津贴在上海所办的报纸，转给井手三郎个人继续经营，并改名《沪报》。这份报纸一直经营不善，到这年冬天已难以为继，蔡乃煌乘机收购。1909年4月，蔡乃煌兼并了另一家商办报纸《时事报》，也并入《舆论日报》，更名《舆论时事报》，并把《舆论时事报》馆迁入上海“报馆一条街”的望平街。

尽管接连收购了三家小报，但离左右舆论的距离还远。当时上海滩有影响力的大报也就《申报》、《新闻报》和《中外日报》几家而已。如果能把资本的手伸进其中一家，舆论影响力都会空前加强。蔡乃煌最终在汪康年兄弟主持的《中外日报》上找到了机会。原来《中外日报》馆在1905年扩资时，曾引进过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的股份，因为担心张元济会对报馆业务进行干预，汪氏兄弟又私下向当时两江总督端方和上海道瑞澂借款若干，赎回了张元济的股份。蔡乃煌到任以后，把借钱说成入股，声称瑞澂借款就是他的股份，以“霸王硬上弓”的方式成了该报股东。汪氏兄弟左躲右闪，梦想独立办报，到头来还是没能摆脱官方资本的黑手。

1908年7月间，《中外日报》刊出通讯《金陵十日记》，揭露南京军政之腐败，端方立即致电蔡乃煌调查。蔡乃煌名正言顺地以股东暨行政长官的身份，手具一稿嘱曾广铨转致汪康年，要求：一、承认前所登稿件实属错误；二、此后报中不得有议评南北洋之论说；三、报中记事如有损及南北洋者，须先将稿交他阅看。一生致力于办报的汪康年当然不能同意蔡乃煌的无理要求，坚决拒绝。蔡乃煌嘱曾广铨转言，将即饬租界会审公廨把报馆查封；不然，汪将报馆完全让出，由蔡乃煌派人经营。汪康年兄弟被逼无奈，于1908年8月10日登报声明与《中外日报》脱离关系。从此《中外日报》也落入蔡乃煌掌控之中。

对老牌报纸《申报》，蔡乃煌一直没有死心。《申报》本是英国商人美查所办，经过17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1908年美查去世，第二年，《申报》以7万5千元卖给了报馆原买办席裕福。但此事在当时并没有公开，仍由《申报》馆翻译毕礼纳出面担任洋总理。宁波大商人席裕福的野心很大，接手《申报》馆的同时，又扩大经营，成立集报纸、出版、书店为一体的集成图书公司。规模大了，资金周转不免紧张，消息灵通的蔡乃煌悄悄地与席裕福接洽，提出由南北洋联手共同津贴《申报》馆，将《申报》馆改由南北洋合办。商人本色的席裕福与理想主义报人汪康年不同，他对资本干预报纸舆论的独立性缺乏认识。不过，蔡氏通过资本注入来干预《申报》舆论的初衷似乎也没有实现。据《申报馆内通讯》记载：

蔡乃煌办报究属外行。报馆业务仍由席子佩（裕福）负责一切，蔡氏只另派一人为报馆襄理，以鉴理会计。他是蔡氏的亲戚，性颇诚笃。虽名为监督仍然是当差使性质，仅领月俸数十元，一切皆不问。未几，蔡氏以徒具虚名，不能替自己起作用，而在席子佩方面，自从蔡乃煌的官股加入后，对外声誉则颇受影响，于是双方经过商议，由席子佩出资收回蔡乃煌的官股，彼此宣告解约。235

蔡乃煌控制上海舆论的目标无疑是宏大的，他的目标不局限于中文报纸。从1909年起，由英国商人欧希接办的英文《上海泰晤士报》，也接受了蔡乃煌的津贴。短短两年时间，蔡乃煌控制的不仅有中文报，而且有外文报。中文报先后有6家掉入蔡乃煌的夹袋当中。当时上海没有发现与蔡乃煌有经济牵连的报纸仅有三家：狄葆贤的《时报》、汪康年弟弟汪彭年的《神州日报》和美国人福开森所有的《新闻报》。但《新闻报》的政治动向却让人产生联想，该报于1909至1911年期间换了买办，汪汉溪“借调”到江苏省治下的宜兴县去当了一任知县，主笔金世和则被安排到湖北省夏口厅去当了同知。报馆中的两大台柱突然从政，幕后有什么交易不得而知。

