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民国年间报界零碎

袁克定办报纸

在反映民国初年的影视剧中，袁克定的形象基本上是个草包公子哥。民国年间，背地里骂他“草包”的人太多。

其实，袁克定还是小有才华的。袁克定是袁世凯的嫡出长子，从小就是被当作接班人来培养，他的乳名叫“继光”，用袁世凯的原话说就是“继吾先人之光也”。袁世凯一辈子四处做官，都把袁克定带在身边，刻意使其得到历练。其间，还把袁克定送到德国留学，袁克定不仅旧学功底深厚，还通晓德语英语，家里书架上摆的也多是外文书籍。袁世凯与洋人交涉时，经常由袁克定充当翻译。

但一个人被视为“草包”，必有智商情商不及格之处，必有干蠢事之举。作为政治动物，袁克定的政治智慧颇有不足，从环境行为学的角度看，和他袁大公子的出身背景息息相关。

1913年春节，冯国璋拉上段祺瑞一起给老袁拜年，行跪拜大礼时，老袁赶紧躬腰把两位得力部下拉起来，连说：“不敢当，不敢当！”盖当时已是民国，跪拜属旧时礼仪，两部下以大礼行之，亦属奉承讨彩之意，做做姿态即可，老袁岂能不知，部下抬举，他自然也得给面子嘛，赶紧制止。可是，当他们去袁克定居所拜年也行跪拜礼时，小袁却端坐不动，只微微摆手，那姿态比他老爹更像个主子。“歪鼻将军”段祺瑞的鼻子气得更歪了，出来就跟老冯抱怨，“你瞧，老头子还客气两句，那个大爷哪里还把咱们当人。”仅此礼仪小节，袁克定的政治“脑残”可见一斑352。

袁克定

袁克定干的最荒唐的事情还是办报纸。袁克定不是报人，但若真想办份报纸，销量当不成问题，毕竟有总统府里的垄断信源嘛。但他办的是一份假报纸，彻头彻尾的非法出版物，专门骗他老头子，以坚定老头子称帝决心，实现自己的太子美梦。

被他冒牌的报纸叫《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办的，虽说是日本政府在中国的“喉舌”，但多少还遵循新闻规则。袁世凯每天别的报纸可以不看，但一定要翻阅浏览这份报纸。

袁世凯为什么只对日本人办的这份报纸格外重视，每天必读呢？原因无他，一则对日本的态度敏感，二则胆敢说真话唱反调的报纸都被他“和谐”掉了，没什么看头。袁世凯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很像，路易十四严格控制本国的报纸，对本国的出版物进行严格的审查，但他自己却喜欢看自由的荷兰报纸。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因宋教仁被刺，“二次革命”旋起。国民党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哪里是北洋六镇的对手，孙中山等人重新做回“流浪汉”，四处“跑路”。袁总统在扑灭“二次革命”的同时，顺手就把国民党系的报刊全灭了，罪名是现成的“乱党报纸”。这一扫荡，全国报馆关门的就有300多家，北京有80多家。当然遭殃的不仅是国民党系的报刊，民办报刊也被逼做选择题，选项只有两个，一个是俯首帖耳听话，一个是不听话就关门大吉。至于租界里的洋报纸虽然奈何不得，但通过“禁止发卖，停止邮递”等手法，也基本就范（禁邮是执政当局对付不听话报纸的惯用手法），再说当时欧战正酣，西方列强也没闲心思对中国事务深度介入。

可有一个“钉子户”，袁世凯一直搞不定，就是日本人的《顺天时报》。《顺天时报》不害怕袁世凯搞投递封锁，因为除了派报外，遍布北京的日本洋行也多是该报的代销点。相反，袁世凯越是钳制舆论，打压报纸，《顺天时报》越是坐收渔翁之利，市场这块蛋糕瓜分的人越少，吃的就越多，道理无须多想。《顺天时报》在1910年到1920年达到了辉煌巅峰，成为华北乃至整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大报，最高发行量达17000份，这个数字在当时报界可谓天文数字。这个非凡业绩的取得袁世凯居功盛伟，没有他对报纸的大加杀伐，哪轮得到《顺天时报》独领风骚呢？都说“钉子户”怕流氓黑社会，袁世凯深谙此理，也玩过一些下流手段，比如派特务谋杀该报的华人编辑，但都因日方庇护，未能得逞。

在舆论一律的背景下，《顺天时报》成为偌大中国的一块“舆论飞地”，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是既羡且恨，感情复杂莫名。鲁迅曾批评《顺天时报》，说它是“日本人学了中国人口气”的报纸，之所以能在中国煊赫一时，是因为“国人不争气”，但又不得不酸酸地承认“间有很确，为中国人自己不肯说的话”。民国报人龚德柏先生则说它是“最讨厌而最有销路的报纸”，只有它“敢登载一切不利于中国与政府要人的消息”353。

《顺天时报》

中国人不敢说的话，《顺天时报》敢说，这就是它广受欢迎一路畅销的秘诀，它毕竟还承载了一部分中国人的舆论诉求，可它偏偏又是日本人的报纸。

对于《顺天时报》唱衰帝制的杂音，最着急上火的就是袁大太子，老头子万一叫停帝制，他这个太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何消除杂音？袁太子和他的智囊们一起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办一份假《顺天时报》送进总统府，用假新闻坚定老头子的称帝信心。

