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民国年间报界零碎.2

这位王汝贤，见局面到了实在无法收拾的地步，一不做二不休，打电话调来他弟弟担任师长的驻保定的第八师，把学校包得跟铁桶似的，并把学生骗上讲堂，收缴了全部枪支。

这以后，方其道被开除，全校停课、停操。校长由教育长杨祖德兼理。学生在岗哨的监视下，连大小便也有士兵尾随。看守学生的大兵也多是一些粗糙人，不可能那么尽职尽责，学生们于是在监视松动一些后，利用接见宾客、送客到门口的机会，换上便衣，插在宾客中混出学校，到南方去参加讨袁护国军。大兵包围学校五六十天中，全校两千多学生溜走了几百人。

直到袁世凯暴病而死，洪宪迷梦破灭，保定军校才奉命复课。

领袖文胆是苦胆

陈布雷对记者生活产生兴趣是在1910年春，他从宁波赴杭州读书，途经上海。他的堂哥陈屺怀在上海办《天铎报》，他在报馆“寄寓数日，闻见渐恢廓，对记者生活，颇歆羡之”367。他曾就铁路国有问题致书杨度，并求教于任职《天铎报》的洪佛矢先生。洪老师看完之后，觉得写得不错，刊入《天铎报》并复函称许，鼓励他多投稿。受到鼓励的陈布雷坚定了当报人的决心。

陈布雷

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初出茅庐的陈布雷正担任《天铎报》撰述。在编辑方针上，《天铎报》倾向革命者，但当时的很多报纸都称革命军为逆军，主持报馆的李怀霜十分谨慎，不愿附和，但又不敢称义军，于是模糊称之为“革军”。《天铎报》由陈布雷担任主笔，他曾连写十篇《谭鄂》，鼓吹革命，以至报纸销量大增，发行量达到四千份，有超越《神州日报》、《民立报》之势，陈布雷也因此名声鹊起。

那是一段在记忆里闪闪发光的青春时光。在陈布雷周围，都是一时英杰。第一次走访《民立报》编辑部，宋教仁听说他毕业于浙江高等学校之后，问他何以来报界做事。他回答说为求学问长见闻而来，自信较入大学为有益。宋教仁听后为之一乐，指着隔座的吕天民说：“君闻之否，此君乃以报馆为学校。不亦海上奇闻乎？”368自此，二人过从甚密。

在《天铎报》馆，陈布雷有数次从政的机会，但都被他婉拒了。他的堂哥陈屺怀领导了宁波光复，曾想留下这个从弟佐军府文书，但陈布雷没有动心，“以纷纷投效者甚多，心不喜若辈，遂谢绝之”。十月，曾在《天铎报》担任撰述的戴季陶特地上门，力邀陈布雷到东北佐蓝天蔚戎幕，陈布雷以父命不许，且不愿离开《天铎报》而另谋他就，坚谢其意，戴季陶很生气，斥他胸无大志。

1912年元月5日，外交总长王宠惠带着英文撰写的《告友邦人士书》来到上海准备对外发表。此事被《天铎报》总经理陈芷兰所知，邀请他来报馆，说报馆有位姓陈的评论员可以帮助他翻译。王宠惠起初不敢相信，这个只有四五个人的报馆能有这样的译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让陈布雷翻译一段，一看，很满意，于是让陈布雷翻译全文，由他自己亲自校对。作为回报，这篇重要文告自然由《天铎报》率先发表。第二天《民立报》的徐血儿拿着报纸对于右任先生说：“此文乃为《天铎报》抢去先登，可惜可惜！”

真正可惜的是办公室政治。锋芒初露的陈布雷为功名心切的李怀霜所不容，终以各种借口将陈布雷排挤出报馆。但“真金子”总会被人稀罕，几家报馆相继聘他，他选择了老牌报纸《申报》，担任西报翻译。后又担任中学教师，从事教育事业，但始终没有脱离报界。

1921年，他与另一位报界名笔张季鸾定识相交，富有戏剧性的是，两人的交往是从笔战开始的。那时，陈布雷任职《商报》，张季鸾主持《中华新报》。双方互相辩难的话题我在《陈布雷回忆录》和《季鸾文存》均没有找到。两人往返辩论七八次，陈布雷在《纪念张季鸾先生》一文中说：“吾辈之论据，实未必强于先生所持者。”这是事后的谦逊说法，当时主动言和的是张季鸾，他在报纸登一短评：“余在报界十年，感寂寞与痛苦久矣。最近《商报》与本报之辩论，其主张且不论，然其攻击之猛，笔锋之锐，令为读之先自感一种愉快，甚喜我报界之有进步也。国事待讨论者正多，如吾两报，不宜为一个问题，辩难不已，宜自此结束论争，不必定孰为得失。”369正是文字交锋，让两支名笔有了惺惺相惜之意。

