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革命来了.2

张彪在勉强接受采访之后，清军开始从北方大量涌入，战斗开始进入一个小高潮。前往战斗最激烈的前线需要乘船，几天前丁格尔搭乘的摩托艇驾驶员断然拒绝将他送到火线附近。但一个称职的记者不能被这点阻力难倒，只有到现场才能发出有价值的报道。丁格尔声嘶力竭地招呼小舢板，只要有人愿意把他送到目的地，钱不是问题。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他终于登上了一只木船，不久就来到交战区。登陆之后，一路上只碰到一个叫卖清军军火及空炮弹的穷人，这些宝贝可能都是在战场上捡到的，他像卖古董一样以高得离谱的价格站在路边兜售。

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战斗开始了。清军的炮弹冒着蓝烟呼啸而来，让丁格尔吃惊的是这些炮弹似乎不是为了命中对手，只是发出一声响，在距离革命军前方500码的时候就落地了，制造了一个迷人的冲天水柱。丁格尔把从望远镜里看到的情形描述给身边的革命者，他们发出快活的嘲笑声。清军的射击持续了半个小时，因为没有把握好射程，效果相当于一场震撼人心的烟花。在清军发动攻击的枪炮声中，丁格尔索性趴下写稿子。

但是这种漫无目标的射击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一尊威力最大的大炮很快将炮弹倾泻到革命军的阵地上。革命军缺乏训练的弱点暴露出来，一些人发出吃惊的“嘿呀”声，站起来转身就想逃离战场，另一些留在原地。更多的炮弹倾泻到阵地上，在年轻的革命者身边炸响。革命军真实的战斗力得到检验。丁格尔观察到，“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各行其是，命令别人服从而反对别人的建议，没有人准备有序地将战斗进行下去”。战斗变成了一场无序的狂奔，丁格尔发现“自己混在几百名乌合之众中间，每个人都随心所欲的行动。有的人把步枪高举在空中；有的人则把它指向同伙；还有的人把它拖在后面，没有人维持秩序”281。在一个地势相对安全的地方他们停止了脚步，为逃离了大炮的射程而兴高采烈。所有人都认为他们被打败了，有的人问枪是否应该丢掉，旁边的人回答说可以。让人惊讶的是，在这个炮弹横飞的战场上，仍然有农村老太太在路边兜售水果，一个刚刚跑下来的士兵用现金买了满满一背包，为他应当付10元还是8元讨价还价。那些改变中国命运的战斗充满荒诞的喜剧感，如果不是丁格尔的贴身观察和记录，我们无法想象在历史的神圣时刻会有那么多让人啼笑皆非的细节。那些战士更像是在参加一场集体游戏，没有人来得及为他们灌输缔造新中国的崇高使命感，他们还没有从一个普通人的序列迈入真正的军人行列。

刘家庙战役就这样失败了，尽管革命军人数占优，但缺乏有效的指挥。反观清军，外国的军事观察家认为：清军运用了合理的战术，在炮火的掩护下稳步前进。清军的部署狡猾有效，那些从河南、山东调来的士兵被部署在最前沿，后面才是满洲兵。这样他们有效地维护了作战士兵的忠诚。革命党人料想：一旦清军了解到打仗的真正原因，就会加入到自己的阵营，因为清廷一直对北方部队掩盖了起义真相。清军的部署让这个天真的想法彻底破产，即使那些河南兵、山东兵想加入革命的队伍也没有机会，除了冲锋向前他们没有第二条路，他们的背后就是满洲兵的枪口。

革命军低估了北洋军对清朝的忠诚，也低估了他们的指挥水平和战斗力，不管从哪一方面考察，这都是一支现代化部队。但是，与其说这支部队忠诚于朝廷，不如说它忠诚于袁世凯一人。丁格尔注意到，在每一座军营里，都悬挂有袁世凯的画像。这是大清军营中从未有过的一个变化，袁世凯后来的人生轨迹能从这里找到源头。

清军在向汉口逼近，冯国璋鲁莽地宣称：汉口将会被焚为灰烬。野蛮的部队总是顾忌最少的部队，似乎没有一场熊熊大火作为陪衬，就不能显示出赫赫战功。当一些外国的观察者还在猜测那也许仅仅是一个威胁，如此的野蛮行径不可能被允许时，大火已经烧起来了，从最初的几个点连成片，然后汇成火的海洋。大火映红了江面，映红了天空，曾经繁华富庶的汉口成为一口沸腾的大锅，变成了阿鼻地狱，几代人创造的财富经过四天四夜全部化为尘灰。目击大火的丁格尔坐在高耸的屋顶上如此写道：

一切令人恐惧的真实事情就在我眼前发生，我的工作是描述它，这就是我呆在那里的原因。然而，我的笔无助地从手上滑落下来，我无法写下去，措词不当，词语卡壳，笔仍未动，我还是写不下去。这座庞大的城市被野蛮的摧毁，变成了一座死城和一个使人落泪的地方，这显然是我知道的最残忍的事情。282