于是，袁克定亲自出马，花了三万大洋买了一套报纸印刷设备，亲任主编，把《顺天时报》里反对帝制的稿件改头换面成拥护帝制的内容。可以想象，袁世凯看假《顺天时报》一定是乐呵呵的，连自己鞭长莫及的《顺天时报》都在歌唱中华帝国，那他做洪宪皇帝还不是民心所向、天意所归？

可是总统府毕竟不是孤岛，指不定哪天带进来一张真报纸，袁克定的阴谋就得露馅。这一天就真的来了。露馅始末还是照抄一段袁世凯最宠爱的三女儿袁静雪的回忆录吧，当事人的回忆更精彩更可信：

假版《顺天时报》，是大哥（即袁克定，作者注）纠合一班人（是否就是所谓“六君子”那一班人，那就不得而知了）搞出来的。不但我父亲看的是假版，就是我们家里别人所看的，也同样都是假版。大哥使我们一家人和真实的消息隔绝了开来。有一天，我的一个丫头要回家去探望她的父亲，我当时是最爱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的，便让她买一些带回来吃。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一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的。我在吃蚕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不同，就赶忙寻着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便去找二哥（即袁克文，作者注）问是怎么回事。二哥说，他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我父亲说明。他接着问我：“你敢不敢说？”我说：“我敢。”等到当天晚上，我便把这张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我父亲，我父亲看了之后，便问从哪里弄来的，我便照实说了。我父亲当时眉头紧皱，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句：“去玩去吧。”第二天清晨，他把大哥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我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饶的声音中，用皮鞭子把大哥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354

真相大白的时候，袁世凯才发现他的反对者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片，不是星星之火而是星火燎原，不是远在天边而是火烧眉毛——护国军都打到四川了，几个省都宣告独立了。车子翻了想到刹车了，可是来不及了。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想重做大总统，可是众叛亲离，没有人答应。6月6日，袁世凯在羞愤交加中暴病去世，临终前说了四个字：“他害了我。”袁家人猜测，“他”指的就是袁克定。

可是，没有老袁制造伪民意在前，哪有小袁炮制假报纸在后？钳制舆论、控制信息的结果就是人民得不到真相，统治者同样无法获得，企图以假新闻得到好处，自己也会被假新闻绊倒。

“臣记者”薛大可

一

民国年间的报界，有一被人尊为“大哥”的人物，人称“薛大哥”，大名薛大可。在他老家湖南益阳的网站历史人物一栏里，你能找到一个三流运动员的名字，却找不到这位民国年间的报界名人。

这也不奇怪，在民国新闻界，薛大可一度成为笑柄，“臣记者”三个字像狗皮膏一样贴在他的脑门上，他的个人形象想咸鱼翻身几乎是不可能的。

民国初年，袁世凯一心要恢复帝制，一帮文人跟在身边大吹法螺，梦想成为袁氏王朝的开国功臣，将来也有个好位子坐坐，薛大可就是其中一个。

说起来薛大可也是一个半截子革命家。早年留学日本时，受风潮鼓动，参加了革命党，反清排满。1904年，薛大可在上海，是军国民教育会一员，这一年11月，革命党人开大会商量下一步革命方略，计划做得很完备，却没想到革命志士万福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搞轰动效应，谋刺朝廷大员王之春。一帮书生设下饭局，专等王大人“入吾彀中”。这个王大人到餐馆一看，大厅里全是不认识的年轻人，当即明了这是鸿门宴，寒暄两句，托辞尿遁。万福华见谋刺不成，自己扑了上去，他哪里是王之春侍从的对手，立即被扭进了租界巡捕房。革命同志一下子进去了十三个，薛大可也被捕了。

如果薛大可这次不幸死难了，冯自由在《革命逸史》里肯定要为他记上一笔，但他没死。人没死，后面的事就多了。

二

民国成立后，薛大可在北京与杨度一道创办《亚细亚报》。翻看那个时段的报纸，火气都特别大，争勇斗狠一个比一个厉害，和今天的网络有些相像。一开始，《亚细亚报》名声也还不错，很有报人风骨，臧否人物，批评时事，管你孙中山还是袁世凯，从不嘴软。1914年，因为老是让政府难看还吃上了官司，被控违反《报纸条例》。在日本修习过法律的名记者黄远生以被告辩护律师身份两次出庭辩护，《申报》还刊出他的辩护词。最后以《亚细亚报》无罪结案。中国的报人有一个很悖论的定律，基本上越是吃官司坐牢，名望越高，经历这场官司，薛大可的个人声望达到了顶点。

谁知道，接下来的一幕历史大戏让薛大可积累起来的名声跌成了负数。袁世凯要称帝，杨度一心要做帝师，贩卖他的帝王学，做小弟的薛大可觉得有机可乘，做了一个重大决定，用现在一个很滥的词来说就是“华丽转身”，成了帝制的吹鼓手，《亚细亚报》成了帝制派机关报。这次转身让他由正角变成了丑角，由呼喊要撵走皇帝的热血青年变成了拥立皇帝的帮忙帮闲。

