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革命来了

伦敦绑架案，媒体造英雄

一

1895年10月底，广州起义失败。孙逸仙、陈少白、郑弼臣三人仓猝出逃，东渡日本。船抵神户时，三人下船买来报纸，报上有条新闻说“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这条新闻让孙中山心中一喜。一直以来，孙逸仙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喜用“造反”、“起义”或“光复”等名词，乍看新闻中出现的“革命”二字，实在比那些词语正大堂皇、格调高尚。所以孙兴奋地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248日本报纸在无意中为起义党人找到了历史合法性并为之冠名。

但是，此时更多的报纸还是称孙逸仙等人为“匪”、“寇”，因广州起义提前惨败，孙的媒体形象相当糟糕。《德臣西报》挖苦他说：“这一深思熟虑的计划竟落得可笑的惨败，对于了解孙逸仙的人来说，这毫不足怪。在同志们到达前20小时他已经溜掉了，这种逃跑的智能当然不能证明他有领导资格。不过，如果他从此因为苟且偷生，朝不保夕，而没脸回到他老巢，这对他的追随者和朋友们倒是一种欣慰的解脱。”249香港的《中国邮报》把广州起义说成是既可笑又可怜的惨败。即便是日本报纸，也有用“广东の暴徒”斗大的标题来形容孙逸仙及其同志。伦敦的一位中国通认为孙逸仙等人是“天生的强盗，杀人越货乃家常便饭”。1903年，从改良阵营转移过来的秦力山为章士钊的译著《孙逸仙》作序说：“四年前，吾人意中之孙文，不过广州湾之一海贼也。”250可见在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中外舆论对孙逸仙都持否定态度，孙个人形象堪称恶劣。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逃亡到伦敦的孙逸仙却因为一场意外惊吓，收获意外的惊喜。他因此暴得大名，个人形象咸鱼翻身，成为世界名人。熟悉近代史的人都知道，这就是有名的伦敦绑架事件了。

二

1896年10月11日上午，孙逸仙穿过伦敦的波德兰区前往他的老师康德黎的寓所。这时，一个操广东口音的中国人上来搭话，问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相互介绍和寒暄之后，两人走到一栋楼的门口，这栋楼正是清使馆，和他搭话的是使馆翻译邓廷铿。旋即又有两个中国人出来邀孙进屋一谈，两个人拉他进去，但并不能认定为暴力。身后的大门突然上锁的声音，引起孙逸仙的怀疑，但为时已晚，个头矮小的孙逸仙在两个大汉的挟持下被迫上楼——清政府的密探盯他已经很久了。

孙逸仙被绑架了。

在使馆四楼的一个只有2.5平方米的房间里熬过漫长的六天以后，孙逸仙对外传递消息的努力才见成效，一个名叫柯尔的黑人仆役答应给他送信。那天晚上11点左右，康德黎一家已经睡下，门铃突然响起，康德黎起床一看，门口不见人影，只见地上放着一封信。康德黎打开一看，信里写道：

君有朋友自前礼拜日来，被禁于中国使馆中。使馆拟递解回国，处以死刑。君友遭此，情实堪怜。设非急起营救，恐将无及。某于此书不敢具名，然所言均属实情。君友之名，某知为林行仙（LinYinSen）。251

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孙逸仙的消息了，这是很异常的。虽然已经是深夜，康德黎得信后立即行动。营救的过程惊心动魄，头绪繁多，历史学家已经写出多本专著加以探究。事后回想，在康德黎的多方努力中，值得一提的是他找过《泰晤士报》社，但谨慎的《泰晤士报》并没有发布这条未经证实的重大消息。当时，这家世界大报正为一条新闻在打官司，这也促使报社对只有单独信源的新闻更加慎重。好在当时伦敦私营报纸甚多，竞争激烈，孙逸仙被绑架的消息被另一家报纸刊登了。报馆之行让康德黎在向英外交部递交书面陈述时，很自然地写上这样一句带有威胁性的暗示：“鉴于清使馆否认孙逸仙在使署中这一事实，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向报界披露真相之外，别无他法。”252我们虽然不能认定这句话起了决定作用，但是，英国外交部官员在随后起草的发给清使馆的外交照会中特别提醒外交大臣：“假如事情公诸于众而我们尚未有作为，则很可能成为丑闻一桩。”253没有哪个国家政府是天生的高效率，但是不受他们控制的媒体时刻在盯着他们，他们不得不如此。事实上，在那份外交照会起草之前，警察局已经派出侦探监视清使馆了，他们甚至布置了对泰晤士河所有开往中国船只的检查，避免孙逸仙被偷运回国。

康德黎医生

当最后通牒式的照会发到清使馆的时候，听到风声的《环球报》紧急加印了号外。新闻出街了，中间的时差只有几个小时。这条独家披露的消息说：“日来谣言满天飞，谓清使馆绑架某知名华人。迟至今午，本报方能证实确有其事，并为此多方走访。”最后一段文字矛头直指清使馆，“最令人感到莫名其妙者，为孙之好友亲往清使馆查询时，使馆官员竟然矢口否认，惟孙之好友却握有确凿证据，证明清使馆不老实”254。在一个政治避难成为常识的文明国家，这样的绑架案很容易刺激大众神经，虽然在使馆内拘捕本国政治犯在国际法上从无先例，但清使馆的行为依然被认定违反了外交特权。