野蛮政权无需讨好民众，它用暴力建立政权，也会在暴力中灰飞烟灭。在权力更迭的活塞运动中，普通民众就是历史的人质，像草一样沉默地活着，像草一样在沉默中死去。没有人能说清在汉口大火中发生的悲惨故事。一个老妇人告诉丁格尔，她的四个善良老实的儿子，未做任何反抗就被破城的清军杀死，他们的妻子被带走了。丧子的老妇人说：“村里的人也遭到同样的厄运。他们迫使我们的小孩子剪掉辫子，然后把他们当成叛乱者，这样那些士兵就有杀死他们的理由。”这些无辜的头颅显然又成为请赏的证物。这些与革命无关的平民如果硬说有什么过错，那就是他们不幸生在汉口。

那些穷凶极恶的清兵对待百姓如同羔羊，在洋人面前则畏之如虎。丁格尔在书中讲述了这样一段亲历。他骑马经过农村，在地里捡到几颗炮弹，请求村里的一位老人帮助暂时保管。当丁格尔几天后回到这个村子时，发现四个清兵正在训斥老人和围观的邻居。清兵指责老人为造反者窝藏炮弹，端枪就要射击。恐惧的老人申辩说：“是一个外国人让我替他保管的，我说的是实话。”“你撒谎，胡诌，就因为这个你死定了，从屋里滚出来。”清兵大嚷道。邻居极力为老人辩解求情，然而，围观产生不了力量，清兵执意要杀死这个无辜的老人。这时丁格尔恰好赶到，拿走炮弹并致谢老人。看到丁格尔，一个清兵说他们只是在和那老头开玩笑，让他继续赶路，保证不会伤害那老人。当丁格尔走后，那位老人的命运究竟如何，无从知晓。

战争这架绞肉机还在开动，但无论是革命军还是北洋军，都失去持续下去的动力，他们都没有取得自己满意的结果。在枪炮声中，和谈的大门在试探着缓缓开启。当第一次和谈在上海举行的时候，紧随热点的丁格尔离开革命中心去了上海，那里才是新闻发生的地方。此时，各方力量都在奔走斡旋，被认为是“伟大开明”的政治家袁世凯开始走上他人生的巅峰时刻，成为全世界报纸关注的焦点和中国最值得期盼的大人物。其中，为他牵线搭桥、舆论造势的则是另一位洋记者，他贴近袁世凯，既是一位为袁氏鼓吹的记者，也是袁的智囊，他承担了辛亥革命中新闻接力中的重要一棒，他就是《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

辛亥年的革命谣言

1911年10月10日，一个湖北新军擦枪走火，激起哗变，武昌起义爆发，大清王朝迅速雪崩。四个月后，清帝退位，绵延千年的帝制彻底拜拜，亚洲出现第一个共和国。辛亥一役，起义新军居功甚伟，一帮办报书生同样功不可没，他们手不停挥，据说“一支笔胜过三千毛瑟枪”，他们杀伤敌人的不是子弹，是谣言。

武昌城头枪声响起的时候，武汉三镇的革命报刊基本上被清廷和谐掉了。但短短几天，革命报刊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头。其中，《大汉报》的创办人胡石庵的反应最为敏捷，武昌起义第二天，他就出报了，没有机器印刷，他找来大幅白纸和黄纸，用毛笔手写《大汉报》两张，报纸“开宗明义就是一篇檄文，还有他自己闭门造车的新闻”283。两张报纸分别贴于汉口的江汉关署和英租界附近，此为铅印《大汉报》的前身。之所以贴在这两个外国人密集的地区，旨在昭示各国，这里发生的不是暴动是革命，因为按国际公法，“无论何国政府与其国民开战，该国内法管辖之事，其驻在该国之外国人无干涉权”，这既是革命宣传，也是革命外交，要求各国保持中立。

三天后《大汉报》正式出版，报纸内容自社论以下，采编写都是胡石庵一人。报纸一出，当天就售出两万份，武昌城内到处都挤满了看报的人群。报纸出版一个星期，销量达到四万八千份，这是印刷机一天所能印刷的最高数字，然而仍然供不应求，报纸到了距离较远的外省，一份能卖到一至两元，而在清廷控制的京津地区，一份能炒到五十元，可谓天价。

随着北洋军南下镇压革命，汉口保卫战打响。10月27日晚上，《大汉报》报社所在的歆生路成为阵地，一时炮弹枪丸如雨，革命军潮水般溃退。这帮革命报人只能放弃报馆，避入租界。

这一战，《大汉报》牺牲三名工作人员，机器设备和各种存稿皆付之劫灰。大家都以为，报纸短期内难以复刊，没想到，仅仅三天，《大汉报》又出街了，并且每天号外不断，继续为革命作鼓吹。《大汉报》上各地革命军获胜的捷报不断传来：革命军节节胜利，各地光复不断。形势一片大好，人心渐趋稳定。事后，武昌一带流传这样几句童谣：“《大汉报》，真个巧，见了它，胆大了”，“《大汉报》，真胆大，人人怕，它不怕”。我怀疑，这些童谣也是革命党中的笔杆子编的，教给孩子们，让他们到处唱，这本身也是舆论战的一部分。