1915年，薛大可跑到上海，袁世凯拔数十万大洋让他到十里洋场去“运动”报界，同时创办上海版《亚细亚报》，掌握南方话语权，为恢复帝制做舆论铺垫。这次差事办得有些难看，行贿的首选对象《申报》就不买账，老总史量才不仅不收钱，还给他上了一堂新闻伦理课，说“报章职责高于天，但以良心立论，不受津贴”云云，这还不算，还在报上刊登告示：“有人携款15万，来沪运动报界，主张变更国体者。”上海滩就那么大，新闻圈里的人谁不知那个不光彩的家伙就是薛大可。史量才这一招让薛大可灰头土脸，让自己“美得惊动了中央”。

薛大可创办上海版《亚细亚报》的经过简直就是惊心动魄的过程。在袁世凯登基前两个月，《亚细亚报》在望平街开张了，先头对外宣称加盟的黄远生、刘少少两个报界大牌都没来，薛大可只好亲任主笔。可是，在出报第二天就被民义社的爱国志士扔了炸弹，吓得职员不敢上班。到袁世凯宣布称帝的时候，《亚细亚报》率先出版“红报”，首创“臣记者”三字，薛大可上表庆贺，在表文中也自称“臣记者”，好像他们都是跪着写新闻报道似的。袁称帝之日，召薛大可等“报界代表”入新华宫赐酒，用一个大缸盛满黄酒，叫他们围着缸喝酒，美其名曰“皇泽普被”。赐酒罢，薛大可等北面稽首九叩，三呼万岁，享受了一把“元勋之臣”的待遇。

谁知道，几天后报馆再次被人扔了炸弹，这次报社总经理差一点成了炮灰，薛大可自己也吓得在楼上不敢下来。两次爆炸让报馆的邻居们吃够了惊吓，你这哪是报馆，分明是火药桶嘛。邻居们一起到租界当局告状，租界当局也不给面子，勒令报馆限期搬家。翻翻报业史，堂堂报馆被邻居起诉搬家也是绝无仅有的。其实也不用搬家，袁皇帝治下四处狼烟，不久自己取消了帝制，回头做大总统。一个以“鼓吹恢复帝制为宗旨”的报纸自然也混不下去，只有关门大吉。

可是，薛大可是一文人，无势力也无靠山，事后清算帝制祸首，薛大可之名赫然在榜，成为八大罪魁之一。其实他只是一个小角色，是被拉进来充数的，真正拥护帝制的军阀巨头还在台上风风光光呢。这一点，当年的湖南青年毛泽东也看得清清楚楚，他在给同窗好友萧子升的信中说：“此次惩办，武人未及，如段芝贵、倪嗣冲、吴炳湘等，皆不与于罪人之数，舆论非之，即八人者，闻亦多逃矣。”355当局之所以要通缉八人，完全是为了塞责舆论，通缉令虽下，却无人认真究办，所以薛大可虽忝为罪魁，但一天牢也没坐。

“臣记者”三字让薛大可名声扫地，但他热心帝制之心却没有降温。到了张勋辫子军入京搞复辟闹剧，薛大可又一次兴高采烈，秘密进京，给张勋投了门生贴，要求觐见宣统。张勋问他有何目的。薛大可说：“门生不愿为官，但求圣上给我几万银子，到上海开设一帝国日报馆，竭力鼓吹，使反对复辟之徒，渐次归化也。”但张勋这个老顽固一向视报纸如蛇蝎，一听这话，反唇相讥说：“余方欲将全国报纸消灭净尽，始泻老夫之恨，汝还想开报馆耶！此举我极端反对，你老实寻些个别事干干罢。”356薛大可悻悻而去——“臣记者”在张勋这里没市场。

此后，薛大可一直主持《黄报》，时隐时现，十年之后，“大哥”之名渐次传开。

三

1926年，整个中国被军阀们闹得乌烟瘴气。张宗昌在北京权势熏天。8月5日，著名报人林白水在他的报纸上发表了生平最后一篇时评文章，骂张宗昌的心腹红人潘复为“肾囊”。肾囊者，卵蛋也。这么骂人让潘复情何以堪，他哭哭啼啼找张宗昌，求张给自己出气，当天夜里，林白水就被抓了起来。

林白水

8月6日凌晨，薛大可被一个电话吵醒了，心急火燎地出门，直奔张宗昌官邸，他要去营救林白水。他和张宗昌颇有交情，张宗昌好赌，终日与骨牌为伍，当地人称玩牌九为吃狗肉，张的“狗肉将军”之名由此而来。而薛大可也是一个无赌不欢的人物，且不像一般赌徒，赢了就高兴得吹小曲儿，输了就红脸，他对输赢从不计较。薛大可说：“吾之博有别于寻常之博，人以博敛财，吾以博遣兴。谓之文明之博固可，谓之高尚之博无不可。”357他是把赌博上升为哲学的人，如此高不可攀的赌品，好赌之人自然都喜欢他，张宗昌也不例外。

等到薛大可赶到张府的时候，不出意外，张宗昌正在打牌。和薛大可同时赶到的还有杨度，他也是来劝张大帅枪下留人的，但张大帅牌局未散，任由杨薛二人百般劝说，全不理会。这真是一场要人性命的牌局。薛大可看牌局一时半会不能完，急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声泪俱下地说：“大帅，少泉（注：林白水字少泉）实不可杀！若杀此人，报界人人自危，首都民心尽失，连外国人都会指责大帅钳制舆论。某等乞留少泉一命，非为少泉惜，实为大帅全誉耳！”虽是情急之中，却说得字字妥帖，入情入理。张宗昌听了，摸牌的手停住了。杨度赶紧再敲敲边鼓，大帅终于发话了：“‘立即执行’改成‘犹预执行’吧！”就是不要立即杀掉的意思。358

