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最是报人不自由

非法出生的《民国暂行报律》

辛亥革命的伟大成果之一，就是立即实现了报纸的空前大繁荣。

半年之内，全国的报纸由十年前的100多种井喷到近500种，总销售数量达4200万份，这两个数字都突破了历史的最高纪录。如果仅看统计数字，这是一个“报界黄金时代”。但只要稍微深入内里，就会发现发展势头最猛的是政党报纸。民国肇建，短短一年多时间，会党林立，全国各地号称为“党”与“会”的组织将近700个，这些政党或政客，不约而同地创办报刊，将其作为喉舌和宣传工具。一些小政党、政治团体其实也没几个人，但也要拉杆子树大旗，创办自己的机关报。甚至一些个人也办起了报纸，办份报纸跟今天开个微博一样容易。让现代人无法想象的是，当时还有一种报纸叫“鬼报”，只出两份，一份贴在“报社”门口，另一份送给出钱的老板。其内容就是搬来别家报纸的版面，换上自己的报头，彻头彻尾的抄袭，这种报纸仅在北京就有五十多家。

这么多报纸，大多无内容可言，所谓编辑无非“手执大剪一把，将外埠报纸割裂无数，再斟酌前后而连属之，勾之以红笔，粘之以浆糊，不一小时而两大张之日报成矣”314。由于党派如林，有点言论原创的报纸也多党同伐异，那些笔杆子们信笔成文，争勇斗狠，“纯以谩骂为事，不知报纸原则之何在”315。以温和的历史眼光看，这是一个国家报业进入政党时代的必然现象，党派报纸互相谩骂在报业发达的英美国家同样经历过这个阶段。拿报纸当宣传工具，这种追求言论的自由实际上是一种表达意见的自由，而非调查、公布事实的自由。

这种无人管理、吵吵闹闹的报界舆论，任何一个当政者大概都不会喜闻乐见，他们需要稳定秩序来建立合法性。

依职权划分，出版事业归新成立的民国政府内务部职掌，当时的内务部，总长为归顺革命的原江苏巡抚程德潜，程以江苏方面尚有许多军政要务尚待处理为由，未就职，部务由次长居正代理。

居正，字觉生，辛亥革命元勋之一。1905年赴日本入法政大学预备部，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在东京参与组织共进会，并亲手制定章程。同年秋入日本大学本科习法律。他办过报纸，是与改良派论战的干将之一。

像他这样既有法律背景，又有办报实践的人，对民初报界乱糟糟的局面当思有所为，只是没有想到他本想出台一个“报例”，结果出来的是一个“报律”，公布仅三天就被取消，可谓“见光死”。居正自己回忆说：

民元三月间，在已辞职尚未交待之内务部，余一时心血来潮，见上海报纸语杂言庞，思有以纳于轨物，以出版事业归内务部职掌，会集参事商议，拟订报例，属林长民参事起草，而林君误听为“报律”。适余因公赴沪，托张大义秘书长代行。林君草成后，交秘书长张君（张君云南人，亦革命党初作官者）。不俟余归，又不呈总统交临时参议院，即以电报发布。316

居正所说的报律全称《民国暂行报律》。他把制定报律的初衷说成是“一时心血来潮”，又说“见上海报纸语杂言庞，思有以纳于轨物”，前后说法是比较矛盾的，他是有所见有所思才想到制定报律，只不过后来事情办砸了，自我解嘲一番而已。立法本来是一件严肃的大事，但民国政府刚刚成立，还没有上轨道，繁乱几乎是必然的，内务部秘书长未将报律草案请居正审阅，也没有呈报总统交参议院议决，居然就一通电报对外发布了。对立法程序的不熟悉已经到如此地步，可以想象报律一面世不遭遇舆论痛击就是咄咄怪事了。

程序上的非法是《暂行报律》的致命伤，而其内容同样引起报界大反感。

居正把起草报律的事交给参事林长民，没有亲力亲为。林长民起草的报律只有三条，不妨照录：

（一）新闻杂志已出版及今后出版者，其发行及编辑人姓名须向本部呈明注册，或就近地方高级官厅呈明咨部注册。兹定自暂行报律颁到之日起，截至阳历四月一号止，在此期限内其已出版之新闻杂志，各社须将本社发行及编辑人姓名呈明注册。其以后出版者须于发行前呈明注册，否则不准其发行；

（二）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除停止其出版外，其发行人编辑人并坐以应得之罪。

（三）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被污毁人得要求其更正，要求更正而不履行时，经被污毁人提起诉讼，讯明得酌量科罚。317

3月4日，《暂行报律》公布，6日，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等11家报纸联名致电孙中山，以“报界全体万难承认”之态度强烈反对。同日，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主笔的章士钊发表社论《论报律》，对暂行报律予以严词抨击，文章质疑制订报律者，但知近邻日本有报律，为何不见英美等言论自由之国并无报律，并借英国大法官之口论述何为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最后表明态度：“本报对于内务部的报律，其所主张，乃根本的取消！无暇与之为枝枝节节之讨论！以后并灌输真正之自由理想于国民之脑中，使报律两字永不发于国会议员之口。”318