《环球报》有关孙中山的报道

第二天一早，这条新闻成了街谈巷议的头号新闻，伦敦的所有报纸都派出记者采访此事，“这里有一篇惊险小说的全部噱头，再加上一种邪恶的东方风味的香料”255。不问可知，清使馆极力否认此事，但虚弱的辩白只会招来更强烈的舆论反弹。中央新闻社不客气地说：“君无庸讳饰，彼孙某被幽于斯，若不立行释放，则明日之晨将见有数千百之市民围绕使馆。义愤所发，诚不知其所极耳！”256灵活的记者很快找到受聘为清使馆参赞的英国人马格里，马格里读着《环球报》上的新闻，脸部肌肉禁不住跳动起来，他知道在自己的国家，这种丑闻是捂不住的，他平静地对记者说：“不错，此人确实在清使馆内。”这句关键证词无疑是采访记者当天最大的收获。

囚禁在使馆楼上的孙逸仙与外界并非完全隔绝，仆役柯尔剪下《环球报》上有关孙的报道，藏在煤篓中送进孙的囚室。《环球报》上的这几篇报道对孙逸仙被使馆绑架报道详尽，标题也十分吸引眼球，如《革命家之被诱于伦敦》、《公使馆之拘囚》。孙中山事后回忆道：“予急读一过，知英国报界既出干涉，则予之生命当可无害。当时予欣感之情，真不啻临刑者之忽逢大赦也！”257

10月23日，舆论经过一天的发酵不出意料地爆发了，翻开伦敦报纸尽是触目惊心的新闻标题。正如中央新闻社所警告的那样，清使馆被市民和记者包围了起来。一名记者用手杖敲打使馆大门，有围观者大喊不能容忍这种暴行发生在体面的伦敦市中心，还有人扔出死猫袭击走出使馆的大厨。越来越多的人涌向使馆，他们中间大部分是报社记者。

围观持续进行。记者们报道的内容在向纵深发掘，与事件相关的任何一个细节都没有放过。敬业的记者甚至采访了清使馆预订船舶的轮船公司和引渡法的法律权威。总而言之，每一个与绑架案有关联的人物都成为记者的采访对象。

围观产生力量。这股力量加速了孙逸仙恢复自由的进程。黄昏的时候，这场惊险大剧进入光明的尾声。越来越多的记者和围观市民拥挤在使馆正门，他们以为会目睹孙逸仙从这道大门走向波兰德大街，后来他们才发现自己错过了这个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只有停留在使馆后院的少数记者，幸运地看到新闻主角走下楼梯，走出使馆。一位记者报道说：“昨天黄昏，大约5点钟，一位矮个子，看上去还年轻的中国人走出了清使馆管辖的那一小块中国领土。他似乎脸色苍白，身体健康很差，但从他明亮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满心的喜悦。”258这位记者观察的相当仔细，短短的12天，面临死亡威胁的孙逸仙体重减轻了10公斤，因为担心投毒，他只敢吃面包、鸡蛋和牛奶，作为一名医生，相对容易发觉这些食品会不会有毒。

孙逸仙的出现让围观者兴奋莫名，他们像迎接一位大英雄一样潮涌而来，约有一千多人好奇地注视着这位传奇的中国人。在蜂拥上来的记者能够接近孙之前，侦探长将他拥入一辆早已准备好的四轮马车疾驰而去。一些记者追着马车迫不及待地要采访他，一个身手敏捷的家伙干脆跳上马车，坐到了车夫旁边。到了税氏酒馆，马车停下，孙逸仙立刻被赶到的记者团团围住，记者们的速度之快让他颇为惊讶。他们急不可耐地把孙拥进了酒馆后屋，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中用黑色幽默的笔调写道：“其为势之强，较诸唐某等曳予入使馆时尤甚；而各访员等之渴欲探予消息，较诸中国使馆之渴欲得予之头颅为尤剧也。”259就在那里，孙逸仙首次开口说话，谈了他的生活以及被清使馆绑架的细节。导致这个临时记者招待会戛然而止的是一名记者的提问：“使馆声称你从事革命活动，能否谈谈这一问题？”孙逸仙回答：“啊！说来话长，现在不是谈这个问题的时候。”260

这个刚刚逃出牢笼的革命者为什么突然谨慎起来？

三

孙逸仙不想在记者面前大谈革命家史，不符合我们对一个伟大革命家的想象，原因不妨推断一下。孙长期待在国外，熟知媒体功能，如果媒体报道对他有利他一定乐意配合，谈绑架案可以事无巨细，因为他是受害者，可以趁机揭露清政府黑暗残暴，舆论对他的同情能让他得分。但是，和英国记者谈他的革命经历就必须要评估一下其中的风险。

谈革命，必然要谈一年前的广州起义。1896年之前，孙逸仙的革命履历上只有这一个大事件。但广州起义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动手（武器没到），美国历史学家史扶邻说广州起义只能说是一次惨败的密谋。经过媒体渲染，孙在这起事件中给人以一个窝囊的失败者形象，他确实还不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这种窝囊事还是不说为妙。如果对记者大谈一年前的革命，后果难以预测。以英国记者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敬业精神，作为革命领导者的失误一定会被挖出来，孙必然会遭遇敏锐的追问和质疑。毫无疑问，谈革命有风险。