但林白水的命到底没有保住，张大帅的手令刚到，宪兵司令王琦便报告：半小时前枪决已执行。林白水被枪决的地方，正是100天前邵飘萍的死难之地——北京天桥。

林白水被枪决的消息第二天被登在《世界日报》上，这个消息又差点让另一个著名报人命丧黄泉。7日晚上，《世界日报》报社突然人声鼎沸，报人成舍我看完报纸大样，刚刚上床，几个宪兵蜂拥而入，说：“宪兵司令部王司令（即王琦）请你谈话。”成舍我随即被带上卡车就走。路透社为了抢新闻，发出电讯：“成氏已被处决。”好在这天张宗昌在娶不知多少房的姨太太，春宵苦短，手下不敢打搅，没向他报告，也不敢擅自定夺，这就为营救赢得了时间，使这条新闻成了皆大欢喜的假新闻。薛大可得到成舍我被捕的消息，又去救人。好在这回成舍我另有贵人帮忙说项，众人齐心合力，才被有惊无险地被送了回来。359军阀治下的报人命运就是这样的波诡云谲。

民国年间的文人笔记里说薛大可“大哥之称，始于甲子岁至乙丑、丙寅间，朋侪往往舍其名，呼之曰大哥，以其姓薛，薛大哥之名乃传，俨然今之平贵也”。大哥的称号能广为流传，当与薛大可爱才心切，热心救人有关。

我读书不博，薛大可后来的行迹无从查考，只知道他在1948年还在上海报纸上写“苍松阁笔记”专栏，多回忆民初往事，颇有“白头宫女说玄宗”的味道。

1949年，政权鼎革，薛大可去了台湾。自此人走茶凉，薛大哥之名不传。

民国版“野蛮女友”

1913年2月，春寒料峭。《长沙日报》的广告署来了一位客人，自称郑师道，说要登一份结婚告白，遍告亲友，他要和女友唐群英喜结连理。广告署的人一听是唐群英，心里犯了嘀咕，这事得谨慎，遂说登结婚告白需男女双方同来，确认无疑方可刊登，现在就你一个人，不好办。郑师道诳道：女朋友是来了的，到你们编辑室去了。广告署的人不再怀疑，郑师道和唐群英的结婚广告隔日就上了报纸，字比平常的告白还大了一号。

这桩婚事的女主角唐群英，是辛亥年间了不得的“女伟人”。唐群英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华兴会，后又转入同盟会，成为第一个女会员。她比何香凝大3岁，比秋瑾大6岁，是同盟会里名副其实的大姐大，人称“唐大姐”。武昌城头一声炮响，唐群英由日本归国，在上海组织女子后援会，在湖北组织女子北伐队，准备开往战地服务。不过，南北议和，战没打起来，队伍也就散了。都说前清的翰林多，民国的伟人多，民国一成立，唐群英名列革命“女伟人”行列，连孙中山都夸她是“巾帼英雄”。这位“女伟人”一贯倡导女权，脾气火爆，为争取女权，曾砸过临时参议院玻璃窗。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因“男女平等”等条款未写进党纲里，到会的女会员强烈抗议，唐群英更是气愤万分，在众目睽睽之下，煽了宋教仁一个耳光，打得小宋手足无措。林森上来劝架，嘴还没张开，也挨了一下（一说，林森缩得快，没打着）。就这两记耳光，成就了中国女权运动史上激动人心的光辉时刻，90多年后还感动了一位美国大学女教授，特地千里迢迢飞赴中国，到湖南唐群英的老家走访考证，当然这是后话了。

孙中山给唐群英的回信

再说那郑师道刊登结婚告白，唐群英居然压根不知情，听说自己在报上“被结婚”了，气愤可想而知，要知道，她当时可是一寡妇，十多年前丈夫就去世了，郑师道的一纸告白，可不污了她的一世清白。于是她便带上几位女志士，冲进《长沙日报》兴师问罪，结果话没说上几句，文斗变武斗，一帮女杰噼里啪啦，仿佛拖拉机冲进垃圾堆，编辑室里的书报文稿被撕的稀烂，如雪片般。经众人劝解，说广告是营业性质，不归编辑部经手，应该由郑师道那个神经病负责，报社也做出让步，明天就登报更正，现在就写，请唐群英亲自审阅。唐群英一通发作，这才罢休，把更正启事亲笔改过，才气咻咻地打道回府。谁知道唐群英回去之后，几个对《长沙日报》恨得牙都痒痒的对头又跑到唐群英处摇唇鼓舌，说该报用公款办党报，咱民国不该有“用纳税人的钱给纳税人洗脑，给政府脸上贴金”的事，应该取消。唐群英一听是这个理，让报社更正了事也太便宜这帮孙子了，这个报社压根就不该存在。于是当晚统率男女三十余人再次杀回报馆，先取下报馆的两块招牌，再冲进排字房，尽情打砸，把个报社砸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连第二天的报纸都印不出来。