张季鸾先生

1922年张季鸾穷困潦倒，为了生计不得不到北方进入孙禹行将军戎幕，这是他人生中第二次从政。陈布雷听说后驰书敦劝：“今日政治之事，得先生一人不加多，然舆论界万不可无先生，援招隐之义，敢以重回故业为请。”张季鸾回书说：“且请拭目俟之，中国必须有终身之新闻记者，舍我辈其谁。”370相互期许要做终身报人。未几，他和胡政之共同主办的《国闻周报》出版，张季鸾重归报人队伍。

再过四年，他和胡政之、吴鼎昌接盘《大公报》，以新姿态与读者见面，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之“四不”主义。论者认为，这是中国职业报人独立意识的觉醒，是中国报纸摆脱政党报刊，跳出纯粹商业目的，进入更高的独立报纸阶段，是中国报业现代化过程中重要的里程碑。

令人扼腕的是，在新记《大公报》面世的1926年，陈布雷开始游移于报纸和政治之间，而最终滑向了政治，从此不再回头。这一年，北伐中的蒋介石赠陈布雷一张签名照片。第二年正月，经革命元老张静江引荐，陈布雷在南昌谒见蒋介石。二月，陈布雷加入国民党，入党介绍人是蒋介石和陈果夫。从此，陈布雷将自己的后半生托付于蒋，成为“领袖文胆”、“天子智囊”，终究没有跳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书生从政之路。

1941年5月，在坚持抗战的困境中，《大公报》喜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最佳新闻服务奖”的殊荣，这是中国报纸唯一一次获得该奖。4个月之后，《大公报》的灵魂人物张季鸾因病辞世，享年54岁。他实现了终身为新闻记者的夙愿，赢得了“文坛巨擘，报界宗师”的荣誉，于人生选择而言，他没有遗憾。

中途从政的陈布雷却常常活在苦闷之中，为人代笔终究不是一件愉快的工作。他经常在家人前慨叹：“为根本不懂文字的人写文章，真是世上最大苦事。”在为蒋介石代写《西安半月记》的时候，他曾为满纸谎言而大动肝火，甚至在墨盒中戳断笔杆。1946年他在写给侄儿的一封信中感叹：“我自从脱离报界以来，就不能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表达我所欲言。我事实上不过是一个记录生。最多也只是书记生罢了。”他常常对身边的说：一待国家太平无事，即当摆脱政务，重回新闻记者之岗位，专以文章报国。然而，这些话似乎都是牢骚，就像他对王芸生说的：“我如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了。”他是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人物，新型文人与传统士大夫两种心态让他内心撕裂，他无法在两者之间做决断。

表面光鲜的领袖文胆实际上是一枚苦胆。想回头重操报业的陈布雷一定会想起他的朋友张季鸾，想起相互勉励做终身报人的约定。在政治诱惑面前他远没有张季鸾那么清醒，这是二人分道扬镳的深刻原因。张季鸾唯一一次参加政党活动是在1906年秋天，陕西的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同盟会陕西分会”，经好友井勿幕等人介绍，张季鸾谒见了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这时，他才二十岁。当他决定以报人为终身职业时，就不再参加政党活动。1908年，张季鸾短暂回国，井勿幕再次要求他加入同盟会，但被他婉拒，他说：“我是一个文弱书生，立志要当好一个新闻记者，以文章报国。我以为，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这样，说话可以不受约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371这是大公报后来能提出“不党”宗旨的原因。有时候我想，如果蒋介石看中的不是陈布雷而是张季鸾，会发生怎样精彩的思想碰撞呢？但是，历史没有假设。

1948年11月13日，目睹自己辅佐二十年的蒋介石在内战中兵败如山倒，陈布雷在“狂郁忧思，不能自制”（遗书句）中黯然自尽，终年59岁。在遗书中，这位廉介高洁的人用“百无一用是书生”，评定自己饱饮时代与人生苦汁的一生。他知道他的遗书会被公开，没有提及他与蒋的思想冲突，那种苦闷只能对身边信任的几个人说说：“余今日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灵魂，日渐成他人之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372他说给同乡好友的这句话揭示了他真正的死因，在内心深处，他从来就不想做一个顺从得令人发指的帮闲文人。