其次，孙要谈革命必须要考虑英国民众和政府对革命的看法。在警署，侦探长称孙为“顽童”，把他当作一无知少年，“谓此后务宜循规蹈矩，不可复入会党，从事革命”261。孙逸仙的恩师康德黎同样不赞成他继续暴力革命，希望他安分一点。这二人对孙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显示了英国民众对暴力革命者的态度不是毫无保留的同情，这些受自由主义传统熏陶的民众更喜欢改良者。此时宣传革命不会获得英国民众的共鸣。英国政府对革命的态度很明朗，港英当局明令孙逸仙五年内不得踏入香港的土地。救他并不代表就支持他。英国政府要想在中国保住既得利益，就不能与清政府决裂，他们认为清政府还有足够的力量维持国内稳定，“保持中国这头大奶牛的安定，好让外国人挤奶”262。

这时候，孙逸仙最优的选择不在宣扬革命，而在于继续树立自己的英雄形象，并趁这个良机抹黑清政府，在全世界暴露它的野蛮残暴。但此时的孙逸仙还没有这个意识，恰恰是他的老师敏锐地抓住这个良机，促成他的英雄形象的塑造，而媒体不遗余力地竞争报道给了孙逸仙意想不到的收获。

回顾一下伦敦绑架案的报道历程，我们发现，《环球报》的第一篇报道当中只是称孙逸仙是“知名华人”和“香港颇为知名的医生”，报道也描述了广州密谋的一些细节，称孙是清廷的造反者。稍迟一点的中央新闻社则引述了一位半吊子中国通的说法，说中国南方人几乎生来就是海盗，黑社会组织多如牛毛，绑架是一种职业，并认为孙是绑匪之一，说他这次被清使馆绑架“只不过是中国式幽默的一个可怕的例子”。直到此时，孙逸仙的形象还是绿眉毛海盗式的，这种海盗形象和后来吴稚晖在见孙之前的想象完全一致。

孙逸仙形象的转变开始于他老师康德黎的辩护。康德黎在孙获释之前投递给中央新闻社的一份声明中说他是医学院的出色学生，曾在澳门行医有成，后转往广州，与清政府发生纠纷。我们不能区分之后的报道哪些是受康德黎声明的影响，但多对孙逸仙极为赞美，如其中的一份报纸评论说：“孙逸仙到达广州后，短期内——照康德黎医生的说法是一个月——他就开始造反；那些出色的、受过教育的东方人，从文明之区回到蛮荒的国家后，全都那样做。”263毫无疑问，孙逸仙受过西方文明教育的背景，一下子把他从中国传统的造反者形象中拔擢出来，发行量巨大的大众报纸让自负的英国人认识到这位造反者是受他们文明的影响，在思想气质上是自己人，那个半吊子中国通的说法很快被新的说法淹没了。

获释后的孙逸仙一开始还是乐于扮演一个专制政府受害者的角色，他在记者面前的表现还停留在讲述传奇故事的阶段。获释后的当晚，他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出示半张报纸，上面写有他的求救信，他说他将报纸折叠后藏进袜子里，以便有机会掷出窗外，在空中飞起来。他还讲述清使馆威胁要杀掉他，将尸体防腐保存，运回国内再执行处决。这些说法英国记者闻所未闻，他们惊问：“处决一具尸体？”孙说：“不错，在中国，刑罚延及死者。”对于被绑架的原因，孙逸仙想到了一个稳妥的说法，他坚称自己是曾上书献策改良中国而得罪清廷，他将自己说成是一个温和的改良派而不是一个暴力革命者。这个新的说法避免了记者提问一年前的广州密谋。

这个新的说法，创意来自孙逸仙本人还是康德黎已经不得而知，但康德黎确实充当了孙的媒体形象的指导者、塑造者，这方面的经验他显然比自己的学生更丰富。清使馆一直坚称孙是自投使馆的，这和绑架说大相径庭。在孙向记者描述绑架过程时，康德黎适时插话：“他在伦敦几乎是个陌生人。”这句话的目的十分明显，如果孙知道这里是清使馆，他不可能自己走进这个危险的建筑。当孙说道：“我除了牛奶和面包外，什么也不吃（怕中毒）。”康德黎补充说：“他两星期之内，体重减少了28磅。”这句话显然要引起记者们的最大同情。

10月26日，孙逸仙的一封感谢信出现在伦敦的各大报纸上，他在信中感谢英国政府和报界，说：“且予从此益知立宪政体及文明国人之真价值。敢不益竭其愚，以谋我祖国之进步，并谋所之开通吾横被压抑之亲爱同胞乎。”264英语行文地道而熟练，历史学家黄宇和认为感谢信超出了他以往英文书信的水准，他推断：“因为此时他跟康德黎医生住在一起，或许写信的，甚至想出写信这个念头的，就是康德黎医生本人。”265