如果假以时日，蔡乃煌的黑手会以政治、经济的多种方式伸进更多的报馆，以他的才干、手腕完全有成为媒体大亨的潜质。当越来越多的媒体老板被整合成一个人时，舆论垄断也就形成了，报纸上的言论就会渐渐变成一个声音，一种态度，舆论的多元化也就死了。蔡乃煌没有组建媒体帝国的宏愿，但他作为朝廷官员却在朝这个目标往前走，通过控制报纸，让舆论只发出符合朝廷意愿的声音。

但蔡乃煌终究只是一枚政治棋子，他的命运与他的恩主端方紧密相连。1908年11月，在慈禧、光绪两宫葬礼上，一贯喜欢搞点新意思的端方指使照相师沿途照相，结果以“大不敬”的罪名遭弹劾罢官，上海道蔡乃煌也被撤查。

蔡乃煌收买上海报馆的内幕在第二年才被江苏省咨议局揭露，耗费公帑着实惊人，仅1909年2月就给《申报》馆湘平银18900余两，历年来给其他报馆的数目之大可以想象。这年11月16日，江苏咨议局议决通过“革除官营商报案”，称“近年上海报馆，往往为本省行政官员所开，初以为官自解其私囊，虽官冒商名，淆乱清议，情理大有不合。然人民无担负义务之关系，业已隐忍相安。今既知官营商报，仍用本省官款，明见报销”，因此“议定为不可行事件，呈请更正施行”。236蔡乃煌的“屠报”大业以失败告终。

大清特色的官报之路

甲午战后，李提摩太拜访翁同龢时，翁提出了一个要求，请他就中国急需改革的方面写一个简要的条陈。李提摩太提出了七点建议，其中一条就是：“成立处理信息的通讯社，由外国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培训中国的编辑记者，以启蒙社会大众。”237李提摩太关于开设官报的建议其实并不新鲜，郑观应、王韬等人早就提出过，只是朝廷见不及此，当作耳旁风而已。

直到1896年，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准，将康有为等人设立的强学书局改为官书局，除翻译出版西学书籍外，又刊行《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正式拉开清末官报15年历程的序幕。然而官书局在前6年的时间，只办出5种报刊，当然，这样微不足道的成绩发生在“百日维新”被绞杀期间，也不算太奇怪。

1901年，慈禧下旨宣布新政，野百合总算迎来春天。到1911年清廷灭亡时，中国平均每年有10.6种报刊问世，官报纸迎来了它的繁荣时代。清廷所办的官报前后有110余种，在当时总数不足一千种报刊中，是一个分量不小的类别，发行数字也相当惊人。但这些数字上的统计并不代表它们在新闻史上有多么重要，在官报存续的十多年间，居然没有出现一个著名报人；虽然发行量不小，但民间却当它们不存在，如果硬要摊派，宁愿交钱也不愿意要报纸。这真是报业史上的一个奇迹，但它确实发生了。

问题是，体系庞大的官报系统是如何创造这一“奇迹”的？这可能是晚清官报留给后人最有意义的遗产了。

在官报15年的历程中，《北洋官报》的出版是当之无愧的标杆和里程碑。袁世凯治下的直隶，是践行新政的模范区，袁本人视创办官报为新政要务之一。1902年12月25日《北洋官报》的创设，为各地迅速推广官报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模板。

《北洋官报》一出世就显示它与民间报馆迥然不同，报馆人事架构就是官僚体系的翻版。办报机构称官报局，主管人员称总办、会办和提调，这些称谓都来自洋务运动时期机器制造局、招商局之类的官办企业。官报主持笔政者通常叫总纂、分纂，这是清季刊刻官书时对总其成者的称呼，官报局借用了。官报局的工作人员都是有职衔品级的，不是无路可走的“落魄文人”，《北洋官报》的总办为从四品的观察衔，总办以下人员品级依序递减，其后各省出版的官报在人员结构上一体照旧。

北洋官报

一份报纸必备的采访部门和专职记者，官报则没有。官报所聘访事（记者）人数不少，往往遍布重要都市、口岸和政府部门，但多系官员兼职，有时索性被称作报告员。这些人送来的稿件文牍味十足，几乎都是各项新政的工作总结，成绩为主，问题为辅。官报的编辑大人也不屑于把这些官样文章改为消息样式，因为他们的新闻理念很特别：“民报以新闻为主，文牍为辅；官报则以文牍为主，新闻为辅”238，他们认为不能将官报混同于民报，官报的“原教旨主义者”甚至宣称“本报只登载官文书，不述新闻，不撰论说，亦不转载别报论说、刊发诗词，及无关政事之文件，以符官报名义”239。一份报纸，没评论，没新闻，也没副刊，堪称“三无”报纸。