面对如潮恶评，还在上海公干的居正，知道《暂行报律》闯祸了，星夜回南京，来不及到内务部究问，直接进了总统府面见大总统孙文，陈述此事。孙文笑说：“取消可乎？”一锤定音，当天由总统府下令内务部，取消《暂行报律》。

从公布到取消，前后不过三天，《暂行报律》创造了法制史上的一个最短记录。尽管大总统孙文在获悉事情原委的当天晚上就下令取消《暂行报律》，但当时的通讯速度不同于今日的电视、网络，可以将信息瞬间传遍世界。信息传递的时间差，让《暂行报律》事件依然是3月7日报纸舆论的焦点。

3月7日，《大共和日报》发表社论《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这篇重磅社论出自该报社长章太炎笔下。章太炎在文中将《暂行报律》逐条批驳，文字火力凶猛，不过不无谬误之处。

对第一条规定的注册制，章太炎将《大清报律》与之比较，说前清对于报纸未呈报者只处罚金，而《暂行报律》云“不准发行”，处罚力度比《大清报律》更重。对于报界意见最大的第二条，以现代人的法律眼光看，是一条口袋罪，所谓“应得之罪”并无实指，所以太炎追问，这个“应得之罪”到底是杖、笞、禁锢还是拘留？作为刑事责任应该明确清晰，否则就会给胥吏上下其手的机会。对“弊害共和国体”的说法，他大不以为然，“案共和国体今已确定，报界并无主张君主立宪与偏护宗社党者。本无其事，而忽定此法律禁制，已为不根；所谓破坏弊害者，其词亦漫无界限”。他追问内务部：“是否昌言时弊，指斥政府，评论《约法》，即为弊害共和国体？”章氏社论最终结穴在内务部无造法之权，所定条文又偏袒模糊，所以报界中人无法接受《暂行报律》，要还回去，最后不忘直斥内务部“无知妄作”。

《民国暂行报律》非法出生，匆匆面世匆匆收回，状类闹剧。然而百年之后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公案，舆论界义正词严地抨击也多偏颇甚至谬误，如章士钊说英美并无报律，但留学英伦的章士钊应该知道，这两个国家固然无成文法，但有判例法，言论自由是在新闻法治的框架之内的。章士钊的谬误在章太炎的文章里再次出现，他甚至没有搞清楚法国有专门的《出版自由法》，妄言“观美法诸国，对于杂志新闻，只以条件从事，无所谓报律者”。

章士钊、章太炎这些当时的社会精英对新闻自由有着非常激进的态度，他们对晚清政府借报律遏制新闻自由心有余悸，即便是孙中山，在取消报律公告中亦有“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319。杯弓蛇影的心态让章士钊等人无法认同报律存在的合理性，认识不到作为公权力的舆论权若无限制同样有被滥用的可能，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毫无约束的新闻自由。遗憾的是，二章的思想是当时新闻界的共识，经《暂行报律》的风波，这一共识得到了强化，这年六月，中国报界促进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将“不承认有报律”列入大会重要议题之中。

同时，在《暂时报律》风波里也能看到党争的影子。章士钊以无党派自居，主张毁党造党；章太炎则另组共和党，与同盟会分道扬镳。以孙中山为总统的临时政府（当时已经辞职但工作未转交）颁布的法令被报界狙击也就并非偶然了。不成熟的政党政治必然是大棒乱舞，唾沫横飞，这是政党政治必须经历的一个危险的幼稚阶段，名记者黄远生在采访孙中山的时候问：“究竟先生看看现在中国政党之弊病，在什么地方，有何方法可以救正？”孙无可奈何地回答：“这个一时是没有甚么法子的。让他们自己闹闹，闹过几年，自然明白。”320

过几年，他们确实明白了。无限制的新闻自由让政党报纸空前大繁荣，过度的“毒舌”言论引来的是政治强人对新闻界的打压。登上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利用的正是没有新闻法的空子，胡萝卜加大棒，收买或迫害报纸、报人，使全国报纸锐减至300余家，是为“癸丑报灾”。等收拾得差不多了，袁政府颁布《报纸条例》，全是禁载事项和惩罚办法，北京的英文报纸称之为“世界上报律比较之最恶者”，而中文报纸对此则寂静无声。

黎元洪：杀报人泄愤

严复在评价黎元洪时用了“良善暗懦”四个字。“良善”是就黎给世人的道德形象而言的，他对属下士兵不错，从不克扣军饷；他无意于反抗清廷，但他对于自己队伍里的革命党人一般不动刀，而是劝他们走路了事。这些品质让革命党人在群龙无首的时候对他抱有幻想，他的人品、资历、职位完全可以号召群雄，他被历史选定不是偶然的。“暗懦”则说他性格优柔寡断，缺乏果敢勇决的大政治家风范。严复说这种柔暗性格的人，“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基本上说对了。

这种个性不够阳刚剽悍的人物，往往有阴狠手辣的一面。在革命之后，摧残报人的各种活动，他亦有份。

1912年8月初，上海《民立报》上发布了一条湖北的消息：“武昌南湖炮队发动倒黎运动，遭到镇压。”这条消息来自湖北通讯社的电讯，黎元洪于8月5日即以“电报造谣，摇惑人心”的罪名，逮捕湖北通讯社社长冉剑虹，拟将其“立即正法”，后因遭到上海、武汉报界的抗议，黎元洪的“屠龙刀”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了，仅判处冉剑虹两年监禁。