有关孙逸仙的报道占据了各大报纸的重要版面，记者对孙逸仙进行了毫无保留的赞美。这些赞美包括孙逸仙“文弱的相貌”、“异常明亮的双眼”，他的“优雅的西装”和“黑色软尼帽子”，他说得很慢的英语也被认为“非常漂亮”。至少有四家报纸刊出了孙逸仙穿着英国服装的肖像，诗人为他写的诗歌也刊登在报纸上。如此高密度的赞美在英国报业史上估计也极为罕见。这些慷慨的赞美受到民众的欢迎，因为民众从中看到自己的文明在遥远的东方的影响，这种民族主义情感的投射显然都集中在孙逸仙的身上，使他成为最大的赢家。孙逸仙所反对的清政府则是灰头土脸，《泰晤士报》指责清公使的行为是“荒谬可笑”的，要求清廷召回公使（我们合肥人龚照瑗公使确实很快就被召回了，而且很快就病死了），或者至少公开道歉和赔偿。这些报纸自动发起的对清政府的攻击超出了孙逸仙的想象，也比他本人此后发起的攻击效果要好得多。“十二天的囚禁，使孙中山从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广州造反者，变为受到公众注意的、极为自信的清政权的敌人。”266他所收获的巨大名声与他所掌握的反对力量是极不相称的。

四

趁媒体关注还没有降温，1897年1月21日，一本全面讲述绑架案始末的《伦敦蒙难记》出版发行了。过去，历史学家一直认为这本英文著作的作者就是孙逸仙，但学者黄宇和通过查阅康德黎夫人的日记考证出这本英文著作实际上是由康德黎代笔的，孙不过是这本书的挂名作者267。这本书趁还没有新的新闻热点取代绑架案之机迅速推出，既可以畅销，也有助于进一步炒高孙逸仙的名声。这本书的出版再次成为媒体热点，各大报纸纷纷发表书评，对孙逸仙给予英雄般的赞美，而对清政府则极力讽刺挖苦。经过媒体的歪打正着和康德黎的精心策划，孙逸仙一扫广州密谋后的阴霾，成为一个闪闪发光的英雄，一个世界级的政治名人。

媒体总是用新的报道修正以前的态度，其中香港《德臣西报》的转变最富有戏剧性。一年前它还说孙逸仙不是领导者的料，现在则对孙逸仙有了新的看法，称发现了一位土生土长而又无愧于自己民族事业的领袖，《德臣西报》评论道：

孙逸仙……未必不会成为历史上一个杰出的人物，（因为）可以有把握地说，他是个非凡的人，对于中国千百万人民毋庸置疑的悲惨处境，有着极为开明的看法。……孙博士是唯一把对形势的充分了解和不顾一切的勇气结合起来的人，单凭这种勇气就能使一个国家复兴。……他身材适中，瘦而结实，言谈深刻，态度诚恳，在中国人中是少见的。……在他沉着的外表下，藏着一个迟早必然会在中国起巨大影响的人格，如果命运作美的话。268

如果没有伦敦绑架案，孙逸仙不可能成为媒体宠儿，他的个人形象也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咸鱼翻身，从一个窝囊的失败者翻转为一个超级英雄。这起始于惊吓、终于惊喜的事件对他此后革命生涯的重要性无论给予多高的估量都不过分。

回头说说孙逸仙的两位恩人。因为拯救自己的弟子，康德黎成为英国政府与清廷外交中的敏感人物，他因此失去了本该得到的爵士头衔。那个为孙送信的黑人仆役柯尔则被清使馆解雇，1928年7月，孙逸仙长子孙科来到伦敦，千方百计地找到了父亲的救命恩人柯尔，此后，国民政府每年都给柯尔发放养老金，直至其去世。

不谈革命谈××

1906年秋，于右任赴日本考察报业，孙中山在会见他时做了重要指示：“当前的迫切任务是为革命做宣传工作。”于右任返沪不久，在上海望平街创办了他生平的第一份报纸——《神州日报》。

这份报纸首次采用公元和干支纪年，不用清帝年号，反清意图一望即知。可惜报纸创办才80多天，一场大火就把报馆化为灰烬，编辑杨笃生为了抢救重要文件，差点被烧死，最后时刻顺着电线杆才爬出火场。值得一提的是，他在《神州日报》上用的笔名就是“椎印寒灰”或“寒灰”，真是一语成谶。

于右任

《神州日报》毁于大火之后，于右任重整人马，办起《民呼日报》，依旧是揭露官场黑幕，抨击官僚腐败，痛斥清廷出卖路权、矿权是以“以傀儡自待”。不管什么时候，让政府难看的媒体都受民众欢迎，尤其是民意基础大量流失的政府，批评它简直就是畅销的保证。很快，《民呼日报》“销行已逾万纸”。

《民呼日报》的畅销让上海道台蔡乃煌有点坐不住了，他对报纸遮遮掩掩的革命意图心知肚明。可是报馆开在租界里，大清的律例不算数，要把那些作乱的主笔抓起来，得依洋大人的法律，可那些让他们刺耳的言论，在洋大人的国家里根本不算啥。“苏报案”让朝廷认识到，要法办革命党人，必须与西方的司法接轨，打压政治犯不能谈政治，得另外想招。