当然，“三无”报纸是官报中的极品，为数极少。在报业大发展的清末新政时期，民营报刊已形成新闻、论说、副刊、广告四大板块为主的内容结构，这是读者选择、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他们不受冲击也难以想象，他们是被时代拖着走的。官报上也有新闻，但除了少数层次较高的官报能够直接接收外电或选择外报，多数官报只转录一点民营报纸上的消息，全是二手货，甚至三手货。层次较低的官报简直无新闻可言，以至于连抓获一个小扒手也赫然列入“本省近闻”里。要想在官报上了解政治局势、舆情动向是不可能的，官报严格的审稿标准是“宁肯错杀一千不肯漏掉一个”，从文字雅驯到内容取舍，都是官长审查的对象。张之洞署两江总督时，不仅制定了《湖北官报》的体例，对文字也极在意，“幕府拟稿，偶不惬意，辄令重改，再三不厌”240。对报纸最具杀伤力的还是对内容的干预，《申报》曾报道过上谕令《政治官报》停发奏折的事情，对此《申报》批评说：“吾国政府瞻徇情面，顾忌太多，所有折奏，大半皆例行公事。如前日详参内务府一折中有某项浮冒若干等语，指斥内务府吞蚀积弊甚详，上月廿四日已由内阁交《政治官报》刊登，排印已就，忽传谕收回此折。《政治官报》只得临时拆版登他稿。”241中央级的《政治官报》如此，地方各级官报更是上行下效，充斥于官报的都是一片歌舞升平，大清的子民，最大的理想恐怕就是生活在官报所描绘的世界里吧。

在民办报纸的刺激下，官报也刊登论说，但都是一副羞羞答答的小媳妇模样，不敢有锋芒，不敢直面真问题。《南洋官报》1905年8月10日的一篇论说，提到社会腐败以“京都为甚”时，提出的改进方法却是禁止在道路上大小便、查禁街头春药小广告、路旁种树等等。即使批评官场，那也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以上级的面孔吓唬吓唬办事不力的下级官员。当时民间报人已经认识到报纸“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功能，认为“报纸者，人民之喉舌也，官吏之监史也”，但这样理念即使为全世界报人所尊崇，也不代表这就应该是大清官报人对报纸的看法，他们认为官报是“代官立言，而谕斯民”，“官所已言者，固为述而刊之，官所未言者，又必为详而揭之，如此乃可尽官报之天职”242。这些官报人的唯一贡献，就是丰富了办报思想的多样性。

官报为官代言，完全不顾新闻规律、读者市场，能活下去的唯一理由就是它们享受垄断的政治资源。官报以公帑开办，以“派销”为主，利用行政渠道自上而下层层分摊，强制销售。像中央级的《政治官报》就分配到省，“每大省销报三百余份”；省级官报则分摊到县，根据县的大小从几十份到一百份不等。为了销售报刊，甚至干脆以地亩作为核算报刊摊派数量的依据，每亩钱一二百文到三四百文不等，形同加赋；派销数额的多寡，与官员政绩考核挂钩，不怕下面的官员没有积极性。超过派定数的，由官通报表扬；不足者除刊登札文点名申斥外，还要受到降职处分。这样强力的行政干预，使得官报的发行数量遥遥领先于民报，如《四川官报》期印1.1万份，《晋报》期1.13万份243，要知道当时在报业中心上海，印数过万的报纸在也只有三两家。

巨大的印刷数字并不代表官报的社会影响有多大，读者的钞票其实就是选票。虽然办报者“总期实销在民”，即理念上是要面向普通绅民，但是实际上却只能在官员这个圈子内活动，民间除向学堂、阅报讲报所强制派销一些外，自愿购买者很少。在官报一片虚假繁荣的1908年，《南洋官报》曾志满意得地宣称：“二十世纪之新中国，其以吾官报为之代表！”可是《申报》却揭露《南洋官报》订户中竟有“愿照交报资而不需报馆给报者”，可谓反讽至极。《湖南官报》则是“历有年所，惟于社会毫无影响”，为此，端方只得手订章程，加以改良，改为旬报。244

官报被读者唾弃，最深刻的原因还是在于新政运动只是一场片面的改革，办报是与改良派及革命派争夺舆论阵地的手段，官报在经历了1908年的轰轰烈烈之后，几乎都是赔本赚吆喝，因亏空而难以为继。到了辛亥革命成功，各地纷纷光复，官报一夜之间销声匿迹，仿佛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样。