考诸史实，北洋军南下之后，民军败多胜少，否则接下来的南北和谈根本没有必要。《大汉报》上民军捷报频传，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都是它的编辑记者们坐在编辑室里编出来的。甚至，报上的假新闻可以追溯到其创刊号。《大汉报》创刊号上首发的鄂军军政府的檄文是杜撰的，稍后两天发表的《孙大总统告同胞书》也是杜撰的，当时孙还在伦敦奔走筹款，临时政府还没有成立，总统选举尚未进行。至于各地报道民军获胜的新闻专电几乎“纯属虚构，仅供造谣”。革命者的逻辑很简单：“把声势说夸张些，既可以安军心，又可以丧敌胆，这个谎非扯不可。”284当时局势混乱复杂，信息阻塞，没有人出来澄清，也没有人能辨明真伪。这些假新闻，经过革命报纸的纷纷转载，四处流传，一时之间，人心思变，清廷风声鹤唳。这种新型舆论战争，清廷从来就没有遭遇过。

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大潮中，制造假新闻的不仅仅是《大汉报》，几乎所有的革命报纸都加入了这场谣言大合唱，或不妨称之为“假唱”。

创刊于1911年10月16日的《中华民国公报》，自称“中华民国军政府之机关报”，名头极大。它是由黎元洪特批600两白银办起来的。刚创刊就在报社门口贴上对联“与民公好恶，为国报平安”，把民国公报四个字嵌入其中。这张以政府机关报的名义出版的报纸同样加入到谣言大合唱当中，在汉阳被清军攻下之后，照样出版。以《大汉报》为“榜样”，有样学样，趁局势混乱、消息不通，刊登了大量闭门造车方式编写出来的某省响应、某省独立、某省起义的电讯，以及伪造桂、苏等省独立的檄文，借以安定人心，鼓励士气。

在报业最发达的上海，于右任创办的《民立报》“日事制造利于革命之电报新闻”，这些假新闻密切配合起义进程，制造各地光复的消息，让清廷各地官吏人心惶惶。这些假新闻里有“北京已为大汉光复，清帝藏匿使馆”的特大新闻，也有“袁世凯已被侠士刺死”的“被死亡”报道。有些假新闻今天看来极富娱乐性，在苏浙联军攻打南京的时候，该报又不遗余力地抹黑江苏都督张勋。1911年11月21日《民立报》报道：“南京专电：有人看见张勋贼手持人心，在豆腐店买豆腐，以油煎人心，下酒甚乐。”一个都督在军情紧迫之际，居然还有雅兴手持人心亲自到豆腐店里买豆腐，煎人心下酒，假新闻假到荒唐可笑的地步。

在北京，民政部于10月12日下令禁止刊登武昌起义新闻，但各报馆都各显神通突破这一禁口令。《国风日报》是同盟会会员白逾桓在北京化名吴友石（谐音“乌有氏”）创办的，得知武昌起义消息后，马上用二号大字排版，准备推出号外，警察赶紧过来干涉，重申不准刊登起义消息。谁知《国风日报》在第二天头版开了个大天窗，只印一行字：“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这下引起读者联想比造谣还厉害，都以为清军一败涂地了，不然怎么会空出一版呢？警察没办法，只好央求报馆，该登什么就登什么，只要不造谣就行。但是，为革命造声势又怎能不造谣呢？“武昌首义成功，《国风日报》乘机宣传，每日于报上鼓吹南军声势如何壮大，北伐军已进抵某地，并谓本社社员温楚珩已率队渡过黄河，等等。因此北京满城风雨，清室举朝惊骇，莫知所措。”285

假新闻可能荒唐，可能被一眼看破，但它的威力不能轻视，它不能改变历史，但它能改变一地的战局。华南重镇广州能被兵不血刃地光复，多得力于假新闻。一开始，清廷大吏张鸣岐、龙济光、李准等人还想坚守广州城，拒不和谈。不料，上海的报纸登出“京陷帝崩”特大喜讯。作为清廷高官，他们的消息稍微灵通，对革命党的假新闻他们有一定的辨别能力，两江总督张人骏在发给同僚的电报里就不停地强调“报纸讹言均不足信”、“报纸谰言，均不可信”。286可是，很快港澳各报都登载了这个消息，连老牌的《循环日报》都刊登了。他们有点相信了，京师丢了，皇帝也死了，就是想尽忠也没有对象了。此时，全城民众欢声雷动，兴奋得如同过年。张鸣岐知道人心已去，无力回天，仓皇出逃。没逃的龙济光、李准见大势已去，卑辞乞降。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广州城不流血而光复者，报纸之力为多焉。”

大动乱时代，最稀缺的就是确实的信息，假新闻太多了必然使报纸失去公信力，假新闻能推动革命，但不可能将革命进行到底。革命报纸因为畅销一哄而起，报业成为辛亥年间最能获利的产业，这其中自然鱼龙混杂。有些小报嘴里说的是主义，心里想的全是生意，为了多销，极力迎合群众心理，哗众取宠，如“清摄政王昨晚暴卒，清皇太后自缢死”，“京城失守，清帝逃去，庆王被擒”，“袁世凯宅被毁，妻妾自杀”，等等，这些新闻个个震撼，可是，这些“被死”的、“被擒”的人物过几天又出现了，又可能换个方式再死一次。民众受过几次欺骗后，就不看那些报纸了。为了继续吸引读者，有的报纸在电讯后面加上“千真万确！千真万确！”待到连“千真万确”的电讯也被识破时，读者就彻底不买账了。