蔡乃煌的机会很快来了，当时的护理陕甘总督毛庆蕃受到《民呼日报》炮轰，他一怒之下致电蔡乃煌，以《民呼日报》为甘肃筹集的赈灾款未全部解清为由，“访闻该公所在沪募收赈款数已三万余金，人言啧啧，多谓其敛钱肥己，意图渔利，实于甘省赈务大有关碍。用特电请我公迅赐札行英界廨员，饬令查明该公所沪款若干，勒令解清”269。原来当时甘肃发生百年难遇的旱灾，饥馑遍地，《民呼日报》与甘肃筹赈公所合作，在报社内设立了募捐点，接受上海各界捐款。当时外间传言善款有三万多两，解到甘肃的只有两千两，毛庆蕃进行合理怀疑，举报《民呼日报》侵吞善款，要求查账。

蔡乃煌一看电报就有了主意，不谈革命谈经济，立即与租界当局接洽。既然是经济大案，会审公廨很配合，出签拘捕于右任，并不让保释，待查清再说。

查账的结果发现革命者和其为民请命的形象有差距，报馆确实存在募捐账目不清、管理混乱的现象。有的善款直接存在报社而没有入募捐专用账号，这很容易让人们怀疑是报社侵吞了善款。但钱没有进入私人腰包，还可以辩白一番。报馆说因为筹赈公所的人下班太晚，银行已经关门，只好先暂存报社。还有一些账目嫌疑更大一些，因一时查不明白难以说清。这些“失踪”的款项，都容易让人联想，革命党一直缺钱，挪用侵吞都是有可能的。虽说最后查清并无侵吞之事，但人一直关在里面，不予保释。

在“甘赈案”审理期间，《民呼日报》照常出版，于右任在监房里面传话说“宁死不停报馆”，要斗争到底。清廷官员明白，单纯一个侵吞善款的指控还整垮不了《民呼日报》，还得再来几个指控推波助澜，让于右任脱身不得。

在这个关口，湖北提督张彪上场，他不谈革命谈名誉。

熟悉辛亥革命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武昌起义时，清廷中镇压新军最用力的就是张彪。他是山西人，生得高大威猛，膂力惊人。台湾老报人高拜石在《古春风楼琐记》里说，张之洞在山西做巡抚的时候，一次遇险，是张彪奋力救驾的。张彪从此得主子青眼，一路发迹，从小小的戈什哈（即侍卫）做到湖北提督，成为地方上的军政要人。他和张之洞的关系非同寻常，甚至有野史说张彪是张之洞的娈童，这纯属造谣，估计是想抹黑二张的。但张之洞确实将他的一个贴身丫环配给了张彪，那时候，凡是娶了主公贴身丫环的，都被人背后唤作“丫姑爷”。这三个字非常不中听，因为贴身丫环和主公之间往往有暗度陈仓的暧昧之情。

《民呼日报》显然不会避张彪的讳，在报道湖北政界新闻时，直书“丫姑爷”三字，这让张彪伤不起，张一面奏称《民呼日报》为革命机关报，一面派他的心腹湖北标统陈德龙代表他到上海租界会审公廨控告该报侮辱长官，应立即逮捕主笔，以后不准继续发行，并威胁说：“以后谁敢当主笔，就把谁的眼睛挖掉。”

和张彪一道上场的还有原皖省铁路协理候补道朱云锦、已故前上海道台蔡钧之子蔡国帧，他们相继向会审公廨控告《民呼日报》“毁谤”，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于右任一时半会想脱身也不可能。报馆同人明白，这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报纸一日不停，讼案一日不了”。看到于右任在狱中备受苦楚，报馆同人经商讨再三，“不得不重违于君之意”，在于被捕十多天后停止出版《民呼日报》。

《民呼日报》自动关门，蔡乃煌等人的目的达到了，会审公廨的判决也出来了：

于右任外借公论，内便私图，言是行非，昧良肥己，道听途说，捉影捕风，实非安分之徒，足扰公安之治。本应从重惩办，姑念赈款清缴，尚未侵吞；言论萌芽，未宜摧折。查上海各报时有凭空毁诋是非之事，向来未经公堂惩办。民呼馆不安本分，叠被控发，公堂念系初犯，姑予从轻议结。于右任已在押一月零七天，毋须再行押办，判逐出租界。270

《民吁日报》漫画“笔尖儿横扫五千人”

从这个不算复杂的案子中可以看出，清廷对付革命派报纸的手段确实升级了，他们懂得了用司法的武器来对付批判，这是一种进步。对革命报纸来说，他们也确实存在财务问题，尽管在庭辩时解释主客观原因，但对基本事实没有否认，也就是说革命党并非无缝的鸡蛋，清廷打压革命报刊还是找到了一点正当理由，尽管它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再说那采用洋人法律的会审公廨，基本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司法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后来的革命史叙事爱说清政府勾结洋人镇压革命报刊，在他们看来似乎一遇到革命党，清廷就能利用和指挥洋人。

于右任出狱后，依旧是重操旧业办报纸，自己不好出面，就让安徽人范鸿仙担任社长，其实人都是《民呼日报》的人，连机器都是。脑筋灵活的谈善吾建议新报纸取名《民吁日报》，这个报名是讽刺张彪的，因为他威胁说以后谁再当主笔就把谁的眼睛挖掉。现在报馆自己挖掉“呼”字的两点，意思是眼睛不劳人动手，自己挖掉。