冉剑虹逃过劫难，但《大江报》的凌大同却成了给黎元洪祭刀的第一位报人。

说起《大江报》，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有一段光荣的革命家史可表。它是由詹大悲、何海鸣两人于辛亥年的春间从《大江白话报》改名而来。清末舆论的中心在上海，其次才是北京。“敢言”是当时办报的风气，武汉的报纸不发达，任凭《大江报》如何“毒舌”，也不为外间注意。但是，如果报人因言论坐牢乃至丧命，就能成为全国关注的媒体事件。《大江报》在辛亥年7月连续发表两篇极富煽动性的文章，一篇是何海鸣的《亡中国者和平也》，一篇是黄侃的《大乱者救国之妙药也》。那时清廷已开了报禁，挨报纸讥评都已经习惯了，虽然心里恼火但一般不好发作。对于《大江报》上的以前那些戳人的小零碎，当局也都忍了。但这次不同，这两篇文字明显地“煽动惑乱”，即使在文明国家也不被允许，因而是有把柄可抓的，当局等这个把柄可能都等了很久了，于是封报抓人，詹大悲、何海鸣先后入狱，轰动一时的《大江报》案由此而起，各地媒体纷纷报道，一时舆情汹涌。当时的形势很奇怪，报人什么都敢说，包括煽动惑乱、颠覆政权，但当局就是不能抓，谁抓谁就是恶人，一旦抓人就会被各地报纸轰得颜面扫地，狼狈不堪。《大江报》案同样遭到各地报纸的批评，居然就没有一个向着朝廷的，搞得湖北当局很是被动。但案子已经出来了，不审不判是不行的，不处理只能让当局颜面更加扫地。碍于舆论，詹、何二人仅仅被判了八百元罚金，但两人没钱交，其实更是不想交，最终判刑一年半折抵罚金。在牢里待着，对于当局来说，其实就是扎在心头的两根刺，时时刻刻在提醒民众，政府正在作恶。

两人在牢里没待几个月，武昌起义爆发了，革命党人打开牢门，迎接两位大英雄出狱。不久，两人来到汉口，干起老本行，复刊《大江报》。

那时候，革命阵营出现了分裂趋势，政党政治已经开锣，各种旗号的政党纷纷成立，相互之间谩骂、争斗都很寻常，更出格的还有暗杀。那些报人革命家一向拿报纸当阵地，拿笔杆子当投枪，事事制造舆论，走的还是反抗清廷的路线。他们也不知道报纸是社会公器，不能全然拿来党同伐异的。有了党争的背景，报人的命运就更加莫测了。

黎元洪这个“拉郎配”来的革命首领，本来就与坚持同盟会立场的革命者有些隔阂，那些资深革命家也不大瞧得上这个首义元勋，像张振武这样脾气火爆的人动不动就给他难看，这也给黎元洪日后杀他埋下祸根。黎那时已是副总统，共和党首领，那些革命家报人，成天在报上渲染他被从床下拖出来的段子，明显是在羞辱他。这种事《大江报》自然也没少干，这让黎怀恨在心，总寻思着找个由头报复一下。

黎元洪

民国初年，政党纷纷成立，信奉“社会主义”的江亢虎组建了中国社会党，跑到武汉宣传“社会主义”，投稿于《大江报》。其实，江亢虎所宣扬的“社会主义”，说是“无政府主义”才比较贴切。何海鸣读了江亢虎的来稿，认为立论新颖，不仅刊登了还配发社论予以推介。黎元洪想整《大江报》正缺个借口，看到江亢虎的宏文，不由心中一喜，他发出全国通缉令：“查有《大江报》，出版以来，专取无政府主义，为乱党秘密机关。擅造妖言，摇惑人心，废婚姻之制度，灭父子之大伦，无国家，无家族，无宗教，无男女。近乃益肆猖狂，毫无忌惮，至有除去政府，取消法律之邪说，实属大逆不道，悖谬已极……着军警即行查封。该报主笔何海鸣、凌大同等，现尚在逃，应请一体严缉，就地正法，以惩悖逆而维法纪。”321

此令一出，立即遭到上海报界强烈反弹，《民立报》、《民权报》等七家报纸联名给黎元洪发出公开电：“公封《大江报》，拘社员，并通电全国，严缉何海鸣、凌大同就地正法，虽野蛮专制时代亦无此怪剧。公任民国副总统，乃竟违背国宪，蔑视人权，天下后世将谓之何？乞速取销全案。”322然而报界反对无效，黎元洪仍旧强行查封《大江报》，捉拿该报报人。何海鸣因提前听到风声，立即“跑路”，捡回一命。凌大同运气较差，在逃难路上被侦探抓获，鉴于他的记者身份，不经法庭审判，不宣布罪状，说杀就杀了。黎元洪在通缉令中说要维护法纪，不过是个幌子。

《大江报》被封次日，蔡寄鸥在《民心报》上发表一篇《哀大江报》的文章。文中说：“夫黎元洪不过一庸常人耳。英雄不出，遂令竖子成名。吾虽爱黎元洪，亦不能曲为之讳。”黎元洪见报大怒，立下手令，将蔡拿到都督府。幸得蒋翊武求情保释，才得以脱险，但《民心报》也就此停刊了。