更出格的是一家叫《军政总机关报》的小报，假新闻就不去说它了，其玩噱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每期报纸的左上角印有图案一方，中嵌“大汉光复”四字，旁注：“俟汉军全数恢复日，持此领银元壹角，以副雅意。”说白了就是搞返券促销，但是，过几天又在报上对这项活动作了以下补充说明：“此项酬金总须满虏灭亡，大汉重兴，合满、蒙、藏、回共组织一共和政府，选举中华民国大总统登报改元时，始得领取，以为国民祝贺之资，兼酬资助本报之雅，届时当备款以待，决不食言”云云。到哪里去领呢？“二马路东首外国坟山”。287玩弄读者没有这样过分的。

谣言不能照见事实，它照见的是一般民众的心理。就像历史学家章立凡说的“社会运动有时不需要真相，一个谣传引发的骚动，也可能改变历史。很多人内心追求的未必是真相，而是一场巨变”。人们相信谣言，是因为人们希望事实就应该如此。在辛亥年，并非所有的报纸都倾向革命，可是他们无奈地发现，只要报纸登载了起义的新闻，就能卖断街，一旦登了诋毁革命的言论就无人问津。在上海，《申报》和《时报》这两大老牌报纸都登载过民军失败的消息，结果民众认为报馆造假，受清廷指使，竟将报馆玻璃砸碎以泄愤。民众根本不在乎真相，他们只要自己想要的“真相”，哪怕是谣言。他们能从假新闻制造的虚幻快感中与政府清算旧账。民众也不希望负责任的报纸出来辟谣，因为他们根本不希望从清朝即将灭亡的狂热中清醒过来，接受他们不想看到的现实。风雨飘摇的清政府也在自己的《内阁官报》上放出过不少假新闻，以各地都督来电的形式报道各地平安无事，可是，此时的清廷早已是人心散尽，公信力跌为负数，谁会相信它呢？

后来的国民党人大谈假新闻的威力，其实真正起作用的还是人心向背。几十年后，当他们也是公信力丧尽时，他们发现自己报纸上的假新闻同样无人理睬。

在报纸上围观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爆发后一个月，梁启超写信给罗瘿公，要他转告袁世凯：“今兹革军之奏奇功，得诸兵力者仅十之三，得之言论鼓吹者乃十之七。”288孙中山也有个在数字上都是相同的说法。因报纸油墨是黑色的，所以辛亥革命又有“黑色革命”之称。

革命时期，对不能亲身参与革命的一般民众来说，他们只有通过购阅报纸，围观革命，借报纸这个媒介，完成对革命的“想象性参与”。

上海望平街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兴奋的民众奔走相告，欣喜若狂。黄郛（后来出任民国政府总理）的夫人沈亦云回忆：“在上海，商店伙计每日争阅报纸，其不得者，数人聚看一张，或一人读给余人听，顾客与店员隔柜讨论光复与共和，延迟买卖。”289信息的发布中心立即成为人群聚拢的中心，报馆林立的上海望平街，连同周边的几条马路，在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上海后顿时人山人海。很多人天没亮就赶到这里，争购当天早上出版的报纸。不少人伫候在报馆门口，看到记者就立即围拢上去，打听最新最近的消息。整条望平街“自晨至夕，皆为之拥挤不开”，“攒首万人”，“交通为之中绝”，连工部局在这里的工程都受到影响。朱文炳《海上光复竹枝词》写道：

武昌起义众心惊，报馆齐张革命声。

争向门前探捷报，望平街上路难行。

传单一纸贴门阑，路上人人驻足观。

但看某城光复矣，眉飞色舞竟忘餐。290

当时上海报人新闻意识很强，有的报纸为了多登新闻，宣布暂停收刊广告，但一天一印的报纸还是不能及时反映最新动态，印发号外就成了常规手段，多的时候一天印发六七次以上，遇上紧急新闻连号外也来不及印时，就写在白纸或木板上，或挂在报社门口，或贴在玻璃窗上，让读者先睹为快。这些紧急手段基本满足了突发新闻的滚动更新，随时到来的电讯让蜂拥而至的市民欢呼或者愤怒，他们以“围观”的方式“参与”革命。

人心向背很容易从读新闻的情绪上看出来，民军胜利，则欢欣雀跃；官军胜利，则满腔愤懑，甚至迁怒于报馆，因为那是发布坏消息的地方。当时在上海的黄炎培，经常到《时报》馆主狄葆贤的“息楼”聚会，他回忆说：

望平街左右相望的报馆，家家大玻璃窗上张贴各地消息。街上日日夜夜群众挤得满满地在打听。一个捷报到来，鼓掌狂欢；一个报告失败，认为这家报馆受清廷指使，诬胜为败，群众高度愤恨地把大玻璃窗砰轰砰轰地立刻打得粉碎。从此报馆不但不敢在门首披露失败消息，特别不敢在报上披露。报上一披露，整个报馆还哪里保得住。291

《新闻报》记者严独鹤则说的更具体一些：

当时《申报》还是一张洋商报纸，主持全馆的席子佩又是一个买办型的人物。他在这风云变色的时候，依然守着一套从新闻上抢先出风头的老手法，并不考虑到人心所向。《申报》一得到冯国璋部队攻陷汉阳的电讯，立即在门口贴出号外来，并加上很大的标题，画上鲜红的圆圈。望平街头的行人看到这张号外，顿时引起愤慨，纷纷涌进大门，向馆中人提出责问。馆中人见来势汹涌，赶快取出电稿，给大家传观，证明号外消息并非虚构。……群众在轰闹之下，就将报馆门口的大玻璃窗打碎，借以泄忿。292