《民吁日报》创办未久，震惊世界的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案发生，上海多数报纸只做事实报道，不表明态度，害怕引起“国际交涉”。《民吁日报》在事发第二天，就用大字标题作整版报道，态度鲜明地发表评论，谓：“伊藤之满洲旅行，非独为满洲，为全中国也。”力挺安重根的义举，称双手沾满鲜血的伊藤博文是“大浑蛋”，并指出：“伊藤死而满洲之风云恐更急。”该报还乘势掀起反对日本侵略的宣传热潮，针对清廷的无能发出质问：“试思今日中国之政府，谁之政府，日本之政府耶？”同时大声疾呼：“清政失纲，东夷乘衅，陵轹诸夏，惧将倾覆国家，沦丧区宇，斯诚志士致命致节之日矣！”号召人们奋起革命。

毫无意外，这样有态度的言论引起了外交干涉，日本驻沪代理总领事立刻照会上海道台蔡乃煌：“民吁日报言论大欠和平，且任意臆测煽惑破坏，幸灾乐祸，有碍中日二国邦交，请将该报惩办，以戒后来。”271蔡乃煌本来就觉得《民吁日报》几乎就是《民呼日报》的翻版，想找茬对付，只是一时难以动手，日本领事的照会正是不谈革命谈外交的契机，立即出面敦促法国驻沪领事馆取消该报注册，同时要求会审公廨“将该报馆封禁具报”。租界当局以“挑动中日衅隙”的罪名查封了《民吁日报》。于右任本人则被清廷四处追捕，最后躲在一个小旅馆里。

会审公廨最后判令“该报永远停止出版……机器不准作印刷报张之用”272。连印刷机都没有放过，这给于右任再次办报增添不少困难。不过奔波大半年，《民立报》又开张了，于右任自己解释三家以“民”字打头的报纸时说：“先是什么都不怕，大声疾呼地宣传革命。不允许大声疾呼就只好叹息。叹息也不准许就迫得非挺立起来不可！”

《民立报》

《民立报》创办刚满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作为政党报纸，《民立报》两年后倒于党争，为袁世凯所封杀，成为“癸丑报灾”的牺牲品之一。

策划出来的烈士

四川保路运动肇始于铁路国有政策，首倡者盛宣怀。他因此事身败名裂，差点掉了脑袋。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前奏，历史教科书称它是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但是，真相往往不堪细究，历史学家还是在故纸堆里爬梳出不大好意思说出口的幕后故事：当时的川汉铁路公司高层腐败丛生，挪用公款办铜币局，甚至搞风险投资玩股票，结果白白损失白银500万两，而四年下来总共募款才1100多万两。尽管这个亏空黑洞迟早会制造事端，但铁路政策不变，不去查账，这个脓包还可以暂时不破，铁路公司高层还可以继续从中渔利。铁路国有政策的出台，无疑提前戳破了这个脓包。保路运动之所以像滚雪球似的越闹越大，最终不可收拾，与清廷对四川路款的不公平补偿、借洋债都有莫大关系。不公平补偿得罪了川人，借洋债则被指斥为“卖国”。平心而论，铁路国有政策基本正确，但是被煽动起来的民众根本不去追究真相，清算责任，结果将清廷推向了崩溃，自己也深受其害。

任何一场群体运动，要想让事态勃发，持续煽动起激情，必须要出现两样东西：一个是火，一个是血。这两样东西经过报纸渲染，广为传播，能迅速激发起民众的血性，让对抗情绪骤然升温。

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时，下设总务、文牍、讲演和交涉四部，其中文牍部长由《蜀报》主笔邓孝可担任。文牍部成立后立即投入了一场极为成功的宣传战，创办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报刊，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

以今天的眼光看，文牍部深谙群众心理。《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在创刊第二天，就登出一条新闻《朱布衣之爱国热》，说的是同志会成立当天，《蜀报》编辑朱山登台演讲，一巴掌拍碎茶碗，手指被瓷片划破。《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颇为煽情地描述：“四座为之色然，此即破约保路最初之血史乎！”273隔几天又登出一条《爱国烈士之椎血书》，此血书是一位叫幸自雄的誓死保路者在送赴京请愿代表刘声元的大会上椎指写成，其内容曰：“赴京诸君鉴：别无赠，惟破指壮其志。自雄书。”274这两个事件虽然也很动人，但毕竟属于“微流血”事件，激起些许涟漪还可以，不足以掀起狂澜。一些志士虽然也在报上宣称以死争路，但真正动手自戕的还没有，嘴上壮烈毕竟要容易些。这时候，太需要一条人命来推波助澜了。

恰在此时，死了一个运乖命蹇的秀才。秀才名叫郭树清，四川资阳人，家境贫寒。经过苦读，考中了秀才，平生念念不忘就是功名二字。四川实施新政时，成都办了一个法官养成所，也就是一个培训班，学员来自由全省142个州县，各州县各保送8名，共1000多人，于1911年4月底开课。郭树清被资阳县推荐为学员，前来应考。对于一个穷乡僻壤的学子来说，这可能是改变命运的一个机会。