这下，报社是可忍孰不可忍，只有跟“女伟人”斗到底了。先走司法途径，告她。谁知道“女伟人”拿法庭传票当废纸，根本不出庭，且放出话来：“《长沙日报》系都督府机关报，只须向都督理论，不愿与该报在法庭诉讼。”她要带姊妹们向都督请愿，取消该报。还放出狠话，如果报纸继续出版，将再次上门砸毁，直到报纸被取消为止。报社一听传言，还真有点怕怕，请来警察多人，在馆守卫数日，太平无事才撤了岗。然而社会上依然谣言风传，让报馆不敢掉以轻心。报馆诸人觉得一场恶战迟早是要来的，备好短棍、绳索，单等唐群英的人马杀上门来决一死战。

其实，唐群英此时也有点骑虎难下，毕竟砸报馆的行为出格了，出事之后，她曾请报界和政界朋友多人吃酒，请他们居间调处，最后议定五项条款，双方认可即可和解，要紧之处就是唐群英送招牌给《长沙日报》并书面道歉，《长沙日报》登报声明取消结婚告白，以全唐的名誉。至于损失，据实赔偿，如数目不大，由调解人担负。这个方案本来也很公平，可到底是报社先为唐挽回名誉还是唐先赔偿报社损失，在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上又僵住了。

此时的社会舆论沸沸扬扬，大抵分成两派，一派挺唐，一派挺报，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个始作俑者郑师道此时也没有闲着，他确实是唐群英的忠实追求者。出事之后，唐群英到处散发传单，说他是无赖神经病，屡次上门骚扰。尽管如此，郑师道痴心不改，到处写信为女友辩护，说她是喝醉酒才干出了糊涂事，并历数她的革命伟绩，怀抱宗旨如何宏大，让人看了觉得这人真是脑子进水了。然而，这个脑子进水的家伙还真能拿出他要与唐结婚的证据来，他保存了一沓子唐写给他的情书和诗词，里面的文字看得人脸红耳热。原来二人在北京时确有海誓山盟。那时候，唐群英在北京办报，鼓吹女权，郑师道为她掌笔政，同在一室办公，于是发生了办公室爱情，并且同居了，情不能已，并留下了那些火辣辣的文字和诗篇。这次二人一前一后回湖南，本来就是为婚礼而来，谁知道半路上唐群英变卦。有说是两人吵架了；又有说是唐群英的母亲和哥哥不同意，以死相逼；还有阴谋论说，说唐群英是女强人，只会利用臭男人为自己上位造势，根本不愿意为婚姻束缚。反正说法很多，结果都一样，这个郑师道也许是想生米煮成熟饭，来个既成事实，就跑到报社登了个广告，兴许，他的唐姐姐能够回来。

郑师道把那些信件诗词一公布，唐群英的日子没法过了。到底是个性激烈的革命女伟人，在女界全体大会上，她又放出狠话，声称要三枪解决此事，一枪给郑师道，一枪给《长沙日报》主编，还有一枪是给自己的。看到这里，张艺谋导演应该激动一下，这不是“三枪拍案惊奇”么？

这三枪到底没打响，双方把官司打到了都督谭延闿那里。一边是革命“女伟人”，得罪不起；一边是政府机关报，不能不主持公道。双方纠结不下，还是一个说“你先赔钱”，一个说“你先还我名誉”，都是车轱辘话。谭大帅作好作歹，最后从公署税款里拨了两千元给报社，赔款了事，反正钱也不是自己的。

报馆的事情了结了，但唐群英还有一个眼中钉肉中刺——郑师道，不把他赶出湖南就是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地雷。这一次，唐群英真的用枪了，她嗾令一位闺蜜持枪到郑师道住的旅馆，迫令其立即出省，否则子弹不认人。郑师道一介书生，被人以枪相逼，只得乖乖走人。几个月后，这个冒失鬼在浙江因出言不逊，被都督朱瑞杀害。至此，唐群英完胜——死人不会泄露秘密。

回顾唐群英的历次动粗施暴，砸参议员，掌掴宋教仁，砸毁报馆，每次都是无果而终，还正配得上网络上的一句名言：“剽悍的人生无须解释”。

最后，说段正史，向唐群英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致敬。袁世凯当大总统的时候，唐群英在报上发表反袁言论，为当轴不容，不得不从北京重返湖南，开始办报纸，兴教育。几年前，孙中山在给她的一封回信里说：“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得胜也。”360她反思自己往日的激烈手段，觉悟到总理的教导是正解，妇女解放必须下点“润物细无声”的功夫。这也使她最终修成正果，最后于1937年病故于故乡。

唐群英及其领导的女子参政运动被赞誉为“五千年来女权之曙光”“中国妇女运动的第一声”。1979年12月，在中国妇运工作史第一次编纂工作会议上，邓颖超特别提到她，说她“很知名”，希望后人永远记住她。1991年10月，康克清为纪念她诞辰120周年，慨然题词：“唐群英，一代女魂。”

“始信英雄亦有雌”，这是秋瑾的一句诗，秋瑾做到了，唐群英也做到了。

总统门生沈佩贞

二十多名女将，在女杰沈佩贞的率领下，捋袖子伸胳膊，气势汹汹地冲进了京城的南横街，几个行人一看这阵仗，慌忙躲进路边的屋檐下，缩着脖子看一群母狮席卷而过。最奇特的是女将们的身边还跟着一队警察，雄纠纠气昂昂地为她们保驾护航。这支队伍冲进汪公馆，把大门擂得山响，门开了，女将们洪水般涌入厅堂，掀桌子摔板凳，一通乱砸，然后厉声喝问：“汪彭年死哪里去了？把汪彭年交出来！”