蔡寄鸥出狱之后，依然没有消停，过了江接办革命阵营里的《震旦民报》，坚持声讨黎元洪。黎元洪的共和党阵营也有一家报馆，名叫《群报》，大张旗鼓，与《震旦民报》唇枪舌剑，打起了口水战。《震旦民报》发表邓狂言所作的社论，斥责黎元洪于辛亥革命首义之时，匿避于床下，名曰“床下都督”；汉阳失守后，又弃城潜逃，成为“逃跑都督”。《群报》反唇相讥，称赞黎元洪：“匿迹床下，觉竖子之不足与谋。弃城逃走，乃是空城之计。”323这两句蹩脚的辩护等于承认事实。其实，“匿迹床下”很可能是一个适合传播的段子，几位起义当事人的回忆，说法不一，而把黎元洪从藏身之地硬请出来的两位首义志士后来都死了，屋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谁也说不清，成了一段历史悬案。《群报》的蹩脚辩护又给《震旦民报》提供了素材，又刊登两篇小说《床下英雄传》和《新空城计传奇》，继续挖苦黎元洪。这些笔墨官司，热闹是热闹，其实没有多大意思，但那时的报人就处于这样的阶段，不论革命还是反革命，成色都一样。

对于革命派报纸羞辱抹黑之词，黎元洪愤懑至极，军爷有钱有枪，威胁利诱不成，就让枪杆子说话，找个借口不难。要不是后来英国律师送信，蔡寄鸥在劫难逃，但报馆又被关了。蔡寄鸥亡命江西，跑到李烈钧那里。邓狂言则躲进一家旅馆，身无分文，天天大骂袁世凯、黎元洪，后经侦探查获，被捉将官里去，受尽酷刑，惨不忍言。因为他是清朝举人，有人替他说情，得免于死。在党争的初级阶段，没法律可讲，往往有个好人缘就能捡回一命。然而邓狂言出狱之后，已被整成废人。324

严复曾说，辛亥革命是由几个激进的报人鼓吹出来的。对于革命报人，清政府还真就没杀几个，像詹大悲、何海鸣这样的激进报人，清廷不是不想让他们死，但碍于舆论还是轻判了事。但革命后的政权对付报人可就凶狠多了，他们知道舆论厉害，不走繁琐的审判程序，秘密枪杀，绕开舆论，一点噪音都没有。

民国时期，报人被杀背后几乎都有党争的影子，他们的言论或有偏激和错误，但不能由被冒犯的官员来裁定，更不能以“就地正法”的野蛮方式来泄愤。

山大王砸报馆

武昌起义之后，全国各地光复速度之快，如同打翻的墨水洒到地图上，瞬息之间湮成一片。浙江光复之后，王金发带着三百号人，在皎洁的月光下，打着灯笼，摇着白篷船，一路零星地朝天鸣枪，如同放爆竹，朝绍兴逶迤而来，之所以搞得跟“印象西湖”似的，是因为他是来绍兴就任军政分府都督的，不用攻城拔寨。

王金发

在欢迎新都督的队伍里，有后来的大文豪鲁迅，他和王金发是老朋友了。此刻他有点窘，因为他带着学生在这儿白等一天了，不是信息不准确，而是新都督王金发故意迟到，以造成一种众人引颈期盼的效果，显得更有范儿。鲁迅看到的王金发骑着高头大马，剃着大光头，对于刚刚剪了辫子的民众来说，这种光头猛男式的新造型既有威武剽悍的感觉，也有一点滑稽。新都督在绍兴老乡印象中威风八面，然而在老朋友那里则未必如此，专门来都督府拜访他的老朋友范爱农对王金发的光头特别有兴趣，毫不顾忌地上前摸了一把，说：“金发哥哥，侬做都督哉！”搞的金发哥哥哭笑不得。

王金发的光头造型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本，那时的留日学生流行剪辫子，而他特立独行，索性推个精光，清爽，走到哪里都是亮点，都有人围观。他和鲁迅在日本相识，几十年后，王金发之所以还享有一点知名度，多得益于鲁迅的散文《范爱农》。其实在辛亥年间，王金发比鲁迅影响力要大得多，孙文夸他“东南一英杰”，黄兴夸他“东南名士，英雄豪杰”。鲁迅和王金发都是光复会会员，但鲁迅后来羞于讲述自己的革命家史，在革命功劳簿上他实在没什么记录，他曾对一位日本友人说过，革命党曾派他去暗杀，他犹豫了一下说：“我可以去，去了可能会死，我死了，丢下母亲，怎么办？”面对这样的孝子，革命党人很失望，只好说：“你既然担心死后的事，就不用去了。”如果革命党派王金发执行暗杀，他肯定欣然前往，尽管他和鲁迅一样都是幼年丧父，都是大孝子。这么说并非贬低鲁迅，而是两人的个性与经历迥然有别。鲁迅是地道的读书人，而王金发从小就对书本无甚兴趣，更热衷于舞刀弄枪，有侠士风范。在走向革命道路之前，他是当地乌带党首领，人称“金发龙头”，在老百姓心目中就是个杀富济贫的山大王。他是大清的乱民，但同时又是母亲膝下的孝子，他居然以大清顺民的面貌，在母亲的强逼下，冒着杀头风险上科举考场两次，据说考中了秀才，但没有第一手资料可以佐证。像他这样读过一点书，又是会党头目，走上革命道路是很自然的，习惯于运动会党的革命党人，正需要像他这样的优质资源。在认识革命党人谢震之后，他参与组织创办了大同学社，完成了从山大王到革命志士的升级。第二年，他又认识了徐锡麟，徐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革命引路人。其后，王金发到日本大森体育学校学体育，半年后回国。徐锡麟案、秋瑾案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即使是做逃犯，他依然展示了他凌厉的身手，死于他手下的坏分子名单可以开出一长串，他俨然就是王亚樵之前的暗杀大王。在上海、杭州的光复中，他率敢死队，身先士卒，立下汗马功劳。