跋　在网络世界穿越历史

哈耶克说：“观念本身是有力量的。”凯恩斯说：“观念可以改变历史的轨迹。”两位大哲的格言被频繁引用，它们都是知识分子励志的心灵鸡汤，因而得到格外垂青。不用怀疑两句格言的正确性，因为它们都产生于媒体时代，这个隐含的前提不言自明。如果没有媒体，没有便利快捷的传播，观念真的不过是三两个荒郊野老的促膝交谈，十几米开外就无人知晓。

所以，我也炮制一句正确的格言：观念的价值在于传播。

实际上，这就是一本有关媒体传播的书，是对报纸进入中国最初一百年的历史进程的考察。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写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传播一些媒介观念和常识，穿插在书中的一些故事和细节，不过是一层便于入口的糖衣。我不想把这本书写得像教堂一样单板，像政治报告一样无趣，所以，我在写作过程中总是费尽心力地“穿越”到一个个历史现场，回到那些搅动历史风云的传教士、官员、维新派、革命派、报馆主笔、记者、报贩、讲报人乃至骗子的身边，寻觅那些折射时代变迁的蛛丝马迹，我就像电影《武侠》里金城武扮演的捕头一样尽可能去拼接、还原历史现场。

原生态的历史生动活泼，趣味盎然，然而要真的进入一两百年前的历史现场，去把握当时人的思想、性格、环境、行为，去一一辨明弥漫其间的光明与幽暗、坦诚和矫饰、温情和酷烈又何其难哉！我只是一个新闻史的票友，不在高校，也不在研究机构。当我想要写一本书来安慰自己，当我选定新闻史作为方向的时候，横亘在我面前最大的难题就是第一手资料的匮乏，第一手资料是巧妇手中的米，是我穿越历史的飞去来器。

于是，我进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的阶段。我到安徽省图书馆办理了借书证，然后兴致勃勃地去查阅老报纸，让我失望的是，馆里收藏的老报纸缩微胶卷最早的是1936年的《大公报》。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的书十分难找，典藏书籍也不能外借，办理借书证的收获就是复印了两本《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我用脚后跟想想都知道，此路不通，得另找出口。

是网络将我送上穿越历史的高速公路，而且没有收费站。强大的互联网几乎一下子解决了我的资料问题，浩瀚如海洋般的共享资料就是我的图书馆。我曾经在一天的时间下载了上百本PDF资料，这些书如果去买、去借、去淘，得花费多少金钱和精力，那些民国版竖排本、手稿影印本要想一见真身几乎是不可想象。那天晚上，不善饮的我忍不住小酌几杯，差点把自己搞醉。

由此推想，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多少有志问学的青年要么憋死在资料占有上，要么奔走在查阅资料的路上。

通过对第一手资料的阅读、爬梳，有关报人报界、家国命运的历史画面开始浮现在我眼前。报纸是历史前进的助推器，是改良和革命的催化剂，中外皆然。借助散发着墨香的报纸，老大中国的近代转型开始了加速度，从器物、思想到制度，中国走过了一条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与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崎岖之路，而报纸报人是其中举足轻重的鼓吹者和组织者。当历史的片段像电影一样逐渐在我的脑海中变得脉络清晰、细节丰满时，动笔的时刻也就到来了。

2010年的10月10日，辛亥革命99周年，是这本书正式动笔的日子，之所以选在这天，因为这本书的核心部分是围绕报刊和革命展开的。主体部分的写作不过一年，中间还因拍纪录片走完东三省和大西北，费时一个多月。但我要说的是阅读资料和练笔在2008年就开始了，一些篇章贴在我的博客里，有兴趣的网友颇多，坚定了我写下去的信念。

没有互联网，一个新闻史票友不可能写出这本书。我必须要向伟大的互联网致敬，向那些上传资料的网友致谢，你们在我眼里都是“最可爱的人”。

没有互联网，这本书面世的时间无疑会推迟。在书稿基本告竣的时候，我认定最理想的出版社就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他们的网页上我找到一个投稿邮箱，发了一封邮件过去。不过几天的时间，这本书的责编赵仕运老师的电话反馈让我兴奋不已，要是在传统的邮递时代，书稿还在路上。当我收到出版合同，距离我投稿不过一个月的时间。我和赵仕运老师除了电话和QQ上的交流，至今尚未谋面，这是典型的互联时代的效率和工作方式。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感谢赵仕运老师，在出书跟生孩子一样艰难的时代，你们以自己的专业精神和眼光让一个不知名作者的作品顺利问世。

感谢为这本书作序的四川才子宋石男。他“左手写小说，右手搞历史”，两手都能抓，两手都很硬，他淹博的学识和炉火纯青的文笔让人倾倒。迄今为止我与他无缘一见，我只在网上看过他的靓照，我们的交流也完全在互联网上。