多数历史书都将砸碎报馆玻璃的暴民行动传为群众拥护革命的佳话，但柏文蔚在一篇访谈中不小心戳穿了这段佳话，可惜没被人注意，他回忆说：“时新、申两报载有不利于本党的战事消息，曾被同志捣毁。”293

望平街上出版的报纸，辐射了全国的各大城市，尤其是学堂的学生，报纸塑造了他们对革命的最初想象，也对他们的人生产生极大影响。

《申报》在民国成立当天的报纸，“国”字被改写

在苏州读中学的叶圣陶阅报得知武昌光复，大喜，第二天作了一首诗《杀北虏》。叶圣陶的同学顾颉刚说“我们在学校里再也无心读书了，天大的一个任务就是看报”，他每天到茶馆里买几份报纸就飞步回到学校，高声宣读，因为他“身高腿长，走路快，就常常担任这个传达的任务”。叶圣陶他们也曾购买了几份在革命中出版的本地报纸《大汉报》，但本地的报纸没什么内容可看，专电都多抄自上海报纸。和上海市民一样，他们也是看到民军胜利的消息就兴奋，而看到官军胜利的消息则郁闷异常，为革命前途忧心不已，以至于学习都没了心思。“纸上革命进程”让他们产生了独特的高峰情绪体验，战事胜败、真假消息如过山车般的快速刺激。读报纸还让他们产生了投身报业的想法，他们的印象中“在吴地创报馆总不能及沪上”，但就是他们所看不起的《大汉报》也没有给他们报人的机会。顾颉刚曾回忆说：

苏州没有像样的报纸，所以军政府聘了张昭汉女士（默君）到苏州办《大汉报》，宣传革命。……我和叶圣陶君都心痒得很，请愿到报馆里帮她编辑，因为没有人介绍，就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作为自荐书。但除了得到一张回片之外，还有什么效力呢。294

革命的消息无论传到哪里都引起巨大的波澜，梅兰芳曾回忆说：

辛亥年阴历八月二十一日的白天，我正在煤市街南口文明茶园（现为华北戏院）演出，忽然看见台下观众手持报纸，互相传观，交头接耳，纷纷议论。……上面登着八月二十一日清廷关于镇压武昌起义的“上谕”。295

虽然上海的报纸也发行到北京，但在皇城根下，政权的控制更加有力，革命报纸在这里的影响力大打折扣，双方控制的报纸都在发布真假莫辨的消息，翰林院编修徐兆玮在北京读上海报时发现其“登载北来消息几无一确”。

同样是学生，在北京上学，准备留美的吴宓的心境和叶圣陶他们明显不同。武昌起义两天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夕，阅报，则湖北武昌府方有革党举事，而防兵复变，倒戈相向，以故武昌府城已陷，瑞督逃驻汉口，提督张彪已被捉杀。”吴宓所得到的是一个真假参半的消息，张彪没有被捉更没有被杀。因为准备赴美，他的心境不是像叶圣陶那样兴奋，而是慌乱和忐忑，“乱事方炽，正未有已，吾不知中国前途如何？果于何时灭亡也！吾辈又将来如之何而可乎？”296南北两地，因为距离革命中心不同，处境不同，心境迥异。

对吴宓而言，不期而至的革命洪流让他赴美留学计划横生变数，他不可能对革命抱有欢呼态度，但对大清也没有什么好感，这种疏离的心境让他能比较客观地看待双方的报纸宣传，他在1911年10月29日的日记中记载：

余今日在此得阅《民立报》，其中盛称革命不遗余力。盖北京各报极力辩护，言毫无事情，好传荫昌胜仗，实皆不可凭信。而上海诸报则极力鼓吹，言革军之多胜利，实亦有过分语。吾辈今日处此，如在梦中，外间真确消息毫无闻知，实为不妥之至。恐事势紧急而临时尚无所知，不能预作防患之计，则诚非善也。……据今日报载，荫昌获一小胜，夺回大智门车站。或谓旋仍为革军占领，或又云今日长沙已为萨镇冰所克复。要皆难信其确也。297

吴宓所记载的得不到确切消息的苦恼在英国外交官传回国内的情报中得到印证：

直到今天为止，官方没有向公众发表关于军事行动的消息，但今晨的北京《每日新闻》上载有一段短讯，据该短讯说：在距汉口几英里的铁路线上，荫昌将军统率的清军与起义军之间于10月18日发生冲突；经过三天的小规模战斗，萨镇冰提督的炮舰似乎已参加作战，结果是所谓清军大捷。然而，这个报道被其他方面传来的消息打了很大的折扣。瑞澄总督和萨镇冰提督的一份电报说明：在战斗结束时，清军处于很不稳固的地位。298