辛亥革命之后，他出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虽然只有短短八个月时间，他身上的迷人光彩却由红到黑，红黑相间，让人眼花缭乱，如同迷彩服。

他督绍之后，政令迭出，雷厉风行，但多半中途走样，虎头蛇尾。他推出的新政之一就是允许办一张报纸，由刚上任的学堂校长鲁迅当名誉编辑，绍兴的文化人当中，三十出头的鲁迅名头有些响亮了。新报纸取名《越铎日报》，“越”是绍兴，“铎”是警钟的意思。据鲁迅说，办报纸是害怕王金发走向腐败，要用舆论监督他们。报纸的创刊词是鲁迅写的，骈四俪六：“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325。读着很铿锵，读完之后却一句记不住。

前头说了，王金发绿林出身，打天下时用之能战，不过下马治民他真不是那块料，但打天下的结果必然是坐天下，他虽然开牙建府，但他的那颗心属于江湖，他的核心价值观是义气。他做了都督，那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舅舅本是个卖糖的，被委任为盐茶局长，姨表弟任酒捐局长，表兄任禁烟局长，肥缺都给亲朋故旧占尽了。当年资助过他的嵊县乡绅黄氏父子兄弟，成为政府核心人物。基于江湖义气，三黄干什么他照单全收。他严禁鸦片，可手下的那帮执法处小兄弟各个身藏烟土，一听到举报立即按址搜查，若找不到，就趁翻检之时将怀中烟土置诸箱奁，即可据为佐证，然后大肆勒索。那些无辜乡民始终不知烟土从何而来，百喙莫辩，只好拿钱消灾。如此胡闹比钓鱼执法可恶多了。至于强取财物，强奸妇女之事，时有发生，他也下手整治过，无非是微服私访那一套，几个倒霉蛋被他抓个现行，他亲自动手一枪毙掉，军纪为之一肃，然而他哪能天天干这种便衣警察的活儿呢？好上几天，然后一切照旧。至于他自己，也在抓紧腐败，被周围人捧得忘乎所以，干什么都要摆谱，他把外祖父从乡下抬来享福，还要摆队鸣礼炮，把老爷子吓个半死，回家没几天，咽气了。他自己每日醇酒妇人，闲暇时携美女，侍以卫士，乘骏马驰骤郊外，以为笑乐，小城百姓戳他脊梁骨，他自己以为大丈夫就该如此。

以鲁迅的脾气，对乌烟瘴气的军政府自是看不惯。由他挂名的《越铎日报》一开张就开骂，首先是军政府及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那些弄权刮地皮的货色无一幸免。鲁迅在《军界痛言》里直言：“今也吾绍之军人，其自待为何如乎？成群闲游者有之，互相斗殴者有之，宿娼寻欢者有之，捉赌私罚者有之。身膺军国民之重任，而演无聊赖之恶剧。”326这是直来直去的批评，更多的文字巧用双关，夹枪带棒，很有点鲁迅后来的文风。有一回，军政分府发布告，说要出去视察，却说是“出张”，这本是出门视察的一个古雅说法，报上就挖苦说：“都督出张乎，宜乎门庭如市也！”另一篇文章的结尾，则有“悲夫”二字，看上去没甚稀奇，但绍兴人都知道，军政分府里有一个叫“何悲夫”的要人。

在都督的地皮上骂都督，是要有些胆子的，以反对革命、反对共和的名义杀报人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不过鲁迅和报社的几位同仁都是硬骨头，革命成功之后办报的人都很意气风发，从前皇帝都敢骂，现在骂个小小的都督，凭什么不可以，再说那些乌七八糟的烂事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有时一开骂就是十几天，连篇累牍，骂完这个骂那个，题材遍地都是。王金发给骂得坐不住了，托人捎话给鲁迅，说王都督很生气，他出钱办报，怎么还老骂他，太不给面子了。不知怎么地，话传话就传歪了，说是王都督要派人拿枪来杀他。这可把鲁迅的母亲吓坏了，那山大王脾气来了，十个鲁迅也是敢杀的。但鲁迅知道，王都督生气是一定的，但还不至于要杀他，革命党跟山大王毕竟还是不同的。身为学堂校长的鲁迅索性幽他一默，说学校经费不足，都督再给点钱。王金发气不打一处来，板着脸说：“又来拿钱，人家都把银子送到我这来孝敬，你倒好，反而还要来拿钱。要，就给你一些，下次没有了。”对长他两岁的鲁迅，他一点脾气没有。等这笔钱用完了，鲁迅知道绍兴待不下去了，打个辞呈，准备到南京的教育部去，王金发正憋着一肚子火，也不挽留，照准。