著名书画家王守志老师，在酷暑中为我一次次题写书名，直到他认为满意为止，王老师严谨的态度让我感动莫名。感谢我的爱人侯晓琳，在我写作期间她承担了几乎全部家务和照顾孩子的任务，在家庭最近一次“谁是最勤劳的人”评选中，女儿汤天沐投给她关键一票，我表示抗议，我认为写作也是劳动，五岁的女儿口齿伶俐、振振有词地反驳我：“写书是坐着的。”

需要特别鸣谢的是我的同事黄大明老师，这位78级大学生将自己的青春岁月奉献给了美丽的雪域西藏，对新闻事业他有着藏獒般的敏锐和忠诚。这本书的整体架构来自他的指导，其中第三章和第五章的写作如果没有他在智慧上的支援，我几乎进行不下去。

最后必须要感谢的是买这本书的读者，希望这本书没有辜负你们花费的金钱和时间。虽然本人下笔谨慎，力求准确，但错误就像年轻时候的青春痘，不管怎样小心翼翼都会不期然地冒出来，期待你们发现它，挤掉它。

汤传福

于合肥玫瑰苑

[1][英]马礼逊夫人编，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2]杨森富编著：《中国基督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5—136页。

[3]杨森富编著：《中国基督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9页。

[4]茅海建：《苦命天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页。

[5]参见蒋廷黼《中国近代史》，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6][英]马礼逊夫人编，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页。

[7]林语堂著，刘小磊译，冯克利校：《中国新闻舆论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7页。

[8][英]马礼逊夫人编，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页。

[9]参见陈玉申《晚清报业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10]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11]程丽红：《清代报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页。

[12]原载《中国丛报》1833年8月，转引自宁树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评述》，《新闻大学》1982年第5期。

[13]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影印本导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28页。

[14]吉德，SamuelKidd（1799—1843），伦敦布道会传教士。《天下新闻》由吉德道光八年（1828）创办于马六甲，第二年停刊。

[15]《与中国订约——一个巨大的迫切要求》，《中国丛报》1836年2月，转引自陈玉申《晚清报业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16][法]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30—532页。

[17]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264页。

[18]李提摩太：《给英驻上海领事白利兰的信》，转引自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

[19][美]霍塞著，越裔译：《出卖上海滩》，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20]黄兴涛：《一个不该被遗忘的文化人——陈季同其人其书》，陈季同著，黄兴涛等译：《中国人的自画像》，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21]《郭嵩焘日记》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22]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咸丰八年（1858）十月二十二日，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7页。

[23]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17页。

[24]王韬著，陈尚凡等校点：《漫游随录》，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8页。

[25]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26]王韬著，陈尚凡等校点：《漫游随录》，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8-59页。

[27]王韬著，陈尚凡等校点：《漫游随录》，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0页。

[28]王韬：《与友人》，《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页。

[29]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2页。

[30][美]柯文著，雷颐、罗检秋译：《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31][美]柯文著，雷颐、罗检秋译：《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32]王韬：《与某当事书》，《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7页。

[33]王韬原名畹，太平天国讳“王”为“黄”，参见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37页。

[34]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27页。

[35]《东华续录》卷7，同治元年三月己酉上谕，转引自忻平《王韬评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4-65页。

[36]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8，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页。

[37]王韬著，陈尚凡等校点：《漫游随录·自序》，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3页。

[38]王韬著，陈尚凡等校点：《漫游随录》，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33—134页。

[39]王韬著，陈尚凡等校点：《漫游随录》，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28页。

[40]钟叔和：《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3页。

[41]《申报》，1872年9月4日，转引自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4页。

[42]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43]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6页。

[44]《万国公报》第67号，转引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版，第页。

[45]孙中山：《在上海青年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5页。

[46][英]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

[47]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第2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40页。

[48]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7页。

[49][英]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页。

[50]《同文书会年报》1891年，转引自陈玉申《晚清报业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51]《广学会五十周年纪念特刊》第85页，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页。

[52]参见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页。

[53]《纽约时报》，1869年3月2日，转引自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54]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4页。

[55]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5页。

[56][英]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1页。

[57]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58]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上海书店出版社年版，第一页。

[59]《万国公报》第23册，转引自房德邻《＜万国公报＞与戊戌变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6期，第34页。

[60]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61]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62][英]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页。

[63]《万国公报》1874年11月14日，第301卷，转引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3页。

[64]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37页。

[65]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66]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145页。

[67]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上海书店出版社年版，第页。

[68]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16页。

[69]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17页。

[70]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版，第页。

[71]齐小新：《口述历史分析——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国传教士》“绪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72]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36页。