“彭年不在家，出门办事去了。”女眷小心翼翼地回答。“不把人交出来，我们就不走，哼！”女将们没揪到主角，坐地索人，詈骂不止，大段的污言秽语喷薄而出。一通恶骂，没骂出汪彭年，却跳出另一个人，汪家房客、众议员郭同。他出来和女将头领沈佩贞理论，话没说几句，就被沈佩贞扭住领口，一通拳脚，沈手下女将们不甘落后，一齐动手，乱战中郭同的裤带都被抽去了。女将们七手八脚，抬起郭同，喊一声“滚去”，扔到了门口泥地里。只见郭同翻身而起，一手提裤，一手指着众女将丑骂，众女将亦以丑骂相对。

这就是发生在1915年的沈佩贞攻打《神州报》社事件，和唐群英打砸《长沙日报》堪称姊妹篇。二位女杰的都有着光荣的革命家史，为女权、为名誉都不惜大打出手。但二人对当权者的态度大不相同，这决定了一个是流氓，而另一个却是政治家。

如以1912年为界，沈佩贞的人生前半截光彩照人。她是杭州人，早年留学日本，倾心革命排满。在天津筹划起义的时候曾被直隶总督陈夔龙逮捕过，但陈不想激化矛盾，把她放了。她要是牺牲了，如今必铜像巍峨，革命史上可与秋瑾并立。武昌起义爆发后，她革命斗志不减，先后组织杭州女子敢死队、女子尚武会，准备参加北伐。迨南北和谈成功，这支娘子军奉命解散。沈佩贞转而投身女子参政运动，她曾在“万国女子参政同盟会”上发表演说，宣称如不能达到参政之目的，就要以极端手段对待男子，何为极端手段，就是“未结婚者，停止十年不与男子结婚；已结婚者，亦十年不与男子交言”。她以激烈的姿态要求男女平等，成为中国女权运动史上的先锋人物。唐群英大闹参议院，掌掴宋教仁，她都有份，虽说野蛮行径不宜褒扬，但因出于公心，只能以瑕不掩瑜宽容之。

女子参政同盟会被袁世凯强令解散之后，她和唐群英也就分道扬镳了，唐回她的湖南老家办女学、女报去了，扎扎实实地做启蒙工作，虽说和郑师道之间闹了一出“被结婚”事件，但不失政治家风范。沈佩贞走的却是另一条路，与当朝权贵打得火热，一个红粉金刚变成了粉红泡沫，虽说风风光光，五彩斑斓，但一戳就破。

沈佩贞攀上的最大权贵当然要数袁世凯了，她随身携带最拉风的物件就是她的名片，上印“大总统门生沈佩贞”，说自己是老袁的学生。道理也不算错，因为她在老袁办的女子学堂上过学。不过，照她的逻辑，在新华宫打扫卫生的也可以印一个名片“大总统同事”，比“门生”听上去更气派。更奇怪的是名片上还有一行小字“原籍黄陂，寄籍香山，现籍项城”，反正总统是谁，她就是谁的老乡。沈佩贞的名片老袁也接到过，没说话，没说话就算是默认了，谁拒绝一个会来事的美女呢。老袁对她不薄，一度委任她去绥远担任将军府高级参议，沈佩贞也曾经与人发起成立“女界看护协会”、“中央女子工艺厂”等等，这些都是可圈可点的公益事业，后来的很多讽刺沈佩贞的文章都将这些事迹隐去不提，沈完全成了一个色彩纯粹的丑角。

袁世凯以下，北洋大佬江朝宗、段芝贵都与沈佩贞的关系暧昧不明。江是她的干爹，段是她的干叔，干爹干女儿的名声从来就没有好过，民国时也一样。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里有两节专说沈佩贞，说的很难堪。考虑到刘是国民党的人，对分道扬镳的沈佩贞没好感是自然的，在他的“春秋笔法”之下，和沈佩贞打成一片的就是一个骄奢淫逸的权贵小团体，每天干的就是会客张筵、追腥逐臭的龌龊事，甚至还说她为江、段等人充当皮条客，介绍“女志士”，至于这些伤风败俗的腐败活动怎么被他悉数掌握就不得而知了。

跟着袁世凯走的沈佩贞成为国民党的攻击目标是必然的，更何况她本人一向行事高调，作风硬朗，沾上权力之后更为泼辣。她有个闺蜜叫刘四奶奶，由于跟她抢风头两个人闹翻。结果京城警厅以抓赌为名，冲进刘府，抓到交通总长、参谋次长、财政次长各一名，关了一小时才放。自此以后，京城里无人不知沈大门生的威风。

实际上，在袁世凯的权力体系里，沈佩贞只是一枚边缘的棋子，负责为袁氏称帝制造舆论，组织女子请愿团之类。一旦真的惹事上身，在丢车保帅的策略下，她就是一枚弃子。

把沈佩贞拉下马的就是《神州日报》。《神州日报》指名道姓报道沈佩贞与步军统领江朝宗在北京城里的醒春居酒楼“划拳喝酒嗅脚”。这“嗅女人小脚”本来是中国旧式文人之异常嗜好，像怪人辜鸿铭就特别迷恋这一口。《神州日报》以这样的八卦秘闻揭沈佩贞的短，其政治意图还是在攻击袁派。