当时主管提法司的是周善培。周是一个颇有维新思想的人物，在戊戌年间，与梁启超、刘光第等维新人物接触颇多，曾经奉命带领学生赴日本留学，考察过日本的学校、警察制度等。在锡良主政四川的时候，他是锡良幕中的股肱人物，在四川新政中，办了不少工商企业，政绩卓著，可谓晚清新政名臣。1911年，他由劝业道改任提法司。刚刚走马上任，就在一堆卷宗中看到一份积压已久的咨文，说各州县保送学生有差役讼棍、地痞、烟馆堂倌，品类甚杂，法司不予甄别，全部收录，毕业后派充地方法官，必为地方之害。周善培看完呈文后，深表赞同，于是出题考试，不料一字不写交白卷的有500多人，只写两三行字的有400多人。这些白卷英雄、滥竽充数之辈，周善培一个也不留，悉数淘汰，结果合格的学员只有两三百名。

那位倒霉秀才郭树清，也属于淘汰之列。淘汰原因说法不一，有说是生病了，不能赴考，无脸回家见妻儿老小，就一病不起了；又有说郭树清在周善培点名接见时，从门旁缺口爬进去，结果被周善培尖酸刻薄地奚落了一顿，便患上被迫害狂，因此致病，不管白天黑夜，老是找同乡重复他的执见：卖国的奸臣盛宣怀与卖川的奸臣周善培勾结起来，就只为了害他一个人。不管什么原因，郭树清最后是投井死了。

郭树清的遗体被从井里打捞起来后，有人迅速把他的死与保路运动联系起来，说他投井自杀是因为保路运动的刺激，他是以死抗争，是一个舍生殉路的烈士。这一策划被保路同志会采纳了——终于有人为保路而死了。

1911年7月1日的《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发表了一篇《嗟乎郭君竟先死》的文章：

树清郭君，资阳人，寓东御河街二十二号庄公馆，闻盛宣怀卖路事，愤极大病。二十八夜，出大厅且哭且呼曰：“吾辈今处亡国时代，幸我蜀同志诸君具热诚，力争破约保路；但恐龙头蛇尾，吾当先死以坚诸君之志。”当郭君大声急呼时，厅前人咸以为病愤语，未之怪也。后二日郭君竟不见，六月初一日晨，寓中厨役突见井中一人浮水面……275

第二天的《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又刊登了《郭烈士殉路详情》：

烈士名树清，号焕文，资阳附生，家极寒，年三十二岁，亲丁惟烈士妻及一幼女，无父母伯叔兄弟。五月某日，应法官养成所考试，步至省，遂病，常住寓未出。前月二十三日，友有举盛宣怀卖国事详细以告者，烈士闻之，连以手捶胸，顿足大号，语不成声。由是病越剧，对人、独居皆涕泣，常愤恨曰：卖国奴，竟无杀尔者乎？予病甚，可奈何！对同居语及同志会，则欢呼；及盛则大詈；恐同志会不能贯彻，则大忧。二十八夜乃有厅前大呼事（已见昨报告）……厨役发现其遗同志会书，录如下：“同志会诸君鉴，破约保路，关系全国存亡，所虑者死志不决，虎头蛇尾，吾国危矣！清请先死，以为坚诸君之志。树清临命留呈。”276

这两篇策划出来的报道层层递进，第一篇只说事实，第二篇则有血有肉，那封烈士遗书简直就是为保路同志会的诉求量身定做，显然出自能文的保路同志手笔。但破绽不是没有，因为厨师发现了遗书，万一有人好奇心切去寻那位厨师，岂不露馅。到了第三篇《郭烈士传》时，满篇谀墓之词且不表，作为殉路证物的烈士遗书，其发现地点悄悄起了变化，“其家人检烈士衣物，得绝命前手书”，遗书神奇般地转移到“烈士”的资阳老家，厨师得遗书的说法再也不提了。谁有闲心思从成都跑到资阳去核实遗书呢？

一个比范进更不幸的小人物，因为死在政治运动的当口，结果被别有用心的保路同志会重新包装成了烈士，用来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以增加向当局要价的砝码。

郭树清生前一贫如洗，但他的死却因为被虚构成保路烈士而倍享哀荣。保路同志会为郭树清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追悼会，保路人士纷纷撰写诗词、挽联和祭文，盛赞郭烈士。有意思的是多数哀悼者署了笔名，有些署名像是真的，但就是不见保路名人的踪影，个中原因耐人寻味。

比较有意思的是一位叫“黄绶”的人撰写的挽联，将郭树清与1907年江浙保路运动中的邬钢和汤绪两位“烈士”并列称为“三仁”。这邬、汤二“烈士”同样被说成是因听闻国贼卖路而大受刺激，精神恍惚，于病中自尽，同样留下勉励后死诸君誓死保路的绝命书。著名报人汪康年在1926年出版的《汪穰卿笔记》中揭露了两位浙籍烈士之死的真相：邬钢是因疟疾被医生用药不当致死的，汤绪则是病死。正值保路事起，浙江铁路公司总理、咨议局议长汤寿潜“即遣人属其家人改说是殉路，则名美而有利，其家亦欣然从之”277。真相比小说精彩，“三烈士”居然纯属虚构，且如此雷同。

郭树清被虚构成烈士之后，效果明显，那些原本对国事川事不感兴趣的市民被深深打动，也都情绪亢奋地投身到风潮中去。川人的血性被唤起了，但它是通过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方式，通过爱国刀笔吏的虚构而唤起的。“郭烈士”只是保路运动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血性一旦越过理智的疆界，就成为出笼的猛兽。等到保路领袖被捉拿，一位清醒的绅士上书说“窃恐全川人民，因爱路之愚忱，而痛惜争路之人。只谓争路者被拿，不知被拿者何罪，疑误不解，变患迭生”278。保路领袖被捉拿，意味着朝廷与保路民众之间已经没有对话的可能了，运动只会向流血的方向发展，清廷调遣湖北新军增援四川，武昌空虚，辛亥革命猝然爆发，雪崩之势已成，庞大的帝国轰然倒下。