作为喉舌的官报，它的命运只能如此。

讲报纸的人

在中国报业史上，曾有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不是报人，但与报纸息息相关；他们可能是志愿者，也可能是职业人。他们是报纸内容的传递者，他们有一个简洁的称谓——讲报人。

庚子国变，知识分子一个切肤之痛就是暴民之害，他们深刻地感受到启迪民智的重要。让每一个人都具备现代社会的一般常识，改变上智下愚的现状，国家才能一点点好起来。他们想到的方法之一就是办白话报纸，叫那些粗通文墨的人也能看得懂。有学者估算，18至19世纪的中国，粗通文字的，男性大约有30%到45%，女性则约为2%到10%245。尽管识字率很低，但因为人口基数庞大，数字也相当可观。如果能使这个庞大的下层群体头脑开通，将是了不起的成就。理论测算让人乐观，但操作起来却没有那么简单。在当时的环境下，那些粗通文墨的下层人士为求温饱而忙碌奔波，要他们掏钱买报，还要花功夫阅读，实在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把这群人培养成为报纸读者，最好的方法就是提供免费的阅读资源，20世纪初中国城镇特有的公共设施——阅报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不甘沉沦的爱国志士们拿出自己不多的钱财，自发地办起了阅报社。阅报社多设在人口流动频繁的寺庙和茶馆里，简陋一点的则直接把报纸贴在木牌或者墙上。1904年以后，开设阅报社在全国各地城镇蔚为潮流，开设者有乡绅、官员、和尚，也有潜伏的革命党人。

尽管阅报社纷纷成立，但对于大多数目不识丁的人来说，还是毫无意义。于是，讲报人应时而生。

1904年5月，傅增湘为《大公报》所出的白话文小册子《敝帚千金》作序时说：“因为我中国教化不讲，识字者十人中只好得一人，此书纵然浅显，也要识得字，才念得过。若只一人能看，那九人岂不向隅。……我今奉劝诸君，如喜看这种白话，有钱人家，可以请人按时演说。”

傅增湘的想法不是孤立的，代表了爱国志士们的一般想法。由中国传统的圣谕宣讲和评弹、鼓书，转化为讲报纸，只需要更换一下讲材就可以，即旧瓶装新酒。

傅增湘发表这篇序文的时候，已经有人在行动了。据《大公报》记载，最早设立讲报所的人是卜广海，他行医多年，经营的药铺旁边有一间房子，本来一直租给人开茶馆说书。有一天，卜医师走在街上，看到墙上贴着《京话日报》，一时心有所感，认为说书远不如说报有益，于是决定把茶馆改为讲报所。而茶馆主人也被他热心公益感动，以装订好的《京话日报》一册相送，以便逐日讲说。卜医师请来两位朋友，都是“热心爱国，并且口齿清楚”，天天讲报。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听，还提供免费茶水。

卜广海的做法立即有人响应。开设阅报处不到一个月的照相馆老板王子贞，为了“启发不识字之人”，请了一位名叫凤竹安的亲戚，在公余之暇到阅报处讲《圣谕》和时事新闻。此外，每星期日还固定有一次扩大宣讲，请来几个人轮流讲一天，宣讲的报纸多达二十多种。

开设讲报所的既有像卜广海、王子贞这样的薄有家产的小业主，也不乏刚刚解决温饱，但爱国情感炽热的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他们倾其所有，为将危难的家国拔出苦海，为愚陋无知的同胞驱除头脑中的黑暗，尽一己之力。天津有一个叫杜学义的，本是靠一束脩糊口的教书匠，但为了获取新知，不惜典当自己的衣物订阅报纸，并买来一盏玻璃灯，在学校门外开起了讲报处。一开始听众只有附近的十几个居民，不到十天增加到四五十个，甚至还有不少慕名远道而来的。他自己照顾不过来，特地找了四五个志同道合的人来帮忙。另一位私塾蒙师看到杜学义的壮举，见贤思齐，给报馆写信，邀集同志协助他讲报，不久，果真办起了一个讲报处。

风气鼓动，阅报处、讲报所越来越多，蔓延城乡，甚至出现专门针对女性的女子讲报所。有些讲报处还教人识字，担起了扫盲的任务。讲报的形式也越来越活泼，不再限于固定的场所，一些志愿者开始沿街讲报。他们认为坐在一个地方演讲，不能人人去听，细想起来，仍然是个缺点。天津学董林兆翰就曾请过几位热心人，沿街各处，随时宣讲。