《神州日报》馆主汪彭年是名报人汪康年的弟弟，两兄弟都是在舆论界呼风唤雨的人物。这兄弟报人一向对袁世凯看得透彻，也反对得彻底。袁世凯紧锣密鼓推进帝制的时候，汪彭年正在北京参选议员，他不愿手中的报纸成为御用报，正在运作全盘卖给袁政府。撤退之前摸一把老虎屁股，让素来看不惯的袁派人马丢丢脸。

沈佩贞在报上看到自己的丑闻，果然一跳三尺高，立即要求汪彭年摆酒请罪，并登报声明，但汪根本不予理睬，依旧照登，接连三天。依沈佩贞的个性，“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武力解决是必然的。于是亲率女将二十余名，江朝宗也派九门提督卫士，由少将黄祯祥领队，一同前往汪公馆兴师问罪。

正当议员郭同与众女将吵成一团，相互丑骂的时候，刘成禺晚上应酬归来，路过汪公馆，见门口军警林立，围观者众，知汪家必定有事。经过刘一番劝解，双方休战，刘用马车轮流将众女将送回家。第二天，江朝宗放言，汪彭年须请酒登报赔礼，此事方了，否则还要上门。

主角汪彭年跑哪里去了呢？原来在女将们叫门的时候，早已溜之大吉。他跑了，此事的主角就不再是他了，而是那位为他出头的郭议员。郭议员用现在的话说是“躺着中枪”，他意气难平，一纸诉状告到法院，事主汪彭年和劝架的刘成禺都成了证人。法院开庭审理，京城报纸记者悉数到庭。北京《顺天时报》刊有《打＜神州报＞案观审记》，记录了重口味的庭审场面：

沈佩贞率男女打《神州报》，汪彭年逃，郭同起诉地方法院，传集一干人证，开刑庭大审。京师各部次长以下官，及社会闻人数千人，均坐骑楼。尹朝桢莅庭审判，先传郭同，次传沈佩贞等，次传证人汪，次传证人刘。尹示刘曰：“先宣誓，据实作证。”刘曰：“据实直述，当日男女相骂，状态奇丑，不堪入耳，照话直说，犯法不犯法？”骑楼上人大嚷曰：“不犯法，不犯法。”尹乃令宣誓，刘即据事直陈；尹以所述过于丑恶，似不欲闻。刘曰：“庭长不愿听，不必再说下去，再说犯法。”骑楼上人又大嚷曰：“说下去，不犯法。”361

不相干的人当然乐听骂人丑话，图个乐子嘛。

法庭如何判决，还得由袁世凯发话，京城里谁不晓沈是“总统门生”啊。可不巧的是，上海的《时报》上又爆朱三小姐的丑闻。这朱三小姐是袁世凯的心腹朱启钤的女公子，石榴裙下追求者众，伊想出了汽车择婿的妙计，开着小汽车在街头狂奔，能追上者即嫁之。一众青年爱慕者徒步如飞，在街头开起田径赛，奖品美女一枚，自然使出吃奶力气。后一毛姓青年胜出，伊果然嫁给毛。好作竹枝词的濮一乘在《时报》上写道：“欲把东亚变西欧，到处闻人说自由。一辆汽车灯市口，朱三小姐出风头。”两桩不相关的事撞到一起，把老袁的牙都撞疼了，“谓都下女风，坏到如此，乃属肃政史夏寿康上整顿闺阃风纪折，训朱启钤严束闺女，并严办沈佩贞”。极峰发话，本来很强硬的步军统领江朝宗再不敢露面，更不敢运动关系去保沈佩贞。结果，郭同胜诉，沈佩贞罚禁押半年。沈大哭说：“他人叫我打《神州报》，我却受罪。”362

触霉头的沈佩贞的自此灰头土脸。袁世凯死后，她也曾南下广州参加护法运动，试图“复出”，报上也不时登出她的新闻，一时间沈仿佛又成了一位政界要人。为了解决生活费用，她与一位国会议员同居，最后两人又打起风流官司，大报小报又是一片闹腾，最后因纠缠那位议员而被警署驱逐出广州。不得已，又溜回北京，从此以后，这个不甘寂寞的女豪杰彻底销声匿迹，不知所踪。后人说起她，嘴角都难免挂着一丝坏笑。名噪一时的“大总统门生”，晚景也够凄凉了，她当年的战斗佳话，似乎都是用来反衬她后事不堪的。

偷看报纸引发的学潮

那些血管快要爆裂的青年学生，像愤怒的潮水般冲进保定军校校本部。他们挥舞着拳头，大声怒吼，以最解恨的语言詈骂校长。光动嘴是不够的，整洁的军校里找不到砖头石块，他们就把砌台阶的砖翻出来，砸烂窗户，冲进校长办公室，捣毁办公家具，把校长威风的相片从墙上扯下来，撕得粉碎扔进厕所。驻保定的第八师很快就开了过来，将学校团团围住，刺刀闪闪，如临大敌。