鲁迅走后，《越铎日报》继续办，继续骂，越骂越凶。王金发给骂急了，只好送钱，500大洋封口费，不算少了。几位主持报社工作的人还是想收钱的，因为报馆缺钱，但收了钱还骂不骂呢？经过讨论，钱照收，人照骂。他们的理由是：收钱之后，他是股东，股东不好，自然要骂。在言论自由时代，这理由倒也没错，可那是民国啊。就是搁现在，很多媒体还有一张不公开的保护企业名单呢，那些企业都是投了广告的。

《越铎日报》收了钱，还是在骂。这回，王金发不干了，一个堂堂都督不能给一帮文人这样欺负。于是，一帮丘八冲进报馆，不管三七二十一，逮谁揍谁，几个来不及跑的书呆子给打得不轻。最惨的要数孙德卿，他也是个光头，爱听鲁迅演讲，爱坐第一排，逢鲁迅提议，必说“鄙人赞成”。鲁迅到南京后他就成了报馆主持人，那些大兵大约也知道他的身份，下手最狠，照他大腿生生地刺了一刀。孙德卿被刺之后，又疼又怒，想当初，金发大哥来上任的时候，是他自掏腰包买了一百多熟鸡蛋给迎接王的学生当夜宵呢，才几个月的功夫，竟然下此狠手。怒极的孙德卿一瘸一拐地跑到照相馆，脱了衣服拍照为证，他深知有图有真相，这张照片要广为散发，让天下人都知道军政府野蛮打压报人，压制言论自由。但要想完美展示他的一寸来宽的刀伤真不容易，若拍全身，刀伤小到几乎看不见，若拍腿部特写，又如何证明受伤的是孙德卿呢，权衡一番还是拍了全身照。寄出去的照片，鲁迅自然也收到了，拆开信一看，吓一跳，赤条条一个孙德卿，“如果不加说明，看见的人一定以为是带些疯气的风流人物的裸体照片”327。

孙德卿被刺之后，《越铎日报》骂王金发骂得更狠了，王金发自打砸过后，也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诸如封报馆抓人啥的，说明这个有山大王色彩的革命党人对报纸言论还是保留了基于底线的敬畏，打砸一番出口鸟气算了，随你怎么骂，大王唾面自干。比起后来的军阀封报馆、抓报人、杀报人实在是客气多了。

几个月后，军政分府撤销，王金发在民众的唾骂声中灰溜溜地离开绍兴，跑到上海买洋房去了，他的收获就剩下钱。几年后，政局更加波诡云谲，他被浙江都督朱瑞诱捕，死于无情弹丸。朱都督比王都督狠多了，对付报人，朱都督能一口气连封五家报馆，抓报人更不在话下，哪像王金发，送了钱还讨骂。

舆论是一头肥鹿

自由的信息流通是专制极权的天然死敌。晚清的最后几年，随着报纸的勃兴，舆论的力量愈来愈不容小觑，稍微开明一点的大臣都知道报纸有益于国事，虽然常常让他们不舒服，但官员们也不轻易封报禁报，不跟舆论对着干。时代演进，大清的统治高层对舆论的认识亦有先进与落后之分。

大清帝国最高层对舆论认识的分裂生动地体现在张之洞和摄政王载沣的一段对话上。那是1909年，直隶士绅认为督办津浦铁路大臣非吕海寰不可，庆亲王奕劻却有意保举徐世昌兼办。张之洞闻听此事，带病入宫，当面询问摄政王有无其事，摄政王说确有其事，张之洞反对，说：“岂可以一人之见而反舆情，舆情不属，必激变。”摄政王很淡定地说：“有兵在。”张之洞退而叹曰：“不意闻此亡国之言。”328

载沣的愚蠢在于，他以为枪杆子能摆平一切，包括舆论。作为帝国事实上的最高掌权者，他的认识还停留在他爷爷的水平。张之洞说摄政王的“有兵在”是亡国之音，果然在老张驾鹤西去的第二年，大清朝就亡了，掘墓的恰恰是大清训练的新军，可见“有兵在”是多么谵妄。

继载沣之后的中国最高实权者，对舆论的认识显然要高了一个段位，但高也没有高到哪里去。舆论在他们的心目中，如同这大好河山一样不过是一头肥鹿，他们从来没有泯灭那颗主宰操纵之心。

当舆论和他们的利益相符的时候，他们也会打出舆论牌，貌似很尊重舆论。

话说袁世凯自洹上村复出，做了内阁大臣，不久即命唐绍仪到上海与革命党议和。但清朝亲贵，如恭王溥伟、肃王善耆等，大大的不以为然，公推代表向袁世凯质问说：“从前洪杨革命，十三省都沦陷，而胡林翼、曾国藩都能讨平，现在南方革命党，并无多大实力，黎元洪、程德全都是政府官吏，公然叛逆，若不讨伐，成何体统？”大清柱石袁世凯说：“你要我讨伐黎元洪、程德全，我可以办得到的；你要我讨伐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闿等，我是办不到的，他们都是老百姓的代表啊！假如你们不满意，我只有向太后辞职。”恭王、肃王等一听，无语凝噎，只好各携眷属出京逃命去了。