有不少教书先生受风气感染转身为讲报人，但也有教书先生反对讲报。《京话日报》曾登载一位教师的来信，信中说：“我是一个教书匠，教书多年，全家借此糊口，出了你们这类讲报的人，把我们真给害苦了，有小孩子的人家，甘心随洋鬼子，都叫孩子去进洋学堂，我们教书的人，简直全都挨了饿，咱们就是仇人，今天倒要较量较量。”246这位教书先生的愤恨从反面证明了讲报的巨大影响力，以致他们的饭碗受到了威胁。报纸上对讲报的感人事例多有报道，如北京灯市口讲报处的讲报感动了一位在场的美国牧师，他激动地站起来发表反对美国华工禁约的演说；一个孩子被讲报感动，再也不愿帮父亲卖美国香烟；一位商人听讲报者演说陈天华投海的事迹，痛哭不止，还买了一张报回去要讲给伙计们听。20世纪初，几次爱国运动之所以能掀起狂澜，得到市民的普遍拥护，讲报纸的人功劳不小，是他们将文字的能量传递给了目不识丁的下层民众。

但也毋庸讳言，讲报人出生于中下层社会，作为报纸内容的二传手，从一开始就面临这样的问题：由于知识、眼界的限制，对报纸上的新知识未必能够理解消化、准确地传达给听众，不可避免出现偏差乃至误导。用稍微专业一点的话语来说，信息在口头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变形走样，甚至面目全非。《大公报》在讲报所刚刚兴起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对讲报人的素质提出要求：“不明真理的不可宣讲，不通时局的不可宣讲。”《京话日报》的创办人彭翼仲则提出将“讲报”和“演说”分开，希望讲报者完全依照报纸的意思讲，甚至索性念报，不能脱离报纸扯闲篇儿。

讲报纸的人把报纸的意思讲歪了固然不好，更普遍的问题是，讲报人虽然一片热心，但由于缺乏训练和耐心，遇上不能理解的听众容易抬杠，进而演为口角之争，就跟今天不少知识精英在微博上骂不通者为脑残一样。精英的刻薄会吓走他的粉丝，而彼时的讲报人吓走的则是听众。讲报人大多是志愿来的，出于一片救国热忱，似乎也不好太苛责，于是有心的报人便组织了讲报人培训班，教他们演说方法。遇上心急脾气不好的讲报人，只有苦口婆心地劝解，有话好好说，千万别抬杠。

阅报社和讲报所的兴起，很自然地引起官方的注意。实际上，阅报社逐步由民办转手给官方，这也是官方控制民间社会的必然反应。整体上说，这不是什么坏事，由官方举办会使阅报社在人财物方面更有保障，清末新政也需要这样的机构广为宣传。对于讲报人，清政府同样有所警惕，对演讲的范围进行了限制。1906年2月出台的《北京阅报社规则》中就规定“不得说革命”、“不得讽刺朝政”、“除去满汉界限”等。247

绝大多数讲报人，他们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姓名，但在一百多年前的社会中，讲报人中的佼佼者，知名度和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今天的明星。在天津，天齐庙宣讲所办得相当成功，到1909年依然盛况不减。之所以广受欢迎，全赖三位主讲人讲得特别好，他们是士绅李颂臣、李世臣、李子鹤，人称“三李”。“三李”当时常被拿来和京剧名角谭鑫培、孙菊仙和汪桂芬三人相比，可见受欢迎的程度。在北京城，最受下层社会欢迎的讲报人当数醉郭，此人姓郭名瑞，字云五，本是教书先生，因为嗜酒而被称为醉郭。八国联军退出北京之后，醉郭好自编小曲，四处歌唱，借以抒发内心愤懑，属狂狷一类的下层士人。彭翼仲创办《京话日报》之后，特别表彰他以歌当哭的爱国精神，醉郭因此名声大噪。因志同道合，醉郭自愿充任《京话日报》义务讲报员。彭翼仲发配新疆时，62岁的醉郭矢志从往，以酬知己，经苦劝才罢手。彭翼仲从新疆回来以后，郭已卧病，迁延数月，终不起，卒年69岁。彭翼仲发起北京社会名流捐资葬郭于陶然亭畔，亲书“醉郭之墓”，林纾为之撰写碑文，书写和镌刻均是一时名手。墓修成后成为陶然亭名迹，为游人所凭吊。可惜20世纪50年代兴建陶然亭公园，迁移墓葬，他的墓消失于新社会，碑亦不存，和他所处的讲报人群体一样，在历史风烟中逐渐消亡，以至于了无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