从对报纸本能的反感，到利用报纸和革命军打宣传战，清政府也算是有所进步。既然报纸是双方一致认同的战斗武器，禁止登载不利于自己的消息和封杀对方报纸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吴宓曾在日记里说：“近日京师一切稍形镇静，缘自各报受禁令不得登载鄂事后，一切消息不易喧腾于社会间，而经济恐慌亦不如前日之甚。”299在四川，“总督又利用这个机会封闭了《西顾报》及《启智画报》等两家报馆，‘因其违背报律’。自本月7日以来，唯一发行的报刊是官方的喉舌《成都日报》300。

但在烽烟四起的时候控制消息源好比竹篮打水，于事无补，一些地方政府惊慌失措中甚至下达荒唐禁令：禁止阅读报纸，凡读报者即为革命党。

莫理循：袁世凯的喉舌

一

说起清末民初的洋记者，莫理循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从来没有一个洋记者像他那样深刻卷入中国政局，影响中国一个时代的历史，甚至在中国的新闻史上，也找不到一个能与他相匹配的记者。

虽然只是一名记者，但莫理循因接近那个时代最有权势的人物袁世凯而名声显赫，傲视公侯。他在中国17年的记者生涯中，前15年，他一步步登上记者生涯的辉煌顶点，为他赢得“北京的莫理循”的光荣桂冠。他的报道成为了解中国政局最权威的信源。而后两年，他却不自觉地堕为袁世凯的记者而不自知，像一枚石子一样在到达抛物线的顶点之后不可避免地跌落，他意识到了危机，但悲剧无法避免。

好记者都是跑出来的，莫理循同样如此。他原本是爱丁堡大学的医学博士，但好冒险的个性促使他在1894年来到中国，在西南部长途旅行，从此他开始正式使用他的中文名字“莫理循”，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的英文名“Morrison”还是被误认为是80多年前来中国传教的Morrison（译为马礼逊，就是创办第一份近代中文报纸的那位），这让他哭笑不得。一年后他出版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这本书为他在英国赢得了名声，《泰晤士报》慕名而来，聘他为中国记者。

1897年，莫理循来到北京，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一开始，他并不会采写新闻，一位日本同行教他如何买新闻，他买了一次，结果发现是假的。另一位同行建议他编新闻，并亲自示范，叫来一位中国佣人，用英语问他：“在满洲什么事情最糟？”佣人摇头说不知道。这位同行说：“俄国对满洲不好，你怎么说不知道？”佣人只好用洋泾浜英语回答说：“行行好，老爷，好吧，就当十分不好。”当天晚上，一封公诸世界的电报发出了。大意是：“本日下午，我与一位不愿提及姓名的高级官员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他十分气愤地谈到俄国对满洲的侵略意图。”301编新闻的做法莫理循没有去尝试，而是开始了广泛的社交活动，从中寻找新闻线索。

莫理循的大名在欧美读者中被广泛知晓是在义和团运动期间。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让他声名远播的是他“被死亡”的消息。当时北京被围，消息不通，一度传言在京外国人悉数战死的情况下，《泰晤士报》特发讣告予以悼念，把他和英国公使窦纳乐、总税务司赫德排在一个版面上，和这两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排在一起，读者有理由认为他也是一个重要人物。讣告的语言颇有中国式的谀墓气息：“在远东近代史上最关键的时刻，他给《泰晤士报》发来许多极珍贵的报道，其价值用不着我们细说。他的报道展示了一个政治家的最佳天赋，颇有天才的气派。”在北京活得好好的莫理循指着讣告问一位同行：“你对此有何看法？”那位同行说：“《泰晤士报》花了大块的篇幅来刊登你的讣告，对你颂扬有加。这么一来，他们就只得把你的薪金提高一倍。”302不过，莫理循的工资并没有因为“被死亡”而增加，他自己也没有提出过。

庚子事变之后，莫理循利用《泰晤士报》的影响力，发动了一场遏制俄国影响的运动，促成了“日俄战争”，以至于当时的国际舆论界把“日俄战争”称之为“莫理循的战争”。至此，莫理循成为西方公认的东方问题专家，他开始步入记者生涯的巅峰。

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此时的莫理循正在北京，第二天他就给《泰晤士报》发去了电报。《泰晤士报》在12日予以刊登，题目是“武昌的重大起义”，下面有几个小标题：军队叛变\总督逃逸\要求外国援助\局势令人担忧。本来，莫理循发回的电讯标题中有“革命”二字，但谨慎的国际版编辑删掉了这个词，他的理由是除非叛乱成功，政府被推翻，才能将起义称为革命。几个月之后，清王朝垮台验证了莫理循的判断，这里确实发生了革命。

革命爆发后，莫理循苦心经营多年的情报网开始发挥作用，他所居住的王府井大街成为一个可靠的信息发布中心，各方人士纷纷上门来打听消息，他曾向人写信说：“各阶层的来访者络绎不绝，从日出到日落至黑夜都有人来见我。”303他在四十多天的时间里，发回伦敦的八千多字的电文再次为他和报纸赢得名声。

11月13日，莫理循目睹袁世凯的专列抵达北京，“一队手持长剑、威风凛凛的卫兵紧随其后”304。此时的袁世凯已经成为决定乾坤的人物，两天前他派出代表到革命中心武昌与黎元洪进行和谈。两名代表之一是莫理循多年的中国朋友蔡廷干。