[73]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

[74]《纽约时报》，1892年2月4日，转引自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当代中国出版社年版，第页。

[75]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60—261页。

[76]陈义杰点校：《翁同龢日记》第5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481页。

[77]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1—62页。

[78]胡汉民：《戊戌庚子死事诸人纪念会中之演讲》，转引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36页。

[79]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287页。

[80]梁启超：《与穰卿足下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0页。

[81]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8页。

[82][英]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4页。

[83]《广学会年报》1895年，转引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12页。

[8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页。

[85]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0页。

[86]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页。

[87]转引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46页。

[88]转引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46页。

[89]陈义杰点校：《翁同龢日记》第5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868页。

[90]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425页。

[91]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92]郑振铎：《晚清文选》卷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4页。

[93]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5页。

[94]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01页。

[95]郑振铎：《晚清文选》卷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页。

[96]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36页。

[97][英]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页。

[98]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83页。

[99]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971页。

[100]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00页。

[101]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1页。

[102]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150页。

[103]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7页。

[104]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7页。

[105]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0页。

[106]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1页。

[107]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698页。

[108]《张之洞全集》第5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7页。

[109]梁启超：《知耻学会叙》，《时务报》第40册，1897年9月26日。

[110]《张之洞全集》第9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404页。

[11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4页。

[11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8—69页。

[113]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

[114]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95页。

[115]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703页。

[116]《知新报》第44册，转引自陈玉申著《晚清报业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

[117]《知新报》第15册，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初一日，转引自杨家骆编《戊戌变法文献汇编》第4册，台湾鼎文书局1973年版，第552页。

[118]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348页。

[119]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6页。

[120]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698页。

[12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6页。

[122]梁启超：《创办时务报源委》，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7页。

[12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1983年版，第53页。

[124]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983年版，第103页。

[125]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95页。

[126]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22页。

[127]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22页。

[128]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74页。

[129]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73页。

[130]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03页。

[131][英]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3页。

[13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32页。

[133]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1850-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5页。

[134]傅国涌：《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135]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

[136]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1850-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7页。

[137]《张之洞全集》第9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667—7668页。

[138]孔祥吉、村田雄二郎：《从中日两国档案看＜国闻报＞之内幕》（上），《学术研究》2008年第期，第页。

[139]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30页。

[140]转引自孔祥吉、村田雄二郎《从中日两国档案看＜国闻报＞之内幕》（上），《学术研究》2008年第7期，第106页。

[141]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47页。

[142]陈振江、程歗编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页。

[143]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7页。

[144]林语堂著，刘小磊译，冯克利校：《中国新闻舆论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9页。

[145][美]李普曼著，林珊译：《舆论学》，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

[146]梁启超：《书十二月廿四日伪上谕后》，转引自陈玉申《晚清报业史》，山东画报出版社年版，第页。

[147]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转引自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中国新闻史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3页。

[148]《清议报全编》第1集卷2，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48页。

[149]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

[150]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4页。

[151]余英时：《戊戌政变今读》，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年2月，第4页。

[15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1页。

[153]梁启超著，宋志明选注：《新民说》，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2页。

[154]梁启超著，宋志明选注：《新民说》，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8页。

[155]梁启超：《拟讨专制政体檄》，转引自李喜所、元青著《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

[156]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6页。

[157]梁启超：《与勉兄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0页。

[158]梁启超：《与勉兄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8页。

[159]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60页。

[160]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90页。

[161]梁启超：《新大陆游记》，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92页。

[162]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7—328页。

[16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2页。

[164]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理之学说》（附波伦哈克之学说），《新民丛报》第38号，第47-49页。

[165]章行严：《苏报案始末记叙》，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8页。

[166]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182页。

[167]章行严：《苏报案始末记叙》，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9页。

[168]章太炎：《章太炎先生答问》，章炳麟著，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59页。

[169]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7页。

[170]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3页。

[171]1903年7月13日，供职于《天津日日新闻》的沈荩因在报端揭露《中俄密约》而被慈禧谕旨“立毙杖下”，《大公报》详细报道了残暴血腥的行刑过程：“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犹未至死。后不得已，始用绳紧系其颈，勒之而死。”沈荩惨死引起中外震动。

[172]章行严：《苏报案始末记叙》，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7页。

[173]《黄遵宪致梁启超函》，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0页。

[174]章炳麟：《驳康有为书》，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版，第页。

[175]章士钊：《疏＜黄帝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41页。

[176]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一、二篇）》，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486页。

[177]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3页。

[178][法]古斯塔夫·勒庞著，佟得志、刘训练译：《革命心理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页。

[179]胡汉民：《胡汉民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