一个洋记者眼中的辛亥革命

1911年11月20日早晨，一名英国记者来到鄂军军政府大楼。递上外文访贴后，在卫兵的带领下走进会客室。在短暂的等候中，这名英国记者注意到，大楼里的工作人员忙碌而兴奋，传令兵在大楼里快速地跑动，远处能清晰地听到炮弹划过天空微弱的呼啸声和爆炸的轰鸣声，显示战事正在紧张进行。

这座仅有两层的小楼此刻正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从这里发出的指令正在改变中国。

这名英国记者被带进外事办公室，他向引路的年轻官员强烈表示一定要见到黎元洪，年轻官员未做表示，带着他穿过二楼长长的走廊，来到一个宽敞的房间。一个方脸稍胖的、穿着军便服的中国人走上来与他打招呼。英国记者说：“已经安排与黎将军谈话，如果能按计划允许我尽快见到他，我会非常感谢。”这位稍胖的中国人微微一笑，平静地说：“是的，我就是黎元洪。”279

这就是黎元洪第一次接受外国记者专访时的戏剧性情形。当他毫无征兆地成为革命军领袖之后，他的名字迅速传遍全世界，他的一举一动都可能成为世界主流媒体的头版头条。而在此前，他只是一个名声没有溢出湖北的新军协统——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旅长。

采访他的记者叫埃德温·丁格尔（Edwin.J.Dingle），是英国传教士。丁格尔于1884年来中国，中文名丁乐梅。他曾经徒步穿越中国，熟悉中国社会，是一个集传教士、旅行家和作家于一身的传奇人物。武昌起义猝然爆发时，他正在汉口，被创办不久的英文《大陆报》聘为特派员，这使他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到这场改变中国的革命。

在进入军政府大楼之前，丁格尔与黎元洪没有什么交往，能如此顺利地采访到这位全世界媒体都在关注的焦点人物，显然给他留下极好的印象。从丁格尔所写的《辛亥革命目击记》里，我们可以看到，黎元洪面对记者还是个新手，他勉强能用英语进行交谈，他努力地使用自己以为体面的语言，但在丁格尔看来有些词不达意。第一次面对外国记者，黎元洪有问必答，不使用那些让人一无所获的外交辞令，也许他对这些还不熟悉。在丁格尔的眼里，黎元洪是一个英俊的中国男人：“剪掉了大辫子，一头浓密粗硬的黑头发；眼睛微微眯起，不时闪着异常热烈的光芒，他的下巴给人以无比坚毅的感觉，如果不了解他的军队背景，他容易被当作一个富有的中国商人。”280

丁格尔

丁格尔采访的范围十分广泛，包含了他感兴趣的所有问题。黎元洪坦诚地告诉他，革命的目标在于建立以美国式联邦为样本的共和国，儒教可能会成为全国性的信仰，但鼓励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外交上将延续清朝政策。单独专访黎元洪，丁格尔是第一人，事后他得到一张特别通行证，可以到武昌任何一个地方。在丁格尔撰写的报道中，他对黎元洪的评价不无夸张之处：“以世界眼光看，他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人，是他这一代最有成效的改革家”，“黎元洪将军像一个伟大的国家木匠，正根据目的和用途打造粗糙的木料”。他甚至说：“如果没有黎元洪，中国可能不会有这场革命。”显然，这句断语对黎元洪奉承得有点离谱。

事实上，丁格尔在专访黎元洪之前，已经在革命爆发地的武昌四处活动，一半出于外国人的好奇，一半作为记者他要弄清楚这场让人发懵的革命究竟因何发生。在专访黎元洪的一个月前，他就来到了革命军的基地刘家庙。战斗虽然在持续发生，但并不激烈。在去刘家庙的路上，他曾饶有兴趣地观看革命士兵练习步枪实物射击，充当靶子的是两头无辜的小猪，它们浑浑噩噩地进入目标区，新兵们开始瞄准射击，亚洲第一共和国的缔造这两只小猪亦有贡献。

在路上，丁格尔采访到一位前线司令官，这个剪了辫子的年轻人温文尔雅，像孩子般率直。年轻的前线指挥官爽快地答应丁格尔的拍照要求，并站起来摆好姿势，故意板起面孔，使他看起来更威严。这时一个侦察兵闯了进来，他很酷地挥挥手，示意他不要破坏镜头。

在采访前线司令官的那天早上，丁格尔见到了清廷方面的一位重量级人物——清军提督张彪，他正在一艘汽艇上。这位败军之将看上去疲惫沮丧，满头乱发，眼睛布满血丝。那颗头此时正被悬赏五万元。对于丁格尔的突然到访，张彪并不欢迎，他翘着二郎腿盯着他问道：“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想干什么，你是哪国人？”一口气提出来了好几个问题，感觉他更像一个记者。这位大清提督的身上有着一股老气横秋的官僚暮气，与革命军的意气风发明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