蔡廷干，广东香山人，孙文的小老乡，曾是赴美留学幼童之一，后来服役于北洋水师，在甲午海战中受伤被俘，被囚于日本大阪。《马关条约》签订后，他被释放回国，但当时的总督要将他“即行正法”，袁世凯认为其才可用，搭救了他，并延入袁氏幕府，日渐重用。在袁政治失势退隐河南老家时，蔡廷干也退隐北京，袁世凯因此信任他是“自己人”。当袁再度出山时，他获得重用，负责协助袁氏处理一切外事活动，联络南方革命党和外国报界。

11月16日，回北京才两天的蔡廷干登门拜访莫理循，向他和盘托出与黎元洪交谈的全过程。这次拜访是莫理循报道辛亥革命的一条重要的分界线，此前他认为中国只有保留清廷实行君主立宪才有希望，然而，来自蔡廷干的亲身观察显示共和是人心所向，腐败的清廷没有被保留的任何可能，名望甚高的孙逸仙并没有得到共和派的全体拥戴。当天，他向《泰晤士报》社发送《蔡廷干上校来访接谈纪录》一文三千余字，报道了蔡廷干讲述去武汉与黎元洪谈判的经过。

蔡廷干的主动登门当然不是他的自选动作，而是来自袁世凯的旨意。袁世凯主动接近莫理循，看中的是他背后的《泰晤士报》，想通过这家英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向世界宣传自己。而此前莫理循对中国的报道一直给袁世凯以很高的评价，这些好评并没有违背新闻的公正原则，袁世凯当得起那样的好评。但无疑，莫理循的报道取得了袁世凯的好感。仅仅过了四天，袁世凯就通过蔡廷干传话，说想见见他。于是，莫理循雇了一辆马车造访袁府。袁世凯热情而友好地接待了他，对他的报道表示感谢。在一个多小时的会见中，他们对实行君主立宪还是共和进行了辩论，莫理循试图说服袁世凯接受共和，但没有成功。这次辩论的内容自然也登在《泰晤士报》上，莫理循的另一个收获则是袁世凯向他透露的信息：“如果再施加一些压力，或许朝廷就会选择撤往热河。”305

南北和谈期间，莫理循与蔡廷干几乎天天通信，多的时候一天两封。遇到紧急事宜蔡廷干会深更半夜到他家商议。那时候，英国公使几乎每天都要见袁世凯，而袁世凯的秘书蔡廷干也几乎每天来看莫理循。莫理循从蔡廷干那里不断得到独家新闻，清廷官员剪辫子的消息是蔡廷干透露给他的，这是清廷垮台的象征。莫理循在一篇题为“皇帝下诏宣布共和”的电文中预测皇帝马上退位，这被后来的学者誉为“当年的独家新闻”，没有几天“逊位诏书”果然下达。莫理循又对袁世凯将被十七省选举为总统的事做了预测报道。这些预测没有来自蔡廷干的内线不可能那么精准，《泰晤士报》主编白克尔对莫理循说：“全世界都得从《泰晤士报》上找出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306

在那些貌似客观的报道中，莫理循的倾向性越来越明显。如果说在11月16日前，莫理循是以革命为中心作报道，还没有偏离新闻的平衡原则，那么在这之后，他的报道就悄悄地转移到以袁世凯为中心，变为如何拥戴袁世凯为总统的问题了。

三

在莫理循生活的时代，新闻和评论分开的新闻专业主义理论还没有普及，夹叙夹议还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文体，这不可避免地让记者的主观色彩渗入到报道当中来。但是，一个优秀的媒体记者应该深知这样的原则——全面报道事件，不管他所见所知的信息是否符合他的价值观。莫理循对中国事务一向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然而他越是相信自己的判断，越容易走入另一个误区，那就是对纷繁复杂的事实进行裁剪，对有助于验证自己见解的部分加以放大，这就使得他的报道失去了客观公正，辛亥革命在他的笔下成为带有主观色彩的、他希望看到的革命。当他把中国未来的赌注押到袁世凯一边时，他就成了袁世凯的喉舌。

莫理循报道的倾向性已经超过了记者所应达到的范围，中国的共和派报纸开始对他提出批评，国外报界对他也颇有微词，他的上司不得不提醒他，不要对袁世凯宣传得太过分了。

但是，莫理循不仅在刻意为袁世凯制造“全国等待一个人”的效果，而且直接上阵，为之出谋划策，在他担任记者的最后两年，实际上也在充当袁世凯的不拿薪酬的政治顾问，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促成自己希望的结果发生，证明他这位名记者的判断是多么正确。

尽管莫理循深知袁世凯迟早要成为一个独裁者，但如何将袁世凯体面地推上最高权力宝座还是煞费苦心，这个素来直截了当的英国人甚至学会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当共和制势在必行时，袁世凯不想做一个从孤儿寡母手中篡权的人，这有损他的道德形象，但他又不希望权力来自革命党，这样他就背叛了清廷。如何把袁世凯推上总统宝座又不使他难堪呢？莫理循想出了一个自认为绝妙的主意：“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这样安排，即国民会议一旦提名时，清廷自己支持任命袁世凯当总统。”307这个主意不乏高明之处，袁世凯听说后甚是激动，如果由朝廷宣布建立共和体制，由袁世凯来组织新政府，既符合中国传统的礼教，也维护了朝廷和袁的面子。后来清帝退位诏书中果然有“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南北统一办法”，这是一个关于政权合法性来源的表述，为将来的约法之争埋下伏笔。我们不能说诏书中这个创意来自莫理循一人，但莫理循亦有贡献当属无疑。