讨伐朝廷叛臣，在道义上是站得住脚的，但讨伐民意代表，舆论会沸反盈天，轻重得失袁世凯心里很清楚。他利用舆论抗辩质疑，并不代表他对舆论保持谦卑与敬畏。他对舆论的真实态度完全是工具化的，能利用的就利用，不能利用就毫不留情地打压，和对待政敌的态度一模一样。

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在其写于1909年的专著《袁世凯》里认为袁世凯有“五大可惜之处”，其中之一就是摧折舆论。他认为袁世凯所处的时代正是新旧交替、党派林立、革故鼎新之际，要想立于不败之地，莫若利用舆论。而袁世凯在组织责任内阁时，面对朝廷内外的强大阻力，他不知道组织机关报馆，主持舆论，反而迁怒于报馆，抓报人杭辛斋，流放彭仲翼，枪毙范朗秋。不知道制造、利用舆论，而一味打压反对声音，致贻跋扈之讥。329

意味深长的是，佐藤铁治郎这本大作同样被袁世凯封禁。当这本书印刷完毕，正准备装订成册之际，突然受到干扰。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以及天津海关道的官员，还有其他的知情者，闻风而动，他们认为此书出版会影响清朝与日本的关系，要求停止出版。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在北京的日本驻华公使亦前来干涉，要求妥善处理。最后这批书全部被烧毁，只留一本以备检阅之用。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引用此书，就是因为当年侥幸留了一本，这本样书没有装订，因而遗失了一些章节。

佐藤铁治郎认为袁世凯摧折舆论是事实，但说袁不善制造和利用舆论，那是因为他写书的时候是1909年，没有看到几年后老袁帝制自为时的表现。对于报人，他向来都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先收买，为己所用，收买不成再打压。自他就任大总统之后，借镇压“二次革命”之机，顺手就将民党报纸全部收拾了，史称“癸丑报灾”。

经过他的一番整顿，北方的报纸全在他的控制之中，为帝制大造舆论。“袁氏伪号甫经宣布，北京各报一致以洪宪元年揭诸报端。参政院劝进之案，尚未通过。而各报又一致有皇帝之颂，今上之称。”330报纸的统一行动，发出高度一致的声音，没有来自极峰的旨意，怎么可能呢？说袁不善制造利用舆论真是小瞧了他。

为了称帝，他下面的一帮吹鼓手们不仅善于制造舆论，彼此之间还为争宠而展开竞争，以至于各种翻新、创意迭出。旷世逸才杨度组织筹安会进行理论鼓吹，梁士诒耻居其下，组织“各省联合请宴会”，连乞丐、妓女都被发动起来请愿，劝老袁早日登基当皇帝。虽说都是底下人干的，但“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袁世凯不好这个，底下人能有这么高的积极性吗？

民国名记者陶菊隐在他的《政海轶闻》里提到，当时有人密询袁氏：“公欲称王称帝，自为之可耳！即不然，得群雄拥戴，于事良便。奚必假手群儒以制造民意？”袁笑曰：“吾不欲开武人干政之端。至于所谓民意，不经制造，安有民意？吾为此，或亦未能免俗耳！”袁世凯的回答比那个脑残的载沣高明多了，他不迷信“有兵在”。

但是，舆论向来是人们在交流、争议中自然形成的，舆论的形成有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一是来源于群众自发，二是源于有目的的引导。袁世凯对舆论的形成未必有这样清晰的认知，但他显然对“有目的的引导”很有心得，以至于认为通过舆论鼓吹，就可以形成自己想要的民意。结果，后人称他制造出来的玩意儿为“假民意”，把自己害得一命呜呼。

1902年，梁启超曾写专文讨论政治人物与舆论的关系。他与佐藤铁治郎一样，认为英国首相格莱斯顿是利用舆论的典范。当时，赫胥黎评格莱斯顿说：“格公诚欧洲最大智力之人，虽然，公不过从国民多数之意见，利用舆论以展其智力而已。”而格莱斯顿的朋友约翰·摩礼则说：“不然。格公者，非舆论之仆，而舆论之母也。格公常言：大政治家不可不洞察时势之真相，唤起应时之舆论而指导之，以实行我政策。此实格公一生立功成业之不二法门也。盖格公每欲建一策、行一事，必先造舆论，其事事假借舆论之力，固不诬也。但其所假之舆论，即其所创造者而已。”梁启超觉得两人的说法都各有道理，但他进行了发挥，“谓格公为舆论之母也可，谓格公为舆论之仆也亦可。彼其造舆论也，非有所私利也，为国民而已。苟非以此心为鹄，则舆论必不能造成”331。

舆论最根本的特征就在于公共性，为一己之私制造出来的舆论怎么可能与公共性兼容，怎能是真实的民意？通过控制报纸，左右舆论，形成符合自己利益的民意，这就是袁世凯的舆论控制术。

袁氏虽以身败名裂收场，但他的政敌孙文却发展出了影响至今不衰的“党报思想”。在这位被尊为“国父”的革命家眼里，新闻就是宣传，党报应是体现“舆论一致”的典范，他强调：“望诸君今日认定宗旨，造成健全一致之舆论。”他半带恭维地对记者们说：“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332这位伟人到了晚年，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与他年轻时所持的新闻自由主义渐行渐远。他的党报思想在他身后，不断被发扬光大。