这就是发生在1915年年底的保定军校学生风潮。而事件的导火索居然是学生偷看报纸。

1915年，袁世凯的权力已达到顶峰，但他还想要更进一步，做皇帝。为铺平帝制道路，在关键岗位上袁世凯都会安插自己人。练兵起家的袁世凯自然明了保定军校的分量。5月，日本人提出的“二十一条”最后通牒被报纸披露，风潮不断的保定军校的千余名学生闻知此事后，激愤异常，全校罢课，以示抗议。有学生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誓言反抗到底。但真正的爱国之举一般得不到褒扬，因为当局脸上挂不住。果然，罢课之后，同情学生的校长曲同丰被调入北京另有任用。曲同丰虽然深得袁世凯和段祺瑞信任，但一般认为他是段祺瑞的人，而老段本人对袁氏称帝很不感冒，袁氏称帝，他得称臣，他这只北洋之虎再也没有上升空间了。段祺瑞的心思，袁世凯很清楚，趁此良机让自己的亲信王汝贤出任保定军校校长，显然是一步好棋。

王汝贤，北京密云人，北洋武备学堂学生，后留学日本，但胸中并无多少墨水。因为深得袁世凯信任，在军队中倒也频频升迁，混得如鱼得水。但他从未涉足教育，以管理手下士兵的粗暴方式去管理学生，不出事端几乎是不可能的。上任伊始，第一次集合学生训话，他就满不在乎地称袁世凯为“袁大皇帝”，急得随从在后面拽他的衣角提醒他，才改口称“大总统”。虽然袁世凯称帝之心已经昭然若揭，但一般场合大家都还心照不宣，不那么直白。所以，王汝贤一开口就让学生反感。王汝贤上任后即规定今后对犯纪学生，以手板、军棍代替禁闭。当时在保定军校读书的张治中在日记中惊呼：“噫！体罚亦居然复古矣！”363

被学生骂为“粗人”的王汝贤还有一个更荒谬绝伦的规定，不许学生看报纸。给学生提供报纸，了解世界大势，开拓眼界，本是军校教育的一部分。即使是在晚清，武备学堂也鼓励学生读报。清廷禁止读报只发生在武昌起义之后，天下鱼烂，一些地方政府害怕革命党的报纸宣传，才禁止民间私下看报。保定府就下达过此项命令，在保定担任新军管带的冯玉祥回忆说：“那时保定府不许民间私下看报，凡是私下看报的，就都以革命党论。”364王汝贤禁止学生读报也算是其来有自，非始作俑者一般来说，打压控制舆论的手段都是针对报馆，而非针对民众。禁止民众读报在所有的报禁中是最愚蠢、最为人嫉恨，也是最没有效果的，因为它直接与人们的注意力为敌，将本无立场的民众推向反对阵营。但王汝贤这个粗鲁的军头不在乎这些，他只在乎袁世凯，禁止读报符合袁世凯的称帝逻辑。

那时候，全北京的报纸，已经不能发出独立的声音了，它们要么是袁氏御用的机关报，大吹法螺，歌功颂德，要么就是噤若寒蝉。只有一家由日本外务部主办的《顺天时报》不接受袁政府的管制，公开地反对帝制，袁世凯无法禁阻这份报纸，但又不宜让学生读到。善于领会上峰精神的王汝贤就出台了这个“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肯放过一个”的规定：不准学生看报。棍扫一大片，实际上真正的目标是《顺天时报》，那些袁氏机关报可谓躺着也中枪，碰到个粗人真是无法想象。

但不管王校长怎么严防死堵，《顺天时报》还是能偷偷地流入校园，学生们在私底下传阅偷看。学生们最喜欢看这份反对称帝的报纸，那上面的言论代表了他们的心声。

有一天，一个叫方其道的学生正在偷看《顺天时报》，被学校的一个官长看见，立即报告了王校长。王汝贤一方面痛切地感到平时禁止之无效，一方面为示威起见，派士兵把方其道抓到校本部，急令集合全校学生训话，惩治方其道，杀鸡儆猴。

这件事张治中的同学杨樵谷记之甚详：

一群护兵马弁，刺刀出鞘，分排两行，站在校本部前。校长命令把禁闭室里的一个叫方其道的学生提出来，然后叫方其道跪下。方说：“民主国家学生无下跪的道理！”王又令士兵拖他跪下，但士兵一松手，方又立起，斥校长违法。于是王又叫人把他按倒，接着斥责他：“不叫你看报，你偏要看报。排长警告你，你不服从命令，硬要看报，是不是违法？”方说：“世界各国，没听说禁止学生看报的。校长没来时，学校里有阅报室，学生不独随时可以看报，还可自由订报看。校长禁止学生看报，是什么理由？我们不像王校长，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不能看报。我们是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看报？”

方话未了，王校长就接着说：“你这个狡猾学生，是革命党，你不招供，先打你二百屁股板子，快打！”随即几个马弁把方其道按倒在地……365

张治中所忆与杨樵谷稍有出入，他记得是“痛打四十军棍”，而不是二百板子。不管打了多少下，反正是打了，偷看报纸的方其道被打得血肉模糊，动弹不得。本来就积累了一腔怒火的学生一下子迸发了，军官学校成了暴动的大本营。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说：“现在回想这一次的暴动，可以说是一幕趣剧。因为我们这位大校长，实在可以成为笑话的主人公。他是非常低能的，不会说话，也不会办事，只因与袁世凯有私人关系，才被派来做校长，我们一般同学平时就很轻视他。他是利用这四十军棍来示威，同学们又何尝不想借这四十军棍来泄愤！”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