在反对迁都南京的问题上，莫理循给出的主意更为巧妙。当时，孙中山提出临时政府必须建都南京。袁世凯显然不想离开他的老巢北京而到革命党人的地盘去当大总统。袁世凯召见了莫理循，说他不想到南京去。心领神会的莫理循一边通过报纸抨击孙中山，一边开动脑筋，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方案，策划各个省会都发电报要求作新中国的首都，“当你们收到十几个省要求把它的省会作为这个帝国的首都时，各省或许会把北京作为第二位的选择地点。在这种情况下，首都将定为北京”308。对这个奇妙的方案，蔡廷干回信表示感谢。作为回报，蔡廷干把自己亲手剪掉袁世凯辫子的独家消息给了他。

莫理循抵制定都南京的建议后来没有实施，因为曹锟这个莽汉发动了兵变。兵变发生的第二天，莫理循走上街头，他看到的情景让他大为愤怒，一大群穷人被作为抢劫犯处死了，有老人、妇女和小孩，她们仅仅是拿了几块烧焦的木料或者废铁皮，而那些真正的抢劫犯则逍遥法外，他们用火车运走洗劫来的财物。莫理循通过各种努力试图让那些抢劫的叛军绳之以法。蔡廷干给莫理循的解释是“那些抢劫者跑不了”，“只是时机尚未成熟”，什么时候才叫时机成熟，天知道。

3月10日，莫理循受邀参加袁世凯大总统就职典礼。在袁当选时，他曾迫不及待地向他的上司报喜说“《泰晤士报》的赌注押对了”，当这个历史时刻真的如愿以偿地到来时，莫理循似乎有些沮丧，他以很不恭敬的语调记录道：“袁世凯入场，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地走向主席台，他体态臃肿且有病容。他身穿元帅服，但领口松开，肥胖的脖子耷拉在领口上，帽子偏大，神态紧张，表情很不自然。”309

四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之后，莫理循的个人声望达到了顶点，然而莫理循对记者生涯表现出了厌倦，因为薪酬问题他对《泰晤士报》满腹怨言，身体也很不好，他很想回到澳大利亚进入政界，开始另一种生活。但是，袁世凯没有忘记他，以极为优厚的薪酬聘请他为政府顾问。他的名字开始在报纸上频繁出现，这在他个人经历中从未有过。他以记者身份跨入政界，提高了记者群体的声望，在民初的中国，记者在一般人眼里依然是不入流的职业。中外报纸发表评论，对他赞誉有加。但同时也有相反的声音出现，一位日本记者认为：“过去一直到现在你都是个批评者，而现在你成了台上的，或者幕后的一个角色。”310确实，自从他在聘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后，他的处境就很像动物中的蝙蝠，英国人认为他是中国政府的雇员，代表中国利益；而中国人则认为他首先是英国人，会优先忠诚于母国。逆耳之言很快得到印证，他发现自己的影响力与当记者的时候相比判若云泥。他对袁世凯提出过不少忠告，但袁依然我行我素，而他作为雇员还得为之辩护，这让他情何以堪。一位美国记者在报纸上说：“莫理循充任《泰晤士报》记者的时候，拥有比现在高两倍的威望，和加三倍的影响。”311跨入政界，于莫理循来说，等于是一个武林高手自废武功，然而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心中的郁闷无法言说。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再也不像从前那样“自信和倨傲”，而是不时表露出“愤懑和辛酸”。

他全心全意地帮助袁世凯，为袁氏政府四处游说，不惜散布谎言。他对伦敦为中国和袁世凯所作的辩护被一位英籍华人讥讽为：“每个字都真像是从一位圆圆面孔肥肥胖胖的中国官老爷口中说出来的。”312他甚至走到新闻自由的对立面，帮助袁世凯建立现代新闻检查制度，打压不同的声音。他没有将袁世凯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区分开来，他认为反对袁世凯就是损害中国利益。他的活动让人眼花缭乱，很难定评。他担任记者的经验让他把中国政府的对外宣传模式进行了升级，改善了这个国家的对外形象。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也正是通过他的努力而被公诸于世界舆论，揭露了日本的阴谋，得到了国外新闻界的支持。

法国画报刊登的《袁世凯剪下他的辫子》

袁世凯称帝对莫理循打击很大，成为他的致命伤。在民初的四年里，他支持袁世凯，为袁氏摇旗呐喊，出谋划策，他以为那将是一段历史佳话，却不料最后成为一个笑话。为了阻止袁世凯称帝，他奔波南方调查真相，当他发现各方拥戴帝制纯属骗局之后，直言袁世凯放弃帝制，说那些刻意制造的假民意是中国的耻辱。但沉迷于皇帝梦的袁世凯没有听进去，而是派人送给他一千元钱，不知是出于感谢还是希望他闭嘴。之后，他们将近三个月没见面。莫理循反对帝制的努力坚持到了最后，虽然毫无效果。当袁世凯在身败名裂中死去，莫理循不得不反省自己：“袁世凯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认识到，过去为他工作如此热情是犯了多大错误。”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