无论是袁大头还是孙大炮，他们对于报刊舆论有着比较一致的看法，控制报刊即可操纵舆论，将民意争取到自己这一边。尽管当时传播学上的“魔弹论”，还没有被总结出来，但他们对报刊所持的观点完全符合“魔弹论”。这种后来被抛弃的理论认为：“大众媒介对人的作用就像枪弹打在靶子上一样，颇像射击场里所见：瞄准射击，靶子应声倒下。”333在大众媒体出现不久的中国，其传播效应确实合乎“魔弹论”。无论改良还是革命，报刊都是效果惊人的催化剂。当一种新事物刚刚展示出它魔术般的效应时，人们往往会夸大这种效应，以为它无所不能，“魔弹论”就是一种对传播效果的夸张，成为政治“洗脑”的理论依据。它完全忽视了人并不是被动的靶子，人完全可以不接受那些宣传子弹，也就不会应声倒下，迫于压力，最多表演一下假摔而已。

大清官报的失败，袁世凯和国民党宣传的失败，无一不说明舆论从来就不是一只能被强人、强权乃至党派所主宰的肥鹿，迷信“魔弹论”，是把臭蛋当鸡蛋。

章士钊的倔强与尴尬

章士钊的一生颇为奇特，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再到毛泽东，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他都是左右逢源的不倒翁，其人生际遇之好让人叹为观止。张鸣教授评章士钊，说他是“顺人”：“章士钊日子过的顺，不仅是命好，识时务，关键是性格上顺。”334顺人很容易被联想为思想上无一定宗旨的风派人物，像墙头草一样随风俯仰，但章士钊不是这样，他的个性其实很倔。

章士钊成名于“苏报案”，是个时人熟知的革命党。但同盟会在日本成立的时候，他却坚决不肯入会，和两年前的激进态度判若两人。这让很多老朋友都不甚理解，好动粗的马君武同他激烈辩论，气急了饱以老拳，可是他不为所动。拜把大哥章太炎和孙毓筠一起去劝他，“动之以情，更劫之以势，非署名者，不得出室庐一步。如是者持两昼夜，卒不许”335。搞霸王硬上弓也不行。同样拜过把子的张继不死心，对章太炎提议请美女吴弱男出场，来个玫瑰攻略。吴弱男是淮军名将吴长庆的孙女，清末四公子之一吴保初的掌上明珠。早在当《苏报》主笔的时候，章士钊就对吴弱男有了倾慕之心，而吴弱男对章士钊的文章则爱不释手，并将他的文章译为英文印出。1905年春，吴弱男到日本，成为同盟会的英文书记。章太炎本是她的长辈，请她去劝说章士钊入会，她自然答应。不料章士钊还是坚持己见，并托吴弱男转语孙中山“爱情与政治不能相结合”。但两个互相倾慕的人是可以结合的，在多次接触中，两人成了情侣，不久订了婚约。有人笑话章太炎，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章士钊拒不入盟，纠缠了很长时间，直到黄兴出面帮他解围，“卒之克强明吾本怀，敢证忠纯不二，听吾自择，众亦释然”336。

留学英国时期的章士钊

章士钊的倔强在朋友眼里难以理解，他已经不是《苏报》时期为革命喊打喊杀的毛头小伙子了。流亡日本之后，他对过去的革命行动有所反思，“……亡命海外。则顿悟党人无学，妄言革命，将来祸发不可收拾，功罪必不相偿。渐谢孙、黄，不与交往”337。他没有参加同盟会，并不表示他在思想上停止了革命，而是认为革命也是需要分工的，不能都去放下书本闹革命，否则“人众茫然无主，事到不知所裁，眼前失机犹小，将来误事必大”338。所以，那段时间他闭户读书，从ABCD学起，为出国深造做准备。事实证明，“当年少了一个不畏艰险的战士，而今却多了一位比较成熟的思想家，发挥了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339。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第二天，英国报纸对起义议论纷纷，毁誉不一。正在英国留学的章士钊闻之而起，他深知国外舆论对国内革命的深刻影响，立即择取西方报刊对中国革命抱同情和支持态度的言论，专电发给于右任在上海创办的《民立报》。章士钊的欧洲专电截止到12月6日他回国前夕，有时一日一电，有时一日数电，这些经过章士钊有倾向性地择取的信息，对坚定国内革命信心、鼓舞士气起了不小的作用，于右任曾说：“武昌举义后，欧洲电报收效不少。”

章士钊回国之后，南京临时政府已经成立，孙中山本有意请他担任秘书长，因他迟到一步，这一职位给了胡汉民。革命之后论功赏位，各部长官都有人选，见章士钊无官可做，黄兴对他说：“各部长官，多久旷未到，君一试何如？”他说：“否否，吾有铁饭碗在，公何忘却？”黄兴恍然大悟，知道他愿意干他的记者老本行。当时于右任正在为《民立报》物色人才，听说他愿意办报，大喜过望，立即聘他担任主笔。

但章士钊深知“此中有铁门限，逾越不得，盖吾非同盟会员也”340。果不其然，几个月后，他遭党人攻击，他的政治面貌成为最大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